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2007
2/16/2007
昨夜﹐你張揚了麼﹖
不﹐張揚。
K:
開始寫這文時﹐還是2月15日。
所以﹐昨夜﹐就是指“情人夜”。
那該是一個﹐可以肆無忌憚﹐張揚的夜。
你﹐張揚了麼﹖
----
情人﹐何人﹖
杜拉斯《情人》的開篇﹐是一個老去女子對情人“留痕”的敘述。
沒經過的人﹐是不會讀懂的。
她寫道:
我已經上了年紀,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個男人朝我走過來。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紹之後對我說:“我始終認識您。大家都說您年輕的時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訴您,依我看來,您現在比年輕的時候更漂亮,您從前那張少女的面孔遠不如今天這副被毀壞的容顏更使我喜歡。”
“我常常憶起這個只有我自己還能回想起而從未向別人談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裏,在那昔日的寂靜之中,令我讚歎不止。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愜意、也是我最熟悉、最為之心蕩神馳的一個形象。”
……
“十八歲的時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是這樣,我從來也沒有打聽過。似乎有人對我說過,當你正在經歷一生中最年輕、最受讚美的年華時,這段時光的突然推進有時會使你感到吃驚。這種衰老來得太唐突了。我眼看著我的相貌日漸衰老,我那線條的比例也隨之改變,眼睛變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額頭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皺紋。我對此並沒有感到驚恐,相反,我是帶著一種似乎像是追求小說中情節發展的興趣去觀察我那衰老的面容的。那時我同樣也曉得我並沒有弄錯,我相信總有一天這種衰老會緩慢下來,恢復正常的速度。”
……
我有一張被毀壞的臉龐。我還能跟你說些什麼呢?我那時才十五歲半……
小女子﹐不知道﹐杜拉斯﹐關於湄公河﹐午後﹐百葉窗﹐母親口紅﹐絲綢摩擦……那些關於十五歲半﹐關於情人的﹐關於面孔被情“毀”的﹐遲到的敘述﹐算不算﹐張揚﹖
----
這是台灣才子﹐楊照的文《浪漫與自我》。他寫貝多芬﹐一段無法“書寫”的情。
他寫道﹕
貝多芬留下兩封信,信的開頭呼喚:“我的天使、我的一切”,信中稱對方為“我永恆的愛人”,並說:“因為你的愛,我才能活下去。”不過,兩封信從頭到尾沒留下收信者的姓名。
“永恆的愛人”究竟是誰?歷來有許多說法,被認真提過的,至少有五位,而這五位共通之處是:她們的確都曾和貝多芬有過一段情,偏偏她們都是貝多芬高攀不上的貴族。
1927年,羅曼羅蘭寫《貝多芬傳》時,采信了凱林克著作《永恆愛人之謎》書中論證,主張兩封信的傾訴對象應該是泰麗莎·勃朗莎薇克公爵夫人,透過《貝多芬傳》暢銷流行,這個答案被最多人接受了。
泰麗莎曾經和貝多芬訂婚四年。不過那只能算是“私訂終身”,因為泰麗莎根本不敢讓家人知道。然而四年之後,高傲的貝多芬受不了泰麗莎只能偷偷摸摸和他相戀的情況,主動解除了婚約。
可以想見這段感情給貝多芬帶來多麼複雜的感受。他的感受,一大部分寫進了作品編號78號的《升F大調鋼琴奏鳴曲》裏。這正是題獻給泰麗莎的。
這首鋼琴奏鳴曲,發表於1809年,是貝多芬自認的得意作品。那年正是兩人戀情受到無情三年考驗,弄得彼此精疲力竭時,愛之火仍在,不過外面卻圍著越來越強的社會冷鋒,仿佛隨時伺機要撲上來,吹熄僅存的愛的溫暖。
貝多芬痛苦著、猶豫著卻又在期待中無可避免思索絕望的結果,他需要發洩內在的情緒,可是卻不能寫信,或者該說沒辦法用信用文字,表達這麼複雜的內在掙扎。對他而言,缺乏一種足以同時承載從愛到恨、從希望到絕望、從光明到黑暗、從救贖到詛咒、從信心到自卑,情緒光譜全幅景致的表達工具。
他只好訴諸音樂。《升F大調鋼琴奏鳴曲》最精彩的部分,正在於貝多芬的自我,不屈不撓地貫串其間。這曲子,真正獻出去的,就是貝多芬自己,他生命與愛情中所有的矛盾與錯亂。貝多芬思考自己、描繪自己,和自己——作為創作者與作為被創作物的雙重自己,纏卷搏鬥。展開了音樂史上前所未見的激烈、悲壯、自我探尋、自我發現以及自我否定。
貝多芬這《獻給泰裏莎》﹐如今聽來﹐依舊“纏卷搏鬥”﹐溫柔﹐雀躍﹐纏綿﹐彷遑﹐膠著﹐無助﹐期盼……樣樣教人著迷﹐是啊﹐著迷。
小女子﹐不知道﹐貝多芬﹐算不算﹐張揚﹖
---
夜讀余光中。
風鈴
我的心是七層塔簷上懸掛的風鈴
叮嚀叮嚀嚀
此起彼落, 敲叩著一個人的名字
----你的塔上也感到微震嗎?
這是寂靜的脈搏, 日夜不停
你聽見了嗎, 叮嚀叮嚀嚀?
這惱人的音調禁不勝禁
除非叫所有的風都改道
鈴都摘掉, 塔都推倒
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風鈴
叮嚀叮嚀嚀
此起彼落
敲叩著一個人的名字
小女子﹐不知道﹐余光中﹐怪不怪﹐風﹐太張揚﹖
-─-
最後﹐錄了梁文道大才子的一段BLOG。
題目﹐叫做《愛是不張揚》。
他寫道﹕
……
“ ……但你還在寫那些文章 ”
……
“誰是你的讀者?”
