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碼頭。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梁文道。

恩﹐
謝謝傳來如此專業的新聞梳理。新聞人﹐也就是以精准記錄﹐來為夢城作傳了。讀之﹐動容。
明報
P04-P07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By 梁文道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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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點鐘的太陽
所有的社會運動都與轉化有關，它轉化的不只是社會的肌理、結構與世界觀，它更直接地改變了運動參與者自身。有時候，往往是很多時候，一場運動無法達成它的目標，好像什麼都沒變過；但它卻紮紮實實地改變了運動裏的人。
說到人，我們常常聽見好些社會運動裏的人物說出一些很宏大的目標很高遠的理念，但這些人為什麼會接受那些理念追求那些目標呢？他們一定是先具備了某種人格特質，有自己的偏好、欲望甚至缺陷，才會認同一場社會運動然後投身其中。要探視這林林總總的個人條件，我們不能直接地問他們為什麼要來，更要問他們在運動前後的變化，以及在運動中得到的東西。否則他們給出的答案說不定就只是那套崇高理念與遠大目標的不同變奏。

我很怕做訪問，因為嫌累，但是編輯一找我訪問這幾個「本土行動」的年輕人，我幾乎就立刻答應了。理由之一是我支持他們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行動，而且我也認識他們。理由之二是媒體大規模的報道很容易就掩蓋了個體的身影；而這些人，這些年輕人，我以為是很有希望，很值得大家去認識的，就像毛主席說的，他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七月三十一號那晚，皇后碼頭熱鬧得簡直像個舊生會派對，從莊陳有與黎則奮開始數下來的四代積極社運分子都來了，大家都被這股晨光的熱力吸引，一個個走去為絕食中的三名青年打氣。似乎正好應了「本土行動」最喜歡談的那句話： 「我們要尋回香港被壓抑的抗爭傳統」。有一個後來當過傳媒高層的「老鬼」甚至對朱凱迪說： 「唔駛驚，幾時無飯開就call 我啦！」除了一堆「老鬼」，當然還有許多熟悉的臉孔：黃毓民、馬家輝、杜耀明、吳俊雄……老人家一多，意見自然也多，可即說過要請吃飯的那位「老鬼」說得好： 「我意見就梗係好多，不過你千祈唔好聽我老點。路要自己行，錯要自己犯過，接下來才有打勝仗的機會。」

這組訪問的目的，就是要看看這四個青年自己走過的路。唯一的遺憾在於為「皇后之役」出過力的人實在太多，絕不限於「本土行動」，這四個人更不能說是代表。事實上光是清場那天被警方抬出來的人群裏就有不少特地趕來的市民。所以我們不能把這四個青年當樣本，他們就是他們自己。文：梁文道圖：楊揚明

道德感召的力量——陳景輝

在4 位受訪的青年裏面，我最早認識的是陳景輝，他的年紀也是這4 個人裏最小的。他是我老朋友楊秀卓的學生，非常聰明好學，說話也非常有條理，那時候剛在牛棚書院遇見他就覺得這個小孩前途不可限量。不是嗎？才十多歲的年紀就喜歡啃一大堆大部頭的學術書，遇到任何生活上的小事都還保持一股童稚的疑問（只是到了他這年齡，我們稱之為「批判精神」）。我喜歡他，或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很相似，後來我還聽到有人稱他為「小梁文道」，甚至在訪問他的現場，也有路過的朋友指我們笑： 「乜你兩個咁似樣」。但是我心裏清楚，我們是不同的，因為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當我還在單純地使用大腦計算與謀策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人格修煉的境界了。

梁：對你自己來說，整個運動的轉捩點是什麼？

陳：我覺得是去年12 月我們開始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現場的那一刻。最初我們只是很靜態地展示標語，弄些很藝術的東西來抗議，單純地表達意見；但是當我們進入工地，爬上推土機之後，事情就變成了「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式的社會運動了。這個變化的意義在於之前我們只是表達意見，希望和政府對話，可是後來我們發現政府根本不理會你，也不回答你的問題；於是我們就得直接用身體去阻擋它，拉住它，叫它停手了。

梁：你在這個轉變裏的角色是什麼？
陳：當時號召大家衝進去的就是我，如果政府開始圍板動工，我們就收隊散去，我們到底來幹什麼呢？如果政府完全拒絕對話，你就自己收聲離開，那一開始你又何必要來呢？
後來提出轉移陣地，進駐皇后碼頭的並不是我；但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只有這麼做才能顯示出我們的意志與決心。很多市民在過去幾個月看見我們在此露宿，都會說： 「頂住！後生仔，我支持你」。假如我們只是報紙上點東西說說話，不一定會有這種效果，也不可能聚了這麼多人過來，整場運動更加搞不下去了。
後來我決定絕食，也是希望呼喚更多的人出來，不只是路過的時候替我們打氣，而且是加入我們。你們不是稱讚我們有毅力嗎？你看我們都已經開始絕食了，你還不能多走兩步嗎？
梁：所以你定位自己運動的呼喚者？
陳：也可以這麼說，我記得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經歷，龍應台問我們香港可曾有任何一次抗議能夠改變政府，結果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說七一拖延了23 條立法，有人說別的東西，但就是總結不出什麼經驗，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總結的模式。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們有那麼漫長的抗爭歷史，但我們究竟少了些什麼，使得社會運動那麼不顯眼，那麼邊緣？我很想探討一種新的社運元素，找到一種新的政治生活。
梁：你的意思是什麼？
陳：在我們剛開始絕食的時候，勞永樂醫生開玩笑地對我們說： 「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能夠絕44日，香港人？三四天就不行了」。我覺得是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不要求自己的身體和意志？難道我們不用磨練自己的體格、毅力和氣魄嗎？香港社運史上不乏正義感和道德感很強的人，但除了少數例外，似乎不容易找到一能夠感召人的模範與榜樣，比如說像甘地那種人。

所以要不就別絕食，否則就要徹底地絕食。因此我們在絕食的時候連葡萄糖水也不喝，還被朋友責怪呢。更有不少人叫我們別亂跑亂動，節省氣力；叫我們定個期限，接力絕食。但我就是要在絕食的時候還站出來和別人說話，就像平日一樣地向來訪的市民解釋我們的看法，讓他們意識到眼前這個講道理的人是正在絕食的人，而且是清場之前無限期絕食的人。

