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仙湖的缘
关关：啊，已经更名啦？没个更名通告？俺试一试：
各位，抚仙湖是仙湖，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生里，抽出几个月，山高水长地来到这神仙地相会，咱们一定是有仙缘的。
“神仙会”暂时休会，各位，找到好地方，再聚。
关关： 09:14:04
我和小高海南的家，也是面向大海，也是波光粼粼，欢迎大家前去一聚。
******
待到春暖花开时，抚仙湖畔再续缘
中@社抚仙湖十月二十四日电（记者 关向东）十月二十二日晚，在云南玉溪市澄江县抚仙湖畔竹苑酒家，骏%^&集团云南项目一行十八人，举行了一次“靠岸纪念酒会”。
“船长”车在致辞中表示：佛语，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各位抚仙湖兄弟姐妹，寒冬已来，各自珍重，我们，待到春暖花开时，抚仙湖畔再续缘。
酒会期间，发展部、行政部、财务部、法律部展示了各自独特的团队“风格”。
其后，各路神仙捉对酣战，现场一片觥筹交错，动情处但见泪光盈盈赛湖光。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10/25/2008
鄭培凱：《懷念謝晉》
K,
謝謝鄭教授，小女子想把這篇文章影印了寄給爹地。
看來，八十大壽時，這些曾經叱詫中國銀幕和舞臺的編劇和導演，過得都有點寂寞。那時，爹地已經坐輪椅八年了，MAYBOY和小女子帶著肥仔專程回寧，和弟弟一起把許久沒下樓的爹地背下來，就在新街口樓下文化廳的藝術大廈小餐館里，為爹地祝壽。
懷念謝晉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謝晉走了，走的很安詳。他回到家鄉浙江上虞，參加母校春暉中學一百周年校慶之後，第二天早上在下榻的酒店被服務員發現，已經逝世了。對安詳離世的老人家，我們總是說「壽終正寢」，用來形容謝晉的離開，倒很恰確。雖然他還有不少未竟之志，還有幾部想拍的電影，還有幾齣想排的舞台劇，但是，在參加母校一百周年校慶之後，回歸家鄉的泥土，走得安詳，走得寧謐，也算是圓滿的結局了。
謝晉是性情中人，正直豪爽，說起話來直卜隆通，不會轉彎。對於看不順眼的人與事，徑直批評，不假掩飾。但是，他的心思又十分細膩，有高度的藝術敏感，對不同人物在不同處境的特殊情景，很能設身處地，從他人的角度觀察世界。也許就是這種糅合了豪放與細膩的性格，造就了他的導演風格，即使是拍主旋律的電影，如《高山下的花環》，在呈現小人物愛國情懷之時，也不會忘記小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生命，有特殊環境中的歡樂與悲傷。拍歷史大片如《鴉片戰爭》，也能不落窠臼，盡量回到歷史場景，呈現英國人特定環境中的貪婪，並非臉譜化地一味譴責批判。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老人家了，卻不倚老賣老，倒像個孩子，充滿了童心，喜怒都形於色，讓人一眼就看到他清澈如山泉的心底。真是很可愛的人，像春雨初降之後的禾苗，像農民收穫時的歡笑，像陽光普照的山巒，像颶風來時的呼嘯，像駿馬奔騰過的草原，像洶湧而至的海潮，像萬仞陡立的峭壁，像池塘初生的春草。我時常覺得，江南山川的雋永秀麗，與天翻地覆時代的波瀾壯闊，在他天真誠摯的身上，編織出剛柔並濟的藝術性格，鍾靈毓秀，造就了新中國一代的電影大師。
2002年，我請他到香港講學，他十分高興。講得興起，就批評當時電影界颳起的新潮風，不講故事情節，不處理人物感情，只玩弄鏡頭與剪輯技巧，倚仗高科技特殊效果，是一片蒼白虛無，拍不出好電影。他說得慷慨激昂，動了真感情，好像一生虔誠信奉的電影藝術受到了最大的褻瀆。講完之後，他顯得沉默，眼簾垂下來，好像有點感傷。我的心弦突然一顫，不知道他是否感到心理的疲憊，覺得世界正走向感官刺激與物欲的瘋狂，而他的針砭如狂風中微弱的聲音，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召喚。
我和他很談得來，成了忘年之交。後來到上海去看他，正好趕上他八十大壽，應他邀請，參加了祝壽晚宴。他堅持要我坐主桌，把我當作來自海外的主賓，我不肯，說還夠不上那份兒。他假裝把臉一板，說你是我老弟，好朋友，就該坐主桌，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祝壽晚宴是由殘疾人協會籌辦的，總幹事致詞，說謝晉對中國電影的貢獻有目共睹，造就了多少銀幕上的名演員，捧紅了多少大明星，並沒有要求任何回報。可是，今天是他老人家八十大壽，老了，沒有用了，這些明星都忙得抽不出身了，沒有一個來為他祝壽，所以，我們殘疾人協會為他辦了這場隆重的祝壽晚宴，祝他身體健康，永葆青春。
謝晉嘴角稍微撇了撇，向我露出一絲無奈但卻頑皮的微笑，好像暗示什。晚宴後，他說備有五六輛大巴士，邀我和大家一起，去他家鄉上虞，因為他母校春暉中學第二天有個慶祝會，歡迎我參加。我因為上海還有事，無法抽身，說以後再跟他去訪問春暉中學，就告辭了。
我一直沒抽空去春暉中學，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謝晉。
[鄭培凱 學者．詩人 著有《真理愈辯愈昏》等]
謝謝鄭教授，小女子想把這篇文章影印了寄給爹地。
看來，八十大壽時，這些曾經叱詫中國銀幕和舞臺的編劇和導演，過得都有點寂寞。那時，爹地已經坐輪椅八年了，MAYBOY和小女子帶著肥仔專程回寧，和弟弟一起把許久沒下樓的爹地背下來，就在新街口樓下文化廳的藝術大廈小餐館里，為爹地祝壽。
懷念謝晉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謝晉走了，走的很安詳。他回到家鄉浙江上虞，參加母校春暉中學一百周年校慶之後，第二天早上在下榻的酒店被服務員發現，已經逝世了。對安詳離世的老人家，我們總是說「壽終正寢」，用來形容謝晉的離開，倒很恰確。雖然他還有不少未竟之志，還有幾部想拍的電影，還有幾齣想排的舞台劇，但是，在參加母校一百周年校慶之後，回歸家鄉的泥土，走得安詳，走得寧謐，也算是圓滿的結局了。
謝晉是性情中人，正直豪爽，說起話來直卜隆通，不會轉彎。對於看不順眼的人與事，徑直批評，不假掩飾。但是，他的心思又十分細膩，有高度的藝術敏感，對不同人物在不同處境的特殊情景，很能設身處地，從他人的角度觀察世界。也許就是這種糅合了豪放與細膩的性格，造就了他的導演風格，即使是拍主旋律的電影，如《高山下的花環》，在呈現小人物愛國情懷之時，也不會忘記小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生命，有特殊環境中的歡樂與悲傷。拍歷史大片如《鴉片戰爭》，也能不落窠臼，盡量回到歷史場景，呈現英國人特定環境中的貪婪，並非臉譜化地一味譴責批判。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老人家了，卻不倚老賣老，倒像個孩子，充滿了童心，喜怒都形於色，讓人一眼就看到他清澈如山泉的心底。真是很可愛的人，像春雨初降之後的禾苗，像農民收穫時的歡笑，像陽光普照的山巒，像颶風來時的呼嘯，像駿馬奔騰過的草原，像洶湧而至的海潮，像萬仞陡立的峭壁，像池塘初生的春草。我時常覺得，江南山川的雋永秀麗，與天翻地覆時代的波瀾壯闊，在他天真誠摯的身上，編織出剛柔並濟的藝術性格，鍾靈毓秀，造就了新中國一代的電影大師。
2002年，我請他到香港講學，他十分高興。講得興起，就批評當時電影界颳起的新潮風，不講故事情節，不處理人物感情，只玩弄鏡頭與剪輯技巧，倚仗高科技特殊效果，是一片蒼白虛無，拍不出好電影。他說得慷慨激昂，動了真感情，好像一生虔誠信奉的電影藝術受到了最大的褻瀆。講完之後，他顯得沉默，眼簾垂下來，好像有點感傷。我的心弦突然一顫，不知道他是否感到心理的疲憊，覺得世界正走向感官刺激與物欲的瘋狂，而他的針砭如狂風中微弱的聲音，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召喚。
我和他很談得來，成了忘年之交。後來到上海去看他，正好趕上他八十大壽，應他邀請，參加了祝壽晚宴。他堅持要我坐主桌，把我當作來自海外的主賓，我不肯，說還夠不上那份兒。他假裝把臉一板，說你是我老弟，好朋友，就該坐主桌，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祝壽晚宴是由殘疾人協會籌辦的，總幹事致詞，說謝晉對中國電影的貢獻有目共睹，造就了多少銀幕上的名演員，捧紅了多少大明星，並沒有要求任何回報。可是，今天是他老人家八十大壽，老了，沒有用了，這些明星都忙得抽不出身了，沒有一個來為他祝壽，所以，我們殘疾人協會為他辦了這場隆重的祝壽晚宴，祝他身體健康，永葆青春。
謝晉嘴角稍微撇了撇，向我露出一絲無奈但卻頑皮的微笑，好像暗示什。晚宴後，他說備有五六輛大巴士，邀我和大家一起，去他家鄉上虞，因為他母校春暉中學第二天有個慶祝會，歡迎我參加。我因為上海還有事，無法抽身，說以後再跟他去訪問春暉中學，就告辭了。
我一直沒抽空去春暉中學，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謝晉。
[鄭培凱 學者．詩人 著有《真理愈辯愈昏》等]
10/24/2008
走出去的澄江孩子们
2008年10月20日，在金融海啸风口浪尖上，澄江县50多名农民工还是出发了。他们将前往深圳的一家国际级高尔夫球会打工。
21日晚，经过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他们终于到了陌生的繁华之地。
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车上下的母子互相在猜：走出，还是，出走？
这个小姑娘（左一）问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只好翻翻白眼。
李嘉誠煞停全球新投資
李嘉誠煞停全球新投資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金融海嘯把環球經濟推進寒冬，香港藍籌企業開始收緊擴充步伐。香港富商李嘉誠 的旗艦公司和記黃埔，決定暫時煞停全球業務的新投資。在明年中之前，所有未落實或未作承擔的開支都會省下來，並要檢討全部投資項目。和黃是香港多個行業的龍頭，聘用了近3萬人，是本港最大的私人僱主。
美資證券商花旗前天起在澳門舉辦投資者會議，邀請了和黃財務董事陸法蘭出席。花旗昨日發表的報告，披露了和黃（0013）管理層在會上提出的「持盈保泰」策略，和黃在明年6月底前，將凍結所有未落實的投資開支（un committed spending），並檢討全部現有投資項目。
管理層強調沒持高風險投資產品
和黃更採取異常保守的理財手法，目前持有的221億美元（約1724億港元）資金，有多達69％、即接近1190億港元是現金，其餘主要投資在最穩陣的政府債券上，意味股票僅佔一個很小的比重。和黃管理層強調，完全沒有投資企業債券、結構性投資工具和累計期權（accumulator）產品，也沒有來自對活動的收入和盈利。
料決定對港經濟有重大影響
和黃發言人回應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花旗報告引述公司管理層所指的不會有新增開支，是指還未落實的投資支出，並不涉及已落實的計劃。消息指出，和黃是因應環球經濟環境的變化，投資的風險有變，因而下了有關決定。
和黃主席李嘉誠在評估趨勢、拿時機上，一向眼光獨到，在這次源於美國次按問題的環球金融海嘯全面爆發之前，他已不止一次針對股市泡沫和環球經濟前景提出警告（詳見另文）。
作為本港首富李嘉誠旗下商業旗艦的和黃，業務遍佈全球57個國家，僱員總人數超過22萬，單是在本港就有近3萬人，是本港多個行業的龍頭，經營範圍包括超級市場、流動通訊公司及貨櫃碼頭等，和黃今次的投資決定，會對本港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股價今年挫52％ 市值1800億
相對於「還未落實或未作承擔（uncommitted）」的投資，已承擔（committed）的投資通常指已簽約和已批准但未簽約的項目，以和黃的香港貨櫃碼頭業務為例，根據其2007年年報顯示，截至去年底的已承擔資本開支有4.4億元。和黃在全球全部業務的已作承擔資本開支總額，則數以百億元計。和黃去年賺306億元，股價今年已下挫52％，市值1800億元。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金融海嘯把環球經濟推進寒冬，香港藍籌企業開始收緊擴充步伐。香港富商李嘉誠 的旗艦公司和記黃埔，決定暫時煞停全球業務的新投資。在明年中之前，所有未落實或未作承擔的開支都會省下來，並要檢討全部投資項目。和黃是香港多個行業的龍頭，聘用了近3萬人，是本港最大的私人僱主。
美資證券商花旗前天起在澳門舉辦投資者會議，邀請了和黃財務董事陸法蘭出席。花旗昨日發表的報告，披露了和黃（0013）管理層在會上提出的「持盈保泰」策略，和黃在明年6月底前，將凍結所有未落實的投資開支（un committed spending），並檢討全部現有投資項目。
管理層強調沒持高風險投資產品
