饕餮時間﹕紅酒“圍城”中的UNCLE HO私房菜

這是為美國紐約《僑報》和法國巴黎《歐洲時報》撰寫的香港美食專欄﹐兩周一期﹐周六同時刊發。請大家分享﹐也等待著好推荐降臨﹐嘿嘿。
　　據說，在香港上環，有一家歐陸私房菜，專以各色酒類入饌，深得此間老饕們追捧。　
　　一位知道筆者心儀美食的香港姐妹，張羅了一周，跟店東UNCLE HO父子說，有個美食寫手要去拜訪。這虛名，我愛擔。美食裡的人，總是很愛生活，真實不虛妄，與我很投緣。　
　　客居香港，飲食原則﹕要麼，獨自一人，就素食，吃一點﹔要麼，就要有人介紹，不介紹的店家不進，大廚不推薦的招牌不吃。於是，真的就找到不少好吃的。　
　　其實，這私房菜之神秘，全在一個“私”字。戶外沒招牌，報上沒廣告，如果沒有熟門熟路的友人引領，相信即使再在香港住上兩年，也是找不到的。　
　　店子設在一個名為寶恆的寫字樓內，樓下是香港著名的干貨街──文咸東街，一遛地舖賣的全是魚翅、燕窩，只是走在街上，就知道到了對的“美食地界”了。　
　　出電梯右轉，像是要拜訪一家小公司﹕平常住家的門扉上，掛了塊方方木招牌，字是法文CLUB DE SUCCESS 與日文“酒的藝”，很隨性的樣子。　
　　正是午市，大約百平米的廳裡，客人們三、五成群傾談著﹔一張張可促膝的小桌上，一盞盞小台燈烘出些慵散的歐陸氣息。　
　　教人驚艷的，是沿牆壁立的一掛掛紅酒架，客人們和酒們親密無間地挨著。千多瓶紅酒，靜靜地呆在架上，遇賞識的客人想喝了，轉身從架上抽出一瓶，幸運的“她”沒準就是市面上難尋的九二年份法國波爾多。　
　　喊聲UNCLE，一位肥美快樂，長相有些南亞情調，但自稱“香港靚仔”的阿叔，挺著大肚子就踱了過來。UNCLE先告訴你，這枝年份酒，當年葡萄是怎樣地豐收，釀出的紅酒會是怎樣的口味﹔再有，就是配合這酒，該點食法國醃鴨胸，還是意大利小牛扒。　
　　第一次去，就說絕對相信UNCLE的推薦﹕於是，在香港難以想像的大約三個小時午餐裡，有法國醃鴨胸、意大利芝士小龍蝦、酸籽煲法國蛤……當然，少不了紅酒。　
　　配那煙韌的醃鴨胸，UNCLE就拿出一瓶冰鎮匈牙利紅酒。只見瓶子細高挑，UNCLE就是不給看招牌，說是揭了謎底就無趣了。酒，冰口酸甜，喝了兩盞，就覺口爽肚暖，著迷得不行。UNCLE看了，笑著問﹕好不好﹖　
　　又說，配肉嫩的法國蛤，得換另一種南非紅酒。於是，就忘記了還是天光光的午後，與UNCLE對面坐了，一杯杯傾起來，果是酒美蛤甜。　
　　喝到HIGH處，發現每次端佳餚來的，也是肥美靚仔，也是未語先笑，不過就比UNCLE小了一號。果然，他就是UNCLE的小兒子Patrick，這間歐陸私房菜的“大廚”。　
　　“我Dady八0年代專營歐美名牌包，九七前後買包的人不少移民了，Dady就做起了紅酒經紀。他常常帶著我出入美食名店，每每品嚐到佳餚，我就纏著要見煮餐的師傅。手藝，就是在吃和聊之間學來的，”Patrick告訴筆者。　
　　UNCLE暖暖地看著細仔說﹕最初，在這經紀紅酒的房內，Patrick有時煮些菜給我嚐嚐，就會遇到來買酒的人，聞了香味也鬧著要吃。這樣，一九九九年，我就帶著Patrick，有時被人請去家中“做會”﹔有時，就有朋友點了餐單要我們辦貨，然後借我這場子請客。這樣，我們就成了香港第一批“私房菜”。　
　　UNCLE從不打廣告，客人多因了其口口相傳的美譽，摸上門來。老客，就知道要事先預定﹕說好每位的價格，Patrick就會專門為你採購配餐了。“每位五百元，就有鮑、翅上了”， UNCLE說。　
　　其實，私房菜的好處，還在於它的私隱。又一日，筆者帶了兩岸三地幾位文人雅士前往，UNCLE就給了間小廳。　
　　於是，從晚上七點到十二點半，飲酒、美食，從五０年代到今日，兩岸、三地、時局、電影、旅遊，一路吹水。兩瓶怎麼也不醉人的南非、匈牙利紅酒，不但令一眾人兒，飲得舒舒服服，還交代了各自的“英雄史”。　
　　其中一位快筆文俠，酒後站在夜的街道上，對著星空嘆道﹕“Ah!Very very happy time!!”（完）