去年12 月我們闖進天星工地，我和另一個朋友爬上推土機揮旗，他本來悠閒很隨意地那麼站，可是我說： 「站直點，挺起胸膛，我們一定要很有力地揮舞我們的旗幟！因為我們是有信念的人，我們要讓市民看見我們的決心！」。
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的時候，韓國農民的表現就很令人震撼。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被趕進了灣仔的馬路上，四周佈滿了防暴警察，氣氛十分肅殺。他們本來應該很疲倦很絕望了，但是我看到那幾個輪流負責揮旗打氣的人竟然還是那麼地果決，還那麼地有氣魄。我想我們一直缺乏的就是這股感召力了，你未必同意他們的主張，可是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不能不尊敬他們。道德和正義是要透過活生生的人去表現出來，去讓人感受得到的。這不只是一兩位領袖才要具備的氣質，還是集體的精神力量。
進入事件的中心——周思中
我去年才認識周思中，但我在好幾次綠色和平的行動裏面都見過他的身影，印象中他一直都是社運的積極分子，而且他還和許多更年輕的活躍人士一樣，即便是綠色和平，也嫌它太「巨型」太有組織太有程序了。於是他離開了綠色和平，加入了獨立媒體這個時常支援各種社會運動的蚊型傳媒。可是當我和這個皮膚曬得黑亮的小伙子談過之後，我才發現他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梁：你自小就關心時事嗎？
周：其實我以前只不過那種很尋常很悶的男生，世界只有球場那麼大，除此以外什麼都不關心什麼都不感興趣。可是中五之後去了另一家中學，正巧圖書館有個很友善很肯教人的Miss，所以就常在圖書館裏消磨課餘的時間，翻翻報紙讀點書，同時也開始聽大班和毓民的節目，漸漸變成了一個對主流政治能夠侃侃而談的人。後來升上中大當然讀政治，一心追求更多的政治學知識；但在學生報碰到一班哲學系的傢伙，才發現自己學的東西還不夠「批判」，於是畢業之後就去了嶺南念文化研究，最後更加入了綠色和平。
梁：在整個運動裏面最難忘的是什麼呢？
周：有一個場景特別有趣。去年12 月12 日我們闖進天星工地之前，簡直就像一幫烏合之眾，三兩個散兵游勇或者站或者蹲，行行企企地舉標語牌，有車經過就閃開。我們把一條鐵鍊圍在工地外面，但它就像我們一樣，有氣無力地垂在地上，很不像樣子。梁：哈哈，你不是做過綠色和平嗎？應該很有經驗才是呀。
周：大佬呀！綠色和平每次行動前有briefing，會計算拍攝角度和視覺重點，我們這群人怎能相比？
說回那晚的行動，自從我們進入工地之後，情就完全不同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工地裏面是要有安全裝備的，我們什麼都沒有其實就已經觸犯法例了。那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從前我只是個站得很遠的觀察者。就算後來參與了社會運動，你的分析再精準，說話再有力，你還是在外圍的，別人也不一定要睬你。但是那天晚上我們大伙站在推土機旁，站在鎂光燈下，你的任何一個行動選擇，即使你站的位置不同，也都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我從未如此接近過事件的核心，好像所有動作都直接影響最終的結局，事件的原因和後果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短非常短。
梁：你的感覺如何？是不是很有種被「充權」（empowered）的感受？
周：感覺十分地清新，與做鹹魚完全不同。所謂「鹹魚」就是攤在地上任人宰割，完全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是這麼接近事件的中心是有代價的，就像有一張balance sheet，你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獲得力量是有代價的，你要為自己的行動背負所有的責任。平常我們做個普通市民當一個旁觀者，是不用付出代價的，但也因此什麼都改變不了。梁：事到如今，會不會覺得挫敗？
周：當然會！尤其清場那天早上回家睡了一覺，回來之後竟然就封路進不去碼頭現場了。太後悔了！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怎樣總結經驗，回述這段故事。例如當我們開始進駐皇后碼頭，在那裏露宿之後，我們才發現這個地方原來有這麼長遠的歷史，而且是個被壓抑的抗爭傳統。數十年來，這裏發生過那麼多可歌可泣的集會、示威和遊行一切加起來比起保衛天星碼頭時所說的那種「集體回憶」要複雜得多有力得多了，遠遠超出了所謂文物的歷史價值。我們要想辦法把我們捍衛皇后的故事接上這個傳統，透過它說出一種不一樣的香港故事，描述一種不一樣的香港人。
數十年來，香港人不只是殖民政權下的旁觀者，他們不只是順民，在他們之中還有一批主動的，想要改變現實的反抗者。假如我們能夠清楚地傳達出這個版本的香港故事，我們就不算徹底失敗了。
不會說話的發言人——朱凱迪
「本土行動」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過程裏，最讓我吃驚的一個人就是朱凱迪了。為什麼？因為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十分十分地害羞內向，而且說話有點結巴，怎麼轉眼間突然成了一個行動派？還當上了整場運動的發言人呢？
有媒體「揭發」他在念書的時代本是個文靜內歛的小男生，自從去了伊朗留學回來，才變成一個可怕的激進人士。這是非常有趣的說法，好像要暗示他在什葉派的老巢接受過伊斯蘭革命傳統的恐怖訓練似的。雖然我挺喜歡這麼傳奇的故事，但可惜我們都知道，即使在他從伊朗回來之後，他還是那麼地文靜，害羞甚至自閉。
為什麼他會變成一個香港社運史上最不善言辭的發言人（但很多前線記者又很喜歡他，覺得他可愛）？更重要的是在一堆能言善道的示威者之中，怎麼會選中了他當發言人呢？學校拆尿兜你也要生氣？
梁：為什麼你是發言人？
朱：其實我真的不太懂說話，你也知道，我很孤僻，每次見記者都當做是自己在獨白。我比較擅長獨白。
梁：那為什麼是你呢？
朱：進入天星工地之後，記者都來了，大家都覺得要找一個人出來說話，於是就你眼望我眼，看誰的樣子比較適合。阿周（周思中）不願意，其他人也不願意，大概覺得我做過記者吧，於是就推了我出去。其實一開始也不是只有我一個，陳景輝與我都是發言人，但自從我開始在天星工地絕食，記者們就很自然地聚到我那裏了。本來陳景輝是比較適合的，他說話比較有邏輯。
梁：這倒也是，就算不絕食，你的樣子也很像一個飢民了，挺有說服力。但為什麼接下來都是你呢？
朱：嗯，其實我也不是不能說話，只是要看情緒。要是感情到了，我就會說得很流?。
梁：你的情緒是怎麼來的呢？你對皇后碼頭很有感情嗎？
朱：這要從我的過去說起，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孤僻的人，總是對其他人忽略的老東西老環境特別有感覺。我中大念書時副修中文，你也曉得中大特別強調道統，我們的老師很喜歡說： 「，你們要記住自己的傳統，我們的師祖就是國學家×××先生」之類的話，這種有歷史有傳統的感覺很好，讓我覺得自己有來由有過去。
圖書館的書背有借書卡，上面會記一些借過這本人的簽名，例如李天命這些名人。我有時候還會蒐集這些借書卡。
梁：那不是偷嗎？
朱：但它們已經沒有用了呀！現在借書還書都是用bar code，借書卡只是種還沒有除淨的廢物而已。說到偷，我還偷過崇基圖書館的舊桌椅呢。當年他們把一堆待棄的書桌和椅子搬到一間沒多少人使用的閱覽室，堆成一堆。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了就覺得生氣，覺得它們很可憐，那麼好的木家具。
你還記得嗎？崇基圖書館男廁的尿兜是很古怪的，上窄下寬直到地面，不算很實用。校方重新裝修的時候把它們都打爛扔掉，我看了就憤怒。
梁：連拆尿兜你也要生氣？
朱：我氣的就是為什麼你們連尿兜都不放過。
梁：……所以你就把這種對老東西的依戀移情到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身上了，但你和這些地點有過任何關係嗎？
朱：當然有，我中學的時候老在大會堂圖書館看書，那時還常常經過卜公碼頭。我很喜歡中環這一帶的海濱，在整片璀燦明亮而現代的燈火之中，它們像一塊沒人注意的，untouch 的空地，自由自在，任何人都可以來到這裏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那是種很美的事物。對了，我覺得老東西就有這種美好氛圍，包圍你，使你感到舒適。它們就像圖書館的老桌椅，校園老樹樹蔭底，沒有人監視，也沒有太多的規劃，學生可以窩在裏面做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覺得一座城市也該有這樣的暗角，也該有這種美好。卜公那邊沒了之後，我特別不想回到曾經熟悉的中環。但是皇后碼頭還有這種規管比較少，不受干擾的自由感；不太光鮮也不華麗，但是很舒適，非常美好。老東西除了讓人覺得有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有這種使人自在的舒適感。
梁：所以你對皇后的碼頭的感情是很私人的感情？
朱：是的。但我覺得這份美好又是很多人都能分享，也都應該有權分享的。所以我才會在某天突然想起「為下一代保留此地」這句口號，我真的相信這句話。 在人群中書寫自己——鄧小樺
我以前訪問過鄧小樺，當時是以介紹一個年輕作家的角度去介紹她的。她年輕、活躍，時常哈哈大笑，動作的幅度比笑聲的音量更大；但她始終是一個作家、一個詩人。而她的詩，抒情內向，她用我形容另一位作者的詞形容她自己的寫作「室內的憂鬱」。
然而在整個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裏，我們更常發現鄧小樺是個拿擴音器對警察高聲喊話，不時創作別致宣傳口號，與四出聯絡友好的「公關」。
家與社運搞手這兩種身分當然沒有矛盾，恰恰相反，有不少傑出的作家都是積極的運動分子，也有不少獻身社運的人能寫一手好文章。不過我還是很想透過鄧小樺去理解「文藝少女」（假設她還能夠被稱做「文藝少女」）與社會運動參與者，這兩個角色之間那具體而實在的連繫。
因為你要所以你可以
梁：你的寫作經驗對這場運動有幫助嗎？
鄧：我猜這會讓我比較敏感一點吧，能夠關注平常不為人注意的人物與細節。同時，或許，我可以用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去表達去說話。反過來看，其實我這一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作者通常是比較內向的，有種「室內的憂鬱」。但運動總是群體的，而群體卻是有壓迫感的，不一定可以由你那麼自主。還好我們在「本土行動」裏面做任何決定都是不投票的，就算有分歧，也是一直談下去，直到產生一個共同的傾向。在這個過程裏面，個體要學懂的就是怎麼去感覺群體中的那股flow，那種走向。
你玩過「大話繩」嗎？這感覺就有點像玩「大話繩」，你有主動的機會，有調控繩索牽動對方的能力；但你也不能完全掌握這些機會與能力，你必須感覺對面傳過來的力量以靈巧地牽引它。
梁：你角色是什麼？參與了這次行動之後，整個人又有什麼變化？
鄧：我的角色大概就是幫忙安排點人手調配，有些像以前做編輯。至於自己的改變，坦白講就實在不多了，從大學到現在，我看不出自己參加過的社會運動為自己帶來了什麼結構性的變化。
嗯，也許我個人變得更果斷，反應也更快了。此外，我對陌生人的耐性增加了，因為每天都要設法說服路過的市民；可是對朋友的耐性卻又降低了，因為耐性是有配額的。
梁：我記得你以前說過，寫blog 也是一種工作，你似乎很認真地對待博客的寫作。這幾個月裏頭還在寫嗎？
鄧：還在繼續。而且它也好像成了運動工程的一部分，我可以用博客這種特別親密而個人的媒體去和其他人建立關係，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去告訴那些比較文藝的讀者與團體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甚至說服他們。
梁：露宿在這種地方，還可以讀書寫作嗎？
鄧：當然要讀書！ 「進一步」十周年那10 本小書我都帶來了，甚至連阿爾杜塞的《哲學與政治》和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也是在這裏啃的。在這種半露天，人來人往的喧鬧環境底下看書真是考功夫，有很多很多的干擾。而且我怕熱，對自己的汗水敏感，皮膚一敏感就全身痕癢，很不好受。這一切條件都要求我必須具備更高的集中力。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件好事，因為平常我們讀書寫作總是要在一個很安靜很舒適有冷氣的環境裏面，缺乏這種鍛煉機會。我不敢說自己是否變得更集中了，但我基本上已經可以應付這裏的環境了。就像那句老話： 「因為你要，所以你可以」。
梁：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有挫敗感嗎？
鄧：我已經習慣挫敗了。在香港搞文學本來就是不斷挫敗的事。可是我覺得很有趣，香港文學卻一向很少處理失敗，更常見的主題是失落。可能是因為作家很少有抵抗的經驗，你不抵抗自然就談不上失敗，剩下的只有失落。參加運動就很不一樣了，抗爭與失敗都是實實在在的。因此這也幫助我拓展了自己寫作的領域，就是試去書寫挫敗，一種可以和其他人共享相通的挫敗經歷。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70 年生的三十世代，生於香港，中學在台灣受教育，其後畢業於中大哲學系。大學時代開始參與社會和文化活動，專欄見於多份報章，亦積極與工運、社運和反戰運動。先後於新城電台和商台擔任節目主持和一台台長，05 年中起擔任港台《頭條新聞》節目主持。
陳景輝
大學生。生於82 年，2003 七一仍在念中學，50 萬人上街激發了幼小心靈，參加了「七一人民批」繼續爭取普選和關心香港政治，陸續活躍於香港社運，包括灣仔利東街抗爭，反世貿，及至天星拆，發起「本土行動」。
周思中
獨立媒體in-media 唯一僱員。二十世代。獨立媒體為2003 七一後民間發起的民間記者網上媒體，是社運的積極分子，擔當幕後工作。大學畢業後，投身獨立媒體前，他曾加入綠色和平的環保抗爭。
朱凱迪
社運人士。差一個月三字頭。畢業後加入《明報》當國際新聞記者，後來因為「無眼睇」香港而去了伊朗讀波斯文，選伊朗是想要看看無根的另一個極端，想尋找香港所沒有的東西——對過去的執著（如對宗教、傳統甚至傳說）。保天星時冒出頭來，是本土行動發起人。
鄧小樺
詩人、作家。經常強調少女氣質，今年仍是二字頭。初出道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寫字寫書寫畫人創立「廿九几」，出版詩作。反世貿時蒙蒙混混的被扯了進香港社運的漩渦，愈發投入，經常包辦糾眾在外圍嗌咪「撩」警察的角色，活脫是江記筆下的刁民公主。
南方都市報
A23 | 個論 | ■媒體思想 之梁文道專欄 200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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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皇后"就是反殖
7月31日晚上6時，一名年約30歲的男子來到等被拆卸的香港中環皇后碼頭，他跪在人群最前方，對十幾部攝影機，雙手舉起一張事先寫好的標語，上面寫"支持政府拆卸皇后碼頭"。在他背後，幾乎整個碼頭都是和他立場相反的人，包括在此露宿達數月之久的"本土行動"和三個已經絕食100小時的年輕人、200多名到場聲援他們的市民。那位孤立的"反對派"是否太過冒險?他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呢?然後我們看到一個瘦削的女孩走了過去，坐在他的身邊喁喁細語。四個小時以後，這名男子終於站了起來，收起自己的標語，拍一拍褲子，和那個女孩握了握手，轉身離去。女孩回過頭來平靜地告訴好奇的同伴："我只不過是嚮他解釋了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其實幾個月以來，堅持保衛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一直在做的就是解釋，利用貼在碼頭柱子上的海報和自己的嘴巴，平靜地、歡樂地。他們也的確需要解釋，因為他們的訴求不僅特區政府不理解，甚至對整座城市而言也是陌生的。他們想要保留皇后碼頭，這是香港不懂的；政府想要拆除皇后碼頭，這是香港懂的。因為拆掉老建築，填海、賣地、修路、方便交通、促進經濟發展一直是香港百年發展的根本邏輯；而保育文物則是這套邏輯的異己他者。

皇后碼頭的建築不僅不優美，甚至還有點簡陋，它的年紀更是連五十還不到。難怪有些資深的評論員(包括我的同事)會形容"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舉動是場"鬧劇"了。可是，只要稍稍放下青年們示威集會就是造反，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的成見，做一點調查研究，甚至只是客觀地聽一聽那群年輕人的聲音，你就會發現，這座不起眼的碼頭原來是當年英國女王訪港時使用的碼頭，及戰後九名港督首次登上香港的地方。在整段殖民地歷史當中，這個碼頭的重要性可說是不言而喻。難怪有人批評" 本土行動"，說他們是在懷念殖民歲月。然而，保留殖民色彩濃厚的建築就真的是在依慕殖民政權嗎?那麼，保留日軍留下的慰安所又是不是捨不得日軍的殘暴呢?

