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忆，所以美好。

這是“世界先生”中的情歌王子。年輕，也懂得抒情了。這張片兒，看去有點焦灼感，是吧。

在中國決賽，大男孩們自然就有機會，學幾招中國“功夫”。中國紅，也不失時機通過星空衛視傳向一百多個國家。不過，由來自五洲的青春男子生動演繹，中國紅看起來不那麼驚心了。

其實，生活在一葉小島上的人，心胸是最為深厚、寬廣的，既有自我不斷更新的良好機能，面對大自然的無常，早早儲備了“順其自然”的DNA。接納清流、滌蕩濁流，如海般，我包容，我自清。

故，來自五大洲的青春男子們，不過在海風中浸潤了兩周而已，就被熱帶的海風熏出了教人驚喜的清爽，個個洋溢著生命的熱情。

擁有值得張揚的青春，我自揮霍，換回記憶，好自珍藏，是最為值得的生命方式。當然無怨無悔！

K，
今天，小女子帶著即將派往三亞駐站的靚仔記者，來到三亞觀摩世界先生們決賽預演。
儘管，是走台，看得出這些青春男子也是興奮的，個個擺出POSE亮相。
發現，獨自拍攝靜態照片，典雅極的義大利先生，走上這樣的大舞臺，倒顯得很是不適，人叢中憂鬱得教人心痛。小女子忽然悟到，人一定得尋求最適合自己的環境，否則，尤物也會被委屈的。
可是，這真是千古難題，有時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這“環境”到底長得什麼樣兒。惟有，遇到，始自知。

小女子，年過四十始悟出，人的快樂有三境界，身體快樂，心情快樂，靈魂快樂。一旦，靈魂騰飛過，那快樂便永生難忘。不知者，總不知。

今夜，青春得鮮嫩的埃及先生直言：青春年少時，在一個美麗的地方，用特別快樂的方式，結交一群來自不同文化好友，這個記憶，永生難忘。如此，三亞之行，已經在其生命中另有一番意義，遠遠超過競選世界先生了。真好。是吧。
因為記憶，所以美好。

美女帥男評委來了

Dear all:

2007年世界先生總決賽進入倒計時。28日部分明星評委抵達三亞華宇皇冠假日酒店。其中有第一屆世界先生冠軍得主--比利時的Tom Nuyens、1988年世界小姐來自冰島的琳達·彼得斯托蒂爾、2004年世界小姐冠軍來自秘魯瑪利亞小姐.
小女子今日下三亞品美去。

梁文道。馬家輝。牛棚照。

這張難得的梁﹑馬﹑牛棚合影﹐借自馬先生的BLOG.兩位才子﹐共同接受訪問﹐一定妙趣橫生﹐小女子在港為何沒想到這樣的組合呢?唉。期待欣賞訪者的報道了。煙盅和筆筒很眼熟呵。桌角的藍皮書﹐當是北京三聯精裝版<我們仨>吧。呵呵。

專注。

梁煙斗和卷煙輪流出動﹐認真煙民。他用的煙草﹐是荷蘭的‘DUMB’牌。

感謝我的同事阿梁﹐陪伴我訪問梁四個小時﹐留下這些蠻人文味道的影像。

牛棚﹐位于土瓜灣﹐紅磚黑瓦﹐沉在時間深處了。

K:
　　驚喜地發現了一組﹐香江兩大才子梁文道﹑馬家輝﹐在“牛棚書院”里文道書房內的合照。
　　去年七月﹐小女子正是在這個書房﹐專訪了梁大才子－─香港唯一愿意以“公共知識分子”自詡的讀書人。
　　其後﹐兩位青年知識界清流﹐在價值混亂的時刻﹐為了刻下正確價值觀﹐推進香港社會的進步﹐不遺余力的書寫﹑演說﹐深深感染了小女子。
　　文道今年在鳳凰開出‘八分鐘一本書’﹐將‘牛棚書院’的社會關懷式閱讀精髓﹐通過衛星傳向全球華人世界。小女子看來﹐這檔節目﹐是兩岸三地閱讀﹑思考﹐最為自由﹑激蕩的香港﹐為華人世界做的功德。
　　近日﹐聞聽馬先生主持的香港電台二台﹐每周二晚的思潮作動節目﹐將延請香港知識界人士﹐縱論知識分子如何對社會擔當。這是香港之幸﹐對于香港青年一代而言﹐這是一個與知識精英無縫隙對話﹐梳理人生價值觀的好契機。
　　在香港采訪兩年多﹐尤其是與知識界和教育機構的深度訪談﹐了解到後殖民地時代特區青年人﹐多從應試教育生產線‘滾’入社會﹐因殖民教育結構設計的誤區﹐導致一些青年即使走出大學﹐仍對中西文化﹐只知毛皮﹐不求甚解﹐且好將文化當作時裝﹑衣飾裝扮自身﹐甚至以追星的心態﹐追逐文化界人士，以追流行的方式﹐追書﹐追樂。