“ 我不知道,這不重要”
“ 當然重要,你還在期待你的那一個讀者,你心裏渴望他的瞭解 ”
“ ……”
“ 孩子啊,問題不是你對他的思念… ”
“我想得很清楚了,是我嚇壞了他,這一切太突然太沉重太出乎他的意料,他無法承受不能理解,何況他太清楚我是不適合的。我受了傷,但錯全在我。我懷疑,我悔恨,但我知道自已不是慕色,並且知道不可回頭。可是師傅,請相信我,我雖因此回來,但事情的起因未必是它的理由。我今天的決定是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與他無關。既然放下,就是放下。我只感謝,別無其他。”
“我不擔心這個問題,你既然可以重新拾起提琴,我就明白你的決定不是為了逃避。我怕的反而是你的態度,你寫的那些東西難道不是在向他誇耀你的愛嗎?但你卻同時使用這種膽怯的方法,自大而卑怯。”
“…… ”
“愛是不張揚。孩子,你回去想清楚。等你真正準備好再說吧。”
愛是不張揚。所以我不該再寫了,不管誰是讀者。就是如此。
小女子﹐不知道﹐梁大才子﹐為何﹐為誰﹐寫下這文。不過﹐讀來﹐大才子﹐好像沒懂“人事兒”。
愛是不“張揚”﹖
小女子﹐從不以為如此。
愛﹐只分﹐如何張揚﹕內斂﹐抑或外放﹖即時﹐或是延時﹖且--
情。到。濃。時。始。自。知。
---
於是﹐小女子﹐還是﹐追問﹕昨夜﹐你張揚了麼﹖
K:
開始寫這文時﹐還是2月15日。
所以﹐昨夜﹐就是指“情人夜”。
那該是一個﹐可以肆無忌憚﹐張揚的夜。
你﹐張揚了麼﹖
----
情人﹐何人﹖
杜拉斯《情人》的開篇﹐是一個老去女子對情人“留痕”的敘述。
沒經過的人﹐是不會讀懂的。
她寫道:
我已經上了年紀,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個男人朝我走過來。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紹之後對我說:“我始終認識您。大家都說您年輕的時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訴您,依我看來,您現在比年輕的時候更漂亮,您從前那張少女的面孔遠不如今天這副被毀壞的容顏更使我喜歡。”
“我常常憶起這個只有我自己還能回想起而從未向別人談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裏,在那昔日的寂靜之中,令我讚歎不止。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愜意、也是我最熟悉、最為之心蕩神馳的一個形象。”
……
“十八歲的時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是這樣,我從來也沒有打聽過。似乎有人對我說過,當你正在經歷一生中最年輕、最受讚美的年華時,這段時光的突然推進有時會使你感到吃驚。這種衰老來得太唐突了。我眼看著我的相貌日漸衰老,我那線條的比例也隨之改變,眼睛變得更大,嘴巴更加突出,額頭也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皺紋。我對此並沒有感到驚恐,相反,我是帶著一種似乎像是追求小說中情節發展的興趣去觀察我那衰老的面容的。那時我同樣也曉得我並沒有弄錯,我相信總有一天這種衰老會緩慢下來,恢復正常的速度。”
……
我有一張被毀壞的臉龐。我還能跟你說些什麼呢?我那時才十五歲半……
小女子﹐不知道﹐杜拉斯﹐關於湄公河﹐午後﹐百葉窗﹐母親口紅﹐絲綢摩擦……那些關於十五歲半﹐關於情人的﹐關於面孔被情“毀”的﹐遲到的敘述﹐算不算﹐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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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才子﹐楊照的文《浪漫與自我》。他寫貝多芬﹐一段無法“書寫”的情。
他寫道﹕
貝多芬留下兩封信,信的開頭呼喚:“我的天使、我的一切”,信中稱對方為“我永恆的愛人”,並說:“因為你的愛,我才能活下去。”不過,兩封信從頭到尾沒留下收信者的姓名。
“永恆的愛人”究竟是誰?歷來有許多說法,被認真提過的,至少有五位,而這五位共通之處是:她們的確都曾和貝多芬有過一段情,偏偏她們都是貝多芬高攀不上的貴族。
1927年,羅曼羅蘭寫《貝多芬傳》時,采信了凱林克著作《永恆愛人之謎》書中論證,主張兩封信的傾訴對象應該是泰麗莎·勃朗莎薇克公爵夫人,透過《貝多芬傳》暢銷流行,這個答案被最多人接受了。
泰麗莎曾經和貝多芬訂婚四年。不過那只能算是“私訂終身”,因為泰麗莎根本不敢讓家人知道。然而四年之後,高傲的貝多芬受不了泰麗莎只能偷偷摸摸和他相戀的情況,主動解除了婚約。
可以想見這段感情給貝多芬帶來多麼複雜的感受。他的感受,一大部分寫進了作品編號78號的《升F大調鋼琴奏鳴曲》裏。這正是題獻給泰麗莎的。
這首鋼琴奏鳴曲,發表於1809年,是貝多芬自認的得意作品。那年正是兩人戀情受到無情三年考驗,弄得彼此精疲力竭時,愛之火仍在,不過外面卻圍著越來越強的社會冷鋒,仿佛隨時伺機要撲上來,吹熄僅存的愛的溫暖。
貝多芬痛苦著、猶豫著卻又在期待中無可避免思索絕望的結果,他需要發洩內在的情緒,可是卻不能寫信,或者該說沒辦法用信用文字,表達這麼複雜的內在掙扎。對他而言,缺乏一種足以同時承載從愛到恨、從希望到絕望、從光明到黑暗、從救贖到詛咒、從信心到自卑,情緒光譜全幅景致的表達工具。
他只好訴諸音樂。《升F大調鋼琴奏鳴曲》最精彩的部分,正在於貝多芬的自我,不屈不撓地貫串其間。這曲子,真正獻出去的,就是貝多芬自己,他生命與愛情中所有的矛盾與錯亂。貝多芬思考自己、描繪自己,和自己——作為創作者與作為被創作物的雙重自己,纏卷搏鬥。展開了音樂史上前所未見的激烈、悲壯、自我探尋、自我發現以及自我否定。
貝多芬這《獻給泰裏莎》﹐如今聽來﹐依舊“纏卷搏鬥”﹐溫柔﹐雀躍﹐纏綿﹐彷遑﹐膠著﹐無助﹐期盼……樣樣教人著迷﹐是啊﹐著迷。
小女子﹐不知道﹐貝多芬﹐算不算﹐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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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讀余光中。
風鈴
我的心是七層塔簷上懸掛的風鈴
叮嚀叮嚀嚀
此起彼落, 敲叩著一個人的名字
----你的塔上也感到微震嗎?
這是寂靜的脈搏, 日夜不停
你聽見了嗎, 叮嚀叮嚀嚀?
這惱人的音調禁不勝禁
除非叫所有的風都改道
鈴都摘掉, 塔都推倒
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風鈴
叮嚀叮嚀嚀
此起彼落
敲叩著一個人的名字
小女子﹐不知道﹐余光中﹐怪不怪﹐風﹐太張揚﹖
-─-
最後﹐錄了梁文道大才子的一段BLOG。
題目﹐叫做《愛是不張揚》。
他寫道﹕
……
“ ……但你還在寫那些文章 ”
……
“誰是你的讀者?”
“ 我不知道,這不重要”
“ 當然重要,你還在期待你的那一個讀者,你心裏渴望他的瞭解 ”
“ ……”
“ 孩子啊,問題不是你對他的思念… ”
“我想得很清楚了,是我嚇壞了他,這一切太突然太沉重太出乎他的意料,他無法承受不能理解,何況他太清楚我是不適合的。我受了傷,但錯全在我。我懷疑,我悔恨,但我知道自已不是慕色,並且知道不可回頭。可是師傅,請相信我,我雖因此回來,但事情的起因未必是它的理由。我今天的決定是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與他無關。既然放下,就是放下。我只感謝,別無其他。”
“我不擔心這個問題,你既然可以重新拾起提琴,我就明白你的決定不是為了逃避。我怕的反而是你的態度,你寫的那些東西難道不是在向他誇耀你的愛嗎?但你卻同時使用這種膽怯的方法,自大而卑怯。”
“…… ”
“愛是不張揚。孩子,你回去想清楚。等你真正準備好再說吧。”
愛是不張揚。所以我不該再寫了,不管誰是讀者。就是如此。
小女子﹐不知道﹐梁大才子﹐為何﹐為誰﹐寫下這文。不過﹐讀來﹐大才子﹐好像沒懂“人事兒”。
愛是不“張揚”﹖
小女子﹐從不以為如此。
愛﹐只分﹐如何張揚﹕內斂﹐抑或外放﹖即時﹐或是延時﹖且--
情。到。濃。時。始。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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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小女子﹐還是﹐追問﹕昨夜﹐你張揚了麼﹖
2/15/2007
A DESK,A HOME.