情況或許正好相反，拆除皇后碼頭的做法反而纔是殖民政權的行事習慣。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直以來最致力於毀棄殖民建築的恰恰就是港英政府自己，香港史上最美麗雄偉的古典西式建築幾乎全是港英政府推倒的。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殖民政府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記憶，它需要的只是清理出更多的土地，為當年仍以英資為主的地產商謀取最大的利益。久而久之，香港人都已習慣了老建築的消失，習慣了不能告訴子女自己當年住過的老房子何在的失憶狀態，因為大家都明白，香港最大的工業就是生產樓房的地產業。拆舊、填海、賣地、蓋樓，這個循環不斷重複，難怪學者阿巴斯要說，香港是個"不斷消失中的城市"了。

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因此是一場非常顛覆也非常難以理解的運動，它違反了這座城市熟知的邏輯，它高談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價值"也不能直接被換算成港幣。而且它不僅反對香港城市空間發展的根本原則，還反對這個地方執行空間規劃的方法。

香港政府一直宣稱，皇后碼頭的拆除與整個中環填海計劃早就經過了十多年的詳盡研究，其中還有多次的咨詢和磋商，所以它的決策是有合法性的。然而，它所謂的咨詢一來不夠公開透明，除了少數專業團體，大部分市民都被蒙在了鼓里。其次，文物保育也從來不是它研究和咨詢的重點，那是因為當年它還不知道文物保育有什麼好談的。針對這點，"本土行動"提出了對香港來說非常新鮮的"參與式規劃"，也就是讓普通市民一起參與過去全為官方、專家和商人所主導的城市規劃過程，將生活空間與都市景觀的決策權力讓位給市民主體。

所以，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又在另一個層面上和香港政府發生了衝突。為了尋得自己這種立足點的歷史根源，他們經過多個月的追索，結果發現皇后碼頭雖然是殖民權威的象徵，但它卻被數十年來的反抗運動挪用為殖民地子民的另類公共空間。從著名的"反天星小輪加價"、"左派反英抗暴"開始，皇后碼頭和與之相連的愛丁堡廣場就是示威者靜坐、集會和絕食的地方。因此，保衛皇后碼頭就更不只是單純的文物保育了，它還要守住香港人抗爭傳統，對抗殖民政權的遺緒。

何況皇后碼頭還是香港中環所余無幾的免費海濱空間，其他能夠讓老百姓分享這舉世著名的海景的地段要不是被商業大樓和高檔消費場所割據，要不就是成了人來人往的狹促過道與車輛通行的公路了。皇后碼頭因此又是一個屬於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間，老人家可以在此輕鬆地乘涼下棋，一家大小可以不費分毫地在此欣賞維多利亞港往來的船隻。因此，捍衛皇后碼頭還是一次捍衛公共空間的庶民運動。

舊與新的對決，就是"皇后之役"的根本意義了。"本土行動"這群年輕人不僅活在另一個世代，而且還挑戰了香港150多年來確信不疑的價值觀與政府慣性的行政風格。特區政府面對這麼新異的社會運動，只能用最傳統的手法去清除守在皇後碼頭的示威者。但是面對"皇后之役"點起的火苗，面對未來更多的同類的保育運動和社區運動，它又該怎麼辦呢?可以肯定的是，這場震撼全港的運動，一定能夠激發港人對城市與歷史的新想象。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明報
P10,P11 | 皇后清場 | By 安徒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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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也曾激情過﹗從保衛皇后到香港的代際衝突
林鄭月娥到訪皇后碼頭，親政府言論事後按政治公關框定的語調，號之曰「真情對話」。然而，任何親身在場，或看過有線直播的，都只記得林鄭月娥那一臉擠起來的冷漠笑容，斬釘截鐵的說要按照所謂「公共行政的需要」，不能承諾不遷不拆。

大眾期望林太能表演一場舌戰群儒的好戲，展示新任特區政府的新人事、新作風，落實「走入群眾」的特首競選承諾。可是，整整一個下午，林鄭展露「真情」、「誠意」的最大極限，僅是娘子自道，說自己都年輕過，所以「好明白、甚至好欣賞」青年人的感受。她還忙不迭細數，當年自己讀大學，也曾參與過金禧、艇戶事件，以示對眼前的激情，並不覺得陌生。

大扺林鄭和她的政治化妝師認為，以親身經歷娓娓道出「當年也曾激情」的過去，可以拉近和皇后碼頭上這些學運、社運後進的距離，就像她和一眾政府高官、銀行大班，以及民主派政客舉杯應酬時，大談什麼皇仁、華仁、聖方濟各等名校生的母校情懷一樣。「也曾激情」就像「也曾頑皮」、「也曾逃學」的話題，在打哈哈中間交換「誠意」，緩和對立，謀取默契。

文：安徒

香港的政治圈，表面上壁壘分明，但由「戰後嬰兒」一代發揚光大的精英名校文化，往往把他們都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塊。「激情」也者，都只不過是「兒時趣事」的別名、標誌「年少輕狂」的瀟灑，隱隱透露出一種成功人士、優異分子的傲慢。社會學家呂大樂在近著《四代香港人》中，論及香港「戰後嬰兒」時寫道：他們「曾幾何時，認為三十歲之前不讀馬克思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器。年過三十之後的『戰後嬰兒』卻認為幾十歲人依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所以，當林鄭月娥向絕食青年炫耀「激情過去」，就等如說： 「你們過了三十歲，就不會再這樣的不夠成熟」。

「激情」與「世故」

林鄭讀大學時參與過金禧、艇戶等事件，但八○年畢業後旋即加入殖民政府。時年還未到三十的「激情」轉向「世故」的年齡分界線。也可以說，她是比那一代人最終轉向「世故」還要早一些。

事實上，今日政商各界，無論是政府高官、民主派政客，還是親中左派紅人，都屬於這「戰後嬰兒」的一代。他們成長於六十七十年代，當時一方面是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衝擊殖民體制，但另一方面，晚期的殖民政府，亦急欲改良政務，吸納本地精英，與他們分享殖民政府的「殖民權力」。

這場香港歷史上，殖民者和被殖民的華人精英重新分配權力的遊戲，成功消弭了六七暴動以來連串的社會不安。「前度激進分子」成功加入殖民建制，為貫徹效忠英女王的公務員隊伍，也要「洗底」輸誠。當然不想多提前事， 「年少輕狂」、「也曾激情過」就是最好的辯解。否則，當林鄭一類高舉「公共行政的需要」時，就不能如此決絕和理所當然了。

可以見得，殖民體制不單是一個不民主的體制，更是一個在不知不覺之間，做就遺忘的機制，遺忘歷史，也遺忘個人經歷，做就沒有個性的「殖民公僕」。可是，既然林鄭還沒有忘記當年參與過的社會運動，那筆者想問，當年艇戶爭取上岸，分享安置和入住公屋的權利，有沒有違反「公共行政的需要」？殖民年代的「公共行政需要」和公民民主年代的「公共行政需要」有沒有分別？林鄭有沒有後悔過當年支持過艇戶上岸？

殖民權力從不以誠意面對歷史

絕食的青年也許有興趣更進一步知道：林鄭有怎樣的一套歷史觀？她如何看待和界定，什麼是殖民主義？她如何分析一個殖民社會？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究竟有什麼分別？除了「我長大了，世故了」，所以和殖民者分享同一個腦袋之外，林鄭月娥還會不會說出，裝載別的內容的香港故事？簡單來說，既然林太有今昔之辨，她是覺得「今是而昨非」（今天之我應該打倒當年的我）呢？還是「今時唔同往日」（今天我飛上枝頭豈是當年侍婢）呢？

當然，這一系列絕食青年也想林鄭月娥仔細回答的問題，是任何現任高官都不會回答的，因為他們從來不用以理念來說服大眾。再者，殖民文化之為殖民文化，就是主從界線分明，而任何殖民主人都不會真正關心被殖民者的歷史和過去。同樣，對林鄭這一代分享和執行「殖民權力」的人來說，歷史從來就不是需要誠意去面對的東西，這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的過去。香港殖民歷史的空白與貧乏，早就注定任何所謂「真情對話」，都只能是毫無個性的照稿念。在擠出來的笑容下，散發出同一股公關包裝的塑膠味。

絕食青年的一代

回歸十年，出現由青年人為主幹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並不是偶然的。因為自八二年中英談判，底定香港回歸開始，時間已達四分一世紀。當年以及打後出生的，是香港「回歸的一代」(或者可以叫「回歸嬰兒」)。如果「戰後嬰兒」是活在冷戰氛圍，高壓的殖民統治下，那「回歸的一代」既沒國共相爭的包袱，也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冷戰意識形態枷鎖，而是成長在充滿對未來期盼，迎來後殖民新香港的承諾底下。

如果「戰後嬰兒」在六十七十年代一度展現「激情」，投身社會運動，挑戰當時的殖民政府，正是想擺脫他們父母一代的文化包袱，終結那種「飄泊╱逃難」的無根意識，在殖民地香港追求失落了的身分認同，從而追問自己應貢獻什麼，以建立一個可稱之為「家」的香港的話，那麼， 「回歸的一代」今日正好也身處當年「戰後嬰兒」所經歷的認同危機當中。

六十七十年代的認同危機，激發了「認中關社」，保釣反貪，以及往後的民主運動，但其實，它的結局，正是本地華人青年精英被大幅吸納入殖民政府，分享「殖民權力」。這一代人對這一段歷史，欠缺一種真誠的交代。他們以「激情」向「世故」的轉化，以粗陋的成長心理學，替換了香港應有的歷史敘事。

可是，這個殖民分贓的遊戲，並不能延續下去。伴隨「回歸的一代」成長的，是神聖的回歸承諾，是殖民體制的終結，是香港人重獲可以當家作主的主體性。可是，現實經歷並非如此。於是，今天「回歸的一代」所展現的認同危機，一方面是對日益專權和封建化的建制的疏離，對老舊的物質主義文化的質疑反感，但另一方面，它同時也表現為對曾經作出偉大承諾的「回歸期票」，

長期無法兌現的苦惱，是一種輪迴再現，似曾相識的無根感。

歷史意識

自天星碼頭的抗爭開始、到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發展了大半年，捲入各階層的文化、專業和基層人士愈來愈多，但青年人始終是骨幹。由當初零星抗議，各自為戰，到交流互動，組織論述，積極在各個環節的既有建制內外，展開多層次的抗爭。他們沒有黨派包袱，也不糾纏於中年政客之間的恩恩怨怨，在保育救皇后的平台上，促成結合專業知識、基層民眾和意志較勁的新社會運動。不止息地運用、考驗和挑戰各個長期淹浸在殖民官僚文化下，掌握公共權力的架構。這種運動能量之所以可以被引發，與其是因為這個碼頭本身具備一些珍貴但仍可以交換的價值，不如說是因為在保衛皇后運動的過程中，參與者發現和體驗到更多在香港殖民體制下遺失了的東西，以及見證了更多存在於香港體制中冥頑不靈，牢不可破的殖民性（coloniality）。正是對這種殖民性的共同厭棄，把身分、背景、思想和能力各異的人凝聚起來。

從廣泛自發的「懷舊」潮所滋生出來，也曾一度被誤認為是為了無關痛癢的「集體回憶」，直到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所表現出來的自覺性和協調性，香港的青年人中間，正冒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正不斷拷問香港的過去與未來，追問香港究竟是誰的香港。這種歷史的質疑，實際上正逼令他們的上一代——無論是政府高官、民主政客還是親中左派——拿出誠意來，面對和反思他們的「殖民的過去」，而這種「殖民的過去」，正是上一代「戰後嬰兒」一直都不肯、不敢，亦不慣於面對的。

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源自「本土意識」的浮現，那皇后碼頭所象徵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那種開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皇后碼頭口述歷史正好追溯出多次皇后碼頭作為「保釣啟航地」的被遺忘史實），而不是鄉土、內向、不寬容的「本土性」。

又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和戰後嬰兒一代一樣，清算殖民主義，所以能上承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的話，它也是一種植根於多元文化的信念，以反思殖民，清理殖民文化遺毒，而又不以「排外」為旗幟的「去殖╱解殖」運動（論壇上多位非華籍的專業人士和傭工代表相繼以英語發言）。
保育城規民權環環相扣
要全面解讀2007 年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因為它大大超出了政治公關為大眾打做的簡單認知圖式，它不是傳統的泛民派與親建制派的對奕，也不是傳統的以NGO 為本，以受薪組織者為主力的社運。它既是一個保育運動，也是市民參與城市規劃的民權運動，亦同時是一個關乎香港身分認同的運動。三者環環相扣，相互引發。
推動這個環環相扣的多元化運動的，與其說是海邊一小片公共空間，不如說是香港沉重的殖民性所遺下的價值空白、精神空白、認知空白。

對香港這樣一個（後）殖民的社會來說，歷史詰問就像童話中的孩子大聲問「為什麼皇帝沒有穿衣服？」——這種詰問永遠是危險的。因為「歷史意識」所要求的，正是一個社群的人，真正有誠意的面對他們自己的過去，因為只有這樣的誠意，可以真正的為下一代和整個社會指向未來。但這樣的誠意，卻不是往往以遺忘、掩飾、打哈哈為主導的香港殖民官場文化所具備。