　　不知﹐青年是否驚醒﹕這種浮華風氣﹐背離文化本質﹐瑣碎﹑犬儒﹑狹隘。背離閱讀的根本目標﹐即建立起獨立的思考能力。若樂此不疲不自省﹐人生的格局只會趴得更低。青春虛度。

　　原本﹐任何國度﹐任何朝代﹐跨朝跨代的“遺民”﹐就有著天然的“悲情”。若不自救﹐一味沉溺﹐一味矯情﹐人生的路﹐果然會越走越窄的。
　　
　　故﹐天時地利人和﹐有梁﹑馬這樣的青年知識“領袖”出現﹐乃香港之幸。

余光中。心底不止一朵蓮。

K:
這篇關于余光中的文字﹐道出了一個真諦:沒有至親至愛的仰慕﹑鼓勵﹑欣賞﹐陪伴﹐特別是包容﹐才子們美妙的情感失去了噴涌的自由﹐人類將與許多永恆的詩﹑文﹑影﹑畫﹐劇﹐失之交臂了。是吧?
　　故﹐給所愛的人以自由﹐是愛情的至高境界。
　　否則﹐人間至味﹐訇然降臨﹐若不懂﹐也惘然。
　　余光中:婚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 "家是講情的地方"
http://big5.ce.cn/culture/people/200701/23/t20070123_10180437.shtml
　　
　　余光中輝煌的文學成就和在海峽兩岸的影響，多年來有增無減。而他的“婚姻之道”：“家是講情的地方，不是講理的地方”也頗給人們啟示——

楚楚可憐的表妹

咪咪，宓宓，這些名字經常出現在余光中的詩文中。她原是同一人，本名范我存，余光中的一位遠房表妹。抗戰勝利後，17歲的余光中跟隨父母回南京，在范我存的一位姨媽家中兩人巧遇。此前，范我存常聽姨媽提起這位表兄，誇讚他書讀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繪畫天分。范我存不免多瞄了余光中幾眼，不過當時兩人都很害羞，沒說上幾句話。

表兄對這位初識的表妹顯然很有感覺，因為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他寄來的一份同仁刊物，裏面有餘光中翻譯拜倫的作品。可笑的是，信封上寫的收信人名字竟然是“范咪咪”。小書獃子不知道咪咪只是范我存的小名，甚至沒去打聽她的真名。

范我存此時就讀于南京的明德女中，母親孫靜華是新女性的前輩，總是教導女兒要看社論或思想性的文章，不喜歡她接觸純文藝。范我存的父親范肖岩是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早年留法，受西方影響比較尊重女權。抗戰爆發，范肖岩在攜妻女逃往內陸的途中染上肺病，一病不起。幸好外婆和舅舅已逃難到樂山，范我存母女就投靠了他們。

1949年初，范我存隨一位表姐夫飛去台灣。到了台北，范我存才念了兩年半書，學校為學生進行健康檢查時發現她的肺部有問題。於是，年輕蒼白的歲月，就在休學養病中寂寞度過。

1950年6月，余光中一家也從香港來臺。不久，余范兩家就聯絡上了。後來余光中在《四月，在古戰場》一文中，對當年的表妹有這樣的描述：“一朵瘦瘦的水仙，婀娜飄逸，羞赧而閃爍，蒼白而疲弱，抵抗著令人早熟的肺病，夢想著文學與愛情，無依無助，孤注一擲地向我走來……”

然而，一開始，兩邊家長都不太贊成他們來往。余家顧慮范我存身體不好，范家看余光中這個臺大的高材生有點書獃子氣，但是兩個年輕人很快就從知己發展成情侶。當時余光中在文壇上已小有名氣，表妹眼中自然是愛慕有加。而余光中也在表妹那裏得到另一些藝術的啟發，例如西洋現代繪畫，尤其是凡高的作品，就是經由她介紹才開始認識的。

除了心靈契合，他們又有共同的生活經驗：江南的童年，四川的少年，逃難的艱苦，經過戰火的洗禮，那份共鳴就更不一樣。而余光中在愛情燃燒到白熱的那段時期，也曾用一柄小刀，在廈門街自家院子裏的楓樹榦上刻下“YLM”三個英文字首，Y代表余，L是愛，M是咪咪。

