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太炎熱的六月晚上

一個不太炎熱的六月晚上
或富德樓天台「革命會議」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9日【明報專訊】編按：六四二十年剛過，不少具衍生力的紀念活動，其影響力自將延續。六月一日獨立媒體舉辦的六四與世代討論會，因來者洶湧移師其會址天台，簡陋光線映照深思活躍的臉孔，大有講者之一葉蔭聰所形容，如召開「革命會議」的味。參與者郭梓祺由個人視角感觸出發，作出了現場紀錄。
「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這句話，竟成了六月一日晚上獨立媒體六四討論會的背景。這裏是灣仔，富德樓的天台，坐在天台侃侃而談的有梁文道、羅永生、葉蔭聰和過百參與者，身後是好像只會愈來愈光、儼然成了浮標的銅鑼灣；大家卻擁在圍了幾匝人的天台，一起討論六四、傳承、記憶、身分、以及樂觀悲觀的種種。實在是可堪記憶的，六四，和這個記憶和討論六四的不太炎熱的夏日晚上。
討論會原來在九樓的獨立媒體舉行，題為「被禁掉的一代：八九六四與世代交替」（錄影可在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412 找到）。題目源於葉蔭聰那篇《一個被禁掉的年代》，講的是今人面對六四時那種只重經濟、只重「務實」的歷史根源，重點是六四的傳承。晚上七時半，聽眾已坐滿一地，有人站在走廊，有人站在門外，有人還喊「下面重有幾人上緊喎」，有人笑說慣於讓大家習慣他又遲到的梁文道應該是進不來了；羅永生、葉蔭聰和主持林藹雲已準備開始。
關於新一代人與六四的關係，周思中寫的《Facebook說真話？或傅柯論六四》有個不錯的說法：「向來流行的擔心，都是年輕一代因少接觸而對民運無知甚或冷漠，懶去思考民運與我們的關係。天知是偶然還是預謀，近日從所謂『事實』層面『質疑』六四的，剛好就是最令人擔心的『年輕人』。可能不少還是八九年出生的，是反諷還是宿命。」重要的是，那實在不是三幾個個別年輕人的問題，幸好還是能進場的梁文道及後也提到，溫水煮蛙已開始了，我們已習慣高志活是不能入境的，質疑六四的年輕人也只會愈來愈多。梁文道一來到就從背包取出剛寫好的六千字長文，也就是《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笑說本想過照讀就算了。
記憶的光譜：無論如何都試梳理吧！
對應葉蔭聰關於經歷過六四的人反而默不作聲，使得選擇往往就只剩下支聯會和國家暴力這兩極的情，梁文道強調「記憶」的重要性。應該記憶什麼？如何使記憶變得可以分享？分享又在怎麼樣的時間和空間發生？如何守護記憶？又該用什麼姿態去叫人記住東西？梁文道質疑八九民運是否就真的那麼「北京」，因為民運本身就是跨城際的，而且香港人明明一直是事件的重要參與者。此所以要憶述那時北京發生的事情之餘，也好應該回憶那幾個月香港發生的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因那正正是香港人自我 探尋的重要階段。像聖誕老人般坐在一旁的羅永生及後補充，他那時候去了北京支援學生，不能經歷那幾個月在香港發生的如兩次遊行等大事，實在也造成了他關於六四記憶的一點空白。
正如梁文道在○五年寫的《愛國港人的六四創傷——給程翔》一樣，他提出我們實在需要梳理那早已進入香港社會肌理，也界定了後來各社會運動的六四記憶：「中國政府固然壓抑了記憶六四的復健努力，就連香港人自己也沒有試去掙扎地說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發後一連串的圖冊見證與資料集出版後，至今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嚴肅地回顧與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應。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見，例如電影，據知也就只有舒琪在一九九○年拍的《沒有太陽的日子》。」
