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五四心靈的奇妙傳承

五四心靈的奇妙傳承
文章日期：2009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台灣六○年代知識青年的成長，跟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有再密切不過的關係。那是封閉年代的一扇難得的窗口，讓台灣學子能夠看到西方，受西方各種思潮刺激影響。
「新潮文庫」中，最受青年歡迎的書，一小部分是和當時西方流行思潮同步的。尤其是法國存在主義著作，卡謬與沙特，跟生活苦悶的台灣青年，有具體的感受呼應。不過，另外更大一部分，卻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哲學與文學。
「新潮文庫」打先鋒的，是羅素的傳記和羅素的作品。「新潮文庫」裏，還多的是尼采與叔本華的哲學著作。也是透過「新潮文庫」，很多人接觸到了舊俄時代的經典小說，從普希金、契科夫、托爾斯泰到屠格涅夫、杜思托也夫斯基等等。還有《冰島漁夫》、《屋頂上的哲學家》一類老法國小說。
認真檢視這樣的書單，老實說，蠻怪的。羅素和尼采、叔本華，路數多麼不同，舊俄小說和老法國小說，看待世界的角度差距也頗大，但那一代的台灣青年，卻以同等的熱情，不分青紅皂白一起全都饑渴地吸收了進去。
不過如果加入一個歷史因素，怪事好像就不那麼怪了。這些東西，一個世代的時間之前，曾經同樣混雜地進入中國，影響了「五四運動」後的中國青年。他們就是看這些作品接近西方，用這些作品裏得來的養分批判中國，思考一種新文明可能性的。
換句話說，六○年代台灣青年吸收的西方知識養分，竟然和「五四」時期中國青年如此接近！年紀大了的「後五四」一代，把他們的西方理解帶到台灣，讓台灣青年詭異地跳過一段時間差，不是真正接近當時的「當代西方」，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廣義的「十九世紀西方」。
同時也因為這樣，那一代的台灣青年，不知不覺地接近了「五四世代」，雖然他們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跟「五四世代」間有什麼關係。現在，那一代台灣青年也邁入中年，可是埋藏在他們生命底層、閱讀十九世紀西方的經驗不會完全消亡，「五四」九十年後，這批台灣中年世代，仍然具備了理解「五四」的特殊條件，可能比內地的知識界，更能貼近「五四」的生命觀照，尤其是「五四」的價值體驗。
「五四」九十周年，台灣也多有討論，在台灣討論「五四」，跟北京討論「五四」最大的差別，應該就是這種奇妙的傳承關係吧！不是直接受「五四」影響，也不在「五四」開出來的歷史道路上，然而台灣思考「五四」、紀念「五四」的這一輩人，讀了許多跟「五四」人物們一樣的西方著作，受到類似的觀念挑戰與衝擊，從生命底層保留了對「五四」恆久的感情與記憶。
[楊照 台灣作家，《新新聞》社長]

回寧省親之五：我的江南春日

和衛東約好，周四帶媽咪下樓，到社區的小醫院，去做些常規化驗。
這個事情，弟弟每月都要按期去做，而不孝女如我，則是把它當成回家的標識之一了。
母親一杖在手，不要人扶，蹣跚在梧桐樹下。看著媽咪的背影，忽然想起龍老師的《背影》。心酸了。
化驗完畢，帶她去樓下的“劉長興”吃館子，弟弟叫了媽咪喜歡的雞汁小餛飩，灌湯小籠包……想讓她吃舒服，可又怕老太太貪吃，血糖指標失控。想起倪匡大師說的“配額”來，人的一生，有福入口的“阿堵物”也是有配額的吧，一度貪吃了，之后就得“控食”。
“食色性也”，食如此，性何如？

在家收拾了幾天，主要任務是丟垃圾，然后盤算添些啥。
終於可以上街了，不知不覺第一個去處還是新華書店，好像歲月一下回到從前。書店保持著舊貌，一口南京話的店員，對書在何方依舊懵懂不知所以。小女子不但不生氣，倒覺得自己也回到了“南京大蘿卜”中，混沌得踏實。
不知道保姆照顧下，爹地、媽咪如何“混日子”的。回家第一餐，就發現餐桌上的碗大大小小不成套，甚至還有幾只碗口還有“豁子”。印象中，家里有好幾套餐具的，如今也都不知道藏在何方了。
去了超市，買碗筷，買臺燈，買床墊，買靠枕……店員以為俺要“置新家”。

