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通社海口8月7日电 （关向东 张茜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那华7日在海口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注未来三十年“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能否获得发展。
那华是在出席一个名为“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提出上述期望的。
他在论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观察中国三农问题时表示，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承认农村和城市间的联系，中国需要取得得益群体的一致意见，支持这个政策；还需要进行城乡统筹规划，尤其是在土地和自然资源、就业、住房方面都必须加以考虑；财政体制改革应当确保农民工获得均等的服务，新的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保证穷人能够平等地获得资源，户籍制度也同样应当进行有效的改革；改善治理结构，让公民更多地参与，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者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并应当提供更多的服务。
那华强调说，在社会改革方面，公民的参与极为重要。“看一看中国60年的发展进程，30年是中央计划经济，30年是市场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未来30年，能不能让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获得发展。”他表示，前三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未来三十年，民间社会方面也能不能搞出一个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的特点、反映人民理想的发展？
那华期望，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将帮助释放人民的力量，帮助弱势群体的发展，让他们也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完）
8/07/2010
邱立本：《文字冒險家》序言
灰姑娘的冒險
文章日期：2010年8月7日
【明報專訊】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冒險。我天生是一個安於逸樂的人，不會想去攀爬珠峰，或是開跑車風馳電掣到時速兩百公里。我小時候連去盪鞦韆，也會覺得害怕，被姐姐們譏笑半天，說我是一個膽子小的傢伙。
但恰恰是這樣膽子小的傢伙，卻走上了文字冒險之旅，千迴百轉，卻是樂此不疲。從原稿紙上到電腦鍵盤上，我不斷冒險犯難，進入一些連自己事後重看也會覺得不可思議的文化險灘，探索一些峰迴路轉的思想路徑，看盡心理上奇花異草的風景，也經歷了爭分奪秒地和時間賽跑，而最後絕處逢生的場景。這都是在月黑風高、黎明即將來臨之前進行。我比那位灰姑娘還要灰，午夜十二點的鐘聲響起了之後，我的冒險之旅才跑了一半，甚至是剛剛開始。我也沒有她的運氣，可以等待至愛的馬車，而我則是被五馬分屍，一邊要看幾篇重要文章的最後定稿，作出最後的修改，一邊還要處理行政上和編務上的一些突發的事件，而又不斷在電腦的鍵盤上敲打、不斷地寫完又改、改完又寫。這一篇又一篇的文字，寫得既痛苦又快樂，也寫得既煎熬又暢快。
而這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完成。黑夜是最後的武裝，保護我的文字不會被推到懸崖下面。截稿時間就是「死亡之線」，要讓你在鬼門關前瀟灑走一回。而這文字的冒險不僅是時間的窘迫中的突破，也是空間限制中的開拓。在一個斗室中，我卻面對全球的呼喚，也面對中國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也從我內心深處傳來；在香港島東邊的柴灣，在《亞洲週刊》的編輯部，我聽到汶川天搖地動的巨響，也聽到兩億農民工被「忽悠」為二等公民的吶喊，也當然感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大變身」（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國和世界就在這個「大變身」的過程中，既要追求現代化，累積更多的財富，又要兼顧持續的發展，避免國土被污染和公害所腐蝕，更要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的失衡狀態，要躲開「更多成為更少」（more is less）的窘境。這也是我的文字冒險所要面對的崇山峻嶺。然而只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在全球化的權力版圖中，甚麼時候中國可以既維持高速度的增長，但又可以尋回對公平、公正的追求？
就是在一個窘迫的寫作時間，我強迫自己思考這些叫思考太沉重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是否已經走到繁華的盡頭，要面對黑夜來臨的痛苦現實。
在三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我從一個青春的、充滿幻想的旅人，變成了一個滿臉風霜、歷盡滄桑的文字冒險家，而老兵不死，也不會消逝，而是讓那些帶體溫的文字，記錄時代變幻的溫度，讓那些沾滿冒險氣息的文字，預測中華民族的未來。
摘自新書《文字冒險家》序言
[文／邱立本]
文章日期：2010年8月7日
【明報專訊】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冒險。我天生是一個安於逸樂的人，不會想去攀爬珠峰，或是開跑車風馳電掣到時速兩百公里。我小時候連去盪鞦韆，也會覺得害怕，被姐姐們譏笑半天，說我是一個膽子小的傢伙。
但恰恰是這樣膽子小的傢伙，卻走上了文字冒險之旅，千迴百轉，卻是樂此不疲。從原稿紙上到電腦鍵盤上，我不斷冒險犯難，進入一些連自己事後重看也會覺得不可思議的文化險灘，探索一些峰迴路轉的思想路徑，看盡心理上奇花異草的風景，也經歷了爭分奪秒地和時間賽跑，而最後絕處逢生的場景。這都是在月黑風高、黎明即將來臨之前進行。我比那位灰姑娘還要灰，午夜十二點的鐘聲響起了之後，我的冒險之旅才跑了一半，甚至是剛剛開始。我也沒有她的運氣，可以等待至愛的馬車，而我則是被五馬分屍，一邊要看幾篇重要文章的最後定稿，作出最後的修改，一邊還要處理行政上和編務上的一些突發的事件，而又不斷在電腦的鍵盤上敲打、不斷地寫完又改、改完又寫。這一篇又一篇的文字，寫得既痛苦又快樂，也寫得既煎熬又暢快。
