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日期：2011年3月5日
【明報專訊】不久前北京圖書訂貨會上，組委會組織書媒編輯、記者參與推薦「2011年媒體最期待的10本書」，我也被邀請推薦了自己眼中的年度十本好書。雖然最後公布的結果和我的期待十書只有四本重合，分別為：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賈平凹《古爐》、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和蔡定劍《論道憲法》，但已經很高興媒體同仁能在這四本上和我達成共識。當時，只給主辦方列了書名，沒具體談為什麼期待。這裏，我想囉嗦一下，給香港的讀者朋友們談幾句我的期待理由。
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時間進入辛亥年，我們的閱讀生活將新增這一項。閱讀辛亥，是這一年我們很需要認真對待的事。張鳴用老辣筆法追蹤這場大變革所呈現的精彩歷史畫面，用歷史學家獨有的執著與認真，發掘歷史最深處的真相。辛亥百年，我們需要多角度呈現這段歷史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和留下的示，張鳴這本書開了個好頭，相信陸續有其他角度的辛亥之書，能豐富我們在辛亥閱讀上的全面需求。
賈平凹《古爐》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賈平凹的童年正好趕上文革，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內心是渴望用自己的方式講述那段歷史的。這本回憶體小說，賈平凹開始用理性的文筆反思文革。在小說中，以自己熟悉的背景和故事，以燒製瓷器的村子的動盪為線索，讓我們看到一個個人的記憶、村子的記憶，也是一個國家的記憶。和他以往作品一樣，賈平凹的作品帶鄉土氣息，極具文學特性，這樣的文本呈現讓人對文學充滿敬意。
張大春《城邦暴力團》（上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張大春進入內地讀者視野已經有幾年了，知名度也在穩步上升，但在我心中，《城邦暴力團》和張大春才是綑綁的，甚至我認為，只有《城邦暴力團》才最代表張大春在文學上給我的影響。各種宣傳說這是一本武俠小說，其實這樣的噱頭是有點偏離我的閱讀需求的。雖然我愛武俠，但在張大春的武俠中，我更喜歡張大春式的非武俠文本呈現，如詩詞、對聯、字謎、星相、武術、醫道、卦算等。當然，這本書沒有讓我失望。
陳丹青《笑談大先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大先生魯迅在中國被無數人解讀、研究和笑談，但陳丹青笑談魯迅卻引起了足夠多的關注，這也許是個意外，但其實也是正常。因為我們大多數情下，對魯迅的認識太主流了，太片面了，或者說太意識形態了，很少有人把他放平，用平視的眼光和笑談的方式呈現。陳丹青的這組文章都在媒體發表過，現在結集並有一篇新料，依然值得我們對之抱以閱讀期待。
蔡定劍 《論道憲法》
譯林出版社 2010年2月
期待理由：剛剛去世不久的蔡定劍先生，年底接受了很多媒體的致敬。他的作品《民主是一種現代生活》從被人忽視而受人關注，並成為很多媒體的年度十大好書之一。但蔡先生最重要的作品，卻在他去世之後才得以出版，就是這本《論道憲法》，這本書融合了他對憲政思想和學術脈絡的研究，能使我們加深對中國民主憲政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在皇家大飯店舉行的新書發布會現場，我們看到那麼多人，衝蔡先生這位不遺餘力踐行憲法的社會活動家而來，雖然他本人不能到現場。
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
中國和平出版社 2010年12月
期待理由：傳銷不算什麼新鮮事，每個中國人都聽過，但人們聽多了，見慣了，反而麻木了。而作家慕容雪村用自己的臥底實踐，開拓了一種文學介入現實的樣本。書中記錄了他臥底傳銷團伙23天的生活，真實再現了這個群體不一樣的生活和經歷。看這樣一本書，我們為這樣的現實悲哀，為這些個人悲哀，為這個社會悲哀，為中國人悲哀。
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
三聯書店 即將出版
期待理由：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大批新移民踏上台灣的土地，加入了台灣新住民的行列。隨國共兩黨局勢緊張，原來每周定期往返上海與基隆之間的太平輪，就這樣成為人們從上海到台灣的逃難船。本書作者採訪了船難生還者、遺腹女、船公司員工後代等，六十多年過去，太平輪牽引的生死別離，有如記憶的拼圖，勾勒出大時代的故事。
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安持老人陳巨來以篆刻見長，張大千、吳湖帆等書畫名家的印，很多出自陳巨來的手。也因此他和書畫界有深入的交往。這本「人物瑣憶」記錄的均為書畫名家如張大千、吳待秋、馮超然、周煉霞、龐左玉、陳小翠以及袁寒雲、冒效魯等。所談多為日常瑣碎事，以及彼時男女間的風流韻事。這組從1999年起在《萬象》連載的書畫掌故文章是近年讀到難得的好篇章。
熊培雲《自由在高處》
新星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年終的各類好書評選上，熊培雲的《重新發現社會》可以說是最大的贏家，獲獎可觀，只所以有這樣的好評率，可以見出其著作對當下社會的警醒與示。這本《自由在高處》是《重新發現社會》的續篇或重要的補充。旨在從個體角度探討身處轉型期的人們如何超越逆境，盤活自由，拓展生存，積極生活。自由與自救，是本書的方向與重點。自由在高處，這是一個仰望的方向，也是一個需要通過我們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
章君榖《杜月笙傳》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11年1月
期待理由：杜月笙的傳記有很多，這部三大卷的《杜月笙傳》，是由作家章君榖經過詳細採錄杜月笙身邊門人、親屬、好友等口述的杜月笙生平行，多加背景資料的擴展和演繹，並經口授者們集體討論、認可而後的心血作品。被認為是有關杜月笙其人生平最權威、最完整的傳記。
除以上十本期待之書外，今年開初還有許多值得期待的好書，比如，沉寂多年的作家、音樂人劉索拉的新小說《迷戀·咒》，講述對生命的迷戀、對死亡的迷戀、對音樂的迷戀及對情愛的迷戀；民國報人喻血輪的《綺情樓雜記》，書中大量的民國八卦往事非常有趣；再有陳夏紅的《政法往事》，講述中國政法史上很多不為人知的往事。陳夏紅去年整理了江平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獲得了很好的口碑，贏得很多媒體的年度好書。
好書讀不完，讓我們等待這些期待之書，展開一年的好書閱讀之旅吧。
[文 綠茶 北京傳媒工作者，書評人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05/2011
3/02/2011
人文動線﹕《O-Pen》雜誌《大方》亮相
黃碧雲三萬字小說一次刊完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在電子閱讀時代，從網上移到了紙上，是懷一種怎樣的期待？這本騰空出世的雜誌書，有內地作家稱之為「中國的紐約客」。就連黃碧雲，多年來對在內地出版作品頗有「陌生的抗拒」，這次亦破例攜三萬字小說「北上」。
取名《O-pen》 三種含義
作家創辦刊物近年在內地屢見不鮮，韓寒、郭敬明、張悅然、許知遠等都一一揭竿而起。最近，安妮寶貝主編的雜誌書《大方》以「全球視野」為賣點，由香港作家馬家輝、內地學者止庵、台灣出版人葉美瑤、內地外國文學翻譯專家胡朗擔任編委。三月上旬才正式面世，目前徵訂已超過100萬冊。
馬家輝為《大方》取英文名《O-pen》有一舉三得的含義：「Oh! Pen!」是對用筆書寫的驚歎及讚美；「Open」有打開、開、歡迎、迎接的意思，透過筆墨創作把美妙的想像和自由的思想引進生命花園；同時也回應中文譯名「大方」及視界高遠之意。他更成功說服黃碧雲在《大方》創刊號發表作品，長達三萬字的小說會一次刊完，「內容和筆風上很有異國情調」。
《大方》以季刊形式推出，由安妮寶貝定調：是一本「暫時離開資訊、應景、熱鬧、時效話題」的雜誌書，「它挑選自有風格的作者、文字、圖片，有一定距離感」，「它推崇一種平實的、真誠的、清湛的、開放的思考方式」。
這五位編委風格迥異，將五個人的口味綜合，會不會變成一本大雜燴？止庵笑言，這正是雜誌日後取勝之道。追求「不同」之中求「相同」，體現「和而不同」的味道，不會成為某個人的私雜誌。他強調，雖然第一期出現了一批名家，但日後不會成「名人俱樂部」。
作品七八千字以上 配大量手繪圖
止庵說，去年五人在一次聚會中一拍即合，達成共識要做一本具有全球視野的文藝雜誌。「目前市面上的雜誌書至少有10本，基本上偏向某種門類，或更接近小圈子讀物，或有濃重個人色彩。《大方》將是一本綜合性很強的文藝雜誌，面向全球華人讀者，內容包括訪談、遊記、隨筆、小說、翻譯作品等，無國界、無文體限制，廣納海外及兩岸四地的精品。」他說，如今一些文學雜誌和報紙副刊界線模糊。《大方》不會選用一兩千字的文章，而是選用七八千字以上具有保存價值的作品，推廣「安安靜靜」的慢閱讀，不會盲目追逐熱門人物、熱門話題。