自由活動時間，都是在午后。在遙遠的海南島思念爹地、媽咪的小女子，置身于愛的漩渦中，又渴望抽身出來呼口氣。
這天，我去看電影《拉貝日記》。是一家蠻有味道的藝術影院，大大小小十幾間小放映廳。喜歡這個感覺。
但是，又不太習慣在南京進這樣的影院。那天，侄子陪著我逛：姑姑，你“少女”時常去的影院，大華和延安，現在都“沒的了”。

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 ．童清峰

K,
人的一生，有緣有份遇到伯樂，是幸運；懂得感激知遇之恩，是惜福。如此“幸福”，夫復何求？
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　．童清峰

資深媒體人高信疆於台北病逝，他曾主持多份報章，推動台灣報道文學和本土藝文，不斷突破禁區，凝聚海內外知識分子，促進台灣民主化，被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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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深媒體人高信疆於五月五日晚間九時二十四分，因為肝癌和腸癌，病逝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才華洋溢的高信疆曾主持多份報章，推動台灣報道文學和本土藝文，有卓越貢獻。在白色恐怖時代，高信疆主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他以編輯身份，不斷突破禁區，凝聚海內外知識分子，促進台灣民主化，被譽為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
從大學時代就認識高信疆的知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認為，高信疆是台灣過去五十年裏，對新文化貢獻最大的人，他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巨大的影響力，把文化的關懷範圍和新的文化帶進來，並用副刊來整合龐大的年輕族群。當年留學風氣很盛，整個台灣的文化視野非常陳舊，高信疆是第一個整合學人、文化人，凝聚出新的視野與動員力量，表現出對本土關懷的新的認知，並完整呈現在副刊上的人。他說：「台灣最早能對本土文化提出新的看法的就是高信疆。」能認知戰後新的文化，並將其表現在文字、副刊上的也是他。雖然晚年他常住北京，不在台灣發揮，但他過去的貢獻無法磨滅。

南方朔指出，高信疆從大學時代就相當活躍，累積了相當的人脈，而且他交朋友的本領特別大，「這是他最大的特質」，海外遍及美洲、澳洲等的文化族群，台灣只有他最熟悉，所以當他一掌握副刊，開闢海外專欄，「整個海外動員的氣氛就出來了」。

《人間》副刊集結了一大批思想獨到個性鮮明的學者、作家、畫家和音樂家。高信疆獲得了余紀忠的支持，並對愛才、識才的余紀忠懷有知遇之恩。高信疆曾在受訪時表示，「我一生就這麼一個老板（余紀忠），他是我老板，也是我老師」。

高信疆主持《人間》副刊期間，台灣仍處於威權時代，黨禁、報禁並未解除，他曾用一整版刊登李敖《獨白下的傳統》，也敢於刊登當時異議者柏楊等人的文章，這被老國民黨視為大逆不道，舊勢力開始集結反撲，《人間》副刊首當其衝成為打擊目標。

南方朔透露，當年負責台灣思想控制的警備總部，內部管控媒體的「文藝會談」，有一整年的討論對象就是高信疆，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的中時老板余紀忠頂不住這股壓力，逼得高信疆走人，但余老板對他還不錯，給他一筆錢，讓他到美國遊學。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表示，他這年代幹編輯這一行的，幾乎很少有不受高信疆影響的。他說，讀大學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人間》副刊，「我相信《人間》副刊是有中文報紙以來，影響力最深最廣的一份副刊」，當初就是被高的精神感召才從事編輯這一行的。

初安民表示，從高信疆身上他也感受到，當一個世代過去以後，再多的力挽狂瀾也於事無補。很多人不了解晚年的高信疆，事實上，前兩年，在北京見到高信疆，感覺他有些寂寥，初覺得很難過，因為這個世代並沒有很公平地對待他，例如他推廣象棋產業，就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活動，「他一出手就有一定的高度」，但千里馬還要有伯樂，一旦沒有伯樂，「那是何等令人扼腕而傷心的事」。

高信疆的視野總領先別人一步。初安民表示，主編《人間》副刊時，不論詩、散文、藝術等各種領域，他都能做到「點石成金」的效果。

高信疆有烈中華民族主義情懷，對台獨深惡痛絕，所以他選擇遷居北京，不願待在台灣以至於天天被藍綠之爭困擾，最後因病才返台治療。他生前有很多創意的點子，但沒想到健康突然惡化，讓人有壯志未酬之憾。■