“清朝留學幼童”及後人

這是一八七二年﹐“清朝留學幼童”們﹐從大清國出發﹐前往美利堅留學前夕﹐在輪船招商總局前的合影。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官辦留美學生。他們中產生了一批北洋政府中的“改良”派﹐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廷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梁敦彥﹐清廷出使美、日（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和秘魯、古巴國的欽差大臣?庚款留美計畫的真正倡議者梁誠。
今日﹐錢特地請幫助招呼一位老先生﹐講座之中才知道看起來頗有學養的梁世平老先生﹐竟然是清廷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梁敦彥的孫。

錢鋼與“清朝留學幼童”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佐敦﹐突破中心。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划主任錢鋼教授﹐為剛剛成立的“香港文化關懷小組”做了一個演講﹐題為《強國夢斷－中國早期留學生和李鴻章的悲劇命運》。
佩服錢的執著與情懷﹐這位中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和記者﹐在二十多年時間里持續關注“清朝留學幼童”們﹐走進了已經塵封一百三十多年的?維系著近代中國“強國夢”的一段歷史。
一張名片﹐一封情書﹐一件長衫﹐一座故居﹐一份節目單﹐一個演講標題﹐甚至一方已經塌陷的墓碑﹐錢用非常溫暖的方式﹐觸摸著一百二十位先輩的“少年足跡”。
聽錢描述﹐為追尋一個歷史痕跡﹐時而沮喪時而興奮﹐同為記者的我﹐實在感同身受。
是啊﹐歷史是什么呢﹖對現世的我們﹐歷史意味著什么呢﹖歷史﹐記住﹐還是忘記﹐真的需要選擇嗎﹖
今日﹐錢特地請幫助招呼一位老先生﹐講座之中才知道看起來頗有學養的梁世平先生﹐竟然是清廷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梁敦彥的孫﹐不過就在文革後期只身來到了香港。他說﹕出來時﹐連一張紙都沒有帶出來。祖父的照片﹐不少還是從錢鋼這里看到的﹐真的非常感謝。
錢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難道中國人還需要來美國﹐尋找中國的歷史嗎﹖
錢說﹐救救歷史﹐可以觸摸的真正的歷史。從中國人的家族史?口述歷史做起吧。
嗯﹐近來﹐作為﹐記者﹐記錄者﹐看到了﹐更多要做的事﹐更多的為文方向。(完)

Dr.WANG Fook-yee,J.P.登台領獎

十一月二十四日，香港社會福利署表彰了五十七間公私營機構，它們在二00六年積極支持此間殘疾人就業。 　　
五十七間獲獎機構來自不同類型的大中小企業，既有香港迪士尼樂園、怡和集團 、漁農自然護理署等大機構，也有基督教角聲布導團有限公司 、 泰屋等中小企業，顯示出社會各界愈益支持殘疾人士就業。 　
咱們的同學漁農署助理署長DR.WAONG Fook-yee,I.P.王福義博士﹐JP.因為管轄的在郊野公園內提供場地﹐給聾啞人開辟飲餐店創業﹐獲得“支持社會企業獎”第一名。
今天頒發的六個獎項分別為“超卓合作夥伴大獎”、“傾力支持典範獎”、“熱心僱主榮譽獎”、“支持社會企業獎”、“積極贊助及推廣獎”及“專業意見及諮詢獎”。

天星碼頭﹐“三維立體”存檔﹖

這是2006年11月11日12:00pm從即將關閉的天星碼頭﹐攝下的天星大鐘關燈前剎那。

這是今日向海外播發的中新社通稿﹕

二十四日，港府表示，用最新的激光掃瞄科技，將舊中環天星碼頭的一梁一柱及其鐘樓，以“三維立體”存檔。 　　

除了這電子方式儲存資料外，有關政府部門正為這座建築物拍攝照片，以不同的角度，將碼頭內的設施及面貌留存下來。 　　

今日，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土地測量師邵偉青表示，當局為保留港人集體回憶，在拆卸天星碼頭及鐘樓前，已利用先進的激光掃瞄科技，將鐘樓及舊天星碼頭的資料以電子數碼方式詳細保留下來。 　　