雜誌具體內容和封面將於上市前夕才披露，據說將有1920、1930年代的民國雜誌格調，出現大量手繪圖。「作者並不多，但組合比較有趣。」止庵透露，創刊號將推出周作人未發表過的作品《龍是什麼》。周作人1950年代投稿給香港左派報紙在北京的辦事處，但因「不合時宜」，最後不了了之。「當時的話語要求有政治色彩，這篇作品與時代不相符合 。但現在讀起來，卻是曠世佳作，作者廣博的才學，沒有其他在世作家能夠寫得出來這樣的水準。」
葉美瑤則透露，創刊號除了收錄村上春樹長訪談及張愛玲有關作品，台灣注入的內容是旅遊書作家郭正佩以圖片介紹村上春樹的創作源頭，呈現村上春樹青年時代流連的地方。日後會將張大春、龍應台等作家的最新文章或訪談介紹給內地讀者。
[文/趙桐]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在電子閱讀時代，從網上移到了紙上，是懷一種怎樣的期待？這本騰空出世的雜誌書，有內地作家稱之為「中國的紐約客」。就連黃碧雲，多年來對在內地出版作品頗有「陌生的抗拒」，這次亦破例攜三萬字小說「北上」。
取名《O-pen》 三種含義
作家創辦刊物近年在內地屢見不鮮，韓寒、郭敬明、張悅然、許知遠等都一一揭竿而起。最近，安妮寶貝主編的雜誌書《大方》以「全球視野」為賣點，由香港作家馬家輝、內地學者止庵、台灣出版人葉美瑤、內地外國文學翻譯專家胡朗擔任編委。三月上旬才正式面世，目前徵訂已超過100萬冊。
馬家輝為《大方》取英文名《O-pen》有一舉三得的含義：「Oh! Pen!」是對用筆書寫的驚歎及讚美；「Open」有打開、開、歡迎、迎接的意思，透過筆墨創作把美妙的想像和自由的思想引進生命花園；同時也回應中文譯名「大方」及視界高遠之意。他更成功說服黃碧雲在《大方》創刊號發表作品，長達三萬字的小說會一次刊完，「內容和筆風上很有異國情調」。
《大方》以季刊形式推出，由安妮寶貝定調：是一本「暫時離開資訊、應景、熱鬧、時效話題」的雜誌書，「它挑選自有風格的作者、文字、圖片，有一定距離感」，「它推崇一種平實的、真誠的、清湛的、開放的思考方式」。
這五位編委風格迥異，將五個人的口味綜合，會不會變成一本大雜燴？止庵笑言，這正是雜誌日後取勝之道。追求「不同」之中求「相同」，體現「和而不同」的味道，不會成為某個人的私雜誌。他強調，雖然第一期出現了一批名家，但日後不會成「名人俱樂部」。
作品七八千字以上 配大量手繪圖
止庵說，去年五人在一次聚會中一拍即合，達成共識要做一本具有全球視野的文藝雜誌。「目前市面上的雜誌書至少有10本，基本上偏向某種門類，或更接近小圈子讀物，或有濃重個人色彩。《大方》將是一本綜合性很強的文藝雜誌，面向全球華人讀者，內容包括訪談、遊記、隨筆、小說、翻譯作品等，無國界、無文體限制，廣納海外及兩岸四地的精品。」他說，如今一些文學雜誌和報紙副刊界線模糊。《大方》不會選用一兩千字的文章，而是選用七八千字以上具有保存價值的作品，推廣「安安靜靜」的慢閱讀，不會盲目追逐熱門人物、熱門話題。
雜誌具體內容和封面將於上市前夕才披露，據說將有1920、1930年代的民國雜誌格調，出現大量手繪圖。「作者並不多，但組合比較有趣。」止庵透露，創刊號將推出周作人未發表過的作品《龍是什麼》。周作人1950年代投稿給香港左派報紙在北京的辦事處，但因「不合時宜」，最後不了了之。「當時的話語要求有政治色彩，這篇作品與時代不相符合 。但現在讀起來，卻是曠世佳作，作者廣博的才學，沒有其他在世作家能夠寫得出來這樣的水準。」
葉美瑤則透露，創刊號除了收錄村上春樹長訪談及張愛玲有關作品，台灣注入的內容是旅遊書作家郭正佩以圖片介紹村上春樹的創作源頭，呈現村上春樹青年時代流連的地方。日後會將張大春、龍應台等作家的最新文章或訪談介紹給內地讀者。
[文/趙桐]
當孔子遇上毛澤東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元旦之後，在天安門以東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聳起了一座高達10米左右的青銅孔子像，孔子成為繼毛澤東、孫中山之後第三位進駐天安門廣場的歷史人物，而一時關於此事的論議亦紛紛然。「孔子雕像的豎立，標誌中國人對孔子的一次重要反思」，英國《獨立報》認為「在高度發展的現代中國，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正越來越被重視……這座雕像標誌這位學者、思想家以及教育家在中國的高調復興。」加拿大《環球郵報》則認為，近年來，中國重拾孔子思想，特別是其「強調個人道德與尊重權威」，有助改善當下中國囂騷浮華的社會風氣。而孔子思想復興有利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為了在全球範圍內增強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力，在過去6年裏，已有多達320個孔子學院在96個國家建立起來。
或許誰都未曾料到長期以來作為中國主流價值觀締造者的孔子，時刻騰播眾口，可一旦入駐天安門，卻非人人首肯。究其因，非關孔子，實關毛澤東。
天安門廣場作為中國政治權力的核心區域，任何在此的標誌物均非單一的文化含義。孔子像的聳立，從文化層面而言，或可理解為如外媒所認為的那般是旨在重塑國家形象，提高中國「軟實力」；從更深的層面而言，我以為這是對毛思想的一次頗有意味的對話。若細究毛澤東本人對孔子的看法，則更有意思。
毛曾稱孔子「聖人」
毛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針對長期以來中國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對於體育對國民健全身體與心理之巨大作用毫不知曉的現象作了批評，完全符合當時破除封建思想之趨勢。他在文中大量引用《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中的典故成語，尊稱孔子為「聖人」，稱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
同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認為孔子是「既得大本」的聖人。11月，毛澤東主辦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他在《夜學日誌》中記道：在儀式上，師生員工「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謙恭禮敬之態在在可見。
1918年8月，毛澤東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而首度來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擔任助理員。作為當時政治變革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之一的北大，各種學說思潮在此互激互蕩。毛澤東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視域大大拓展，圖書館的工作又讓他遍覽群書，自陳「思想起來越激進」。
1919年7月，毛澤東在由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四則揭露康有為等人「尊孔」醜行的短評，據現存資料來看，這是他最早的「批孔」文字。21日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毛指出：二十年來，湖南雖然在政治上排滿，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而今則到了一改舊觀的時候了。在論到學會章程中「自由討論學術」一條時，又說：「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
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已經不是孔夫子的乖巧門生了。早年對孔子大為推重的話也少見了，而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語錄亦大為減少。可以這樣說，對毛而言，孔子從「聖人」的角色轉變為研究對象，在《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9月1日）中，他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問題之一。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此言頗有深意，毛澤東很清楚孔子的地位，率然打倒是絕不行的，他巧妙地將孔子歸類為封建社會的「聖人」，現在來看，則是日後的伏筆了。
據《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回憶說：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
他們靠孔夫子 我們靠馬克思