和黃更採取異常保守的理財手法，目前持有的221億美元（約1724億港元）資金，有多達69％、即接近1190億港元是現金，其餘主要投資在最穩陣的政府債券上，意味股票僅佔一個很小的比重。和黃管理層強調，完全沒有投資企業債券、結構性投資工具和累計期權（accumulator）產品，也沒有來自對活動的收入和盈利。
料決定對港經濟有重大影響
和黃發言人回應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花旗報告引述公司管理層所指的不會有新增開支，是指還未落實的投資支出，並不涉及已落實的計劃。消息指出，和黃是因應環球經濟環境的變化，投資的風險有變，因而下了有關決定。
和黃主席李嘉誠在評估趨勢、拿時機上，一向眼光獨到，在這次源於美國次按問題的環球金融海嘯全面爆發之前，他已不止一次針對股市泡沫和環球經濟前景提出警告（詳見另文）。
作為本港首富李嘉誠旗下商業旗艦的和黃，業務遍佈全球57個國家，僱員總人數超過22萬，單是在本港就有近3萬人，是本港多個行業的龍頭，經營範圍包括超級市場、流動通訊公司及貨櫃碼頭等，和黃今次的投資決定，會對本港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股價今年挫52％ 市值1800億
相對於「還未落實或未作承擔（uncommitted）」的投資，已承擔（committed）的投資通常指已簽約和已批准但未簽約的項目，以和黃的香港貨櫃碼頭業務為例，根據其2007年年報顯示，截至去年底的已承擔資本開支有4.4億元。和黃在全球全部業務的已作承擔資本開支總額，則數以百億元計。和黃去年賺306億元，股價今年已下挫52％，市值1800億元。
阅读时光：王永庆《生根。深耕。》
《生根．深耕》
作者 / 王永慶
出版社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日期 ／ 1997/02/01
商品語言 ／ 中文/繁體裝訂 ／ 平裝
原幣定價 ／ 220 TWD （幣別簡寫說明）
運送條件／ 允許國外
定價 ／ NT$220
售價 ／79折, NT$ 173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161397745
如何尊重王永慶？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台灣終究是個對文字執迷的「書寫社會」，有事沒事，都喜歡出書記之。
台灣名男人相信最深受其「害」，一旦婚姻生變、離異以終，他們的前妻往往動筆大書特書，寫出過程，寫出不堪，把前夫描述成妖魔鬼怪，把自己訴說為天下第一受害者，翻臉不認人，「愛拚才會贏」，台灣女子已不再像林鳳嬌林青霞電影般的溫柔似水；從胡瓜到苦苓到李敖，無不吃過箇中苦頭。
至於福爾摩莎的企業家，就以王永慶為例吧，亦是若不出版幾本書便不覺得自己的生命完整圓滿，到書店走一趟，在企管書架上，從自傳回憶到管理哲學，你可以看見「作者：王永慶」幾個大字。
王永慶連小學都沒畢業，文字水平其實不夠，但頭腦精明、閱歷深厚，只要用嘴巴說出來便夠看頭了，用口水代替墨水，由專門寫手代筆行之，即對社會讀者深有啟蒙。
他有一本《生根‧深耕》，洋洋廿多萬字，厚厚一百篇文章，是他在九十年代在《自由時報》上的專欄結集，內容非常紮實，數據與觀點兼備，絕非高大空的吹水浮誇。
福爾摩莎終究是福爾摩莎，我們很難想像李國寶李嘉誠 李兆基等諸位先生願意花金錢花時間請人代出這類書籍，對不對？特區終究是特區，這個城市的商人另有一番留名哲學，文字從來不是他們那杯茶。
在蔣經國年代，王永慶何等精明，從不輕易對時事表態，但到了李登輝主政，言論自由了，企業家也趕時髦了，於是，演講也、執筆也、受訪也，對當權者的兩岸封閉政策頗有批評也屢有可觀。《生根‧深耕》就有一篇叫做〈威權統治的愚民政策，摧殘人權，遺害至深〉，又有一篇〈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但昧於事理，文化水平甚低〉，僅看標題即知火力十足，至今讀來仍能感受王老先生憋了幾十年的怨氣怒氣。
王永慶逝世了，小馬哥和台灣高官與其對死者歌功頌德，不如好好細讀死者留在文字上的怨氣怒氣，好好反思，好好實踐，別再讓福爾摩莎企業家拋棄那個小島，這，才是對他的最大尊重。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把記憶的匣子打開
回首童年，灰色中的燦爛！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崇基五十七周年校慶。每年這個時候，學生會都會主辦一連串的活動和節目，慶賀學院生辰。今年校慶的特色，是有一個相當特別的主題，那就是「崇年童夢」，很有懷舊「feel」。負責的同學們這樣說：希望喚醒大家遺忘了的兒時點滴，讓大家回憶一下兒時的歡樂時光。這樣說話的口，好像已經經歷過人生不少風霜，帶滿腹感慨似的！更像我們老人家的話，而非一般青春的大學生的想法。在我看來，他們自己才十幾歲，只是大孩子而已！主辦的同學要我在開幕禮的周會上，叫我用「童年拾趣」為題，講一講兒時舊事。當時我想也不想一下，就答應下來。到前兩天要準備講稿時，回顧往昔，但腦中只得一片空白，不知要說些什麼。
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善忘，二是壓制。我是念歷史的，時常都需要回顧，所以不能以善忘為藉口。近年由於步入六十之年，許多身邊的事情甚至工作的日程都不容易記清楚，但人說舊事卻不應該會容易忘記的。認真想想，大概是第二個原因吧！
是的，我很少想及童年。有人說過，人的心內有很多很多個匣子，可以藏下許多許多的往事；打開一個，那段往事就回到眼前，讓人回味，或者供人憑弔。果如此，我心中的匣子，大概都應該是上了鐵鎖的，不常啟開。或者，是自己有意地把鑰匙丟掉，存心把記憶塵封。
真的要把記憶的匣子打開嗎？
那一張空白的回憶布幔，漸漸地有了一些顏色。是灰色，是悲慘的顏色。我的出生，經歷過國共鬥爭的餘波，父母因此成為逃竄四方的難民，最後來到香港。沒有依靠，沒有生計，一家幾口終年流離失所，常在飢餓的邊沿掙扎，生活於一片愁雲慘霧和灰色之中，最後是父親的患病和離世。那年我才五歲，應該是生趣盎然的、童真洋溢的年紀！
之後，我又進入另一段灰色的年代。年輕的母親愛上了一個軍隊退役的男人，一個星期中有三兩天不回家，只留下我們幾個小孩，在漆黑的夜間顫慄，互相擁抱到天明。那是沒有政府介入、沒有福利照顧的年代，只有自己掙扎求存。後來由於家境困苦，大哥停學出來做學徒，妹妹也遠走荷蘭，嫁了一個餐館工人。只有我較為幸運，靠讀書換來日後的生活和事業。這簡直就是傳統戲劇裏窮書生靠科舉功名出頭的故事！是一齣粵語殘片！有什麼好說的呢？！
同學說：給我們講一些童年趣事吧！我沉吟良久，回顧舊日，不勝唏噓！我能夠講些什麼呢？我的童年不是一張彩色版，所以我一直只知向前，不願回憶。這次同學們要我講舊時趣事及昔日歡樂時光，我像是被掀起了舊瘡疤，被逼去正視自己過去的一片灰色。
在良久的憂鬱與沉默中，我在思想中瞪那不願面對的童年。瞪瞪，在那一片灰色之中，我竟然看到一絲絲的彩光，看到一陣陣的歡樂的漣漪，灰色中慢慢呈現那已經忘掉了的玩伴，以及親情中的溫暖。以前不願去回顧，只因只想起那不愉快的經驗，原來正視之下，人生並不完全是一片灰色。認真去辨認，仔細去回味，苦中也不乏一點點的甘甜。在回望中，這一點點的甘甜，竟然在花甲老人的腦海中慢慢化開，成為一張燦爛的彩畫。
[梁元生 歷史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崇基五十七周年校慶。每年這個時候，學生會都會主辦一連串的活動和節目，慶賀學院生辰。今年校慶的特色，是有一個相當特別的主題，那就是「崇年童夢」，很有懷舊「feel」。負責的同學們這樣說：希望喚醒大家遺忘了的兒時點滴，讓大家回憶一下兒時的歡樂時光。這樣說話的口，好像已經經歷過人生不少風霜，帶滿腹感慨似的！更像我們老人家的話，而非一般青春的大學生的想法。在我看來，他們自己才十幾歲，只是大孩子而已！主辦的同學要我在開幕禮的周會上，叫我用「童年拾趣」為題，講一講兒時舊事。當時我想也不想一下，就答應下來。到前兩天要準備講稿時，回顧往昔，但腦中只得一片空白，不知要說些什麼。
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善忘，二是壓制。我是念歷史的，時常都需要回顧，所以不能以善忘為藉口。近年由於步入六十之年，許多身邊的事情甚至工作的日程都不容易記清楚，但人說舊事卻不應該會容易忘記的。認真想想，大概是第二個原因吧！
是的，我很少想及童年。有人說過，人的心內有很多很多個匣子，可以藏下許多許多的往事；打開一個，那段往事就回到眼前，讓人回味，或者供人憑弔。果如此，我心中的匣子，大概都應該是上了鐵鎖的，不常啟開。或者，是自己有意地把鑰匙丟掉，存心把記憶塵封。
真的要把記憶的匣子打開嗎？
那一張空白的回憶布幔，漸漸地有了一些顏色。是灰色，是悲慘的顏色。我的出生，經歷過國共鬥爭的餘波，父母因此成為逃竄四方的難民，最後來到香港。沒有依靠，沒有生計，一家幾口終年流離失所，常在飢餓的邊沿掙扎，生活於一片愁雲慘霧和灰色之中，最後是父親的患病和離世。那年我才五歲，應該是生趣盎然的、童真洋溢的年紀！
之後，我又進入另一段灰色的年代。年輕的母親愛上了一個軍隊退役的男人，一個星期中有三兩天不回家，只留下我們幾個小孩，在漆黑的夜間顫慄，互相擁抱到天明。那是沒有政府介入、沒有福利照顧的年代，只有自己掙扎求存。後來由於家境困苦，大哥停學出來做學徒，妹妹也遠走荷蘭，嫁了一個餐館工人。只有我較為幸運，靠讀書換來日後的生活和事業。這簡直就是傳統戲劇裏窮書生靠科舉功名出頭的故事！是一齣粵語殘片！有什麼好說的呢？！
同學說：給我們講一些童年趣事吧！我沉吟良久，回顧舊日，不勝唏噓！我能夠講些什麼呢？我的童年不是一張彩色版，所以我一直只知向前，不願回憶。這次同學們要我講舊時趣事及昔日歡樂時光，我像是被掀起了舊瘡疤，被逼去正視自己過去的一片灰色。
在良久的憂鬱與沉默中，我在思想中瞪那不願面對的童年。瞪瞪，在那一片灰色之中，我竟然看到一絲絲的彩光，看到一陣陣的歡樂的漣漪，灰色中慢慢呈現那已經忘掉了的玩伴，以及親情中的溫暖。以前不願去回顧，只因只想起那不愉快的經驗，原來正視之下，人生並不完全是一片灰色。認真去辨認，仔細去回味，苦中也不乏一點點的甘甜。在回望中，這一點點的甘甜，竟然在花甲老人的腦海中慢慢化開，成為一張燦爛的彩畫。
[梁元生 歷史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
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
借閃光燈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天氣很好，和煦的陽光普照大地，你坐在小小的機艙裏，透過舷窗窺視你熟悉的土地。在兩千五百米的高空，城市隱去，唯有大片山原與海洋清晰可見，城市中密密麻麻的方塊建築混為一潭，像是腦袋上生的瘌痢瘡。
終於，在翻完第三遍免稅珠寶香水雜誌後，飛機發出嗡嗡的聲音，龐大的軀體開始在午間燥熱的地平面上緩慢滑行，終至停止不動……你是空中飛人，每個月都會往來滬港早已習以為常；或者你是遊客，今生只會到這一到，把每一片浮光掠影當作今生今世，恨不得什麼都帶進照相機拿回家去鐵證如山。
那就請你借我你的閃光燈，我也借你我的。我們也來一次滬港三聯。
我見過一些遊客，他們的照相機裏都是人，形形色色的女人。但你是正人君子，不同我談女人，你用閃光燈記下的許多地方，甚至連我這個本地人都未曾涉足。你說，「上海真大」。第一次來的時候，走了很遠很遠，以為總算是出城了吧，結果滿耳聽到的還是上海話，而你又完全聽不懂，實在是有點崩潰。身為極易迷路人士，上海的遼闊幅員不經意間就化身為一幅八陣圖，形成莫大考驗。
「我也覺得。」作為回應，我說，「上海真大，而香港真快。」——地鐵深達三層，這倒還沒什麼，自動扶梯的速度才真正驚豔，颼颼地往上躥，連我這樣的年輕人都搭得抖抖索索，不曉得什麼時候就會一腳踏空摔到仆街。你們這樣全民默許式的「自動加快節奏」，實在是太反耆英了，一點也不體恤腿腳不便的老人家，且，就連休假日也不能享受放慢速度的樂趣，豈不是太不知情識趣？
你並沒有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的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而是思索了半天，最後很肯定地回答：「我不覺得啊！」
[文‧闕政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天氣很好，和煦的陽光普照大地，你坐在小小的機艙裏，透過舷窗窺視你熟悉的土地。在兩千五百米的高空，城市隱去，唯有大片山原與海洋清晰可見，城市中密密麻麻的方塊建築混為一潭，像是腦袋上生的瘌痢瘡。
終於，在翻完第三遍免稅珠寶香水雜誌後，飛機發出嗡嗡的聲音，龐大的軀體開始在午間燥熱的地平面上緩慢滑行，終至停止不動……你是空中飛人，每個月都會往來滬港早已習以為常；或者你是遊客，今生只會到這一到，把每一片浮光掠影當作今生今世，恨不得什麼都帶進照相機拿回家去鐵證如山。
那就請你借我你的閃光燈，我也借你我的。我們也來一次滬港三聯。