回寧省親之四：白禿到老

K,
這一天是“五四”六十周年，懷之和他的比比穿上了喜歡的紅色襯衣，我給他們影像。
比比問懷之：是你摟著我，還是我摟著你？
懷之說：都行。
比比說：以前都是你摟我。
懷之說：好好好。
然后，抬起還能自如活動的左臂，環著比比。比比呢，也把手搭過來，放到懷之看的書上。真不知這是他們一生第多少次合影了。

小女子只記得，俺小時候常常騎在爹地的脖頸上，把大禿瓢當玩具。長大后，看到父親年輕時滿頭烏發的照片，不喜歡。好像，我的爹地，怎么能有頭發呢？像假的。這個感覺，持續了許多年：俺就喜歡爹地睿智幽默的大禿腦門兒！
媽咪呢，原本有兩條“嚇死人”的大黑辮子，生我前，狠心剪了。不過，如同當年許多女子一樣，她竟然把首身分離的“辮子們”，裝在一個盒子里，藏到現在。孫子今晚問：你藏到哪里喇。奶奶答：不記得了，反正在箱子里。呵呵呵，那些箱子，“五一”成了我和弟弟的“對手”，至今還沒整理出個眉目來。
媽咪四十多歲開始生華發，如同小女子現在一般。不過，媽咪的頭發，到現在也沒有“一白到底”，這一點叫發質與媽咪相仿的小女子，對未來有點灰心。
記得二十年前，我和弟弟就打趣說：爸媽，人家白頭偕老，你倆白禿到老。
一語成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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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的《上學記》所寫，恰恰和青年懷之的許多人生經歷吻合。女兒這天從新華書店帶回來：或許你會喜歡看。
書一到手，爹地就拿起放大鏡，不出半天，評論出來了：這位何先生，年輕時性格有點孤僻。何老先生，也不喜歡“新社會”。因為他說，還寫了一部《上班記》。不過，就放在那里，等死了以后再出。
認真犀利啊，俺的老爹地！！

今日，幫媽媽整理舊書柜。
這個書柜是當年爸媽結婚后，從北京西單商場買回家的第一個家具。爸下放時，家里的其他家具都退給了海軍，就帶著一黑一白倆書柜，兩張硬板床，七八個紅松大箱子，還有一兒一女一保姆，南下了金陵。
如今，這柜子按著孫子成長的軌跡，隔幾年換一批書：有孫子想看的，有奶奶想他看的，今日還加入了姑姑想侄子讀的。
“鹿鳴，姑姑想你除了教輔書外，多讀些有真智慧的書籍。這些書好比營養，會和你的牛奶雞蛋一起，營養你的大腦的。”
我們商量著，去辦一張省圖書館的借書證，弟弟想像哥哥一樣，去看自己喜歡的書。

閱讀時光：張愛玲《愛》

K,
午間，歪在和媽同房的小床上，看張愛玲。又看到這篇《愛》，對著花壁紙，愣了半天神，淚無聲地，流下來。
《爱》
作者：张爱玲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妻，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閱讀時光：《莊子-外篇-至乐第十八》

【原文】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1)。惠子曰：“与人居(2)，长子老身(3)，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独何能无概然(4)！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5)。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6)，而 噭噭然随而哭之(7)，自以为不通乎命(8)，故止也。”
【译文】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表示吊唁，庄子却正在分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歌。惠子说：“你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人死了不伤心哭泣也就算了，又敲着瓦缶唱起歌来，不也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对哩。这个人她初死之时， 怎么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仔细考察她开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只是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 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

“緣”與“相遇”、“相知”

無緣卻遇上
文章日期：2009年5月6日
【明報專訊】有些人，沒有巧合讓你和他相識相知，卻巧合讓你們共同成長。無緣卻遇上，大概是形容這些人吧，至少曾經這麼的認為。
「太好了，我們讀同一間院校的同一科咧。」「對哦！」這樣回答的時候，也搞不清楚其實彼此是有交情的嗎？許多的名字，只知道是同級同學。沒有相交過，只是曾經活在同一個空間，這種遇上，有些朋友給了它一個名字——認知存在。
我們的人生總有幾個和許多人相同的轉捩點，一同見證離合。無緣卻遇上，以同學的身分打聲招呼，就如那個回答一樣，巧合，總可以給完全陌生添來份親切感。
數年過後，某天收到了誰的好消息，聽聞到誰的壞消息。認知的名字，仍能重複地送來沒有辦法解釋清楚的情感。畢竟曾站在同一個位置，如今卻各有經歷，好壞也可以感嘆人生無常。哀悼間，你發現這些人只是照看自己的鏡子，並非遇上過。
然後，你想起，又有另一些人，巧合讓你和他相識相知，卻沒有巧合讓你們共同成長。許多的，「永遠是朋友」這些信誓旦旦的諾言只剩下一張紀念冊。沒有巧合再相遇的好友，最終淪為不邊際的感情。如果說，前者是認知在共同的學習圈子裏，後者也不過是認知在共同的回憶圈子裏，只是，多一分遺憾。這份遺憾會無聲色地殘留，告訴我，彼此曾遇上過。 [醇卿]