當林鄭月娥在論壇上漫不經意地說：「我們做官的，通常第一個講完就走！」她不知道她已成為一個未來一整代人都不會輕易忘記的象徵——象徵時代的斷裂、世代的斷裂和認知的斷裂！

如果這場運動有什麼終極目標的話，就是不再讓任何吃港人供奉俸祿的官員，可以毫不羞赧地，講出這樣的一句說話！

請細閱在皇后碼頭跟本土行動成員「舌戰」的林鄭月娥的一張臉，你看到什麼？
明報
P14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07-０８－０５
本土化第一聲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回歸十周年這一刻的香港，令人意想不到的竟然是那樣的和諧——從把發展是硬道理大纛舞得呼呼作響的《文匯報》，到奉完全自由巿場經濟為圭臬的獅子山學會，在政治光譜上從左到右的，在皇后碼頭事件上的取態立場都站到一塊：只要遷拆工程經立法會通過，只要有利發展，就沒有再翻案的必要了。

也有人很想那些在碼頭內苦守幾十天的青年倒下的，這包括患上恐共症的一幫人：清場那天，有人一聽小伙子們唱《國際歌》就眉頭直皺，於是認定這些都是親共分子；這幫人馬上改變由來已久支持弱勢社群的態度，抬出了due process 都已經做過的理據，躲在遠處暗角瞇眼睛看事態發展，正盤算大撈一筆政治數的時機。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的。

左派人士忘記毛澤東說的一句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對主張開放一切的經濟右翼來說，皇后碼頭小伙子代表了拆除桎梏的新生本土力量，與七十年代蔣經國在台灣推動的「崔台青」本土化軌，以及其後的鄉土文學論戰出奇地相似。

但是他們都看不到這些。

文：安裕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會籍，順理成章進入安理會成為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台灣則是深秋落葉那樣建交國一個一個悄然而去。蔣介石一直秉持漢賊不兩立，誰要同中共建交，中華民國就跟它絕交，那年頭台灣外交部被譏謔為絕交部，只要哪個國家與中共建交，台北隔兩天就發一個言辭嚴厲的聲明，譴責棄它而去的友邦之後割蓆了之。只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加拿大西德意大利日本都是這樣把多年盟友一丟就轉投中共懷抱。

台灣在那些日子絕不好過，總結一句話就是眾叛親離。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海外留學生走了一大半；之後幾年的局面都是苦撐的風雨中徬徨，中共統戰所到之處眾皆披靡，餘下像哈佛的馬英九加大的郁慕明是碩果僅存站在國民黨一方的精英。同一時間，美國不許國民黨派出特種部隊騷擾大陸沿海地區，確鑿的證據是連U2 高空偵察機深入大陸的任務也中止，台灣島上開始出現「革新保台」的想法，中共半官方的論述是，台灣在國際形勢失利時滋生偏安江左的念頭。

蔣經國為本土化鋪路

五十出頭的台灣人必會記得，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向民眾大力推介一部美國翻譯小說《天地一沙鷗》（JonathanLivingston Seagull ）。蔣經國以西寓中，以海鷗對飛翔的追求來比喻人生奮鬥：海鷗飛翔不僅是覓食，而是在追求一個理想一種快樂，那就是盡善盡美的飛翔，更快更高的飛翔；不要為生活而工作，要為工作而生活。蔣經國是蘇聯留學生，一度更是蘇共黨員，因此，就算他其後回到中國大陸再轉遷台灣，依然一身濃厚共產黨人色彩：他與民眾關係特好，出訪時不拘小節，台灣人民至今仍津津樂道。可是，就是這個讀唯物論長大的行政院長，竟然拋出了一套形而上的海鷗學說，事隔多年，人們才看清楚蔣經國在國民黨小朝廷風雨飄搖之際大談海鷗，其實是為本土化鋪墊跑道。

當時台灣島內的政治論述，革新保台純粹是一種改良主義學說的延續，蔣經國面對台灣社會矛盾及國民黨的政治危機，為了應變求存，開始在政治上作出調整，推行「革新保台，在台生根」路線。他調整權力結構，擴大國民黨經濟基礎，提出通過年輕化、本土化政策，大量提拔台籍青年才俊和有地方基礎的台籍官僚，使國民黨政權開始由大陸籍官僚資產階級為主，轉為與台灣大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李登輝就是在這時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由於這股本土化大潮來得太快太急，一時間，在老皇曆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台灣社會接受不了，當時有人把台灣一位歌星崔苔青的名字改了一下，戲謔這是「催台青」——趕把本土才俊送上政壇。

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正正切合中共所說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台灣不過是中國東海一個蕞爾小島，自然無法抗拒。不過，台灣的變化不僅局限於政治層面，文化層面上，一九七七年推到最高潮的鄉土文學論戰，對台灣本土化進程帶來的影響，比起政治上的「崔台青」更為深邃。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抗爭，其實隱然有鄉土文學論戰的身影，儘管兩者是以不同方式表達。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國民黨降臨寶島，全力推銷反共文學和中國舊文學，描寫台灣鄉土小說的作品則被視為末流。爭論到了七十年代開始白熱化，一九七七年四月，作家王拓公開指出，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只包括所謂農村文學，還應該有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這些話今天看來根本算不上什麼事兒，但在七十年代的台灣顯然大逆不道，親國民黨作家朱西甯認為，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而且部分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有分離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

政治帽子一出，在旁的親官方文人隨即撲上，余光中一口咬定鄉土文學就是中共的工農兵文學，最後，這場文學爭論要當時的總統嚴家淦出來高呼作家要「堅持反共立場」。一時間，在國民黨治下吮盡乳汁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紛紛祭出血滴子追殺鄉土文學論戰的另一方。人們大概做夢也想不到，一場不過是文學本土性的討論，竟然會扯到統獨之爭。經過多年沉澱，鄉土文學論戰的二元性終於浮現，二○○二年，文化評論員陳明成總結，這原本是一場關於文學本質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論爭，實質上是「台灣戰後歷史中一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檢驗」。

這場爭論到底是不是本土化的先聲，到今天還未有結論，但應該指出的是，被海內外視為統派甚至是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陳映真，在多次訪問中毫不諱言鄉土文學論戰就是台灣人的文學。一九八八年，香港作家彥火在美國與陳映真有一次長談，當中陳映真就談到這一點：

「整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二十年之間，西方現代派的文學在台灣佔支配地位，在台灣文學裏看不到台灣的生活、感情、思想……這是逃避現實，完全沒有民族風格，表現不出台灣的生活。問題是台灣的作家應該怎樣把自己的哲學觀、世界觀、人生觀建立起來，然後自由地去運用，為我所用，而不是為它所用。」

七十年代投身鄉土文學論戰的丘延亮，一九八八年在為陳映真小說集《趙南楝》撰寫序言時就說得更清楚明白了： 「在『改善生活』、『努力上進』的意理主導下，新的世代在一個『政治虛脫、人性真空』的極度虛偽、扭曲、矯飾的環境中萎化了的正義觸覺，也被斬了任何與政治有關的官能。

政治的恐怖是有技巧的營造及不斷維持增強結果，閹割一整個社會以致於閹割一整世代作為人的基本權力的政治覺醒，更是馴化百姓專制政權的特殊成就。……我們是在人中存在的、成長的、堅強起來的。我們更將在民族的、歷史的、奮戰與犧牲的巨流中見到自己的過往，也找到自己的將來」。

回首前塵，當年台灣出現政治與文學本土化運動的誘因，很大程度與中共七十年代在外交戰線取得巨大成功有關，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己空間的萎縮。恰巧就在同一時間，全球多個國家爆發自我質疑氣味極重的學生運動，台灣則受到保衛釣魚台運動的衝擊，在尋找身分的大勢所趨下，台灣從政界到文化界不約而同找到一條出路，那就是回歸社會貼近民眾，如果說這是本土化的濫觴，相信沒有誰會有異議。

本土行動本土運動

香港的天星和皇后兩場戰役，如果單純視之為保育與發展之爭（如果把這看成應否遵循既定程序更是愚不可及），是看不清事件背後的本質。觀乎這批保育人士的年紀和背景，他們兩度出馬力保天星皇后，談不上是懷緬英治殖民時代，更與回歸中國無緣，而是清晰說出香港青年的態度。在目前此一階段，說他們是香港本土化的先鋒或許稍嫌武斷，但他們確實擁有這一實質，有些「有識之士」或已看到這些苗頭，所以才有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的建議。

本土主義的論述和辯論，應該已經來到香港了。
明報
P16 | 皇后清場 | By 黃國鉅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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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皇后，有何不同？
皇后碼頭事件，在警方清場行動中告一段落，但香港爭取公共空間這場漫長的抗爭不會減退，只會愈演愈烈，因為這涉及九七後一波尋找香港人身分的運動，除非政府改變思維，否則官民衝突只會沒完沒了。

時空構成集體身分

清拆皇后碼頭所引起的公眾反對聲音不及天星，原因眾多，不是一句「大學講師、文化人和熱血青年圍內事」所能概括。除了一般人對皇后碼頭的感情不及天星外，隨天星變成瓦礫，唇亡齒寒，皮不存而毛焉附，大家都可能對皇后「認命」了。然而，天星跟皇后事件性質有不同，兩者不是同類重複。圍繞天星事件討論的是所謂「集體回憶」，而反對清拆皇后的人則以「公共空間」為理據。在香港人身分構成的過程裏，前者是時間，後者是空間，而時間和空間，是構成城市集體身分的兩個重要元素。

一個人的自我意識的構成，在空間上，以身體為基礎。從腦袋、五官、身軀、四肢開始，跟外在世界的「他者」接觸、碰撞、衝突，以至認同，一個「我」的概念才能慢慢產生。而在這過程中，與身體接觸的外在世界，是怎樣的「世界」，是關鍵所在。如果身體只能在荒郊野外自由活動，這種自我意識，只會處於你我不分的含糊狀態。

而集體的身分構成，在城市裏，則必然以城市的心臟地帶開始，因為只有於此，公民才能讓身體與城市的核心世界和事物接觸、碰撞、衝突，以至認同。故此，每個城市的心臟地帶，無論土地如何珍貴，都應該留出一個讓一般人自由活動的廣場，而這些自由活動，可以是唱歌跳舞、閒蕩聊天，當然要包括可對公眾事件表達意見的。蘇守忠的絕食行動，是這類眾多活動之一。

為公民廣場抗爭

每個統治者都明白，只有讓公眾在城市的心臟自由活動，公眾才能自覺屬於這座城市的；如果一個現代城市的心臟地帶把平民百姓排除於外，政治上是危險的。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首都皆有公民廣場的概念；中國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公民廣場，可惜天安門廣場後來變成極權政府操控群眾的工具，人民只能偶爾一兩次奪回廣場的控制權，但每次都付出慘酷的代價。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可能有意在城市心臟地帶設計自由空間，但未必有設立公民廣場此意圖，它也萬料不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後來會變成社會抗爭的發源地。這是皇后碼頭特別可貴的原因。

中環是香港政、經（甚至軍事）的心臟地帶，加上維港兩岸山海環抱，高樓林立，能在這裏自由活動，自覺身體與城市的心臟連成一體，對建立城市集體身分有無可取代的貢獻。周三警方清場後， 「本土行動」成員葉蔭聰在場外拿大聲公感嘆地說： 「昨天我們還在皇后裏面開心地唱歌跳舞，現在就只能從遠處看這個本來屬於公眾的空間被剝奪。」所表達的，正是心臟地帶自由空間的可貴，非別的空間可代替的。

所以，政府建議將來中環的海濱長廊，是不能取代皇后碼頭的功能。尖沙嘴海濱長廊，只是星光大道和看煙花這些官方活動允許的空間。尤其近月在鋪天蓋地、蒼白虛偽、讓人窒息的慶回歸活動和國民教育下，稍為有點思想的年輕人，都渴望多一點民間自發和有機產生的公共空間，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那麼多年輕人甘冒生命危險，也要守護那個看起來不太起眼的老舊碼頭。