因應中環填海計劃，有四十八年歷史的香港中環天星碼頭，十一月十一日最後一天提供服務。當天，此間十多萬市民前往告別。新的天星碼頭在十二日即時啟用，距離現有碼頭七、八分鐘的路程，編號為中環七號及八號碼頭。 　　

市民們同時告別的，還有天星碼頭愛丁堡廣場上，矗立的一個鐘樓。 　　

據介紹，鐘樓內裡懸掛著香港最後一個機械大鐘。它於一九五八年安裝在鐘樓內，與英國倫敦大笨鍾系出“同門”。資料指，大鐘由比利時國王贈予英國怡和洋行一名東主，其後轉贈予天星小輪。 　　

近半個世紀來，愛丁堡大鐘每十五分鐘報時一次，鐘聲已經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一些民間團體今年以來，一直盡力阻止將之拆毀。 　　

對於民間的訴求，今年九月二十日，香港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在一份《搬遷中環天星碼頭》的文件中表示﹕有社會人士認為應保留銅鐘，讓現有的“天星碼頭”這個標記成為我們的集體回憶。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鐘樓屬於政府??業，但銅鐘卻屬於天星小輪。二００五年，天星小輪就原有銅鐘搬遷至新鐘樓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後，認為此舉??不可行，因為缺乏搬遷所需及日後維修所需的新零件及構件。因此，新鐘樓會安裝全新的銅鐘。鐘聲與原有的相似，而原有的銅鐘將會拆下，陳列於新鐘樓內。 　　

十一月十一日之後，一個名為“天星大鐘關懷小組”在民間成立，呼籲將舊天星碼頭並天星大鐘，作為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下來。稱它們是深深地根植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公共空間，見證了香港走向現代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這樣的本土文化地標，是香港市民身分認同的根基。拆除這樣的文化遺產，將使市民失去對城市的歸屬感，還會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此間媒體也不惜版面，幾乎日日均有刊登與天星碼頭有關的文章。 　　

按計劃，十二月中環天星碼頭將拆遷，鳴響了四十九年的大鐘拆卸後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 　　 今日，邵偉青表示，以“三維立體”存檔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收集大量的三維測量點(簡稱點雲)，系統可以依此量度點雲中點與點之間的距離、方向等，亦可以製作結構圖、切麵圖及三維模型，以及在電腦模型中飛行，從不同角度展示有關建築物。 　　

他說，掃瞄將整個鐘樓及舊天星碼頭裡裡外外完整地記錄下來，密度達一點五億點點雲，非常精確。不同物質有不同反射強度，掃描可分離建築物的顏色、紋理、座標，以電子方式存檔，方便政府日後考慮如何將鐘樓和碼頭特色融入中環新海濱設計。 　　

不知，特區政府走出的這一步，是不是真的能夠回應了當下的民情﹖﹗〔完〕

登上中環天星碼頭最後一班“告別航”

從http://makafai.blogspot.com/鏈接了這張從岸上拍的中環天星小輪最後一班“告別航”。謝謝“博主”。
抱歉﹐22日粘貼的文章不知怎么迷失了。重新貼吧。
最近﹐香港發生了變化。走過去﹐看見了﹐記錄下來。接著看……