我見過一些遊客，他們的照相機裏都是人，形形色色的女人。但你是正人君子，不同我談女人，你用閃光燈記下的許多地方，甚至連我這個本地人都未曾涉足。你說，「上海真大」。第一次來的時候，走了很遠很遠，以為總算是出城了吧，結果滿耳聽到的還是上海話，而你又完全聽不懂，實在是有點崩潰。身為極易迷路人士，上海的遼闊幅員不經意間就化身為一幅八陣圖，形成莫大考驗。
「我也覺得。」作為回應，我說，「上海真大，而香港真快。」——地鐵深達三層，這倒還沒什麼，自動扶梯的速度才真正驚豔，颼颼地往上躥，連我這樣的年輕人都搭得抖抖索索，不曉得什麼時候就會一腳踏空摔到仆街。你們這樣全民默許式的「自動加快節奏」，實在是太反耆英了，一點也不體恤腿腳不便的老人家，且，就連休假日也不能享受放慢速度的樂趣，豈不是太不知情識趣？
你並沒有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的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而是思索了半天，最後很肯定地回答：「我不覺得啊！」
[文‧闕政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10/23/2008
10/22/2008
我們仨的最好的時光之三：摸到“胡蘭成”的下巴喇
點擊可以看大圖啊
胡蘭成（“胡爛纏”）：是我——
胡蘭成（“胡爛纏”）：我嬌吧！@#￥%
胡蘭成（“胡爛纏”）：我的毛色還成吧@@
胡蘭成（“胡爛纏”）：看在我粉粉小舌頭的份上，再給一塊“骨頭頭”@#￥%……
胡蘭成（“胡爛纏”）：食飽喇————
胡蘭成（“胡爛纏”）：我SHOW下下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you know?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waiting……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ly for you ……
K,
今早起來，拉開窗簾，推開陽臺門，小女子第一件事，是輕喚：“胡蘭成”——胡爛纏——（用上海話）
喚了兩聲，咦——怎么沒在院子里？柵欄外的紅土地上也沒見。
剛準備著急。看——哈哈，一團且啡且白的小毛球，從湖邊水泵房，遠遠地，屁顛顛，沿著土路，奔過來喇。
牠，兩只前爪并著，奮力的向前搗騰；牠，小尾巴如旗幟，在風中飛著；牠，仰著小腦袋，遠遠的把焦灼的目光送過來。
一時間，惹得小女子熱淚盈眶@#￥%……&這湖風呼呼作響的一夜，你過得好么？
小女子端著昨晚大家打火鍋的鍋底雞腿一大只，骨頭兩根，剛一下樓，就見我的胡蘭成，扭著小屁股，蹦啊跳啊，尾巴拼命搖。要是能說話，牠會說什么呢？
吃吧，乖——小女子把天天喂牠好東東的右手伸過去，胡蘭成有點膽怯，有點感激的舔了一小下；我的手指，順勢摸了摸牠的毛軟軟的下巴，牠第一次揚起頭，有點害怕有點舒服地“享受”著“愛撫”。
小家伙，很斯文啊，明明知道小女子左手的碗里有好吃的，卻不撲不鬧，一陣溫存后，小心地從小女子手中叼走給牠的那只雞腿。
是了，這有著一對憂郁眼神的小家伙，也是一個斯文的家伙呢。從未聽牠吠過，好幾天了，我們一點點走近，牠的親近是羞澀的，有分寸的，我喜歡。
昨日午后，小女子趁著服務員打掃的空檔，回宿舍一趟。剛下樓，就見小家伙乖乖地趴在一樓的陽臺下，等著呢。慣例的搖尾，蹦跳，讓小女子想起肥仔小時候，每每見到爸媽下班回家，就從院子深處遠遠的，趔趔趄趄，急切地撲過來，讓人心里暖得燙，烘出眼里的淚。
牠跟著我回到宿舍樓下，很知趣地知道“非本樓住戶敬請留步”，就在樓下的草地上，仰著頭看著我二樓的陽臺。
中午MAYBOY為我倆打回來的“伙食”，還有小半碗肉片小女子省了下來。
朋友們都在上班，我倆好有默契地就準備在過道里溫存下下。我在樓梯間蹲下來：喏——，胡蘭成，好吃呢。
小家伙輕手輕腳走過來，有趣的是，牠竟然發現自己的爪子有點臟，在雪白的地磚上留下了幾個梅花小印，紅土地的紅很醒目。小家伙即刻退回到水泥地面，先害羞地看著我道歉，眼睛很快又轉到小女子指尖拎著的肉片上。哈，這胡蘭成，竟然會“忍”吶，憂郁的眼神看得人心軟。
今兒，午后，陽光好極了，小女子下樓腳步輕快。
“胡蘭成——胡爛纏——”，輕喚兩聲不見，剛抬頭往前走，忽地一聲，一團黃光就追到了腳邊：咦，剛才躲哪里乘涼啦？
“關姐姐，牠可是等了你好久了。”
“是么？胡蘭成？”
扭著小屁股跳啊，小尾巴搖吖——你想說什么呢？
黃昏，晚餐專門給小家伙搜集的骨頭，MAYBOY和我端了回來，看牠那個幸福的小樣兒！
“走，跟我們散步去！”
“來啊，胡蘭成——胡爛纏——”，出了大門小女子搖搖手中的骨頭，牠猶豫了下下，立刻無比信任地兩只前爪奮力搗騰，“加油！加油！”
K,知么？這澄江的流浪小狗，腦子里竟然有地盤的意識，漸漸地，牠慢了下來，開始謹慎地東張西望。
“喏，吃吧，小家伙，不為難你喇。”
叼去那塊骨頭前，牠禮貌地使勁搖了好幾下尾巴巴：））
“你說，小狗會想什么呢？牠會做夢麼？”
“肯定會@@”
“那你說，牠是夢見我，還是夢見狗骨頭：））”
“你想牠夢見什么呢——”
“唉，看——今晚的星星，好多，好亮！”
胡蘭成（“胡爛纏”）：是我——
胡蘭成（“胡爛纏”）：我嬌吧！@#￥%
胡蘭成（“胡爛纏”）：我的毛色還成吧@@
胡蘭成（“胡爛纏”）：看在我粉粉小舌頭的份上，再給一塊“骨頭頭”@#￥%……
胡蘭成（“胡爛纏”）：食飽喇————
胡蘭成（“胡爛纏”）：我SHOW下下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you know?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waiting……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胡蘭成（“胡爛纏”）：I'm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ly for you ……
K,
今早起來，拉開窗簾，推開陽臺門，小女子第一件事，是輕喚：“胡蘭成”——胡爛纏——（用上海話）
喚了兩聲，咦——怎么沒在院子里？柵欄外的紅土地上也沒見。
剛準備著急。看——哈哈，一團且啡且白的小毛球，從湖邊水泵房，遠遠地，屁顛顛，沿著土路，奔過來喇。
牠，兩只前爪并著，奮力的向前搗騰；牠，小尾巴如旗幟，在風中飛著；牠，仰著小腦袋，遠遠的把焦灼的目光送過來。
一時間，惹得小女子熱淚盈眶@#￥%……&這湖風呼呼作響的一夜，你過得好么？
小女子端著昨晚大家打火鍋的鍋底雞腿一大只，骨頭兩根，剛一下樓，就見我的胡蘭成，扭著小屁股，蹦啊跳啊，尾巴拼命搖。要是能說話，牠會說什么呢？
吃吧，乖——小女子把天天喂牠好東東的右手伸過去，胡蘭成有點膽怯，有點感激的舔了一小下；我的手指，順勢摸了摸牠的毛軟軟的下巴，牠第一次揚起頭，有點害怕有點舒服地“享受”著“愛撫”。
小家伙，很斯文啊，明明知道小女子左手的碗里有好吃的，卻不撲不鬧，一陣溫存后，小心地從小女子手中叼走給牠的那只雞腿。
是了，這有著一對憂郁眼神的小家伙，也是一個斯文的家伙呢。從未聽牠吠過，好幾天了，我們一點點走近，牠的親近是羞澀的，有分寸的，我喜歡。
昨日午后，小女子趁著服務員打掃的空檔，回宿舍一趟。剛下樓，就見小家伙乖乖地趴在一樓的陽臺下，等著呢。慣例的搖尾，蹦跳，讓小女子想起肥仔小時候，每每見到爸媽下班回家，就從院子深處遠遠的，趔趔趄趄，急切地撲過來，讓人心里暖得燙，烘出眼里的淚。
牠跟著我回到宿舍樓下，很知趣地知道“非本樓住戶敬請留步”，就在樓下的草地上，仰著頭看著我二樓的陽臺。
中午MAYBOY為我倆打回來的“伙食”，還有小半碗肉片小女子省了下來。
朋友們都在上班，我倆好有默契地就準備在過道里溫存下下。我在樓梯間蹲下來：喏——，胡蘭成，好吃呢。
小家伙輕手輕腳走過來，有趣的是，牠竟然發現自己的爪子有點臟，在雪白的地磚上留下了幾個梅花小印，紅土地的紅很醒目。小家伙即刻退回到水泥地面，先害羞地看著我道歉，眼睛很快又轉到小女子指尖拎著的肉片上。哈，這胡蘭成，竟然會“忍”吶，憂郁的眼神看得人心軟。
今兒，午后，陽光好極了，小女子下樓腳步輕快。
“胡蘭成——胡爛纏——”，輕喚兩聲不見，剛抬頭往前走，忽地一聲，一團黃光就追到了腳邊：咦，剛才躲哪里乘涼啦？
“關姐姐，牠可是等了你好久了。”
“是么？胡蘭成？”
扭著小屁股跳啊，小尾巴搖吖——你想說什么呢？
黃昏，晚餐專門給小家伙搜集的骨頭，MAYBOY和我端了回來，看牠那個幸福的小樣兒！
“走，跟我們散步去！”
“來啊，胡蘭成——胡爛纏——”，出了大門小女子搖搖手中的骨頭，牠猶豫了下下，立刻無比信任地兩只前爪奮力搗騰，“加油！加油！”
K,知么？這澄江的流浪小狗，腦子里竟然有地盤的意識，漸漸地，牠慢了下來，開始謹慎地東張西望。
“喏，吃吧，小家伙，不為難你喇。”
叼去那塊骨頭前，牠禮貌地使勁搖了好幾下尾巴巴：））
“你說，小狗會想什么呢？牠會做夢麼？”
“肯定會@@”
“那你說，牠是夢見我，還是夢見狗骨頭：））”
“你想牠夢見什么呢——”
“唉，看——今晚的星星，好多，好亮！”
Doris Lessing的《特別的貓》
失貓記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Doris Lessing寫了不少貓故事。她筆下，貓的尊嚴在於牠的野性，雖團在家居，體裏還暗藏原野的血脈。
我家兩隻貓，心野又充滿好奇，膽大的差哥總是喜歡衝出大廈走廊；膽小的妹頭總是跟在後面做跟尾貓。年前看畢Lessing兩本貓書，總是想像貓的內心，是否嚮往家居以外的冒險世界？
Lessing描寫家貓變成野貓、野貓變成家貓的奇妙過程：有一天，馴良的貓出走，在林邊捕食，貓眼露出兇光，性格改變了，牠是真我再現？還是被殘酷的世界迫壓得瘋狂了？
對於我家的貓，我是傾向於放縱的。差哥對後樓梯愈來愈好奇，若我不打開防煙門讓牠出去闖蕩一番，似乎我是很不道德地困牠在家要牠變成忠心的寵物。或許出於這種「收養」與「放縱」的心理爭扎，深夜無人時我把牠們放出家門，讓牠們得到短暫的自由。大門半掩、後梯防煙門用硬皮書頂住；差哥妹頭，兩兄妹就自由出入內外的世界。
我讀報入神，凌晨三點，回個神來，原來兩隻野性的貓已消失了兩小時。心頭一驚，探身外望，走廊貓影也沒有，而後樓梯上上下下都是空空洞洞，二十多層的大廈，貓跑到哪裏去？可否就讓牠真的自由了，總有天貓倦知還？家貓寵慣了，在外是真自由還是受盡折磨？
這時後梯傳來妹頭的悲鳴，那慘情的哀求，像由一個深不見底的乾井傳來，我趕快沿微弱的回聲找到妹頭，眼前不是得到自由的野貓，而是嚇得六神無主的迷途傻貓。
妹頭找到了，沙膽的差哥還留落二十多層樓梯的某個角落不知所終。
[馬傑偉]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Doris Lessing寫了不少貓故事。她筆下，貓的尊嚴在於牠的野性，雖團在家居，體裏還暗藏原野的血脈。
我家兩隻貓，心野又充滿好奇，膽大的差哥總是喜歡衝出大廈走廊；膽小的妹頭總是跟在後面做跟尾貓。年前看畢Lessing兩本貓書，總是想像貓的內心，是否嚮往家居以外的冒險世界？
Lessing描寫家貓變成野貓、野貓變成家貓的奇妙過程：有一天，馴良的貓出走，在林邊捕食，貓眼露出兇光，性格改變了，牠是真我再現？還是被殘酷的世界迫壓得瘋狂了？
對於我家的貓，我是傾向於放縱的。差哥對後樓梯愈來愈好奇，若我不打開防煙門讓牠出去闖蕩一番，似乎我是很不道德地困牠在家要牠變成忠心的寵物。或許出於這種「收養」與「放縱」的心理爭扎，深夜無人時我把牠們放出家門，讓牠們得到短暫的自由。大門半掩、後梯防煙門用硬皮書頂住；差哥妹頭，兩兄妹就自由出入內外的世界。
我讀報入神，凌晨三點，回個神來，原來兩隻野性的貓已消失了兩小時。心頭一驚，探身外望，走廊貓影也沒有，而後樓梯上上下下都是空空洞洞，二十多層的大廈，貓跑到哪裏去？可否就讓牠真的自由了，總有天貓倦知還？家貓寵慣了，在外是真自由還是受盡折磨？
這時後梯傳來妹頭的悲鳴，那慘情的哀求，像由一個深不見底的乾井傳來，我趕快沿微弱的回聲找到妹頭，眼前不是得到自由的野貓，而是嚇得六神無主的迷途傻貓。
妹頭找到了，沙膽的差哥還留落二十多層樓梯的某個角落不知所終。
[馬傑偉]
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胡美丽《龙应台这个人》
龙应台这个人
胡美丽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 ※ ※
一九七○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 ※ ※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
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
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一把野火
龙应台，该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
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
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
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