蒼白的空間我們受夠了！

香港已經變了。公民抗爭的戰線，已經從民主、普選、人權，擴展到每寸生活空間的爭奪。從集體回憶之議，到公共空間的爭取，都是港人從時間和空間上尋找身分、參與規劃生活空間的運動。皇后碼頭事件發生的同時，星期三黃大仙警察宿舍賣地、環保人士抗議屏風樓，則是另一例子。政府應及早正視這股潮流，尤其在九七後10 年內，香港人自信心屢受打擊，現在民間有年輕人自發利用僅有的公共空間發揮城市的創造力，政府若視若無睹，或以高官姿態駕臨，不願理解、聆聽，只眼於拆去眼前這顆政治炸彈，然後轉頭把中環變成另一個千篇一律、名不副實的什麼屯門市「廣場」、沙田新城市「廣場」；那麼，香港只會淪為一個更蒼白、虛假、沒有人文氣息、不再讓人留戀的中國小城市。這牽涉觀念上的徹底改變，不是重複念幾次「發展與保育取得平衡」可以解決的。

明報
P17 | 時代 | 人文館 | By 馬傑偉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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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拆皇后的價值斷層
讀者傳來電郵，討論「本土行動」的訴求，既肯定保育的價值，亦不贊成「同佢死過」的抗爭行動。他說， 「中環填海計劃是十多年前經立法會討論再三的規劃，故現清拆天星及皇后碼頭只不過是規劃中的一部分，相信政府亦完成清拆工程的招標工作，與承判商簽訂合約，即使現時提出其他可解之法，對整項工程延誤所引致的問題亦難以解決，公帑也會損失不菲， 毋怪公眾認為阻止清拆行動是感情用事……」

這位朋友充分理解事件的利害，思辨清晰，路取中庸。我有時看見官民雙方，雞同鴨講，實感無奈。但讀這位朋友的分析，覺得努力對話，發展與保育，還是可以引起香港價值觀的提升與轉化。

朋友寫道： 「當年政府的規劃破壞了保育的價值觀，一眾身在其位的立法會議員難辭其咎，為何當年沒有提出反對清拆的意見，甚或將保育意識宣諸大眾，使市民認識到保育的重要，作出補救行動，至少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時，有關議員們不會不知道將會清拆天星和皇后碼頭吧……」

讀者的分析，令我想起香港社會發展所出現的價值斷層。城市的面目，有一個既定的慣性。發展中的城市，對高大威猛的商廈尤其偏好。香港過去的政治制度與諮詢架構，有利發展，行政效率高，但吸收新價值新文化卻是能力有限。而事實上，香港本土文化孕育只有幾十年，以前「快人一步」「追趕跑跳」還來不及，何來說保育本土建築。想不到這幾年新思潮湧至，衝擊「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既有思維。中環填海與土地發展，可視為香港城市奇蹟的跨代工程，但在跨越十多年的幅度之中，價值轉變了，計劃好的工程怎麼辦？

也許，本土行動可以退一步想，往後的日子，努力進言，官民一起思考一下新價值新文化，如何可以進入香港的政治制度、進入議會、進入諮詢架構，令城市規劃的大藍圖，發展與保育的價值並存。
東方日報
A23 | 港聞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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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行動轟林太言論誤導


【本報訊】本土行動圖推翻政府清拆皇后碼頭的司法覆核聆訊後日進行，下令清場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安撫保育人士，指他們在攝氏卅多度高溫下留守碼頭和絕食，體現年輕人「無懼成敗，不計成本，執奮鬥」的獨有特質，但重申有必要先拆後重置皇后碼頭，以興建P2 路紓緩港島北交通擠塞。本土行動批評，林太似將保育運動定性為激情青年的所為，是誤導公眾認為運動是非理性。

林鄭月娥在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指，雖然政府已收回皇后碼頭，但相信該班年輕人對支持本土文化和歷史文物保育信念不會減退。她重申，遷拆皇后碼頭是為了興建P2 路和貫穿港島北岸的中環灣仔繞道，紓緩交通擠塞問題，由於各樣爭拗及有關填海的訴訟，中環灣仔繞道已由二○○九年落成延至二○一六年。

不與林太作口舌之爭

本土行動隨即發表撰寫給皇后碼頭的《香港家書》，指他們不會跟林太的公關辭令作口舌之爭，成員林輝稱對林太的言論「感到不舒服」，因為保育人士來自不同年齡界別，並非只有年輕人。

申請司法覆核的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表示，已找到代表律師，但法援申請仍未獲批，一旦申請遭否決，他與何來須支付對方共六十萬元的律師費和堂費，面臨破產危機。

而身兼城市規劃委員會及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的黃澤恩在電台節目上質疑，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拒考慮把皇后碼頭列為法定古時，未有從公眾利益角度去出發，做法不合理。

另一方面，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指，警察投訴課至今接獲三宗涉及當日皇后碼頭清場行動的投訴，包括示威人士聲稱被警員毆打及不滿警員處理物件，正在跟進處理。但他強調，警方的行動均以示威者的安全作出發點，並滿意前線警務人員的表現。
文匯報
A14 | 香港新聞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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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物保育意識提升 盼市民務實磋商林太：「發展為先」不合時宜
　【本報訊】皇后碼頭事件觸發了社會對歷史文化的關注，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形容「發展為先」的硬道理已不合時宜，但政府「先遷移，後重置」處理皇后碼頭風波，已盡了最大努力回應社會的訴求。她相信，即使更早階段諮詢公眾，也未必能減少爭拗，因為社會的公民意識不斷轉變、文物保育的意識亦有提升。　政府日前收回皇后碼頭用地後，林鄭月娥昨日在香港電台發表《香港家書》，指出年輕人在攝氏30多度的高溫下自發地留守皇后碼頭，甚至絕食抗議，那份執和激情支撐他們，但政府是不能接受皇后碼頭「不遷不拆」，因要顧及政策的延續性、工程的迫切性和合法性、技術的可行性以及要符合公眾利益。

早諮詢未必減爭拗

　「『發展為先』的硬道理現在已經不合時宜。」林鄭月娥說，自己在上任發展局局長後便要履行平衡保育和發展的責任，確保兩者互不對立。不過，她承認這是艱巨而富挑戰性的工作，「對我個人能力是個艱巨的考驗」，但盼望日後能與關心文物保育的朋友，以開放和務實的態度磋商，共同建設一個有本土風貌，文化精神的香港。

　對於有人認為若政府在更早階段諮詢公眾，便可減少爭拗，但林鄭月娥認為是「忽略了公民社會近年不斷的轉變，和部分市民對文物保育和本土文化意識的提升」。她說，無論是中環第三期填海或是對皇后碼頭歷史價值的評估，當年都符合程序和法定要求，並取得立法會的支持。

繞道延至2016年通車

　林鄭月娥稱已因應社會訴求決定全力保存碼頭，並採取「先遷移，後重置」的方案。她表示，遷拆皇后碼頭是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工程的一部分，提供土地興建中環灣仔繞道，紓緩區內交通擠塞，但多樣的爭拗和填海的訴訟，使原訂於2009年落成的繞道，被迫延至2016年才能通車，因延誤造成的交通擠塞將愈趨明顯。

　另方面，本土行動挑戰政府不將皇后列作法定古蹟的司法覆核，下周二聆訊，申請人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表示，已找到代表律師，但法律援助仍然未批，估計若官司敗訴，與另一名申請人何來，可能要支付政府的律師費及堂費共60萬元。本土行動今日會重返舊天星碼頭空地集會。
聯合早報 (新加坡)
15 | 中國心跳 | By 易銳民易銳民（攝） 20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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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和人文保育不再只是口號皇后牽動香港人神經
糾纏了差不多半年，被視為有殖民地色彩的香港中環皇后碼頭，終於發生了"爭奪戰"。港府花了十多個小時，動員上百警力，分別通過兩輪清場行動，將皇后碼頭示威區內所有示威者抬走。

發動"保護"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表示，即使法院判決港府有權清拆碼頭，他們仍會堅持阻止工程進行，並將抗爭戰線擴大至其他區的保育工作，例如即將進行的灣仔喜帖街的清拆。

皇后碼頭事件尚未解決，香港的環保團體對"屏風樓"（摩天大廈像"屏風"那樣遮擋社區）的"攻擊"也還在持續的當兒，"啟動保護嘉鹹街街市運動"開始了，還有……

"發展與保育產生的矛盾"成為當前港府施政的最大挑戰，特首曾蔭權的新一屆政府特此成立了一個新的政策局——發展局。

曾蔭權說："香港人對古物古建築有一份感情，我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然明白這種感受。過去，政府雖有保護古建築，咨詢工作卻多偏重專家意見，而未有主動廣徵民意。"

他承諾在未來五年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若因發展而無可避免要改變，也會考慮搬遷重置等多種方案，在發展的同時儘量保存香港城市的歷史風貌。

他說："讓市民享受新的優質生活，政府責無旁貸。即使要付出多一點的財政代價，若能帶來更高的生活質素，市民也會同意。"

在曾蔭權號召下，各司局級的問責官員，紛紛在不同場合為香港的發展政策保駕護航，強調香港的發展，須要平衡經濟增長、文化及保育。香港出現"集體回憶派"

香港回歸十年來，特區政府或北京仍未能爭取到港人的人心回歸，香港漸漸出現了本土意識的"集體回憶派"。

"集體回憶派"認為，"清拆"代表割斷本地歷史，城市（香港）在資本主義和全球化下變得一元化，失去多元色彩，也導致港人喪失本土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香港人漸漸將"保育"與"環保"結合相提並論；不少人認為，要保護環境，就必須加強保育工作。特區政府也提出了對自然環境進行"保育"的概念：對於香港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不但要保護，在規劃上訂出合適的土地用途地帶，免受不自然的發展所影響之外，還要注重"培育"的功能，使公眾在注重環保之餘能得到審美愉悅，進而擴大自然保育區的良性社會用途。

除了自然保育外，港府同時提出對文物的保育。文物保育不單是要將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保存下來，延續本土歷史和地區特色文化，同時也要將這些建築物用作實際用途，使它們恢複生命力，以保留舊社區的原有色彩和活力。保育＝環保？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委托港大民意研究中心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港人者把"保育"與"環保"概念混在一起。

調查訪問了508名港人，受訪者對保育認識的自評分數平均為5分（10分為滿分），逾六成半受訪者自覺非常支持野生動物保育。但當被問到哪些是"野生保育工作"時，卻有七成人錯誤選答了"循環再造家居廢物"及"善用紙張"之類的環保措施。

海洋公園的保育工作者認為，港人的生活習慣往往違反保育的概念。例如，吃龜苓膏及魚翅都是港人習以為常的事，但對野生動物保育者來說，則不符合保育。

另一方面，由多個環保團體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曾指出，港府長期以來缺乏一個清晰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往往讓環境生態保育和社會文化保存，在香港的經濟發展中成為大輸家。

也就是說，環保團體要爭取的不單是香港的環境清新，還要落實保存香港的社會文化。

本來，"環保"與"保育"是兩項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正因為香港有特殊的背景，壓力團體於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以增加對抗特區政府的力量。

在政治上，港府以加強國民教育（重視一國）這一招對付集體回憶（堅持兩製）的確可以稍減壓力，但當"環保"與"保育"聯成陣線時，港府就應付得相當吃力了。皇后碼頭今年54歲

在殖民地時代，皇后碼頭是港府官員及英國皇室成員使用的碼頭。歷任港督上任的傳統，是乘坐港督遊艇抵達中環，在皇后碼頭上岸，並在愛丁堡廣場舉行歡迎及閱兵等就職儀式，然後前往香港大會堂宣誓就職。