而這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完成。黑夜是最後的武裝，保護我的文字不會被推到懸崖下面。截稿時間就是「死亡之線」，要讓你在鬼門關前瀟灑走一回。而這文字的冒險不僅是時間的窘迫中的突破，也是空間限制中的開拓。在一個斗室中，我卻面對全球的呼喚，也面對中國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也從我內心深處傳來；在香港島東邊的柴灣，在《亞洲週刊》的編輯部，我聽到汶川天搖地動的巨響，也聽到兩億農民工被「忽悠」為二等公民的吶喊，也當然感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大變身」（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國和世界就在這個「大變身」的過程中，既要追求現代化，累積更多的財富，又要兼顧持續的發展，避免國土被污染和公害所腐蝕，更要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的失衡狀態，要躲開「更多成為更少」（more is less）的窘境。這也是我的文字冒險所要面對的崇山峻嶺。然而只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在全球化的權力版圖中，甚麼時候中國可以既維持高速度的增長，但又可以尋回對公平、公正的追求？
就是在一個窘迫的寫作時間，我強迫自己思考這些叫思考太沉重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是否已經走到繁華的盡頭，要面對黑夜來臨的痛苦現實。
在三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我從一個青春的、充滿幻想的旅人，變成了一個滿臉風霜、歷盡滄桑的文字冒險家，而老兵不死，也不會消逝，而是讓那些帶體溫的文字，記錄時代變幻的溫度，讓那些沾滿冒險氣息的文字，預測中華民族的未來。
摘自新書《文字冒險家》序言
[文／邱立本]
當代復刊的當代意義
文章日期：2010年8月7日【明報專訊】編按：上世紀八○年代，台灣解嚴前後，思潮沸騰，人文思哲報刊如雨後春筍。但一如所有進步的歷史時刻，光之閃爍無以為繼，二十年間知省之聲趨於沉寂。同是催生於八○年代的《當代》雜誌，卻在今天藍綠分明的民間社會重出江湖，但一改面目，由西方思潮的引進改為政治論述的建構。台灣評論人張鐵志提起《當代》創刊號的傅柯專題語調依然灼灼，但大家亦深知「集體回憶」須經歷轉化，以回應當下。世紀版邀請張鐵志訪談《當代》總編輯金恆煒，談談重生的時代意義。
一九八六年，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譟動。
八○年代的各種社會抗議、衝突層層累積，威權體制的鎮壓能力和蔣經國的意志則逐漸弱化。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國民黨決定容忍。不到一年後，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宣佈廢除長達三十多年的軍事戒嚴令，台灣開啟民主化的大門。
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那也是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人間雜誌》用黑白的影像挖掘著島嶼的悲傷與苦難，《南方》雜誌深思著反抗的理論與實踐，復刊的《文星》仍然高舉著思想火炬。而八六年五月，一個知識份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創刊了：《當代》。往後十年，《當代》的封面不斷影響了台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
然二十多年來，八○年代的那些啟蒙刊物一一陣亡，九○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島嶼邊緣》也已經退場。《當代》雖然經過中間一次停刊，卻一路挺到二○○八年，雖然性質和重心已經大為改變。今年夏天，《當代》復刊，但重心將不同於以往，更強調台灣的政治論述。
這個轉變，不只是某本雜誌的轉型，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回到一九八六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因為受到報社許多政治限制，所以想要出來辦一本刊物。由於他過去在美國以及在中時人間的人脈，得以邀請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如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等數十位加入編輯委員會。事實上，當代雜誌上沒有總編輯這個職稱，只有「編輯委員會」，因為金恆煒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知識份子的集體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者出錢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黃道琳、錢永祥、石守謙等一起策劃題目。但實際上，確實是金恆煒自己一個人在家擔任編輯工作。
廿多年前的傅柯
《當代》的創刊號封面是法國哲學家米修．傅柯。他們本來是想要在創刊時做六○年代和海外保釣運動，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議題比較敏感。而當時在台灣思想界已經有不少人關注傅柯，雖然尚未流行起來，所以選擇傅柯。第二、三期是六十年代專題，第四期封面則是德希達，清楚呈現《當代》承接起之前文星引進西方思潮的角色。
八○年代後期的台灣，一方面由於管制減弱，另方面人們需要反抗的思想資源，所以從新馬到後現代、後殖民，都一一震撼台灣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在創刊號發刊詞「是當代也是反當代」中說，《當代》創刊號介紹傅柯不是偶然的：「傅柯強調我們的當代文化強調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容易使我們現代人陷入專業的條條框框而自我 異化，成為單向的技術人。所以專業訓練有雙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訓練，也是牢籠式的管教。這正是我們強調的pro and con。」
當時《當代》的構想就是先介紹西方思想，把台灣自己的思想水平拉高。金恆煒說《當代》前十年是以介紹法國思潮為主，第二個十年更著重德國思想。但是後來越來越把重點放在台灣，因為西方的思潮內容越來越容易獲取，也有許多年輕學者回來台灣。
與此同時，台灣的知識界，或者說在八○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批判知識界，在九○年代隨著統獨／藍綠問題的激化開始逐漸分裂。重要的知識分子團體「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識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都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分化或內部緊張。
反抗的哲學，政治的辯論
