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文豪：在民國

在民國﹕國叔陳少白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馬松柏：報館情事之誰來睇大版？

租界‧報館情事24.11~06.12﹕誰來睇大版？
文章日期：2008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有許多人以為，香港的編輯都有自主權的，在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因為有法律規限如此。但在法律的背後，卻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情，例如有報社老闆請一個掛上老編銜頭的人，左右編政，那末這個「太上編輯」代老闆出主意，試問誰再敢開聲？至於在以前的時代，老闆自己賣弄技術，或者自出意見，亦都沒有人敢開聲。

從前有許多報社老闆，都不理會編輯自主這一回事的，經常擅自改動編輯的標題，甚至改動版面。在其心目中，可能有一個觀念，認為報社的生意是他的，便有權隨意改動，將辦報視同其他一般生意。

話說曾經有一個報館老闆，每天晚上就回報社，儼然自己就是總編輯，不但要「睇大版」，而且還要改大版，將新聞改來改去，且將標題改來改去。其屬下的編輯本「打工」的想法，任他將版面舞動，置諸一笑，但有一次，卻弄出天大笑話。

事緣有一日，報紙的頭條本來是中國第一次核爆試驗成功，詎料看在老闆眼裏，竟然大表不滿，說用這類新聞做頭條，有太濃厚政治意味，非改不可。於是下令改版，命字房將該段頭條新聞抽起，換上另外一段，總編輯與其他人員只好目擊。

翌日，全港報章頭條新聞俱為中國首次核試成功，單獨該報沒有該則新聞，全報社也沒有人敢提這件事。

由此看來，報社老闆若是自以為是，獨行獨斷，則注定是失敗的。

作者為資深報人，曾任報社總編，著有《香港報壇回憶錄》

[文‧馬松柏]

馬松柏憶起「葉一張」

租界‧報館情事24.11~06.12:做記者要識慳菲林
文章日期：2008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從前做新聞記者，有一點要懂得做的，乃是慳菲林。

新聞記者以前所用的舊式相機，和現今的比較，有很大分別，單是所用的菲林，是捲筒的，「一二○式」，用一張便少一張，所以用者非慳不可，至於怎樣慳，則是分多方面的，而且要各方面都懂得慳。

由於昔日所用的捲筒菲林和數碼有所不同，捲筒菲林是原筒的話，每筒僅得十二張或三十六張，用起來便要因住，即使是買回來自己捲的，亦是用一張少一張，用了多少張，尚餘多少，非記清楚不可。

數十年前任所謂「突發記者」，工作多數是「一腳踢」的，並沒有專門的攝影記者跟隨，新聞記者接獲工作指令，出門之時要隨手拿走相機，菲林已在其中，但起碼不會有數十張。記者採訪完畢，回到報社，多數沒有專人曬，又由記者自行曬，再到採訪主任面前交稿。在此種情下，當年外勤記者十居其九是懂得黑房曬工作的。
由於曾在黑房曬，工作乃有上下手交代，尤其是相機內餘下多少菲林，更加要交代清楚，否則下手取用相機時，不知相機內有多少張菲林，那便大件事。

曾有過一宗笑話，某報有外勤記者跑突發新聞者，所取帶的相機內竟然僅得一張菲林，影完便沒有了，只得帶一張相片回報社向上司交卷，若那張相片影不到便交白卷。該新聞記者姓葉，經過此次事件，得了一個綽號，叫做「葉一張」。
作者為資深報人，曾任報社總編，著有《香港報壇回憶錄》

[文‧馬松柏]

a link:何榮幸：《黑夜中尋找星星》導論——他們看見了歷史

˙作者：何榮幸、台大新聞研究所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01月03日
《黑夜中尋找星星》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1日

【明報專訊】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詩人顧城《一代人》的經典，這裏的黑夜，寫的，可能就是文革十年。

海峽對岸的台灣，兩蔣時代，軍事戒嚴，長夜漫漫，要在黑夜中尋找光明，靠的，可能就是心裏那永不熄滅的星光。

這本書的副題是：「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寫的是十七位台灣傳媒老兵，在威權體制下生存、掙扎、抗爭、突圍。

由台大新聞研究所，出動二十多位精英策劃採訪的專著，不是浮光掠影，不是港式採訪花絮，而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記者生命史。他們都是從戒嚴時期走過來，為了更自由的言論空間，更開放的思想天地，冒危險，付出代價。媒體工作者走在第一線，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社會進步力量後盾支援，衝鋒陷陣，匍伏前進。當權者明白不能逆勢而行，一念之間，終於，軍事戒嚴得以解除，報禁黨禁得以開放。促成一個民主社會的誕生，媒體工作者堅持信念，有守有為，功不可沒。

讀這本書，有特別感觸。裏面有我認識也採訪過的朋友，例如司馬文武、南方朔、俞國基。台灣解嚴前後，我頻密到台灣採訪，見證這個歷史時刻，這幾位新聞前輩，啟發我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和了解。

也有在其他媒體介紹過的人物，今天再細讀他們的經歷。黨外雜誌如何跟審查機關周旋，跟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主流媒體的記者如何在文章中「埋地雷」，逃過編輯審查，把重要的信息和觀點，傳給台灣民眾。傳媒老闆如何在狹縫中保護難得的人才，鬆緊交替，妥協裏又見堅持，窺見跟威權統治者如何打交道的藝術。

我建議把《黑夜中尋找星星》和《中國傳媒風雲錄》一起閱讀，比較兩岸的傳媒生態政治環境，會有更大的得。幾十年的前仆後繼，台灣成功了，終於取得充分的新聞言論自由，中國內地的同行們，在他們的堅持下，雖然只有寸進，也屬難能可貴。我也建議香港仍然有理想有願景的新聞工作者細讀這兩本書，跟香港目前的處境對照，我們應該何去何從？我更建議香港電台的同事精讀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學懂關鍵時刻，應該拍案而起。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mknrj

a link:張愛玲《重返邊城》佚文出土

永遠張愛玲﹕張愛玲求籤問前程
《重訪邊城》佚文出土
明報
2008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裏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晝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兩族。
而現在，這些年後，忽然發現自己又在那條神奇的綢布攤的街上，不過在今日香港不會有那種鄉下趕集式的攤販了。這不正是我極力避免的，舊地重遊的感慨？我不免覺得冤苦。」——《重訪邊城》張愛玲

9 月30日，張愛玲的88歲冥壽。今年，因為她的遺產管理人宋以朗的發掘，祖師奶奶有「新作」面世作紀念。剛過去的這星期，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重訪邊城》，收錄新出土的中文同題文章、英文短本的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短篇小說《鬱金香》及散文《天地人》四篇，並放言為遵張愛玲意願，其他遺稿或不再出版，亦即此可能為她作品付梓出版的最後一冊。

早在4月〈重訪邊城〉首見刊於《皇冠雜誌》時，台灣文壇便已一陣哄鬧，因為此為張愛玲唯一寫到1961年初訪台灣的文章。其實文內後半是為她寫第三度來港的行旅，對照此前刻劃在港勾留的文字、以至宋以朗尚未公開過她問卜的籤文，也許可以窺見張愛玲對於香港、此她稱作「邊城」之地的微妙感情。

香港曾是張愛玲求學之地，早在《餘燼錄》，她便將1939年抗日時的香港寫過一遍。那時她年少無畏，張狂地將戰火寫成好友炎櫻在浴室裏的歌聲。1952年她重臨香港，這裏是她謀生、赴美前的過渡，最初只住女青年會，寫作譯書令她漸為人注意，她避居北角七姊妹道一簡陋得連書桌也沒有的小房間，連書也不願買，「因為一添置了這些東西，就彷彿生了根」。三年匆匆，她離港到美國定居，輪船啟程日本後，她遠眺送別的友人宋淇與其妻鄺文美﹕「一路哭回房中…… 現在寫這裏也還是眼汪汪起來。」船抵神戶，張愛玲即寄信告訴。
但儘管不捨，畢竟，她已在美國落地生根，也只能故作瀟灑揮別香港？

其實她後來重訪本地。1961年秋天，張愛玲經台灣到香港，1963年3月她寫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發表在美國雜誌The Reporter，引起當時台灣文學界極大迴響：「除因為行程中她會見了時為年輕人、後來成為文學大家的王禎和、王文興、白先勇、陳若曦等人，她在文中寫了"there were bedbugs"等字眼，傷害了台灣人的感情。」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寫的是台灣廟宇和妓院，文壇反應卻不很好，宋以朗解說原因大概如此。