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麼「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讚揚。「暫時沉默」體現出毛對孔子在中國地位的清醒認識，而國共兩黨各自選擇的價值系統則再一次透露出孔子和馬克思的日後命運——對方捧的，就是我方貶的。自1949年建國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同建國前大體相同，有褒有貶，很是審慎。直到「文革」爆發，作為傳統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的主要締造者的孔子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成為「文革」中的一大主題。如1966年12月，毛澤東對一位外賓所講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
「孔學名高實秕糠」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倉皇出逃，終致殞命。從事後查獲的材料看，林彪一夥竭力從孔孟之道中尋找反革命的合法性，林甚至手書孔子「克己復禮」一語，掛在臥室中。毛澤東據此認為，林彪與國民黨一樣是尊儒反法的，決定在「批林」的同時「批孔」。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的一首名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這份材料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根據毛澤東本人意見寫成的。兩校大批判組從林彪一夥的筆記、手書題詞、摘錄的卡片及公開的言論中選摘出涉及孔孟或類似孔孟語言的材料，與孔孟相對照。毛澤東意在通過此材料而「批孔」，進一步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思想根源、極右實質以及批判社會上存在的所謂「右傾思潮」，以鞏固和發展「文革成果」。
毛澤東集矢於孔子，顯然深思熟慮，對他而言，孔子更多是作為一大價值系統而存在的。「批孔」與其說是批判孔子本人和其學說，毋寧說是推翻以孔子為代表的這一價值系統，勿庸諱言，毛澤東本人其實就是1949年之後中國最大的價值系統和精神符號。
由此再看孔子像事件，重塑國家形象固然是一目的，但並非關鍵。至於有些論者認為的，希圖借此復興國學和傳統文化，則更是書生之論——我們拿什麼來恢復國學？國學在哪裡？傳統文化又在哪裡？誰來教，誰來學？孔像的豎立，在我看來，無奈的意味更多——我們早已沒有公認的價值系統和精神符號。有沒有一個人、一張臉能讓中國人乃至外國人一眼辨識出這是「中國」？又能心平氣和地承認這個人、這張臉足以代表「中國」，同時還須不引起世界的不解與反感？百般惶急之下，我們不得不最終回到「喪家狗」孔子那裡，這位歷經十幾個封建王朝而始終巋然不動的孔子必須再一次扮演新社會的精神導師，只不過我不以為這次他老人家能解決此一難題。
[文/顧文豪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專訊】元旦之後，在天安門以東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聳起了一座高達10米左右的青銅孔子像，孔子成為繼毛澤東、孫中山之後第三位進駐天安門廣場的歷史人物，而一時關於此事的論議亦紛紛然。「孔子雕像的豎立，標誌中國人對孔子的一次重要反思」，英國《獨立報》認為「在高度發展的現代中國，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正越來越被重視……這座雕像標誌這位學者、思想家以及教育家在中國的高調復興。」加拿大《環球郵報》則認為，近年來，中國重拾孔子思想，特別是其「強調個人道德與尊重權威」，有助改善當下中國囂騷浮華的社會風氣。而孔子思想復興有利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為了在全球範圍內增強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力，在過去6年裏，已有多達320個孔子學院在96個國家建立起來。
或許誰都未曾料到長期以來作為中國主流價值觀締造者的孔子，時刻騰播眾口，可一旦入駐天安門，卻非人人首肯。究其因，非關孔子，實關毛澤東。
天安門廣場作為中國政治權力的核心區域，任何在此的標誌物均非單一的文化含義。孔子像的聳立，從文化層面而言，或可理解為如外媒所認為的那般是旨在重塑國家形象，提高中國「軟實力」；從更深的層面而言，我以為這是對毛思想的一次頗有意味的對話。若細究毛澤東本人對孔子的看法，則更有意思。
毛曾稱孔子「聖人」
毛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針對長期以來中國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對於體育對國民健全身體與心理之巨大作用毫不知曉的現象作了批評，完全符合當時破除封建思想之趨勢。他在文中大量引用《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中的典故成語，尊稱孔子為「聖人」，稱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
同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認為孔子是「既得大本」的聖人。11月，毛澤東主辦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他在《夜學日誌》中記道：在儀式上，師生員工「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謙恭禮敬之態在在可見。
1918年8月，毛澤東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而首度來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擔任助理員。作為當時政治變革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之一的北大，各種學說思潮在此互激互蕩。毛澤東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視域大大拓展，圖書館的工作又讓他遍覽群書，自陳「思想起來越激進」。
1919年7月，毛澤東在由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四則揭露康有為等人「尊孔」醜行的短評，據現存資料來看，這是他最早的「批孔」文字。21日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毛指出：二十年來，湖南雖然在政治上排滿，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而今則到了一改舊觀的時候了。在論到學會章程中「自由討論學術」一條時，又說：「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
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已經不是孔夫子的乖巧門生了。早年對孔子大為推重的話也少見了，而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語錄亦大為減少。可以這樣說，對毛而言，孔子從「聖人」的角色轉變為研究對象，在《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9月1日）中，他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問題之一。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此言頗有深意，毛澤東很清楚孔子的地位，率然打倒是絕不行的，他巧妙地將孔子歸類為封建社會的「聖人」，現在來看，則是日後的伏筆了。
據《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回憶說：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
他們靠孔夫子 我們靠馬克思
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麼「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讚揚。「暫時沉默」體現出毛對孔子在中國地位的清醒認識，而國共兩黨各自選擇的價值系統則再一次透露出孔子和馬克思的日後命運——對方捧的，就是我方貶的。自1949年建國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同建國前大體相同，有褒有貶，很是審慎。直到「文革」爆發，作為傳統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的主要締造者的孔子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成為「文革」中的一大主題。如1966年12月，毛澤東對一位外賓所講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