金恆煒自己也越來越在媒體上發表被視為具有鮮明的綠色色彩的言論，雖然他並不同意這個顏色標籤，而強調他堅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他說，像余英時那樣具有強大中國文化情懷的人，因為他堅持反共，所以他也很尊敬他。
新的《當代》將會以對台灣的政治評論為主，而不再是西方思潮引進。這一方面是金恆煒個人關注重心的轉變──他希望辦一本像美國《新共和》那樣的政治刊物，另方面也或許反映了這個社會不再對西方的知識引進感到飢渴。（另一份刊物《思想》知識味更濃，但專題也很少是關於西方新思潮。）
台灣當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論述刊物，一份關於價值澄清、政策辯論的刊物。長久以來，既有政治力量早已出現「哲學的貧困」，而媒體的淺薄化，也不容許深刻有思想的文章呈現。政治論述的貧乏，將使得政治行動空洞化。
新的《當代》可能會被視為具有強烈政治色彩。但無論他們是什麼意識形態，只要能把立場與價值說明清楚，且其政治批評具有紮實的證據且深度論述的高度，對台灣的公民社會也會是一個重要貢獻，並且該是對手接招。
二十年前，我們需要反抗的哲學，不論老左、新左、後殖民理論等。二十年來，彼此抗衡的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卻也日益空洞化。我們期待政治的辯論可以更堅實而深刻。當然，在狹義政治場域的辯論之外，「反的哲學」還是必要的。
[文•張鐵志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一九八六年，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譟動。
八○年代的各種社會抗議、衝突層層累積，威權體制的鎮壓能力和蔣經國的意志則逐漸弱化。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國民黨決定容忍。不到一年後，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宣佈廢除長達三十多年的軍事戒嚴令，台灣開啟民主化的大門。
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那也是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人間雜誌》用黑白的影像挖掘著島嶼的悲傷與苦難，《南方》雜誌深思著反抗的理論與實踐，復刊的《文星》仍然高舉著思想火炬。而八六年五月，一個知識份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創刊了：《當代》。往後十年，《當代》的封面不斷影響了台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
然二十多年來，八○年代的那些啟蒙刊物一一陣亡，九○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島嶼邊緣》也已經退場。《當代》雖然經過中間一次停刊，卻一路挺到二○○八年，雖然性質和重心已經大為改變。今年夏天，《當代》復刊，但重心將不同於以往，更強調台灣的政治論述。
這個轉變，不只是某本雜誌的轉型，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回到一九八六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因為受到報社許多政治限制，所以想要出來辦一本刊物。由於他過去在美國以及在中時人間的人脈，得以邀請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如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等數十位加入編輯委員會。事實上，當代雜誌上沒有總編輯這個職稱，只有「編輯委員會」，因為金恆煒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知識份子的集體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者出錢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黃道琳、錢永祥、石守謙等一起策劃題目。但實際上，確實是金恆煒自己一個人在家擔任編輯工作。
廿多年前的傅柯
《當代》的創刊號封面是法國哲學家米修．傅柯。他們本來是想要在創刊時做六○年代和海外保釣運動，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議題比較敏感。而當時在台灣思想界已經有不少人關注傅柯，雖然尚未流行起來，所以選擇傅柯。第二、三期是六十年代專題，第四期封面則是德希達，清楚呈現《當代》承接起之前文星引進西方思潮的角色。
八○年代後期的台灣，一方面由於管制減弱，另方面人們需要反抗的思想資源，所以從新馬到後現代、後殖民，都一一震撼台灣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在創刊號發刊詞「是當代也是反當代」中說，《當代》創刊號介紹傅柯不是偶然的：「傅柯強調我們的當代文化強調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容易使我們現代人陷入專業的條條框框而自我 異化，成為單向的技術人。所以專業訓練有雙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訓練，也是牢籠式的管教。這正是我們強調的pro and con。」
當時《當代》的構想就是先介紹西方思想，把台灣自己的思想水平拉高。金恆煒說《當代》前十年是以介紹法國思潮為主，第二個十年更著重德國思想。但是後來越來越把重點放在台灣，因為西方的思潮內容越來越容易獲取，也有許多年輕學者回來台灣。
與此同時，台灣的知識界，或者說在八○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批判知識界，在九○年代隨著統獨／藍綠問題的激化開始逐漸分裂。重要的知識分子團體「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識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都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分化或內部緊張。
反抗的哲學，政治的辯論
金恆煒自己也越來越在媒體上發表被視為具有鮮明的綠色色彩的言論，雖然他並不同意這個顏色標籤，而強調他堅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他說，像余英時那樣具有強大中國文化情懷的人，因為他堅持反共，所以他也很尊敬他。
新的《當代》將會以對台灣的政治評論為主，而不再是西方思潮引進。這一方面是金恆煒個人關注重心的轉變──他希望辦一本像美國《新共和》那樣的政治刊物，另方面也或許反映了這個社會不再對西方的知識引進感到飢渴。（另一份刊物《思想》知識味更濃，但專題也很少是關於西方新思潮。）
台灣當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論述刊物，一份關於價值澄清、政策辯論的刊物。長久以來，既有政治力量早已出現「哲學的貧困」，而媒體的淺薄化，也不容許深刻有思想的文章呈現。政治論述的貧乏，將使得政治行動空洞化。