事隔二十多年，張愛玲重新以14,000多字中文，在 34頁她專用的原稿紙上，寫了在這兩個城市的短短一周的行程──不只是翻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而是以中文重述了一次這次遊歷，寫成〈重訪邊城〉。宋以朗依據文中引述了《光華雜誌》1982年11月號一篇關於鹿港龍山寺的報道，推斷此中文版是寫於1982年以後，認為這是她多年來因為台灣文友誤解英文原文，耿耿於懷，特別撰寫的回應；然而，此文卻從沒發表。

訣別香港

而她在文中，再於後半部補充了重遊她青年時期逗留過的香港故事。台灣與香港，兩顆懸在大陸邊上的島嶼城市，在她筆下同樣呈現了瑰麗詭奇的異色；而曾經旅居多時的香港，相比首次造訪的台灣，興許更勾引她思潮的起伏，宋以朗所保存的手稿，末部所增刪改寫之段落文字，繁雜如許多蒼蠅大戰撞死了在紙上，黑色字舻模糊成片，連覑為省時省事故意漏掉不寫以圈圈代替某字眼的寫作習慣──如《兒女英雄傳》她寫成「兒女○○○」，讀者得根據下文的「安志節」推敲出原文──宋以朗低呼難以辨認，最後他寄往皇冠出版社讓熟悉祖師奶奶的編輯校對、編印，令讀者看到她對香港纏綿糾結的情懷。

原來即使在城市發展之初的 1960年代，香港即已是張愛玲眼中「全島大拆建的時候」，她點評說「香港就是這樣，沒準」。連中環也是晚上8點多便烏燈黑火，她走得心慌意亂，老在思疑何處撲出劫匪，寫得鬼影幢幢，又遙遙憶起昔時在大陸的風俗往事。摸黑尋找夜市金舖，大半天，才發現一家像泥金畫卷的店面房子，「就像『清明上河圖』，更有疑幻疑真的驚喜」，連店員也是「年少老成」、「穿著少見的長袍──不知道是否為了招徠遊客──袖覑手笑嘻嘻的，在他們這不設防城市裏，好像還是北宋的太平盛世。」

她買了兩隻小福字頸飾串在細金鏈上，出來突然嗅得一陣屎臭。「還是馬可孛羅的世界，色香味俱全。」這立體場景為她留了一幕深刻的印象，她在文中寫到：「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若在我憶舊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動覑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

用上了「訣別」如斯沉重的預言字眼，也許說明了張愛玲對香港感情的深重。

赴美以後，張愛玲與宋以朗之父母宋淇夫婦，仍保持書信來往。其時，宋淇曾有一牙牌籤書，張愛玲覺得此書好玩，便常以書信，請宋氏夫婦用此書來求籤問卜。張愛玲問的主要有關寫作之事，譬如在美用英文首次寫的小說《秧歌》，以及關於大陸的《赤地之戀》，她即曾數次請宋氏為之求籤。在《華麗與蒼涼》一書，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一文中便記了為《秧歌》占得的籤文，其中的詩有一句解曰「東西相對兩團圓」，似是吉利之象。如此卜文，宋夫人鄺文美放在一小紙盒子裏，竟有19張之多，其中還有向天尋問「應否來港」，所得如下：

上中 上中 上中

諸凡如意。大吉大利。

時可圖今勢可乘。 為山端的是邱陵。

扶持總賴青雲客。 龍躍魚淵眾可傲。


張愛玲曾請天主教徒宋氏夫婦以牙牌籤書問卜，所摘記下的籤詩，五張關於《秧歌》的，另外兩張則為《赤地之戀》所求，可見張愛玲對其英文寫作覑緊得很。圖為張愛玲問「應否來港」的籤文。

詩文的解說與評斷，讀來亦是吉祥的兆頭。另又有「問香港安否」的卜文，似是探問香港可會被共產黨所「解放」，而且連張愛玲最疼愛的親人姑姑，她也有代問應否來港？

宋以朗回憶說宋淇此牙牌書，在他一家1959年搬到九龍加多利山現住址時，已經遺失。即張愛玲這些問道於卜，乃自1955年赴美之後到59年間。這可是表示這幾年期間，張愛玲曾有意回港居留，甚至可能欲在此和家人團聚？

俱不得知。宋以朗收有父母親與張愛玲的書信往還，獨是欠了這些年的，也許是彼此搬家時散失了。

倒是張愛玲在〈重訪邊城〉結尾的預言，一語成讖了。

文 圖 鄭依依
--------------------------------------------------------------------------------

張愛玲身在美國時，仍愛穿旗袍，會畫下衣衫款式、列明尺寸，寄予鄺文美請她找「周裁縫」縫製。圖樣之上，可見三十多歲的張愛玲體態仍窈窕得很。


張愛玲的日記，寫滿密密麻麻的小字，卻是沒寫年月日子。賴雅死後，她寫道「不堪憶來……知生命ultimate lesson」等等充滿憂思的文字。粉紅色小紙條為宋以朗所加。

宋以朗背後的文件夾保存了張愛玲與他父母的通信，他已按通信日期整理。紅色文件夾四大個，為張愛玲寄出的信件；藍色六個，為張愛玲所收信件，另有宋淇將自己寄出的信亦影印存檔，宋以朗說﹕「因信中多涉及他為張愛玲代理的版稅，需要清楚記得自己說過的話。」
--------------------------------------------------------------------------------

xtra．她曾到的所在﹕「張愛玲躺過的，你敢不敢試躺一下？」
【明報專訊】自從一年多前宋以朗「張愛玲遺產管理人」的身分曝光以後，他家便絡繹不絕地招呼覑不同的張迷。今年7月底書展的一個傍晚，馬家輝便與台灣作家朱天文聯袂到訪宋家。
曾有許多女作家被看作張派傳人，譬如上海的王安憶、香港的鍾曉陽，以及朱天文皆是。因緣際會，朱天文終來到這張愛玲曾經暫居數月之地，宋以朗為她準備了兩份神秘禮物，其一是朱天文剛推出的作品全集，請她為之簽名；另一份便是張愛玲60年代的《赤地之戀》原版英文小說，相贈朱天文。雖然張愛玲昔時居住的小房間已經改作浴室，可是這棟50歲的舊樓房還保留了一個張愛玲曾立足的露台，朱天文在此駐足一陣，感受祖師奶奶當年的存在。

回到屋子裏，看過遺稿後，馬家輝問宋以朗能否也看看張愛玲的遺物？宋以朗促狹地回答: 「沒在手邊，但地庫裏有4張氈子，是張愛玲去世時所躺過的，你敢不敢試躺一下？」
******

感謝宋以朗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6日

【明報專訊】逝世十三年，張愛玲卻仍經常予人驚喜，一些遺作，一些書信，一些隨手寫下的筆記，被有心人挖了出來，讀者讀，恍如隔世，隱約覺得在洛磯山的滾滾紅塵裏，在毫不起眼甚至有點破落的公寓裏，依舊有一位華人女子坐在窗前燈下，抬腮，思考。
當「懼蚤症」沒有發作的時候，興致來了，精神來了，她會提起筆，細心地把寫下的每行字改了又改。她小心翼翼於自己踢出的每個腳印，如同梳理好每根頭髮，撫順好衣服上的每道縐痕。
這次出土的是《重訪邊城》。《明報》讀書版的鄭依依介紹過了，是宋以朗先生去年底才從箱子裏予以「考古出土」的舊作，寫的是訪遊台灣的見聞與感想，一九六三年曾用英文發表於美國，廿年後，用中文再寫一篇，但不是譯，是寫，重新寫過每個句子，而最大的差別是，讓「自己」站了出來，或倒過來說，是把讀者帶進了她的心底。例如起始的小故事。張愛玲甫下飛機，一位男子趨前問她是否尼克遜夫人，她愕然，以為因為她和她都瘦，所以被誤認。後來朋友來接，聽聞此事，說有個男人老是去飛機場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英文裏，張愛玲只是輕輕寫道，「I laughed, then went un der Formosa's huge wave of wistful yearning for the outside world, particularly America, its only friend」。當用中文，而且是廿年之後，愛玲小姐選擇的修辭顯然加添了數倍沉重：「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林沛理曾在《瞄》雜誌以《色戒》為例，詳細分析張氏作品的「中英差距」，點破了她的英文寫得比較抽離遙遠，感情重量遠輕於她的方塊字。這難免。木心不是早說過張愛玲「是亂世的佳人，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嗎？中文之於愛玲小姐，跟亂世是分不開的，她的喜悅，她的抑鬱，正如她的一篇文章標題「中國的日與夜」，深深銘刻在她的方塊字筆畫裏，換成了蟹行的洋文，隔開了距離，往往變成就只是說故事而跟自我無涉。
感謝宋以朗，他像巫師般每隔一陣子便替我們對張愛玲召魂。聞說他家裏還有幾十箱舊材料，希望他加倍努力「念咒作法」，魂兮歸來，讓愛玲小姐重現大家眼前。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抱著張愛玲回家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7日
【明報專訊】有一個午後曾經陪同朱天文往訪宋宅，九龍塘加多利山的住宅，五十年的老房子，在斜路的轉彎處，把車子經鐵閘駛入前庭停車場，泊後，下車，正是陰雨日子，三號風球，吹來陣陣怪風，樹葉在響鳴，地上既是積水亦是落葉，很有蒼涼意味。這景象，五十年前愛玲小姐一定見過。

