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孔子遇上毛澤東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元旦之後，在天安門以東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聳起了一座高達10米左右的青銅孔子像，孔子成為繼毛澤東、孫中山之後第三位進駐天安門廣場的歷史人物，而一時關於此事的論議亦紛紛然。「孔子雕像的豎立，標誌中國人對孔子的一次重要反思」，英國《獨立報》認為「在高度發展的現代中國，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正越來越被重視……這座雕像標誌這位學者、思想家以及教育家在中國的高調復興。」加拿大《環球郵報》則認為，近年來，中國重拾孔子思想，特別是其「強調個人道德與尊重權威」，有助改善當下中國囂騷浮華的社會風氣。而孔子思想復興有利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為了在全球範圍內增強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力，在過去6年裏，已有多達320個孔子學院在96個國家建立起來。

或許誰都未曾料到長期以來作為中國主流價值觀締造者的孔子，時刻騰播眾口，可一旦入駐天安門，卻非人人首肯。究其因，非關孔子，實關毛澤東。

天安門廣場作為中國政治權力的核心區域，任何在此的標誌物均非單一的文化含義。孔子像的聳立，從文化層面而言，或可理解為如外媒所認為的那般是旨在重塑國家形象，提高中國「軟實力」；從更深的層面而言，我以為這是對毛思想的一次頗有意味的對話。若細究毛澤東本人對孔子的看法，則更有意思。

毛曾稱孔子「聖人」

毛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針對長期以來中國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對於體育對國民健全身體與心理之巨大作用毫不知曉的現象作了批評，完全符合當時破除封建思想之趨勢。他在文中大量引用《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中的典故成語，尊稱孔子為「聖人」，稱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

同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認為孔子是「既得大本」的聖人。11月，毛澤東主辦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他在《夜學日誌》中記道：在儀式上，師生員工「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謙恭禮敬之態在在可見。

1918年8月，毛澤東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而首度來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擔任助理員。作為當時政治變革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之一的北大，各種學說思潮在此互激互蕩。毛澤東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視域大大拓展，圖書館的工作又讓他遍覽群書，自陳「思想起來越激進」。

1919年7月，毛澤東在由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四則揭露康有為等人「尊孔」醜行的短評，據現存資料來看，這是他最早的「批孔」文字。21日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毛指出：二十年來，湖南雖然在政治上排滿，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而今則到了一改舊觀的時候了。在論到學會章程中「自由討論學術」一條時，又說：「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

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已經不是孔夫子的乖巧門生了。早年對孔子大為推重的話也少見了，而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語錄亦大為減少。可以這樣說，對毛而言，孔子從「聖人」的角色轉變為研究對象，在《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9月1日）中，他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問題之一。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此言頗有深意，毛澤東很清楚孔子的地位，率然打倒是絕不行的，他巧妙地將孔子歸類為封建社會的「聖人」，現在來看，則是日後的伏筆了。

據《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回憶說：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

他們靠孔夫子 我們靠馬克思

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麼「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讚揚。「暫時沉默」體現出毛對孔子在中國地位的清醒認識，而國共兩黨各自選擇的價值系統則再一次透露出孔子和馬克思的日後命運——對方捧的，就是我方貶的。自1949年建國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同建國前大體相同，有褒有貶，很是審慎。直到「文革」爆發，作為傳統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的主要締造者的孔子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成為「文革」中的一大主題。如1966年12月，毛澤東對一位外賓所講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

「孔學名高實秕糠」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倉皇出逃，終致殞命。從事後查獲的材料看，林彪一夥竭力從孔孟之道中尋找反革命的合法性，林甚至手書孔子「克己復禮」一語，掛在臥室中。毛澤東據此認為，林彪與國民黨一樣是尊儒反法的，決定在「批林」的同時「批孔」。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的一首名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這份材料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根據毛澤東本人意見寫成的。兩校大批判組從林彪一夥的筆記、手書題詞、摘錄的卡片及公開的言論中選摘出涉及孔孟或類似孔孟語言的材料，與孔孟相對照。毛澤東意在通過此材料而「批孔」，進一步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思想根源、極右實質以及批判社會上存在的所謂「右傾思潮」，以鞏固和發展「文革成果」。

毛澤東集矢於孔子，顯然深思熟慮，對他而言，孔子更多是作為一大價值系統而存在的。「批孔」與其說是批判孔子本人和其學說，毋寧說是推翻以孔子為代表的這一價值系統，勿庸諱言，毛澤東本人其實就是1949年之後中國最大的價值系統和精神符號。

由此再看孔子像事件，重塑國家形象固然是一目的，但並非關鍵。至於有些論者認為的，希圖借此復興國學和傳統文化，則更是書生之論——我們拿什麼來恢復國學？國學在哪裡？傳統文化又在哪裡？誰來教，誰來學？孔像的豎立，在我看來，無奈的意味更多——我們早已沒有公認的價值系統和精神符號。有沒有一個人、一張臉能讓中國人乃至外國人一眼辨識出這是「中國」？又能心平氣和地承認這個人、這張臉足以代表「中國」，同時還須不引起世界的不解與反感？百般惶急之下，我們不得不最終回到「喪家狗」孔子那裡，這位歷經十幾個封建王朝而始終巋然不動的孔子必須再一次扮演新社會的精神導師，只不過我不以為這次他老人家能解決此一難題。

[文/顧文豪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