新的《當代》可能會被視為具有強烈政治色彩。但無論他們是什麼意識形態，只要能把立場與價值說明清楚，且其政治批評具有紮實的證據且深度論述的高度，對台灣的公民社會也會是一個重要貢獻，並且該是對手接招。
二十年前，我們需要反抗的哲學，不論老左、新左、後殖民理論等。二十年來，彼此抗衡的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卻也日益空洞化。我們期待政治的辯論可以更堅實而深刻。當然，在狹義政治場域的辯論之外，「反的哲學」還是必要的。
[文•張鐵志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8/03/2010
骑楼老街，香港建筑师眼中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
中新社海口8月3日电 题：骑楼老街，香港建筑师眼中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
作者： 关向东 张茜翼
“骑楼是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客居海南的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和海口骑楼老街结缘源于2003年。那时，他在百年海口骑楼老街漫步，创作了第一幅中山路上骑楼建筑的素描画。从此，王宁光走进了海口的老城区，关注湮没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骑楼，他的“骑楼情结”一发不可收拾。
他欣赏着每一栋骑楼的每一个细节，审视着这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对称的风洞墙、纷繁的中式或罗马式窗楣，大量的中国传统为主的浮雕砖刻花饰、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造型……“海口骑楼跟华南地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际线，一个接一个。而组成天际线的，是骑楼顶端起伏的女儿墙。”“就如音乐中变幻着的曲调，时而悠远、时而活泼、时而空灵，给人无限的灵感与遐想，这就是海口骑楼做为建筑之外的美。”
走在老街里，他时常想着，自己要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表达海口骑楼的磅礴大气与精美细致，他觉得，这必须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他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专长——建筑素描来做这件事。他在一幅长达十米的画卷中，按中山路骑楼的原样，一幢幢地画出来。
他细算了一下，在中山路整个街面上，各种窗框、壁柱和浮雕图案等装饰部件达915件。他估计，海口8条老街的街面里，有一万多个装饰部件。
王宁光在海口有许多朋友，大多与他一样对骑楼有着一股狂热的爱，他们因骑楼而结识，也因为骑楼而充满激情。
在网上，他以“冰山蓝海”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海口骑楼旷世奇葩———兼议海口骑楼街建筑文物的抢救》的文章，他分析海口骑楼的价值和现状，介绍海内外改建骑楼步行街的经验等等，有文有图，洋洋洒洒数万字，从一个建筑师、一个骑楼爱好者的角度，呼吁海口应该采取办法来保护这片城市的历史文化珍宝。
“我们应该站在骑楼外看骑楼，对于海口来说，它已经不单纯是建筑了，它是南洋文化的浓缩、城市历史的背影、家族行业兴衰的刻印。”王宁光说，不管是休闲还是观光，都很强调文化感受，所以海南的旅游业，要有当地地域文化特点，海口要把骑楼老街区好好地恢复起来。
王宁光说：“海口八条主要的老街，还有几条小街的改造，我认为要分别对待。重点路段中山路上原汁原味的东西要把它恢复，要参考以前的资料，不要随意的加一些不准确定位的东西。长提路，千里长堤的状态、当年的雄姿，要通过骑楼恢复出来。得胜沙有很多特点，比如五层楼是有很多文化传说和文化底蕴的地方，也是当年海南最高的楼。当年里面的剧场、咖啡厅，我认为都要安排原样修复回来，让老百姓可以到里面去领略当年的风情。”
“保护好旧骑楼首先要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骑楼是需要发展的，保留好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要符合现代的要求。”
“海南是个有梦的地方。我从骑楼开始，慢慢地爱上了海南，慢慢地在体会海南的文化。”王宁光说。 “整个城市被梳理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街边人行道都种有花草，犹如给城市绣上美丽的花边，大街上都是椰树排成的林荫道。海风习习，椰林婆娑，片片明快骑楼，处处花香鸟语。”这就是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心中的海口梦。（完）海南分社关向东张茜翼采关向东签发
作者： 关向东 张茜翼
“骑楼是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客居海南的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和海口骑楼老街结缘源于2003年。那时，他在百年海口骑楼老街漫步，创作了第一幅中山路上骑楼建筑的素描画。从此，王宁光走进了海口的老城区，关注湮没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骑楼，他的“骑楼情结”一发不可收拾。
他欣赏着每一栋骑楼的每一个细节，审视着这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对称的风洞墙、纷繁的中式或罗马式窗楣，大量的中国传统为主的浮雕砖刻花饰、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造型……“海口骑楼跟华南地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际线，一个接一个。而组成天际线的，是骑楼顶端起伏的女儿墙。”“就如音乐中变幻着的曲调，时而悠远、时而活泼、时而空灵，给人无限的灵感与遐想，这就是海口骑楼做为建筑之外的美。”
走在老街里，他时常想着，自己要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表达海口骑楼的磅礴大气与精美细致，他觉得，这必须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他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专长——建筑素描来做这件事。他在一幅长达十米的画卷中，按中山路骑楼的原样，一幢幢地画出来。
他细算了一下，在中山路整个街面上，各种窗框、壁柱和浮雕图案等装饰部件达915件。他估计，海口8条老街的街面里，有一万多个装饰部件。
王宁光在海口有许多朋友，大多与他一样对骑楼有着一股狂热的爱，他们因骑楼而结识，也因为骑楼而充满激情。
