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90年前的事情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文章日期：2009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昨日乃「五四運動」90周年，特區各路獨立時評英雄皆有文章或紀念或反思，幾乎異口同聲地指摘中國官方的「五四觀點」過於偏頗扭曲；他們認為，中國官方只願強調「愛國主義」和「賽先生」而不願多談「德先生」與「批判精神」，等於「閹割」了五四、「侮辱」了五四，也等於，「對不起」五四。

這類批評令我聯想到一篇寫於「五四運動」80周年的紀念文章，作者乃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標題叫做〈走出「五四」〉。 該文起始引述了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一段詞條解釋，談的正是五四運動，陳教授指出，詞條史實之錯漏顛倒，嚴重程度令人咋舌。

百科詞條是這樣說的﹕

「1919年1月，各協約國談判對德和約，消息傳到中國，中國人得悉和會決定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同時日本政府對以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獨自支配全中國……五四運動前夕，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開始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新文化……」

對此詞條，陳平原教授是這樣反駁的﹕

「二十一條乃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由日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當面向袁世凱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袁世凱在48小時內答覆。兩天後，袁除對五號條款聲明『容日後商議』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要爭取的是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而不是是否答應『二十一條』。另外，袁世凱死於1916年6月6日，『同時』一說，令人誤會1919年的中國，仍由袁執政。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乃徐世昌，總理為錢能訓，外交部長則是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談論影響五四運動之得以形成與展開的『知識分子』，李、陳、毛的排列順序令人費解。就算排除『溫和派』的蔡元培與胡適，影響最大的『激進派』，也仍非陳獨秀莫屬。」

陳平原的細心駁辯令我們注意到﹕「五四謬誤」在中國大陸其實無孔不入，官方陳述固然優而為之，學術文化竟亦有以附從，甚至不僅觀點角度有錯，連時空史實也有錯，錯錯錯錯錯，五四運動90年了，錯而未斷，確實愧對當年的愛國仁人志士，而袁世凱先巴黎和會而死卻仍須為巴黎和會負責，泉下有知，恐怕亦忍不住搖頭苦笑。

德先生賽先生之外

還有費小姐Freedom

然而，話說回來，五四運動因巴黎和會而起，抗爭內容確又涉及二十一條約，既是始作俑者，把袁世凱跟廣義的五四運動連在一起，亦非無因，惟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袁世凱當初對於日本的強盜要求曾經百般抗拒，其策略之一，是派遣「民國外交俊男」顧維鈞化裝避開日本人的監視掌控，潛入北京的大使區，向英、美使館透露機密，讓日本鬼子的兇狠野心成為紐約和倫敦的新聞頭條，望能經由輿論引起民憤，經由民憤掀動壓力，令日本帝國不敢過於造次胡為。如今回顧五四精神，若從1915年算起，這點「新聞自由」的積極力量亦應被包含在內；換句話說，除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別忘了尚有一位後來愈來愈被中國知識界看重的「費小姐」（Freedom），她從一開始就是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個關鍵元素，地位絕不次於前面的兩位先生，而可悲的是，跟這兩位先生一樣，90年來，她依然未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知恥近乎勇

執著謀自強

其次，二十一條交涉了4個多月，幾經修改，終於簽訂，變成中日新約9條，換文11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1件，換文兩件。跟最先提出的二十一條相比，新約內容對中國算是稍為「溫和」，但肯定仍是喪權辱國，令中國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故連袁世凱亦在簽約翌日發表了如斯沉痛的公開講話﹕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我負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曾謂袁世凱此番話語乃「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其實，推而廣之、廣而論之，若要探究真真正正的五四精神，除了可以大論特論口號堂正的「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尚值一談的或許是「知恥」﹕正因知恥，袁世凱於簽約之前才會幾番抗拒日本仔的敲詐勒索；正因知恥，學生才會於簽約之後冒險上街遊行抗議，也才再有4年後的五四運動。一部百年中國史，「知恥」才是推動中國人不斷往前衝刺，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的核心動力，其餘的，往往只是手段與方法。

「知恥」的另一種展現形態是「執著」﹕正因知恥，也正因恥辱未清，中國人才會不斷摸索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左翼的右翼的，進步的保守的，各有所取，目的卻都是希望把中國從恥辱的泥濘中救拔出來。

且以五四運動為例，5月4日的知恥精神固然可敬，5月5日的執著精神更是可嘉，當天早上，北京的中學和大學生代表集會商議，要求政府釋放昨日之被捕學生並懲處相關官員；當天下午，14位校長於北大集會商議，以蔡元培為代表，前往總統府和教育部抗議濫捕、聲援學生；同一天，天津和上海各地亦有學生示威，聲討北京政府的賣國罪行，北京總商會亦就愛國學生被捕之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抵制日貨，支持學運……槍聲和牢房並沒有嚇怕中國人，濫捕只會令中國人更勇敢，濫殺只會令中國人更精進，五四如此，五五亦是，以至於其後的90年，中國人一直在牢房的關門聲和槍炮的血腥味下奮力前行，正是箇中「知恥」與「執著」，令中國無論遭受多少挫敗與倒退，亦不至於絕望與無望。

2009年5月5日，回看「五四」90周年，近觀「六四」20周年，我看到的是一條叫做「希望」的線頭，從歷史的彼岸接到這岸，然後再往前伸去；終有一天，我相信，能夠伸延到一個我們真正期待的文明盛世。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