2/14/2007
又聽劉若英﹕分開旅行
K:
“奶茶”這歌兒﹐是真言。
你知的﹐我也好想去巴黎。
你問﹕想獨自去嗎﹖
我說﹕不知吶。
嗯--﹐分開旅行。
這主張﹐聽了不錯。
別擔心﹐小女子﹐自個兒﹐背不動﹐行囊。
“噓 別哭
這個只是個短短的不見
別搞的那麼複雜”。
寫得出﹐做得到嗎﹖“奶茶”﹖
分開旅行
audio/2004-02/02/content_1294828.htm
黃立行/劉若英
詞︰姚謙
編︰陳偉
我選擇去洛杉磯
你一個人要飛向巴黎
尊重各自的決定
維持和平的愛情
相愛是一種習題
在自由和親密中游移
你問過太多次我愛不愛你
BLACK BLACK HEART
SEND 給你我的心
計劃是分開旅行啊
為何像結局
我明白
停在你的懷裡
卻不一定在你心裡
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我不想要去證明
也不知道怎樣證明
相愛是兩人事情
我不喜歡你懷疑
懷疑愛是可怕的武器
謀殺了愛情
我在這裡
本來是晴朗好天氣
RAP︰
休息一下
不需要那麼的密集
不必每一秒鐘都黏在一起
你問我愛不愛你
這個不是個問題
早就說過需要空間才能繼續
我也真的不希望你離去
我們就試試看各走各的路
噓 別哭
這個只是個短短的不見
別搞的那麼複雜
你不是一直說要去巴黎嗎
閱讀時光﹕讀詩呵。余光中。
A pink flower,
a pink lady.
From a boy,
So young.
Today.
Thanks.
Deep in heart.
K:
今兒﹐是要讀詩﹐才能安穩沉靜的度過的﹐是吧。
別怪小女子又宿酒﹐別怪小女子又夜歸。
原本﹐她已﹐享受﹐獨自﹐夜歸。
她已﹐寂寞慣了。
被等﹐好緊張的。
記得有人說﹕放松。享受生活。
這樣﹐她喜歡。
這是﹐余光中的詩呵﹐一字字﹐一起讀﹐好嗎﹖
燈影﹐或是﹐燭下。
永 遠 , 我 等
如果早晨聽見你傾吐,最美的
那動詞,如果當晚就死去
我又何懼?當我愛時
必愛得淒楚,若不能愛得華麗
你的美無端地將我劈傷,今夏
只要伸臂,便有奇跡降落
在攤開的手掌,便有你的降落
在我的掌心,蓮的掌心
例如夏末的黃昏,面對滿池清芬
面對靜靜自燃的靈魂
究竟哪一朵,哪一朵會答應我
如果呼你的小名?
只要池中還有,只要夏日還有
一瓣紅艷,又何必和你見面?
蓮是甄甄的小名,蓮即甄甄
一念甄甄,見蓮即見人
只要心中還有,只要夢中還有
還有一瓣清馨,即夏已彌留
即滿地殘梗,即漫天殘星,不死的
仍是蓮的靈魂
永遠,我等你分唇,啟齒,吐那動詞
凡愛過的,遠不遺忘。反受過傷的
永遠有創傷。我的傷痕
紅得驚心,烙蓮花形
2/13/2007
陳冠中新文﹕中國學生週報
K:
十二月初﹐和陳冠中聊天。他說﹕在北京“待著”。原來﹐“待著”﹐就是“寫著”。真好。
錢鋼老師說﹐中國歷史﹐緊要的是要趕緊整理個人“口述歷史”﹐留住歷史真實的脈。
香港地面﹐當下滿是呼吁﹐要尋找“集體記憶” 。
中國內地﹐也有了一波從地面涌起的潮。
得抓住﹐要溶入。
陳大才子﹐做的正是最真實的記錄﹐切身的﹑個體的﹑關于一個群體的﹐歷史的梳理。
這樣寫史﹐溫暖﹐好看。
佩服其人﹐拉闊了人生格局﹐將真實的自己﹐化進社會進程。
且﹐順其自然﹐毫不造作。
讀其文﹐漸漸明白﹐何為“悟”。
回聽一段大才子阿城的電台訪問﹐對其所言藝朮創作與欣賞的“減法”﹐深有同感。
人生﹐亦如是。
留白﹐才有回味。是吧﹖
開始寫有關陳的文字了。
小女子﹐回到島上“待著”﹐更可以大隱于世了。
未來﹐讀書﹐訪問﹐寫作﹐聽海﹐煮酒﹐讓自己靜下來。
字﹐是好東東﹐是吧﹖
中國學生週報
http://blog.sina.com.cn/m/chankoonchung
2007-02-13 10:32:16
論雜誌的影響,五四時期的《新青年》、高信疆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80年代大陸的《讀書》,都是劃時代的。其他範例很多,不贊。
《中國學生週報》的影響遠沒有前面幾份雜誌大,但性質上有相似處,都是對某一代的某一群體起了啟蒙作用。自它74年停刊後,香港一小撮昔日文化青年還常會提到它,這群人包括我。
在我的成長期,影響我的香港雜誌有《星島晚報》副刊和漫畫版、天主教會的《公教報》、《讀者文摘》、《萬人雜誌》、《中國學生週報》、《年青人週報》、《明報月刊》、《70年代雙週刊》和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其中始終在感性上最接近的,是《中國學生週報》,我們一般就叫《週報》。
記得每期我在報攤買《週報》後,先翻的一頁不是影評,也不是占更多篇幅的文藝或社會議題,而是搞笑版,叫《快活穀》-- 看笑話,這大概是我這樣的中學男生當初被吸引而成為長期讀者的始因。
快活穀式的搞笑,頗為麻辣不文,政治不正確,不像我當時家裏訂閱的《讀者文摘》那麼幽默得無傷大雅,所以對男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譬如當時號稱香港電影王國的邵氏,廣告口號是「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快活穀就三番四次說「S氏出品,必屬雞片」。後來香港中文廣告詞流行的諧音換字手法,會不會是源出於此?