有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
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
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
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么？
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
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2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挂铜铃的老鼠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作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作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观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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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图书馆扫校
胡美丽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 ※ ※
一九七○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 ※ ※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
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
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一把野火
龙应台，该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
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
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
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
有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
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
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
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么？
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
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2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挂铜铃的老鼠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作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作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观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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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图书馆扫校
SO COOL!!
我: 准备听你的节目了。
呵呵，照片换喇：））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0:36 時寄出
com:
i'm in the studio
doing my show now...
我: 正在听之中@@
com: heh
我: 我等是泡鲁迅长大的，二十岁后才有林语堂和胡适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19 時寄出
我: 哇，你一边播出一边也可以手谈？cool!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21 時寄出
com: no lah
just during breaks... commercials... music...
我: 好玩：））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36 時寄出
我: 龙应台在港大18日的演讲，没去成，遗憾。在搜
她谈文学和她的关系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38 時寄出
我: http://guanguanjujiu.blogspot.com/2008/10/blog-post_22.html廖伟棠今天这篇文章写得动情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49 時寄出
我: 年輕時遇到喜歡的人和事，大概就定了一輩子的“秉性”。想想好風險，誰知一張白紙時，會遇到誰呢？追著趕著成了人家的影子，然后再掙扎出來。可能，已經白了少年頭。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53 時寄出
com: done...
我: 每五年又一代“新人”，新人其實也是“舊人”，所以魯迅的小說，在大陸是進入教科書的。但是，族性永遠是要重復的，如民族的DNA在每一個人身上“過一遍”。
真好玩：））食飯喇！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1:59 時寄出
com: late lah
ate lah
於 星期三 的 下午 12:00 時寄出
com: 我對新小說沒認識，最捧識余華那群而已
很多都不認識，在這裡也買不到
我: 莫言的文字也很有勁道
com: 妳 repost 好似出了錯碼，有個正方形
莫言倒知道，okay
於 星期三 的 下午 12:04 時寄出
com: 我很好奇中學生讀魯迅究竟能不能夠明白他的革新思想
我: 啊
com: 龙应台肯定大把人 report，妳定
我: 下次請我的肥仔寫一篇讀魯迅，看看他怎么看。他十五歲。
不是啊。這次不知道記者們去哪里了。不過，有小同事幫我影了她的PPT
食飯喇
我跑
com: 在香港人人有個 blog，學生好勤力
跑哪兒
我: 這一代都是網上人
飯堂@@@
com: 上一代已經是
吃飯了？
那再聊，妳吃好
於 星期三 的 下午 12:09 時寄出
呵呵，照片换喇：））
於 星期三 的 上午 10:36 時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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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正在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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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等是泡鲁迅长大的，二十岁后才有林语堂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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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龙应台在港大18日的演讲，没去成，遗憾。在搜
她谈文学和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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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http://guanguanjujiu.blogspot.com/2008/10/blog-post_22.html廖伟棠今天这篇文章写得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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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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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飯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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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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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了？
那再聊，妳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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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回“光与影”
K,
哈哈，乡下没有影院，我等逮着网上UUC网络电视，每天一片的速度，向时光讨回错过的“光与影”。
永远热爱Internet!
文藝成本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1998年，《紅色戀人》風靡大陸的時候，一張一線影院的票價是15元人民幣。同年，《荊軻刺秦王》上映，二線影院票價12元人民幣，還隨票附贈大杯爆米花。1999年，《洗澡》公映，一線影院票價18元，小有漲幅，仍有爆谷送。再之後，上海的電影票價就一路升到看不懂的地步，終於有一天達到70至100元，與人均收入高出上海4倍的香港行情齊頭並進。
而看電影，也從集體響應的群眾娛樂，搖身變為小眾文藝青年以及「戀愛中的犀牛」才可享受的文藝活動。
俗語說「從上海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所幸一商還有一商高，這邊廂有高貴票價，那邊廂就有打折票價。多家信用卡商為了提高申卡量，紛紛推出可以半價看電影的信用卡。身為人窮志短的文藝青年，我自然不能錯過如此良機，於是在我的電影日程表裏，就有了這樣的路徑：
周一，浦東正大星美影城，全天半價；周二，全上海影院半價；周三，淮海路國泰影院，西藏中路和平影都，全天半價；周四，浦東正大星美影城，全天半價；周五，哪裏都全價，歇影日；雙休日，UME國際影城，中午12點半前半價；周一至周日，UME國際影城，男士全價前提下可攜帶一名女士免票入場——雖然得不停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奔波，但終於，我降低了我的文藝成本。
或許是天可憐見，另一個好消息在不久後傳來，深圳某銀行推出一款信用卡，在指定影院可享受全年所有時段10元超級優惠。於是，在國際大片《赤壁》上映的那一周，我不甘人後地趕到南京西路環藝影城，放眼一看，信用卡購票專列的隊伍已經浩浩蕩蕩排到影城深處，人龍打了個U字形的圈，龍尾再掃回到腳下……此情此景，我只覺得眼前一黑，彷佛看見曹操獰笑說：劫數，是劫數。
[文‧闕政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哈哈，乡下没有影院，我等逮着网上UUC网络电视，每天一片的速度，向时光讨回错过的“光与影”。
永远热爱Internet!
