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總是愁人的

濕漉漉的鳳凰
文章日期：2010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湖南最近頻頻大雨，許多鄉市都有淹水之虞，鳳凰不例外，豪雨來了又走、走完再來，住民偶爾到了必須疏散的境地，但很快又能回到家園，在某地生了根，世再亂，亦會回來；或是，世愈亂，愈想回來。

其實想像中的鳳凰本來就是濕漉漉的，兩水來襲，儘管不應幸災樂禍地說是「應景」，卻仍難禁覺得非常印合氣氛。

是的，必須承認對鳳凰的濕濡印象又是來自沈從文，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或散文談的多都是水，河邊江邊溪邊海邊，他是個見了水便高興的孩子，長大了，寫出來的故事幾乎無不發生在水之畔，讀多了，腦海的鳳凰便總帶著一股霧氣，彷彿坐在車內隔窗外望，天空降著雨，玻璃上爬滿水珠水點，路途上的景象在珠珠點點裡隱現幻化，終於，五個多鐘頭後，到了，推門下車，古城現身眼前。

從長沙到鳳凰是不累人的。一來路順好走，二來窗外有景，尤其愈近鳳凰愈見鄉郊景致，水邊有田，田旁有屋，屋子或新或舊，在寂靜的田間水邊顯得特別孤伶並帶神秘，彷彿世上所有最殘酷和最溫柔的情事都可能在此發生；發生時轟轟烈烈，然而很快便沉靜下去，遭世人遺忘，不再提起。

沿途看水看山看屋卻沒看到幾個人，一股淡淡的寂寞感油然湧起，想起沈從文在自傳裡述及路經辰州河灘，亦是看水看山看屋而不見人，感覺是「一切皆那麼和諧，那麼愁人。美麗總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樂，卻用的是發愁字樣。但事實上每每見到這種光景，我總默默的注視許久。我要人同我說一話，我要一個最熟的人，來同我討論這些光景。可是這一次來到這地方……已無一個人」。

我身邊是坐著一個人的，但轉臉看，她在閉目睡覺，或是在思考她的詩她的文，便不打擾了。繼續往外望山望水望田望屋，直至望見一座暗紅色的古老城門，司機小張繞了好幾個圈才找到它，把車停住，說，到了，要在這裡下，車子開不進去。

我們下車，提著行李走到鳳凰廣場，旁邊便是我們訂房的悅來閣客棧。小小的酒店，據說是老房子，重新裝潢做生意，居高臨下看鳳凰，儘管身邊此刻有人，我們卻都只想看，不想說話了。（途上‧六）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陳伊敏 ：蔡國強和無名的農民發明家們

不知如何降下
——蔡國強和無名的農民發明家們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3日【明報專訊】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而在這些夢想裏，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 我就是一個農民。——蔡國強
以城市為主題的上海世博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一場「農民世博」卻靜靜地向無數為城市流血流汗的農民建設者致敬。由一九三○年代老建築改建而成的上海外灘美術館，正以「蔡國強：農民達芬奇」作為其開館首展。「火藥大師」蔡國強這次玩的不是驚世駭俗的爆破計劃和視聽盛宴，而是做農民的「推手」——「我是用現代藝術語言講故事的人，農民和他們的創造物才是故事的主人公。」他說。
在一座待拆的舊樓剖面上，蔡國強以熒光橘紅色書寫巨大標語「農民，讓城市更美好」。「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地下鐵，哪一樣不是農民的血汗建成的？」曾任京奧開閉幕式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師的蔡國強說，他在北京期間親見京奧場館「鳥巢」建造時過萬農民工不分晝夜在塵土中揮汗，坐在地上吃飯。但開幕時的煙火璀璨現場，他們都不在了。「美好城市生活的背後，有農民的付出。」他懇切地說。
由上海APEC、北京奧運，到中國六十國慶大典，蔡國強在內地所做大型活動都是「官式作品」。本次以個人身份參與的展覽是他第二個農民題材計劃。一九九九年他以《威尼斯收租院》獲得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的，用「行為藝術方式」重製了一九六五年的泥塑群像《收租院》，表現解放前農民受剝削的悲慘生活，卻引發了版權爭議。
今年三月，他前往安徽、四川、湖北等八個省，尋訪十多位農民發明家並收集其作品——機械人、飛碟、 潛水艇……蔡國強對記者表示，本次展覽他既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藝術家。他精選近年收藏的農民發明作展示，並請來九位農民出席展覽。在蔡國強眼裏，這些質樸而智慧的農民，每一個都是和達芬奇一樣的發明家。「這裏五位造飛機的農民達芬奇，有三位是第一次坐別人造的飛機。有時候我想，就讓他們一輩子只坐自己的飛機好了。」他笑言。
自稱「農民」的蔡國強深知農民心中的愛與怕。他向農民購買作品時並非每次都順利。「他們跟我一樣，能不賣就不賣。」農民曹正書因遭妻子反對不肯把飛機賣給蔡國強。妻子害怕他用賣飛機的錢去買更好的發動機改進飛機，速度可能會更快。她擔心七十歲的曹正書因此受傷。「我要尊重他妻子意見。造飛機玩一玩可以，但是別把命玩完了。」
蔡國強與記者邊走邊聊，略帶福建口音的語調相當溫和，沒有他爆破作品的聲勢浩大和「火藥味」。當記者隨他來到四樓展廳時發現他為農民作品設計的詩意的空間，是真正的「鳥語花香」：展廳四五層是挑高中庭，地面種青草，綻鮮花，空中則懸掛了湖北李玉明製造的潛水艇，四川王強創造的飛機，還有浙江徐斌和江西吳書仔的直升機等。相思鳥和高冠有的停在飛機支架上，有的則低飛歌唱，自在地俯視來往的人。蔡國強說：「我只是幫農民做託兒，讓他們的夢想和精神境界通過我的裝置藝術作品呈現出來。」對於藝術家和農民在展覽中的角色，蔡國強小心翼翼地拿這個合作天平上的輕重。
除了佈局展覽，蔡國強還在一個前廳的牆上用毛筆寫下目前他所收集到的中國農民發明家的名字、籍貫和造物類別，甚至包括一些無名氏。在展廳內，他設計的裝置名為「風箏」。五十多個風箏在小風扇吹拂下搖曳飄搖，風箏上投射農民發明家的故事影像。每一個風箏代表了一個農民的夢想。
蔡國強說，影響他一生最重要的有兩個人：一是毛澤東 ，一是他奶奶。
「毛澤東曾提出，中國的問題千條萬條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蔡國強看到了當代中國農民，是近幾十年來的經濟改革追求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最大動力，他們既是出口商品的廉價勞動力，也是高樓大廈流血流汗的建設者。當世博會在討論城市和現代化的時候，他希望關注農民對現代化和城市的貢獻，讓世人發現獨立在集體意志和行為以外，農民作為個人是好玩的、精彩的、有創造力的。「這個展覽不是要喚起社會對農民的同情，而是對農民的尊重。當個人的精彩獲得了放大、重視，才是有創造力的民族。從這些作為個人的農民身上，我看到一個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會的希望。」他興致勃勃地強調。
五月三日開幕當晚，蔡國強的時間表密得難以見縫插針，沒有時間陪伴九十多歲的奶奶。當晚，冷風吹襲廣場，他對七百嘉賓的演講卻很熱烈。「從演講台下來，奶奶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感到今天對不起客人。風這麼大，客人沒辦法好好看作品。」 奶奶還關切地問他，「你吃過飯沒有？」他感慨，老人家首先考慮的永遠都是別人。
「從小，奶奶就很欣賞我，在一旁看我怎麼做，把作品收起來。奶奶說，我的作品很值錢，能賣十萬塊。這個十萬塊對她來說是很大的一筆錢！」蔡國強說得一臉自信。蔡國強說過，受到奶奶啟發悟出了關於火藥爆破的奧秘——要懂得點火，跟要懂得滅火。而他那些被稱作「火墨畫」的火藥爆破草圖自成一格，在世界各大拍賣行屢屢拍出千萬天價，又何止十萬？
蝴蝶飛不過滄海
美術館的廣場，停靠廣東「達芬奇」熊天華的飛機。蔡國強用青底白字書在牆上寫了「重要的不在飛起來」的標語。這架飛機曾在熊天華的家鄉試飛時損壞了螺旋槳，熊天華本想更換新的，但蔡國強卻讓他用破損的機翼，讓這架飛機保留挫折記憶。
熊天華的朋友認為他「瘋狂」，家人認為他「敗家」。這次展覽他感到「將長期積壓的不痛快，一下子都宣泄出來」。他坦言，來上海才第一次搭「別人」的飛機。坐在民航客機上感到心驚動魄——萬一發動機死火，如何降落？ 「我自己的飛機就算發動機死火不轉動，仍可以緩衝滑翔，很安全。」從十九歲到三十五歲，他一直在追尋童年飛翔的夢想。十多年的閉門造「機」和試飛冒險，雖然屢試屢敗，甚至受傷吐血，但仍要屢敗屢試。他堅信：哪怕五十歲還飛不起來，仍要嘗試。
家鄉莊稼地最低的有五十米，而熊天華的飛機最高只能飛到三十米。○八年，熊天華自己組裝的其中一輛「山寨」飛機試飛成功，可惜仍沒有飛越五十米的山頭就下沉迫降，幸好同機兩人毫髮無損。二十多個村民齊心協力把「失事飛機」扛回來。「那一幕，讓我很感動。」他說，家中現已有八架飛機，正籌組「鄉村飛行俱樂部」，讓有夢想的人一起飛。
我的天才夢
另一個展廳內，三十五歲的安徽「達芬奇」陶相禮特製二十公尺長的航空母艦，訴說又一個故事。當蔡國強請他設計一艘航空母艦時，他迅速提出在身處掛上潛水艇的創意。「真是太牛了。」蔡國強說，由此可看到新一代的農民發明者，一開始就想做世界上別人沒做過的事情。
陶相禮坦言，最初並不想參加蔡國強的活動 ，「只想專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後來發現「他很尊重我，跟我交心、交朋友」，因此動心了。他希望通過這個平台把自己「推銷」出去，等待企業來找他合作。
陶相禮只讀到小學五年級就外出打工闖蕩。他自稱從小喜歡發明創造，有上百項小發明，洗頭的、擦鞋的……但所有專利都因缺錢繳費而被撤回。二○○七年，他開始琢磨製造潛水艇，用廢舊油桶改裝，並從二手市場淘回材料。從他市區租的住房到北京郊區房山的水庫，需轉乘兩次公交車，再步行四五裏路，如不堵車，往返需四、五個小時，但他每天都在那裏鑽研潛水艇。花了一年多終於試潛成功了。他說，最大的困難是缺錢，共花費了三萬多人民幣，「現在還欠別人一萬多」。
「他們都說我是瘋子、神經病。」陶相禮認為，別人的看法不重要，結果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實現夢想的過程。他不看書，不上網，不向別人請教，只是憑想像力造出了潛水艇。 「這是我的天賦。你先問那個寫書的能不能造潛艇，再來問我這個不看書的。」他哈哈大笑後又堅定地說：「只要動手去做，不行了再來。」
如果一直寂寂無聞，貧困潦倒，怎麼辦？「還是要繼續我的夢想。我們不需要評價，到哪裏都是過客，做這個產品時，心裏已想下一個產品，永遠不會停留。」
展覽中，多位農民都自製飛碟、飛機等飛行器，他們從未學過機械原理或力學 。「農民壓抑了多年，潛意識裏真是太想飛起來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張鳴指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中文翻譯在理念上有偏頗，直接把農民排斥在外，強化了城市和農村的隔膜。他說，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民始終是「外人」，即使在城市打工亦不能真正安家，文化上、政策上被驅趕，始終以一種「他者」的身份在城市裏漂泊。這些作品反映農民的內心希望可以飛出去、升起來，這是長期壓抑後對改變身份的深深渴求。
離開美術館前，回頭望了樓頂上安徽杜文達發光的飛碟，蔡國強寫在外牆那句「不知如何降下」源於杜文達在設計飛碟時並未考慮如何降落。然而在記者看來，未嘗亦折射了藝術家對中國社會高速發展的擔憂，以及對許許多多尚待完成的社會工程的冀盼。譬如說，公平公義；譬如說，公民權利；譬如說，民生福祉……至少展覽觀賞者如我，是這麼看的。
[文．陳伊敏 攝．林毅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蔡。國。強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蔡國強——The New York Times稱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藝術家」；英國Art Review評他為世界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百位人物；2008 年，他的大型回顧展《我想要相信》成為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史上參觀人數次高的展覽；《華爾街日報》認為蔡國強之名無所不在，英語讀者們，快學會怎麼用中文念「蔡國強」！
1957年生於福建泉州，蔡國強先後在上海求學赴日留學，1995年移居紐約並成立蔡工作室至今。曾獲日本文化設計與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本尼斯、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美國歐柏特藝術、國際藝術評論家協會最佳裝置作品及個展第七屆廣島獎、第二十屆福岡亞洲文化獎、2010年獲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等。他的藝術足幾乎遍及所有國際大展以及著名的藝術殿堂，主要火藥草圖及大型裝置作品也為這些美術館永久收藏；除了持續地成功實現多項規模宏大、跨越國界的藝術計劃之外，也常將慶典轉化為一種特殊的當代藝術形式，如2008年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煙火演出等。是次展覽《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展現了中國農民原生創造力、發明熱情和理想。
時間：2010年5月4日至7月25日
地點：上海外灘美術館（虎丘路20號）
網頁：http://www.rockbundartmuseum.org