張愛玲在香港住過這房子，當時當然不老，而且前庭有一棵高高的樹，「後來基於安全理由，被斫掉了」，宋以朗說。我們今天看不見張愛玲看見過的大樹了，只能站在張愛玲站過的大露台上，眺望出去，想像張小姐當時在想些什麼。替朱天文拍了幾張照片，幸好稍後立即曬出來給她，因為照相機的記憶卡讓小女孩在英國弄丟了，也幸好卡裏就只有這些，沒有別的。

宋以朗領我們看客廳，看書房，一箱箱書稿檔案和尋常遺物，例如美國綠卡，例如籤符卜文，擺滿了架上架下。我們看得呆了，本來已經寡言的朱天文就更不說話了，一味瞪大了眼睛，用盡力氣把所有物件和紙張收進視線範圍，像張開一面眼睛之網，把魚兒統統網起，帶回家後才慢慢享受。

客廳書架上有張小姐的簽名書，是送給宋淇的。其中一本印行於1967年的The Rough of the North，封面是水墨竹林，沙黃底色，印紅底反白字的Eileen Chang；封背是張小姐的黑白旗袍側臉照，左手碰牆，右手垂下，眼望遠方，似是來日大難，這分這秒已經開始徬徨不安了。

我和朱天文看得流口水了，小女孩也極感興趣，宋以朗走進書房消失了卅秒，出來時，拿了兩本書，就是一模一樣的倫敦原版書，分贈予我和朱。太慷慨了，我不敢接受，但捨不得不接受，虛偽了幾句，立即喚小女孩說謝謝，唯恐宋先生改變主意。

其實臨行前還起了歹心，頗想來個偷龍轉鳳，換走書架上那本簽名版。但在張愛玲面前，我忽然記起了「道德」兩個字怎樣寫，低頭便走。

離開時，雨停了，把車駛出庭院，大家都不作聲，也都回頭再看玻璃窗外的老房子一眼，似在跟愛玲小姐道別，但又抱四十一年前的她回家。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南京朝天宮。江蘇省昆。古舞臺。

K,
在那里，小女子曾經迷失在聲色間。遇到昆曲，遇到白先勇，遇到前世的自己。
戲看多了，就多開了只眼，遭遇了現世的情，“嗖”的一下小女子就給拉拔了出來。如今，想回也回不去了。

朝天宮的午門外，有幾條青石的階梯護坡。明遷都后，不知多少代仔子，發現那是有趣的滑梯。青石被小屁股們壓出兩道深痕，油光水滑的。
時光，其實不寂寞，她就這樣留痕了。
明明白白。
歷歷如昨。

那時，喜歡紅衣。
古舞台的魅力
文章日期：2008年4月12日
【明報專訊】我對一切舞台演藝都感興趣，但卻不迷不癡。
舞台一切美善演藝，有機緣就總該吸納細品。人家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們買票入場，看盡別人苦功，何樂而不為？
友輩對崑曲的癡醉傾慕，令我這個旁觀旁聽者十分感動，他們台下也下十年功，拍曲擫笛，無時不在心在意，崑曲血脈，早已與他們連成一體了。今春跟他們到南京蘇州，我為尋春訪翠，「順道」也去看崑劇聽崑曲。
我說順道，並無不尊敬之意，只是沒有他們那麼專誠而已。對崑曲表演的典雅精緻，一向欣賞。在大舞台下，遙遙看聽，名角演藝，也常動心。
今回看的不是名角，可是也十分動情。
三個舞台，發揮了極大牽引作用。第一個坐落南京朝天宮江寧府學舊院內。進門後只見中庭樹影映月，經曲廊才入劇場。這個江蘇省崑劇院所在，已是現今小型舞台式樣，由於小型，觀眾與演者靠得近，果真看得清角兒的眉目傳情。第二個是在中國崑曲博物館內，此乃全晉會館所在，內有古戲台一座。第三個是在忠王府內的古戲台，崑劇傳習所表演場地。後兩個是典型的古戲台，舞台上下場門例掛「將入相」帘，台下能容觀眾不多，楠木椅桌，恍如家班演出。全場燈光並不耀目，演者原聲傳音，檀板敲響，笛韻繞樑。戶外寒意陣陣入室，坐在那裏，迷離如夢，飄忽不定，冉冉進入古典時空。這時候，角色的喜怒哀樂，揮袂挪步，都朝我們來，那麼近，那麼親。特別顧衛英飾杜麗娘演《牡丹亭．尋夢》一折，眉目間春意含情，神為之蕩。
散場出門，春雨沾衣，古戲台聲色仍在心中。
[小思]
崑劇的傳承
文章日期：2008年4月13日
【明報專訊】今回到南京蘇州看崑劇，我對阿慧說，你的夢，人家圓了。
阿慧常說她十多歲開始就有一個夢想：發達了，要辦一家小型戲院，免費給粵劇小班新角上演，像荔園、德遊樂場般，讓粵劇新人多踏台板，以便傳承。我每聽一次就笑她：發夢啦！
那夢一發幾十年，只見上演粵劇的戲院一家家拆了，最近連新光恐怕也保不住，阿慧的夢看來難圓。熱愛粵劇的新人自力更生，應該說快樂地自討苦吃，在環頭環尾的文娛中心，求得一兩天檔期，一年才演上一兩次，算是滿足自娛，畢竟磨練機會太貧乏了，粵劇要傳承，真是艱難。
崑劇，被譽為「中國戲曲之母」，唱辭典雅，造功優美，可惜粗快的時代風格容不下，儘管經有心人士努力搶救保護，又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我對這個外國人認可給予的稱號很反感，只是人家往往以此為榮，常亮作招牌，我也隨俗用了。崑劇觀眾日少，演出機會也得辛苦爭取，似乎景並不理想。但人家有一群熱心支持者：包括不同派別的演員、不同行檔的師傅、有錢有心的觀眾，可以說無私的付出支持。
例如兩位同派別的老師，各自傳授一齣首本戲給同一個年輕演員。一位高齡師傅義務擔任掌板。一位做玉石生意的青年老闆資助了在江寧府學古戲台的全年演出專場費用。江蘇省崑劇院有了這巨大助力，可以天天免費招待觀眾看戲，演員可以天天踏台板經典戲，火裏風裏磨，磨出真功夫。看台上背幕貼「盛世寶玉」四個大字，是資助者的廣告，崑劇正是傳承的寶玉。
[小思]