文藝成本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1998年，《紅色戀人》風靡大陸的時候，一張一線影院的票價是15元人民幣。同年，《荊軻刺秦王》上映，二線影院票價12元人民幣，還隨票附贈大杯爆米花。1999年，《洗澡》公映，一線影院票價18元，小有漲幅，仍有爆谷送。再之後，上海的電影票價就一路升到看不懂的地步，終於有一天達到70至100元，與人均收入高出上海4倍的香港行情齊頭並進。
而看電影，也從集體響應的群眾娛樂，搖身變為小眾文藝青年以及「戀愛中的犀牛」才可享受的文藝活動。
俗語說「從上海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所幸一商還有一商高，這邊廂有高貴票價，那邊廂就有打折票價。多家信用卡商為了提高申卡量，紛紛推出可以半價看電影的信用卡。身為人窮志短的文藝青年，我自然不能錯過如此良機，於是在我的電影日程表裏，就有了這樣的路徑：
周一，浦東正大星美影城，全天半價；周二，全上海影院半價；周三，淮海路國泰影院，西藏中路和平影都，全天半價；周四，浦東正大星美影城，全天半價；周五，哪裏都全價，歇影日；雙休日，UME國際影城，中午12點半前半價；周一至周日，UME國際影城，男士全價前提下可攜帶一名女士免票入場——雖然得不停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奔波，但終於，我降低了我的文藝成本。
或許是天可憐見，另一個好消息在不久後傳來，深圳某銀行推出一款信用卡，在指定影院可享受全年所有時段10元超級優惠。於是，在國際大片《赤壁》上映的那一周，我不甘人後地趕到南京西路環藝影城，放眼一看，信用卡購票專列的隊伍已經浩浩蕩蕩排到影城深處，人龍打了個U字形的圈，龍尾再掃回到腳下……此情此景，我只覺得眼前一黑，彷佛看見曹操獰笑說：劫數，是劫數。
[文‧闕政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永遠 熱愛」。「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十五年來，我的勒克萊齊奧
Jean-Marie Gustave Le Clzio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名字，很多報紙都寫錯了。Le Clzio，根據法語姓名翻譯規則，應該寫作「勒克萊齊奧」，法語姓氏前面的Le應該和姓氏翻譯成一體，中間不用加連接線或者中圓點，他的全名應該是讓·馬利·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zio）。
而勒克萊齊奧，正是15年前，我進入法國小說的引路人之一。1993年夏天，高考過後漫長的暑假，我清楚地記得讀了兩本書：一本是《現代漢語大詞典》，另一本就是勒克萊齊奧的《夢多及其他故事》（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當時灕江出版社給它起了一個俗氣的中文名《少年心事》。1992年，我沉迷於中學圖書館裏奇怪地豐盛的日本現代小說，佐藤春夫、三島由紀夫，然後是太宰治、安部公房，我嚮往他們小說中那些熱中幻想、遊蕩頹廢的「無賴漢」形象。在離開中學圖書館的這個百無聊賴的暑假，我偶爾翻開這本《少年心事》，赫然發現裏面全都是這些流浪的「無賴」。
流浪的無賴：「永遠 熱愛」
Mondo，譯成「夢多」真是譯者金龍格的神來之筆。他流浪於巴黎街頭，髒兮兮卻頭髮「在不同的光線下變幻出不同的色彩」，不認識字卻像詩人一樣思考和說話。他是勒克萊齊奧之前和之後所有流浪者的少年時代，他們在文明的邊緣生活卻知道世界的秘密。《少年心事》裏還有許多這些少年時代的流浪者、偷渡客或者部落的反叛者，他們屬於一個獨立的世界，和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挑戰這個現實世界，和它作不可能的搏鬥，因此這些故事都籠罩一點悲傷的色彩，因為它們也記錄了現實世界是怎樣戕害那個獨立、純真的世界的。
《少年心事》讀完後借給一個畫畫的同學，最終遺失了，成了我的終身遺憾。後來，我在互聯網上找到了《夢多》的一些片段，例如「大堤盡頭一帶有塊水泥板。夢多最熟悉它了……它微微傾斜，表面被磨得溜光平滑。夢多盤腿坐在上面，輕聲地跟它談心。向它問候。有時，他還講故事給它聽，讓它高興高興，因為它天長日久、一動不動地呆在那兒，也許有點百無聊賴了。這時，夢多就跟它談起旅行、輪船和大海，還有漂游於地球兩極間的巨鯨。水泥板默然不語，一動不動，然而，想必它非常喜歡夢多講的故事，否則的話，它怎麼會那麼平滑、溫柔？」這種童話一般的詩意至今仍令人入迷，當然我現在知道這是勒克萊齊奧的一大主題：人與物齊。和世界萬物說話，不就是詩人的一個天賦嗎？就像李白說的「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詩人要傾聽它們又和它們說話，然後成為它們的翻譯者。
仍然記得《夢多》的結尾：找尋失蹤的夢多的蒂琴，找到了一塊夢多留下的石塊，「石塊上歪歪斜斜地刻幾個字：永遠 熱愛」。這是夢多認識的不多的幾個字，可以說，也刻在了我的心裏。這句話和10年後我讀到的另一個流浪漢：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達摩流浪者》中的一句話遙相呼應：「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令人魂飛魄蕩、心嚮往之的兩句話，早已成為我的一種信仰。
半年後，1994年春，我讀到了勒克萊齊奧的成名作《訴訟筆錄》（Le Procs-verbal）。那是23歲的勒克萊齊奧寫的一個29歲的流浪者亞當·波洛的所思所行、他的「在蟻群中遇難之訴訟筆錄」。亞當·波洛是一個軍隊的逃兵，也是拒絕服所謂文明社會之「役」的逃兵，他獨自生活在海邊的一間廢屋裏，以觀察和挑釁不遠處這個碌碌塵世為樂，終於有一天他「瘋」了，就像「狂泉之國」裏那個唯一的清醒者，向世上所有那些真正的瘋子演說真理，卻被投進精神病院。我如此喜愛亞當·波洛以至於在書的扉頁上繪畫了我想像中的他。
其實，亞當·波洛是一個原初意義上的犬儒主義者——犬儒主義本意是指人應當摒棄一切世俗的事物，提倡對道德的無限追求，同時過極簡單而非物質的生活；現在，「犬儒主義」一詞通常用來描述那些為了保護自我利益、達到自我目的而向惡妥協的懦弱卑劣之人，前後之意恰恰相反，而後者正是亞當·波洛、勒克萊齊奧和我所痛恨的人。
因為日後勒克萊齊奧的每一部小說都在向文明世界宣戰。國內陸續出版了《戰爭》（1994）、《流浪的星星》（1998）、《金魚》（2000），台灣出版的印數極少的《他方：勒克萊齊奧訪談錄》（1997）我都第一時間讀了，甚至在舊書店裏買到了勒克萊齊奧的第一本中譯本《沙漠的女兒》（1983）。另一個主題在這些著作中出現：第三世界、殖民地人民及其文化與殖民者文化的對抗，也許都以現實的失敗告終，但在心靈意義上，前者永遠是勝利者。正如勒克萊齊奧在《沙漠的女兒》前面「寄語中國讀者」所寫：「它描寫了一位老人在信仰的激勵下，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與殖民主義滅絕人性的侵略進行了雙方實力不相等的鬥爭，同時也描寫了一位年輕姑娘在當今西方世界與不公正和貧困所進行的力量懸殊的孤立鬥爭。他們的鬥爭絕不會是無益的。」這些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出版物上顯得陳詞濫調的話，出自勒克萊齊奧這麼一個西方叛逆者的口中，配以這本文筆堅硬且詩意淋漓的小說，卻如此令人信服。沙漠的女兒拉拉最終離開巴黎時尚圈回到北非的故鄉，像她媽媽一樣獨自在海邊的無花果樹下生下自己的孩子，我們知道，他象徵世界更新的希望。
早年的調侃、挖苦至今天的大聲疾呼
這個主題的延續和豐滿直發展到今年出版的《烏拉尼亞》，這是勒克萊齊奧2006年寫的長篇小說。以前孤身奮戰的西方文明對抗者，由一個人發展到這裏的一群人，他們是建立自己烏托邦的「坎波斯」人，他們的使者拉法埃爾與來自法國的地理學者達尼埃爾在墨西哥的山谷小鎮中相遇，後者發現自己所認同的大地和星空的價值在坎波斯仍然被珍惜，雖然最後坎波斯被於墨西哥貪婪的開發商手下，但它的子民像蒲公英一樣在世界上遊蕩。這部小說最為突出的是，勒克萊齊奧表露了更強烈的現實批判立場，矛頭直指全球化貿易分配下第三世界人民的悲慘處境，原本豐饒的河谷被分配了草莓生產地的職能，地理學者憤怒地「說到冷凍廠的名字，河谷有一半居民都在那裏工作，從摘草莓的孩子們到那些負責用塑膠袋進行包裝的老婦。這些工廠的名字在朗波里奧的院子裏迴盪，變成一種單調的控訴，它們代替了那些我不能說出的名字，土地所有者和商務代表的名字，他們的錢是從黑土地裏，從孩子被草莓腐蝕到流血，腐蝕到指甲脫落的幼小的手指的疼痛中榨取的」！勒克萊齊奧的批判已經從早年的調侃、挖苦發展到大聲疾呼。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的諾貝爾獲獎者戲劇家品特（Harold Pinter），他在獲獎感言裏引用了聶魯達的詩《解釋一些事情》：「你們會問：你詩裏的紫丁香哪兒去了？……你們會問：為什麼在我的詩裏／不再訴說夢、樹葉／和我的國土上的巨大的火山？／你們看／鮮血滿街流／你們來看一看吧／滿街是血啊！」我們世界的所謂文明發展到現在，詩人的良心已經難容自己去歌唱紫丁香，因為這意味對世界殘酷的另一面視而不見。
得獎者都是強烈的批判者
那些指摘諾貝爾文學獎又頒發給歐洲作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東方吃醋者，他們錯了，其實從耶利內克到品特到萊辛到勒克萊齊奧，無一不是西方價值觀的強烈批判者，萊辛1999年的長篇《瑪拉與丹恩歷險記》和勒克萊齊奧的後期小說非常相似，都是來自非洲的孩子在舊世界的廢墟上尋找新世界的寓言，勒克萊齊奧更是用他全部的故事來講述這一信念。這個信念，在資本主義文明實用主義的信賴者眼中也許只是歷史進步觀的反動和虛無，然而它卻符合了諾貝爾文學獎最初的規定：「授予最出色的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勒克萊齊奧的放浪、反逆和憤怒，背後實則是一種執著的理想主義精神。
15年前，我們讀到《訴訟筆錄》最後一段說：「如果等到將來的一天，倘若對亞當或對他身上的另一個什麼人沒有什麼好議論的話，那才叫真怪了。」現在，好議論陸續來了，雖然是針對作家勒克萊齊奧而還離流浪漢亞當很遠，但仍值得我們這些達摩流浪者舉酒瓶子慶賀，為了這幾個字：「永遠 熱愛」！
[文／廖偉棠]
10/21/2008
想念大閘蟹！還有「醃篤鮮」！
鄉黨食客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1日
【明報專訊】對於吃，上海人歷來不肯遷就，孔夫子的食道在本幫菜這裏得到忠實的蹈演。
宴席上打頭陣的十道冷盤是典型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雞鴨魚肉糟鹵醉嗆的花樣還在其次，單是一碟皮蛋，已經教洋人丈二和尚摸不頭腦。據說從前的大廚切它從來不費刀斧之工，一根頭髮絲就已勝任。年景不好的時候，冷盤拼盆即使少了家禽，也少不得這枚「千年蛋」。
收尾的湯頭也有來頭——切成小塊的鮮肉和鹹肉，配上早春時鮮貨竹筍，燉成一大鍋醇厚的湯汁，名喚「醃篤鮮」，上海人沒有不喜歡的。每年只有在鮮筍上市的短短三周內吃才最有味道，簡直可遇不可求，再多耽誤些日子，弄堂裏就會有小販推小車兜售「晾衣裳竹竿」——鮮筍錯過了花樣年華，就只能拿來晾衣裳了。
一樣有時限的美味是清水大閘蟹，所謂「九雌十雄八月黃」，上海人從農曆八月毛蟹上市開始，一直吃到十月蟹季結束，才肯罷手。孔夫子的「不得其醬不食」在此得到忠實體現——從前的人不但有吃蟹的全套銅器「蟹八件」，更重視蟹醋與蟹薑的比例，比例得當，味美而能祛寒養生。
然而令孔夫子大跌眼鏡的是，上海人講究起來如此講究，不講究起來又真的是……連惡臭也食。馬路上的臭豆腐攤子，「香」飄四裏，食客饕餮相比比皆是。其實這還算好的，從前上海人從寧波人那裏學來的「臭冬瓜」，那才叫……認真犀利，看上去沒脾氣好欺負，其實比兇巴巴的臭豆腐厲害多了，永遠都記得當面打開一子正宗臭冬瓜的氣味，比地老天荒更刻骨銘心。