韓寒何止是下一個魯迅

韓寒何止是下一個魯迅
文章日期：2010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大家都知道易中天是廈門大學的教授，他在廈門大學的地位當然是「如日中天」的。但是近日，有一個80後的年輕人，居然在廈門大學校園內搶了易教授的風頭。這個年輕人一出場，就迎來陣陣尖叫，他發表的短短九分鐘的演說，更是博得笑聲頻頻與掌聲連連，許多大學者在他身邊都顯得黯然失色。這個年輕人的大名喚作：韓寒。

驚天地泣鬼神的想像力 用在哪裏

九分鐘的演說緊湊刺激。一上台，韓寒就引用名言來評論所謂「愛國主義」說：「真正的愛國主義就是要保護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不受到政府任何的迫害。」「嘩」一陣掌聲。

接著，韓寒就所謂「文化大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各位知道為什麼中國成不了文化大國嗎？因為我們講話的時候總是把領導放在第一位，而大部分領導都是沒文化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是懼怕文化的，是審查文化的。但是他們又能控制文化，所以這個國家怎麼能成為文化大國呢？」「嘩」一陣掌聲。

然後，韓寒把話鋒轉向由他主編的雜誌《獨唱團》上：「我主編一本雜誌，到現在都沒有出版。憲法有規定，每個公民都有出版的自由；但是我們的王法又有規定，每個領導都有不讓你出版的自由。這個雜誌在審查上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封面有一幅漫畫，主人公是個沒有穿衣服的男人。相關法律規定不能在出版物中露出陰部，這我是認可的，所以就用一個LOGO擋在它那個不合法的部位。後來審查人員就告訴我說不可以，你把這個人的正中央部位擋住了，你這是在暗喻『檔（黨）中央』。我當時就被雷到了，我想，把你驚天地泣鬼神的想像力用在文藝創作上而不是用在文藝審查上那該有多好啊！」「嘩」一陣掌聲。

最後，韓寒把矛頭指向文化審查：「如果我們都能夠來反對文化審查，讓我們的遮罩詞裏除了那些反人類的辭彙不再有其他辭彙，那我們才有可能去創造出一個文化大國，哪怕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我的名字都會進入這個遮罩詞庫，但我相信一個遮罩詞庫是有它的最大載重量的，每一個新增加的辭彙都是在加速它的滅亡。……一個遮罩詞庫裏的詞愈多，我們國家的文化就愈弱。我們的政府會給大家很多解釋，他們會告訴你我們這麼做是為了保護青少年、是為了社會的穩定。所以他們有權遮罩任何危害青少年、破壞社會穩定的資訊。如果你認同了，遲早有一天你會發現，你在控訴你的遭遇的時候他們會將你遮罩，罪名是破壞社會穩定。到了最後，凡是不利於統治階層的，不利於他們獲得利益的言論，都是破壞社會的穩定，都是危害青少年。所以同學們，我們不能讓這一天到來。否則在若干年以後，在子孫們通過衛星接收到的電子課本歷史書上，我們都會是笑料。」「嘩」又是一陣掌聲。

再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裏，這段演說成為網路上人們爭相傳播的視頻，點擊率數以百萬計。

「再提四大名著和孔孟，沒用」

其實韓寒的演說，若論內容無非反映了大多數對當下中國言論環境有所不滿者的心聲，並無標新立異之處。可是韓寒以靚仔，以有型，以幽默，以賽車手的酷炫身分征服了所有年輕聽眾。試想今時今日的世界，誰還願意聽穿西裝、梳分頭、撲克臉的所謂學者宣道呢？我們需要的是韓寒這樣世界格局的思想者來引領時代。他說，我們不能再以四大名著和孔孟以示世人了，「這樣就像相親的時候女方問你有沒有錢，你說你祖宗十八輩上有錢，沒用的。」韓寒呼喚一個開放的、自由的、民主的文化大國，因為經濟的崛起會有崩盤的危險，而「如果一個國家在文化上真正的崛起了那它真的是一個強國，而且應該永遠不會有崩盤的危險」。

去年梁文道說：「韓寒是下一個魯迅。」我認為，別把韓寒看小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韓寒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界一個獨特的符號，將來的歷史也必將如是記載，他不會等同於任何人。韓寒不是「魯迅第二」，他就是「韓寒第一」。讓我們拭目以待。

[文／許驥 編輯／黃靜]

陪林老师散步的“小狗”

中新社北京3月4日电 题：妻子眼中的世行副行长林毅夫

中新社记者 林国瑞

“毅夫在世行这一年半的表现，让我很钦佩！”谈起丈夫林毅夫，陈云英双眸发光，满脸骄傲，甚至显得有一些“小女人”。她说：“并不是我显得特别，所有的妻子都仰慕自己的丈夫，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近年的“两会”上，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和夫人陈云英，都是媒体关注的人大代表夫妻档。今年“两会”，林毅夫再次因工作原因告假，作为妻子的陈云英仍然是记者追逐的目标。
4日下午，陈云英接受中新社等媒体记者关于林毅夫在世行情况的专访。她说：“世行副行长是2007年10月出缺，毅夫是2008年6月才到任的，可以想象这8个月里，毅夫办公桌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堆积如山，我们有着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从2008年8月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事件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整个世界好像给人‘兵荒马乱’的感觉。毅夫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毅夫沉稳、冷静，善于思考。”陈云英如是评价自己的丈夫。她说，面对金融危机，林毅夫凭着深厚的经济学功底，理出头绪，作出一个比较悲观的分析。当时世行很多人认为危机只会延续1至2年，林毅夫没有轻易乐观，否认了这种看法，认为危机影响将要延续很久才能消除。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有利于世界各国作出正确的应对决策。
陈云英说，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毅夫没有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他常把‘中国经验’挂嘴边，向世行同事推介。同时走访了多个非洲国家、一些太平洋岛国，主动介绍中国的成绩，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制定计划，重新回到世行的支持项目中来。这得益于他个人的能力和修养。”
陈云英说，“毅夫提出了新结构主义，强调政府与市场对经济发展都很重要。”西方推崇的凯恩思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要政府的介入。
“世行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毅夫是60年来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获得认可是很难的。但我看到，如今毅夫团结了一大群经济学家，他们乐意与他合作。”
正是因为林毅夫在世行的工作日渐顺利，陈云英才能留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现在毅夫已不需要我24小时陪伴配合了。”而在此前，她还曾戏称自己一个人身兼六职：“妻子、保姆、司机、听众、秘书，还有陪着林老师散步的‘小狗’”。
“我说毅夫，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毅夫，现代社会讲究‘文责自负’。”采访结束时，陈云英不忘幽默地补上这一句。

a link：專訪練乙錚：撰寫時事評論的學問

吳志森：時間

時間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天星皇后運動之後，梁文道寫道：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預見運動暫停，但遠遠未到終結。

果不其然，幾年之後，一場烽火漫天的反高鐵運動，又再轟轟烈烈地展開。菜園村抗爭，起初關注甚少，主流媒體，更是不理不睬，以為只是一宗尋常不過的釘子戶苛索賠償事件。在年輕人的韌勁和村民的堅持下，「不遷不拆菜園村」，終於發展成為一場全港性「反高鐵」運動。

這幫從石頭爆出來的八十後，不但把特區官僚們殺個措手不及。一直用舊觀念看待新問題，沒有與時並進的主流媒體主事者，更是大跌眼鏡，對這場運動，到今天仍是霧裡看花，搞不清南北西東。

天星皇后、喜帖街、深水重建，到反高鐵菜園村的抗爭，甚至西九文化區要推倒重來，其實都是有跡可尋，一脈相承的。但特區官僚們對這些新觀念新訴求的出現，一直沒有好好總結經驗，更遑論大大汲取教訓，以為沿用過去幾十年的老方法，就可以解決新問題。

甚麼老方法？不就只是胡蘿蔔加大棒！先談賠償，人人都有個價。談不攏，就用法律恐嚇，不搬遷會強行收地。最後是嚴厲的暴力，先放催淚彈驅趕，再用防暴隊抬人。由殖民年代到特區世紀，如此手段，無堅不摧，多少重大基建，都能超額完成。

由天星皇后到喜帖街的抗爭，政府最後都贏，但只是慘勝。用國家機器合法暴力把事情了斷，不但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留下另一次抗爭的火種，地火蔓延愈來愈廣，捲入的人愈來愈多，行動者的論述愈來愈成熟，同情運動的社會大眾也愈來愈投入。

最要命的是，政府由始至終都無法明白抗爭者訴求的核心，常常捉錯用神，以致誤解誤讀。陳景輝在《香港家書》裡，提出他們關心的，是「一座城市的命運」，呼籲民眾「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要求「回歸城市空間的政治」，不讀書沒理論，經驗主義又自以為是的官僚們，能掌握這幫年輕人真正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又有幾人？

在強弱懸殊的政治角力下，高鐵撥款的結果早已預知，但運動尚未結束，抗爭剛剛開始。年輕人，堅持下去，因為時間確實站在你們這一邊。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當年西九 今天高鐵 梁马再搭档

