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原稿：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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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3/31/2011
〈李戡在北京〉之一﹕我，李戡，在北京
文章日期：2011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3/29/2011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
——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3/27/2011
韩少功。“民族主义”。中国文学。
K,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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