皇后碼頭不但曾在香港電影和電視劇中出現，它也是昔日香港渡海泳的終點。而對香港保釣運動來說，皇后碼頭更是重要的見證：1996年9月22日，香港保釣烈士陳毓祥最後踏足的香港土地，就是皇后碼頭；他由此誓師出發 ，走上保釣的不歸路。環保與保育呼聲響大澳等待美好明天

為了應付"環保"與"保育"的聯合陣線，港府近年積極發展生態旅遊，並積極拓展本土旅遊，一些原本被列入清拆計劃的社區因而得以幸存。

在香港最大的外島大嶼山西部、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大澳，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個漁村的棚屋曾一度列入遷拆計劃，但港府現在越來越傾向不拆了。

今年4月，時任財政司司長的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巡視大澳後重申，大嶼山發展概念以平衡發展和保育需要為規劃理想，並推動大嶼山持續發展。 大澳村民希望雙贏

大澳漁村的人口雖然不斷減少，但居於棚屋的人，大部分都不希望被迫搬遷入住公屋。他們一方面擔心捱貴租，另一方面也喜歡過懷舊的生活。

大澳漁村水道縱橫，其中三條較大水道將大澳劃分為兩個小島，稱為"三湧兩岸"。大澳南面有荒廢鹽田，田野禾草雜生，每有成群的白鷺聚集覓食。村民希望保育大澳鹽田，但涉及的管理及复修費用龐大，他們正構思修復鹽場，興建大澳鹽業文化資料館以吸引遊客，並已邀請團體主辦鹽田生態游。

村民在教會及社區組織的積極協助下，積極參與發展計劃，在關注發展旅遊業的同時，也重視鄉間風貌的保留。

如今的大澳除了漁鄉風情，還可學習少林功夫。有團體成立"香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讓學員在山明水秀的環境里，跟隨來自嵩山的武僧學武功。

舊社區的發展計劃如能發揮創意，善用資源，並協助弱勢社群重返就業市場，則生態旅遊或本土旅遊，完全可以與環保、保育相結合，達致雙贏。
香港經濟日報
C05 | 觀景鏡 | By 韓潔瑤、蕭曉華 20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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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一走，茶就涼了？
「一級歷史建築」皇后碼頭不日就被支解，追獵「好戲」的傳媒，將反對人士單一化為寫血書、玩絕食的「激進後生」。路人冬叔挑通眼眉，笑說：「不打緊，歷史保育已獲得政治正確性。」局長林鄭深入「敵陣」，態度不慍不火，只敢以「程序」為由，不敢否定皇后身價，明顯有所避忌。

　　皇后縱使離開，誰能說得準這不是一場保育的勝仗？正如去年天星一走，就壯大了保皇后的隊伍。

　　「這個碼頭拆後，希望保育力量可以凝聚下去。我們估計，下一個戰就在西九。」四眼仔Julian一臉baby fat，問他來自哪間大學，答案竟是：我是室內設計師，今年 42 歲。今年5月辭工，6月開始全身投入保育運動。走筆之時，皇后告急，政府通告限時清場，他打定輸數，心情平靜。

　　去年11月11日，15萬人告別天星，他是其中一個。12月12日，朋友SMS他到天星支援，他仍是一個旁觀者。「不過，天星被拆是個照妖鏡——照出政治暴力有多大！我們以港為家，奉公守法，但規劃就無份。」今日，他成為「本土行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知道天星、皇后都跟第 3 期填海工程和土地規劃息息相關。皇后拆了，抗爭仍要繼續：「不要商場，不要摩地大廈，只要廣場——香港鮮有的公共空間。」

　　他指出，「本土行動」除了學生，還有教授、醫生、社工等等不同專業的老中青，自 4 月底，四五十個成員便分3更，24小時輪流留守皇后。Julian每周有兩更過夜、1更朝九晚七。以前，他在中環上班，常到碼頭附近的酒店跟客戶享受豐富午餐；留守碼頭，不是要汗流浹背地淥公仔麵，就是到附近快餐店買飯盒，但同樣吃得痛快。

喜開心眼

　　「小姐，請簽個名，反對拆皇后碼頭。」每日，都見 52 歲的鴻姐守在皇后的簽名桌前。她微微笑，謙稱未夠資格加入「本土行動」，來幫手只因「被小朋友感動了」。比她小的，都是她口中的「小朋友」。

　　她原在內地工廠做製衣工人，去年讀報知道一班「小朋友」為保天星捱冷抵眼（），於是主動去了解他們的動機。4月底皇后開始接受「24小時保護」，周末放假的她就來看檔。一個月前，眼見平日人手短缺，她求老闆轉為星期一二放假，好來幫手，估不到因此被炒魷魚。丟了工後，沒有家庭顧慮的她，乾脆日日夜夜留在皇后。朋友反對，怕她有危險，她卻說：「怕甚麼？這個地方係我市民，道理在我。」

　　「那生活呢？」

　　「我慳，就夠生活。」

　　「皇后拆硬。」

　　「我咪企硬囉！」

　　「你會被人抬走。」

　　「預。我要同碼頭共同進退。」

　　鴻姐搬了兩張膠凳，跟記者在碼頭梯級旁吹了一陣海風，最後滿足地一笑：「我讀書唔多，以前對皇后無乜印象，但小朋友教識我好多，這裏有集體回憶、建築美學、歷史價值……皇后我都有份。盡了最後一分力，今生無悔。」




文匯報
A04 | 重要新聞 20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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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大聲公安慰示威者：「一定唔會傷害你」低武力移走30人 「皇后」和平清場
【本報訊】(記者 陳朗昇)擾攘近3個月的皇后碼頭爭議，隨警方10小時和平清場行動而落幕；雖然示威鐵鏈互鎖組成「人鏈」，甚至把自己鎖在碼頭建築上，又危坐在碼頭頂部邊緣，但都被警員一一化解，最終警方順利移離30名在場人士，3名男子被拘捕，當中2人被帶往北角警署，1人留醫。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高度讚揚警隊以「最優秀和專業的方法」完成任務；她亦對在碼頭地面留守的人士以「大致上和平」的方式離開，表示欣慰。

在政府決定收回皇后碼頭最后期限屆滿後，昨日上午，警方港島總區指揮官洪克偉率大批警員到場展開清場行動，當中包括來自港島及新界南機動部隊警員，以及港島總區衝鋒隊、刑事總部探員等。

　約上午10時半，有抗議人士發現警方機動部隊的大卡車，即時萬分緊張；10分鐘後，近40名來自港島總區的機動部隊E大隊成員以及女警組成人牆，以慢跑方式由龍匯道進入愛丁堡廣場，並即時封鎖皇后碼頭四周通道，只准公眾及記者離開，不准任何人進入碼頭範圍。

　這時20名「本土行動」成員連成一起，包圍3名絕食者，彼此以鐵鏈互鎖，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本土行動」成員林堅更把鐵鏈鎖住自己頸部。其後地政總署人員三度宣讀聲明，指有關人士霸佔官地乃違法行為，要求有關人士立即離開。

鐵鉗破人鏈 移走示威者

　抗議人士對有關聲明置諸不理，那邊廂的警員則思量如何解開示威者的「人鏈」，約半小時後終於由衝鋒隊警員，手持大鐵鉗剪開鎖鏈，由約12時半開始逐一把示威者抬離現場。並應醫生勞永樂的建議，由救護員檢驗他們身體，送上救護車。不過絕食者以陳景輝為代表，答謝救護員關懷，卻放棄使用擔架，3名絕食者最後俱被警員抬走，其中女絕食者陳嘉琬需即時送院。

　隨林堅被抬離現場，警方地面清場行動終告結束，行動耗費約一小時。清場期間警方不斷用大聲公向示威者表示：「我一定不會傷害你」，安撫示威者情緒。

　雖然地面行動完結，但皇后碼頭頂仍有7名抗議人士，加上一名報館攝影記者駐紮。警方在午膳過後始在下午4時才開始行動，在消防員協助下，8名機動部隊攀山及游繩教官走到碼頭頂層，一邊清理抗議人士橫額、標語等雜物，一邊縮窄抗議人士活動範圍。兩小時後，警方始帶走第一個抗議者，其後不斷出手，把抗議人士及攝影記者都帶回地面，期間警員亦曾以燒焊工具，燒斷兩名抗議人士鎖住碼頭的鐵鏈。

　直至晚上8時40分，一直危坐在碼頭邊緣的最後一名抗議者王恆創被警員拖回帶走，整個清場行動才告結束，歷時10小時。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承建商在晚上10時許，開始在碼頭進行圍板工程，正式標誌服務本港50年的皇后碼頭完成歷史使命。

　清場期間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會見傳媒時稱，警方以一貫專業的方法進行清場，在皇后碼頭地面留守的抗議人士亦採取和平方式離開，對此深表欣慰。

和平方式離開 娥姐欣慰

　她強調在保育和發展之間的平衡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大家的目光要放遠些，未來還有很多保育發展平衡的工作需要大家以一個坦誠態度來商討，今次政府是展示了最大的誠意，及以一個我覺得是相當包容的態度。」

皇后碼頭清場時序

時間 經過

09:00 港島總區多個單位警員集合準備清場。

10:40 數輛機動部隊卡車被抗議人士發現停泊在碼頭附近街道，旋即離開。

10:45 大批港島總區機動部隊警員進駐皇后碼頭，部署清場行動

11:02 地政總署職員呼籲示威者離開碼頭

11:20 4艘水警小艇將碼頭對開水面包圍

12:18 警方開始第一輪清場行動

12:34 第一名地面示威者被警方抬走

13:36 警方抬走三名絕食人士

13:42 警方帶走最後一名示威者林輝，第一輪清場行動結束，剩下上蓋的示威者

14:45 發展局林鄭月娥就清場行動發表講話，呼籲示威者自行離去

15:13 穿攀山裝備的機動部隊教官及消防人員到場戒備

16:21 警員登上碼頭頂部，準備清場行動

16:23 示威者衝擊地面封鎖範圍

16:27 警員登上碼頭上蓋準備第二輪清場，並游說示威者

17:30 特首曾蔭權勸喻示威者和平離開碼頭

18:27 警方開始上蓋清場，抬走第一名示威者

18:45 消防張開救生氣墊

19:40 一名站於上蓋邊緣的男示威者，一度失足倒吊身體懸空，由警員救回

20:45 警員帶走最後一名示威者王恆創(阿草)，歷時逾10小時的清場行動結束

21:15 抗議人士追問阿草情況，示威者聚集大會堂外，要求釋放被捕人士

東方日報
A40 | 龍門陣 | 冷眼旁觀 | By 梁美芬 黃英琦 20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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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旁觀：皇后清場
執筆之際，皇后碼頭天台仍有約十名「本土行動」的朋友留守。我的電話剛響起，是一位灣仔街坊。他日前曾到碼頭為絕食的年輕人打氣，他緊張的問：絕食者沒事嗎？我真佩服他們的勇氣。三言兩語，可感受到他一顆關切、默默支持的心。

前天晚上，是意識到這是皇后的最後一夜吧，數百名聲援和好奇的市民都來到碼頭了，他們坐唱歌，聽有人發言，他們從碼頭一端走到另一端，拍照、看標語和展覽。當然，場內也有不少便衣，像《跟蹤》電影般，他們也在「扮」市民，也在拍照。

雖是晚上十一時多了，天氣還是那麼燠熱，但這數百人似乎都不介意。有人說，我在這裏竟遇上年多未見的朋友，能夠在皇后舊，多好。過去大半年支持保育的朋友一一出現，還有許多家長帶孩子來，有規劃師帶同讀中學的姨甥女到來，仔細的給孩子上一節規劃課。

這是多麼動人的公共空間。這空間內有的是文化、歷史，載的是年輕人對身份的認同和反思。天星去了，皇后也即將走了，將來的中環仍容納得了這樣的公共空間嗎？

有人說，「本土行動」成員的朋友，都是難得的香港青年。他們有堅持有理想，愛看書，更有國際視野。像朱凱迪曾到伊朗生活，像陳景輝，中學時代已拿哲學書看。他們不是追逐功利、任何事都向錢看的青年，香港需要這樣的新一代，香港的公民社會得以壯大，靠他們了。