當年西九，今天高鐵／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好像是馬克思說過的話﹕「歷史總會重演，但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現身，第二次，則是鬧劇。」
特區政府在高鐵 撥款處理上，豈不如此？豈不跟四五年前的西九工程如同一轍，以相同的方式犯了相若的錯誤，從而令人失望、令人悲憤、令人冷笑，最後，令人哭笑不得？
這可從四方面來看來談。
首先是程序。
西九當年推出「只准三揀一」的荒唐方案，總不能說完全沒有經過對市民或所謂「持份者」的諮詢過程，但其所謂諮詢，程序之簡陋倉卒、範圍之封閉狹窄、形式之僵化求其，在在使得工程項目沒法不變成閉門造車的官僚項目，一旦硬推上馬，並不是說必然失敗，而是根本不符合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最大利益和最優利益。斯時也，計劃和諮詢程序皆先由行政官僚主導，再由收錢專家唱和，然後由大學校長或官迷教授或保守藝團權威人士畀面支持，其中自然也有建制派政客點頭撐場，最後才放於桌上，強迫港人收貨；而這一切的背後推動者，明眼人一看即知，是跟行政官僚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幾位超級地產商。如今細看高鐵方案的起始與預算，誰說不是熟口熟面，跟由一個「文化藝術場館」忽然變成一個臨海文化藝術區的西九規劃過程非常類近？
其次是內容。
唐英年前陣子假借「替西九招徠顧客」之名強推高鐵，如同西九當年假借文化之名大搞地產項目（另一個類似例子當然是假借高科技之名大搞地產項目的數碼港！），一前一後，先借後借，企圖上演一齣「連環借」或「借上借」，其詐也，令人瞪目；但其笨也，也令人結舌。
為什麼是笨？嘿，老兄，既然當年的「第一借」被揭發踢爆，今天的「連環借」和「借上借」自亦難逃市民法眼，唐英年竟然不察昔日之敗而膽敢故技重施，怎可說是不笨？結果證明，唐英年的「文化論述」激使80後文化界率先發難，推動了一場「別以文化之名強建高鐵」的異議運動，再結合菜園村居民的不遷不拆護土抗爭，從而引爆了更多的憤慨、更大的群眾參與。從這角度看，唐公子其實是給特區政府帶來無比麻煩的關鍵人物，曾蔭權 應該予以好好教訓，中央政府更應看個清楚明白，此人將來當了香港特首，極有可能不是「董建華第二」而是「唐英年第一」，更有機會比董建華替香港人創造更大災難。 北京英明，敬請緊密關注。
再來是官僚辯論和政客護航的方式。
西九當年把「三揀一」方案推出諮詢並強求撥款，各級相關局長先在曾蔭權再在許仕仁 的領軍下到立法會 回應質詢，如果大家沒有失憶，必仍記得眾人是如何氣燄傲慢和態度張狂，議員們追問資料，他們或是支吾以對或是吞吞吐吐，再或是問兩句答半句，有時候甚至乾脆說句「我也不太清楚」或更多時候僅以「這個問題我們日後會以書面答覆」作答便算了事。至於議會內的功能組別建制派，更忽然以「執政黨」自居，處處掩護官僚，在在堵截質詢，彷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法案順利通過而不是拿放大鏡檢查每個可疑細節。這碼子的議會水平其實比什麼互罵「監躉」或「黑底」甚至比擲蕉翻桌更為有失身分。今之視昔，猶如時光倒流，官僚和政客在高鐵撥款審查上的表現跟西九辯論幾乎全無異樣，四五年的時間沒有為特區施政帶來了任何進步，香港人的時間，白流了。
是的，時間，最後便是時間問題了。
高鐵撥款真的不能再拖、不能不等了嗎？高鐵方案真的不能重頭諮詢了嗎？回看西九個案，我們再次對這類「等不及了」的官僚說法不感陌生，因為在董建華時代，曾蔭權亦曾以政務司長之身負責推動西九工程，其立場之堅定，有如情人節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旁的大電視屏幕上出現的字句，「海枯石爛，矢志不渝」，令600多萬市民感受到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管治意志，亦令人聯想起文革 時代所說的「主席的命令，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完全沒有迴避空間。猶記曾爵士在立法會內回應西九問題，曾經左手把紅色頸巾一扔，右手往黑色木桌一拍，豎眉怒目地說﹕「不能等了！西九龍再不發展便來不及了！如果西九工程推行得不順利，寧可一拍兩散！」
最新一類矛盾：
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
但結果呢？西九工程不是重新諮詢了嗎？不是「推倒重來」了嗎？不是在「推倒重來」後有了一個比較可喜可欲的發展藍圖了嗎？許仕仁在把「推倒重來」說成「整裝上馬」的時候，不也高聲承認西九將會變得更好更旺嗎？前陣子西九細項公開諮詢時，以唐英年為首的西九管理局不也是宣傳短片內高調承認，推倒了「三揀一」後的西九項目，更符合民意民情、更貼近藝情藝意嗎？如果當年不是勇於拖它一拖，又何來這些「更」字？拖它一拖之後，香港垮了嗎？香港真的會垮嗎？事實上，從邏輯上看，如果連民主普選這麼基本的國際人權都可以拖完又拖、不去落實，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值得特區政府焦急萬分？常把「來不及」掛在嘴上，若不是輕率唬嚇，便必是在言詞背後另有不可告人之圖謀議程；當年西九已是如此，今天高鐵或亦相同。
四五年時間了，如同落實民主普選人權一樣，特區官僚和護航政客毫無寸進，可是，香港市民早已覺醒，不會再易受到誤導；覺醒後的市民亦必是不耐煩的市民，管他是80後或90後或幾多幾多十後，這也是馬克思說過的，只要有了意識領悟，便有機會由「自存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分頭出擊，千方百計，挺身捍衛自身和香港權益。
國家領導人最近再提出了「深層次矛盾」問題，可惜中文方塊字沒有眾數，若有，其口中的「矛盾」必是帶s的，即「深層次矛盾s」，因為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皆可在特區施政裏體會到矛盾存在，貧富懸殊只是其中一類，另一類矛盾必是「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即使唐英年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曾蔭權亦必明白；他畢竟比唐英年聰明多了，至於做不做某些公義之事，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只能期盼，實在愈來愈沒法強求。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
有人在「反高鐵」嗎？／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a link：關于沙葉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三餐，都由妻子将我精心饲养。结婚前，我毛重105市斤，如今重达150多市斤，一身肉都是我妻子精心饲养的成绩。俗话说，饮水思源，我是见肉思妻啊！” ——沙葉新

故電視劇《圍城》請“沙肉”出演“四喜丸子”——詩人曹元朗。呵呵。

文学之硬

香港文學館：董啟章主持 武林諮詢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11日

【明報專訊】西九項目橫跨十年，作為香港歷史上最具規模的單一發展、綜合性的文化區，十年來，視覺藝術指向的博物館展覽館和表演藝術的舞台場地的方案反覆被討論勘考，「文學」卻從來不在相關決策者的眼簾。今年六月文學工作者成立的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數月以來爭取在西九官方諮詢受邀參與諮詢，一如其他藝術界別的持分者，惟其過程被批為草率。倡議小組於今周日自己搭起一場民間論壇，試圖仔細實在地諮詢，題目包括「文學館之必要」、「文學館之硬件建設及管理架構」、「文學館之軟件配合及文化任務」、「後續行動策略及與其他議題連結」等。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擔任信差，把會議上蒐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日期：12月13日（周日）下午2:30至5:30

地點：九龍聯合道135號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留座：請致電9363 4180 潘小姐或電郵mhkliterature@gmail.com

記者與時代之間：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

記者與時代之間：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記者記錄政治，也介入政治。記錄時代是記者的天職，但新聞與政治關係太密切，記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媒介和權力結構像跳一支探戈舞，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跟舞的總是媒介，領者和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
歷史的初稿：個人和時代交光互影
換句話說，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者（prim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一性，而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second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二性。卜少夫形容記者一生記事「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時代，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形容記者記事是「浮沉的泡沫」，因為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稿，雖然斷簡殘篇，支離破碎，卻是不可或缺或磨滅的初稿。反過來說，逝者皆如斯乎，擾攘眾生當中，究竟有幾人能夠留下一片雪泥鴻爪？我選擇蕭乾、陸鏗、劉賓雁三個個案，是因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不斷捕捉新聞、製造新聞，不斷捲入國共鬥爭最高層的風暴，他們不但寫在時代的邊上，有時候更是寫在時代的中心點上。
個人和時代是交光互影的。社會學家米爾斯（C. W. Mills）說，要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甚至要了解個人發生了什麼，都必須把個人看成「社會裏面傳記與歷史交匯的小點」。這句話有「社會」、「傳記」和「歷史」三個關鍵詞，傳記是個人生命在時代脈絡下的呈現，歷史則是許多個人在社會生活的共同記錄，傳記有時代的烙印和意義，歷史抽離個體也是抽象空洞的，而傳記和歷史必須在「社會」交匯 。在分析上，米氏認為必須眼三方面：第一，社會結構整體與部分有何關係，有何特徵，常與變是什麼？第二，這個社會在歷史上有何特殊地位或意義？第三，各種人在這個時間和空間進行哪些活動，彼此有何交鋒、壓制和解放？我在這裏提出記者與時代的命題，其實就是要回答社會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原動體」（agency）和結構（structure）之間是如何交涉（negotiate）的？就組織內部關係來看，記者是原動體，報館是結構；就組織外部關係來看，報館是原動體，權力中心是結構。簡單說，國共政權如何制約報館的運作，而報紙能發揮多大的能動性？報館如何制約記者的運作，而記者又能有多少作為？反過來說，記者對於報館的角色和時代的脈絡起什麼作用？我想透過三位著名記者的生命史，探討近代史上國共政局變化、報紙與記者的互動關係。
中國近現代報業有三個主要的範式：一是商業報，最有錢，其中以《申報》和《新聞報》為代表（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小報，林語堂蔑稱為「蚊子報」）；二是專業報，最受尊敬，以《大公報》為代表，是中國文人論政的典範，善於商業經營，卻不以牟利為目的；三是政黨報，最有權勢，包括國共兩黨的喉舌。民國時期這三類報紙同時存在，有些報人出入期間，未必壁壘分明，或非黑即白。1949年政權嬗遞以後，商業報和專業報從式微到消失，剩下黨報一枝獨秀。 我選擇了《大公報》的蕭乾、南京《中央日報》的陸鏗以及《人民日報》的劉賓雁，聚焦於專業報和國共黨報等三方面的比較，商業報的分析只能俟諸異日了。
大時代下記者「最大的可能性」
為什麼選擇這三個人，而不是其他人？一方面是我平素和他們有深淺不同的接觸與認識，另一方面是他們提供了重要的指標意義：他們從上世紀三十年代橫跨到世紀末，在新舊交替的不同十字路口上，各領風騷，象徵當時新聞界的「最高」標準，界定了大時代下記者「最大的可能性」，至今典範猶存，形成一幅立體的連續圖。他們是異數，是例外，不同凡響，在方法論上本文實是一篇「非常態」的比較個案研究（comparative deviant case study）。但了解「非常態」的目的就是要彰顯「常態」，因此我們希望探討：個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發揮什麼專業能動性？這個能動性的邊界伸展到哪裏為止？記者和報館在歷史上扮演什麼角色？
這三個個案如何代表他們的報館乃至報業範式？第一，合而觀之，他們都是「後五四」的同代人，蕭乾比陸鏗大九歲，陸鏗比劉賓雁大六歲，蕭乾比劉賓雁大15歲。他們經歷了共同的時代背景，揚棄舊禮教的束縛，接受新文化的洗禮，處在國族存亡、社會動盪的關頭，嚮往西方（英美或蘇聯）的進步，見證了從國民黨政權轉移到共產黨政權的翻天覆地變化。他們相信文字改造社會的力量，企圖以新聞這個新興行業實現個人的英雄情懷，又繼承為民請命的傳統，貢獻國家社會的現代化。他們不啻再現了這幾十年的時代精神，每每必須在時代變化的時刻抉擇一條安身立命之道，並為這些抉擇付出承擔。他們的心曲是個人與時代的糾葛，是大我與小我的互動。
第二，個人的信念和報館大體上必須結合，否則難以成事，然而這種結合並非完全密不透風的，彼此也有分合的時候。在整個意識形態的光譜上，《中央日報》是右派，《人民日報》當然是左派，《大公報》則是中間派。但以這三個記者而論，陸鏗信仰民本主義，在《中央日報》裏面比社評立場向中間靠攏一些，算是「中右」，後來還和報館分道揚鑣；蕭乾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薰陶，在《大公報》裏面比社評立場左一些，算是「中左」；而劉賓雁崇拜馬克思主義，他的報紙《人民日報》自然是左派，但他在報社裏面卻是有名的「右派」記者，最後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被開除黨籍。政治標籤必須放到相對的語境中理解才有意義。
第三，他們的新聞生涯軌道有平行，也有交叉。在民國時期，蕭乾已名聞遠近，陸鏗有幾年的輝煌，劉賓雁尚未入行。進入共產中國，他們「殊途同歸」，在1957年的歷史點相會，無一倖免成了「右派」，再歷經文革 的磨難，前後被奪筆22年。1979年平反以後，他們再度走向「偶爾相遇」的不同道路：蕭乾脫離新聞界，選擇在言論安全距離之內，不說假話，但真話說得不夠多；陸鏗在海外開闢新聞場域，卻捲入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成為胡耀邦 下台的導火線；劉賓雁重回新聞戰線，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家，但時間很短便被迫流亡海外，至死還是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們站在新聞第一線，對於家國變化和時代脈動感受最深刻。他們在權力邊緣記錄時事，有時算是「半圈內人」，偶爾捲入是非圈內。在社會動盪的洪流中，他們如何實現新聞的素志？用米爾斯的話，個人的傳記如何和時代的歷史對話？
我在表一並列蕭乾、陸鏗、劉賓雁新聞生涯的簡史。一般讀者未必熟悉事主的生平，考慮再三，我決定逐一敘述他們的故事，但我不希望只做流水帳式的平鋪直敘，而試圖在敘述的過程中把個人生命還原到歷史場景：先從全體看局部，他們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分別做些什麼事， 他們在歷史條件下沿什麼方向軸運轉？再從局部看全體，他們的生命脈動（尤其是意識形態）與時代軌轍有什麼聯繫，他們反映（被動）或創造（主動）出什麼時代意義？這樣反覆把鏡頭拉遠拉近，從多維視角觀看景色的高低大小。其次，當再三人合而論之，以主題為主，比較三種新聞信念與風格，包括個人出身、職業認同、意識形態以及書寫方式。最後我將回來討論他們三人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對於了解中國近現代新聞史或可提供一二示。
[文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 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中國近現代報刊的自由理念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主辦單位：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傳播研究中心