1955年，還在“國防部”服役的余光中開始翻譯《凡高傳》。他在白紙的正面寫譯文，反面寫情書，然後寄給范我存，由她謄寫後再寄回給他。(關關﹕如此紅袖﹐教人羨慕。)前後11個月，全文30多萬字全由范我存陸續謄寫在有格稿紙上，之後才由余光中送往《大華晚報》發表。


裏裏外外全靠她

1956年，余光中終於和表妹結婚。結婚之為女人一生的分界線，對於范我存來說，婚前的嬌柔羞澀，在婚後不久就磨練成自信堅強。從1958年到1965年，7年之間，她生下了5胎(其中惟一的男嬰出生後3天不幸早夭)。范我存回憶當年，經常是門鈴、電話鈴齊響，她一手挾著孩子，一邊先搶接電話，要對方等一下，再奔下玄關去開大門；要不就是在廚房，把孩子放在推車裏，忙著做飯。余家全盛時期，大小共有八口，食量驚人，還得兼顧營養可口。這對范我存是一大考險，但漸漸她也從中學到了講求實際，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暫放一邊。

不過丈夫的文學活動，范我存始終堅持參與。藍星詩社的成員把余宅當作總部，眾詩人經常進出。後來余光中在師大教書，交遊更廣，家裏又經常有學生來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廈門街余宅，簡直人文薈萃。而外表嬌柔的范我存，其實內心是極有主張的，從內務大臣到外交部長，全由她一手擔綱。“她幫我摒擋出一片天地，讓我在後方從容寫作，我真的很感謝她！”余光中不止一次這樣說。

心底不止一朵蓮

在余光中的800多首詩中，情詩佔了100首，有不少很引人遐思。從早年的《昨夜你對我一笑》到《蓮的聯想》，讓人隱約感受到余光中的情詩應非憑空捏造。那些情詩所是誰呢？那樣浪漫淒美的情韻是真是假？“如果沒有動心，蓮的聯想在哪啊？”余光中眼中帶笑，語帶玄機，“人難免會動情，如果控制得宜，也是一種智慧。”對余光中來說，蓮有三重意義：既是花，也是古典美人的象徵，又有宗教意義。他鍾情蓮的化身，他迷信美。在他的心底，蓮，不止一朵。

對於愛情，余光中是這樣看待的：“人如果太絕情，老是理性地慧劍斬情絲，也未免不乏味了，像是不良的導體；但若是太自作多情，每次發生愛情就鬧得天翻地覆，釀成悲劇，又太天真了。愛和美不一樣：愛發生於實際生活，美卻要靠恰好的距離。水中倒影總比岸上的實景令人著迷。”余光中認為自己是個保守的人，外出吃飯都在固定的餐廳，買東西也認定了原來的商店，缺乏革命性。所以這一生的感情，不可能再有什麼大變化了。

詩人強調，作品本來就虛虛實實，不必認真考證。他慶倖妻子沒有從字裏行間去搜索微言大義，這種見怪不怪、大而化之的性格，有利他的創作。“如果妻子對藝術家丈夫把一本賬算得太清楚，對藝術絕對是一種障礙，什麼都寫不出來啦！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她自信的表現。”做夫妻40年了，兩人鮮少吵架。余光中脾氣雖急，但從不遷怒，而且脾氣發過就放下了，心胸非常開闊。“家是講情的地方，不是講理的地方，夫妻相處是靠妥協。婚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一對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這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余光中的情詩又多又動人，其中寫給妻子的歷歷可數。范我存淡褐色的雙眸和象牙白的肌膚，早年在《咪咪的眼睛》、《靈魂的觸須》、《當寂寞來襲時》等詩中，都一再浮現，那是年輕時期的熾熱戀情。晚年的《珍珠項鏈》、《三生石》、《東京新宿驛》、《停電夜》、《私語》、《削蘋果》、《風箏怨》等，已轉化成相依相偎的不渝之情。(傅孟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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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石
　　余光中
當渡船解纜
風笛催客
只等你前來相送
在茫茫的渡頭
看我漸漸地離岸
水闊天長
對我揮手
我會在對岸
苦苦守候
接你的下一班船
在荒荒的渡頭

向黎族村民發放“生態補償金”