羅志華的紀念碑

青文書屋兩套叢書及其他目錄初編
文章日期：2008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編按：也斯所撰之羅志華紀念文章，是三行長長的青文出版書目——包括他和羅志華所策劃、影響幾代文藝青年之「文化視野叢書」。此為含蓄的致意，也是引導我們的目光往我城文藝出版圖景、過去與前路的方式。
文化視野叢書（21本）
1.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評論，1996年1月）
2.游靜：《另起爐灶》（評論，1996年5月）
3.黃碧雲：《我們如此很好》（散文，1996年5月）
4.心猿：《狂城亂馬》（小說，1996年8月）
5.也斯：《越界書簡》（評論，1996年8月）
6.李國威：《李國威文集》（1996年9月）
7.黃淑嫻：《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評論，1997年8月）
8.王仁芸：《如此》（散文，1997年1月）
9.葉輝：《浮城後記》（散文，1997年10月）
10.丘世文：《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散文，1997年11月）
11.羅貴祥編：《觀景窗》（評論，1998年7月）
12.也斯：《失憶的女人》（小說，未出版）
13.錢雅婷編：《十人詩選》（1998年7月）
14.張燦輝：《情愛與中西文化》（評論，未出版）
15.丘世文：《周日上的顧西蒙》（小說，1998年9月）
16丘世文：《一人觀眾》（散文，1999年3月）
17.許焯權：《空間的文化》（評論，1999年4月）
18.陳冠中：《什都沒有發生》（小說，1999年9月）
19.陳冠中：《半唐番城市筆記》（評論，2000年6月）
20.葉輝：《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評論，2001年5月）
21.崑南：《地的門》（小說，2001年7月）
「青文評論」叢書
（13本，另有青文評論，共4期，2001—2004）
陳耀成：《情色地圖》（電影文學劇本及評論，2001）
鍾國強：《城市浮游》（詩集，2002）
洛楓：《女聲喧嘩：媒介與文化閱讀》（評論，2002）
游靜：《好郁》（劇本及評論集，2002）
王良和：《魚咒》（小說，2002）
陳雲：《故我猶在：香港山居憶舊》（散文，2003）
謝曉虹：《好黑》（小說，2003）
韓麗珠：《寧靜的獸》（小說，2004）
湯禎兆：《雜踏香港》（評論，2004）
危令敦：《天南海外讀小說：當代華文作品評論集》（評論，2004）
鍾國強：《生長的房子》（詩集，2004）
洛楓：《飛天棺材》（詩集，2006）
陳汗：《滴水觀音》（小說，2006）
後記：1995年我請辭了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主席的工作，希望回到寫作，實際做點事。有感於當時還未有一套結合文學創作和文化評論的叢書，乃想開拓不同的空間，讓一些不同的想法有個平台。剛好跟青文書屋羅志華兄談起，促成了文化視野叢書的誕生。我當時希望叢書能保持水準，自足生存，或者以書養書，互相補襯。策劃和編輯工作主要都是義務的，也有自資出版，後來也有申請少量資助，以支付工作人員和印刷費用。整個過程可說艱苦經營，到2001年實際出了19本書。我的工作日益繁重，實在無法繼續做下去。倒是葉輝在2001年到2006間繼續為青文書屋編了另一套青文評論叢書，共13本，包括了不少當代年輕作家的作品。經營文藝出版的苦況，冷暖自知，其間還賴朋友的支持與諒解！
羅志華兄從三聯書店任店員到往青文工作，在這由青年文學獎的好風氣發展出來的書屋中，原來五位股東離去後，他大膽地獨挑大樑，在他散漫而不失開放的作風底下，就記憶所及，1983年至今還可列出部分出版書目如下：
張楚勇編：《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1983）
陳耀成：《夢存集》（散文，1987）
馬國明編：《階級分析與香港》（評論，1988）
周兆祥、羅維恩、梁淑君合編：《綠色思想與香港》（評論，1988）
史文鴻：《媒介與文化》（評論，1989）
王卓祺：《社會行動與香港》（評論，1989）
章嘉雯（呂大樂）：《攜改錯液赴考的一代：普及文化觀察》
（評論，1990）
羅貴祥：《大眾文化與香港》（評論，1990）
周華山：《電視已死》（評論，1990）
周華山：《解構香港電影》（評論，1990）
周華山：《周潤發現象》（評論，1990）
黃淑嫻、楊美儀、余詠莊：《香港文學書目》（1996）
梁春發：《梁春發文集》（1996）
嶺南學院翻譯系學生：《空間成長回憶》（散文，1997）
黃勤帶：《填海記》（攝影，1997）
游順釗：《祭無言》（散文，1997）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評論，1997）
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評論，1997）
文思慧、梁美儀編：《思行交匯點：哲學在香港》（1997）
蔡子強編：《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1998）
青文書屋的結束，而至羅志華的逝去，我看不僅是個人的問題。實在更提醒了我們，在表面熱鬧的文藝活動背後，目前文藝出版、銷售、版權、傳媒、評論、閱讀風氣的種種問題，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明白的人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人還是會不明白下去的。我們也只能嘗試初步整理一份書目，作為記錄。個人能力有限，開了兩晚通宵，最後還賴友人之助，熟不言謝了。望各方知者補充校正。
Info．告別
羅志華先生喪禮將於本周四 （2月28日）晚假九龍殯儀館設靈，周五（29日）辭靈出殯；另於下周五（3月7日）下午5點半，將於中環三聯創BookCafe 有一場追思會，地址：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2字樓，可參見網址 http://lawchiwah.wordpress.com
[文／也斯]

香港電台 《不死傳奇——鄧麗君》

鄧麗君「不死傳奇」事件簿

文章日期：2008年1月5日
【明報專訊】當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雷射唱片、MP3經歷時日的演進，30年來，流行音樂的深刻靈魂又游漂到何處？
當她的歌聲透出她的感情、傷痛，甚至淚水，觸動了你的心房，你是否想起她一串閃爍滲混了哀愁，一點浪漫交纏淒美的生命。當《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來》、《但願人長久》、《再見我的愛人》響起，香港人又正在思念誰。
香港電台 《不死傳奇——鄧麗君》，與觀眾再次回味她的風采，今天晚上7:35無電視翡翠台放映。

閱讀時光。王朔。《致女兒書》

K,
王朔，這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臭《頑主》，曾經顛倒了多少眾生。小女子不相信他能夠對女兒坦誠，但是相信他一定會贏的女兒的喜愛，因為他最懂得如何“犯混”，混到教人，不舍棄之，唯有寵愛。
他生的是女兒，真好。如果是兒子，不可想象。要么繼續流氓，要么給老父一個顛覆，都會讓人受不了。

我們還是喜歡“王朔的王朔”。
記得當年看完《頑主》，幾個人真的喳喳呼呼上了街，就是想找茬和人打一架，吵一架，好玩的不得了。
在港看《看上去很美》，呵呵，就回到了我的部隊幼兒園：那一長溜蹲坑啊，恍如隔日。真的，就是女生欺負男生，還“不許反抗，不然再也不理你！”、“大辮子張老師，好看得像電影畫片兒”、“幼兒園的饅頭可大啦，比雞蛋還大！”(以上純屬交代，是語錄，媽媽記錄下的。)
反正不會永遠活
文章日期：2007年12月29日
【明報專訊】讀王朔新著《致女兒書》，薄薄的，才一百頁，不到三萬字吧，卻是動容者多，處處感受到一位父親的自私和偉大，計較與包容。
文字是王朔的一貫風格，尖銳果斷，彷彿恨不得在每一行每一句裏盡天下人。但這回，不止天下人，連自己也了，王朔揭開自己的陰暗與軟弱，對女兒說盡自己的灰與沉，寫完之後，我猜他必有耗脫之感。或如他所說，「做了小人就勇敢地當一個小人，這是我在你面前僅能保存的最後一點榮譽感」。王朔的文字有稜有角，若用北方腔調的普通話去讀，極有音樂的節奏感，對文字認真的人，一定懂得欣賞。
在書內，王朔多次調侃了母親；在書末，有跋，以問答形式出現，王朔說了一段警語﹕「說真的，我特別猶豫，原來我想再寫一點，但也不想寫了。 這裏頭，我也需要一個勇氣，我的勇氣也有限。簡短點吧，說多了反而言不由衷。最後想對我媽說聲，對不起。要是冒犯了誰使誰不痛快了請你這麼想﹕反正咱們也不會永遠活，早晚有一天，很快，就會永不相見。」
這是赤裸裸的殘酷。這也是赤裸裸的真實。
父母與子女，以至於任何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有今生，沒來世」，就是短短的這把日子而已，對於得失愛恨，換個角度想想，便容易釋然。
王朔的序也是好看的。他謂，「總的說來，在這裏再次證明了我是不甘寂寞的、虛榮的、拿親情出來賣錢的——那怎麼了？我就這樣。瞧不起我別買呀。就跟你多正經似的。誰也沒求你」。
痛快淋漓。下次出書，我打算借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黃谷柳。吳祖光。《蝦球傳》。

黃谷柳與《蝦球傳》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蝦球傳》的主角蝦球在戰後香港到處流浪，晚上睡在騎樓底或樓梯底，最後「覺得這個鬼地方不能待下去了」，於是與朋友從紅磡、土瓜灣一路走至九龍城，遙遙望見獅子山，決定一起翻過獅子山回中國去。