與會者：李金銓（香港城市大學）、高力克（浙江大學）、孫江（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桑兵（中山大學）、唐海江（湖南大學）、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張詠（密蘇里大學）、陳建華（香港科技大學）、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章清（復旦大學）、黃旦（復旦大學）、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潘光哲（中央研究院）、戴晴（自由作家）

時間：今天及明天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教學樓4層第12教室

與會者介紹及論文大綱：http://com.cityu.edu.hk/ccr/conf2009/index.html

柴子文：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柴子文

林毓生精研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採取「創造性轉化」方向；他強調建設法治、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基礎。


--------------------------------------------------------------------------------

歷史常常身不由己。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各種漩渦裏努力維持自己合情合理的理想。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林毓生離開給他啟蒙教育的北京（當時稱做北平），等到再回這塊土地，歷史已動盪波折三十年；如今他回上海準備文集在中國出版，光陰又過三十載。生逢亂世，他卻有幸遇見大師，有幸做一輩子自己喜歡的學問。

作為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林毓生被認為是華語界對自由主義原理掌握得最清晰的人，他精研作為強勢意識形態的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該採取「創造性轉化」的方向，被視為是解決中國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制度接榫難題最具建設性的方案之一。林毓生認為，歷史過程是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互動的結果；在不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因素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從這多元歷史觀的視角來看，他不同意五四式中國知識人帶著強烈反傳統格調的「思想革命」，認為那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一元式化約主義。在以天子制度及其正當性（「天命」觀念）為統合中心的傳統秩序崩潰後，中國陷入了全面的「秩序危機」。嚴峻的歷史環境及強調「思想革命」的簡單化主張，開啟了「進步」知識人投入激情的革命浪潮。雖然反對一元化思想決定論，但他認為嚴肅的思想工作有其重要性。在適當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配合之下，一套有系統的深刻思想可能發生如韋伯所說的歷史軌道上「轉轍夫」的功能。近年來，他特別強調建設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the rule by law）、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社會其他條件良性互動的最重要的基礎。

六十年過去，林毓生對少年時代在北京的生活依然充滿留戀。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家境富裕，但生活很平民化。他喜歡自己坐電車去聽侯寶林說相聲。母親平等對待傭人的身教，讓他跟傭人們關係融洽。照顧他的傭人是滿洲貴族，讓他感受許多舊文化溫潤的底蘊，卻沒讓他接觸舊文化腐化的成分。未受當時嚴重的身份等級制束縛的家庭教育、不愁吃穿的生活環境讓他無需看別人臉色，得以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國知識人喜歡講獨立，可自己生活裏大多並不獨立。林毓生認為，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和獨立性是他一生的幸運。

而林毓生的知識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最大得益於他的兩位授業恩師：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和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殷海光給他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人道德精神的召喚，而哈耶克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

對恩師殷海光，林毓生感念不忘他對學生自然平等的氣息。有一次課後，殷海光和五、六個學生圍坐在台灣大學文學院大門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談話開始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林毓生隨口發表自己的見解：「中國近幾十年來，凡是發生大影響的人，無一不是糊塗蟲！」沒想到這句話讓殷海光激動地站起來，態度嚴肅地說：「毓生，我可以為你這句話寫二十萬字的註解！」師生之間靈魂深度的共鳴以及老師對學生鼓勵的獨特方式，直到七十多歲講起，林毓生還為之動容。

在一九五五年台大的校園內，林毓生第一次聽到殷海光在課上引用艾克頓公爵「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來說明中國現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沒有辦法限制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擴張與濫用。那真是空谷足音！從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繼續推行右翼威權統治的歷史現象中，殷海光認為，中國問題的病根是五四早期民主憲政理想被相反兩極的左右意識形態所取代，而焦點在於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文化與制度，並使其在中國泥土上生根。正是帶著這樣的大問題，一九六零年，林毓生通過努力獲得難得的機會到美國學術的頂級殿堂——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成為哈耶克在美國任教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

令他很感詫異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從第二年開始給了他最高的獎學金、最好的老師，卻只是讓他用整整三年時間精讀十五六本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原典。更使他不解的是，他必須暫時放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的博士論文題目雖是五四（後改寫增訂後以《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但博士資格考試的題目卻與此毫不相關。後來，他漸漸理解，研讀原典乃是具體接觸原典中的精微深思與廣闊視野的過程，於潛移默化中增進了自己思想的靈活性、深度與廣度——深入原典的內部確是訓練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徑。該系每年從幾百個申請者中挑選兩三個學生，目的是要培養有思想原創力的少數知識精英。

從一九七零年開始，林毓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一直到二零零四年退休。一九七四年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時，友人余英時鼓勵他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跟他強調其重要性；也是在這次返台期間，他被當時台灣年輕人企盼「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更豐實的思想內容」的誠懇所打動，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因此，林毓生把這一年看成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

而當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打開大門時，林毓生也是第一批訪問北京的學術訪問團成員，他見到錢鍾書、費孝通，聽他們坦言自己是「出土文物」，對三十年封閉所導致的學術傳承中斷、社會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深感悲慟。所以，他自一九八一年首次受邀到中國大陸講學以來、於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希望能夠播下一些自由的種子。他說：「明知這想法相當天真，卻仍然做下去，無非是自求心安而已。 」

中國可嘗試法律特區

林毓生認為，大陸結束毛左翼極權統治，後毛時代氣氛轉好，有勁但成長有限，因為實行憲政民主、法治的阻力太大。鄧小平在優先維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開放市場，讓大家向錢看。在沒有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的境況中，權貴資本主義自然興起並變得猖獗。有權就能有錢，腐敗充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社會上的內在矛盾——強烈的貧富不均、普遍缺乏公正等越來越尖銳，而解決問題的資源卻越來越被政治力量所侵蝕與分化。龐大的官僚機構壓制言論、控制媒體；聳動人性中低層的慾望，媒體功能蛻化為協助權貴資本主義。教育的設計，主要仍為政治服務，又有肯定毛路線的新左派崛起。這些都不利於發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

那麼轉機在哪裏？林毓生認為，有些中國新一代有超越教條的格調。他們若有勁，或能開創新格局。再如，體制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能否拿出當年鄧搞經濟特區的信心和魄力，嘗試做法律特區，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實驗，逐步廢止不人道的政策法規，建立基層人權保障，培育程序理性。也不必急，做到成熟的時候，再向全國推展。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讓他感受到：民主選舉並不保證公共生活的成功，還需要公民德行和公民社會的支持。林毓生認為：台灣只是有了初階民主和初階法治，對此，李登輝與陳水扁負有重大責任。他們主政十二年，卻沒有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造，反而利用民主的空間做民粹主義的訴求，使民主的建設偏離了應走的軌道。民主的健全運作，需要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支撐。但這樣的支撐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民主最大的危險是墮落到利益集團的互相爭權奪利，而真正的公共議題反而被掩蓋。陳水扁剛上台的口號是「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結果卻是全家腐化，仍是「私性政治」。可見，民主也需要道德，應該建立支持法治運作的文化、道德、與社會機制，這需要從傳統道德中轉化出來，也需要引進西方共和主義。他說：「議員對待議題，需要對選民負責但也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成熟民主體制中，議員有時需要超越選民利益、個人利益。這些拿捏，台灣議員現在還沒有掌握。」台灣民主可以比現況好得多，能否逐步完善仍有待具體而有效的民主建設。

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反思，林毓生在深入梳理思想史後認為，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問題是：不容易認清唐吉珂德式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理想。中國傳統知識人有反抗政治腐化、權力濫用的傳統。在政治勢力的威脅與迫害之下，仍堅持人格獨立、真理之前人人平等。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的事蹟，可歌可泣，令人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需要轉化為建設的力量，首先要檢討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他在香港書展的演講題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就將分析儒學傳統政治道德化——「內聖外王」觀念的局限性，論述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博弈時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建立獨立於政治並進入政治過程的「現代民間社會」來展望未來兩者之間的博弈。■編按：林毓生是今年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講者。

a link：钱文忠：季羡林先生的“看家本领”