在网上，他以“冰山蓝海”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海口骑楼旷世奇葩———兼议海口骑楼街建筑文物的抢救》的文章，他分析海口骑楼的价值和现状，介绍海内外改建骑楼步行街的经验等等，有文有图，洋洋洒洒数万字，从一个建筑师、一个骑楼爱好者的角度，呼吁海口应该采取办法来保护这片城市的历史文化珍宝。
“我们应该站在骑楼外看骑楼，对于海口来说，它已经不单纯是建筑了，它是南洋文化的浓缩、城市历史的背影、家族行业兴衰的刻印。”王宁光说，不管是休闲还是观光，都很强调文化感受，所以海南的旅游业，要有当地地域文化特点，海口要把骑楼老街区好好地恢复起来。
王宁光说：“海口八条主要的老街，还有几条小街的改造，我认为要分别对待。重点路段中山路上原汁原味的东西要把它恢复，要参考以前的资料，不要随意的加一些不准确定位的东西。长提路，千里长堤的状态、当年的雄姿，要通过骑楼恢复出来。得胜沙有很多特点，比如五层楼是有很多文化传说和文化底蕴的地方，也是当年海南最高的楼。当年里面的剧场、咖啡厅，我认为都要安排原样修复回来，让老百姓可以到里面去领略当年的风情。”
“保护好旧骑楼首先要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骑楼是需要发展的，保留好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要符合现代的要求。”
“海南是个有梦的地方。我从骑楼开始，慢慢地爱上了海南，慢慢地在体会海南的文化。”王宁光说。 “整个城市被梳理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街边人行道都种有花草，犹如给城市绣上美丽的花边，大街上都是椰树排成的林荫道。海风习习，椰林婆娑，片片明快骑楼，处处花香鸟语。”这就是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心中的海口梦。（完）海南分社关向东张茜翼采关向东签发
8/02/2010
「撐粵語」活動
穗撐粵語升溫逾千公安圍趕
3000民眾集會 7記者被拘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廣州人「撐粵語」活動愈演愈烈，繼上周日有逾2000人集會後，昨日有網民發動省港澳10萬人聯合大行動，反對廣州市政協委員提出以普通話代替廣東話。廣州有近3000人在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內集會，他們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警察收皮」等口號；由於集會地點接近市政府等敏感機構，警方一早部署戒備，並調集逾千名公安到場驅散集會，其間與示威者發生衝突，多人被帶走，包括一名圍觀的港人遊客。集會者其後到附近的北京路「散步」，又被公安指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散步者最終在大批公安圍追堵截下和平散去。7名本港及外國記者在採訪期間亦被帶走，晚上獲釋。
昨日下午1時45分起，已有不少年輕人響應呼籲，身著白衣陸續到廣州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其後人群愈聚愈多，人數於2時半達到高峰，估計有2000人到場，甚至有市民抱年幼孩子到場，集會者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有人展示撐粵語標語。預先在公園及附近戒備的公安於是開始封鎖公園幾個大門，只准出不准入，當局同時不斷從周邊地區增調警力增援。
擒拿手捉記者 公園准出不准入
本港兩間電視台now及有線電視、《明報周刊》及路透社的記者在採訪時被公安帶走。現場消息指路透社記者遭粗暴對待，他舉機拍照時被公安施以擒拿手勢，兩三個公安捉住其手腳把他扔上警車。他們都被帶到警方設於附近的吉祥路小學「臨時指揮中心」問話。
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多名集會者，公安拉人時一度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有集會人士豎起中指高呼「警察放人」、「警察收皮」等口號。現場所見，首批在場戒備公安都是講廣東話的，相信是當局有意安排，擔心現場有人講普通話會惹起示威者反感。
多人被帶走 包括觀光港客
在廣州被帶走的港人遊客說，事發時他手持相機，突然被公安舉手指，無交代理由就將他帶走，「我多次表明我的身分純粹是遊客，純粹來參觀。我問了多次後，他們就說擔心我會擾亂公共秩序，所以要盤問」。
當公安驅趕集會者時，一名年輕人大聲向公安道﹕「阿sir唔係飲珠江水大，我行動為保護廣東文化，我無犯法，點解要趕我走？」負責驅散的公安無言以對，轉身離開。
約下午3時許，一隊近千人的公安從公園正門操入，引來示威者圍觀，有集會者說，「咁大個都未見過咁多公安，有腳軟。」公安調集完成後即開始清場行動，所有集會者被從公園3個出入口驅趕出去，甚至在公園內休憩的長者亦被勸離，惹來老人家不滿，有人直斥公安霸道。
示威者園外再聚集 「散步」被阻
集會者在公園門口重新聚集，並沿廣衛路向北京路「散步」（遊行），沿途高呼口號，吸引不少途人圍觀。公安緊急在北京路南與高街交界處築成人牆，不准「散步者」通過，其間場面一度混亂，至4時30分左右，大部分民眾被勸離和平散去。有部分人表示會到附近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繼續集會，但由於受阻撓而未果。
昨日廣州的撐粵語行動據指在多個地點同時舉行，包括廣東省政府旁的中山紀念堂及廣州部分大學。有集會者稱，網上組織者已遭警方監控，今次集會靠各人網上自發聯絡。
明報記者 廣州報道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月25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月25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亞運會今年11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 群情激昂
下午5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後90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文／田永德 編輯／葉雨舟]
3000民眾集會 7記者被拘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廣州人「撐粵語」活動愈演愈烈，繼上周日有逾2000人集會後，昨日有網民發動省港澳10萬人聯合大行動，反對廣州市政協委員提出以普通話代替廣東話。廣州有近3000人在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內集會，他們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警察收皮」等口號；由於集會地點接近市政府等敏感機構，警方一早部署戒備，並調集逾千名公安到場驅散集會，其間與示威者發生衝突，多人被帶走，包括一名圍觀的港人遊客。集會者其後到附近的北京路「散步」，又被公安指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散步者最終在大批公安圍追堵截下和平散去。7名本港及外國記者在採訪期間亦被帶走，晚上獲釋。