陳冠中的“救贖”

陳冠中@hk
世界主義者的文化饗宴？
文章日期：2009年5月6日
【明報專訊】「簡直是醜聞！outrageous（無法無天）！」這次《號外》創辦人、文化評論人陳冠中回港三星期內擔任了五場講座嘉賓，循例緬懷此城輝煌，遠眺大中華前景以外，並出席了由鄧永鏘爵士牽頭的西九龍文化區論壇。他從未評論過西九，怎料他這次狠狠批評；笑瞇瞇的flaneur（浪遊者）外表以外，他也可以是一個介入式的世界主義者。
豪客、求職者與推銷員
「單看panel（講者組合），七個倫敦加兩國紐約，完全不把歐洲及亞洲放在眼內，絕對不能接受。鄧永鏘是自資舉辦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沒貢獻；他既有能力也有錢有人脈，若他真的有份搞西九也可能是好事。但這九個人全都是big spender（大豪客），慣拿大錢做事。而據The Creative Economy的作者John Howkins對我說，當中有一半都是來搵工的；古根漢總監則是大推銷員，沒有藏品徒具空殼的博物館竟也可以推廣到那麼多地方，現在聽說他可能會被董事會解僱。香港要建M+，這些模式是否合用呢？」陳冠中說。「四年前鄧永鏘在同一論壇上批評香港政府的top-down（由上而下）方法，說要bottom-up（由下而上），現在則搞出這樣一個講者的組合，真令人費解。」
「殖民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殖民地的精英向帝國首都朝聖，名為『朝聖之路』。去殖民就是要切斷或重新打開朝聖之路，這個panel顯示我們仍是被殖民的心態，最慘是官員都很受落！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內地也有世界級的人才，他們都適合做我們的panel。」
他自言西九太大，不懂得搞，但他很熱情的提出一個「小小建議」：「將中環大會堂高座改為『香港書城』，邀請大小書店進駐，在黃金地段設立文化地標，即時可以辦到，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果，無人夠膽再說香港無文化！」可惜他在年前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提過，她即時反應是「要牽涉很多部門的啊！」便沒下文了。
「我想resume activism。」
陳冠中在寫作以外的身分變化多端。最新的身分是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的六名董事之一。去年五月經多重甄選後獲選，任期三年，每年要付出四十個工作天，負責監察其管治（governance）而不能干預地區辦事處的運作。其實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便參與發起「綠色力量」及「綠田園」等組織，並寫作探討綠色資本主義，也算是activist（行動主義者）。
「從前以為它是提出理想或理念，然後以矚目的方法去喚醒意識，是教育性的東西。但現在看到在全球議題的設定過程它都在底下做工夫，發揮影響力。」他從不是直接行動的人，卻贊成對抗手段作為科研等以外的一個方法。「他們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款，這樣便不怕得罪人、不怕指名道姓。關係太好有時成不了事，必須保留對抗性行動可能，尤其對於企業，這比較合我現在的胃口。我想resume activism。」陳冠中說。氣候問題已刻不容緩，他對此比文化與政治更心急。
從客卿到「擦邊球」評論者
公職以外，寫作仍是他的終極志業。閒居北京六年，他就是「混」文化圈和讀書寫作，並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觀察風雲變色的大時代。「過去我都以『客卿』自居，很少直接評論，在文化聚會中往往以我女朋友的『家眷』身分出席，他們也以『香港人在北京』來認知我。」他在內地發表的文章見於《萬象》等雜誌，頻率比香港疏，篇幅也較長，專打引介西方概念、暗喻社會現的「擦邊球」。「近兩年才開始在言談間自覺比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及背後的脈絡，直覺開始可以發言了。在外頭胡亂指點江山很討厭的嘛，香港就經常讓人這樣說了，注滿了情緒的。」但一開始正面處理內地問題，還是要面對現實中的受眾。