Dear all:
這是今日編發的一篇文字。這個島﹐還是有點情的。是吧。
海南昌江將向黎族村民發放“生態補償金”
中新社海口三月二十七日電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王下鄉二千八百六十八名村民，四月份將成為海南省第一批領取“生態補償金”的農民。
位於海南中部霸王嶺地區的昌江，是海南省首個實施生態補償制度的市縣。
王下鄉群山阻隔、交通不便、資訊閉塞，是昌江縣最為偏僻的黎族山區，全鄉六百二十二戶人口三千一百七十四人，貧困戶和貧困人口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一直以來，村民自覺擔負起保護海南中部霸王嶺原始生態系統的社會責任。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在王下鄉，環保與發展成為當地一種此消彼長的兩難問題。要解決這種矛盾，就必須建立發展和環保之間的生態補償機制。 　　
據《海南日報》報導，即將發放給王下鄉村民的生態補償金，參照農村低保標準發放，補償標準平均每人每月約三十三元人民幣，全年全村村民將獲生態補償金逾一百萬元。
一家四口的洪水村委會村民韓亞別表示：“我們黎族祖祖輩輩住在大山裏，沒有柴火就上山砍，想種果樹就上山開荒，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前不久政府說要給我們生態補償金，我們以後不會再上山亂砍樹了。”　　
三派村村民張文光也說，他原來還想上山開一小塊地種山蘭，有了補償金，他決定不再上山開地，安心管好自家十畝橡膠。
據悉，昌江今後將擴大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面，適時將該項制度推廣至七叉、叉河、石碌等鄉鎮。