「孔學名高實秕糠」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倉皇出逃，終致殞命。從事後查獲的材料看，林彪一夥竭力從孔孟之道中尋找反革命的合法性，林甚至手書孔子「克己復禮」一語，掛在臥室中。毛澤東據此認為，林彪與國民黨一樣是尊儒反法的，決定在「批林」的同時「批孔」。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的一首名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這份材料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根據毛澤東本人意見寫成的。兩校大批判組從林彪一夥的筆記、手書題詞、摘錄的卡片及公開的言論中選摘出涉及孔孟或類似孔孟語言的材料，與孔孟相對照。毛澤東意在通過此材料而「批孔」，進一步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思想根源、極右實質以及批判社會上存在的所謂「右傾思潮」，以鞏固和發展「文革成果」。
毛澤東集矢於孔子，顯然深思熟慮，對他而言，孔子更多是作為一大價值系統而存在的。「批孔」與其說是批判孔子本人和其學說，毋寧說是推翻以孔子為代表的這一價值系統，勿庸諱言，毛澤東本人其實就是1949年之後中國最大的價值系統和精神符號。
由此再看孔子像事件，重塑國家形象固然是一目的，但並非關鍵。至於有些論者認為的，希圖借此復興國學和傳統文化，則更是書生之論——我們拿什麼來恢復國學？國學在哪裡？傳統文化又在哪裡？誰來教，誰來學？孔像的豎立，在我看來，無奈的意味更多——我們早已沒有公認的價值系統和精神符號。有沒有一個人、一張臉能讓中國人乃至外國人一眼辨識出這是「中國」？又能心平氣和地承認這個人、這張臉足以代表「中國」，同時還須不引起世界的不解與反感？百般惶急之下，我們不得不最終回到「喪家狗」孔子那裡，這位歷經十幾個封建王朝而始終巋然不動的孔子必須再一次扮演新社會的精神導師，只不過我不以為這次他老人家能解決此一難題。
[文/顧文豪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2/27/2011
阎连科新书《四书》
大跃进的创伤与苦难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阎连科，向来以作品直接冲撞历史现实，因而屡屡遭禁。这次将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四书》，仍是「禁书」，不过是阎连科自己「禁了出版」，因为「不为出版」才让阎连科「解放」了自己，这本描述大跃进知识分子扭曲的作品，被阎连科视为一次「写作上的解放」。
去年五月，阎连科受邀来台参加「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我因访问他而结缘，到北京出差时他总说要请我吃饭，却总因时间问题未得。这次因单纯到北京探访，加上他出新书《四书》，我想碰碰运气，不料他未回河南，而是将长辈接到北京过年，我们因而得以在正逢冷清的这个北方城市碰了面，聊了一聊他的新书，这本书虽会在台湾及海外出版，但大陆读者却无缘阅读，因为，阎连科只打算自己印刷分送亲友。
《四书》的开始是由阎连科写下一些话，说他取得了〈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和〈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分别由谁所写，内容大概，像真是有这么几本书，而这四本书也以不同次序出现在《四书》之中，每每出现就代表著一种说话者、一种角度和一种书写方式。而后，读者会发觉，这四本书其实是作者所创造的「文体」， 如文学评论者蔡建鑫所评论：「一如『四大福音』分别由不同的先知写作汇编而成，记述耶稣生平的事功，阎连科《四书》里的众声喧哗，虽然来自同一人，毕竟也代表了作者对历史再现创伤书写，以不同语体形式的叙事尝试。其企图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话下。」
四书 展现宏大格局
他的企图格局便展示在故事一开始仿造《创世纪》的写法，只是那个「神」是个孩子。「我喜欢《圣经》，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信仰的阎连科并不把《圣经》当成宗教书籍，而是「文学」，尤其翻译成中文后是如此透明简单，成为独特的语言。「这是伟大作品的源头，带有丰富精神，以及对于生命源头的探索。」阎连科说自己时常阅读《圣经》，因为它很美。
「我想要追求解放，写作不为了别人不为了出版，只为了自己的创作。」阎连科说，《四书》就是这么一本作品，他知道在大陆不能出版，于是自己印刷了百本，分赠文友。「政治、制度可以约束我们写作，但作家本能地自我约束是对写作最大的伤害。」他认为超越意识型态和调和政治和文学是当代作家的问题，《四书》是他的实践。
去年访阎连科时，他便曾说过，渴望写出一部和读者、出版、评论、销路都无关的作品，希望可自由写作、表达对土地的情感，成就一次「除了自己的内心，不管其它外在因素」的作品实践，「我非常希望现在就有这么一次，非常自在的写作，就算别人说我胡写，也就当成胡写。」他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摒除自觉的实践，而不需被外在干扰，甚至是自我审查。半年不到，他已完成《四书》。过往他的创作几乎一气呵成，但这本「不为出版」的作品却修改多次，甚至有个朋友读了后认为太悲惨了，希望他改一改某些部分。
以大跃进 为书写背景
《四书》的背景是50年代中国「大跃进」，他以如同希腊神话中西绪弗受责罚而日复一日推著巨石的虚无与隐喻手法，探究一群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时期受到的创伤和苦难。而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台湾说的「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因此成为饿殍。为了寻求活路和自保，许多知识分子因而自我扭曲。在阎连科的创作中，这些人的命运掌控在「孩子」身上，最后，这个孩子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为了「超英赶美」，中共在50年代鼓励「大炼钢」，连现在小孩子都知道灶不可能炼钢，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却得一一答应，甚至浮报粮食产量，「我觉得大跃进更能体现新中国的激情和复杂，文革还容易理解，但大跃进的发生，简直不可思议」，阎连科认为这更能凸显文学性。在《四书》中，「孩子」透过非常孩子气的「小红花」奖赏来刺激人民「生产」和「浮报」，最后人性扭曲，饥饿吃人的状况频频发生，尽管不直接批判，但在作者的笔下那种晦暗浓重不去，找不到出口，甚至以为没有救赎。
「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三千多万人消失的历史，至今甚至无文学作品描述它。」阎连科说。事实上，莫言，余华都有迂回触及大饥荒议题，但都不是主要故事，因而没有掀起争议。蔡建鑫说，来自河南的阎连科，或许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为蓝本描述大跃进，因为信阳地区是河南当时放卫星的冠军，所承受的后果也相对地严重。
阎连科说自己上学时，大跃进已至尾声，但他路上都可看见那些炼钢的小炉灶，是他成长记忆中的风景。我曾询问阎连科的母亲，在国共内战期间「苦不苦」？阎连科笑著代她回答说，「她会说那三年吃不饱比较苦。」不过他也坦承地说，一开始并不为了写大跃进，只是因为念头一个闪过，就成了大跃进的故事。
故事中，孩子常常对不遵守秩序的人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杀了我。」孩子不是以杀戮来威胁别人，反而要求他人杀了自己。「我只是突然好奇，如果有个人一直希望别人杀了他，这会如何？」而这就是阎连科书写《四书》的原始念头，而不为构成一部透究当代历史的著作，这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阎连科，向来以作品直接冲撞历史现实，因而屡屡遭禁。这次将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四书》，仍是「禁书」，不过是阎连科自己「禁了出版」，因为「不为出版」才让阎连科「解放」了自己，这本描述大跃进知识分子扭曲的作品，被阎连科视为一次「写作上的解放」。
去年五月，阎连科受邀来台参加「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我因访问他而结缘，到北京出差时他总说要请我吃饭，却总因时间问题未得。这次因单纯到北京探访，加上他出新书《四书》，我想碰碰运气，不料他未回河南，而是将长辈接到北京过年，我们因而得以在正逢冷清的这个北方城市碰了面，聊了一聊他的新书，这本书虽会在台湾及海外出版，但大陆读者却无缘阅读，因为，阎连科只打算自己印刷分送亲友。