「內地知識分子包括年輕人，平時可能是玩搖滾及流行文化的，一認真思考大問題，總是簡化為符號然後視為對抗。」從他們的問題，陳冠中學到更多內地的國情。
大國的盲點與進程
「整個十三億人的精英當然比香港多，根本不能這樣比較。拿武漢甚至上海來比還差不多。」就如中國運動員的成績再彪炳，也不能證明運動以至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的普及，國人卻往往視之為「國家」興盛的指標。「由去年『三一四』西藏奧運火炬被搶事件、奧運的驕傲以至近月《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現，國內的優越感一直在強化之中。但由此也看出香港如何厲害：一個小小的香港可以令內地有這麼強的情緒反應。」不過他觀察到一面倒擁護中國或西方的立場者只屬少數，而他在認為中與西各有優劣的大多數中屬於以世界為終極立場者。雖然多數情對世界有利的對中國也同時有利，而他對亂象之下的進程還是樂觀的。
「這些都是過渡過程，幸運地中國這三十年走的路與俄羅斯等很不同。首先國土完整性不太受影響，被侵佔的土地不少但都是無人地帶。另外我們一開始便是搞出口貿易，被迫進入了世界體系，門戶要長開──若封了互聯網又怎做生意？加上奧運成功，無人再會提『東亞病夫』，百年夢圓。但我想中國再『招積』也不至於侵犯別國，別忘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時也很不可一世，看不起中國和台灣呢。政策方面，永遠也在調整，中國也在學習之中，現時沒有令大局走上不歸路的決定性因素，也無侵略的意識形態，所以我想不會有大問題。」
重回人性價值
說到「利益」，這位文化人很實際，不外乎廣大人民的福祉，眾生平等，意識形態於他較多是觀察與思考的工具，正合乎他的另一個身分：師從不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佛教徒。無論切身的觀察如何具體而微，他關注的永遠是大局。而他的普世情懷，早在年輕時已經形成了。「整個嬉皮士的文化都是這樣的呀，約翰．連儂的歌如Imagine的信息正是如此。」去年他自言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社會與個人的理想精神良藥的夢醒後，始發現人生除了理想，還有更多實際且觸動人性的東西值得深思」。他最佩服內地一些傳媒的「滾地雷」行為，衝擊審查，「犧牲小我為大眾開路」的報道，「他們拚了命的報道，不去讀的話我會內疚的。相反香港有自由，但除了部分官能性的揭秘報道，我們還有什麼呢？」內地對來之不易的言論空間遠比香港珍惜，作為作家，滿足感自然也較大了。文化浪人逐水草而居，醞釀多年以內地為背景的小書也終於動筆了。
陳冠中對香港仍是關心的，但自覺熟悉的事物多已寫過了，唯有將之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以游移的視點審視，也許本土承擔稍弱，卻合乎他一貫的波希米亞氣質。
我們的第四次
自二○○四年專訪陳冠中四次，這次他的白頭髮多了，煙（其實是Davidoff小雪茄）也戒了。
過去幾年他由整理與反省過去，漸漸浮現出新的理念，身體力行去推行，不再只保持距離的分析。例如訪問中他接近十次提到推動香港書城，以及加入綠色和平，瀟灑姿態中冒出懇切神色，這個波希米亞人多了一份傳教士的使命感。
「對你這類人，除了死亡便沒有其他救贖出路了。」馬家輝曾如此形容他。現在他早睡早起修練養生，一方面更洞察世情，一方面也更進取入世，靜極思動，陳冠中永遠不能一概而論。
[文／洪磬 HungHingHK@gmail.com 編輯：黃靜]