不要小看這麼一個小玩笑,對中學男生來說是代表了一種新感覺,惹笑、抵死、粗鄙、沒大沒小,真的是不點不明,一點即明。我精讀快活穀多期後,想去投稿,可是花了多天時間,絞盡腦汁才擠出一個很破的原創笑話,寄給該版,雖獲登出來並收到幾塊錢的稿費,但我對自己的能力還是挺失望的,而且下了個結論,寫笑話不單賺不了錢,而且遠比寫文章辛苦。
多年後我更知道喜劇劇本最難弄,要人笑是比要人哭或害怕更難,能寫喜劇的人個個天生異稟。〔關關﹕學編劇出身的小女子﹐深有同感。〕同時,我看到快活穀式的搞笑戲謔,至TVB的搞笑節目,至70年代初許冠文開始的搞笑影片,都只是實現了喜劇的其中一個面相而已。這點在寫到香港喜劇片時會再說明。
在67年的《週報》裏,最早讓我看懂的影評是寫臺灣中影公司在60年代提倡的「建康寫實」片,那應是家長和老師都不反對我們看的電影,為什麼《週報》兩大影評人石琪、羅卡對它們評價不高呢?噢,原來因為它們不算是好電影。一下子我的觀影勢利眼就被打開了。〔關關﹕減法是也。在內地﹐王朔﹑張元﹑賈樟柯屬這類﹐也已分出輩份了。〕及後《週報》一眾影評人推介龍剛導演的《英雄本色》,肯定之余尚嫌他「寓教化於娛樂」,原來如此,誰再敢高喊文以載道?太好玩了。
不過,批評港臺影片並不難,學了幾招功夫就可以對它們指手劃腳。年輕人學藝,偏要找自己看不懂的來看,這就把我們引到藝術片和作者論,前者有些是真的看不懂,後者-- 作者論實為導演中心主義 -- 是把本來看得懂的商業片弄得看不懂。這是崇拜的開始。(關關﹕哈哈哈)
《週報》的感動人,還跟我做讀者那幾年某些版面的主編羅卡和陸離的執著有關 -- 有執著就有態度有激情,吸引著有緣人。我當時有所不知的是,羅卡、陸離能按自己的想法編版,是因為《週報》有一個開明的出版人林悅恒。
中學畢業後,我再沒太在意《週報》,大概是誤以為自己超越了這份中學生刊物。算起來,我只有幾年時間是認真在看《週報》的,更說明影響可能不在知識傳遞,而是在視野和心態典範上的轉換。
《週報》創辦於1952年,共1128期。結束後,它在文學方面的傳承給了《素葉》、《大姆指》等仝人出版物,流行樂方面有著各年青人週報,電影方面的事業由《大特寫》、《電影雙週刊》去延續,但是它的文化激情、美藝勢利、執著不舍、溫柔叛逆,快活穀的抵死戲謔,電影版的世界主義眼界,換言之它輻射出來的隱性態度和精神,現在想起來,我敢說感應最強的是早期的《號外》。〔關關﹕﹗﹗﹗〕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十二月初﹐和陳冠中聊天。他說﹕在北京“待著”。原來﹐“待著”﹐就是“寫著”。真好。
錢鋼老師說﹐中國歷史﹐緊要的是要趕緊整理個人“口述歷史”﹐留住歷史真實的脈。
香港地面﹐當下滿是呼吁﹐要尋找“集體記憶” 。
中國內地﹐也有了一波從地面涌起的潮。
得抓住﹐要溶入。
陳大才子﹐做的正是最真實的記錄﹐切身的﹑個體的﹑關于一個群體的﹐歷史的梳理。
這樣寫史﹐溫暖﹐好看。
佩服其人﹐拉闊了人生格局﹐將真實的自己﹐化進社會進程。
且﹐順其自然﹐毫不造作。
讀其文﹐漸漸明白﹐何為“悟”。
回聽一段大才子阿城的電台訪問﹐對其所言藝朮創作與欣賞的“減法”﹐深有同感。
人生﹐亦如是。
留白﹐才有回味。是吧﹖
開始寫有關陳的文字了。
小女子﹐回到島上“待著”﹐更可以大隱于世了。
未來﹐讀書﹐訪問﹐寫作﹐聽海﹐煮酒﹐讓自己靜下來。
字﹐是好東東﹐是吧﹖
中國學生週報
http://blog.sina.com.cn/m/chankoonchung
2007-02-13 10:32:16
論雜誌的影響,五四時期的《新青年》、高信疆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80年代大陸的《讀書》,都是劃時代的。其他範例很多,不贊。
《中國學生週報》的影響遠沒有前面幾份雜誌大,但性質上有相似處,都是對某一代的某一群體起了啟蒙作用。自它74年停刊後,香港一小撮昔日文化青年還常會提到它,這群人包括我。
在我的成長期,影響我的香港雜誌有《星島晚報》副刊和漫畫版、天主教會的《公教報》、《讀者文摘》、《萬人雜誌》、《中國學生週報》、《年青人週報》、《明報月刊》、《70年代雙週刊》和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其中始終在感性上最接近的,是《中國學生週報》,我們一般就叫《週報》。
記得每期我在報攤買《週報》後,先翻的一頁不是影評,也不是占更多篇幅的文藝或社會議題,而是搞笑版,叫《快活穀》-- 看笑話,這大概是我這樣的中學男生當初被吸引而成為長期讀者的始因。
快活穀式的搞笑,頗為麻辣不文,政治不正確,不像我當時家裏訂閱的《讀者文摘》那麼幽默得無傷大雅,所以對男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譬如當時號稱香港電影王國的邵氏,廣告口號是「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快活穀就三番四次說「S氏出品,必屬雞片」。後來香港中文廣告詞流行的諧音換字手法,會不會是源出於此?
不要小看這麼一個小玩笑,對中學男生來說是代表了一種新感覺,惹笑、抵死、粗鄙、沒大沒小,真的是不點不明,一點即明。我精讀快活穀多期後,想去投稿,可是花了多天時間,絞盡腦汁才擠出一個很破的原創笑話,寄給該版,雖獲登出來並收到幾塊錢的稿費,但我對自己的能力還是挺失望的,而且下了個結論,寫笑話不單賺不了錢,而且遠比寫文章辛苦。
多年後我更知道喜劇劇本最難弄,要人笑是比要人哭或害怕更難,能寫喜劇的人個個天生異稟。〔關關﹕學編劇出身的小女子﹐深有同感。〕同時,我看到快活穀式的搞笑戲謔,至TVB的搞笑節目,至70年代初許冠文開始的搞笑影片,都只是實現了喜劇的其中一個面相而已。這點在寫到香港喜劇片時會再說明。
在67年的《週報》裏,最早讓我看懂的影評是寫臺灣中影公司在60年代提倡的「建康寫實」片,那應是家長和老師都不反對我們看的電影,為什麼《週報》兩大影評人石琪、羅卡對它們評價不高呢?噢,原來因為它們不算是好電影。一下子我的觀影勢利眼就被打開了。〔關關﹕減法是也。在內地﹐王朔﹑張元﹑賈樟柯屬這類﹐也已分出輩份了。〕及後《週報》一眾影評人推介龍剛導演的《英雄本色》,肯定之余尚嫌他「寓教化於娛樂」,原來如此,誰再敢高喊文以載道?太好玩了。
不過,批評港臺影片並不難,學了幾招功夫就可以對它們指手劃腳。年輕人學藝,偏要找自己看不懂的來看,這就把我們引到藝術片和作者論,前者有些是真的看不懂,後者-- 作者論實為導演中心主義 -- 是把本來看得懂的商業片弄得看不懂。這是崇拜的開始。(關關﹕哈哈哈)
《週報》的感動人,還跟我做讀者那幾年某些版面的主編羅卡和陸離的執著有關 -- 有執著就有態度有激情,吸引著有緣人。我當時有所不知的是,羅卡、陸離能按自己的想法編版,是因為《週報》有一個開明的出版人林悅恒。
中學畢業後,我再沒太在意《週報》,大概是誤以為自己超越了這份中學生刊物。算起來,我只有幾年時間是認真在看《週報》的,更說明影響可能不在知識傳遞,而是在視野和心態典範上的轉換。
《週報》創辦於1952年,共1128期。結束後,它在文學方面的傳承給了《素葉》、《大姆指》等仝人出版物,流行樂方面有著各年青人週報,電影方面的事業由《大特寫》、《電影雙週刊》去延續,但是它的文化激情、美藝勢利、執著不舍、溫柔叛逆,快活穀的抵死戲謔,電影版的世界主義眼界,換言之它輻射出來的隱性態度和精神,現在想起來,我敢說感應最強的是早期的《號外》。〔關關﹕﹗﹗﹗〕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2/11/2007
潘耀明﹐華人文化交流的“橋”
K:
據說﹐曾經有一次,一位英國女士來到中國,想拜訪錢鐘書,錢先生在電話中說:“假如,你吃了雞蛋感覺不錯,又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
錢先生幽默中﹐是帶了點刻薄的。
但﹐游走人間的小女子﹐屬於“一根筋”那類﹐就像見見那“下蛋的母雞”。
當然﹐得做功課﹐待有了膽﹐候有了緣﹐順其自然﹐方見門開。
豈知﹐那“下蛋的母雞” ﹐竟然如此溫良。
而且﹐也有曾有想見“下蛋的母雞” 的情結。
天地不大。物以類聚。
不信﹐錢先生﹐當年就沒有想見的“下蛋的母雞” 。不論﹐同朝﹐異代。不論﹐人﹐抑或物。
就是﹐不信。
假想﹐如果小女子有幸當年“堵”著錢先生。那就問這個問題﹐一定可以打開大才子心泉之閘﹐聽到歡樂靈魂之咕咕泉涌的。
信麼﹖
呵呵。
是乃﹐人間樂﹐非單方。
錢先生幽默中﹐是帶了點刻薄的。
但﹐游走人間的小女子﹐屬於“一根筋”那類﹐就像見見那“下蛋的母雞”。
當然﹐得做功課﹐待有了膽﹐候有了緣﹐順其自然﹐方見門開。
豈知﹐那“下蛋的母雞” ﹐竟然如此溫良。
而且﹐也有曾有想見“下蛋的母雞” 的情結。
天地不大。物以類聚。
不信﹐錢先生﹐當年就沒有想見的“下蛋的母雞” 。不論﹐同朝﹐異代。不論﹐人﹐抑或物。
就是﹐不信。
假想﹐如果小女子有幸當年“堵”著錢先生。那就問這個問題﹐一定可以打開大才子心泉之閘﹐聽到歡樂靈魂之咕咕泉涌的。
信麼﹖
呵呵。
是乃﹐人間樂﹐非單方。
是吧?