《四书》的开始是由阎连科写下一些话，说他取得了〈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和〈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分别由谁所写，内容大概，像真是有这么几本书，而这四本书也以不同次序出现在《四书》之中，每每出现就代表著一种说话者、一种角度和一种书写方式。而后，读者会发觉，这四本书其实是作者所创造的「文体」， 如文学评论者蔡建鑫所评论：「一如『四大福音』分别由不同的先知写作汇编而成，记述耶稣生平的事功，阎连科《四书》里的众声喧哗，虽然来自同一人，毕竟也代表了作者对历史再现创伤书写，以不同语体形式的叙事尝试。其企图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话下。」
四书 展现宏大格局
他的企图格局便展示在故事一开始仿造《创世纪》的写法，只是那个「神」是个孩子。「我喜欢《圣经》，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信仰的阎连科并不把《圣经》当成宗教书籍，而是「文学」，尤其翻译成中文后是如此透明简单，成为独特的语言。「这是伟大作品的源头，带有丰富精神，以及对于生命源头的探索。」阎连科说自己时常阅读《圣经》，因为它很美。
「我想要追求解放，写作不为了别人不为了出版，只为了自己的创作。」阎连科说，《四书》就是这么一本作品，他知道在大陆不能出版，于是自己印刷了百本，分赠文友。「政治、制度可以约束我们写作，但作家本能地自我约束是对写作最大的伤害。」他认为超越意识型态和调和政治和文学是当代作家的问题，《四书》是他的实践。
去年访阎连科时，他便曾说过，渴望写出一部和读者、出版、评论、销路都无关的作品，希望可自由写作、表达对土地的情感，成就一次「除了自己的内心，不管其它外在因素」的作品实践，「我非常希望现在就有这么一次，非常自在的写作，就算别人说我胡写，也就当成胡写。」他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摒除自觉的实践，而不需被外在干扰，甚至是自我审查。半年不到，他已完成《四书》。过往他的创作几乎一气呵成，但这本「不为出版」的作品却修改多次，甚至有个朋友读了后认为太悲惨了，希望他改一改某些部分。
以大跃进 为书写背景
《四书》的背景是50年代中国「大跃进」，他以如同希腊神话中西绪弗受责罚而日复一日推著巨石的虚无与隐喻手法，探究一群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时期受到的创伤和苦难。而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台湾说的「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因此成为饿殍。为了寻求活路和自保，许多知识分子因而自我扭曲。在阎连科的创作中，这些人的命运掌控在「孩子」身上，最后，这个孩子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为了「超英赶美」，中共在50年代鼓励「大炼钢」，连现在小孩子都知道灶不可能炼钢，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却得一一答应，甚至浮报粮食产量，「我觉得大跃进更能体现新中国的激情和复杂，文革还容易理解，但大跃进的发生，简直不可思议」，阎连科认为这更能凸显文学性。在《四书》中，「孩子」透过非常孩子气的「小红花」奖赏来刺激人民「生产」和「浮报」，最后人性扭曲，饥饿吃人的状况频频发生，尽管不直接批判，但在作者的笔下那种晦暗浓重不去，找不到出口，甚至以为没有救赎。
「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三千多万人消失的历史，至今甚至无文学作品描述它。」阎连科说。事实上，莫言，余华都有迂回触及大饥荒议题，但都不是主要故事，因而没有掀起争议。蔡建鑫说，来自河南的阎连科，或许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为蓝本描述大跃进，因为信阳地区是河南当时放卫星的冠军，所承受的后果也相对地严重。
阎连科说自己上学时，大跃进已至尾声，但他路上都可看见那些炼钢的小炉灶，是他成长记忆中的风景。我曾询问阎连科的母亲，在国共内战期间「苦不苦」？阎连科笑著代她回答说，「她会说那三年吃不饱比较苦。」不过他也坦承地说，一开始并不为了写大跃进，只是因为念头一个闪过，就成了大跃进的故事。
故事中，孩子常常对不遵守秩序的人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杀了我。」孩子不是以杀戮来威胁别人，反而要求他人杀了自己。「我只是突然好奇，如果有个人一直希望别人杀了他，这会如何？」而这就是阎连科书写《四书》的原始念头，而不为构成一部透究当代历史的著作，这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余华在台北国际书展开记者会
文学和政治
2011-02-27 旺报 【本报讯】
「文学与政治很难分开，生活中也处处避不了政治。」余华在台北国际书展开展记者会上，直接将文学和政治「挂勾」，在充满文艺气味的场合中，这位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贵宾犀利地划破了艺文的蒙雾：那种布尔乔亚阶级、抽离政治、洁癖且与现实产生的距离。
不过，这不是余华独有的行止，当我问及他为何在记者会上大谈「书展的自由」，他笑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发言的，限时四分钟，因而事前并未做准备，「别人说话时，我开始思考该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台下的法国贵宾......。」轮到余华发言时，他便以2004参加巴黎书展的经验，嘲讽了大陆政治。当年他看到一个女作家和总统席哈克握手完后，马上冲去洗手，「因为政治人物的手太髒」。余华说，因为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会不停和民众握手，越多选票的人握的手越多：「不过和大陆政治家握手时无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需要竞选。」
「以色列总统佩雷思的手就很软。」余华回忆去年五月参加耶路撒冷文学节时，和以色列政治人物握手的经验，「我一握佩雷思的手就知道，他没有劳动过。」面对我的疑惑，余华以一种神算的表情说自己也没有劳动，不过手也没有佩雷思这么软，「可能我还有敲键盘，佩雷思连键盘都不用敲。」他说完哈哈大笑后接回正题说，当时知名美国犹太作家保罗奥斯特在文学节会场抨击以色列政府破坏中东和平，获得在场其它欧美作家大力支持和声援，他身为「唯一一个非白种人」的来宾，看得目瞪口呆。这个批评引起媒体兴趣，经过大肆报导后，原本还算冷清的文学节，门票竟瞬间售罄。文学节主席对他们表示，虽然批评政府做得有些过分，但也引起媒体兴趣，而人们也都想买票进来听听作家想说的话。
余华认为，一个城市举办书展，就应该是自由的，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每每参加书展都能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也期待来台北书展能有些美好的记忆，但访问当天因他才刚到台湾两天，还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倒是对于台湾的新闻和政论节目相当有兴趣。当我们踏进房间时，他才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说：「我刚刚在看电视，台湾新闻真好看。」
「不过，没有我1998年第一次来台时好看。」余华数著这几天他看到的菲律宾遣返新闻、陆客观光争吵事件、陆生来台争论等等，兴奋说好好玩，但这些都不及1998年台湾选举时的「花俏」。那一年，马英九和陈水扁争夺著台北市长宝座，这些选举新闻让余华看得眼花撩乱，「那时还有陈水扁到底有没去澳门的争论，连自杀的赌注都出来了。」他几乎跳起来地说，「吴淑珍竟然还说，他自杀我奉陪。」这些对余华来说简直太有趣了，当时他和苏童两个人在一天疲累赶场的行程下来，就算很晚了，仍想开电视看看，就算牺牲睡眠也不惜，「有时候明明已经很想睡，想关电视，但又会出现一个精采的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余华摇摇头说，大陆电视太无聊了，只有社会档案能看看。
*************
书写死亡 余华凝视伤痕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由余华著作改编的中国电影《活著》，大受欢迎。（本报资料照片）
大陆知名作家余华日前受邀来台参加国际书展，以犀利言语展现他的直率风格，而这样的风格也反映在他至今唯一一本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在这本书中，余华以「人民」、「领袖」、「革命」、「阅读」等词汇来解读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然而，几乎每个词汇里说著的故事都离不开「文化大革命」，余华也坦言他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和人生都与文革分不开，因为都在一种「集体性」里。