閱讀時光。馬家輝。30萬與300人。

K:
這是馬先生今日在明報筆陣中的文字﹐繼續關于所謂“慰安婦”的話題。
讀報吧。
30萬與300人
——安倍晉三的道歉，當然不夠！
文﹕馬家輝
2007年3月27日
【明報專訊】昨天，星期一，終於，安倍晉三在日本國會親口表示，「我現在以首相身分作出道歉」；他的道歉對象，當然是在二次大戰時被強徵為性奴隸的數十萬亞洲婦女，亦即日本鬼子軍口中的所謂「慰安婦」，這些不幸的女子，大部分早已身故，唯剩寥寥可數的一群能夠親耳聽到安倍首相的致歉。
有了安倍晉三的道歉，身故的女子即可瞑目、健在的女子亦應滿足？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安倍晉三絕非首個就所謂「慰安婦」問題作出道歉的日本首相，12年前的炎夏7月，當時的首相村山富市亦曾正式向性奴隸公開表達「深深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日本領導人之所以一而再地被迫道歉，只因他們一而再地反口抵賴和改變立場，是故，安倍晉三若真有誠意，此番應該至少一口氣道兩個歉，一個是為了日本於戰時犯下的的性奴隸滔天罪行，一個是為了自己早前的失言和失態，缺了任何一個，皆屬敷衍。
可是，即使安倍晉三真的道了兩個歉，仍不足夠。因為日本首相經常換人，軍國主義幽靈又經常在日本人的頭上作祟，安倍晉三昨天道了歉，誰能保證下一屆不會出現另一個首相安倍晉四或晉五或晉六之類，而他又突然神經失常，悍然否認日本軍隊曾經強徵性奴隸？如此這般道完歉又否認、否認完再道歉，豈不傷透了亞洲人民的心、浪費了亞洲人民的時間？
因此，對亞洲各國而言，日本最理想的道歉方式並非由首相道歉，而是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在3月7日的社論中所指，由天皇出面代表國家承擔責任，由這位真真正正的日本領袖講幾句公道話以息眾憤。首相輪流當，首相府的住客定期換，唯獨日本皇城內的主人是萬世一系的所謂九五之尊，唯有由他摃起這個道義責任，日本人的歉意才算是真實的、持續的。強徵性奴隸是大罪，正如侵略別國是大罪，在有君主制度的國家裏，首相其實並不夠班為這種罪出頭道歉，安倍晉三別太抬舉了自己。
道歉以外，日本政府還需要賠償；這就有必要從第一個道歉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細說從頭。
現年83歲的村山富市日前接受路透社訪問，正氣然地批評安倍晉三，他說﹕「日本官方在這件事上爭論是毫無意義的。軍方當年建立並營運妓院，是事實，從這點上講，政府應該負責任。這是政府道歉的原因，由於覺得僅從道義上表示歉意還不夠，又開始提供賠償，並建立了亞洲婦女基金會。」
村山富市之言說得動聽，但跟事實大有距離。
「亞洲婦女基金會」成立於1995年，背後推動者正是時為首相的村山富市，根據官方文件顯示，這個民間組織的首要宗旨是「從私人部門籌資，做為一種手段，對戰爭時期性奴隸遭受的痛苦表示日本人民的贖罪」，聽來非常正氣；然而換個角度看，那其實是說，日本政府蓄意逃避正正式式的「國家責任」，只願以「民間身分」來聊補由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犯下的性虐罪行。
沒錯，日本政府一直對基金會提供注資，但規定這筆錢只能用在行政支援、醫療補貼、宣傳推廣等事務之上，絕非直接賠給受害女性。基金會所發出的賠償金，全部從民間募捐而得，而募款成效既不彰顯、亦多爭議，從一開始即未獲日本社會普遍支持。
真正混帳的倒是基金會所做出的劣行﹕亞洲各國皆有婦運團體協助「慰安婦」向日本政府索賠，「亞洲婦女基金會」卻對她們展開游說，作出不實引導，讓她們誤認該基金會所付出的區區兩三百萬日圓賠償來自官方，代表「國家責任」，從而息事寧人，放棄對日本政府的追訴行動。1997年5月，台、日、韓的婦運團體曾經發起聯署，向國際社會撕破基金會的偽善假面，聯署書內有這樣的指控﹕
「基金會的設立，是為了避免政府直接賠償受害者。基金會沒有與被害人約好即前去被害人家中，並且在幕後透過代理人與被害人接觸。這些接觸的目的無非是要計誘被害人接受『補償金』。他們希望能造成被害人與支持團體間的隔閡，威脅到被害人維持團結的重要權利。
「基金會又以國籍來限定被害人的合格性，可接受『補償金』者包括韓國、台灣及菲律賓，而中國大陸、荷蘭、印尼則被排除，這筆金額還因不同國籍而有所差距，這無非是製造歧視以破壞團結。
(關關﹕海南島的所謂‘慰安婦’始終不愿披露身分﹐直到近年才有寥寥數人浮出水面。要知道﹐對于男子﹐“性”只是一時之事﹔對于女子﹐無論被愛﹐抑或被侵犯﹐身心的記憶將持續一生。且﹐愈久﹐感受﹐愈深﹐揮之不去。所以﹐無論日本怎樣的形式道歉﹐都是難以贖罪的。道歉﹐最重要的意義是－─不讓歷史重演﹗﹗更是通過‘道歉運動’﹐給整個人類上一堂文明之課﹐其中包括最根本的﹐男子如何尊重女子﹐生而弱勢的女子。)
「日本政府應該認知其應盡之法律責任，提出正式道歉，並直接給付國家賠償予個別受害人。」
成立12年來，「亞洲婦女基金會」臭名遠播，台、韓、菲等地的許多受害人在婦運團體的支持和資助下，早已拒絕接受該會的「補償金」，繼續對日本政府索討國家賠償。其中一個動人的例子是，作家李敖捐出了100件珍藏文物義賣，4000萬台幣收入全部分給台灣的受害老婦，希望她們別收日本民間的錢、別跟日本人「私了」。海峽兩岸許多躲在學院裏的所謂知識分子經常口口聲聲批評李敖「嘩眾取寵」，真不知道他們自己又捐出了什麼？做過些什麼？至於李敖膽敢站在北京大學講台上、在北大黨委書記面前對中國共產黨冷嘲熱諷，更非那些只懂對北京權貴哈腰鞠躬、滿嘴「是、是、是」的所謂讀書人所能想像。
還有5天，「亞洲婦女基金會」將被解散，這是村山富市在安倍晉三公開道歉前兩星期所正式宣布；村山富市用的理由是「完成使命」，基金會已經對大約300位「慰安婦」提供賠償，而曾在戰時被迫做性奴隸的女子大多病故，所以，基金會沒必要繼續存在。
300位。就300位。根據內地學者蘇智良的研究，二次大戰時的「慰安婦」約有30萬。先不說其他，僅看這兩個數字的落差，已足說明村山富市的虛偽與張狂，又或者，借用李敖的筆墨來說便是更嚴重的這一段話了﹕
「她們一生，青春不堪問，老境卻堪憐，並且在五、六十年的風霜後，所剩無幾，在台灣僅有三、四十人存活。在這時候，在世界公議的壓力下，日本人乃想出躲過國家責任的花樣，由所謂民間團體丟出五十萬，分別與每個『慰安婦』私了，非但二次羞辱『慰安婦』，並且用這一『成交』，來蒙混侵略者『戰爭犯罪』的真相，用心至為卑鄙可惡。日本人既不是『好的勝利者』，也不是『好的失敗者』，日本人失敗了還如此卑鄙可惡，他們絕非高雅的菊花，『終戰』五十年，他們終於還是站在那裏的衣冠禽獸！」