季羨林先生為什麼說他「不是大師」？
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季羨林 先生病逝，特區傳媒予以廣泛報道，可見其分量之重。這樣說，當然不是意味特區傳媒相對於內地同業有什麼特殊分量，而剛相反，正因特區傳媒平素比較不重視學者和作家的生死大事，一旦大報特報，新聞裏的主角便必是具有顯著社會地位或文化意義之「重要人士」。
特區傳媒這回是大報特報了，方向正確，但遺憾的是，從電子傳媒到平面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擺了一個可大可小的烏龍，其「小」者在於，該烏龍徹底違反了季羨林先生的病榻心願，死者泉下有知，恐怕猶有不安；其「大」者則是，該烏龍或許陰錯陽差地「羞辱」了季先生，恭維變成嘲諷，對死者構成了不敬。
什麼烏龍？
那就是，從電子傳媒到平面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用了「國學大師」4個字來形容、描述、總結季羨林先生的文化地位，而這個頭銜，明明是季先生於2002年所鄭重推辭的，當時已是內地學界的大新聞大話題，特區傳媒昧而不察並沿用至今，未免稍稍落後於時勢。
立志「三辭」
一辭國學大師、二辭學術泰斗、三辭國寶
話說2002年10月，季羨林先生已經住院接受治療，病榻中，依然筆耕不斷，寫了一篇連一篇的長短文章，其中一篇〈在病中〉，被收錄於2006年出版的《病榻雜記》書內，季先生透過鏗鏘有力的文字向世人清楚聲明，他立志「三辭」，一辭「國學大師」的大桂冠，二辭「學術泰斗」的大頭銜，三辭「國寶」的大封號。
對於大桂冠，季先生是這樣說的﹕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裏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淨淨。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季羨林先生當然不是自謙，反而，他是自重，因為「國學」是一門獨有所指的研究領域，季先生學問成家數，但其家數，另有懷抱，絕非在「國學」門牆之內，如其所述﹕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基於相同的自重心情，季羨林先生拒不接受「泰斗」和「國寶」的兩頂帽子，對於自己的立身處世，他有一套自我 評定的標準和結論﹕
「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中。在這樣的情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裏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裏講起呢？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牠是當之無愧的。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上面抄了一堆季羨林先生的文章，用意當然不是在於填塞字數或調侃特區傳媒。我想強調的是，季先生在垂老之年即使躺在醫院病之上，仍對中國官場和社會的浮誇荒誕有所不滿、有所不爽、有所不屑，因此不惜透過「三辭」以示抗議。
自重和進取
永垂青史
這篇「三辭」文章，有人說是顯示了季羨林先生的「虛懷若谷」，這真矮化了季先生。季先生之虛懷若谷，主要顯現於其治學態度之上，跟該文無關；該文所真正顯現的其實是季羨林的「積極進取」甚至「批判反擊」，他老了，無力再站出來以行動推動這個推動那個了，但是他仍然能夠經由拒絕這個拒絕那個以求精進；別人用加法來介入社會，老去的季先生用的卻是減法，他要求把強壓在頭上的浮誇荒誕摘走踢走，在此行動背後的微言大義和心理動機，與其說是爭取個人的心靈自由，不如說是欲對社會有所啟蒙。而這，才是季先生的真精神、大精神。
當下中國，「大師」橫行，「泰斗」滿天，「國寶」遍地，再對季羨林先生冠以諸種名號，極容易淪為羞辱而非敬仰。欲紀念季先生，理當表揚和鼓吹其自重和進取精神，於治學、於做人、於接物，皆如此，這始是還其本來面目的正途與大道。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季羨林病逝：一個時代的結束

國學大師季羨林病逝
享年98歲 溫總聞訊即趕到醫院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昨晨9時左右在北京的解放軍301醫院病逝，享年98歲。北京大學成立高規格的治喪工作組，在校內設置靈堂。季老一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他的逝世被形容為「一個時代的結束」。季老晚年長期住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5次探望，聞悉季老逝世後更即時趕到醫院。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齊奘（取意向玄奘看齊），1911年出生於山東臨清市康莊鎮，他身兼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翻譯家、佛學家，精通多種語言，被認為是繼王國維、錢穆、陳寅恪之後中國國學的代表人物。
前日仍談笑風生 應約揮筆題字
其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在網誌上稱「我們沉浸在毫無準備的哀痛之中」，因為季老前日下午還用毛筆題寫了「臧克家故居」，為孔子衛視題寫了「弘揚國學，世界和諧」，為汶川廣濟學校題寫了「抗震救災，發揚中國優秀傳統」，精神很好，談笑風生。
但昨天早上，季羨林突發心臟病，其子季承在8時趕到醫院時，季老已經昏迷，301醫院全力搶救，但老人仍在9點不幸逝世。11時，主管文教的國務委員劉延東趕到醫院；12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趕到，並說「我準備在8月6日為您祝賀生日，還準備了幾個問題準備和您討論啊」。
《新京報》引述季羨林之子、74歲的季承說，「我每天都去看望父親，他每次見到我都很高興，臉上笑呵呵的」。季承還說，姐姐已經過世，父親去世時只有自己唯一一個親人在側。據錢文忠稱，季老10多年前與季承一度反目，直至去年底又重歸於好，並有孫子承歡膝下，故他的最後幾個月時光十分幸福。
一個時代結束 學生如塌精神支柱
北京大學昨日亦在官方網站上公布季老逝世的消息，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並成立由學校黨委書記閔維方和校長周其鳳任組長的治喪工作組，昨晚起在校內設置靈堂，今日開始對外開放弔唁。
聞說季老逝世，北師大教授趙仁珪形容，「季老過世是一個時代結束」。有北大學生表示「心中的精神支柱彷彿突然倒塌」，認為季老代表了人文和治學的精神，已經影響了好幾代北大學生。
明報專訊
德國美女為他終身未嫁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國學大師也有童年，他非但不是「神童」，還是「頑童」。季羡林的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早前寫成《我的老師季羨林之學生時代》一書，書中披露，季羨林小時經常打架、愛在底看書，中學時代看完《金瓶梅》，最愛看武俠小說，還曾經用手猛插米缸想練「鐵砂掌」，練得五指流血。該書已經成稿但尚未出版。

少時頑皮 高考數學僅4分

據《鄭州晚報》引述錢文忠說，初中以前的季羨林先生身上，看到一絲一毫學術泰斗的影子。

季羨林就讀濟南第一師範小學時，和同學互相往臉上塗墨汁，回家後還在堂妹臉上「畫畫」，讓堂妹為他畫鬍子。讀至中學時，他文理嚴重偏科，高考數學僅得4分（滿分為100）。

季羨林18歲在父母安排下娶了比他年長4歲的彭德華為妻，育有一子一女，彭僅得小學文化，並不了解季的研究，但擔當起照顧家庭的重任，季羨林十分感激；季在德國期間曾邂逅比他小一歲的德國女子伊姆加德，惟有緣無分，伊姆加德一直以為他返回中國後會再回來，為了等他而終身未嫁。

東方學泰斗 精研梵文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昨日駕鶴西去的季羨林生前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齡學者，一生桂冠無數，新華社稱之為「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而季羨林曾表示，自己只是一個「雜家」，不配稱「國家大師」「學界泰斗」的稱號。

對中印文化佛教史貢獻大

季羨林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其精通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已經消亡的語言，翻譯大量經典著作，對於研究中印文化關係、佛教歷史等方面貢獻最多。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英文和德文，1935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和斯拉夫語言等，還能看懂俄文和法文。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奠定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領域的地位。

1946年，35歲的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創建東方語言文學系，為全國首個。他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德文及英文經典名著，如梵文的《沙恭達羅》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等；年過八旬之後，他開始撰寫80萬字的學術巨著《糖史》，還出版了《牛棚雜憶》、《病榻雜記》等多部著作。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正在籌備出版《季羨林全集》。

文革《牛棚雜憶》警後人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季羨林一生中的最大災難莫過於文革期間，時年近花甲的他被打成「黑幫」，每日被北大的工人和學生「批鬥」、「審訊」，遊街示眾，被迫從事搬磚、運煤等體力勞動，住在校內的「監改大院」（俗稱「牛棚」）中。他在1992年寫的《牛棚雜憶》中，曾感歎造化弄人，當時堂堂一個教授，每日灰頭土臉、衣衫襤褸，被紅衛兵肆意毆打、污辱、呼喝，受傷、生病亦無人理，惶惶不可終日。

他曾說，自己寫《牛棚雜憶》是為了教育後人不要再做蠢事，書稿1998年出版，被譽為「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

珍貴字畫藏品傳被盜

至去年10月，內地傳媒爆出「季羨林字畫盜賣」風波，有人指自07年開始在拍賣市場見到他的收藏品，懷疑有人偷盜後出售，其秘書楊銳以及季老之子季承均被懷疑。季羨林收藏有500多幅著名字畫，最珍貴的是蘇東坡原作，他曾表示「從未授權任何人處理自己財產」，而且他個人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物已經捐贈北大。北京大學後來發表聲明，聲稱「目前尚未發現季老藏品外流的情況」，稱市面上的拍賣品係偽造。

陳雲：潛行十二年

潛行十二年
或不進則退的市。民。精。神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七月一日，市民的臉。十二年回歸日，陳雲訴說中國的龍其實潛行於大陸邊陲——由散漫的示威姿態到謙卑安身，我城孕育出真正的中國城市、公民精神，成為現代中國民主的試驗良地。此脈絡下，七一不再是懸置於生活以外的抗議日；今年民間現場派發的「草泥馬身分證」亦非偶然的創造力。「親中派」堆砌的《香港再出發宣言》引發了論述權搶奪，混亂當前，我們就來看看建構真正和諧的我們——香港市民。

某人在香港街頭跌傷了，不論其籍貫或國籍如何，途人都會放緩腳步，注視的眼神帶有操心，然後其中一兩人上前慰問，或協助致電求救，之後其他人便會如常散開。如傷得嚴重，總會有人留守在旁邊看護或鼓勵的。約十五分鐘之內，救援便到場了。在香港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中國大陸卻是奇蹟。在大陸跌倒，除了擔心身上有否足夠現金支付醫院之外，還要看緊錢包，免得被人趁亂哄搶去了。香港的社會公義、法治、廉政和公共服務效率，靠的是五六十年修煉而成的市民精神。平和與穩重之市民精神，正是中國在現代建國運動之中所欠缺的，甚至刻意用政治鬥爭排擠掉的。

真實的中國市民

中國大陸或許有很多雷鋒同志，但缺乏香港滿街都是的，熱心、冷靜又平凡的市民。香港不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香港是中國唯一的城市。不計台灣的海島區，陸地部分的中國，只有香港有市民。香港的市民敢於頂撞政府、蔑視領袖，會為七．一上街爭取民主，在六．四晚上悼念北京民運的死難者，也為大大小小的原因而上街示威。然而，成熟、世故而平凡的市民，卻不會衝擊政府部門、毆打執法人員或癱瘓公共服務，敵對政黨也鮮有在街頭對打。憲政上，叫這做共和精神，即是顧全大局，服膺基本的社會秩序和道德操守，公平競爭，在既定的規則和穩定之下求進步和發展。香港的中共發言人常勸香港人要顧全大局，不要內耗，要團結，要社會和諧，香港要「再出發」，否則必會「邊緣化」。我只想說，謝謝提點了。這些我們都曉得，而且正在實踐，希望他們也來加入，一起切磋，建設香港。

香港示威的人動作散漫，游目四顧，表情生澀，喊聲微弱。遊行時候除了思考行動的宗旨之外，也會順道敘舊，結交男女朋友，注視經過的食肆，他們不是被黨政組織動員的「群眾」，他們是真實的個體。他們是良好公民、預備國民，假如中國有了憲政共和體制，他們將是中國的國民模範。假若香港率先有了民主，香港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假若競選論壇自由廣播，整個中國都會圍住香港來轉。中共背棄香港的民主承諾，悶死香港的市民精神，才會真正使到香港陷於邊緣化，使香港成為中國一個不受注目的平凡地方。

誰對國族主義進步力量不安

懷抱天下之心者，有普世仁義者，復愛其憲法、同胞、文化與土地，方可以成為現代國民，推動健康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否則只是一群奴民或蠻人，為獨裁政府所驅策，禍國殃民，毒害世界。國族主義是現代化之核心，也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之首，可惜不論是民國政府或共產政府，都不能把握建設國族主義之機遇。民國政府為了抗日戰爭，必須全國動員，犧牲市民精神建設，共產政府則為了集權和獨裁而扼殺萌芽狀態的市民精神。香港的幸運之處，是借助港英統治，意外地完成了市民精神建設，間接也為中國提供了寶貴的政治資源。