　　十一月﹐十一日﹐午夜﹐十二時。香港﹐中環﹐天星碼頭。五艘天星小輪﹐響起汽笛一片﹐發出摩斯密碼－─長短短短－－長短長長－－短﹐即英文的BYE﹐中文的“再見”。 　　
隨後﹐五艘天星小輪逐一啟航﹐駛向對岸的尖沙嘴。一千八百位市民與百多位嘉賓﹐借一段十分鐘“告別航”﹐集體表達對中環天星碼頭的惜別之情。　 　　
因應中環填海計劃﹐有四十八年歷史的香港中環天星碼頭﹐是日最後一天提供服務。午夜十二時﹐發出這五班“告別航”後﹐即拉閘“落幕”。新的天星碼頭在十二日即時啟用﹐距離現有碼頭七、八分鐘的路程﹐編號為中環七號及八號碼頭。 　　
市民自發的告別活動﹐持續進行了數日﹐人們在碼頭愛丁堡廣場上簽起繩圈﹐掛上一句句告別詞。既有“你永遠留在香港人的心中﹐愿新碼頭能與你薪火相傳”﹐也有對政府拆除中環天星碼頭拆除表示不滿﹐“無視歷史﹐消滅記憶”。 　　
送別活動昨夜達到高潮﹕子夜十二時﹐碼頭愛丁堡廣場上的大鐘﹐悠悠響起十六下香港市民耳熟能詳的音樂鐘聲﹐接著是十二響報時鐘鳴。隨後﹐大鐘燈光熄滅。 　　
據說﹐這口大鐘是香港最後一個機械大鐘。一九五八年安裝在鐘樓內，與英國倫敦大笨鐘系出“同門”。當年由比利時國王贈予英國怡和洋行一名東主，其後轉贈予天星小輪。 　　
隨著最後的鐘聲﹐廣場上的市民﹐一片尖叫﹐鎂光燈也閃成一片。有市民自發組織的告別樂隊﹐此時奏出爵士調別曲﹐一些市民﹐聽著聽著﹐哭了。 　　
中環往尖沙嘴登船處﹐十一時半即已落閘。閘外﹐有青年人持了麥克風﹐不斷發出歇斯底里的哀叫﹔閘內﹐一班未有領到告別航登船証的老記﹐向有份登船的同行狠擊兩拳﹐委托代為“告別”。 　　
臨近十二時﹐最後一班從尖沙嘴過海的天星小輪抵港﹐船內船外鎂光燈閃爍。 　　
甲板放下﹐涌出有不少專程前來達乘告別的市民。一位張姓母親﹐帶著十歲女兒﹐從天水圍趕來。明顯是新移民的母親說﹕“我們很少過來的﹐是想讓孩子多了解一些香港”。 　　
來自英國的Joyce﹐則興奮地既拍小輪﹐又與記者互拍﹕“我的朋友﹐都對香港的天星小輪印象好深。拍這最後一航的照片﹐回英國後放在我的酒吧展示。” 　　
就在旅客一下一上的當兒﹐身著雪白制服的船副﹐站在甲板與碼頭之間﹐既維持著安全﹐又好脾氣地讓人“影”了又“影”﹔平素幾乎不被人看見的操縱甲板工人﹐是晚也穿著嶄新的一襲深藍工裝﹐每見有鏡頭對著自己﹐立刻挺直胸膛。 　　
隨著甲板的收起﹐船艙內響起一片歡呼﹐以青年人為主的“告別航”﹐熱鬧仿佛嘉年華﹕ 　　電視記者﹐趴在船舷﹐攝錄下最後的離岸鏡頭﹔在船舷完全離岸的一剎那﹐人們向著碼頭揮手、尖叫﹔最多的是舉起相機﹐記錄下自己與天星碼頭告別的時刻﹔同時出發的幾艘“告別航”錯船﹐人們尖叫著打招呼﹐然後互相成為鏡頭里的影像。 　　
船艙內﹐一位似乎有亢奮的男子﹐在船艙里不停地行禮、致敬。一位耿先生﹐特地帶著妻兒登上“告別航”﹕“我和太太以前‘返工’常常搭這輪渡﹐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一對小戀人﹐明顯不想被打擾﹐悄悄立在船尾﹐面向天星碼頭告別著。
忽然﹐傳來一陣歌聲﹕Happy birthday to you……,原來一個小白領女恰好今日作壽﹐就與一班“姐妹淘”登上了天星碼頭“告別航”。 　　
一個碼頭的搬遷﹐引起市民如此強的情感投入﹐記者對此間公民關注公共事務的意識﹐嘆為觀止。 　　
從北京回港的文化人陳冠中﹐是日上午在亞洲文化合作論壇的演講中表示﹕香港是一個文化“雜種”城市﹐包容各種歷史與文化的記憶﹐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有一天﹐人們會發現﹐拆除中環天星碼頭﹐“錯了”。 　　
正在此間觀察香港文化生態的龍應台女士﹐是晚對她的一眾學生說﹕歷史﹐會記住這一天。　

女人的美﹐有時教人想哭。

K:

秋日午後﹐裹了俄羅斯大披肩﹐鑽進了灣仔的影藝﹐花了三個小時去看一齣馬高泰尼奧.拿 的《THE BEST OF YOUTH》(燦爛人生)。
三代人的情感故事﹐放在那樣一個大動蕩的時代﹐教人唏噓不已。還好﹐歐洲人大抵對人本的那一面有天然的感悟﹐即使在最險惡的時刻﹐也會有光?有暖意。