這是黃谷柳名著《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的結尾，接寫蝦球輾轉到達廣州，後來參加了游擊隊的革命。黃谷柳（1908-1977）1927年曾在香港新聞學社讀新聞學，後於《循環日報》工作。抗戰爆發後參加抗日軍，1946年與家人重回香港，47至48年間，在《華商報》連載《蝦球傳》之〈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及〈山長水遠〉，1948年由新民主出版社印行單行本。

《蝦球傳》的前半部分，對戰後初期香港社會的不同層面有很寫實而細緻的描述，除了主角蝦球的經歷，也透過一名江湖人物鱷魚頭，帶出地方生活色彩，從尖沙嘴、紅磡、油麻地避風塘一帶，一直寫到屯門的不同團體組織，有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達德學院大學生，也有成立於戰後初期的人民自衛隊；當然整部《蝦球傳》的主題還是指出殖民地社會對人的剝削，蝦球因覺醒到這一點而決意返回內地，最終加入革命的行列。

《蝦球傳》在當時是很受歡迎的小說，1949年由吳祖光拍成電影，小說《蝦球傳》也多次再版，香港三聯書店1958年曾出版合訂本，70、80年代在內地亦發行多種版本，聞說銷量達20、30萬冊，2006年再由最早出版《蝦球傳》的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再版。

除了《蝦球傳》，黃谷柳還參與多齣電影的編劇工作，包括《羊城恨史》、《七十二家房客》和《此恨綿綿無絕期》等。1949年後，黃谷柳也好像蝦球一樣，北上祖國去了。

[文／陳智德]

流星雨

K,
就著流星雨喝酒，這碼子事，二十五年前，早干了，在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朗闊的廣場，一班所謂“關公好星”的同道相陪。
有天文望遠鏡，有吉他，有歌，有舞，當然，有酒，有文。呵呵。豈一個“爽”字了得。
不過，小女子當時就想，這輩子就看這一次，就做成生命中的“絕版”。叫誰也沒法兒，把那把劃過生命天空的星子，比下去。
看著流星雨，青春的你，盡全力舒展身體，好想飛！還記得么？
爽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6日
【明報專訊】我叫這是小西灣與柴灣友的後花園。上周末下午，乾爽風勁陽光足，由球場側一條路上龍躍徑。微斜的路，一隻短腳狗搖盛臀，走得氣來氣喘，盯牠幾分鐘，忍不住搭訕﹕牠好像快中暑了。帶狗的肥伯說﹕不會不會，牠跑得山多，瘦了不少啦。這兒不是西貢，不是山頂，算是庶民區域，是以遠遠有兩個外國青年，就吸引了大家的視線，他們左顧右盼，一派初到貴境的模樣，有個阿叔立時識途老馬，指手畫腳地引路。我身旁也有一個帶兒子的男士，看地圖，腳步猶豫，一問，果然是想找往大浪灣的路。

那個美好的八十年代不能沒有大浪灣，沙靚人少，清早一口氣由柴灣連城道而上，途經哥連臣角、墳場，下山是暢快的連跑帶跳。動作是指定的﹕在海灘士多吃一碗餐蛋福麵。三十三度的下午起爐燒雞全翼。衝浪。帶一個大車胎水泡浮出海面睡懶覺。不塗任何防曬日光浴整天，之後像蛇一樣脫皮兼痛得不能平臥睡覺。(關關：這時，用梳子輕輕拂過皮膚，就可在化妝舞會上，扮演斑馬!!呵呵。疼痛，后果自負。)

如今由龍的另一端而上，起點東移，殊途同歸，只是中段又可到靈灰閣探探親人。

根本不捨得走。(關關：山夜，風涼，帶酒哦。)

九年前一晚收工，跑上半山來看獅子座流星雨，知道一定不會失望。雨灑得非常豪爽，多得你的願望不夠用，如此良辰美景，狂喜得大叫大笑。不到四點，就見大班晨運客到來，是最快樂的一晚叫偏見也好，這兒比其他地方都好，有些見山欠水，有些太高太遠，小西灣呢，即使速，只需走三十分鐘，已可離開疊疊大廈，遠遠「擁抱太平洋」。我喜歡太平洋遠多於大西洋，太平洋是溫暖的，樂觀兼可親，而大浪灣，就是無憂、放肆與自由。[馮肯]

號外 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

城市與書﹕號外 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
2007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編按﹕有人說《號外》雜誌代表香港中產，那麼，《號外》的文章便應是香港中產的心聲。雜誌辦了30年，呂大樂教授選取了一些文章、一些照片，編輯成書，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香港中產，也讓更多的香港中產自我了解。呂大樂並為此撰文分析《號外》的時代意義，刊此，為記。
理直氣壯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 是《號外》的特色之一。
不是Turning Point
我的看法或者會令很多《號外》的長期讀者失望：1976年並不是香港近代歷史上的Turning Point。老老實實，《號外》創刊也不是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Turning Point。我們都清楚知道，這個世界發生過很多比《號外》創刊重要得多的事情。而要在歷史上真真正正稱得上為Turning Point的關鍵時刻，需具備扭轉局面的特點，能令整個社會發展過程於某一刻出現了一個分水嶺，從此有所謂的「之前」與「之後」；不過，這類轉變並不會經常發生。而很多事情其實也不一定需要處於一個轉折點才可以顯得它們特別有意思。
1976年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份。我敢說，雖然當年大家都感受到整個香港社會、經濟正在高速發展，人口充滿青春活力，但誰也不太肯定，究竟轉變是朝哪一個方向走下去，到了下一個5年、10年，這個社會將會有怎樣的一個面貌。甚至，現在我們稱那是形成香港社會本土文化、認同的重要階段，基本上都只是事後的理解。
七十年代中期是一個不確定的時期：1975年一度潛逃的前總警司葛柏貪污罪成，判入獄4年；大毒梟「跛豪」繩之於法；政府公布日後將設立獎券管理局，扣除彩金及稅項後，餘款用作資助社會福利及慈善事業，同時又可收打擊「字花」等非法賭博的效果。承接清潔香港、撲滅暴力罪行運動，殖民政府在這個時期進行了規範化的工程，把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面納入制度，建立一套公共秩序。但在1976年，我們又有好幾百個工商界團體召開反對廉政公署干預工商業習慣性回佣大會。誰說塵埃已經落定？
1976年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毛澤東先後離世，中國的領導層開始換班，山雨欲來，香港人靜觀其變。誰在那時會想到內地在1978年開始推行四個現代化，從此中國大陸翻天覆地，而香港亦重新發現腹地，改變它的發展路徑？
在文化方面，不久之前才大量輸入台灣的國語時代曲、歌廳文化、電影、小說，而高收視的電視片集《保鑣》還是新鮮滾熱辣，誰又會想像得到，下一階段將由「港式」普及文化獨領風騷，從此這套以廣府話為溝通基礎的俗文化成為廣大香港市民建立社會認同的基石，再而大量出口，在亞洲甚至世界闖出一個名堂？
對內、對外，當時香港人只知道轉變來得很快，可是誰都不敢確定哪個才是未來的方向。
這時候，《號外》創刊。
在同一段時間內，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會慢慢學習區分——香港不單止不是大陸或台灣，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的語言、生活。
超越左右 立足香港
很多人後來都搞錯了，把《號外》定位為城市生活雜誌──而且還用了對城市生活狹窄的定義——以為城市＝消費，生活＝媒介＋飲食＋時尚及其他。
對香港的「戰後嬰兒潮一代人」來說，「城市」一詞曾經特別有意思。香港曾經只是一個港，有時更來得直接，叫僑港。在小說、漫畫裏，叫埠，香港是H埠，澳門就叫M埠。何謂沒有性格、認同，這個埠的概念應該說明一切：進出之間，是埋埠、過埠。城市不同於港、埠，因為有City便有Citizens，而更重要的，是Citizenship：公民有他們的權利。我不是說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社會已經出現了公民權利的概念(殖民地政府視香港人為Residents，好自為之)，但卻開始成為一種由下而上的要求。
第一期《號外》於1976年9月出版。而剛好在一年之前，香港觀察社成立。雖然兩者並無關係，但卻有一共通點：不再停留在舊有那種左右派(在香港，意思是親中共Vs親國民黨)的二元化政治對立的思維，而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的議程。這個以本地社會問題、利益為主題的議程的出現，代表上一代「舊政治」的淡出。雖然國共之爭依然沒完沒了，各自繼續在香港搞統戰，但已經無以為繼，再難以主導公眾的關注和議論。新社會議程的出現超越了舊有的左與右之分，同時也擺脫了原來國共那種意識形態框架，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各自以其價值、角度來審視香港的社會狀。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
《號外》第一期便刊出社區組織協會(SOCO)的訪問，這絕對不是事前未經認真思考的安排。訪問稿的副題是「滋事分子？」。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當年SOCO協助居民所組織的「社會行動」已經成為平常事，若不加插一點「戲劇元素」，提高一下事情的新聞價值，恐怕新聞媒體也未必會有報道的興趣；可是在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卻足以令殖民地政府成立特別小組認真監視這些壓力團體(監視對象也包括了香港觀察社)的一舉一動。《號外》對這樣一個「搞事」組織感到好奇，因為這些新興社會團體正在塑造新的社會議程。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會明白，為什麼最早期的《號外》以The Tabloid自居，還要補上「新聞與藝術」加以說明。新聞是指Investigative Journalism、New Journalism。新新聞講求角度，要改變過往受眾與新聞媒體報道的關係。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以發掘問題的方式，介入社會。至於評論，不再重複舊時的兩種極端(一是純粹以既定政治立場的表述，另一則是假裝持平，實質模稜兩可)，要有觀點。新聞不只是資訊，而評論成為了與讀者的對話，議論香港、大陸、台灣及世界各地的社會、政治、文化大事。
What's next?
現在，《號外》是一件Artifact。可幸，是活的Artifact。
形容《號外》在不斷成長，那太過敷衍了，與所謂的「號外風格」也格格不入。事實上，在30年的歷史裏一定有得有失。
如果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是《號外》創刊時期的重點之一，後來這個任務交由「姊妹刊物」《國際城市》接棒。不過，這樣構思的刊物捱不過市場的考驗。
《號外》一直嘗試將評論提升至思潮的層次，由文化評論、文學評論、哲學、社會理論，以至戲劇理論等，在不同時期的《號外》都佔過一個位置，甚至比較很多環節更有連貫性(但卻未有得到合乎比例的注意)。早年有關如何對待理論、思潮，甚至成為了文化圈內爭辯的議題。但真正的挑戰，似乎不是在於編輯是否願意預備足夠版面，而是批判思潮早已失去了七十年代理想主義與激情所形成的讀者群。
30年的《號外》一定有高潮、低潮。說30年來始終如一，肯定是假話(而且假得很離譜)。早年的創刊精神是否無以為繼？這個問題好像自從1977年第一次改版(由小報改為16開雜誌形式)以來，便有讀者提出類似的問題。
對《號外》的真正挑戰，並非上面的問題，而是What's next？香港還甘心於只做一個普通的城市嗎？會甘心於做中國芸芸城市中的一個嗎？《號外》也只不過是一份城市雜誌而已？
【本文經編輯刪節】
文／呂大樂