國家由國民組成，不是由政黨組成。香港人的市民性格，是中國國族建設（nation building）的一支健康力量，而健康的、理性的、具備國際公民性格的國民，是中國現代化成敗與否的最終依歸，也是世界和平的最終保證。香港的民主運動，是國族主義的進步力量，是真正的愛國動力。也只有將子女和財產託靠美國的官員，骨子裏通番賣國的政權，背叛中華人民的政權，才會對這種動力，惶恐不安。

中國唯一的城市，唯一的中國城市

不論在英國殖民地時代或中國特區時代，香港人都不是完整的國家公民（國民）。港人不能公開加入中國共產黨，進入中央參政。香港人不向中央納稅而換取政治權力，而香港納稅也用「在地原則」，不用「國民原則」，香港人不服兵役，不能參軍，取得香港居民資格不需要懂得中文和宣誓效忠中國，香港人在內地也無國民資格和福利。勸令香港人愛黨的土共，有否想到，要香港人愛黨，必須同時賦予入黨權、參政權、參軍權、納稅權和國民待遇？而這形同架空一國兩制，雖然可以扼殺政治現代化，卻令中國失去政治改革參考和國際勢力緩衝之地，不論在理想政治或現實政治層面上，都不是鬧著玩的事情。即使在火紅的革命年代，周恩來總理都不敢取消香港的曖昧地位。即使訴諸實利，中共不致落入蘇聯的下場，免遭美帝國主義摧，也因為有香港的緩衝和助力，當年如是，往後也是。四五年前，中國的銀行系統逃過呆壞帳的大難，能有充足現金應付當今的金融海嘯，就因為當年在香港上市集資空前成功。

香港人有文明的世界公民意識，服膺普世價值，有類公民的身分。港英在麥理浩時代，銳意改革，令香港人有了歸屬感，也有了文明公民意識。香港回歸之前的十幾年，港英利用賣地收入，猛增福利和公共服務，引入民主參與和人權法案，也順應民間的權利爭取運動，扶植公民社會，令香港人有了類公民身分。世界公民意識和類公民身分，是回歸後香港民主進程的基礎。文化意識上而不是政治意識上的愛國，自甘處於邊陲的謙卑，無雄霸中原之心，香港的市民式愛國更是中國民主進程的優良鍛煉場地。

大陸人任誰到過香港的，心裏或多或少，都會讚歎此地的自由、正氣、法治、公共服務和社會秩序。所謂正氣，是不須特別提倡的、不證自明的人情世道。例如，在香港大型連鎖店購買的奶粉價錢較高，但多會是合乎國際規格的；在街坊藥房購買的奶粉會便宜點，但可能是合乎安全標準的水貨，或保質期限快到的次貨，但不大可能是劣貨。萬一買了劣貨，顧客可以罵街，可以要求退錢，也必會有傳媒報道。藥房也自知理虧，只會賠禮道歉，絕不可能找「公安」來驅趕甚至毆打顧客。店員稍為動粗，顧客即可呼喊街坊，可以報警。這種人情世道，人間正氣，本乃中國固有，只是共產黨用五十年的時間來摧中華文化、用舉國的力量來消滅人間正氣，以致今日只能在香港看得見真中國。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國」城市（假若台灣人最終不願意歸入中國的話）。

希望一日能「大行其道」

然而，正氣是會磨損的，香港是會倒退的。市民精神是要不斷磨練和更新的，也須更大的志氣來引領。面對國際之間的利益牽繫，香港的市民精神最終要匯流到國族精神，才是歸宿，不能一直孤懸海外。共產黨一直擔心香港的市民性格和民主運動會勾結西方或為西方所利用，顧慮得有道理，但解決的方法不是打擊或收編，而是為香港的市民民主運動開拓國族建設的空間，容許香港走向歸於中華的憲政民主。

當初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是容許這個空間，在五十年的過渡期之內，容許香港走向民主。然而，香港走向民主，會對大陸形成政治壓力，香港的民主時間表，間接也是催逼中共走向憲政共和前進的時間表，令中共陷於被動。是兌現一國兩制的精神，還是用拖延政策將之淹沒，取回主動權，是中共的現實政治思考所在。但拜託，即使不成全香港的民主運動，也不要惡意詆譭，摧折中華正氣。

市民精神，不進則退。特別是沒有經歷過與殖民政府周旋以爭取民權的香港新生一代，需要新的體驗場景，刷新面貌，延續精神。歷史大局，從來不取決於上層寡頭，而是取決於自覺而團結的民眾。自覺而團結的民眾，就是國族（nation）。東亞的日本、南韓都完成了國族建設，開拓長治久安之局。中國人民也必定可以。香港人在政治面貌上很平凡，行動很散漫，但一旦香港人認識到其角色之重要，當如堅持悼念六四一樣，捍衛七一的精神，以平凡、謙卑而柔韌的面容，默默為中國民主擔當馬前小卒。杜甫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香港人的七一腳步，走了十二年，希望有一天香港的民主不須在各種打壓之下潛行，而是在中華國族之名義下，大行其道。

[文／陳雲 編輯：黃靜]

一個不太炎熱的六月晚上

一個不太炎熱的六月晚上
或富德樓天台「革命會議」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9日【明報專訊】編按：六四二十年剛過，不少具衍生力的紀念活動，其影響力自將延續。六月一日獨立媒體舉辦的六四與世代討論會，因來者洶湧移師其會址天台，簡陋光線映照深思活躍的臉孔，大有講者之一葉蔭聰所形容，如召開「革命會議」的味。參與者郭梓祺由個人視角感觸出發，作出了現場紀錄。
「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這句話，竟成了六月一日晚上獨立媒體六四討論會的背景。這裏是灣仔，富德樓的天台，坐在天台侃侃而談的有梁文道、羅永生、葉蔭聰和過百參與者，身後是好像只會愈來愈光、儼然成了浮標的銅鑼灣；大家卻擁在圍了幾匝人的天台，一起討論六四、傳承、記憶、身分、以及樂觀悲觀的種種。實在是可堪記憶的，六四，和這個記憶和討論六四的不太炎熱的夏日晚上。
討論會原來在九樓的獨立媒體舉行，題為「被禁掉的一代：八九六四與世代交替」（錄影可在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412 找到）。題目源於葉蔭聰那篇《一個被禁掉的年代》，講的是今人面對六四時那種只重經濟、只重「務實」的歷史根源，重點是六四的傳承。晚上七時半，聽眾已坐滿一地，有人站在走廊，有人站在門外，有人還喊「下面重有幾人上緊喎」，有人笑說慣於讓大家習慣他又遲到的梁文道應該是進不來了；羅永生、葉蔭聰和主持林藹雲已準備開始。
關於新一代人與六四的關係，周思中寫的《Facebook說真話？或傅柯論六四》有個不錯的說法：「向來流行的擔心，都是年輕一代因少接觸而對民運無知甚或冷漠，懶去思考民運與我們的關係。天知是偶然還是預謀，近日從所謂『事實』層面『質疑』六四的，剛好就是最令人擔心的『年輕人』。可能不少還是八九年出生的，是反諷還是宿命。」重要的是，那實在不是三幾個個別年輕人的問題，幸好還是能進場的梁文道及後也提到，溫水煮蛙已開始了，我們已習慣高志活是不能入境的，質疑六四的年輕人也只會愈來愈多。梁文道一來到就從背包取出剛寫好的六千字長文，也就是《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笑說本想過照讀就算了。
記憶的光譜：無論如何都試梳理吧！
對應葉蔭聰關於經歷過六四的人反而默不作聲，使得選擇往往就只剩下支聯會和國家暴力這兩極的情，梁文道強調「記憶」的重要性。應該記憶什麼？如何使記憶變得可以分享？分享又在怎麼樣的時間和空間發生？如何守護記憶？又該用什麼姿態去叫人記住東西？梁文道質疑八九民運是否就真的那麼「北京」，因為民運本身就是跨城際的，而且香港人明明一直是事件的重要參與者。此所以要憶述那時北京發生的事情之餘，也好應該回憶那幾個月香港發生的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因那正正是香港人自我 探尋的重要階段。像聖誕老人般坐在一旁的羅永生及後補充，他那時候去了北京支援學生，不能經歷那幾個月在香港發生的如兩次遊行等大事，實在也造成了他關於六四記憶的一點空白。
正如梁文道在○五年寫的《愛國港人的六四創傷——給程翔》一樣，他提出我們實在需要梳理那早已進入香港社會肌理，也界定了後來各社會運動的六四記憶：「中國政府固然壓抑了記憶六四的復健努力，就連香港人自己也沒有試去掙扎地說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發後一連串的圖冊見證與資料集出版後，至今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嚴肅地回顧與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應。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見，例如電影，據知也就只有舒琪在一九九○年拍的《沒有太陽的日子》。」
站在走廊的朋友一直聽得不太清楚，有些人更只能站在門外。所以結果我們就上了天台，有人早就幫忙，簡單擺放了幾盞燈在天台的一角，過百人就這樣靠燈光和講者圍攏。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居高臨下，有人爬了出屋簷，有人看看風景，有人拍拍照，有人抽抽煙，各人就這樣在淡的背景下各得其所。講者饒是如此。我總覺得因為六四，他們說話的姿態都異於日常，絲毫沒有那種應邀出席討論的感覺，而是真的有話要說，因為那大概是大家最後的底線了；早前聽平日好像甚少露面的陳雲，在p-at-riot於牛棚搞的六四讀書會，一講竟是四五個小時，而且完全不會看表作勢要走，「有話要說」的感覺就尤其強烈。六四，對很多很多香港人而言，就是這麼不能取代不能抹去的一事件。
羅永生：傳承是新一代成為神話的主體
最近提到流行於香港那種歷史虛無主義的羅永生，強調不要怪罪年輕人了，因那實在太容易。他比較重視五四與六四的關聯，大概是因為他那代人想像和憶述五四的方式，會為對六四沒親身經歷的未來者提供昭示。所以他提到了經驗的六四與神話的六四的分別。這所謂神話也無貶義，反而這正正是大部分年輕人接觸六四的門徑，一如我們通常都是從神話般的論述中理解五四的。林藹雲在獨立媒體那篇討論會的報道，對羅永生所言有很好的歸納：「而神話的創造與衍生，並不在當時的人，而是在這一刻的當下。而所謂的承傳，並不在於把故事一代傳一代，而是新一代如何繼承這個神話，成為其主體。」
聽眾慢慢陸續發言，焦點就從光源轉換到站的身影。最近用功翻閱八九年五六月各報刊的陳景輝，用法國的「一九六八」做例子，講述記憶和想像六四的不同可能。也不一定是悲愴的，因為事情實在有他快樂和充滿希望的面向。內地過來的朋友說了些近乎笑話的故事，告訴我們六四在內地究竟給淡忘到了一個怎樣的地步，所以在討論應該樂觀還是悲觀的時候，他說以香港的環境而言，「悲觀是不道德的」。教書的Ger說六四令她對人性的韌力充滿希望，因為一個原來對校內六四討論頗反感的同學，結果還是在她頭放了一張說會出席燭光晚會的字條。當然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中三學生訴說她近於孤獨的經歷，因為她身邊的朋友都不知道她關心的是什麼，與自己又有何關係。偶爾大家都會說起自己的父母親，如何在看似密不透風的生活中，滲漏出一些關於六四的記憶或想念；他們都記得。
「（未）被禁掉一代」的主動回應
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偶爾還是有這樣的接連。今年的五六月，去了大大小小各種由不同的團體搞的六四活動，真心覺得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是如何互相守望。八十後p-at-riot搞的讀書會，固然有上一代人的熱心支持，無知者如我方從討論中得知香港有吳仲賢這個人；在石硤尾藝術中心天台搞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出席者不少是年輕人，方知道長毛 原來也會唱歌，又能聽到郭達年這樣激昂到玩《上路》和《Freedom》；文學雜誌《字花》於六月三日晚上，在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那題為「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的詩歌音樂分享會更是一呼百應了，大概有很多原來對文學沒有特別興趣的人出席了，為這個地方增添了特殊的意義，一起度過凌晨進入六四。和這次獨立媒體的天台討論會加起來，這種種就成了我喜歡的香港了，是以最近一直心存感念。
時間看來無堅不摧，這是我引魯迅《記念劉和珍君》句作開場白的原因。但記憶，和使記憶永恆的文化藝術，包括讀書、討論、音樂、詩歌等等，都能發揮他們各自的功用，與時間對抗；有些東西還是洗不掉，忘記不了的。謹以北島《過冬》的末二句為拙稿作結：「重織的時光留下死結，或未完成的詩。」
有關此討論會林藹雲的文字簡記，錄影及錄音紀錄，請登入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412[文／郭梓祺 編輯：黃靜]