喜歡的對白與畫面﹕ 　　

一﹕女子與男子﹐五分鐘的西西里小島相知後﹐羅馬偶然重逢。秋的公園長椅上﹐一個有蘋果的午餐。女子說﹕想分享我的蘋果嗎﹖男子﹕(搖頭)……女子﹕我原諒你﹐因為你可愛……男子﹕我想吃蘋果了。女子﹕(遞過咬了一半的蘋果)。男子﹕(有很好面部輪廓和咀嚼肌的那種﹐咬了一大口蘋果﹐歪頭在椅上﹐彎了眼看著女子﹐笑)……女子﹕(站起。背影。搖手。拜拜。體態上透著……) 　　

二﹕另一女子﹐曾經有勇氣要推翻政府的女子﹐不讓情人與女兒再來獄中見面的女子。監獄里﹐收到了情人的包裹和傳話﹕“只有你﹐才看得懂的東西。”一疊書的最底﹐抽出的是一本樂譜……手﹐在快速翻閱的樂譜上﹐起伏﹐音樂﹐在心中流淌……忽然﹐手狠狠地合上了樂譜﹐女子大聲叫著獄卒﹕把包裹退給郵寄人﹐說﹕“我不要”。 　　

三﹕又一女子﹐老且甜美的女子﹐一位家族的尚存的“源頭”。在痛失愛子數年之後﹐意外知道還有“遺腹孫”。船﹐在前往西西里見孫兒的海面上﹐艙內女子同兒子談起了已經成為傳說中的男子，“她的男子”。“他那時在市場擺攤﹐與其他攤一樣賣水果。不過﹐就在果子上插了牌子﹐寫著‘西班牙甜橙’。我問﹕真的是西班牙來的嗎。他答﹕你沒有聽到腳底板敲響的舞步嗎。老且美的女子﹕(攬鏡﹐撩發﹐眼風)我買了他的橙﹐也嫁給了他……

女人的美﹐有時教人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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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的情感糾戈﹐與劇中人四十歲左右開始的命運﹐讓人忍不住要去追看他們的“最好的時光”。 結果﹐是再去追看上集。
果然﹐一樣的輕狂﹐一樣的心跳﹐一樣的不知所以。喜歡﹐象在追訪當年的自己。

關于龍應台的一些影像

關于龍應台的一些影像﹕
淡定的龍應台。
在香港大學舉辦《龍應台的香港筆記》發表會﹐行走兩岸三地文化人陳冠中是對談人。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部分學員。

龍應台在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種子

二００六年十一月﹐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擔任講座教授的龍應台﹐完成了兩個心願﹕

　　一﹐她的新書《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２５號》正式出版﹐全書完整集結了三年來她為香港所寫的文章。這本書在香港首發，且是全球唯一版本﹐龍視其為向香港交出的一份“作業”﹕“這下﹐我覺得對香港有所交代了。”

　　二﹐她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開設的、 歷時九周的“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課。報讀課程的八十多位學員﹐有香港政府部門的公務員 、此間各大傳媒的編輯記者及專欄撰稿人、畫家 、作家 、律師、建築師﹐甚至會計師﹐還有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學習的碩士 、博士﹐也有每週專程赴港聽課的內地報紙編輯記者。在結課演講中﹐龍對著這群“超級學員”說﹕“夥伴們﹐我希望﹐我們已共同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十月七日﹐在香港大學研究生堂嘉年華餐廳﹐龍在“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學員的一次晚餐會上首次披露﹕三年來﹐她對香港文化生態的觀察﹐經歷了三段心路歷程﹐出版《香港筆記》和是堂“傳媒素質課”﹐正是她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三階段－─“播種”。

　　此前，香港《明報》曾以《龍應台香港開課金針授人》為題，介紹這個課程。記者在隨後九周的觀察中，體察到龍持續不斷在“公民社會文化政策制訂的民主程序”這個主題上，磨礪學員的思維之劍。

　　課程從“文化是什麼”、“文化為什麼”、“文化政策影響什麼”、“文化政策制訂的國際比較”入手，進而引導學員們在港進行一系列“田野調查”，進一步思索“香港的文化政策制訂缺失了怎樣的民主程序”、“香港的歷史文化傳統對這個後殖民地城市意味著什麼”、“公民社會之公民對城市的歷史與未來肩負怎樣的責任”等問題。

　　“或許已太晚，但這是公民社會?公民應負的責任”，面對近來此間越來越多關於傳統保護與建設發展“非此即彼”的爭拗，龍果斷地要求學員們用“思維之劍”直挑一系列“正在發生著的歷史”。如：西九龍計畫之審視及建議，啟德機場舊址規劃之實地參與，對灣仔市區重建的看法，香港古跡保存的問題，香港海岸線規劃之審視，香港文化公民權的檢驗等。