聽聽歌吧。羅大佑。鄧麗君。王菲。

K,
今天是光棍兒節，聽聽這些老歌過節吧。最終，誰不是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呢？不談情。
攜同前塵一起遠行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1日
一個人在霧裏，就想起王菲《迷路》裏的一句：攜同前塵一起遠行。
其實，我們誰不是帶「昨日的我」在旅遊？今日的我不就是無數件前塵往事的總和？
我們從學校天天學習的英文，說了十多二十年，流利是非常流利，但卻總烙下揮不掉的印記，一開口便是港式英語。
小時候在電視聽到了馬達加斯加，奇怪的名字，有趣的發音，想像全速馳騁，自此記住了它，認定它是天涯海角與冒險樂園，雖然後來知道它不過是個島，可是想去那裏的慾念，卻從來沒熄滅過。
英國很遠，十二小時的飛行距離，但那裏有小時候最愛的鮮紅色郵筒。香港已經沒有了，遠在天邊的倫敦，倒讓我們重遇童年的無猜歲月。這麼遠卻那麼近。
她為什麼喜歡首爾，因為她在那裏一見鍾情，一頭栽入幸福裏。他為什麼討厭巴黎，因為他在最浪漫的地方被人偷盡錢財。為什麼他用的行李箱是少見的鮮橙色，因為他之前的深藍色行李，被人調包了。為什麼她非去那裏不可，因為她初戀的男生，就在那裏出生與成長……
[黃潔玲 ]

閱讀期待。劉紹銘《能不依依》。

依依不捨 文字滋味
2007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我早就在書面上認識劉紹銘了，最早讀到的是《吃馬鈴薯的日子》，而後是《二殘遊記》，記述他在美國讀書的艱難日子，寫得生動活潑，亦莊亦諧，不乏幽默。《吃》可謂之為長篇紀實散文，《二殘》該算是新章回體小說，風格與《吃》相近，嘻笑怒多些，文字一樣「生猛」。他有過表白，「二殘不是自傳，也不是小說，只是一個吃時代塵埃的美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後來他的文章讀多了，對他的「歷程」也近乎「瞭如指掌」了。
他出身貧寒，十來歲就在香港社會下層打滾。不信？有文為證：
「我當時剛好是失學少年，過童工歲月，寄居親戚家。」「我出身市井，幼年曾在半山區般含道的大行的士公司當電話接線生。」若嫌其太簡，再抄一段他的「坦白交代」：「在香港念完初一後，就失學。先在一印店當了兩年的學徒，後來改在一家計程車公司當接線生。正常的教育機會失去，一有空閒，就看雜七雜八的小說和報紙副刊。看多了，就會模仿。如果我那時還在受教育的話，那應該是高一那一年，寫成了第一篇3000字左右的報紙副刊小說，投到當時新辦的《中聲晚報》。想不到，竟登了出來了。」以後當過印刷店經紀、書店伙計和黑市小學教員。通過投稿認識了張葆恩、余英時、楊際光、三蘇。16歲那年得了肺結核，看不起醫生，買了針藥，楊際光給他注射。他一生不忘。
這段「克難」的日子，在他的新著《能不依依》中，你仍可以讀到。誰能忘記過去呢？忘記過去則是對自已的背離。
到了台灣念大學，4年的生活都靠他在港練就的那支筆賺取稿費維持。
他是苦讀出來的，所歷辛酸可想而知。他一本散文集取名出自於「一蓑煙雨任平生」的《煙雨平生》，不無對那段生活的感慨和寄託。
董橋「文」 劉紹銘「野」
我早已從閱讀裏得知他有酒名，善調雞尾酒，修煉到半仙的地步，亦有文為證：「茶有茶道，酒有酒道，而馬丁尼之調製，要得上品，需拿出齋戒沐浴的虔誠心情。先取矮腳夜光杯一隻，置於冰箱冷櫃待用。杜松子與苦艾酒，寧缺毋濫。前者得用英國進口貨，如『吃牛肉的人』，後者應取來自蘇菲亞羅蘭故鄉的馬丁尼牌。一般酒吧酒保，若非事前指定，均用三『松』一『苦』的對比，實小兒科耳。均生兄與我，常從五一之數。是時也，潔手切澄黃檸檬皮一小圈，取出冰櫃已上薄霜之夜光杯，注入受過冰塊洗禮的杜松苦艾，作『唇』飲，味如仙醍。」
酒能調到這個境界，中英文到了他手裏，中譯英，英譯中，亦如他之調酒皆手到擒來，翻手則為雲覆手則為雨，乃等閒事一樁，連董橋也在《劉文指要》佩服一番。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是他主持翻譯的，得以嘉惠兩岸讀書人，此書廣為流播，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諸家得以「翻身得解放」，夏志清固然是首功，紹銘大哥之功豈不大哉？但他的主力還在研究和推廣中國文學上，英文著作《曹禺論》，編譯為英文的《中國中短篇小說》諸書，現在仍是大學的教本；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讀，所得結論就是一句話：「涕淚交零的中國現代文學」，形象而生動，一語中的。如此才俊，一出關就不同凡響，九十年代首次應邀回大陸開學術會，太原主辦方安排他入住「總統套房」，以最高待遇招待，連見慣大場面的紹銘大哥，見禮儀之邦的如此禮數亦受寵若驚。一次去華東師大演講，學生聞風而至，他沒想到竟然當了一回「學術明星」，頻呼過癮。
不過，隨筆才是他的拿手好戲。在香港作家中，董橋「文」劉紹銘「野」，各顯本色。我說「野」，是說他的文字放得開，有難得的野趣，野性，潑辣，恣縱不羈，不拘泥，不避俗詞俗語，又能化俗為雅。在他的隨筆的行文中，常引入一些市井語或大陸的一些時興俗語，有斑駁之流采，勃勃之生氣。有些隨筆，旁徵博引，隨手拈來，既不滯澀，也不枯乾，如路之四通八通，又路標明晰，顯學者本色，得隨筆之自在。其新著《能不依依》，雖是報章上的專欄文字，還得「戴鐐銬跳舞」，劉大哥卻舞出了龍吟與鳳韻，一刻也未離其教授的當行本色，其學(所讀過的中外書籍及其吸納消化)無時無刻不在文中顯現。然而最見其文字生機的本領，依我之見還在於「野」。我讀《能不依依》書稿，當讀到〈大鳴大放〉一文，說及林行止的〈屁話連篇〉，劉大哥用上非常政治的「戒急用忍」四字，我禁不住笑出聲來。此四字用在放屁上，妙到毫顛，妙不可言。屁雖是生理現象，亦如毛主席教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本來或響屁一聲或悶響如滾雷，你一用李登輝的「戒急用忍」訣，其氣受阻，忍無可忍之際，或連放三響，或長音如笛，更見尷尬。這種「野」趣，在紹銘大哥的文章中常常可以讀到，過癮至極。你要出身書香門第、無處不雅的董橋也來一手，他才不幹呢。
在文字不再感人的時代，在報紙不再有小說版和校園版的時代，「什麼文字都不看，只看電影的話，說時遲那時快中國就會變成『文盲大國』了」(此處的「說時遲那時快」是劉紹銘的招牌風格)，對那逝去的日子我們能不依依？回想過去，讀劉紹銘新著書稿，我腦海裏冒出的是：還能再來一個劉紹銘嗎？
(本文經編輯刪節，標題為編輯所取)
劉紹銘，廣東惠陽人，生於香港，筆名二殘。1960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就讀大學期間與白先勇、葉維廉、李歐梵等台大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66年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退休前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兼翻譯系講座教授。
古劍，原名辜健，為《文學世紀》(已停刊)雜誌主編。曾出版和編著有《夢系人間》、《香港記憶》等；1939年生於馬來西亞，少年時返中國升學。61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福建華僑大學中文系。74年移居香港。
《能不依依》
作者﹕劉紹銘
出版﹕天地／香港
文／古劍