民以食為天，近年來社交需求加大而合適場所在缺，於是飯店酒家的生意比任何時候都更火爆。何以解憂？唯有吃飯。上海人迎來送往於觥籌之間，落霞與醬鴨齊飛，酒水共長天一色，眉目之中，很有點「遠的看透了，近的才能徹底享受」的意味。
作者為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文‧闕政]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1日
【明報專訊】對於吃，上海人歷來不肯遷就，孔夫子的食道在本幫菜這裏得到忠實的蹈演。
宴席上打頭陣的十道冷盤是典型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雞鴨魚肉糟鹵醉嗆的花樣還在其次，單是一碟皮蛋，已經教洋人丈二和尚摸不頭腦。據說從前的大廚切它從來不費刀斧之工，一根頭髮絲就已勝任。年景不好的時候，冷盤拼盆即使少了家禽，也少不得這枚「千年蛋」。
收尾的湯頭也有來頭——切成小塊的鮮肉和鹹肉，配上早春時鮮貨竹筍，燉成一大鍋醇厚的湯汁，名喚「醃篤鮮」，上海人沒有不喜歡的。每年只有在鮮筍上市的短短三周內吃才最有味道，簡直可遇不可求，再多耽誤些日子，弄堂裏就會有小販推小車兜售「晾衣裳竹竿」——鮮筍錯過了花樣年華，就只能拿來晾衣裳了。
一樣有時限的美味是清水大閘蟹，所謂「九雌十雄八月黃」，上海人從農曆八月毛蟹上市開始，一直吃到十月蟹季結束，才肯罷手。孔夫子的「不得其醬不食」在此得到忠實體現——從前的人不但有吃蟹的全套銅器「蟹八件」，更重視蟹醋與蟹薑的比例，比例得當，味美而能祛寒養生。
然而令孔夫子大跌眼鏡的是，上海人講究起來如此講究，不講究起來又真的是……連惡臭也食。馬路上的臭豆腐攤子，「香」飄四裏，食客饕餮相比比皆是。其實這還算好的，從前上海人從寧波人那裏學來的「臭冬瓜」，那才叫……認真犀利，看上去沒脾氣好欺負，其實比兇巴巴的臭豆腐厲害多了，永遠都記得當面打開一子正宗臭冬瓜的氣味，比地老天荒更刻骨銘心。
民以食為天，近年來社交需求加大而合適場所在缺，於是飯店酒家的生意比任何時候都更火爆。何以解憂？唯有吃飯。上海人迎來送往於觥籌之間，落霞與醬鴨齊飛，酒水共長天一色，眉目之中，很有點「遠的看透了，近的才能徹底享受」的意味。
作者為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文‧闕政]
10/20/2008
更寂寞的年代
沒有寂寞的年代
蘋果日報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2008-10-19牛棚讀書記 沒有寂寞的年代
一兩個月前，很多人都在擔心瑞士那座世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是一啓動，會不會弄個黑洞出來，一不小心把地球給吞了。這可是個有娛樂性的大消息，所有報章都專版報道，很多從來不怎麼關心自然科學的作家也都加入討論。可是搞了半天，大家都談了些什麼呢？那個宇宙創世的實驗會對霍金的說法造成什麼影響？越來越惹人懷疑的「弦理論」可以藉此找到新支持嗎？不知道，我們還是不知道。這時候我就會想起陳之藩先生，如果他沒生病，如果他在持續寫作，他一定會為我們講一個好故事。
留學生書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小門類。幾十年來，中國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學生，每一代都會有人記下他那一代的海外見聞，讓本地的讀者透過那裏頭的日常瑣事體會不同國度的水土。而且留學生不是一般的移民，他們是去上學。多少外國名校的風氣和傳說，就是他們寫回來的，然後成了中國士林的傳說。於是他們人雖未歸，就已經先影響到我們對學府、學術乃至於社會和政治的看法了。他們還有傳承，上一代人寫的東西總會吊起下一代人的胃口，於是下一代人又跟着出去繼承這條脈絡，香火不絕。馬家輝的成名專欄寫的就是十多年前他在威斯康辛唸博士的經歷，據說有些年輕人看了之後也立志要去「陌地生」（Madison）攻讀馬克思。苦寒之地呀，他們不會覺得上當吧？
沒有人會當一輩子的留學生作家，那是種年青人的寫作；假如小說有「成長小說」，那麼這就是「成長散文」了。他們來自老舊的土地，帶着一大堆疑問，好比唐僧取經，孤身在西行路上歷經困惑之發現與解決，獨自遭遇頓挫復又升起；那些問題往往不單純，是學術的，是個人的，甚至還是中國的。問題這麼大，有時竟是一生一世的事，直到學成歸來，他仍然是個學生。
陳之藩先生早年膾炙人口的《旅美小簡》與《劍河倒影》便是留學生寫作的經典，港台學界的中年學者人人都看過。其最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常談科學，最近從頭讀一遍陳先生的書，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好像揮之不去地纏繞着他，那就是「李約瑟難題」了。四十年前，他對中國「那麼多發明，卻沒有導出幾百年的科學發展」的回答是「好奇」。四十年後，他在《思與花開》裏頭重新提起這個話題，重點卻變成「學術只有自由研究才是學術，什麼大膽的假設都無不可。一旦不自由了，就是學術變成了宗教」。四十年前，陳先生刻意經營文體，他好奇的事情常常埋伏在苦心鍛煉的文句之中。四十年後，年紀大了，那廣雜的好奇反而更直接，更淺白，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帶着「我想問」三個字。
學生年代的好奇心不只沒有減退，反而蔓延勃發自由生長。也許「李約瑟難題」不再是個難題，還可能根本是個問錯了的問題，但是對於陳先生而言，也許這個問題背後的情緒是擺脫不了的，中國還需要些什麼的情結是抹不去的。到底中國還需要什麼呢？人有好奇的自由。
自由與否，不純是政治的問題，還與識見有關。雖然斯諾「兩個文化」的提法早已過時，雖然「跨科際研究」是現在的主流，但凡是幹過書評刊物編輯的都曉得，要找一個人好好寫一篇科普書的書評有多難。幾次參與內地的好書評選活動，我也要提醒大家忽略了自然科學。在報刊雜誌上舞文弄墨得很漂亮的文友，十之七八是科學文盲；在學院裏頭術業有專精的教授，卻多半寫不出一手老嫗能解的好文章。因此那部粒子加速器開了又停了，我們還是沒弄懂他們究竟要找什麼粒子，只要世界沒毀就好。
陳先生的散文卻可以放任人的好奇，從「龐加萊猜想」到節氣的「相」，由錢德拉塞卡說到巴壺天的詩，因為他是做科學的散文家，寫散文的科學家。看前賢事跡，學通兩界似乎是往昔的常性，傅斯年轉攻文史之前最感興趣的其實是量子力學。翻讀外國報刊，不少名牌學者不只習慣面對大眾，並且引以為豪，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現在在牛津的講席就叫做「公眾科學瞭解」教授。為什麼反而到了今天，在華文世界裏真能夠把這種工夫耍得得心應手的人卻是寥寥無幾呢？陳先生在〈老嫗能解？〉引述了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納斯（Paul Nurse）的話：「科學家的語言要淺白到像與老祖母談天，這是科學家的責任！」。
儘管陳先生覺得大數學家陳省身的舊詩「不能表達於萬一」，但起碼「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不論中外，幾乎每個人都有藝術的嗜好」。尤其中國出去唸科學的留學生，常把故園之思寄託在舊詩之上，好排遣雙重的寂寞；一重是身在異地的寂寞，一重是專業的寂寞。現在呢？或許大家都不寂寞了。
家
K,
這個周末，我們仨和肥仔的在澄江四中的老師們，在撫仙湖邊一個叫做紅花園的餐廳“約會”了。食五斤重的大青魚、用比臉盆還大的盤子裝著的炒土雞、脆炸香辣牛肉片、炸云南臭豆腐，青蠶豆版，各種叫不出名的野菜……還有，沾著黃醬的尖尖的青椒。男子勁酒，女子云南柔紅。
一桌十二、三人，肥仔的所有任課老師，還有學校政教科的主任。召集人，是肥仔的班主任馬老師，像肥仔在海南的干媽一樣，打心底里關心肥仔的姐妹。澄江人，就是如此實在，我們好對“胃口”。
這是肥仔作文一篇，點擊可以看大圖的：））
語文科老師，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一見面我們就你來我往“夸獎”起肥仔的作文，想想好像是兩個超級“粉絲”呢。小女子對老師說：肥仔來澄江后最明顯的兩大變化，一是每天堅持長跑，真的減去了肚腩，曬黑了，帥且壯；二是終于提筆開始“寫作”了。之前，我倆從四月開始一起走過了艱難的幾個月的游學生涯，我一直覺得對肥仔對我都是一生難以忘懷的經歷，好想知道，這幾個月的相伴，到底會在肥仔生命里如何留痕。終于，在每晚的晚修上，他提筆開始寫“游學記”，篇篇讓我好感動。當老師說：肥仔在學校里有不少粉絲呢，俺脫口而出“我也是兒子的粉絲吶。”
英文科沈老師，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常常和肥仔聊天了解他對海南和云南學校的觀感。記得肥仔第一周就告訴MA:英文老師的教學方法我喜歡。看來，人相處，真是得投緣才得。那天，小女子聽得最開心的話是：因為肥仔，整個班級的英文成績有提升。哇——，這個四月份還說“我和英文相互不熟悉”的小胖子，竟然在鄉村學校找到了和英文的感覺：他開始如當年中文識字一樣，逮著英文就念了，MA為他準備的英文小說，互聯網上的英文電影，這下要遭“襲擊”了：））我好喜歡。
昨日午后，MA用瓦罐慢火干煸了栗子燒肉，香氣讓肥仔舔唇，讓MAYBOY的大饞蟲直接爬出來：）
晚餐，我們仨邊吃邊聊：在古風盎然的撫仙湖邊，我的崽子開竅了，開始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緣分的真義，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相互取暖的樂趣。這段難得的與鄉土的親近，將會是他一生的營養。
MAYBOY開車，我們一起將肥仔送去學校，這一次，覺得這個鄉村學校好溫馨。
“帶村姑進城買點點心吧”，村姑說。
于是，跟著一串三腳貓、拖拉機、馬車，我們沿著鄉村小路進城了：市場里的土點心，一公斤十塊錢，濃油重糖一點不欺人，讓我好像回到小時候，特別是酥皮點心、桃酥、菠蘿包，味道特正宗！
“哎呀，市場小攤收攤了，只好去城里的點心鋪子”，他拖著饞嘴貓向城里去，“就這家吧，老婆餅、千層酥、桃酥、薩其馬……啊呀，見樣拿樣！”
“再來一串漂亮的香蕉！”
滿意了吧？回村了吧？
嗯！
夜，網上轉悠，各玩兒各的。
“我得早點回家！明天還的給那些去深圳見工的孩子們送行,還要去聽一年一屆的古滇國文化研究會年會呢。”
“回吧。”
“喂！能早點回來么？今晚湖邊的風太大，風聲嚇人，我害怕。”
看著書，聽著風，又等又害怕，風吹門窗，每一響動，都以為是MAYBOY在轉鎖孔。
門，終于，響了。他，進來，一件小獵裝，敞著懷，笑話人：“嗚嗚，風好大，我害怕”。
小女子踢踢坨坨剛下床，就被人一把拉進了懷里：“我剛想哭，你就回來了：（（：））”
“煮了點米粥，您老將就著宵夜吧：））”
窗簾被吹得鼓鼓的，可是不再嚇人了。
有了溫暖，就有了家。
家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上海的石庫門弄堂，一度曾是高級地段。霞飛路有「霞飛坊」，住過夏丏尊、徐悲鴻、許廣平等不少名人，租界的石庫門更與整個上海文化圈密切相關，陝西南路、永嘉路一帶也有達官貴人之家點綴其中。
後來堂前燕飛入百姓家，石庫門成為上海標誌性平民建築。平民住的石庫門，比棚戶區高級一點，比新式商品房低級一點。住客最鼎盛的時候，假如你住在前客堂，很可以在同一天內遇見後客堂的鄰居、灶披間的鄰居、前廂房的鄰居、後廂房的鄰居、亭子間的鄰居、三層閣的鄰居，甚至，曬台的鄰居——一棟石庫門有如盤根錯節的老樹，枝蔓纏結而上，絲毫不比京城的四合院簡單。
伴隨這樣宜於交流的建築特色，外省人可能會覺得這仍然是四十年代的上海，像鄭君里導演的《烏鴉與麻雀》，鄰居們為了共用的逼仄廚房而爭吵，亭子間裏的任何一個動靜都會在樓下忠實地再現。——其實就連獨立水表都已實行了許多年，舊式馬桶也大都進了歷史博物館，「萬國旗」搬進家裏，各戶都有自己的獨立廚衛……只有一種人際關係，隨建築完好地保留至今。
當年正值港產劇輸入大陸伊始，對於劇情裏動不動就出現數百萬豪宅，我們總覺得是個天文數字，和我們沒關係的。想不到等到我們這一輩開始存錢買房的時候，上海的房價也已經飆升到當年豪宅的地步，而仍有一千多萬常駐居民，執著地尋求片瓦遮頭。