　　龍如同一個文化的“啟蒙者”，要在尚將“文化”僅僅看做是表演、展覽、博物館、圖書館的“文化蒙昧”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十月八日﹐龍在向學員們發去一封信中寫道﹕“親愛的夥伴們﹐香港、澳門、廣州、深圳，都是在開發和文化保存的岔路上徘徊的城市。這些城市，需要認真、投入、成熟的公民去關心，持續地關心。”

　　“因此，在面對我們課程很快就要‘結束’的時刻，應台希望創造一個可能，一個不‘結束’的可能：同學們是否願意思考，在課程結束之後，組成一個‘文化關懷行動小組’。Culture Concern Group? 應台相信，香港需要我們。”

　　十一月十一日，伴隨著“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束，一個“白玉蘭文化關懷小組(暫名)”宣告成立﹐其第一個行動即是關注當晚進行“告別航”的中環天星碼頭。這個有四十九年歷史、 凝聚港人“集體記憶”的碼頭﹐因新一輪填海運動被搬遷，當日十五萬港人前往告別。

　　“補上”華人學者不可缺的“香港課”

　　在“江湖”行走多年的龍應台，在臺北刮起“龍旋風”之後，為何會選擇香港，作為文化關懷之地？相信這是許多人都好奇的問題。

　　一九九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閉門讀書”的龍應台，被馬英九延攬進入臺北市府團隊，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在八○年代曾經點燃“野火”的臺北，又刮起一股“文化強勢”的“龍旋風”。二○○三年，龍離開馬團隊，回歸“山林”。

　　龍告訴記者：“當我為臺北市的文化發展擘畫﹐‘粉身碎骨’投入了三年三個月又三天後，感到必須抽離了。一方面，我會不停地比較，看我離開政府之後，文化政策的制訂與運作又如何；一方面，如果不離開，傳媒們會不停追問我的意見，那麼我的下一任會很難做。”

　　“選擇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始終對華人城市有興趣。香港與臺北地理、歷史軌跡接近，可是作為一個華人知識份子，自己對香港很無知，是不可以原諒的。”

　　於是，二○○三年初，龍應香港城市大學邀請，在中文系擔任了一年客座教授。

　　讀董橋先生寫于二○○四年十月四十八日的《龍應台看海的日子》，方知道原來董與龍是臺灣成功大學的師兄妹，龍之所以選擇“歸隱”香港，董的建議相當重要。董在文章中寫到：“香港從來不懂得講究中文，可是我倒勸了龍應台這幾年不住臺灣住香港。上星期我還勸她不要辜負她那座望海樓臺，潛心多寫文章，跟我分用報上的篇幅。她想了好幾天。”

　　“終於，我師妹決定寫一個《沙灣徑25號》的專欄，每星期先寫一篇，寫慣了會寫兩篇：思考中的獨白，山道上的啟示，藍海邊的頓悟，講堂?的叮嚀，都寫。”。

　　驚覺香港乃經濟巨人文化矮子

　　在一次聊天中，龍笑言：“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可是很是守作客‘本份’的，觀察但未有發表任何批評及意見，可視為我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一階段。”

　　“在臺北做文化局長時，我曾將華語區的新加坡、香港、北京作為臺北的文化‘假想敵’，研究設計怎樣的策略，可以令到臺北從文化上，在這些華語城市中凸顯出來。”

　　“原本以為九七之後，香港在文化政策上會經歷一個調整階段。可是，來港觀察後發現，外界對香港的印象與實際反差太大了，許多在文化方面必須做的事情，香港其實從來沒有作過。”

　　龍分析說，“一方面，香港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超過臺北好幾倍，且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有錢的程度，實在令臺北望塵莫及。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思維與文化政策卻幾乎為零，這比起臺北又實在是遠遠落後。”

　　“如今，當了四年納稅人，也瞭解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包容性，我才敢於講出來”，龍笑言，“如果拿臺北和香港作個比喻，那麼臺北是頭腦大而手腳萎縮，香港則是沒有頭腦但手腳特別發達，都算不得‘健全人’。”

　　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衝動

　　“我的實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衝動’，在二○○三年十一月終於‘發作’”，今年立冬日的午後，在香港大學一間幽靜的會客室，一襲黑衣的龍，習慣地斜睨著天空，悠悠地回憶著。