昨日下午1時45分起，已有不少年輕人響應呼籲，身著白衣陸續到廣州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其後人群愈聚愈多，人數於2時半達到高峰，估計有2000人到場，甚至有市民抱年幼孩子到場，集會者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有人展示撐粵語標語。預先在公園及附近戒備的公安於是開始封鎖公園幾個大門，只准出不准入，當局同時不斷從周邊地區增調警力增援。
擒拿手捉記者 公園准出不准入
本港兩間電視台now及有線電視、《明報周刊》及路透社的記者在採訪時被公安帶走。現場消息指路透社記者遭粗暴對待，他舉機拍照時被公安施以擒拿手勢，兩三個公安捉住其手腳把他扔上警車。他們都被帶到警方設於附近的吉祥路小學「臨時指揮中心」問話。
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多名集會者，公安拉人時一度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有集會人士豎起中指高呼「警察放人」、「警察收皮」等口號。現場所見，首批在場戒備公安都是講廣東話的，相信是當局有意安排，擔心現場有人講普通話會惹起示威者反感。
多人被帶走 包括觀光港客
在廣州被帶走的港人遊客說，事發時他手持相機，突然被公安舉手指，無交代理由就將他帶走，「我多次表明我的身分純粹是遊客，純粹來參觀。我問了多次後，他們就說擔心我會擾亂公共秩序，所以要盤問」。
當公安驅趕集會者時，一名年輕人大聲向公安道﹕「阿sir唔係飲珠江水大，我行動為保護廣東文化，我無犯法，點解要趕我走？」負責驅散的公安無言以對，轉身離開。
約下午3時許，一隊近千人的公安從公園正門操入，引來示威者圍觀，有集會者說，「咁大個都未見過咁多公安，有腳軟。」公安調集完成後即開始清場行動，所有集會者被從公園3個出入口驅趕出去，甚至在公園內休憩的長者亦被勸離，惹來老人家不滿，有人直斥公安霸道。
示威者園外再聚集 「散步」被阻
集會者在公園門口重新聚集，並沿廣衛路向北京路「散步」（遊行），沿途高呼口號，吸引不少途人圍觀。公安緊急在北京路南與高街交界處築成人牆，不准「散步者」通過，其間場面一度混亂，至4時30分左右，大部分民眾被勸離和平散去。有部分人表示會到附近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繼續集會，但由於受阻撓而未果。
昨日廣州的撐粵語行動據指在多個地點同時舉行，包括廣東省政府旁的中山紀念堂及廣州部分大學。有集會者稱，網上組織者已遭警方監控，今次集會靠各人網上自發聯絡。
明報記者 廣州報道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月25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月25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亞運會今年11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 群情激昂
下午5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後90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文／田永德 編輯／葉雨舟]
8/01/2010
替EILEEN送钱包
第二個錢包
文章日期：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好了，該說說第二個錢包的故事了。
宋以朗手裡的三個錢包，第一個給「曉云小姐」，陳子善找出了來歷，也送回了上海，內地報紙廣泛報道，電視台也做了專輯，劉曉云現身，是一位中年女士，有點富態，但很有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專業。 訪談裡她說，當陳子善把張愛玲的謝卡和錢包交到她手裡，她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體驗了久違的感動。這訪談可在YouTube找到，很動人。
第二個錢包，張愛玲想送給「斌」，謝卡上寫著﹕「路遠迢迢寄這麼個小錢包給個大音樂家，太可笑。請原諒我心目中永遠拿你當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給 un cle K.D.買個小皮夾就順便買個給你。祝 近好 愛玲」。
小皮夾黑色，皮感極好，不屬於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但廿多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內保存妥當，仍有亮澤；跟其他兩個或綠或杏的錢包一樣，充分反映了張小姐的戀物品味。
兩年前跟陳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見這錢包，但因注意力集中於曉云小姐那個包夾之上，誰都沒費心思推測「斌」 是誰，隱隱覺得留待他日再來解密，而這回，輪到止庵出招了。他把黑色皮夾掂在手裡，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麼，但沒說，直到我無意中從一堆紙條裡找出謝卡草稿，止庵才道，嗯，K.D.就是李開第，即張愛玲的姑丈，他以前長住在廣州，其後病逝；既然「斌」跟K.D.有關係，又是「大音樂家」，張愛玲在四十年代跟她見面時，她只有十一二歲，那麼，到了八十年代，應是五十歲以外，如果仍在廣州、仍玩音樂，必跟廣州樂團的人認識，這就是線索，我們可找廣州的老朋友問問……
如同偵探，向來愛讀推理小說的止庵找到了答案的所在方向，替張愛玲送回第二個錢包，有希望了。而在推理過程裡，又發生了小小趣事，明日再談。（送錢包．二）
××××××××××
又有一個公文袋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好了，應該談談我的小巧合了。
話說當天在宋以朗家裡，止庵看了看張愛玲給「斌」的錢包和謝卡，也沒說啥，話題就轉到別處，大概是關於《異鄉記》的手稿出版策略，大家興高采烈，好像要替張小姐辦喜事。宋先生大概是這樣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這樣的，談得愈有興頭，他便愈有意願從房間裡掏出更多的張愛玲寶物，一旦話不投機，匆匆看過例牌式的幾個東西，便送客了。
所以那天宋以朗又從房間找出一個大大的公文袋，解開繩子，把袋倒轉，跌出一大疊零零碎碎的紙張紙條，包括拆開了的白信封，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撕下來的報紙版面；正方形的memo紙；廢棄的稿紙邊緣……出處各異，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成為張愛玲的草稿平台，可見她昔年在美，隨時隨地想到什麼，隨手抓起一片半頁紙張，立即執筆寫下。