其實想要一所房子，不外乎是為了一個家，為了家裏那一個自己所愛的人。我的一個女性朋友，最近終於和她的「鳳凰男」搬進了新居。因為搬家過於勞累，喬遷那日她額頭發燙喉嚨不適，疑為扁桃腺發炎。她的醫生先生想找個壓舌板替她看看病灶，一時找不到，遂拉開冰箱門，翻出一支冰棍吃掉，將剩下的木片塞進她嘴裏。
那一刻，房子才有了家的感覺。[文‧闕政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任文化公司策劃。]
a link：馬先生訪問龍老師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龍應台寫香港史的台灣人
(明報)10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龍應台在港大沙灣徑的宿舍對出是一片大海，她說，四年半前，是這一片大海的呼喚，叫她留下。留下來，很容易就對此地的這人那事產生各種各樣的感情瓜葛。○三七一六四 西九天星皇后，有人說，她以一個文化祖母的姿態，發出了直搗人心的連篇話語。她說，她很能夠感應歷史。
最近香港大學 藉「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之捐贈，成立「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計劃，破格為龍應台在深嚴的學術體制下，成功開設「龍應台寫作室」。「受薪寫作我還是第一次」，她笑說。龍應台在寫香港史，一個台灣 人。馬家輝給她一錘定音﹕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這一夜，他們談到個人自身與中台港的種種。
龍：龍應台馬：馬家輝
一鳳頭鸚鵡很吵，但美
馬﹕你來香港前，我寫文章勸告叫你不要來。我看見外來學者一方面可過預期快樂安逸的生活，拿到不少資源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本身的學術和人文戰鬥力卻削弱了。我也擔心台灣少了一個有戰鬥力的人。
後來你來了，很快看到你戰鬥力的爆發，不僅在香港，也拉回到台灣，而台灣與香港又拉得更近了。你在香港找到新的戰場，我非常高興，於是寫了第二篇文章，說看見了龍應台的示範作用——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如何介入香港。然後，這兩年你好像又再向前了一步，那次港大演講你打趣說要做香港人；還有最近「人文港大」計劃中那份視野和遠景，如果我再寫文章，我會說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不可分割的部分。你在○三七一後到港，之後每年參加七一遊行 和六四晚會，六年來，你跟香港的關係亦有調整，是你預期當中？
龍﹕在我跟馬英九 政府工作四年之後，我堅決要離開台灣政治圈，選擇來港一年，很明確是為了補課。被稱為華文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對香港完全無知。那一年我在城大上課，一年期滿，陳婉瑩邀請我到港大，到沙灣徑她的家突然看見一片大海，我就想﹕啊，我願意。到今天我家牆上都沒有掛畫，因為總覺得馬上就要走
馬﹕還是一種流離。
龍﹕對。港大的傢具很醜很破爛，我用了三年。後來孩子來了，孩子在哪，哪就是家。所以我跟香港有種好奇怪的緣分，一年一年的留下來。
這次港大柏立基書院的寫作室有兩小陽台，看到維港，陽台下面是一片熱帶的綠色，往下看時我發現兩個念頭﹕第一，很想找鳳頭鸚鵡。牠們很吵而且破壞樹木，我愛上牠們，覺得很美；第二，想到中國近代史中一波一波的南來文人，我問自己，是不是已經進入歷史？
我想是所謂物以類聚，什麼光出什麼蛾。我跟香港是比較難解釋。第一我是外來的人，與香港有距離。第二我對歷史非常投入，一來到就跟香港的歷史接上，無時無刻不自覺在歷史的通道上。譬如在上環看見老婆婆在堆很重很高的紙箱，馬上知道她是三十年代，或是一九四九年來，然後她的歷程，我基本上都知道。
馬﹕香港有很多地方讓人突然爆發一種歷史感。每次經過港澳碼頭對面的招商局 ，我都跟女兒說到盛宣懷、李鴻章，以致整個清末情况。阿城每次來香港都說，香港人真像清朝，有很多規矩，但香港本身很容易提供豐富歷史的塑材。龍﹕香港是個活的博物館，但生活在裏頭的人對於她的歷史多層次，不太清楚，或太忙錄，落差很大。
馬﹕那就是有個空間去召喚龍應台，啟動大家的人文歷史感。令到從一個招牌，可以感覺到整個歷史的脈絡，現代化的進程，從清末一直模索，什麼的社會結構制度環境，那個模索，到現在都還未結束。
龍﹕不但未結束，還很悠長。你看九七以後的香港跟大國崛起的關係，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裏，現在這個小島香港跟中國的關係，又是一個新的方式。
二寫作室，不是會生蛋的雞
馬﹕身在何處，自然會與社會產生意義。二○○五年你寫了一篇題為〈期待人文港大〉的文章，後來「人文港大」進入了港大的議程，到今次有「接觸人文學者」的項目，你在人文港大的藍圖中扮演了什麼位置？
龍﹕二○○五年的文章流傳很廣，不久後港大成立「港大人文基金」。有一件事蠻感動，我看過孔家孔慶熒先生的歷史，都是白手興家的人，所以，說香港人很現實，又有那麼多人捐錢給長期教育，那又是香港的另一面。
馬﹕遊行捐錢香港都走在全世界前面，香港人是熱情的，但太現實，只用在刀口之上。從這個角度看，「人文港大」其實呼喚了心中的浪漫理想，龍應台，捐一塊有一百塊的人文效益，投資回報高啊。這個project有什麼items？
龍﹕是無法用一句話論斷香港人。你說的熱情香港人不缺，我也寫過，缺的是表達的習慣，因為不太表達被說成冷漠，在大的歷史結構中也無法突破。香港人缺歷史感，但這跟殖民歷史有關。香港其實不缺文化，廣東話的語言文化很強，但有文化誤區，以為把世上最昂貴的國外文化表演東西放進來就有文化，而不是想如何在本土培養。所以，很複雜。
義務上，我一年開一堂課，還有寫書。第一本寫一九四九，我借這裏呼籲﹕有父親的自傳日記或照片，可送來給我。書預計明年六月寫完。另一部是HKU Story，我會帶十個學生編這本書。香港大學有一百年歷史，可以此作放大鏡看後面的香港史，繼而是中國的近代史。
馬﹕有句刻薄話，說香港大學培訓漢奸，也包括生產AO，跟港英殖民分子合作，怎樣以華制華，這部分會是HKU Story嗎？
龍﹕歷史是攤開的書，港大還有其他故事，如英軍服務團也是港大教授成立，港大本身是個縮影，由滿清弱年成立的大學，歷經省港大罷工後再過來，本身長大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
馬﹕還有沙龍 ，這幾年很多大學都有沙龍，會在龍應台的家搞嗎？上一回你開沙龍談兩岸三地的媒體，兩岸三地很多人自費來，開過眼界以後，更令人期待。那麼計劃包括教書出版和搞沙龍，三年後請其他人「基金」有沒有計劃？港大有沒有要弄效果為本的驗收制度？不知你要如何抵抗。
龍﹕香港有各種孤立的能量，不像北京 台北，有個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社會圈，我們希望可推出沙龍，仍在討論中，要成功不容易。至於三年之後，「基金」未有計劃。
整個計劃其實可見港大在摸索人文方面的貢獻。我不願意做教授，他們叫我寫履歷表，我說我不要。港大為了可在體制內容納我這條不一樣的魚，人事制度上作出突破，背後有很多鴨子划水的動作。有一個認識很重要﹕不要把學者當做會生蛋的雞。教授身分是一個封建系統，要人文教授接受各種科學的要求被量化，本身就有問題。台灣在這方面已突破一段時間，你可以走創作的路，也承認你是教授。如果要不把學校當成職業培訓所，要有所謂的身教、人格的陶養，就要有一些人可以讓學生跟你接觸，散步和在晚上喝酒討論，從而得到在課堂裏得不到的東西。在柏立基我會有辦公時間，辦公時間內門是打開的，人人都可走進來。
馬﹕港大今次是很有勇氣。學術系統不應該是唯一，回頭看梁啟超寫的所有東西，都有impact，如果錢穆今天來申請當港大教授，第一關就被丟掉了——「你無PhD呀」。
三台港獨立，合起來統一
馬﹕香港這六年走過○三七一，經濟起起落落，爭取民主觸礁，本土行動……你對香港的轉變有什麼最深刻的？
龍﹕一方面是挫折。作為一個台灣人，經過白色恐怖，壓迫，爭取，奮鬥，抵抗國民黨 的時代，會特別看到香港公民的素質之高，如果香港有民主制度，會比台灣走得要好很多。但五年半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原地踏步，最近的選舉我都不太有熱情去關注。可同時也樂觀和開心，看見一種本土意識的茁壯，公民力量在組織上成長。
二○○三年剛來有西九討論，後來在一個論壇我目睹香港文化力量的分散。○三至今，這方面有很大進步，尤其年輕人。所以，有挫折，也看到進步，整體而言覺得惋惜。香港人，包括在政府裏的，很多有理想有衝勁的人，假如可以更勇敢更敢想像，香港可以在華文世界，尤其面向中國，跟台灣，更可發揮作為支點作用的地方。
特別希望新一代年輕人可站在前人的肩頭上，對人文歷史掌握到一個深度，以香港出發的本土思想家介入中國。
馬﹕中間需要時間培養。我發現每五年有一個新的世代，每隔幾年會出現一次「什麼是文化」，「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因為這代人在之前還未懂，循環大概是五年。
龍﹕還有，香港人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外人不太理解。每年六四看見很多年輕人，那時他們還未出生哪。很多中年人，醫生、律師，夫妻二人，安靜的去，不說話，不管你台上什麼宣言。老人家很多單獨去，很感動。二十年了，全世界都沒有。
馬﹕你說香港人如果勇敢一點可以作為中台的支點，我想到馬英九上台後，香港特區政府 對台灣開始開放，包括考慮有高層官員去台灣，港台 交流這部分你如何看？
龍﹕香港跟台灣的關係冷淡很不正常，如果考慮兩地平衡的歷史，台港應是姐妹市。一九四九年有兩百萬人經香港到台灣，然後有一百五十萬人來了香港，我是很晚才意識這件事，我問學校裏很多教授，一問之下他們的父母親不就像是台灣的外省人？歷史發展的源流完全是姐妹，本應密切，疏遠是人造的。台港文化一直互為影響，北京的態度改了，政府政策，AO們如果永遠在既定的框框裏動的話，什麼結果都好有限，我不會太興奮。中央不會給出一條線，只給一個眼神，香港人可以多一點想像多一點歷史感多一點對未來的大膽能量，因為香港與台灣可以互補。台灣跟香港應該一起獨立，然後兩邊合起來統一，互補變成一國，因為香港之強正是台灣之弱，台灣之強也是香港之弱，與台灣更深刻的交流只會讓香港的文化體制更好，一個更活潑更有想像力的香港對北京來說是好事。什麼人問？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助理主任，作家，資深傳媒人，年輕時在台灣受教育，專欄文章見本報及其他報章。
什麼人答？龍應台
台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著有《野火集》，在台灣社會民主化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文 整理 黎佩芬
圖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明報)10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龍應台在港大沙灣徑的宿舍對出是一片大海，她說，四年半前，是這一片大海的呼喚，叫她留下。留下來，很容易就對此地的這人那事產生各種各樣的感情瓜葛。○三七一六四 西九天星皇后，有人說，她以一個文化祖母的姿態，發出了直搗人心的連篇話語。她說，她很能夠感應歷史。
最近香港大學 藉「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之捐贈，成立「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計劃，破格為龍應台在深嚴的學術體制下，成功開設「龍應台寫作室」。「受薪寫作我還是第一次」，她笑說。龍應台在寫香港史，一個台灣 人。馬家輝給她一錘定音﹕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這一夜，他們談到個人自身與中台港的種種。
龍：龍應台馬：馬家輝
一鳳頭鸚鵡很吵，但美