　　那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龍計畫進行商業招標，計畫在維多利亞港灣畔、四十公頃的璀璨海景地、投資二百五十億港幣，建設一個由開發商投資並運營的西九龍文娛區。計畫建三個表演區，四個博物館，加上廣場，酒店，住宅，餐廳和商店以及各種娛樂設施的大型文化娛樂區，還有一個涵蓋整個區域的大天棚。預定在二0一二年完成。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這都是一件重大建設。有許多疑慮圍繞在幾個具體問題上：商業目的是否會淩駕于文化內涵，國際觀光取向是否忽視本土藝術的栽培，未來的經營會否成為財政包袱”，龍應台說，“太多的不明確了。觀察這件事，我的感覺是香港的政府怎麼這麼大，香港民間的聲音怎麼這麼弱？”

　　於是，龍應台開筆，進入了對香港文化關懷的第二個階段。二○○三年十一月一日一篇《思索西九龍》在《明報》見報。“當時﹐奇怪極了，拋出去的磚，如石沉大海，一點反應也沒有”。

　　不過﹐時隔一年，即二00四年十一月九日﹐龍應台在香港大學的一個題為《香港﹐你往哪里去﹖──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從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的視角﹐禮貌而深刻地頻頻追問後殖民時代香港文化的定位﹐就在城中瞬時“激起了千堆雪”。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近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香港?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舖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隻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她痛陳﹕“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句?，重新發現自己是誰。”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此後，龍應台關懷香港文化生態的文字，交替出現在此間兩家主要媒體上，且每一篇文字發表之後，都會成為幾日內各大媒體談論的話題之一，可謂一紙風行。

　　記者尤記得，已經在此間兩家閱讀人群迥異的有影響報紙﹐刊登了一系列香港文化觀察文章的龍應台﹐今年七月在她的另一本新書的發佈會上，詢問此間一家電臺的‘名嘴’：“我的文字到底是哪些人在看呢？究竟碰觸了香港人哪種人的心思呢﹖”

　　她在一次演講中說﹕“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內部：保護海灣的運動，灣仔區議會對灣仔老區的關懷行動，四年前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點滴心血，牛棚書院、Project Hong Kong 和種種社運團體的努力、媒體文化版的持續討論，專欄作家的日日呼籲，甚至民政局所主導的種種文化論壇……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噗噗蠢動。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鬆動的，是那麼地少……”

　　“直到今年六月二日，《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的主體性》發表，但無助於影響‘文化缺席’狀況下政府的決策，我才痛感以文化人之力傳播‘公民文化精神’，在香港這個文化政策意識尚未‘開蒙’之地，實在太難。恰在此時，我預備在港大開一堂課，於是‘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這個課名自然產生了。我沒見過更認真、更投入、更成熟的學生……當課程結束時，我對自己說：對香港，我有交待了。”

　　將內心發生的變化稱為“南洋意識”

　　“在香港生活的這幾年，誘發我觀察華語區文化的視角，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我稱之為‘南洋意識’”，就在十一月的那個午後，龍以特有的婉轉語氣，配合龍式嚴密邏輯，闡述道：“中港臺的知識份子，一貫以從北往南的視角，即新舊首都北京、南京的‘中原視角’，觀察華語區的文化現象。普遍對‘南洋意識’下的反哺文化潮，幾乎沒有瞭解。”

　　她分析說：“所謂‘南洋意識’，就是掉轉看問題的視角，從華語區的南洋世界反觀中原。其實，歷史上閩、粵、海南的下南洋潮，是華語區人口的主要流動方向，他們將客家、閩南、海南文化，帶到了新、馬、印尼、菲律賓等‘南洋國家’，近百多年來從南洋‘逃’回香港的華人，又將帶往南洋的華語文化帶回來。這些南洋回港的華人，多較為集中聚居此地的一些區域，並保持著甚至幾百年未有變化的華語族群文化傳統。我感到，從這樣的角度深入觀察香港，有不少難以解釋的問題，反倒迎刃而解了。”

　　結束了“傳媒素質”課，次日龍就飛回了臺北，儘管還要在世界各地去演講，她內心最為關注的還是“她的島”。

　　據悉，龍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的簽約到二00七年七月，龍說：“或許我會就此告別香港一段吧。”(完)

難忘他的《STEP UP》

K:

看了翻譯為《舞出真我》的《STEP UP》﹐一齣好看的舞蹈片﹐據說導演安芬烈查 Anne Fletcher 是美國著名的編舞師。
喜歡海邊屋頂天台上﹐面向大海的一對舞者﹐來自靈魂與人性深處的激情噴發。男子向著天空的托舉與旋轉﹐該是讓掌上女子的靈魂怎樣的愉悅──天堂般的愉悅。想﹐女子的一生﹐在那一剎那﹐達到了幸福的頂點。她﹐是不會﹐忘記他了。
喜歡那個窮街窄巷中長大?一點無世俗氣的大個男孩泰萊。看著那少年維特之煩惱﹐真想伸手去拍拍他的肩﹐甚或不言不語陪陪他。
片子的節奏?音樂?舞蹈?情緒﹐很會拿捏人心﹐反正是也笑了﹐也眼紅了。得服氣﹐美國片。

