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创伤与苦难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阎连科,向来以作品直接冲撞历史现实,因而屡屡遭禁。这次将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四书》,仍是「禁书」,不过是阎连科自己「禁了出版」,因为「不为出版」才让阎连科「解放」了自己,这本描述大跃进知识分子扭曲的作品,被阎连科视为一次「写作上的解放」。
去年五月,阎连科受邀来台参加「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我因访问他而结缘,到北京出差时他总说要请我吃饭,却总因时间问题未得。这次因单纯到北京探访,加上他出新书《四书》,我想碰碰运气,不料他未回河南,而是将长辈接到北京过年,我们因而得以在正逢冷清的这个北方城市碰了面,聊了一聊他的新书,这本书虽会在台湾及海外出版,但大陆读者却无缘阅读,因为,阎连科只打算自己印刷分送亲友。
《四书》的开始是由阎连科写下一些话,说他取得了〈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和〈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分别由谁所写,内容大概,像真是有这么几本书,而这四本书也以不同次序出现在《四书》之中,每每出现就代表著一种说话者、一种角度和一种书写方式。而后,读者会发觉,这四本书其实是作者所创造的「文体」, 如文学评论者蔡建鑫所评论:「一如『四大福音』分别由不同的先知写作汇编而成,记述耶稣生平的事功,阎连科《四书》里的众声喧哗,虽然来自同一人,毕竟也代表了作者对历史再现创伤书写,以不同语体形式的叙事尝试。其企图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话下。」
四书 展现宏大格局
他的企图格局便展示在故事一开始仿造《创世纪》的写法,只是那个「神」是个孩子。「我喜欢《圣经》,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信仰的阎连科并不把《圣经》当成宗教书籍,而是「文学」,尤其翻译成中文后是如此透明简单,成为独特的语言。「这是伟大作品的源头,带有丰富精神,以及对于生命源头的探索。」阎连科说自己时常阅读《圣经》,因为它很美。
「我想要追求解放,写作不为了别人不为了出版,只为了自己的创作。」阎连科说,《四书》就是这么一本作品,他知道在大陆不能出版,于是自己印刷了百本,分赠文友。「政治、制度可以约束我们写作,但作家本能地自我约束是对写作最大的伤害。」他认为超越意识型态和调和政治和文学是当代作家的问题,《四书》是他的实践。
去年访阎连科时,他便曾说过,渴望写出一部和读者、出版、评论、销路都无关的作品,希望可自由写作、表达对土地的情感,成就一次「除了自己的内心,不管其它外在因素」的作品实践,「我非常希望现在就有这么一次,非常自在的写作,就算别人说我胡写,也就当成胡写。」他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摒除自觉的实践,而不需被外在干扰,甚至是自我审查。半年不到,他已完成《四书》。过往他的创作几乎一气呵成,但这本「不为出版」的作品却修改多次,甚至有个朋友读了后认为太悲惨了,希望他改一改某些部分。
以大跃进 为书写背景
《四书》的背景是50年代中国「大跃进」,他以如同希腊神话中西绪弗受责罚而日复一日推著巨石的虚无与隐喻手法,探究一群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时期受到的创伤和苦难。而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台湾说的「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因此成为饿殍。为了寻求活路和自保,许多知识分子因而自我扭曲。在阎连科的创作中,这些人的命运掌控在「孩子」身上,最后,这个孩子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为了「超英赶美」,中共在50年代鼓励「大炼钢」,连现在小孩子都知道灶不可能炼钢,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却得一一答应,甚至浮报粮食产量,「我觉得大跃进更能体现新中国的激情和复杂,文革还容易理解,但大跃进的发生,简直不可思议」,阎连科认为这更能凸显文学性。在《四书》中,「孩子」透过非常孩子气的「小红花」奖赏来刺激人民「生产」和「浮报」,最后人性扭曲,饥饿吃人的状况频频发生,尽管不直接批判,但在作者的笔下那种晦暗浓重不去,找不到出口,甚至以为没有救赎。
「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三千多万人消失的历史,至今甚至无文学作品描述它。」阎连科说。事实上,莫言,余华都有迂回触及大饥荒议题,但都不是主要故事,因而没有掀起争议。蔡建鑫说,来自河南的阎连科,或许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为蓝本描述大跃进,因为信阳地区是河南当时放卫星的冠军,所承受的后果也相对地严重。
阎连科说自己上学时,大跃进已至尾声,但他路上都可看见那些炼钢的小炉灶,是他成长记忆中的风景。我曾询问阎连科的母亲,在国共内战期间「苦不苦」?阎连科笑著代她回答说,「她会说那三年吃不饱比较苦。」不过他也坦承地说,一开始并不为了写大跃进,只是因为念头一个闪过,就成了大跃进的故事。
故事中,孩子常常对不遵守秩序的人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杀了我。」孩子不是以杀戮来威胁别人,反而要求他人杀了自己。「我只是突然好奇,如果有个人一直希望别人杀了他,这会如何?」而这就是阎连科书写《四书》的原始念头,而不为构成一部透究当代历史的著作,这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