以《活著》闻名的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初知人世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十年文革几乎成为他成长过程全部的记忆，而他的创作也绕不开文革，早期作品更是充满暴力。中国评论家洪治纲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出1986年到1989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有高达29个非自然死亡的人物。
「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么形容，在一次「经历自己的完蛋」漫长的梦后，他了解到这是文革时暴力血腥的记忆困住了他，他也因此决定终结这样的「因果报应」，再也不写血腥暴力的作品。
于是，文革经验以黑色悲喜剧样式出现在他的创作中，从《活著》到《兄弟》，中国历史的动荡苦难浓缩在这些转折且荒诞的小人物故事中。这些故事的元素和人物的原型，透过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描述的经历，得到更立体且真实的现形。
医院长大 文革旁观者
例如，《兄弟》中的宋凡平，就是从他同学和其父亲一起在黄昏中行走的温馨情景「走出来的一个人物」。余华的小学同学虽是共产党体制中的小官员，却难以逃脱走资派的罪名，而这个原本亲切微笑的长辈被打倒后，受尽了精神和肉体折磨，总是鼻青脸肿的。最后，这个父亲投井自杀了，自杀前一个傍晚，余华在大街上看到这对父子，父亲额头流著血，走路的样子有点瘸，和儿子一起走过来，在夕阳余晖中，他的右手搂著儿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微笑著和儿子说话。
《兄弟》开头就是一个父亲投井自杀的场景，余华描述的相当细节且血腥，而这些故事场景的真实正因他离不开经历过的现实。「我的父亲是医生，我和家人都没被文革伤害，我充其量只是文革的旁观者。」余华诚实地说，即使这样旁观的角色，都让这些经验深刻到他的书写里，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
避谈文革 忧患将至
「成长经历能决定一生的方向。」余华表示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刚好遇到文革，因而文革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每一代大陆作家来说这些影响都是必然的，「我不可能在作品中摆脱文革，」余华说，这是他熟悉的生活，写起来相对有自信一般，若要写其它的题材，或许可以大量收集资料阅读研究来补足知识经验不足，但总觉得没信心。
在新书前言中，余华写著：「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余华说的就是当代中国过去的历史，他认为不能单看今日的经济中国，必须回顾过往，才能理解中国现况。
「讨论当代中国必须要循源到文革，」余华指出，讨论一个时代必须要关照和上个时代的连续性，现在却反过来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处，却不管其内在相似之处，「这两个时代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更紧密，现在很多事都是文革习气的延续。」余华认为，若时代的演进是阶梯式般逐步递进，那么其中的关连性会比「翻天覆地」来得松散。
2011-02-27 旺报 【本报讯】
「文学与政治很难分开，生活中也处处避不了政治。」余华在台北国际书展开展记者会上，直接将文学和政治「挂勾」，在充满文艺气味的场合中，这位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贵宾犀利地划破了艺文的蒙雾：那种布尔乔亚阶级、抽离政治、洁癖且与现实产生的距离。
不过，这不是余华独有的行止，当我问及他为何在记者会上大谈「书展的自由」，他笑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发言的，限时四分钟，因而事前并未做准备，「别人说话时，我开始思考该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台下的法国贵宾......。」轮到余华发言时，他便以2004参加巴黎书展的经验，嘲讽了大陆政治。当年他看到一个女作家和总统席哈克握手完后，马上冲去洗手，「因为政治人物的手太髒」。余华说，因为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会不停和民众握手，越多选票的人握的手越多：「不过和大陆政治家握手时无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需要竞选。」
「以色列总统佩雷思的手就很软。」余华回忆去年五月参加耶路撒冷文学节时，和以色列政治人物握手的经验，「我一握佩雷思的手就知道，他没有劳动过。」面对我的疑惑，余华以一种神算的表情说自己也没有劳动，不过手也没有佩雷思这么软，「可能我还有敲键盘，佩雷思连键盘都不用敲。」他说完哈哈大笑后接回正题说，当时知名美国犹太作家保罗奥斯特在文学节会场抨击以色列政府破坏中东和平，获得在场其它欧美作家大力支持和声援，他身为「唯一一个非白种人」的来宾，看得目瞪口呆。这个批评引起媒体兴趣，经过大肆报导后，原本还算冷清的文学节，门票竟瞬间售罄。文学节主席对他们表示，虽然批评政府做得有些过分，但也引起媒体兴趣，而人们也都想买票进来听听作家想说的话。
余华认为，一个城市举办书展，就应该是自由的，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每每参加书展都能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也期待来台北书展能有些美好的记忆，但访问当天因他才刚到台湾两天，还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倒是对于台湾的新闻和政论节目相当有兴趣。当我们踏进房间时，他才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说：「我刚刚在看电视，台湾新闻真好看。」
「不过，没有我1998年第一次来台时好看。」余华数著这几天他看到的菲律宾遣返新闻、陆客观光争吵事件、陆生来台争论等等，兴奋说好好玩，但这些都不及1998年台湾选举时的「花俏」。那一年，马英九和陈水扁争夺著台北市长宝座，这些选举新闻让余华看得眼花撩乱，「那时还有陈水扁到底有没去澳门的争论，连自杀的赌注都出来了。」他几乎跳起来地说，「吴淑珍竟然还说，他自杀我奉陪。」这些对余华来说简直太有趣了，当时他和苏童两个人在一天疲累赶场的行程下来，就算很晚了，仍想开电视看看，就算牺牲睡眠也不惜，「有时候明明已经很想睡，想关电视，但又会出现一个精采的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余华摇摇头说，大陆电视太无聊了，只有社会档案能看看。
*************
书写死亡 余华凝视伤痕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由余华著作改编的中国电影《活著》，大受欢迎。（本报资料照片）
大陆知名作家余华日前受邀来台参加国际书展，以犀利言语展现他的直率风格，而这样的风格也反映在他至今唯一一本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在这本书中，余华以「人民」、「领袖」、「革命」、「阅读」等词汇来解读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然而，几乎每个词汇里说著的故事都离不开「文化大革命」，余华也坦言他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和人生都与文革分不开，因为都在一种「集体性」里。
以《活著》闻名的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初知人世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十年文革几乎成为他成长过程全部的记忆，而他的创作也绕不开文革，早期作品更是充满暴力。中国评论家洪治纲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出1986年到1989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有高达29个非自然死亡的人物。
「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么形容，在一次「经历自己的完蛋」漫长的梦后，他了解到这是文革时暴力血腥的记忆困住了他，他也因此决定终结这样的「因果报应」，再也不写血腥暴力的作品。