人物專訪﹕潘耀明﹐海內外華人文化交流的“橋樑”
中新社香港二月八日電 題﹕人物專訪﹕潘耀明﹐海內外華人文化交流的“橋樑”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因為一個機緣﹐記者在明報工業大廈內﹐走進《明報月刊》總編輯、總經理潘耀明先生的書房。
身為作家、出版家﹐潘先生自然是坐擁書城的。他的書房﹐不算太大﹐鎮宅之寶卻不少。
除了天上地下的圖書﹐牆頭圍掛的字畫橫幅﹐更是教人養性﹕
既有沈從文為潘先生寫的條幅﹔也有金庸大師寫給潘的﹐曰﹕“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皆似過眼煙雲﹐輕輕放下可也。”劉再復題橫額﹕“人生須臾﹐襟懷無邊。”高行健的飛筆是﹕“高山流水”。
潘的書桌背後﹐是一幅焦墨山水並條幅。曰﹕“耀目穹寰觀七政﹐明心冰雪照三千”。潘說﹕我喜歡這山水的“大意境”。
潘先生﹐沉靜而溫良﹐眼神很坦蕩﹐一口福建普通話﹐即使談論很“重”的事﹐用詞都很“低調”。
“低調”的潘耀明﹐其實在海內外華文文化界﹐有著“不低”的“江湖”地位﹕
七0年代﹐潘開創性地研究中國當代作家﹐出版了《當代中國作家風貌》一書﹐在港臺影響頗大。錢歌川為其撰寫序言《作家風貌耀然紙上》稱﹐潘“使我們……就像和每位作家晤談一室之內﹐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該書被韓國聖心大學譯成韓文出版﹐成為韓國大學研究中國的參考工具書。
作為作家﹐潘以“彥火”為筆名﹐從七0年代起撰寫了大量散文和評論,至今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出版作品集十八種﹐多次獲獎。著名文學評論家白舒榮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稱﹕“潘耀明的創作中,豐富的寫作題材,緊扣著他的生命律動和人生足跡﹔散文、隨筆、紀遊、海內外作家作品研究,涉獵廣泛文類駁雜的體裁,體現了他作為編輯家和出版家的職業特點。”
作為出版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董事副總經理的潘耀明﹐目前擔任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和明文出版社的總編輯兼總經理﹐沉靜而執著地出版著引起海內外華人世界喝彩的美文、好書。
潘耀明還兼任不少社會職務﹕如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世界華文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世界旅遊文學聯會會長等。
內地出版的《暸望》雜誌在一篇題為《以文會友的香港作家潘耀明》的報道中稱﹕“潘耀明是海內外文化交流的橋樑。”
訪問中﹐最打動記者的﹐是潘先生既有“對人生的執著”﹐還有“一顆感恩的心”。
他說﹕人生﹐喜好要隨心意﹐對喜好的事情就要執著﹐執著才會遇到一些機緣。而帶來這些機緣的人﹐就是你命中的“星星”了。
他歷數命中的“星星”﹕有七0年代引他入三聯書店從事出版行的藍真先生﹔有八0年代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遇到的保羅‧安格爾、聶華苓夫婦﹐助他在“紐約大學”攻讀“雜誌與出版”碩士學位﹔當然還有九0年代一紙手寫聘書﹐邀請他主持《明月》的古風查先生。
潘先生送記者幾本作品集﹐既有當年初出道即震驚港臺的《當代大陸作家風貌》、也有以“彥火”為筆名的散文集《異鄉人的星空》。潘先生﹐提著毛筆留言﹐模樣很是古風。
原本計劃訪問一家雜志社的記者﹐從潘耀明先生的人生故事裏領悟到﹕執著和感恩﹐當是做人的本分。“執著”﹐才有資格追求“人生境界”﹔“感恩”﹐才能享受到真正的“人生盛宴”(完)
人物專訪﹕潘耀明﹐海內外華人文化交流的“橋樑”
中新社香港二月八日電 題﹕人物專訪﹕潘耀明﹐海內外華人文化交流的“橋樑”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因為一個機緣﹐記者在明報工業大廈內﹐走進《明報月刊》總編輯、總經理潘耀明先生的書房。
身為作家、出版家﹐潘先生自然是坐擁書城的。他的書房﹐不算太大﹐鎮宅之寶卻不少。
除了天上地下的圖書﹐牆頭圍掛的字畫橫幅﹐更是教人養性﹕
既有沈從文為潘先生寫的條幅﹔也有金庸大師寫給潘的﹐曰﹕“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皆似過眼煙雲﹐輕輕放下可也。”劉再復題橫額﹕“人生須臾﹐襟懷無邊。”高行健的飛筆是﹕“高山流水”。
潘的書桌背後﹐是一幅焦墨山水並條幅。曰﹕“耀目穹寰觀七政﹐明心冰雪照三千”。潘說﹕我喜歡這山水的“大意境”。
潘先生﹐沉靜而溫良﹐眼神很坦蕩﹐一口福建普通話﹐即使談論很“重”的事﹐用詞都很“低調”。
“低調”的潘耀明﹐其實在海內外華文文化界﹐有著“不低”的“江湖”地位﹕
七0年代﹐潘開創性地研究中國當代作家﹐出版了《當代中國作家風貌》一書﹐在港臺影響頗大。錢歌川為其撰寫序言《作家風貌耀然紙上》稱﹐潘“使我們……就像和每位作家晤談一室之內﹐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該書被韓國聖心大學譯成韓文出版﹐成為韓國大學研究中國的參考工具書。
作為作家﹐潘以“彥火”為筆名﹐從七0年代起撰寫了大量散文和評論,至今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出版作品集十八種﹐多次獲獎。著名文學評論家白舒榮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稱﹕“潘耀明的創作中,豐富的寫作題材,緊扣著他的生命律動和人生足跡﹔散文、隨筆、紀遊、海內外作家作品研究,涉獵廣泛文類駁雜的體裁,體現了他作為編輯家和出版家的職業特點。”
作為出版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董事副總經理的潘耀明﹐目前擔任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和明文出版社的總編輯兼總經理﹐沉靜而執著地出版著引起海內外華人世界喝彩的美文、好書。
潘耀明還兼任不少社會職務﹕如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世界華文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世界旅遊文學聯會會長等。
內地出版的《暸望》雜誌在一篇題為《以文會友的香港作家潘耀明》的報道中稱﹕“潘耀明是海內外文化交流的橋樑。”
訪問中﹐最打動記者的﹐是潘先生既有“對人生的執著”﹐還有“一顆感恩的心”。
他說﹕人生﹐喜好要隨心意﹐對喜好的事情就要執著﹐執著才會遇到一些機緣。而帶來這些機緣的人﹐就是你命中的“星星”了。
他歷數命中的“星星”﹕有七0年代引他入三聯書店從事出版行的藍真先生﹔有八0年代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遇到的保羅‧安格爾、聶華苓夫婦﹐助他在“紐約大學”攻讀“雜誌與出版”碩士學位﹔當然還有九0年代一紙手寫聘書﹐邀請他主持《明月》的古風查先生。
潘先生送記者幾本作品集﹐既有當年初出道即震驚港臺的《當代大陸作家風貌》、也有以“彥火”為筆名的散文集《異鄉人的星空》。潘先生﹐提著毛筆留言﹐模樣很是古風。