人在做，天在看。傾斜交通和道路而消滅歷史發展觀，孰對孰錯，相信爻數年就有分曉。

黃英琦

明報
A29 | 論壇 | 皇后．保育 | By 吳靄儀 20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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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后土舊思維與新力量
7 月30 日星期一，各大報章大幅報道新任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出席本土行動在皇后碼頭舉辦的論壇。最值得注意的是《南華早報》和《明報》分別在頭版頭條刊出的巨照。前者顯示林太對咪發言，背後一列排開四名年輕人穿著白色T 恤，寫「一」「錯」「再」「錯」，其中一人以手指林太。後者從公眾席望去，長桌前一邊坐皺眉抿嘴的林太，另一邊坐彩紙皇冠一副漫不經心的主持人葉蔭聰，林太後面是一列表情嚴峻的藍衣制服警隊護衛，葉蔭聰後面是一群密切注視現場的年輕群眾，有人高舉攝錄機在錄影。

最有啟示的一句說話是《蘋果日報》刊載的梁文道問林太： 「唔知你落做乜？」同場異夢。梁文道可能是質問，但這個正是最值得探討、意義深遠的問題。

我在下午約1 時50 分到達現場，坐在第一排，安靜地細聽金珮瑋和《噪音》樂團的演唱及台上的發言。聽到第二位講者開始發言不久，就起身走到站立的群眾後繼續聽，一直到林太發言完畢離去。

林太不避對立場面而「走入群眾」，顯見她的作風硬朗及自信，在一眾「政治任命」的高官——包括特首之中——確是巾幗勝鬚眉。但我聽不到突破。林太的發言，不是向群眾，更不是向皇后碼頭的群眾，而是透過傳媒向政府團隊、向公務員，為他們立榜樣，為他們掙回一個堅定和無懼的形象，為政府團隊在民意戰上勝一仗。這就是她「落」做的事。但正因如此，她站的位置是對立的，是「敵」非「友」，她是迎戰，不是溝通。

林太態度用詞仍是從上而下

林太的態度和用詞，仍然是舊的從上而下的一套。強調她「官員」的身分，解釋為何她的立場符合一位官員處理民眾的訴求的正確態度，特別符合一位高級公務員的正確態度。即使是從人情的角度，她也是強調她的尊長地位，她說她足以做絕食人士的母親。如果舊思維仍然適用的話，那麼林太的軟中帶硬、軟硬兼施的表現的確值得很高的評分。

可惜林太代表的舊思維，已不足以面對天星皇后抗爭的新力量。其實論壇上最重要的發言來自朱凱迪，但沒有任何一份報章報道出來。

他說，林太你仍跟我們計錢計工程計程序是完全離題：我們講的是價值觀，我們講的歷史而拆皇后要消滅的歷史是始於蘇守忠抗議天星加價的40 年公民抗命的歷史。這是這股新力量的承傳。他們早於也後於現時活躍參政的政黨，官員、議員只可以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場，平輩論交，為共同的使命而服務。

錯過歌聲和歌詞的人，很容易錯過了運動的核心與精神：讓孩子看得見未來過去點共線，誰說我弱小不足道？誰說我沒資格憤怒？決不會再等敵人憐憫，難做到更要做到！

生於六四的一代老了，生於七一的一代也步入中年，生於皇后的一代正在訂立新的遊戲規則。看不到的人，一下子已過時了。

家明雜感。英瑪褒曼。安東尼奧尼。

家明雜感﹕兩位大師，你們一路好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2007年7月30日，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及安東尼奧尼（Michaelangelo Antonioni）兩位電影巨匠竟然一同離世。褒曼享年89歲，安東尼奧尼94歲，加上早前59歲英年早逝的楊德昌，成為回歸十年三則令影迷惘然的消息。
我不想翻褒曼及安東尼奧尼的流水帳，網絡年代名人的生平及作品年表都是彈指間的事，記憶總比不上Wikipedia。我倒想談談褒曼及安東尼奧尼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以及我對他們的印象是怎樣過來的。
首先，英瑪褒曼及安東尼奧尼兩個名字，學校的書本讀不到。無論電影史學家或影評人把他們說得如何重要，都跟中小學教育沒半點關係。我們透過師長知道曹雪芹、畢加索、貝多芬或莎士比亞，但他們不會跟我們分享誰是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或費穆，更犯不解釋《大國民》（Citizen Kane）或《小城之春》有什麼可貴。我們小時候都聽過愛恩斯坦，但不知道有個一字之差的俄國導演「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恩」及「森」甚至是同韻呢。我們也許聽說過英格烈．褒曼（Ingrid Bergman），知道她是個大美人，但未必一定知道她祖籍的瑞典，原來有個劇場及電影導演叫「英瑪褒曼」，同姓幾乎同名。
藝術教育獨欠電影
我們的教育體制實在欠缺電影這板塊。也許電影給人的印象太娛樂，也許電影素材要面對太多審查及版權的挑戰，教育圈子未必應付得來。若論藝術教育，學校有繪畫、文學、戲劇、舞蹈、音樂甚至錄像（工具性的校園電視）……偏偏沒有電影。電影像流行音樂一樣，並沒有進入普及教育的「典律」（有沒有課程向同學介紹Pink Floyd或Beatles）。電影的歷史、經典不在我們的常識層面及日常詞彙中（《羅生門》或是個例外）。
所以認識電影，只能自學，知識來自坊間而不是教學場所。六十七十年代的影迷憑影會如「第一映室」及「火鳥」等結盟，八十九十年代我們有《電影雙周刊》等兼負傳道者的角色。有段時間，除了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中心也是另一個看art house的主要渠道。九十年代初我讀大學時，藝術中心就搞了一個英瑪褒曼的回顧展。由最經典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1957）到很形式化的《假面》（Persona，1966），都座無虛席。
台灣進口盜版影帶
我們也透過台灣進口的材料認識藝術電影。因為香港及台灣慣譯不同，人名及片名少不免要掛勾對譯。台灣人叫「英格瑪．柏格曼」而不是褒曼；「安東尼奧尼」雖然台港叫法一致，不過他作品的名稱卻五花八門：我們叫《春光乍洩》（Blow Up，1966），台灣是《放大》；我們叫《慾海含羞花》（L'eclisse，1962），台灣直譯《蝕》。常覺得中港台三地各自一套的用語，無論是文化、經濟還是政治，根本就是一座兩岸三地的「巴別塔」。遠的不說，看看中港足球迷溝通之別扭，就是最佳例子。
當時我們也透過台灣進口的盜版錄影帶看褒曼及安東尼奧尼。台灣曾經流行的MTV熱，給顧客租房看電影。其中最大規模的MTV店「太陽系」，蘊藏了大量日本及美國冷門電影的Laser Disc。這些影碟給加上馬虎的中文字幕，翻製成錄影帶在台北一些書店出售，可說是今天盜版數碼化的前身。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慾海含羞花》及褒曼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1960），都源自這些影帶。
挑戰一：知性的要求
觀看安東尼奧尼及褒曼作品的體驗，帶來不少認識電影的挑戰。第一是知性的要求，兩個導演代表了二次大戰後歐洲電影發展的新氣象。六十年代因為社會需求及反文化，電影顯得更個人化，探討更複雜的議題。瑞典的英瑪褒曼從劇場出身，以冷峻的北歐姿態，在電影中討論死亡及屬靈的生活，並質疑上帝的存在。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則以知識分子的身影，先繼承新寫實主義的風格，再引入現代性的討論及現代人生活異化，疏離的批評。
以作品為例，英瑪褒曼1961年的《對鏡猜謎》（Through a Glass Darkly）曾贏取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影片的女主角Karin剛從精神病院出來，與家人寄住在荒島上。她總覺得上帝快要顯靈，直至影片最後，在一間花斑斑的房間，她看見窗外一道強光射進來，以為上帝降臨了，怎料竟然是接她回去精神病院的直升機。安東尼奧尼1964年的《紅色沙漠》（The Red Desert），也講女主角與環境的割離。有趣的是，《紅》是安東尼奧尼第一部彩色影片，不過電影呈現的顏色調子，卻比他任何一部黑白片還要慘白。影片經常出現廢墟的工廠、煙囪冒煙的鏡頭，安東尼奧尼對工業文明與人際關係疏離的影射不言而喻。
挑戰二：評論的考驗
另一個挑戰是，因為這些作品的主題及技法比較曖昧，帶來不少評論的考驗。到底是珍珠抑或糟粕，雖說見仁見智，但影評人及理論家有沒有「過度詮釋」的問題，就很值得商榷。最經典的例子是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這部影片以一宗屍體發現案為題，是導演最受歡迎的作品（以英語拍攝是受歡近的原因之一）。電影的虛無及陌生化，被不少人頌揚，卻也招來很多批評——已故的Pauline Kael就曾感歎安氏電影主題為「無法溝通」，但連角色都貌合神離，令觀眾泄氣。1999年一位名叫Ronan O'Casey的演員，曾公開聲明觀眾都誤解了《春光乍洩》，因為那根本是一個沒及完成的劣品。Ronan飾演電影中的屍體，因為當時製作逾期嚴重超支，所以他及好幾個角色被大幅削減戲分。於是影片的敘事變得特別含糊、「藝術」，Ronan覺得，那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兩位大師擅用美人
英瑪褒曼及安東尼奧尼都擅用美人，這為我等影迷提供了硬嚥藝術電影的更大動力。無論是安東尼奧尼早期的Lucia Bose，後來的Monica Vitti，還有憑《春光乍洩》謠傳露毛半秒而竄紅的Jane Birkin；褒曼的Harriet Andersson、Bibi Andersson及Ingrid Thulin都美艷不可方物。上文曾提及英格烈．褒曼，在1978年英瑪及英格烈這兩個來自瑞典的電影名人，終憑《秋日奏鳴曲》（Autumn Sonata）一嘗合作滋味，不過當時的英格烈已是57歲的婦人。
8月3日
記於北京
文﹕家明
編輯：梁詠璋