馬﹕你來香港前，我寫文章勸告叫你不要來。我看見外來學者一方面可過預期快樂安逸的生活，拿到不少資源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本身的學術和人文戰鬥力卻削弱了。我也擔心台灣少了一個有戰鬥力的人。
後來你來了，很快看到你戰鬥力的爆發，不僅在香港，也拉回到台灣，而台灣與香港又拉得更近了。你在香港找到新的戰場，我非常高興，於是寫了第二篇文章，說看見了龍應台的示範作用——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如何介入香港。然後，這兩年你好像又再向前了一步，那次港大演講你打趣說要做香港人；還有最近「人文港大」計劃中那份視野和遠景，如果我再寫文章，我會說龍應台正在變成香港不可分割的部分。你在○三七一後到港，之後每年參加七一遊行 和六四晚會，六年來，你跟香港的關係亦有調整，是你預期當中？
龍﹕在我跟馬英九 政府工作四年之後，我堅決要離開台灣政治圈，選擇來港一年，很明確是為了補課。被稱為華文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對香港完全無知。那一年我在城大上課，一年期滿，陳婉瑩邀請我到港大，到沙灣徑她的家突然看見一片大海，我就想﹕啊，我願意。到今天我家牆上都沒有掛畫，因為總覺得馬上就要走
馬﹕還是一種流離。
龍﹕對。港大的傢具很醜很破爛，我用了三年。後來孩子來了，孩子在哪，哪就是家。所以我跟香港有種好奇怪的緣分，一年一年的留下來。
這次港大柏立基書院的寫作室有兩小陽台，看到維港，陽台下面是一片熱帶的綠色，往下看時我發現兩個念頭﹕第一，很想找鳳頭鸚鵡。牠們很吵而且破壞樹木，我愛上牠們，覺得很美；第二，想到中國近代史中一波一波的南來文人，我問自己，是不是已經進入歷史？
我想是所謂物以類聚，什麼光出什麼蛾。我跟香港是比較難解釋。第一我是外來的人，與香港有距離。第二我對歷史非常投入，一來到就跟香港的歷史接上，無時無刻不自覺在歷史的通道上。譬如在上環看見老婆婆在堆很重很高的紙箱，馬上知道她是三十年代，或是一九四九年來，然後她的歷程，我基本上都知道。
馬﹕香港有很多地方讓人突然爆發一種歷史感。每次經過港澳碼頭對面的招商局 ，我都跟女兒說到盛宣懷、李鴻章，以致整個清末情况。阿城每次來香港都說，香港人真像清朝，有很多規矩，但香港本身很容易提供豐富歷史的塑材。龍﹕香港是個活的博物館，但生活在裏頭的人對於她的歷史多層次，不太清楚，或太忙錄，落差很大。
馬﹕那就是有個空間去召喚龍應台，啟動大家的人文歷史感。令到從一個招牌，可以感覺到整個歷史的脈絡，現代化的進程，從清末一直模索，什麼的社會結構制度環境，那個模索，到現在都還未結束。
龍﹕不但未結束，還很悠長。你看九七以後的香港跟大國崛起的關係，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裏，現在這個小島香港跟中國的關係，又是一個新的方式。
二寫作室，不是會生蛋的雞
馬﹕身在何處，自然會與社會產生意義。二○○五年你寫了一篇題為〈期待人文港大〉的文章，後來「人文港大」進入了港大的議程，到今次有「接觸人文學者」的項目，你在人文港大的藍圖中扮演了什麼位置？
龍﹕二○○五年的文章流傳很廣，不久後港大成立「港大人文基金」。有一件事蠻感動，我看過孔家孔慶熒先生的歷史，都是白手興家的人，所以，說香港人很現實，又有那麼多人捐錢給長期教育，那又是香港的另一面。
馬﹕遊行捐錢香港都走在全世界前面，香港人是熱情的，但太現實，只用在刀口之上。從這個角度看，「人文港大」其實呼喚了心中的浪漫理想，龍應台，捐一塊有一百塊的人文效益，投資回報高啊。這個project有什麼items？
龍﹕是無法用一句話論斷香港人。你說的熱情香港人不缺，我也寫過，缺的是表達的習慣，因為不太表達被說成冷漠，在大的歷史結構中也無法突破。香港人缺歷史感，但這跟殖民歷史有關。香港其實不缺文化，廣東話的語言文化很強，但有文化誤區，以為把世上最昂貴的國外文化表演東西放進來就有文化，而不是想如何在本土培養。所以，很複雜。
義務上，我一年開一堂課，還有寫書。第一本寫一九四九，我借這裏呼籲﹕有父親的自傳日記或照片，可送來給我。書預計明年六月寫完。另一部是HKU Story，我會帶十個學生編這本書。香港大學有一百年歷史，可以此作放大鏡看後面的香港史，繼而是中國的近代史。
馬﹕有句刻薄話，說香港大學培訓漢奸，也包括生產AO，跟港英殖民分子合作，怎樣以華制華，這部分會是HKU Story嗎？
龍﹕歷史是攤開的書，港大還有其他故事，如英軍服務團也是港大教授成立，港大本身是個縮影，由滿清弱年成立的大學，歷經省港大罷工後再過來，本身長大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
馬﹕還有沙龍 ，這幾年很多大學都有沙龍，會在龍應台的家搞嗎？上一回你開沙龍談兩岸三地的媒體，兩岸三地很多人自費來，開過眼界以後，更令人期待。那麼計劃包括教書出版和搞沙龍，三年後請其他人「基金」有沒有計劃？港大有沒有要弄效果為本的驗收制度？不知你要如何抵抗。
龍﹕香港有各種孤立的能量，不像北京 台北，有個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社會圈，我們希望可推出沙龍，仍在討論中，要成功不容易。至於三年之後，「基金」未有計劃。
整個計劃其實可見港大在摸索人文方面的貢獻。我不願意做教授，他們叫我寫履歷表，我說我不要。港大為了可在體制內容納我這條不一樣的魚，人事制度上作出突破，背後有很多鴨子划水的動作。有一個認識很重要﹕不要把學者當做會生蛋的雞。教授身分是一個封建系統，要人文教授接受各種科學的要求被量化，本身就有問題。台灣在這方面已突破一段時間，你可以走創作的路，也承認你是教授。如果要不把學校當成職業培訓所，要有所謂的身教、人格的陶養，就要有一些人可以讓學生跟你接觸，散步和在晚上喝酒討論，從而得到在課堂裏得不到的東西。在柏立基我會有辦公時間，辦公時間內門是打開的，人人都可走進來。
馬﹕港大今次是很有勇氣。學術系統不應該是唯一，回頭看梁啟超寫的所有東西，都有impact，如果錢穆今天來申請當港大教授，第一關就被丟掉了——「你無PhD呀」。
三台港獨立，合起來統一
馬﹕香港這六年走過○三七一，經濟起起落落，爭取民主觸礁，本土行動……你對香港的轉變有什麼最深刻的？
龍﹕一方面是挫折。作為一個台灣人，經過白色恐怖，壓迫，爭取，奮鬥，抵抗國民黨 的時代，會特別看到香港公民的素質之高，如果香港有民主制度，會比台灣走得要好很多。但五年半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原地踏步，最近的選舉我都不太有熱情去關注。可同時也樂觀和開心，看見一種本土意識的茁壯，公民力量在組織上成長。
二○○三年剛來有西九討論，後來在一個論壇我目睹香港文化力量的分散。○三至今，這方面有很大進步，尤其年輕人。所以，有挫折，也看到進步，整體而言覺得惋惜。香港人，包括在政府裏的，很多有理想有衝勁的人，假如可以更勇敢更敢想像，香港可以在華文世界，尤其面向中國，跟台灣，更可發揮作為支點作用的地方。
特別希望新一代年輕人可站在前人的肩頭上，對人文歷史掌握到一個深度，以香港出發的本土思想家介入中國。
馬﹕中間需要時間培養。我發現每五年有一個新的世代，每隔幾年會出現一次「什麼是文化」，「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因為這代人在之前還未懂，循環大概是五年。
龍﹕還有，香港人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外人不太理解。每年六四看見很多年輕人，那時他們還未出生哪。很多中年人，醫生、律師，夫妻二人，安靜的去，不說話，不管你台上什麼宣言。老人家很多單獨去，很感動。二十年了，全世界都沒有。
馬﹕你說香港人如果勇敢一點可以作為中台的支點，我想到馬英九上台後，香港特區政府 對台灣開始開放，包括考慮有高層官員去台灣，港台 交流這部分你如何看？
龍﹕香港跟台灣的關係冷淡很不正常，如果考慮兩地平衡的歷史，台港應是姐妹市。一九四九年有兩百萬人經香港到台灣，然後有一百五十萬人來了香港，我是很晚才意識這件事，我問學校裏很多教授，一問之下他們的父母親不就像是台灣的外省人？歷史發展的源流完全是姐妹，本應密切，疏遠是人造的。台港文化一直互為影響，北京的態度改了，政府政策，AO們如果永遠在既定的框框裏動的話，什麼結果都好有限，我不會太興奮。中央不會給出一條線，只給一個眼神，香港人可以多一點想像多一點歷史感多一點對未來的大膽能量，因為香港與台灣可以互補。台灣跟香港應該一起獨立，然後兩邊合起來統一，互補變成一國，因為香港之強正是台灣之弱，台灣之強也是香港之弱，與台灣更深刻的交流只會讓香港的文化體制更好，一個更活潑更有想像力的香港對北京來說是好事。什麼人問？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助理主任，作家，資深傳媒人，年輕時在台灣受教育，專欄文章見本報及其他報章。
什麼人答？龍應台
台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著有《野火集》，在台灣社會民主化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文 整理 黎佩芬
圖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10/19/2008
a link:爹地江安剧专的同班同学谢晋
K,
想了一天，到了晚上九點半，才敢給家里打電話，小女子，好擔心爹地。
媽媽說：爹地已經睡下了。
小女子：今天，這么早啊……媽，爹地知道了謝導的事么？他沒事吧。
媽媽說：知道了，擋不住的，他看報紙了，電視里在放，他一直盯著看。我們一直在和他打岔，他還好。你爸寫了悼念的詩文，我也給加以說明，說明是關關兒左筆。現在也沒有電報了。我們就請郵局給寄了特快。
小女子：他還好么？
媽媽說：看著還好。你爸最能忍了，你知道的。他們是同年，謝伯伯大你爸幾個月，他二月，你爸五月。
小女子：是啊，爸一定在想年輕時的事……媽，你這幾天好好陪陪爸啊，我明天給他打電話來打岔。
K,小時候，在南京雨花臺晨光巷，每每夏日乘涼，躺在涼椅上，看著星星，小女子和弟弟，就會纏著爸爸講故事。
那時，爹地從北京海政受迫害，被迫復員轉業當工人，在南京雨花耐酸陶瓷廠燒大窯，專門燒裝硫酸用的陶罐兒。
我家就住在南京南城城郊半山上的貧民區了。日子，其實過得蠻清苦，但是精神上始終沒有萎靡。笑談辛苦，大概就是那時從爹地的故事里，一點點傳到小女子姐弟的血液里了。
最愛聽爹地講年輕時闖蕩求學的故事，江安戲劇專科學校跟萬先生（曹禺先生）學戲，和一班兄弟叱詫小城的故事，好玩得不得了。艱苦中的快樂，竟然讓我們很向往。
記得爹地說：四川江安小城，忽然來了一批不修邊幅的文藝青年，光著腳板和女朋友壓馬路，看得小城人“嚇死了”。那時，大家都是窮學生，誰家寄來銀両，即刻被“共產”。最多時候，是去小店吃“紅油抄手”（餃子還是餛飩，小女子始終不明白）。先把餡兒吃了，留出皮兒把人家店家作為調味的“辣子”全部包圓兒。嚇得店家，見他們如見虎：））
爹地老提到的兩個同學，一個是謝晉，一個是黃祖謨。其中，關于謝的最主要的故事，就是談戀愛。據說，城里有個女中；戲專的“文藝青年”們，就把約會女中學生為樂趣。不過，大多不會當真，因為是戰時么。偏偏謝先生動了真格兒。
對于謝與女中學生"To be or not to be",兄弟們有“兩派”觀點；到了還是“情比金堅”，謝大才子還是把山城的小女生帶出來了，抗戰勝利后帶到南京繼續陪著讀劇專，之后又不離不棄帶去上海，生了好幾個兒子。
九三年，小女子請了父親江安劇專的好友福建的蔡伯伯、重慶的田伯伯夫婦，在海南聚會一個多月，天天聽他們聊戰時求學、拍拖的故事。年逾古稀的他們，放聲高歌，即席朗誦，互揭老底，好像青春跨越幾十年回到了身上。
我呢，總是在這樣的時候有"恨"，恨自己晚生了，錯過了好玩兒時光。
其實，和日本鬼的炸彈捉迷藏，和女朋友一起喝涼水抗饑，一件大衣幾個人按日子輪流穿……那一代人直面人生，笑談風雨的“正能量”，實在是教小女子“望其項背”啊。
“酒仙”如謝伯伯，在一場豪酒之后駕鶴而歸，當是人生一大樂事吧。我猜，爹地也會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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