龍口粉絲﹕我離世界有多遠

K：
我的綠島﹐盡管地處邊遠﹐但是確是內地思考力量的匯聚地﹐當然是通過網羅天下。
這里﹐是內地最活躍的‘天涯社區’http://www1.tianya.cn/default.asp的落地處; 這里的凱迪網絡http://www.cat898.com/﹐更是全球知名華人網絡互動媒體﹐它的‘貓眼看人’一天貼流不斷﹐常有影響內地知識界的猛貼。來看看吧。
島上的網管﹐多是極其清醒之人﹐誰說內地知識分子是‘軟骨頭’?
反倒是﹐女子欣賞之余﹐覺得硝煙味太濃了。
就想寫點清新的文字﹐直面人性的本真﹐為那些渴望以一己之力﹐為社會擔當的才子們﹐輕松一下。呵呵。
這是今天在凱迪貓眼里﹐讀到的龍文。明兒﹐會傳給我們正在成長之中的新秀們﹐一閱。
是啊﹐‘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龍應台：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 H. G. Wells
如果有機會，七○年代的大學生龍應台想對今天的大學生說些什麼？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龍應台女士在《天下雜誌》的邀請下，在台大校園內，與滿場爆滿的聽眾進行了一場全球化時代裏的關鍵演說：「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大學生的文化『基本配備』」。
當各國政府紛紛投資教育，傾力以教育迎向全球化競爭的時刻。大學生，這群臺灣未來的希望，究竟應該如何準備自己，應該擁有怎樣的國際觀，才能跟上世界的腳步？
「在臺灣的這個關鍵時刻，這篇文章是我必須要說的話。」龍應台女士在撰寫此文時的深深使命感呼應著《天下》在此時獨家刊登全文的期盼，「我離世界有多遠？」龍應台深思的筆，將為今日的臺灣青年寫下思索的道路。
七○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臺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裏拿著書 ─ 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 ─ 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佈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查：你為什麼害怕呢？─ 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愈會深入黑暗的地底 ─ 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霜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33 智者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 ─ 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臺燈。存在主義彷佛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裏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 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煉。
漫天炮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年代的大學生 ─ 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注一）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裏，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樑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 ─ 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裏，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裏，教育的目的 ─ 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西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裏所揭示的：[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淩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裏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Wells在《歷史大綱》（一九二○）裏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注二）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歧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 ─「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年代》裏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于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裏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里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 ─ 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擴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議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裏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裏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饑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臺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ＣＥＯ。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彌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裏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 ─ 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 ─ 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里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沉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裏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裏，缺乏宏觀與深沉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裏，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裏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局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兒童權益●國際財政●沙漠化●自然災害●教育●和平促進●環境●脫離貧窮●食物安全●國際難民●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全球健康●志工●愛滋病●水資源●人權●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1.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2.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3.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份是貧窮地區的人民。4.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5.二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6.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位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ＡＲＶ）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 ─ 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元，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ＡＲＶ的成分而發展出制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做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沖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饑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饑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位是這樣的：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裏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裏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注三）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 ─ 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于大學而始于小學。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 ─ 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他尊重多元的價值●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念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構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慮。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注四）(關關﹕﹗﹗)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拚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臺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1.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注五）臺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戰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沉淪。
2.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臺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臺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裏，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臺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臺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臺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臺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臺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臺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臺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臺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裏，臺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3.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裏，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臺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臺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局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4.品格的培養。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裏，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善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注六）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臺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裏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蕩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沉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年代的大學生教七○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煉、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經濟翻轉，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 ─ 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天下雜誌

海南三亞春旱目擊

Dear all:

　　派往三亞的靚仔記者﹐今天發回了進村探訪旱情的圖文。訪問得很精准﹐對民生很關懷。

　　小女子在訓練大語景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記者﹐走進真實生活﹐縮小新聞切口﹐培養記者的獨立觀察力﹐與對低層民生的關懷。他們﹐何止是舉一反三﹐棒極了。所以﹐世道盡管艱難﹐但在進步之中。　　　　　　　　　　　

　　天涯热风：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旱情目击记
　　中新海南網三月二十五日三亞电 　 作者 　尹海明

　　“今年收成不好，天太旱了！” 二十三日下午一时许，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老钟，冒着烈日在田边抽水，浇灌自家一亩地豆角。他无奈地说，“虽然在田间打了水井，但每隔三四天要抽一次水，成本太高！”去冬今春，海南持续干旱，当下全省抗旱忙。

　　二十三日，记者从三亚出发，沿海南西线高速公路，前往水南村了解旱情。　　只见，沿途茅草枯黄，山上灌木旱得掉了叶，胜似北方深秋，不时还会看到防火警示牌。田里光秃秃的，土地干得发白，一群群黄牛，孜孜不倦地在田里啃着干草根……

　　记者雇一辆“三角猫”，沿一条水泥路，进了水南村。烈日下，发黄的香蕉叶耷拉着。土路上更是积上了厚厚的灰尘，车驶过扬起一阵风尘，行人扭头闭眼，避之不及。司机说，还是年前十一月份下的雨了。　　