原本計劃訪問一家雜志社的記者﹐從潘耀明先生的人生故事裏領悟到﹕執著和感恩﹐當是做人的本分。“執著”﹐才有資格追求“人生境界”﹔“感恩”﹐才能享受到真正的“人生盛宴”(完)
潘耀明與《明報月刊》的“中性價值”
K:
在香港的奔走結束了﹐書寫還在繼續﹐關于那個城﹐以及城中人。
這是關于喜歡閱讀的《明報月刊》。
特稿﹕潘耀明與《明報月刊》的“中性價值”
香港中通社二月七日電 題:潘耀明與《明報月刊》的“中性價值”
香港中通社記者 曉觀
最新出版的0七年二月號《明報月刊》﹐在“見証回歸十周年誌”系列中﹐刊發了一篇題為《誤泄江澤民行程有驚無險》的署名文章。作者藍鴻震﹐是香港民政事務局前局長。
藍回顧說﹕一九九八年“香港回歸一周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臨特區主持和參加多項活動與儀式。筆者負責陪同江主席到沙田醫院老人部和馬鞍山的一個商場﹐與市民近距離接觸。”“基於保安的理由﹐江主席的行程事前必須保密。誰知陰差陽錯﹐竟向外界發放了消息﹐結果在馬鞍山的商場引來數以萬計的市民﹐人山人海。”“幸好市民對江主席熱烈歡迎﹐氣氛極好。我們可謂‘因禍得福’。”
《明報月刊》主編潘耀明先生﹐近日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該刊“見証回歸十年誌”系列﹐將一連十二期﹐邀請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撰寫他們回歸前後的感想﹐這些人士都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香港回歸的重大事務﹐是香港回歸十年的見証人。
為該系列發“頭砲”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張浚生。今年一月﹐張為《明月》撰寫了題為《指陳當世之宜劃億載之策》的長文﹐回顧香港回歸前十二年過渡期的點點滴滴﹐並對香港回歸後的社會給予寶貴意見。
一九八五年七月至一九九八年五月期間﹐張浚生在港工作十三年﹐是香港回歸前後﹐港人熟悉的中方官員之一﹐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當時的“代言人”。
潘先生介紹說﹐接下來為該系列撰文的﹐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以及徐四民、張敏儀、葉國華、江素惠等。
潘告訴記者﹕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前夕﹐中英雙方的張俊生和彭定康闡述各自立場的文章﹐第一次同時出現在同一本雜誌的同一期上﹐即回歸前《明月》的“香港對回歸的展望”專題﹔今年“見証回歸十年誌系列”﹐張俊生和彭定康又再度為《明月》撰稿。
他表示﹕“這可視為他們對《明月》所稟持的‘中性價值’辦刊立場﹐都有所認同吧。”
記者問﹕《明月》的“中性價值”何解﹖
潘先生說﹕《明報月刊》辦刊四十一年﹐走的是“泛文化雜誌”路。定位取“中性價值”﹐就是要做“不黨﹐不私”的“公器”﹐做一座真正的“橋”。
記者在港兩年﹐一直追讀《明月》﹐最喜讀其人文類訪問﹐選題不設框框﹐每每做得很透﹐最為難得﹐不起山頭﹐各家放言。這與此間雜誌﹐多從社評始﹐即立場鮮明﹐唯恐表態不夠﹐大為不同。
翻看《明月》的版權頁﹐其四十多位顧問涵蓋兩岸三地﹐均是全球華人之重量級開明知識分子﹐如﹕王蒙、李遠哲、吳冠中、杜維明、柏楊、查良鏞、聶華苓、龍應臺、饒宗頤……
如是﹐《明月》選題選稿“標準”之高自不待言﹕文字﹐不是大家﹐《明月》不寫﹔作者﹐不是大家﹐《明月》不約。
記者問﹕那麼﹐放眼香港傳媒﹐《明月》不是沒有“同道”了﹖
潘先生說﹕過去有《盤古》﹐如今就是唯一。
到底何胸襟、何機緣、何能量﹐造就出這般格調的《明月》﹖
潘先生回憶道﹕一九八六年﹐留美學成歸港的他﹐在三聯書店作董事副總編輯。一九九一年查良鏞先生即金庸﹐通過董橋給他打電話邀請加盟《明月》。
“我‘誠惶誠恐’走進查先生的辦公室。一見面﹐查先生即起身走向書案﹐伏案一筆一畫手寫著什麼﹐然後起身遞給我。一看﹐竟然是查先生親自手寫的聘書﹐聘我為《明月》總編輯﹐總經理。大俠的謙謙君子風﹐叫我莫名感動﹐當下就簽了約。回三聯﹐按照規定﹐用三個月時間﹐辭了職。”
記者問道﹕那麼查先生對您主持《明月》的要求是什麼﹖
潘先生答﹕查先生說﹐《明月》在明報集團中的位置是--“為明報集團穿一套‘名牌西裝’。”
記者慨嘆﹕呀﹐這個要求很高﹐同時給編輯人的空間很大啊。是一樁“好活”﹗
潘先生﹕是啊。《明月》創刊以來,向以“文化的重鎮,知識的寶庫”為辦刊宗旨,總編從來不被干預。查良鏞(金庸)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創辦《明月》﹐從胡菊人創刊總編輯﹐到董橋、張健波、古德明、古兆申歷任總編直到我, 都是按照“自己的風格”辦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餘英時對《明月》的評價是:“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明報月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境地。文化社會事業與個人不同,所以《明報月刊》可以日新月異,而且也一直與世俱新。”
“世界上研究華文文化的機構﹐都會訂閱《明月》的”﹐潘先生以很“低調”的措辭﹐道出了《明月》的“江湖地位”。
潘告訴記者﹕希望將所主持的《明月》﹐成為反映華人社會人文現象、社會現象的雜誌﹔選文要有深度﹑有分析﹔展示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學朮成果﹔力求成為華人文化精英“對話”的橋樑。(完)
在香港的奔走結束了﹐書寫還在繼續﹐關于那個城﹐以及城中人。
這是關于喜歡閱讀的《明報月刊》。
特稿﹕潘耀明與《明報月刊》的“中性價值”
香港中通社二月七日電 題:潘耀明與《明報月刊》的“中性價值”
香港中通社記者 曉觀
最新出版的0七年二月號《明報月刊》﹐在“見証回歸十周年誌”系列中﹐刊發了一篇題為《誤泄江澤民行程有驚無險》的署名文章。作者藍鴻震﹐是香港民政事務局前局長。
藍回顧說﹕一九九八年“香港回歸一周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臨特區主持和參加多項活動與儀式。筆者負責陪同江主席到沙田醫院老人部和馬鞍山的一個商場﹐與市民近距離接觸。”“基於保安的理由﹐江主席的行程事前必須保密。誰知陰差陽錯﹐竟向外界發放了消息﹐結果在馬鞍山的商場引來數以萬計的市民﹐人山人海。”“幸好市民對江主席熱烈歡迎﹐氣氛極好。我們可謂‘因禍得福’。”
《明報月刊》主編潘耀明先生﹐近日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該刊“見証回歸十年誌”系列﹐將一連十二期﹐邀請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撰寫他們回歸前後的感想﹐這些人士都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香港回歸的重大事務﹐是香港回歸十年的見証人。