中環山坡上的土地的故事

k,
讀之，為親親土地，動容。是啊，歷史，其實是有跡可尋的。“偉大”，更多時候，就在身邊，在溫暖的歷史細節里，而不在遙遠，時與空。人們啊，何時才能洞悉，鄰家的胡須“阿叔”，其實就是時代的旗手吶？
山坡上，一塊地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這是一篇關於一幅位於中環山坡上的土地的故事。
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地皮原列於勾地表內，可供發展商興建兩座30多層高的住宅大廈。中西區關注組過去兩年一直透過規劃申請爭取將地皮改劃為公共休憩空間及社區用地，及完整保育地皮內的中央書院遺蹟。最後特首宣布將此地皮剔出勾地表一年，並邀請關注團體提交活化方案，同時，古物古蹟辦事處證實在兩座警察宿舍中間的平台發掘到中央書院的地基遺蹟。筆者一直監察並拍攝整個考古發掘過程，驚見古蹟出土，特以本文說說這塊土地的故事，並提出一些問題。
在荷李活道以南的山坡上有這樣的一塊土地：形狀近方，唯北邊呈弧形，地塊沿山坡建成三層平台，四周被護土牆及石牆重重圍。只有兩個入口，南面的入口只容一人經過，隔鐵欄可看見一道雅致的花崗岩石階。東面的入口較大，可供車輛進入，一樣是鐵欄深鎖，一棵不知名的大樹聳立在牆內。最底部分是一列護土牆，牆上長十多棵垂榕，剛勁的樹根有被斬伐過的痕。再往西走，沿石階而上，仍然是高高的護土牆，近梯級盡處的石牆部分被英泥封閉，似是一個從前的入口。圍牆內有兩座建於50年代初的七層警察宿舍，現已空置，灰白的外牆日漸剝落，封塵的窗戶卻半開。
這樣的一塊土地維持這狀態已經十年，大家彷彿忘記了它的存在。
有誰知道，這裏曾聳立過一間在香港教育史上最輝煌、最震懾人心的學校？
革命的基石
中央書院於1862年在歌賦街創立，是香港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學校，1889年遷往荷李活道，易名維多利亞書院。1894之後再易名皇仁書院。
1884年4月26日，一名來自香山的18歲青年首次踏足荷李活道的校址，參加新校舍的奠基儀式。中央書院的收生紀錄提供了這些資料：孫帝象，入學編號2746，住址必列者士街2號，年齡18歲，入學日期1884年4月15日，父母居於香山。就這樣，年輕的孫帝象在開學後的第十二日，高高興興地隨大隊走過馬路對面的新校址，看當時的港督寶雲爵士把基石埋在地下。孫帝象，即今日我們熟悉的孫中山先生，於中央書院就讀兩年後離校，未能看到新校建成。1923年他在香港大學演講，卻提及當年的情懷：
我於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交，情形迴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我恆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70、80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其故安在？
我們無法知道荷李活道校舍奠基對孫帝象有什麼啟發，但肯定的是，中央書院的西方教育以及在香港的經歷奠定了他日後的革命思想，亦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
我們今天還能找到這段歷史的印記嗎？孫帝象當日肅立之處，正正就在荷李活道那塊奇妙的土地之內。
鴨巴甸街上的老太太
時維1889年7月10日，歷時5年及耗資25萬元的建校工程終於告一段落，維多利亞書院的師生首次踏足新校園。由山下仰望，新校的建築宏偉得像一座華美的城堡。
位於鴨巴甸街近荷李活道街角有一個入口，是學生從山腳步行上學最常用的通道，由該處可走進下層操場。這兒種植了12株樹，屬Aleuritis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護蔭這校園，被稱為「十二門徒」。其中一株，曾被閃電擊中而生出真菌，是為猶大。
沿連接上下平台長長的花崗岩石階向上走，來到上層操場，這兒是學生們踢毽、做早操、打球的地方。從操場走進校舍，先來到一個幽暗的地牢，再上一層才是入口大堂（由士丹頓街正門進入），也是學校的中心地帶——大禮堂。
從學校的舊照可見到梳辮子的學生在大禮堂內專心地應付考試，背後是高高的羅馬式石柱；也有1913年英王佐治五世登基時，香港殖民地政府在大禮堂舉行慶祝晚宴的景：禮堂的四周掛滿王室、校長的肖像，賓客舉杯致敬，一片喧鬧和繁華。時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大英帝國」最光輝的回憶。
再去看課室：數十名學生坐在光線微弱、如深沉洞穴的班房裏，聽老師在台上講學。吊扇緩緩在轉，難驅散南中國的悶熱。從露台外望，維多利亞港的景色盡收眼底。
翻看皇仁書院的歷史圖片集，一張張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在眼前展現：孫中山、廖仲凱、唐紹儀、王寵惠、陳錦濤、溫宗堯、黃文山、何東、何啟、韋玉、霍英東……這些在中港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學生時代是怎樣渡過的呢？「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皇仁精神，是怎樣啟發了他們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期間，這座被尊稱為「鴨巴甸街上的老太太」（The Old Lady of Aberdeen Street） 的華美城堡失陷，成為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學生的書桌淪為飼料箱。1944年一場大火摧校舍頂部，校園物資盡毀，只剩校長Dr Bateson Wright 之半身像埋藏在瓦礫之下。
校長 Mr de Rome 於戰後返回校舍，看見一片頹垣敗瓦，痛心疾首，依依不捨向這前人努力耕耘的心血結晶作最後致敬（「I saluted the scene of a life's work and said farewell」）。
城堡沒落了，只剩下四幅圍牆、一些台階，可是這學校的人文精神，以某種狀態存活在荷李活道那塊土地之內。
由城隍到特首
時間推前到1843年，英軍登陸香港島不久，本地華人在荷李活道的山坡上興建一座城隍廟。這是一片陡峭的土地，分隔維多利亞城的歐人住宅區和西面的華人聚居地。
從1865年的差餉估值資料得知，城隍廟當時的估值是240元，比皇后大道東的大王宮廟的估值（120元）高一倍，但相比1847年興建的文武廟（估值1,320元），城隍廟的規模就相對較小。
我們對城隍廟所知不多，歷史學家Carl T.Smith曾在其1973年的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引述，估計城隍廟除祭祀外應該是作社區會堂的用途。城隍原是守護城池的神，保一方安寧，時代推移，漸漸加重功能，包括祈雨、祝豐收、預卜吉凶、驅邪除病、冥間諸事全都歸其管轄。另一種說法是城隍是神界的司法官，因此民間發生糾紛，或有冤屈時，都會到城隍廟斬雞頭發誓。如是者，城隍廟可能是殖民地時期香港市區內的第一座華人社區建設項目。
1852年葡籍的Floriano Antonio Rangel購入這片土地，在城隍廟周邊興建50間房屋。1876年政府買回土地，翌年刊憲拍賣所有建築物料（包括城隍廟），但訂明買方不能破壞建築物的地基及擋土牆。政府在清理所有地面上建築後發現地皮已形成平台，遂依照地形設計中央書院。
經過百多年的變遷，城隍廟、中央書院的地基是否仍埋在荷李活道地下？專業的考古探索十分重要，發掘到的遺蹟立體地展現了這片土地的歷史深度，亦承載了實體存在與消失的精神意義。
有形與無形
1951年，荷李活道的地皮在戰後重建成兩座已婚警察宿舍，實用的七層設計，樸實無華，是許多警員及其家人的理想居所。我們的特首曾蔭權及前警務處長曾蔭培，就在這兒度過他們的童年歲月。長大後，弟弟步父親的後塵成為執法者，哥哥則成為特區的領導，並曾多次重返舊居，探訪認識多年的老街坊。
160多年前本地華人選擇在這裏興建他們最重要的廟宇，供奉城市的守護神；40多年後政府又選擇在這裏興建它最宏偉的學校，培育了無數的社會領袖；六十多年後政府在這裏興建了兩座樸實無華的警察宿舍，竟也孕育了我們今日的特首。這一切並非偶然，在這片土地上出現的選擇和巧合，為這城市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讓我們知道：歷史，其實是有可尋的。
沿陡斜狹窄的鴨巴甸街走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並非因其建築獨特，而是在這裏我們能罕有地看見城市的一片天空。宿舍底部的護土牆用不規則的石塊砌成，令人想起百多年前殖民地政府在這兒開墾維多利亞城，是將山坡剷平，護土牆用來防止泥土鬆脫，現在卻成為那一段歷史的見證，透露前人是怎樣去適應和改造環境。
護土牆上的石隙為雀鳥帶來的榕樹種子提供生長的環境，強壯的樹根吸取石牆的養分和水分，長成今天橫跨荷李活道的綠蔭，是我城獨特的文化景觀。
若果政府容許的話，我們大可走進圍牆內，近距離看看荒廢多年的警察宿舍。年前曾作鬼片的場景，這兒確實有點蒼涼。嘗試去找408室，是否在走廊的盡處，當一切都靜下來時，能否聽到少年被嚴父訓導的聲音？
再走回平台，站在兩座宿舍之間，這裏曾是中央書院的心臟地帶，整座校舍設計得最宏美的部分。新校舍奠基當日，孫中山先生站在那兒呢？傳聞中，學校的基石連同一些金幣就埋在校園的東北角，東北是傳統上吉利的方位，這塊基石今天還在嗎？
城隍廟的確實位置在哪裏？只知道是91號地段，即地皮的西北位置。也難怪，這兒旁邊有一條城隍街，揭示這一段早已湮沒的歷史。當日城隍廟拆卸，城隍像被安放在哪裏？會不會就在附近的文武廟？
這一連串的問題，以及日後再發掘到的新問題，將成為這塊土地之歷史價值的註腳。當政府在大談「集體回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究竟能否做到真正的保育，還是仍停留在支解古蹟、以牌匾代替之的層次，這塊土地的去留將會是一次重要的測試。
完稿當日，考古學家已完成在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地皮的發掘工作，掘出懷疑是中央書院的地基，在這個常被人說為沒有歷史的城市，可謂難得一見。回歸十年，香港人（包括年輕一代）正積極找尋和確認自己的身分，由考古引伸出來對歷史的認知與關懷，是文物保育運動最渴望達至的目標。畢竟，一塊擁有如此完整歷史脈絡的土地，對城市及民眾的意義，實在不應單純以土地價值去估量。[文／羅雅寧 中西區關注組成員]