張健波：無懼說諍言的神州一隅

無懼說諍言的神州一隅
文﹕張健波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F：

你指《明報》5月11日的社評「不追究豆腐渣工程，碎了的心無法重建」簡直就係煽動，「豆乜腐渣工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和政府已經用了一年時間調查，結果證明冇豆腐渣工程。追乜究喎！咪攪屎棍啦！！」

《明報》社評首要評議時政，針砭時弊，而非取悅他人。在四川地震災區的豆腐渣工程問題上，我們不但堅持5月11日的觀點，而且在5月12日再寫了一篇社評「北川中學豆腐渣證據確鑿，川官隻手遮天中央應徹查」；我們這樣主張，是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權介入四川省政府的災區調查，而且，中央亦有責任撥亂反正（推翻四川省司法廳長劉作明的結論：「除了高強度地震不可抗力外，大規模校舍垮塌的問題出在建築設防標準，規範存在不足，不是哪個人的責任。」），還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一個公道。

今年以來，《明報》針對幾則新聞所撰寫的社評，確實為報社帶來一點小麻煩，例如，我們批評社民連在立法會言行的做法之後，收到不少寫滿污言穢語、咒罵《明報》以致人身攻擊的電郵；批評政府阻截保釣號出海的社評（如5月7日的「港府阻保釣船出海，一國兩制漸行漸遠」），則收到另一類電郵，指《明報》不識時務。

知道世界不斷變化和識時務，是兩回事。我們確信中國正在崛起，香港亦已回歸，再過兩天，《明報》便創刊50周年了；然而，不變的是，香港仍然是享有高度新聞自由的樂土，我們珍惜在五星旗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下，仍有一隅，可以讓獨立思考的新聞工作者無懼地說諍言。但願這種自由可以在時間上不斷延伸下去、在空間上不限於神州一隅。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高信疆：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去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大約下午三點多，我照例從香港打電話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照例說。

電話那頭，高信疆先生頻說謝謝，笑得很開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覺到笑聲已經不如去年開朗。

還好吧？我問。在北京一切順利嗎？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節日子，當然回家，但此前兩個月我們在北京見過面，那時候高先生說過身體有點不太舒服，已經減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煙。他有太多朋友了，來自兩岸三地四面八方，幾乎從早到晚都有人前來找他吃飯聊天，向來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為此付出精力和時間，有好幾次，他對我感嘆有點吃不消，故每隔一陣子便把手機關掉數天，算是「閉關靜養」。

這幾個禮拜在北京沒有胃口，吃不下飯，勉強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許多。高先生在電話裏說。過完年，一定要去檢查了。

病上的「報道文學」

高先生的癌病就是這次檢查發現的。過年後兩個月，我打電話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發始末像說故事般對我說得仔細清楚，還邊說邊笑，很能從說故事中尋得樂趣。他顯然是個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別人的自己的，都愛。

如果我沒記錯，高先生是這樣說這個故事的：過年時他與李敖吃飯，李先生見他劇瘦卻仍未到醫院檢查，調侃他道「你的文化意識是21世紀的，但你的健康意識仍然停留在18世紀，太可笑了」；說畢，掏出手機打電話到和信醫院找相熟的醫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檢查，並且代付十萬元體檢費用，作為送給他的「過年禮物」。
檢查結果：末期大腸癌，癌細胞並已擴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療程序了。

大約每隔三四個禮拜我會打電話到台北找高先生，聽他邊笑邊說「治療故事」。真的是邊笑邊說，電話裏的聲音，沒有太多的傷感，反而像在寫他昔日鼓吹的「報道文學」般用盡各式細緻詞彙來描述過程細節。例如他說，化療就像戰爭，先是空襲，派飛機從高空投下炸彈，把癌細胞轟個頭昏腦脹；然後是搶灘登陸，派遣戰車和軍隊攻上灘頭，建立陣地，跟癌細胞面對面作戰；再來是巷戰，士兵在大樓和小巷之間不斷巡邏搜索，務求把敵人殺光，不放過半個。記得廿多年前讀過一篇談論高信疆傳媒生涯的雜誌文章，標題大概是「失掉了戰場的將軍」，當時我替高先生的事業波折頗有感慨，然而廿多年後的此時此刻我卻感覺，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高信疆這位大將軍所須面對的最嚴峻戰爭，這是一場大硬仗，他必須冷靜應戰，也沒法不冷靜應戰。
高先生是夠冷靜的，而且樂觀，他甚至自豪於能夠經常把醫護人員逗笑。他說做化療的日子，有時候要躺在上把四肢往外張開，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體展現，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時候則須把手腳緊緊併攏，方便移動病，這是「埃及文明」的身體語言，他變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師稱讚的語氣得意地說，醫護人員極欣賞他的幽默感。

高先生就是這麼一位懂得悠然自處的人。他當然有發火的時候，也有抑悶的時刻，但不管順境逆境，他都為自己在心底豎起一把理想標尺，努力朝此邁去，然後，替自己打分數。曾有一次跟他談及「性格決定命運」之類話題，高先生說，不，家輝，對普通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可能是對的，但對我們這類人，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我們相信的，我們信仰的，我們就去做，義無反顧。

「不，家輝，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

用長居北京的八年為例吧，到過高先生家裏的人都知道，屋內堆滿書籍和電影光碟，他替中國大陸和台北的一些企業做顧問工作，但絕非吃老本，而是不斷汲取新知識和新理念，把別人交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八年，高先生也培養了一項新習慣：陪太太朗讀《聖經》。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誠教徒，高信疆雖仍未全心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勸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三次——早午晚——透過北京和台北之間的長途電話陪她讀經。曾有一夜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十點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的電話。我隨同高先生回家，坐在書桌前，親眼看他拿電話筒一句句頌讀經文並夾雜呼喊「阿門！」和「感謝主！」，聲調如此溫柔和善。

待他掛上電話，我問高先生，你是不信神的，這樣讀經會否令你覺得很不自在？

沒辦法，你愛一個人，便也要愛她選擇的事情。高先生合上《聖經》，點燃香煙，在煙霧裏緩緩地、認真地說。而且讀經久了，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經文裏有許多歷史和神話，給我許多啟發。

高先生總是「元馨」前「元馨」後的，病前如此，病時更是。高先生的第一階段化療頗為順利，癌細胞有日顯的消退象，各種健康指數亦漸好轉，故他對治療充滿信心；有一回他還笑道，有一位同齡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僅看照片，還以為對方才是病人。然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化療，不知何故，形勢逆轉，癌細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右肩部分，疼痛無比，唯有依靠注射嗎啡鎮住；大將軍有了逐漸敗退之頹勢。

去年十二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醫院急診室的病上，頭髮掉光了，但笑容仍是開朗的，細述治療的轉折過程，仍像說傳奇的「報道文學」，直至說到肉體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紅道，每當痛到受不了，我便回憶跟元馨的約會過程，去哪裏看第一場電影，第一次在哪間餐廳吃飯，第一次牽手，第一次接吻……想到這些，身體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旁邊，聽，笑，偶爾說一句，感謝主。

今年五月一日是高信疆和柯元馨首度約會的「四十三周年紀念」，高太太記得，高先生也沒有忘記，因此在那天高太太特地買了一個蛋糕到和信醫院606號病房以示慶祝，儘管高先生已經處於半昏半醒之間，沒法進食了，但於醒來之際見到蛋糕，仍然精神一振，輕聲說了一句「好漂亮」。

四十三年前的五月一日，高信疆約柯元馨同遊新店碧潭，事前明明說好還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囑咐朋友們提早一天出發，好讓他有機會跟柯元馨獨處。柯元馨問他，咦，其他人呢？高信疆回答，他們昨天已經來過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為了應付這場約會，高先生典當了一條褲子，換來十五元，他把錢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飯、吃西瓜、買雨傘上面了，而後來，有了一個家庭。今年二月中旬，高信疆受浸成為教徒，站在病邊，高太太談起此事，一直瞇起眼睛，笑。

在「元馨」身邊憶念「元馨」

我是五月二日早上從香港飛往台北探望高先生，他仍然處於半昏半醒狀態，昏睡時，眼睛半閉，對外界似乎已無知覺，但當偶爾轉醒，半張眼睛，嘴唇抖動，彷彿想說些什麼。教會的弟兄姐妹來看他，高先生說了一句「對不起」，他的二兒子高英軒解釋，父親一定是疚歉於沒能以最得體的儀容招呼訪客；高先生還勉力抬起左手撫摸了一下自己的頭皮，他忘記了髮已掉光，那只是慣性的梳髮動作，他向來要求自己以最佳姿勢面對別人。

張大春也來了，他踏進病房時，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轉醒，肯定是看見了我們，眼神忽然變得激動，同時把雙手伸前，我和大春趕緊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確是用力，而那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後的力氣了。

下午四點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別，沒料到他竟有反應，睜大眼睛，輕動嘴唇，說了一聲「你來了？」。我和高先生對看了五分鐘，他很明顯是很想說話，嘴唇一直動，但發不出聲音，良久才說出一句「謝謝」。

我用力握他的手，回道，高公，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啊。

五月五日，我早已回了香港，晚上十一點四十三分，手機響起，我沒接到，稍後查聽錄音留言，是高太太的聲音：「信疆已經在九點廿四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代他向人間宣布了戰事終結；大將軍從此離開戰場，該打的仗，已經打完。

[文／馬家輝 編輯 黃靜]

以紀念為名，以詰問為實／文﹕馬家輝

以紀念為名，以詰問為實／文﹕馬家輝
——「5．12」這一天的真正意義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12」震災整整過去一年了，儘管中宣部早已傳令不許傳媒「過度炒作」，內地的報紙雜誌於近兩星期仍把周年紀念作為關鍵話題，此起彼落，輯輯相連，可見這場災劫對中國人來說仍是「餘悸猶存」；那忘不了的終究忘不了，尤其當災難的記憶仍然隱藏這麼多的問號，每多一次回憶，便等於多一次受到傷害，問號如刀，刀刀割下，讓傷口永遠沒法癒合。
也因此，「5．12」至今為止——甚至在未來不短的一段日子裏——必仍是個曖昧的時間符號，極難用「紀念」二字將之總括定位。震災真相仍未明朗，奢談「紀念」，有什麼意思呢？舉凡「紀念」，總得先對被紀念的對象擁有明確的、趨近真相的了解，否則，如在暗房摸象，瞎猜的成分多於紀念的效益，在這樣的狀下「紀念」來「紀念」去，其實是對災難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侮辱。
由這角度看，要對一場災劫進行真誠的「紀念」，大前提在於能否對災勢擁有「詰問的自由」，假如這樣的自由被剝奪了或割碎了或困限了，「紀念」便將變身成為「詰問」本身，傳媒唯有以「紀念」之名行「詰問」之事，在情緒的偽裝下，在關懷的掩護下，盡量探求或揭示災劫的可能真相。
也就是說﹕在災劫真相尚未明朗的時空下，任何「紀念5．12」的傳媒行動其實都是或可能是「詰問5．12」的求真行動。中國不是盛行「山寨」商品嗎？這樣的紀念其實就是「山寨版紀念」，是表面的；在表面背後，傳媒和人民真正關心的是，真相真相真相，請把真相還給我們，沒有真相便沒有紀念，歷史邏輯就是這頑固，她自有集體行動的既定法則，任何人皆難脫離。