片子﹐在兩情相約的擁抱和美美的和弦中結束了。陷在椅中不想起來﹐想﹐會用身體語言說話的人﹐一定是上帝特別挑選出來的﹐那感覺﹐多么美。

不知﹐換個性別﹐看這片兒﹐會是什么觀感﹖好奇。

末班天星小輪的一些影像〔二〕

靠岸的瞬間
過生日的小姑娘
關上落船甲板的一剎那

末班天星小輪的影像〔一〕

末班天星小輪的大副 和 甲板工

香港中環天星碼頭最後一夜的一些影像。
關于碼頭。

天星碼頭﹐考驗什么﹖

大約﹐從此沒有港人會忘記十一月十一日。

　　因為﹐那是十幾萬人涌到維多利亞港﹐為一個名為“中環天星”的碼頭送別的日子。

　　這樣的情景﹐在香港也是頭一遭﹐注定要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個“集體記憶”。

　　怎樣看這件看起來猝然發生﹐實質也是必然發生的“天星碼頭事件”﹖

　　此間文化人馬家輝在《讓抗爭也成為集體回憶》的評論文章中寫道﹕這畫面難免令人聯想到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於廿世紀初所曾感嘆的一句名言: 現代人的感動, 與其說在於“一見鐘情”(love at first sight), 不如說在於“最後鐘情”(love at last sight)。

　　他寫道﹕本雅明的感嘆本意當然不止於嘲諷。他當時旅居巴黎, 目睹“資本主義盛世”(high capitalism) 如一列火車轟轟烈烈地往前奔馳, 在不停滾動的車輪下, 多少建築、幾許文物慘遭拆卸, 由此在人們心底勾動了非常曖昧的情緒: 一方面, 在所謂現代化的大潮下, 汰舊換新似是天經地義的硬道理,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新舊之間彷彿勢成對立; 然而, 另方面, 時代的變化速度愈是激烈不居, 愈易驅使人們汲汲從昔日的歲月裡尋找安定的心理依歸, 在這意義上,“發展”和“懷舊”有如一對怪異的雙生子, 一個把腳步向前, 一個把眼睛望後, 資本主義的貪婪替自己播下了抗爭的種子, 它, 製造了自己的敵人。

　　撰寫《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家陳冠中﹐當日在港出席亞洲文化論壇﹐他在會議上快人快語﹕拆遷天星碼頭是一個“愚蠢得令人不敢置信”的決定。他說, 如果這個決定是在卅年前所作, 尚可理解, 昔時香港落後, 民智未開, 殖民狂暴, 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 可是到了廿一世紀的二00六年, 政府仍然作出決定, 簡直笨拙得令人無法思議。

　　事實上﹐保護天星碼頭的行動仍在繼續﹐據說一個“天星大鐘關注組”已經成立﹔此間媒體也不惜版面﹐幾乎日日均有刊登與天星碼頭有關的文章。

　　這幾天﹐一封致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信﹐正通過因特網在香港流傳﹐征集市民簽名。信中稱﹕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令香港驕傲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深深地根植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公共空間﹐見証了香港走向現代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這樣的本土文化地標﹐是香港市民身分認同的根基。拆除這樣的文化遺產﹐將市民失去對城市的歸屬感﹐還會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

　　其實﹐維多利亞港中環的填海計划的可行性研究﹐早在一九八九年已經完成﹐填海工程的第一、二期分別在九七、九八年完成﹐新天星碼頭的建設﹐與舊天星碼頭的拆遷﹐是這個填海計划的第三期。為什么﹐民間對于拆遷天星碼頭的抗議﹐到了今年下半年才姍姍來遲地“爆發”﹐以至于到了最後一日的悲壯﹖生活在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港人﹐為何會如此後知後覺﹖

　　在香港進行文化觀察三年多的華人知識分子龍應台﹐其實早在二00四年十一月﹐在香港大學一個題為《香港你往哪里去﹖》的演講中﹐對後殖民時代的香港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建設“非此即彼”之亂象﹐就有過這樣的闡述﹕

　　“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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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

　　原計划﹐十二月中環天星碼頭拆遷﹐鳴響了四十九年的大鐘拆卸後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如今面對這樣的民情﹐特區政府面該怎樣走出下一步﹖真的是非常的考驗。(完)

Hi﹐我是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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