張愛玲非常環保？我暗暗認為，這或跟環保無關，而是她不願錯過任何於剎那間閃過腦海的意念，擔心善忘，急急透過書寫這種動作把它記牢。又，她是作家，對於紙張總有過敏性的憐惜，紙是親人也是朋友，人浮於世，至少在那年頭，紙張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邊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現在紙張之上：那天我隨手從那凌亂不堪的紙疊裡抽出一頁，是個信封，密密麻麻地寫了字，定神一看，末段竟然正是張愛玲寫給「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謝卡所寫有九成符合。對於寫字，張小姐確是認真嚴肅，連在謝卡上寫幾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寫，還再改動一次。
於是在我眼前桌上並排放著謝卡和信封，張愛玲的心思曾經在兩者之間流轉波動，它們展映了時間的痕跡，如同呈現一位動態的張愛玲。
兩年前帶陳子善往訪宋以朗，送回第一個錢包；兩年後帶止庵往訪宋以朗，找出其他錢包的主人。三個錢包都被解謎了。陳子善和止庵都很高興，但最高興的可能是我。我愛搗蛋，兩年前我曾對陳子善說「愛玲還是愛你的」，兩年後我乃特地跟止庵說「愛玲原來更愛的是我」。
止庵沒反應。我可不管，反正我討自己開心，就夠了。
（送錢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好了，該說說第二個錢包的故事了。
宋以朗手裡的三個錢包，第一個給「曉云小姐」，陳子善找出了來歷，也送回了上海，內地報紙廣泛報道，電視台也做了專輯，劉曉云現身，是一位中年女士，有點富態，但很有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專業。 訪談裡她說，當陳子善把張愛玲的謝卡和錢包交到她手裡，她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體驗了久違的感動。這訪談可在YouTube找到，很動人。
第二個錢包，張愛玲想送給「斌」，謝卡上寫著﹕「路遠迢迢寄這麼個小錢包給個大音樂家，太可笑。請原諒我心目中永遠拿你當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給 un cle K.D.買個小皮夾就順便買個給你。祝 近好 愛玲」。
小皮夾黑色，皮感極好，不屬於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但廿多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內保存妥當，仍有亮澤；跟其他兩個或綠或杏的錢包一樣，充分反映了張小姐的戀物品味。
兩年前跟陳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見這錢包，但因注意力集中於曉云小姐那個包夾之上，誰都沒費心思推測「斌」 是誰，隱隱覺得留待他日再來解密，而這回，輪到止庵出招了。他把黑色皮夾掂在手裡，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麼，但沒說，直到我無意中從一堆紙條裡找出謝卡草稿，止庵才道，嗯，K.D.就是李開第，即張愛玲的姑丈，他以前長住在廣州，其後病逝；既然「斌」跟K.D.有關係，又是「大音樂家」，張愛玲在四十年代跟她見面時，她只有十一二歲，那麼，到了八十年代，應是五十歲以外，如果仍在廣州、仍玩音樂，必跟廣州樂團的人認識，這就是線索，我們可找廣州的老朋友問問……
如同偵探，向來愛讀推理小說的止庵找到了答案的所在方向，替張愛玲送回第二個錢包，有希望了。而在推理過程裡，又發生了小小趣事，明日再談。（送錢包．二）
××××××××××
又有一個公文袋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好了，應該談談我的小巧合了。
話說當天在宋以朗家裡，止庵看了看張愛玲給「斌」的錢包和謝卡，也沒說啥，話題就轉到別處，大概是關於《異鄉記》的手稿出版策略，大家興高采烈，好像要替張小姐辦喜事。宋先生大概是這樣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這樣的，談得愈有興頭，他便愈有意願從房間裡掏出更多的張愛玲寶物，一旦話不投機，匆匆看過例牌式的幾個東西，便送客了。
所以那天宋以朗又從房間找出一個大大的公文袋，解開繩子，把袋倒轉，跌出一大疊零零碎碎的紙張紙條，包括拆開了的白信封，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撕下來的報紙版面；正方形的memo紙；廢棄的稿紙邊緣……出處各異，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成為張愛玲的草稿平台，可見她昔年在美，隨時隨地想到什麼，隨手抓起一片半頁紙張，立即執筆寫下。
張愛玲非常環保？我暗暗認為，這或跟環保無關，而是她不願錯過任何於剎那間閃過腦海的意念，擔心善忘，急急透過書寫這種動作把它記牢。又，她是作家，對於紙張總有過敏性的憐惜，紙是親人也是朋友，人浮於世，至少在那年頭，紙張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邊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現在紙張之上：那天我隨手從那凌亂不堪的紙疊裡抽出一頁，是個信封，密密麻麻地寫了字，定神一看，末段竟然正是張愛玲寫給「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謝卡所寫有九成符合。對於寫字，張小姐確是認真嚴肅，連在謝卡上寫幾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寫，還再改動一次。
於是在我眼前桌上並排放著謝卡和信封，張愛玲的心思曾經在兩者之間流轉波動，它們展映了時間的痕跡，如同呈現一位動態的張愛玲。
兩年前帶陳子善往訪宋以朗，送回第一個錢包；兩年後帶止庵往訪宋以朗，找出其他錢包的主人。三個錢包都被解謎了。陳子善和止庵都很高興，但最高興的可能是我。我愛搗蛋，兩年前我曾對陳子善說「愛玲還是愛你的」，兩年後我乃特地跟止庵說「愛玲原來更愛的是我」。
止庵沒反應。我可不管，反正我討自己開心，就夠了。
（送錢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馮驥才转向
教育領導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邀我去主持馮驥才的講座，說主題是關於「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我一聽，立即答應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十分關心「文化遺產」的保護及開發，總是擔心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旅遊開發，罔顧文化傳承的意義，一心只想利用「遺產」來賺錢，發揮「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無限創意。最典型的例子是，拆了明清古建築，用鋼筋混凝土重建一批假古董，發展成酒吧餐廳與商場結合的消費娛樂區，或是隨便亂改傳唱了幾百年的曲調，配上西方的流行音樂，還自詡為創新發展了民族傳統。另一個讓我爽快答應的原因，是可以見到老朋友馮驥才。