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90年前的事情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文章日期：2009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昨日乃「五四運動」90周年，特區各路獨立時評英雄皆有文章或紀念或反思，幾乎異口同聲地指摘中國官方的「五四觀點」過於偏頗扭曲；他們認為，中國官方只願強調「愛國主義」和「賽先生」而不願多談「德先生」與「批判精神」，等於「閹割」了五四、「侮辱」了五四，也等於，「對不起」五四。

這類批評令我聯想到一篇寫於「五四運動」80周年的紀念文章，作者乃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標題叫做〈走出「五四」〉。 該文起始引述了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一段詞條解釋，談的正是五四運動，陳教授指出，詞條史實之錯漏顛倒，嚴重程度令人咋舌。

百科詞條是這樣說的﹕

「1919年1月，各協約國談判對德和約，消息傳到中國，中國人得悉和會決定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同時日本政府對以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獨自支配全中國……五四運動前夕，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開始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新文化……」

對此詞條，陳平原教授是這樣反駁的﹕

「二十一條乃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由日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當面向袁世凱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袁世凱在48小時內答覆。兩天後，袁除對五號條款聲明『容日後商議』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要爭取的是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而不是是否答應『二十一條』。另外，袁世凱死於1916年6月6日，『同時』一說，令人誤會1919年的中國，仍由袁執政。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乃徐世昌，總理為錢能訓，外交部長則是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談論影響五四運動之得以形成與展開的『知識分子』，李、陳、毛的排列順序令人費解。就算排除『溫和派』的蔡元培與胡適，影響最大的『激進派』，也仍非陳獨秀莫屬。」

陳平原的細心駁辯令我們注意到﹕「五四謬誤」在中國大陸其實無孔不入，官方陳述固然優而為之，學術文化竟亦有以附從，甚至不僅觀點角度有錯，連時空史實也有錯，錯錯錯錯錯，五四運動90年了，錯而未斷，確實愧對當年的愛國仁人志士，而袁世凱先巴黎和會而死卻仍須為巴黎和會負責，泉下有知，恐怕亦忍不住搖頭苦笑。

德先生賽先生之外

還有費小姐Freedom

然而，話說回來，五四運動因巴黎和會而起，抗爭內容確又涉及二十一條約，既是始作俑者，把袁世凱跟廣義的五四運動連在一起，亦非無因，惟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袁世凱當初對於日本的強盜要求曾經百般抗拒，其策略之一，是派遣「民國外交俊男」顧維鈞化裝避開日本人的監視掌控，潛入北京的大使區，向英、美使館透露機密，讓日本鬼子的兇狠野心成為紐約和倫敦的新聞頭條，望能經由輿論引起民憤，經由民憤掀動壓力，令日本帝國不敢過於造次胡為。如今回顧五四精神，若從1915年算起，這點「新聞自由」的積極力量亦應被包含在內；換句話說，除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別忘了尚有一位後來愈來愈被中國知識界看重的「費小姐」（Freedom），她從一開始就是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個關鍵元素，地位絕不次於前面的兩位先生，而可悲的是，跟這兩位先生一樣，90年來，她依然未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知恥近乎勇

執著謀自強

其次，二十一條交涉了4個多月，幾經修改，終於簽訂，變成中日新約9條，換文11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1件，換文兩件。跟最先提出的二十一條相比，新約內容對中國算是稍為「溫和」，但肯定仍是喪權辱國，令中國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故連袁世凱亦在簽約翌日發表了如斯沉痛的公開講話﹕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我負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曾謂袁世凱此番話語乃「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其實，推而廣之、廣而論之，若要探究真真正正的五四精神，除了可以大論特論口號堂正的「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尚值一談的或許是「知恥」﹕正因知恥，袁世凱於簽約之前才會幾番抗拒日本仔的敲詐勒索；正因知恥，學生才會於簽約之後冒險上街遊行抗議，也才再有4年後的五四運動。一部百年中國史，「知恥」才是推動中國人不斷往前衝刺，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的核心動力，其餘的，往往只是手段與方法。

「知恥」的另一種展現形態是「執著」﹕正因知恥，也正因恥辱未清，中國人才會不斷摸索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左翼的右翼的，進步的保守的，各有所取，目的卻都是希望把中國從恥辱的泥濘中救拔出來。

且以五四運動為例，5月4日的知恥精神固然可敬，5月5日的執著精神更是可嘉，當天早上，北京的中學和大學生代表集會商議，要求政府釋放昨日之被捕學生並懲處相關官員；當天下午，14位校長於北大集會商議，以蔡元培為代表，前往總統府和教育部抗議濫捕、聲援學生；同一天，天津和上海各地亦有學生示威，聲討北京政府的賣國罪行，北京總商會亦就愛國學生被捕之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抵制日貨，支持學運……槍聲和牢房並沒有嚇怕中國人，濫捕只會令中國人更勇敢，濫殺只會令中國人更精進，五四如此，五五亦是，以至於其後的90年，中國人一直在牢房的關門聲和槍炮的血腥味下奮力前行，正是箇中「知恥」與「執著」，令中國無論遭受多少挫敗與倒退，亦不至於絕望與無望。