閱讀期待。《時間繁史．啞瓷之光》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的閱讀策略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陌生化：董啟章兩冊合共近九百頁的長篇巨著《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對任何讀者來說都可說不容易閱讀。首先，作者今次毫不妥協，在小說文本中起用了大量的廣府話方言，用來捕捉人物的生活氣息——當然嚴格來說，語言森林的建構，絕不僅限於方言與書面語的衝突上，正因為目的在於貼近小說人物的存活實相，所以中英夾雜甚至英語部分的直接插入，也非不可見的安排，也因而令到不同區域的華文小說讀者，必然會出現某程度的陌生化障礙。只不過我想指出，其實作者的陌生化策略，並不限於語言的運用上而已。事實上即使是香港讀者，或許可能對閱讀語言沒有太大問題，然而書中所經營塑造的香港，我肯定對不少人來說其實均十分陌生。我甚至以香港的鄉土文學來戲謔《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所呈現的北區世界（由粉嶺延展至沙頭角的地域世界）。那當然是一場笑話，因為「鄉土」的描繪早已與香港的形象格格不入，然而書中提及的區域風貌，又確實非一般人所認知的（最近由陳奕迅及楊千嬅主演的《每當變幻時》，正好以北區的聯和墟為中心場景展陳故事，大抵可以豐富到一般人對北區的認識），從而構成了一種時代錯位的陌生感。我想指出這是作者刻意為之的策略安排，那就是迫使讀者要延宕閱讀的速度，去促使透過反覆的思考（究竟語言上指稱什麼？），甚或是翻查資料來對照（去搜尋關於北區背後的來龍去脈，尤其小說包含了由阿正帶動保鄉衛土的一道脈略）——簡言之，那是由語言上的陌生化，牽引至地域上的陌生化，從而生出對話的內在辯證動力。
內在複調：由外在的陌生化表象，可以進一步探究董啟章小說中的人物世界。事實上，小說中的人物雖然是香港人，然而亦與一般的香港人形象差異甚大，當中有以文學創作為重的獨裁者及嘍囉、又有文學研究生維真尼亞、亦有專研中草藥的啞瓷、甚或是竟然以私人看護為兼職而支持繪畫志向的卉茵存在等等——唯一較具平凡氣息的，就只有環繞藥品及家庭用品連鎖店售貨員恩恩身邊的角色。他們或多或少都對香港主流經濟價值當道，出現若干程度的偏離氣息。也正因為此，作者安排他們出沒在香港的北區一帶，本身已有一重互融的共鳴存在。對一般人來說，他們因為對文化的嚮往（維真尼亞為了研究獨裁者而來、卉茵熱愛畫畫、嘍囉是年輕有為的小說家、甚至連啞瓷都曾經是文藝少女），正好予人一重同流者的印象。然而董啟章正好鑽入人性的黑洞，從而披露出背後的洞見：外在經濟掛帥的社會風氣，固然教專注於文學創作的有心人氣餒，可是同流者並不代表就可以相濡以沫，互相以貌似志同道合的幻象，來虛假怯懦地砥礪下去。此所以阿正後來利用獨裁者的名聲去介入保衛鄉土的運動，又或是文學小宇宙的解體，甚或是啞瓷被人誤會以為代表藥廠謀利等等——其實均正正觸及作者指向的核心，創作從來都是寂寞的，同流的驚奇扶持，其實最終均以互相傷害結束。然而這正是創作本質上的薛弗西斯式任務，永遠追求與人溝通，甚至冀望在他人仰望的光環下存活，卻又必定終於徒勞，愈深入交往，益發了解到創作不可言傳的宿命。
直面人生：這一點作者絕非無的放矢，《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一方面承接了香港前輩小說家劉以鬯在《酒徒》中建立的命題：認真嚴肅的文學作家，怎樣在金錢掛帥的商品化社會存活（當然也是內地於王朔出現前，於池莉及方方等一眾以新寫實小說手法，去呈現作家潦倒生活慘的呼應對照），從而去鋪陳變奏的可能。作者精準的眼光在於沒有受制於一貫的視角，把所有對創作的迫害歸源至外在環境的壓迫，來簡化了問題的複雜性。上文提及同流者的內在衝突乃至出賣，往往較經濟上的壓迫來得更傷入骨髓。更重要的是，作者透過獨裁者所建構出來的文學家形象，既毫不迴避歷史的陰暗面（當中不少情節，其實均直接或間接指涉到過去十來年來，香港文學界中部分甚具爭議性的事件詮釋，而作者透過角色毫不含糊地提出鮮明剛烈的看法），同時亦深入反省存在的位置（獨裁者不甘為社會的潮流所編收，而淪為名為鼓動創意，實質所辦的寫作班卻一直與創意概念背道而馳）——到最後更走到深沉的一步：要反叛他人，最終一定先要反叛自己。所以作者直視獨裁者的人生，包括身為小說家的創作面（年輕時期的小說創作是為了紓緩性抑壓？）、身為伴侶的黑暗面（獨裁者與啞瓷於創作及情感上的複雜冷然角力），以及身為人父的粗暴面（創作的權力與為人父的權力對照）。凡此種種，均催生出小說的多元內在聲音，也由是成就了我所指的直面人生佳作。長話短說，有機會再談。
[文／湯禎兆]

《印刻》。李安 crossover 張愛玲。

經典尋找﹕八月印刻 張愛玲出土散文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鍾意文學的人都知道台灣有本雜誌叫做《印刻》，出版三年，愈賣愈紅，甚至可能正式進軍大陸，吃盡兩岸。
該刊老總叫做初安民，以前做過《聯合報》編輯，又主編過《聯合文學》，據他說，《印刻》期期都好賣得，但其中又以張愛玲最具號召力，只要當期用張愛玲做封面或專輯主題，例必賣到盤滿砵滿。 ，去世愈久，愈令人懷念和憶記，咁就叫做經典啦!
既然如此，不問可知，最新一期《印刻》肯定又會賣到斷晒貨，因為，今期不止有張愛玲，仲有埋李安，因為，專輯主題係講李安改編張愛玲小說的電影《色．戒》，兩大高手列陣，想唔賣爆燈都幾難。
呢期專輯，大致分成三個部分﹕一、談李安電影，包括專訪李安、專訪電影《色．戒》攝影師等； 二、分析《色．戒》小說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歷史故事，包括探討上世紀四十年代生活在上海的漢奸處境；三、刊登張愛玲出土散文《天地人》，並由陳子善教授及其學生談在上海小報上發現這篇舊文的過程。
張愛玲曾經撰文表示「一直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裏的都市文明」，所以，長大後也常在小報發表文章。《天地人》正是小報作品，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刊登於上海《光化日報》，前陣子被王羽（唔係老牌打仔王羽，而係任教於上海師範大學的女學者王羽）尋得，內容雖然短到有點似語錄，讀來卻極有張式趣味。
張愛玲語錄
例如，張愛玲說﹕
■精明人，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難得煨個雞湯，也恨不得要那隻雞在湯裏下蛋，一隻一隻生下來，稱為「水鋪蛋」。
■有個外國太太帶了小女兒乘車經過憶定盤路小菜場，指點道：「這就是市場，阿媽每天來買菜的地方。」小女孩東看西看，問道：「但是媽媽，黑市在哪裏呢？」
■大出喪的音樂隊，不知為什麼總吹打有一隻調子叫做〈甜蜜的再會〉（Sweet Bye,Bye）。這亡人該是怎樣討厭的一個人呢——和他道別，是最甜蜜的事情。
■一切食物，標榜「衛生」與「維他命」內，普通都很難吃，例如科學製造的醬油，果醬，還有一種「十字麵包」，小圓麵包上面塗個糖質的白十字，一股醫院的氣味也許不過是心理作用罷。所以現在聰明的廣告裏也有「老法醬油」這樣的句子了。
■無燈之夜，從浴缸裏爬出來聽電話，蠟燭在浴室裏，來不及拿，跌跌衝衝來到電話旁邊，鈴聲停了。一路摸回去，剛走到電話與蠟燭之間，鈴又響了起來。再摸回來，頭撞在櫃上。一接，是打錯了的。待要砰地一聲掛斷它，震聾那邊的耳朵，又摸不到電話機。摸索了半天，方才把耳機放還原處。
李安 crossover 張愛玲，八月號《印刻》，不知道到底幾時至能在香港買到？
文／趙奕

反芻與反思

反芻與反思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這現象，你大抵看見過﹕牛在站、坐、或下時，沒有吃東西，但嘴裏卻不斷地咀嚼，像吃東西似的。這叫做「反芻」。
原來牠有四個胃﹕一、瘤胃；二、蜂窠胃；三、重瓣胃、四、皺胃。放牧時，把食物略加咀嚼即吞下，先入瘤胃，再進蜂窠胃；其後，吐回口中，又細嚼，由食道而入重瓣胃，經皺胃而去到腸裏。牠的食物，是經過兩次咀嚼和四個胃的。第二次的咀嚼，便是反芻。
不單是牛，羊、鹿、駱駝等也是如此，都有這種習性。為什麼呢？牠們生性馴良，沒有戰鬥力，野生時吃草，常恐其他猛獸襲擊，匆匆嚥下，逃避到安全的地方，然後反吐出來再咀嚼。經過無數世代，久而久之，反芻便成為了牠們的習性。
尤其是牛和駱駝，勞動量大，進食的次數不多、時間不長，更要匆匆吞下大量的食物，以備應付長時間的粗重的勞動。所以，牛能整天拖耕地，駱駝能橫越廣大的沙漠，其間不必進食，也有足夠的氣力。牠們早已吃進了，產生足夠氣力的足夠的食物。
人類沒有反芻的習慣和本能。這是指物質糧食而言，我以為﹕如對精神糧食，能養成近似反芻的習慣，將會日更精進，得益良多。精神糧食的反芻，是反思。比如讀一本好書。第一次讀完，恐怕很難吃透所傳達的信息、知識、道理、教訓等。隔了一段時間去重讀，或選擇其中的一些片段再去細讀，加以思考，你會「溫故而知新」，獲益比第一次更大。
經歷過一件大事，或完成了一件工作，未必能即時領略得應有的經驗。其後，尤其是又經歷或完成了，別的大事或工作，回首再去對比和檢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往往在反思中所得的經驗更為深刻和豐富。
寫日記有助這樣的反思，但這是即時的，總要像釀酒一樣，需要年月才能變醇。
牛、駱駝等的反芻，儲蓄了體力上的能量；人的反思，卻積累了精神上的能量。[司徒華]

皇后碼頭歌謠

皇后碼頭歌謠
廖偉棠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
共你淒風苦雨
共你披星戴月
——周耀輝《皇后大盜》
那夜我看見一垂釣者把一根白燭
放進碼頭前深水，給鬼魂們引路。
嗚嗚，我是一陣風，在此縈繞不肯去。
那夜我看見一弈棋者把棋盤填字，
似是九龍墨家譜零碎然而字字天書。
嗚嗚，我是一陣風，在此縈繞不肯去。
那夜我看見一舞者把一襲白裙
舞成流雲，雲上有金猴怒目切齒。
吁吁，我是一陣雨，在此淅瀝不肯去。
那夜我看見一喪妻者鼓盆而歌，
歌聲清越恍如四十年前一少年無忌。
吁吁，我是一陣雨，在此淅瀝不肯去。
「共你披星戴月……」今夜我在碼頭燒信，
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針尖上升騰，
我共你煮雨焚風，喚一場熔爐中的飛霜。
咄咄，我是一個人，在此咬指、書空。
2007.8.2.
[廖偉棠]

7月29日。皇后碼頭公開論壇。馬家輝。

沉默道別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在皇后碼頭的論壇上，人聲鼎沸，喧鬧到不可開交，我抬頭拭汗，赫然看見兩位年輕人蹲坐於碼頭上蓋，剛好，一位瘦削，一位健碩，在背光處，襯映藍天白雲，像刻意配成的電影畫面構圖，折射出既瀟灑又莊嚴的味道。

從上朝下俯察，眼中的激烈會否降溫﹗會否因為有了「全知」的視點，清清楚楚看到所有人的臉容表情，故能比較冷靜抽離﹗抑或，剛相反，看得愈全面愈清晰，明白掌握了所有來龍去脈，更是義憤填膺，沒辦法原諒官僚的傲慢與施政的精暴﹗

看着看着，我頗有衝動也爬到上蓋過過癮，但又不敢；我畏高，想起已經頭暈，終究是留在原地繼續近距離欣賞林鄭月娥的冷臉比較好玩。

* * *
不敢的事情還多。

像清場前的幾個晚上都有去皇后碼頭，鄧小樺和梁文道在領頭唱歌，梁唱了一首《國際歌》，雄渾的歌聲，配他的大平頭造型，確有革命往前衝的熱情氣魄，亦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小樺則唱了一些流行曲，可能因為見我在場，特別唱了幾首《倚天屠龍記》、《楚留香》之類的武俠劇主題曲，讓我可以插嘴加入。

但我偏偏開不了口。自問五音不全，唱歌是災難，故敬卡拉OK而遠之，全無興趣，除了前陣子興起過好奇心頗想到Must Kara看看朱先生的「蒙難地」到底長個什麼樣子。既然連在小房間內唱歌亦不敢開腔，那就更難在幾十位陌生人面前引吭高歌了，每年一次的例外是六四之夜，在燭光閃映裏，依依哦哦，遮遮掩掩，像含住欖核地把民主歌曲唱完又唱。

那夜，小樺要求我執咪唱歌，我說你們再唱一首，讓我先想想應該唱什麼。說完，坐下來，認真地想了幾十秒，呀，有了，就唱齊秦的《大約在冬季》吧，一來旋律易唱，二來歌詞應景，「沒有你的日子裏，我會更加珍惜自己，沒有我的歲月裏，你要保重你自己」，告別皇后，告別碼頭，不在冬季，就在夏季。

想好後，鼓起勇氣，深呼吸，準備獻唱。可是，突然，勞永樂醫生宣布，請停止唱歌以讓絕食者休息。

就這樣，皇后碼頭終究沒有我的歌聲。

我用沉默跟皇后道別。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