站在走廊的朋友一直聽得不太清楚，有些人更只能站在門外。所以結果我們就上了天台，有人早就幫忙，簡單擺放了幾盞燈在天台的一角，過百人就這樣靠燈光和講者圍攏。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居高臨下，有人爬了出屋簷，有人看看風景，有人拍拍照，有人抽抽煙，各人就這樣在淡的背景下各得其所。講者饒是如此。我總覺得因為六四，他們說話的姿態都異於日常，絲毫沒有那種應邀出席討論的感覺，而是真的有話要說，因為那大概是大家最後的底線了；早前聽平日好像甚少露面的陳雲，在p-at-riot於牛棚搞的六四讀書會，一講竟是四五個小時，而且完全不會看表作勢要走，「有話要說」的感覺就尤其強烈。六四，對很多很多香港人而言，就是這麼不能取代不能抹去的一事件。
羅永生：傳承是新一代成為神話的主體
最近提到流行於香港那種歷史虛無主義的羅永生，強調不要怪罪年輕人了，因那實在太容易。他比較重視五四與六四的關聯，大概是因為他那代人想像和憶述五四的方式，會為對六四沒親身經歷的未來者提供昭示。所以他提到了經驗的六四與神話的六四的分別。這所謂神話也無貶義，反而這正正是大部分年輕人接觸六四的門徑，一如我們通常都是從神話般的論述中理解五四的。林藹雲在獨立媒體那篇討論會的報道，對羅永生所言有很好的歸納：「而神話的創造與衍生，並不在當時的人，而是在這一刻的當下。而所謂的承傳，並不在於把故事一代傳一代，而是新一代如何繼承這個神話，成為其主體。」
聽眾慢慢陸續發言，焦點就從光源轉換到站的身影。最近用功翻閱八九年五六月各報刊的陳景輝，用法國的「一九六八」做例子，講述記憶和想像六四的不同可能。也不一定是悲愴的，因為事情實在有他快樂和充滿希望的面向。內地過來的朋友說了些近乎笑話的故事，告訴我們六四在內地究竟給淡忘到了一個怎樣的地步，所以在討論應該樂觀還是悲觀的時候，他說以香港的環境而言，「悲觀是不道德的」。教書的Ger說六四令她對人性的韌力充滿希望，因為一個原來對校內六四討論頗反感的同學，結果還是在她頭放了一張說會出席燭光晚會的字條。當然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中三學生訴說她近於孤獨的經歷，因為她身邊的朋友都不知道她關心的是什麼，與自己又有何關係。偶爾大家都會說起自己的父母親，如何在看似密不透風的生活中，滲漏出一些關於六四的記憶或想念；他們都記得。
「（未）被禁掉一代」的主動回應
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偶爾還是有這樣的接連。今年的五六月，去了大大小小各種由不同的團體搞的六四活動，真心覺得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是如何互相守望。八十後p-at-riot搞的讀書會，固然有上一代人的熱心支持，無知者如我方從討論中得知香港有吳仲賢這個人；在石硤尾藝術中心天台搞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出席者不少是年輕人，方知道長毛 原來也會唱歌，又能聽到郭達年這樣激昂到玩《上路》和《Freedom》；文學雜誌《字花》於六月三日晚上，在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那題為「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的詩歌音樂分享會更是一呼百應了，大概有很多原來對文學沒有特別興趣的人出席了，為這個地方增添了特殊的意義，一起度過凌晨進入六四。和這次獨立媒體的天台討論會加起來，這種種就成了我喜歡的香港了，是以最近一直心存感念。
時間看來無堅不摧，這是我引魯迅《記念劉和珍君》句作開場白的原因。但記憶，和使記憶永恆的文化藝術，包括讀書、討論、音樂、詩歌等等，都能發揮他們各自的功用，與時間對抗；有些東西還是洗不掉，忘記不了的。謹以北島《過冬》的末二句為拙稿作結：「重織的時光留下死結，或未完成的詩。」
有關此討論會林藹雲的文字簡記，錄影及錄音紀錄，請登入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412[文／郭梓祺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