于是，文革经验以黑色悲喜剧样式出现在他的创作中，从《活著》到《兄弟》，中国历史的动荡苦难浓缩在这些转折且荒诞的小人物故事中。这些故事的元素和人物的原型，透过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描述的经历，得到更立体且真实的现形。
医院长大 文革旁观者
例如，《兄弟》中的宋凡平，就是从他同学和其父亲一起在黄昏中行走的温馨情景「走出来的一个人物」。余华的小学同学虽是共产党体制中的小官员，却难以逃脱走资派的罪名，而这个原本亲切微笑的长辈被打倒后，受尽了精神和肉体折磨，总是鼻青脸肿的。最后，这个父亲投井自杀了，自杀前一个傍晚，余华在大街上看到这对父子，父亲额头流著血，走路的样子有点瘸，和儿子一起走过来，在夕阳余晖中，他的右手搂著儿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微笑著和儿子说话。
《兄弟》开头就是一个父亲投井自杀的场景，余华描述的相当细节且血腥，而这些故事场景的真实正因他离不开经历过的现实。「我的父亲是医生，我和家人都没被文革伤害，我充其量只是文革的旁观者。」余华诚实地说，即使这样旁观的角色，都让这些经验深刻到他的书写里，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
避谈文革 忧患将至
「成长经历能决定一生的方向。」余华表示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刚好遇到文革，因而文革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每一代大陆作家来说这些影响都是必然的，「我不可能在作品中摆脱文革，」余华说，这是他熟悉的生活，写起来相对有自信一般，若要写其它的题材，或许可以大量收集资料阅读研究来补足知识经验不足，但总觉得没信心。
在新书前言中，余华写著：「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余华说的就是当代中国过去的历史，他认为不能单看今日的经济中国，必须回顾过往，才能理解中国现况。
「讨论当代中国必须要循源到文革，」余华指出，讨论一个时代必须要关照和上个时代的连续性，现在却反过来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处，却不管其内在相似之处，「这两个时代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更紧密，现在很多事都是文革习气的延续。」余华认为，若时代的演进是阶梯式般逐步递进，那么其中的关连性会比「翻天覆地」来得松散。
建國百年 學界籲宏觀看待歷史
2011/02/26 22:46:27
（中央社記者陳偉婷台北26日電）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但台灣與大陸對這百年的歷史糾結，有不同詮釋與表述。包括作家龍應台及多名學者今天認為，應以更宏觀立場，回頭看1911到2011年間，歷史和文明如何前推進。
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規劃系列座談，以「你所不知道的100年」為主軸，分為「革命，換來什麼？」、「焦點中國：文明刻度，找一下」與「想像的極限，再跨一步」，探究文明進程。今天在台北市舉辦系列座談第1場「辛亥革命成功嗎？--從梁啟超和孫文談起」。
龍應台在座談會擔任引言，她表示，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各自表述百年意義，歷史糾結政治，有必要以更宏觀、民間立場出發，回頭看1911到2011年間，歷史和文明如何向前推進。
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朋園在會中表示，革命帶來一連串革命，也帶來無止息動亂，辛亥革命雖推翻舊制，卻沒成功走入憲政。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說，100年來中國大陸經歷複雜的過程，反觀台灣民主化後，多元聲音、多元歷史視野及民間力量興起，突破政府、教育制度和意識型態束縛，能真正理性反省過去百年歷程。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錢永祥表示，革命是一個曖昧概念，他引用哲學家黑格爾（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說法表示，人都以為能改變歷史，但人只是歷史的棋子，革命其實很難成功。10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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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吗？ 学者激辩
2011-02-27 旺报 【记者王超群／台北报导】
▲历史学者张朋园从梁启超和孙文谈辛亥革命。（记者王超群摄）
▼历史学者黄克武。（记者王超群摄）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邀请历史学者探讨「辛亥革命真的成功吗？」（记者王超群摄）
建国百年的烟火绚烂出奇，但是，我们在庆祝什么？纪念什么？昨日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思沙龙，针对「辛亥革命成功吗？」提出反思，希望从纯民间的观点，跳出两岸官方主导下的「辛亥」，探索革命对华人的真实意义。
是不是非革命不可？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昨日在思涵堂举办「思沙龙」邀请历史学者对话。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张朋园，长期研究清朝政治，特别是立宪派、梁启超。他指出，中国是不是非革命不可？百年前的知识菁英已注意到此问题，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革命，用激烈的手段，推翻专制；另一种主张是在现状下改革，君主立宪，在稳定中求进步，步步为营走向现代化，这两种流派思想，形成清末的革命和立宪派。
革命后 与亡国不远
革命和立宪派分以孙文和梁启超为领导，初掀起约两年的思想论战，以及延续的路线之争；革命党说，中国现况已经败坏到极点，有如破烂的大杂院，必须拆了，建造一幢新大厦，如果不拆，只修理是不行的。梁启超则认为，拆了之后，如何建起新大厦呢？梁是持悲观的想法，一旦失去旧秩序，动乱将没完没了。中国革命的结果当时是看不到的，多数人都支持革命。不幸革命之后的情况被梁启超完全料中，中国虽没有再受到列强威胁，但实际与亡国不远，最不幸的是此后中国一再革命。包括一九四九的「大江大海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又一个。中国推翻现状后，最终没有走向现代化，民主和经济都未在中国实现。在张朋园眼中，「革命等于动乱」。张朋园表示，今天台湾的民主，若不是本省人的争取和抗争能否实现，很令人怀疑；但这与辛亥革命无关的。倒是梁启超的思想，有邓小平当传人，邓自己说：「我告别了革命」，在邓小平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打破中国革命百年有70年在大动乱中的宿命，若不是邓小平，中国的今天未必是如此的样貌。
梁启超是渐进改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说，过去自己30年都做晚清的研究，辛亥革命成功吗？要问自由民主政体是否成功？这是很深层问题。
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从兴中会开始，有官方的主流思维，对此海峡两岸的确各有盘算，大陆方面此前就有媒体、学界大肆炒作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当「品牌」，顺便把城市（如武汉）旅游打打广告。大陆谈辛亥，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底限和禁区，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辛亥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有成就，但不够成功。因此中共强调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承接辛亥革命正统性，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正统之所在。黄克武说，梁启超是渐进改革，1850年太平天国动乱的结果，是地方菁英的兴起，清末推动政治改革，地方菁英就扮演一定角色，这就是立宪派，相对的，孙中山是从国外回来的，立宪派对地方结合很深，稳定秩序、社会慈善、地方经营很用力。
没立宪派不可能成功
革命党人有起义之功，但之后的响应，南北议和，若没有立宪派的贡献，是不可能成功的。回到历史现场，立宪派对辛亥革命成功，具有很大影响力。但他们在民国初年，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也是日后中国走向不断革命的原因。