為該系列發“頭砲”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張浚生。今年一月﹐張為《明月》撰寫了題為《指陳當世之宜劃億載之策》的長文﹐回顧香港回歸前十二年過渡期的點點滴滴﹐並對香港回歸後的社會給予寶貴意見。
一九八五年七月至一九九八年五月期間﹐張浚生在港工作十三年﹐是香港回歸前後﹐港人熟悉的中方官員之一﹐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當時的“代言人”。
潘先生介紹說﹐接下來為該系列撰文的﹐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以及徐四民、張敏儀、葉國華、江素惠等。
潘告訴記者﹕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前夕﹐中英雙方的張俊生和彭定康闡述各自立場的文章﹐第一次同時出現在同一本雜誌的同一期上﹐即回歸前《明月》的“香港對回歸的展望”專題﹔今年“見証回歸十年誌系列”﹐張俊生和彭定康又再度為《明月》撰稿。
他表示﹕“這可視為他們對《明月》所稟持的‘中性價值’辦刊立場﹐都有所認同吧。”
記者問﹕《明月》的“中性價值”何解﹖
潘先生說﹕《明報月刊》辦刊四十一年﹐走的是“泛文化雜誌”路。定位取“中性價值”﹐就是要做“不黨﹐不私”的“公器”﹐做一座真正的“橋”。
記者在港兩年﹐一直追讀《明月》﹐最喜讀其人文類訪問﹐選題不設框框﹐每每做得很透﹐最為難得﹐不起山頭﹐各家放言。這與此間雜誌﹐多從社評始﹐即立場鮮明﹐唯恐表態不夠﹐大為不同。
翻看《明月》的版權頁﹐其四十多位顧問涵蓋兩岸三地﹐均是全球華人之重量級開明知識分子﹐如﹕王蒙、李遠哲、吳冠中、杜維明、柏楊、查良鏞、聶華苓、龍應臺、饒宗頤……
如是﹐《明月》選題選稿“標準”之高自不待言﹕文字﹐不是大家﹐《明月》不寫﹔作者﹐不是大家﹐《明月》不約。
記者問﹕那麼﹐放眼香港傳媒﹐《明月》不是沒有“同道”了﹖
潘先生說﹕過去有《盤古》﹐如今就是唯一。
到底何胸襟、何機緣、何能量﹐造就出這般格調的《明月》﹖
潘先生回憶道﹕一九八六年﹐留美學成歸港的他﹐在三聯書店作董事副總編輯。一九九一年查良鏞先生即金庸﹐通過董橋給他打電話邀請加盟《明月》。
“我‘誠惶誠恐’走進查先生的辦公室。一見面﹐查先生即起身走向書案﹐伏案一筆一畫手寫著什麼﹐然後起身遞給我。一看﹐竟然是查先生親自手寫的聘書﹐聘我為《明月》總編輯﹐總經理。大俠的謙謙君子風﹐叫我莫名感動﹐當下就簽了約。回三聯﹐按照規定﹐用三個月時間﹐辭了職。”
記者問道﹕那麼查先生對您主持《明月》的要求是什麼﹖
潘先生答﹕查先生說﹐《明月》在明報集團中的位置是--“為明報集團穿一套‘名牌西裝’。”
記者慨嘆﹕呀﹐這個要求很高﹐同時給編輯人的空間很大啊。是一樁“好活”﹗
潘先生﹕是啊。《明月》創刊以來,向以“文化的重鎮,知識的寶庫”為辦刊宗旨,總編從來不被干預。查良鏞(金庸)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創辦《明月》﹐從胡菊人創刊總編輯﹐到董橋、張健波、古德明、古兆申歷任總編直到我, 都是按照“自己的風格”辦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餘英時對《明月》的評價是:“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明報月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境地。文化社會事業與個人不同,所以《明報月刊》可以日新月異,而且也一直與世俱新。”
“世界上研究華文文化的機構﹐都會訂閱《明月》的”﹐潘先生以很“低調”的措辭﹐道出了《明月》的“江湖地位”。
潘告訴記者﹕希望將所主持的《明月》﹐成為反映華人社會人文現象、社會現象的雜誌﹔選文要有深度﹑有分析﹔展示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學朮成果﹔力求成為華人文化精英“對話”的橋樑。(完)
陳冠中新文字﹕胡菊人與我
K:
看到陳冠中的新文字了﹐是關于胡菊人﹐關于《明報月刊》。
如果不是心有靈犀﹐就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去解釋吧。
因為﹐恰恰在2月7日﹑8日兩天﹐小女子離港最後兩日﹐連續通過中通社﹑中新社播發了關于《明報月刊》與其現任總編輯﹑總經理潘耀明的特稿與人物訪問。并有幸獲得潘先生邀請﹐作為《明月》特約記者﹐撰寫未來在中國大地游歷的故事。
小女子﹐卻如當年的陳大才子相信的一樣﹕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
只因﹐“在香港和一個叫海外的地方,有個廣闊的天地,裏面都是知識份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
所以﹐未來﹐有緣﹐字里﹐相見﹐好吧﹖
陳冠中新文字﹕胡菊人與我
http://blog.sina.com.cn/m/chankoonchung
大中小
蘇珊·桑塔格念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終有一天自已的文章能在《黨派評論》雜誌上發表。我在大學時期則相信一點: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
據說《黨派評論》發行量僅僅是三千份,但說不定對年輕桑塔格來說,那是所聖殿,門檻自然高,當它的作者不容易,當它的讀者又豈應容易?那是「高額」紐約知識份子的核心刊物。
我在大學預科那年開始看《明報月刊》,上大學後更一期不缺,雖然印象中沒有踫到別的同學跟我談起過《明報月刊》,不過我堅信在大學象牙塔以外,在香港和一個叫海外的地方,有個廣闊的天地,裏面都是知識份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是的,是的,我知道不可能個個看,在臺灣是不容易看到,在大陸是看不到,知識份子本來就眾口難調,何況是在1970年代,分歧大著呢。可是平心而論,或者以後見之明,由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兩岸三地及那個海外還有比《明報月刊》更好看的中文「知--識--份--子」雜誌嗎?就算67年在香港創刊的《盤古》雜誌,開始的幾年頗有意思,當時兼任編輯之一就是《明報月刊》的胡菊人-- 胡菊人等離開後,後來的《盤古》讓人沒法看。
70年代中我的口味雖已變得嬉皮兮兮、姿態也擺得新左兮兮,心底仍慣性的惟《明報月刊》馬首是瞻,所以當我大學畢業後兩年,重新試著用中文寫文章時,第一篇上萬字的長文是給《明報月刊》,而不是給自己辦出來的《號外》雜誌。
那是胡菊人時期,我當時所有看過的《明報月刊》都是他主編的,心目中他就是《明報月刊》,代表著知識份子。我還讀過他的《坐井集》,看到過他青年導師般的照片,像是認識他,但他卻不會知道我是誰 -- 我只是個未經約稿的首次投稿者。他把這個新人的文章在1977年10月和11月分兩期刊登,上篇放在該刊第一篇文章的位置,並在「編者的話」裏推介。這超出我的期待,受寵若驚。
文章談的是華人移民美國的事蹟,是依據我在波士頓做的論文改寫的。那陣子我寫文章一味追求細節堆砌,不加情感或主觀評語,以為這樣才夠酷,連標題都不成句的叫《美國的早期華人移民》之類,招來胡菊人的修改,出刊時變成《華人移民美國血淚簡史》,完全毀了我的酷。文章的最後,我結束得很突兀,卻自以為是一種反諷的低調風格:「一九四三年,羅斯福總統廢除所有排華法例,每年准許一百零五名華籍人士入美境居留,同時已在美的華人可以歸化美籍。」我該預想到民族感情豐富的胡菊人不會放過我,果然他在我的文章之後另起了一段,補上一句:「華人可以松一口氣了。」