一周年了，回顧「5．12」、詰問「5．12」，具體言之，我們可以分從4個層面出發，提出直接相關或由此衍生的思考問號。

報告真相是政府責任

未有盡責難求和諧

首先最為我們所渴求知悉的當然是災難的深度和人禍的闊度。

一場地震，確是天災，但這樣的無情天災到底奪去了多少條寶貴性命，又為什麼能夠奪去一些本有可能保住的寶貴性命，我們總得要知道啊。所謂「我們」，既是指所有曾經被天災震撼、因天災落淚的中國人，更是指直接受害於災變的死難者家屬，他們總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親人和財產啊。要的，我們是要知道的，報告真相是政府對生者與死者所應負擔的最起碼責任，也是政府對生者和死者所應維護的最低度尊嚴，沒有責任和尊嚴而奢求「和諧」，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與空想。

其次，找出真相之後，理所當然要落實問責和付出賠償。

在「5．12」來臨前一星期，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大約有400多個不同級別的官員由於救災不力或防災有誤而受到懲處。相對於財物損失之重和性命犧牲之慘，這個數字顯然不足服人，但更重要的是，在災劫真相尚未出現具可信度的調查報告以前高調談論官員懲處，唯一取得的效果只會是讓人更感心寒，因為，這400多個官員不一定無辜，可是他們必然只是其他更多理應受罰的官員的掩護體，而吊詭地，這個數字愈大，愈易令人相信有更多的官員應該受罰，亡靈在暗處哭嚎，逃離法網的人則在亮處獰笑。

第三，探求災難真相也好，落實問責賠償也罷，對已逝的死者來說固然重要，但對於未來的死者同樣具備嚴肅意義，因為，如果不在真相和賠償的基礎上對導致悲劇的不良政治、行政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日後遇上天災，必然再因人禍而令災難程度擴大十倍百倍。

所以，我沒寫錯字，我的確是說「未來的死者」，如果制度不改，如果權力繼續不受有效監察，人禍必然以不同的面目、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令不同的人哭完再哭，而再有性命犧牲是免不了的，這是誰都不想看見的事，卻又是誰都沒法看不見的事，唯有今天多往前改革一步，明天始可減少因人禍而出現的死靈魂。

縱有採訪自由

也無發表自由

第四，我們極好奇於這場災變可曾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帶來實質而持續的效益。

去年5月20日，本欄曾經談及這樣的新聞景﹕內地網站流傳不少新聞工作者的抱怨貼子，他們普遍表示，是次震災採訪的自由度遠比想像中高，各級官員的合作度亦遠勝於前，或許在災變面前，人的心，變軟了，人的臉孔也慈祥了，中國記者與境外記者並肩作戰，互相提攜也互相挑戰，令內地的新聞報道像被放進微波爐般被高速加熱，叮一聲，變得前所未有地積極、動態、進取。然而，中國終究是中國，內地記者所面對的「國情」終究跟境外同業不盡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採訪完畢，返回報社，境外記者基本上能把眼見的耳聽的都寫下來，並可尋根究柢，深入探索新聞背後的線索結構，但中國記者呢，返回報社，則仍框限重重、禁忌多多，在不同層次上遭受權力壓頂，下筆實難盡言，落墨無法暢快。諸如此類的新聞限制，等於把得來不易的新聞寸進再度封住了、縛住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辛苦採訪得來的那點成績，因為，有新聞採訪而沒有分析追蹤，有「採訪自由」而沒有「發表自由」，等於下雨時帶了一把破傘出門，極難阻擋風雨濕身；也等於演出了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劇，哭完了，把紙巾掉棄了，再讓一切回到原點。
一年過去了，基於觀察與聽聞，我對情的改善甚不樂觀，還是那句話﹕中國始終是中國。

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當然不止於上述4項，例如中國非政府組織於災難後的高速繁殖，再如中國企業家對於捐款賑災的態度變化，又如中國網絡連繫對於救災和防災的增生效用……統統應該也已經有人在深入討論。但討論歸討論，若不把這4項問題理順理清，「5．12」於往後仍難成為真正的紀念日子。她仍必繼續曖昧、一直曖昧下去，直到我們的詰問得到了具體回答，而到那時候，災難亡靈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楊照：五四心靈的奇妙傳承

五四心靈的奇妙傳承
文章日期：2009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台灣六○年代知識青年的成長，跟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有再密切不過的關係。那是封閉年代的一扇難得的窗口，讓台灣學子能夠看到西方，受西方各種思潮刺激影響。
「新潮文庫」中，最受青年歡迎的書，一小部分是和當時西方流行思潮同步的。尤其是法國存在主義著作，卡謬與沙特，跟生活苦悶的台灣青年，有具體的感受呼應。不過，另外更大一部分，卻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哲學與文學。
「新潮文庫」打先鋒的，是羅素的傳記和羅素的作品。「新潮文庫」裏，還多的是尼采與叔本華的哲學著作。也是透過「新潮文庫」，很多人接觸到了舊俄時代的經典小說，從普希金、契科夫、托爾斯泰到屠格涅夫、杜思托也夫斯基等等。還有《冰島漁夫》、《屋頂上的哲學家》一類老法國小說。
認真檢視這樣的書單，老實說，蠻怪的。羅素和尼采、叔本華，路數多麼不同，舊俄小說和老法國小說，看待世界的角度差距也頗大，但那一代的台灣青年，卻以同等的熱情，不分青紅皂白一起全都饑渴地吸收了進去。
不過如果加入一個歷史因素，怪事好像就不那麼怪了。這些東西，一個世代的時間之前，曾經同樣混雜地進入中國，影響了「五四運動」後的中國青年。他們就是看這些作品接近西方，用這些作品裏得來的養分批判中國，思考一種新文明可能性的。
換句話說，六○年代台灣青年吸收的西方知識養分，竟然和「五四」時期中國青年如此接近！年紀大了的「後五四」一代，把他們的西方理解帶到台灣，讓台灣青年詭異地跳過一段時間差，不是真正接近當時的「當代西方」，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廣義的「十九世紀西方」。
同時也因為這樣，那一代的台灣青年，不知不覺地接近了「五四世代」，雖然他們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跟「五四世代」間有什麼關係。現在，那一代台灣青年也邁入中年，可是埋藏在他們生命底層、閱讀十九世紀西方的經驗不會完全消亡，「五四」九十年後，這批台灣中年世代，仍然具備了理解「五四」的特殊條件，可能比內地的知識界，更能貼近「五四」的生命觀照，尤其是「五四」的價值體驗。
「五四」九十周年，台灣也多有討論，在台灣討論「五四」，跟北京討論「五四」最大的差別，應該就是這種奇妙的傳承關係吧！不是直接受「五四」影響，也不在「五四」開出來的歷史道路上，然而台灣思考「五四」、紀念「五四」的這一輩人，讀了許多跟「五四」人物們一樣的西方著作，受到類似的觀念挑戰與衝擊，從生命底層保留了對「五四」恆久的感情與記憶。
[楊照 台灣作家，《新新聞》社長]

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 ．童清峰

K,
人的一生，有緣有份遇到伯樂，是幸運；懂得感激知遇之恩，是惜福。如此“幸福”，夫復何求？
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　．童清峰

資深媒體人高信疆於台北病逝，他曾主持多份報章，推動台灣報道文學和本土藝文，不斷突破禁區，凝聚海內外知識分子，促進台灣民主化，被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
--------------------------------------------------------------------------------
台灣資深媒體人高信疆於五月五日晚間九時二十四分，因為肝癌和腸癌，病逝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才華洋溢的高信疆曾主持多份報章，推動台灣報道文學和本土藝文，有卓越貢獻。在白色恐怖時代，高信疆主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他以編輯身份，不斷突破禁區，凝聚海內外知識分子，促進台灣民主化，被譽為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
從大學時代就認識高信疆的知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認為，高信疆是台灣過去五十年裏，對新文化貢獻最大的人，他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巨大的影響力，把文化的關懷範圍和新的文化帶進來，並用副刊來整合龐大的年輕族群。當年留學風氣很盛，整個台灣的文化視野非常陳舊，高信疆是第一個整合學人、文化人，凝聚出新的視野與動員力量，表現出對本土關懷的新的認知，並完整呈現在副刊上的人。他說：「台灣最早能對本土文化提出新的看法的就是高信疆。」能認知戰後新的文化，並將其表現在文字、副刊上的也是他。雖然晚年他常住北京，不在台灣發揮，但他過去的貢獻無法磨滅。

南方朔指出，高信疆從大學時代就相當活躍，累積了相當的人脈，而且他交朋友的本領特別大，「這是他最大的特質」，海外遍及美洲、澳洲等的文化族群，台灣只有他最熟悉，所以當他一掌握副刊，開闢海外專欄，「整個海外動員的氣氛就出來了」。

《人間》副刊集結了一大批思想獨到個性鮮明的學者、作家、畫家和音樂家。高信疆獲得了余紀忠的支持，並對愛才、識才的余紀忠懷有知遇之恩。高信疆曾在受訪時表示，「我一生就這麼一個老板（余紀忠），他是我老板，也是我老師」。

高信疆主持《人間》副刊期間，台灣仍處於威權時代，黨禁、報禁並未解除，他曾用一整版刊登李敖《獨白下的傳統》，也敢於刊登當時異議者柏楊等人的文章，這被老國民黨視為大逆不道，舊勢力開始集結反撲，《人間》副刊首當其衝成為打擊目標。

南方朔透露，當年負責台灣思想控制的警備總部，內部管控媒體的「文藝會談」，有一整年的討論對象就是高信疆，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的中時老板余紀忠頂不住這股壓力，逼得高信疆走人，但余老板對他還不錯，給他一筆錢，讓他到美國遊學。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表示，他這年代幹編輯這一行的，幾乎很少有不受高信疆影響的。他說，讀大學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人間》副刊，「我相信《人間》副刊是有中文報紙以來，影響力最深最廣的一份副刊」，當初就是被高的精神感召才從事編輯這一行的。

初安民表示，從高信疆身上他也感受到，當一個世代過去以後，再多的力挽狂瀾也於事無補。很多人不了解晚年的高信疆，事實上，前兩年，在北京見到高信疆，感覺他有些寂寥，初覺得很難過，因為這個世代並沒有很公平地對待他，例如他推廣象棋產業，就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活動，「他一出手就有一定的高度」，但千里馬還要有伯樂，一旦沒有伯樂，「那是何等令人扼腕而傷心的事」。

高信疆的視野總領先別人一步。初安民表示，主編《人間》副刊時，不論詩、散文、藝術等各種領域，他都能做到「點石成金」的效果。

高信疆有烈中華民族主義情懷，對台獨深惡痛絕，所以他選擇遷居北京，不願待在台灣以至於天天被藍綠之爭困擾，最後因病才返台治療。他生前有很多創意的點子，但沒想到健康突然惡化，讓人有壯志未酬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