　　往里走，每隔一段，就有抽水机在路边抽水：有在田头水井里抽的，也有在水渠里抽的。有人在渠边不停拨水草，让好不容易抽起的水，聚起来，不流失。老钟介绍说，村里靠近宁远河，水条件还算好的。但是，记者路过一处秧田，还是见到田里裂开了约一厘米宽的口子，嫩嫩的秧苗无精打采，只有一群红蚂蚁在田里忙碌着。

　　据三亚市“三防办”官员介绍，山区的育才镇最干旱。目前，三亚全市一万六千多人饮水困难，十万多亩作物受旱。 　

　　不仅三亚，海南全省均受到干旱威胁：全省有十九条中小河流断流，十四座大中型水库的水位接近或降到死水位以下，三百二十座水库、山塘干涸，一千七百多眼机电井出水不足；十七万多人饮水困难，一百四十多万亩作物受旱。而且，旱情还有蔓延的迹象。

　　面对天灾，国家防总已安排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支持海南抗旱。海南全省上下，也使出浑身解数，抗旱！三亚市拨四百八十万元，打深机井四十口（已完成七口），保障人畜饮水问题。昌江黎族自治县，则采取“晚上上游封水，白天下游有水”的方法进行轮灌，使石碌水库的水，能灌溉五十公里外昌化镇的农田。

　　干旱使大广坝、牛路岭水电厂基本不能发电，全省电力供应紧张。海南省委省政府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办公场所停用空调，节约能源。

　　不过，也有因祸得福的。乐东县佛罗镇求雨村农民，将水田改种偏偏需要旱地的哈密瓜，一亩地能赚四五千元，而种水稻最好的年头也只能赚五六百元；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村民，将四百多亩水田租给福建老板种旱毛豆，每亩半年有五百元租金。当下，正值毛豆收获季节，村民们替老板收毛豆，每人每天倒有近四十元的收入。（完）　

　

周末

當年﹐小女子與Mayboy合伙﹐May boy有句名言﹕就為了那口飯。呵呵。
男子的胃﹐家底意義。

後花園是公共的﹐後陽台是自家的﹐風聲﹑翠影﹑鳥蹤﹑咖啡香……風景這邊獨好。

這對桌椅﹐與家同齡﹐當年是倆人﹐之後是三口﹐如今是最受歡迎的清靜地﹕讀書﹐發呆﹐亂拍。呵呵。

這是我馬兒的“美容院”﹐靚仔們把它伺候得蠻舒坦。

小女子與肥仔﹐就各捧一本書﹐在冷氣房里等﹐這是周末了。

家樂福開到海口了﹐物質的丰盛﹐在肥仔們眼中﹐是與生俱來的吧。

又﹐有友人來電郵﹐稱網上都尋不到王蒙的《我又夢見了你》﹐對那九一年華藝版好奇得很。于是﹐就將全文補在原案上了。有興趣者﹐去看。

閱讀時光﹕《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K:
　上中國評論社網站轉悠﹐讀到一篇轉載自《環球時報》的文字﹐很有趣。
　就是不知道﹐史實是否准確。
　因為﹐寫作手法很八卦﹐似有史實﹐又無出處﹐還如親歷﹐極不嚴謹。
　不過﹐這就是當下內地新聞人的寫字手法﹐還挺受推崇。

如文道般﹐飽讀詩書﹐再去“銷售”﹐極少極少。

故﹐梁文道﹐是金貴的。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啓發西方哲學家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3-24 12:34:36
作為道家思想的開創者，老子憑藉《道德經》為國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經》中所闡發的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毫不誇張地說，老子所創立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讓人稱奇的是，自16世紀《道德經》傳入西方後，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和認同。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位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讚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得，使康得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得，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關關﹕這樣大的語境可以嚇死人。糟蹋了老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讚，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裏，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瞭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饑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樑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 “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關關﹕行文如演義。好玩。)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關關:"他們"是誰?)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慧、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遊鳥” 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柯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關關﹕這段較為嚴謹些。)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裏，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讚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關關﹕“不少"﹐是多少﹖出處為何﹖)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關關﹕既然用了引號。為何不提文字具體出處﹖奇怪的行文手法。是吧。)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關關﹕這樣“光榮”的“調查”結果總該注明出處吧。)（來源：環球時報）　　

　　亂彈幾句﹕其實﹐關關相信作者是作了功課的。是當下大語境的文風﹐催生了這樣的怪胎。
　　《大國崛起》播出後﹐知識界的思維方式﹐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然落到筆頭﹐依舊唯恐立意不高﹐語景不大。