2009年5月5日，回看「五四」90周年，近觀「六四」20周年，我看到的是一條叫做「希望」的線頭，從歷史的彼岸接到這岸，然後再往前伸去；終有一天，我相信，能夠伸延到一個我們真正期待的文明盛世。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回寧省親之三：《小團圓》的小團圓

那天，看完了《小團圓》，拿去給爹地：這是張愛玲新“出土”的遺作，是張家大小姐講的“與胡蘭成的一段公案”。您看吧。
爹地問：你，看完了。
女兒答：恩那。
哪知，爹地側身，從身邊的一摞書里，抽出了另一本：我也有一本。
唉——，真的哦。我的南京話，沖口而出。
為爹地整理書房，又從書架上撿起一本胡蘭成的《禪是一枝花》。
真是的，這胡生和EILEEN，如此如影隨形。
當媽咪告訴爹地，你女兒養的狗狗，就叫做“胡蘭成”。這下，輪到爹地哈哈大笑了。
“這老狗，晚年好落魄，跟著俺，管保牠吃飽睡好心安了。”

K,
5月2日，是爹地和MAYBOY共同的生日。
因為節后有個案子要開庭，小壽星沒有回寧，我們就“聯線”共同為他們祝壽。
南京方面：
老壽星懷之和他的比比，相識快六十年了。當著遠方回來的女兒，當年英俊的海軍軍官被華東師大的女大學生“逼問”：海軍文工團有那么多漂亮女演員，你干嘛跑到上海去等一個小姑娘長大吶？父親半天不說話，媽得意地對我說：又在構思哪。哪知父親會壞壞地笑著說：“你這樣問我啊，那我就說：現在后悔啦。”
媽媽好像好沒面子似的，快掛不住了。
小女子我聽得哈哈大笑@@@
晚間，媽咪照顧父親睡覺，看來又“逼問”了一輩子問了幾千遍的問題，然后出來對女兒說：“你爸剛說了，就喜歡你有知識，有文化，不像文工團的女孩只會唱和跳。”
哈哈哈哈@@@@@
衛東冒著大雨去買了蛋糕，提前兩年給爹地過八十八壽。
祖孫三代，圍坐在春的中山南路的我的家，圍在父親就餐的小圓桌邊。我舉著機子，像畫筆一樣，好想把這會子歲月留在他們目光里的痕跡，傳神地刻下來。
K,你說，歲月到底是什麼？真的會留下痕跡麼？
作為女兒——當年不知怕，嫁得“離譜的遠”的女兒，俺只能給爹娘做幾頓好吃的。這不，春天的鱸魚，肥了。
嫁得“離譜的遠”，這個形容詞是樓下和我同齡的另一個向東，今日午間對俺脫口而出的，好準。聽了，好悲涼。

海南方面：
高寶，是我家的書法家。MAYBOY挺得意地告訴我，清早起身，發現桌上有兩幅字，一幅是送給外公的：松鶴延年。另一副是高寶送給他的爹地的壽禮，曰：雄辯滔滔，揮斥方遒。
天哪，小女子大笑：大律師，真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兒子對您的要求可是不低啊@@@連俺都沒敢給你那么高的要求吶。加油吧，您吶@@@@
晚間，按照俺的“指示”，高氏“兄弟”去了正點西餐。“兩人都要好好吃頓牛扒啊，我家的小伙子，個個都得牛！！”
夜，問MAYBOY他倆聊啥了。回曰：高寶說，爭取明年入團。
“啊，這可比‘做好自己，不麻煩別人’更進一步了@@媽要聽其言，觀其行喇。”
這，是我家五四的故事。
今兒，正日子，俺給爹娘都挑了紅色的襯衫：老青年們，節日快樂！