認識大馮，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那年他和張賢亮一起，受邀到愛荷華，作為國際作家工作坊的中國代表，到紐約訪問期間，我全程參與接待，帶著他們逛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園、時代廣場、華爾街一帶。自由神像去了沒有，不記得了，好像只乘坐渡輪，在紐約港繞了一圈，遙遙瞻仰了一番。倒是記得他們對四十二街「資本主義的墮落荒淫」最感興趣，津津樂道了好幾天，大概也算是一種思想解放吧。兩位談鋒都健，而且配合無間，趣味橫生，有點唱雙簧的意味，讓人想到天津人說相聲的相互捧哏。大馮高大魁梧，賢亮乾瘦偏矮，站在一道，形成有趣的對照，說起話來聲容並茂，極為戲劇化，比侯林跟郭儒站在一塊兒還讓人開心。大馮說話，發音標準，但是不知怎的，隱隱約約就是有點天津味，總讓我想起「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句不太恭維、而且政治完全不正確的老話，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
前三四年，蘇州請貝聿銘 設計蘇州博物館，要拆掉拙政園西南角的一塊老社區，其中有些清代老房子，惹起不少爭論，最後還在中央電視台有個辯論。我赫然發現，代表文物保護方面發言，反對拆除老宅的，就是馮驥才。他並不質疑貝聿銘在建築藝術方面的創意，不過，卻依然針鋒相對，強調老房子與老社區的文化意義，有血有肉，其中一代代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就是實實在在的人文傳統，遠遠超過一座現代建築的孤立的藝術性。我也就發現，他關心文化遺產，關心人文精神，關心實實在在的人類生存經歷，是如此執著，如此誠摯，如此真情流露。原來，我認識的小說家馮驥才，只是他的一個側面，而且是與本人有著相當距離的側面。
幾十年沒見了，見了面，居然一點隔閡都沒有，互相搶著說，怎都轉了方向，都轉到一塊兒，致力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去了。講著講著，他說了近年有了新的體會，有了新的工作方向，是從過去知識分子的呼籲與批評，轉到實際的參與，自己投身進去，保護古村落，協助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他還說，當務之急是教育，不但是教育自己，教育群，更重要的是教育領導。中國的具體環境很清楚，當官的有權，他們下令比我們空講有用得多。教育好一個村長，讓他清楚認識文化遺產的意義，就救了一個村，保證了村裏的文化傳承。教育好一個縣委書記，就救了一個縣。所以，不能只是批評，還得多下點功夫，去教育領導。
我說，這方法倒是實際，可以把魔鬼變成天使。不過，我也真是佩服大馮，有如此的菩薩心腸，肯花精神去教育高高在上的領導。
作者為學者．詩人，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鄭培凱]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邀我去主持馮驥才的講座，說主題是關於「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我一聽，立即答應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十分關心「文化遺產」的保護及開發，總是擔心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旅遊開發，罔顧文化傳承的意義，一心只想利用「遺產」來賺錢，發揮「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無限創意。最典型的例子是，拆了明清古建築，用鋼筋混凝土重建一批假古董，發展成酒吧餐廳與商場結合的消費娛樂區，或是隨便亂改傳唱了幾百年的曲調，配上西方的流行音樂，還自詡為創新發展了民族傳統。另一個讓我爽快答應的原因，是可以見到老朋友馮驥才。
認識大馮，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那年他和張賢亮一起，受邀到愛荷華，作為國際作家工作坊的中國代表，到紐約訪問期間，我全程參與接待，帶著他們逛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園、時代廣場、華爾街一帶。自由神像去了沒有，不記得了，好像只乘坐渡輪，在紐約港繞了一圈，遙遙瞻仰了一番。倒是記得他們對四十二街「資本主義的墮落荒淫」最感興趣，津津樂道了好幾天，大概也算是一種思想解放吧。兩位談鋒都健，而且配合無間，趣味橫生，有點唱雙簧的意味，讓人想到天津人說相聲的相互捧哏。大馮高大魁梧，賢亮乾瘦偏矮，站在一道，形成有趣的對照，說起話來聲容並茂，極為戲劇化，比侯林跟郭儒站在一塊兒還讓人開心。大馮說話，發音標準，但是不知怎的，隱隱約約就是有點天津味，總讓我想起「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句不太恭維、而且政治完全不正確的老話，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
前三四年，蘇州請貝聿銘 設計蘇州博物館，要拆掉拙政園西南角的一塊老社區，其中有些清代老房子，惹起不少爭論，最後還在中央電視台有個辯論。我赫然發現，代表文物保護方面發言，反對拆除老宅的，就是馮驥才。他並不質疑貝聿銘在建築藝術方面的創意，不過，卻依然針鋒相對，強調老房子與老社區的文化意義，有血有肉，其中一代代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就是實實在在的人文傳統，遠遠超過一座現代建築的孤立的藝術性。我也就發現，他關心文化遺產，關心人文精神，關心實實在在的人類生存經歷，是如此執著，如此誠摯，如此真情流露。原來，我認識的小說家馮驥才，只是他的一個側面，而且是與本人有著相當距離的側面。
幾十年沒見了，見了面，居然一點隔閡都沒有，互相搶著說，怎都轉了方向，都轉到一塊兒，致力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去了。講著講著，他說了近年有了新的體會，有了新的工作方向，是從過去知識分子的呼籲與批評，轉到實際的參與，自己投身進去，保護古村落，協助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他還說，當務之急是教育，不但是教育自己，教育群，更重要的是教育領導。中國的具體環境很清楚，當官的有權，他們下令比我們空講有用得多。教育好一個村長，讓他清楚認識文化遺產的意義，就救了一個村，保證了村裏的文化傳承。教育好一個縣委書記，就救了一個縣。所以，不能只是批評，還得多下點功夫，去教育領導。
我說，這方法倒是實際，可以把魔鬼變成天使。不過，我也真是佩服大馮，有如此的菩薩心腸，肯花精神去教育高高在上的領導。
作者為學者．詩人，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鄭培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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