　　小女子憂心﹐這樣大語景熏陶下的崛起之下一代﹐會不會斯文地與世界相處﹐如老子所推崇的。其中﹐有我的肥仔﹐你的仔女啊。

文道介紹《紐約時報》書評

K:
正籌畫在我主持的中新海南網上，開通海南島第一個讀書頻道。已經得到南京方面朋友的友情援助，海南網管以及一些知識界的朋友都表示：關關主持這樣的頻道，極合適，也得體。
這個島，因了八十年代前的被遺忘，九０年代末的被邊緣，經濟發展上，沒有如內地東部區域如狼似虎。反倒，因為滯後，所以美好。
環境，未被經濟之虎完全侵吞，還有大片翠綠與湛藍；人心，還未有大都市的浮躁，有房就有房，有車就有車，沒有也樂呵，還沒有見面就攀比；人們還會為了友的事，兩肋插刀，不計回報。
也就是，仍有些古風。
所以，小女子呆著還舒坦。
唯，這裏的讀書風氣太弱。
其實，並非沒有讀書人。只是，未有形成一個圈子，全都零散在四處寂寞地讀。
小女子，於是想團一個圈，如我們八０年代，在校園的讀書小組，每每為了一篇小說，一部著作，要爭論好幾個星期。阿城，張賢亮、劉索拉、王蒙、舒婷、北島、錢鐘書、沈從文、林語堂、老莊、孔孟、弗洛依德、海德格爾……就是這樣走進了小女子和MAY BOY共同的人生。
記得，去年在牛棚訪問文道，他說起很嚮往有一個“讀書會”。
小女子笑曰：你還是生晚了，而且你生活在臺北和香港，八０年代的中國大學校園，這讀書會比比皆是啊。呵呵。
所以，小女子很欣賞文道的“牛棚所為”。
今兒，與我的島上曾經走過八０年代的友們，談起讀書頻道、讀書版面、讀書時段、讀書會的心願，果然有不少友是有默契的。一性情女子，甚至曰：我可找到組織了。
既然如此，就不負W來信曰：﹐"你對於文化的熱愛與執著，應付艱難世道的衡平心態，還能繼續做事的勇氣和獨立"。
但願，力道夠，能成全，自己的心願，不辜負﹐友人的相助，也為我的島子做點“功德”。

讀到文道一篇介紹兩岸三地、及紐約讀書欄目的文章，就貼上來，一起琢磨。

《紐約時報書評》面向“閱讀大眾”
[ 2007-3-23 20:15:00 By: 文道文集 ]

香港是資訊發達、生活多元，但讀書氣氛不是很濃的地方，所以這裏的報紙的讀書版，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相對都比較低，書評的數量少，文字的量也小。我在香港的一家著名報紙開有專欄，每週刊發一篇書評，但每期僅有1500字，總感到說不深說不透一本書。相比較而言，香港的《明報》和《經濟日報》的讀書版還是比較好的。就臺灣來說，他們的讀書版規模比較大，《中國時報》的“開卷”是很有名的讀書版，其書訊很多，然而書評的量也不夠大、不夠深。但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評選，有完整而公正的薦書方式，影響大，是讀書界的一大盛事。推薦出來的好書在報紙上廣泛報導，而且負責向圖書館和學校推薦，在讀者心中很有公信力，往往成為學校開展閱讀活動的參考依據。

中國的香港、臺灣的報紙讀書版的情況大致如此，而國外一些報紙的讀書版則是相當有特色，規模也十分可觀。比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它的“讀書評論”版每天有大量的書訊、書評，一到每週的週末，還會有多達二三十頁的“書評雜誌”，被稱為讀書界的風向標，可以單買，也可以隨報夾送。“書評雜誌”相對平時的“讀書評論”版內容要高端一些，面向的是“閱讀大眾”，不是普羅大眾。所謂“閱讀大眾”，並不是光指大學教授之類，而是那些關心閱讀文化、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他可能是大學教授，也可能是貨車司機，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醫師。在一百多年前創辦《紐約時報》時，那時的讀書版的處理方式是“報導書的消息”，到20世紀60年代，很多人覺得書評太保守，太大眾化了，於是在每週週末出版“書評雜誌”，以區別于平時的“讀書評論”版。“書評雜誌”上的文章，大都約請專家或者某方面的資深人士來寫，但寫出來之後，決不是只有小圈子裏的人才看得懂，而是很通俗，深入淺出。西方國家許多英文類報紙的讀書版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像剛才說的美國《紐約時報》的“書評雜誌”，像英國《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他們的書評文字有深度要求，面向的是“閱讀大眾”，而平時的讀書版，物件則是所有的普羅大眾，深度要求沒那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