明報：「五四」民主與科學夢未圓

「五四」民主與科學夢未圓
90年任務未竟 精神不存？
文章日期：2009年5月3日
【明報專訊】現今在大陸談論「六四」仍是禁忌，但另一次學生運動「五四」至今已經90年，卻每年都成為學界話題，今人除了反思它以及「新文化運動」在上世紀初掀起的思想及政治的風雲，還藉此重提當年未竟的夢想--民主與科學，每次討論皆能勾起有識之士久埋心底的理想。「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日起一連兩天，本報記者訪問數名內地學者，走訪「五四」策源地北京大學，探訪這名已屆耋耄的「新青年」。
民主科學被淡化 突出愛國
「從89年開始，談五四就一直是『愛國』。」隨5月4日臨近，中國各地均有五四紀念活動，但都是強調「五四」是「愛國運動」，淡化其主旨「民主與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對此頗不以為然，「實際上是用愛國主義來獲得某種更大的民眾精神上的支持。」
「子對端午，月餅對中秋，民主科學對五四。」雷頤引述內地已故作家冰心的話說，談五四不談民主科學，就如端午節吃月餅一樣「不對味」。他說，官方對五四的宣傳在1979年之前都是強調知識分子改造，之後改成「愛國」，雖然連帶提及民主與科學，但擺在次要地位，但無論哪一種提法都是為維護統治服務。
思想啟蒙運動 受政治阻礙
雷頤解釋，90年前提出啟蒙是因「亡國滅種」的危機在即，知識分子意識到需要開啟民智，故啟蒙處處服膺於救亡，埋下了「救亡壓倒啟蒙」悲劇性的種子。推動民主與科學的啟蒙運動受政治因素阻礙，至今未能完成。雷頤認為，「阻力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50年代形成的一套意識形態，對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否定，強調集體主義；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他說，談民主會質疑官員權威、制約他們的權力，今年「兩會」時有官員被問到公開財產時反問「為什老百姓不公開？」體現了政治體制改革之艱難。
欠獨立思考 「科學」大忌
「民主」尚未解決，「科學」也難獨善其身。雷頤認為，現時所談的「科學」側重於技術，而不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學術界還有很多禁忌，例如對於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的胡適，由於在上世紀50年代曾被毛澤東定為批判對象，至今在內地仍屬敏感名字。
至於「愛國」，亦可以有不同解釋。雷頤說，當時學生提出的「愛國」是「愛中國」，並不愛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而且陳獨秀所提出的「愛國」，是吸收西方先進文明用於強盛中華民族的愛國。但是，現時政府所定義的「愛國」是「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並且以「國情」來拒絕接受普世價值。
抵制家樂福 顯狹隘民族主義
令雷頤憂心的是，時下很多青年人接受了這種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去年抵制（法資超市）家樂福的時候，學生一煽動就起來了。」但他又指出，當局一方面強化學生的民族主義意識，另一方面又擔心會再有學運爆發，影響穩定，所以每年5至6月都較為緊張，擔心「六四」或是「五八」（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學生遊行並打砸美國大使館）再重演。
五四不談民主 難逃歷史宿命
匆匆90年官僚依舊 學者斥當局迴避主題
文章日期：2009年5月4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五四運動90周年，內地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昨日舉辦紀念講座，有學者指當局刻意淡化歷史、避談「民主」、「科學」，恐怕又將回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中，若不能徹底打倒現時的官僚主義、行政集權、解決官民矛盾，將難逃「人亡政息」的結果。
「明明只有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賽先生（科學，Science），怎能加上『愛先生』『進先生』，這是給五四運動『攙沙子』。」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教授楊思遠說，當局自1998年起在「民主、自由」的口號前加上「愛國、進步」，「民主」從第一位排到第三位，是要刻意迴避。
給五四攙沙子 丟掉傳統
楊思遠認為，五四運動90周年「應該比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更隆重才對」，但現在只是作為青年節假期（28歲以下員工休息半日）。楊思遠引述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稱，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後期形成，丟掉五四就是丟掉革命傳統，現時的行政體制官僚化日益嚴重，行政集權不斷加強，若沒有人民監督政府，便會難逃「歷史周期率」。
讓人民監督 免人亡政息
「歷史周期率」是教育學家黃炎培1945年在延安問毛澤東，共產黨是否能走出「起義-興盛-腐敗衰落-被起義推翻」的封建王朝興衰規律，毛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楊思遠說，這種民主僅在建國初期出現，雖然從十四大至十七大一直稱要「政治體制改革」，但目標和內容均不明確，往往是「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虛辭。
「穩定能壓倒幹部腐敗？」
「如果官員真的是『公僕』，為何人人要爭做『僕人』？是因為做官其實是有權有勢。」楊思遠指，現時社會與歷史上某些朝代末期的情形很類似，人民權益不斷被盤剝，造成社會不穩定，當局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但穩定能壓倒農民貧困嗎？能壓倒幹部腐敗嗎？能壓倒學生失業嗎？」楊思遠稱，現時的網絡監督等只是「細枝末節上的修補」，應在意識形態上對官僚主義進行大批判，正視官民矛盾，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制度」，「能和平改革最好，不行的話只能訴諸革命」。
明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