戒不掉的《色，戒》

K,
百樂門的斜對面有個餐廳叫“鷺鷺”，地道的上海菜，我的最愛：鯽魚湯啊，小黃魚，薺菜絆香干，還有蔥燒芋頭，當然，腌篤鮮。
去年冬季，請了上海大姨媽和九十歲的老保姆舅婆，出來白相，就在“鷺鷺”打尖兒。老太太要求坐在全場的最里角兒，小女子笑說：老太太好精明的，個個地方啊，是看全場戲最好的地界兒了。老太太用換過眼角膜的眼睛，亮亮地看著小女子笑：啥么子都瞞不過小東個眼——。呵呵。
其實啊，“鷺鷺”在夢城也是有的，是上海母店的香港分店，就在港分邊上摩理臣山道南洋酒店South Pacific Hotel的地下一樓。分社的小才女萍兒，第一次帶小女子進入那會講些吳儂軟語的餐廳，小女子就認定那兒作為在夢城的食堂之一了。那里的服務生，還是有些上海灘的味道，記得女士的面容與口味，再去就會有老友的感覺。
有趣的是，夢城的“鷺鷺”也是藝文人士喜歡的地界兒，某次就遇到過《良友》的老主編。
有點想念姐姐妹妹的“鷺鷺”聚會了，我們不打脂粉架。呵呵。
舞女示威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色，戒》裏有一個「老吳」，王佳芝請他轉信給父親，他卻轉身把信燒掉，或許在其眼中，大時代裏容不下父女私情，但當觀眾看到此幕，難免心裏怨恨其心狠手辣，並且暗一聲：有冇搞×錯呀？
那年頭的歷史現實裏亦有一位搞地下工作的「老吳」，吳開先，丁默把他抓了，日本人卻把他放了，抗戰結束，這個幸運的笨蛋還能當上社會局長，在跟蔣介石逃跑到台灣以前，風光了好一陣子。
可是，笨蛋終究是笨蛋，吳開先在主管上海社會局期間，曾因言而無信和辦事不力，鬧出了一場「舞女動亂」，足被納入廿世紀版的《世說新語》。
話說道貌岸然的蔣介石於戰後被共產黨打個落花流水，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泄，竟以舞女為出氣袋，於一九四七年底，以「戡亂建國」為名向全國下達「禁舞令」。上海乃十里洋場，舞廳數量自是全國之冠，舞女勢力亦是全國最大，舞廳同業公會的話事人往找吳開先講數，望能放寬執行；或許因為收了賄賂，也或許因為膽小怕事，吳開先同意了，答應分三次禁絕舞廳，誰先誰後，由抽籤決定，而且保證大型舞廳可被豁免於第一批的抽籤名單。
一九四八年一月卅一日，抽籤之日，本來預定下午三點開始，吳開先不知何故突然改變主意，通知所有舞廳東主於早上前往社會局進行抽籤，更刪去了大舞廳的豁免權，一視同「禁」，沒有大細超。
這下子可惹怒了舞小姐們，數千名濃妝艷抹的鶯鶯燕燕立即跑到南京路上遊行抗議，高喊「製造失業，誰屍其咎；逼良為娼，於心何忍」，威脅若不准她們伴舞，為了生計，她們只好站在街上當娼。
如何收科？遊行隊伍後來索性衝上社會局找吳開先算帳，警察鎮壓，棍棒亂飛，身穿旗袍的姐妹們以銳利的手指甲做武器還擊，打了一場既暴力也香艷的混仗。事情鬧大了，欺善怕惡的蔣介石讓步了，宣布收回禁令，准許舞照跳，至於帶頭鬧事的舞大班 則獲輕判，大事化小，喜劇收場。
其後坊間傳言，經常有人見到老吳於晚上去百樂門跳舞。百樂門舞廳的大門一直開，直至今天，蔣介石和毛澤東都不能把它關上。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