說實在的,他這句子在語氣上己經很照顧我了,只是心態上我們是兩代人,他那輩知識份子的花果飄零悲情是我沒有的,更不說我輩很多人根本不肯用知識份子四個字,除非是作反諷用。
文章發表後,當時《明報》副刊主編三蘇也來電約見,一下子得到大佬們的表揚,我繼續裝酷,其實已輕飄飄。現在想起來,兩位前輩扶持新人的慷慨和熱情,值得敬佩。
之後我還寫過一篇談新左文論的文章給《明報月刊》,就再和該刊無緣了。在《號外》出版一段時期後,胡菊人在他讀者甚多的《明報》副刊專欄上給過《號外》相當正面的評價,只補充說可惜《號外》談太多時裝這類沒有長遠價值的潮流玩意。他大概沒想到可能是我們小時候看了他介紹的存在主義,才變成荒謬、虛無的享樂主義者 -- 我是在開玩笑。
我們一直沒有私交,後來他和名記者陸鏗辦《百姓》雜誌,我依舊是讀者,那時候我的很多想法已有所調整,發覺我們之間的差異不大,尤其在正義、良心、知識份子責任問題上,胡菊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信任到什麼程度?這樣說吧,假設當時的某一天,我睡意蒙矓的給吵醒,有人氣急敗壞的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時刻,你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快說,你站在哪一邊?我說:到底是什麼事,給我點時間,讓我先弄清楚狀況……那人說:不行,現在就得說,你站哪一邊?這時候我只得說:好吧,不過你得先告訴我,胡菊人站哪邊?他站哪邊我就站哪邊。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看到陳冠中的新文字了﹐是關于胡菊人﹐關于《明報月刊》。
如果不是心有靈犀﹐就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去解釋吧。
因為﹐恰恰在2月7日﹑8日兩天﹐小女子離港最後兩日﹐連續通過中通社﹑中新社播發了關于《明報月刊》與其現任總編輯﹑總經理潘耀明的特稿與人物訪問。并有幸獲得潘先生邀請﹐作為《明月》特約記者﹐撰寫未來在中國大地游歷的故事。
小女子﹐卻如當年的陳大才子相信的一樣﹕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
只因﹐“在香港和一個叫海外的地方,有個廣闊的天地,裏面都是知識份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
所以﹐未來﹐有緣﹐字里﹐相見﹐好吧﹖
陳冠中新文字﹕胡菊人與我
http://blog.sina.com.cn/m/chankoonchung
大中小
蘇珊·桑塔格念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終有一天自已的文章能在《黨派評論》雜誌上發表。我在大學時期則相信一點: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
據說《黨派評論》發行量僅僅是三千份,但說不定對年輕桑塔格來說,那是所聖殿,門檻自然高,當它的作者不容易,當它的讀者又豈應容易?那是「高額」紐約知識份子的核心刊物。
我在大學預科那年開始看《明報月刊》,上大學後更一期不缺,雖然印象中沒有踫到別的同學跟我談起過《明報月刊》,不過我堅信在大學象牙塔以外,在香港和一個叫海外的地方,有個廣闊的天地,裏面都是知識份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是的,是的,我知道不可能個個看,在臺灣是不容易看到,在大陸是看不到,知識份子本來就眾口難調,何況是在1970年代,分歧大著呢。可是平心而論,或者以後見之明,由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兩岸三地及那個海外還有比《明報月刊》更好看的中文「知--識--份--子」雜誌嗎?就算67年在香港創刊的《盤古》雜誌,開始的幾年頗有意思,當時兼任編輯之一就是《明報月刊》的胡菊人-- 胡菊人等離開後,後來的《盤古》讓人沒法看。
70年代中我的口味雖已變得嬉皮兮兮、姿態也擺得新左兮兮,心底仍慣性的惟《明報月刊》馬首是瞻,所以當我大學畢業後兩年,重新試著用中文寫文章時,第一篇上萬字的長文是給《明報月刊》,而不是給自己辦出來的《號外》雜誌。
那是胡菊人時期,我當時所有看過的《明報月刊》都是他主編的,心目中他就是《明報月刊》,代表著知識份子。我還讀過他的《坐井集》,看到過他青年導師般的照片,像是認識他,但他卻不會知道我是誰 -- 我只是個未經約稿的首次投稿者。他把這個新人的文章在1977年10月和11月分兩期刊登,上篇放在該刊第一篇文章的位置,並在「編者的話」裏推介。這超出我的期待,受寵若驚。
文章談的是華人移民美國的事蹟,是依據我在波士頓做的論文改寫的。那陣子我寫文章一味追求細節堆砌,不加情感或主觀評語,以為這樣才夠酷,連標題都不成句的叫《美國的早期華人移民》之類,招來胡菊人的修改,出刊時變成《華人移民美國血淚簡史》,完全毀了我的酷。文章的最後,我結束得很突兀,卻自以為是一種反諷的低調風格:「一九四三年,羅斯福總統廢除所有排華法例,每年准許一百零五名華籍人士入美境居留,同時已在美的華人可以歸化美籍。」我該預想到民族感情豐富的胡菊人不會放過我,果然他在我的文章之後另起了一段,補上一句:「華人可以松一口氣了。」
說實在的,他這句子在語氣上己經很照顧我了,只是心態上我們是兩代人,他那輩知識份子的花果飄零悲情是我沒有的,更不說我輩很多人根本不肯用知識份子四個字,除非是作反諷用。
文章發表後,當時《明報》副刊主編三蘇也來電約見,一下子得到大佬們的表揚,我繼續裝酷,其實已輕飄飄。現在想起來,兩位前輩扶持新人的慷慨和熱情,值得敬佩。
之後我還寫過一篇談新左文論的文章給《明報月刊》,就再和該刊無緣了。在《號外》出版一段時期後,胡菊人在他讀者甚多的《明報》副刊專欄上給過《號外》相當正面的評價,只補充說可惜《號外》談太多時裝這類沒有長遠價值的潮流玩意。他大概沒想到可能是我們小時候看了他介紹的存在主義,才變成荒謬、虛無的享樂主義者 -- 我是在開玩笑。
我們一直沒有私交,後來他和名記者陸鏗辦《百姓》雜誌,我依舊是讀者,那時候我的很多想法已有所調整,發覺我們之間的差異不大,尤其在正義、良心、知識份子責任問題上,胡菊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信任到什麼程度?這樣說吧,假設當時的某一天,我睡意蒙矓的給吵醒,有人氣急敗壞的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時刻,你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快說,你站在哪一邊?我說:到底是什麼事,給我點時間,讓我先弄清楚狀況……那人說:不行,現在就得說,你站哪一邊?這時候我只得說:好吧,不過你得先告訴我,胡菊人站哪邊?他站哪邊我就站哪邊。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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