黄克武说，在清末民初大历史的转折处「愈激进愈要革命，愈失败愈要革命」，反而是梁启超这类相对稳定的主张，是被放弃的一方。若问：革命是否建设的方法之一，但革命所造成的效果，是动乱；最惨的是挂著革命为名的文化大革命，把所有反对的人都打成「反革命」，其实是以革命之名杀人、行肃反之实。
蒋介石更像梁启超传人
如果说邓小平是梁启超的传人，黄克武认为，最大的差别是，梁启超是儒家；而中国大陆对改革开放迄今仍然标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框之中，反而是大陆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者杨天石对他说过，从蒋日记中可以发现，1940年起，蒋介石曾深读梁启超的著作，大为感动，所以蒋介石更象是梁启超的传人。
革命者是历史的棋子
主持人、知名自由派学者、中研院人文社会所副研究员钱永祥表示，建国百年应该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而不是嘉年华会放烟火而己，试著找出不是北京和台北官方的纯民间观点。
他认为革命的定义应是整个社会为范围、影响相当数目的群众同时带来新体制和新制度，就此而言，革命很难成功，人很难预先构想一套革命蓝图；很多革命者都自认是改变历史的人，实际他们都被更大力量推引，是历史的棋子。
（中央社記者陳偉婷台北26日電）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但台灣與大陸對這百年的歷史糾結，有不同詮釋與表述。包括作家龍應台及多名學者今天認為，應以更宏觀立場，回頭看1911到2011年間，歷史和文明如何前推進。
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規劃系列座談，以「你所不知道的100年」為主軸，分為「革命，換來什麼？」、「焦點中國：文明刻度，找一下」與「想像的極限，再跨一步」，探究文明進程。今天在台北市舉辦系列座談第1場「辛亥革命成功嗎？--從梁啟超和孫文談起」。
龍應台在座談會擔任引言，她表示，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各自表述百年意義，歷史糾結政治，有必要以更宏觀、民間立場出發，回頭看1911到2011年間，歷史和文明如何向前推進。
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朋園在會中表示，革命帶來一連串革命，也帶來無止息動亂，辛亥革命雖推翻舊制，卻沒成功走入憲政。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說，100年來中國大陸經歷複雜的過程，反觀台灣民主化後，多元聲音、多元歷史視野及民間力量興起，突破政府、教育制度和意識型態束縛，能真正理性反省過去百年歷程。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錢永祥表示，革命是一個曖昧概念，他引用哲學家黑格爾（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說法表示，人都以為能改變歷史，但人只是歷史的棋子，革命其實很難成功。1000226
×××××××××××
辛亥革命成功吗？ 学者激辩
2011-02-27 旺报 【记者王超群／台北报导】
▲历史学者张朋园从梁启超和孙文谈辛亥革命。（记者王超群摄）
▼历史学者黄克武。（记者王超群摄）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邀请历史学者探讨「辛亥革命真的成功吗？」（记者王超群摄）
建国百年的烟火绚烂出奇，但是，我们在庆祝什么？纪念什么？昨日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思沙龙，针对「辛亥革命成功吗？」提出反思，希望从纯民间的观点，跳出两岸官方主导下的「辛亥」，探索革命对华人的真实意义。
是不是非革命不可？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昨日在思涵堂举办「思沙龙」邀请历史学者对话。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张朋园，长期研究清朝政治，特别是立宪派、梁启超。他指出，中国是不是非革命不可？百年前的知识菁英已注意到此问题，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革命，用激烈的手段，推翻专制；另一种主张是在现状下改革，君主立宪，在稳定中求进步，步步为营走向现代化，这两种流派思想，形成清末的革命和立宪派。
革命后 与亡国不远
革命和立宪派分以孙文和梁启超为领导，初掀起约两年的思想论战，以及延续的路线之争；革命党说，中国现况已经败坏到极点，有如破烂的大杂院，必须拆了，建造一幢新大厦，如果不拆，只修理是不行的。梁启超则认为，拆了之后，如何建起新大厦呢？梁是持悲观的想法，一旦失去旧秩序，动乱将没完没了。中国革命的结果当时是看不到的，多数人都支持革命。不幸革命之后的情况被梁启超完全料中，中国虽没有再受到列强威胁，但实际与亡国不远，最不幸的是此后中国一再革命。包括一九四九的「大江大海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又一个。中国推翻现状后，最终没有走向现代化，民主和经济都未在中国实现。在张朋园眼中，「革命等于动乱」。张朋园表示，今天台湾的民主，若不是本省人的争取和抗争能否实现，很令人怀疑；但这与辛亥革命无关的。倒是梁启超的思想，有邓小平当传人，邓自己说：「我告别了革命」，在邓小平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打破中国革命百年有70年在大动乱中的宿命，若不是邓小平，中国的今天未必是如此的样貌。
梁启超是渐进改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说，过去自己30年都做晚清的研究，辛亥革命成功吗？要问自由民主政体是否成功？这是很深层问题。
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从兴中会开始，有官方的主流思维，对此海峡两岸的确各有盘算，大陆方面此前就有媒体、学界大肆炒作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当「品牌」，顺便把城市（如武汉）旅游打打广告。大陆谈辛亥，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底限和禁区，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辛亥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有成就，但不够成功。因此中共强调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承接辛亥革命正统性，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正统之所在。黄克武说，梁启超是渐进改革，1850年太平天国动乱的结果，是地方菁英的兴起，清末推动政治改革，地方菁英就扮演一定角色，这就是立宪派，相对的，孙中山是从国外回来的，立宪派对地方结合很深，稳定秩序、社会慈善、地方经营很用力。
没立宪派不可能成功
革命党人有起义之功，但之后的响应，南北议和，若没有立宪派的贡献，是不可能成功的。回到历史现场，立宪派对辛亥革命成功，具有很大影响力。但他们在民国初年，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也是日后中国走向不断革命的原因。
黄克武说，在清末民初大历史的转折处「愈激进愈要革命，愈失败愈要革命」，反而是梁启超这类相对稳定的主张，是被放弃的一方。若问：革命是否建设的方法之一，但革命所造成的效果，是动乱；最惨的是挂著革命为名的文化大革命，把所有反对的人都打成「反革命」，其实是以革命之名杀人、行肃反之实。
蒋介石更像梁启超传人
如果说邓小平是梁启超的传人，黄克武认为，最大的差别是，梁启超是儒家；而中国大陆对改革开放迄今仍然标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框之中，反而是大陆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者杨天石对他说过，从蒋日记中可以发现，1940年起，蒋介石曾深读梁启超的著作，大为感动，所以蒋介石更象是梁启超的传人。
革命者是历史的棋子
主持人、知名自由派学者、中研院人文社会所副研究员钱永祥表示，建国百年应该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而不是嘉年华会放烟火而己，试著找出不是北京和台北官方的纯民间观点。
他认为革命的定义应是整个社会为范围、影响相当数目的群众同时带来新体制和新制度，就此而言，革命很难成功，人很难预先构想一套革命蓝图；很多革命者都自认是改变历史的人，实际他们都被更大力量推引，是历史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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