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提示：钱钟书的通学方法 上卷序言中，我曾预告：本书将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别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我在撰写《讲稿》时，不敢忽略三大思潮之间的纠结冲突、互动交融。问题是：西方文论出路何在？中国学术又当如何与狼共舞、应时而变？
为了让大家方寸不乱，我在讲稿最后部分，特设第四编《后学面面观》。同时加写一节方法论提示，概述钱钟书有关西洋新学的治理原则。我希望以此搭建一个出发平台，帮助大家开展有主见的中国研究。为何关心钱氏方法？
只因写作过程中，我对西方文论产生一些事关全局的想法。这些想法起先凌乱破碎，继而杂合交织，纷纷向我提示：中国人治理西方文论，有无我们自成一家的研究方法、批评原则？ 为了答复此题，我先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调查钱钟书的知识谱系；其二是通读《管锥编》，辑录其中方法启示。两事合一，或可拼成一幅中国式的简易“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打通”之由来
何为钱氏治学方法？钱先生晚年，一再说是“打通”。
此说仅二字，言简意赅。他在家中客厅、学术会场上多次说过。说的周全一些，又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信中肯定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1
钱氏“打通”方法，始于何时？成于何处？我以为离不开清华、牛津，西南联大这三个所在。分说如下：
清华新生钱钟书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外文系。此时清华，已开办国学研究院四年。在吴宓先生操持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公，纷纷应聘，到校执鞭，并称“清华四导师”。
纵览中国学术史，清华非但以四导师为荣，压倒历代书院，它更代表中国现代知识理想，开创研究生培养制度。执此“国学”大旗，清华在教研制度上，遂能广纳新知，有教无类。治学方法上，它则号召融会中西、为我所用。上述几项特征，都离不开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何谓文化本位？我们知道，陈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原因。如此胸襟宽广、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若以吴宓的白话翻译，便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窃以为，若无陈吴二师，钱钟书的“打通”，便是无根之木。
外文系制度考 1929至1933年，钱钟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关于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稍加介绍如下：清华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身为清华元老，王主持制定外文系学程大纲，明确其培养目标为：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制度，外文系强调于专业训练外，鼓励兼修，以造就博学通才。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同时每一学生，又须于英德法三种外文中，“择定一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2 钱钟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八门：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一介新生钱钟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七门外语。
杂学旁搜，己见迭出 清华四年，钱钟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其专业成绩之好，空前绝后：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让他填补系里教职。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他去伦敦大学做讲师。钱氏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诸多回忆文中，钱钟书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人们的赞赏重点，集中于他的旁涉与渊博。同学饶余威说：“钱钟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清华藏书中的划线评语，多出自此君手笔。”3
钱钟书的杂学，亦见他与名师关系。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钱钟书听他们的棵，拜读各家著作，时常当堂提问、己见迭出。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
张、钱二人竞说“通” 钱钟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逐渐养成一派通学志向。这方面，不可不说他与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的交往：张钱二人，一师一生，却不顾年纪悬殊，做起了忘年交，且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身为五四风云人物，张申府引进西学、推崇新知，不遗余力，尤其看重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罗素分析哲学。张先生及早发现：“解析与唯物，乃西学方兴趋势。前者偏于分，后者重于全。两势会归，必有大成就。”
1931年张氏发表《所思》称：“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西洋新学错综复杂，令人手足无措。张谓：“唯通可以通之。唯通可以不胶执，可以执两而用中，可以集众见而见其弊。”4 钱钟书不甘落后，相继写下《论不隔》、《作者五人》、《通感》等文，逐一阐发其“通学”见解如下：
[1] 针对西学大趋势，钱一再引述《易·系辞》：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有通，方能久。变则通，通则久。
[2] 现代人生活在分裂与歧义当中。王国维先生倡言“不隔”。钱钟书则强调“能达、不隔，即为通”。通是灵活传神、也是雾里看花。更有一层：在钱氏心目中，“通”作为一种自由知识境界，即还我丰富人生。 5
[3] 西方心理学发明通感（Synaesthesia）说。钱对此兴趣盎然，遂作《通感》文，试将人之五官（眼、耳、舌、鼻、身）综合为一，兼而通之。《管锥编》补充道：神密宗言契合（Correspontia），所谓神变妙易，六根融一。6
[4] 中国思想史上，一向受敬重之“通人”，即为博览古今、识穷天下者。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兼容诸子百家，总揽大道之要。又如东汉经学家郑玄，他广采众说，编注群经，因能破家法，坏门派，创通学之目。7
文史哲学、一气打通 钱钟书的通学志向，在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作者五人》一文，纵论英美现代哲学家。8 其中美国哲人桑塔亚那，最令钱氏心仪：这位“山潭野纳” 比喻丰富，多才多艺，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9
钱钟书表示：他要在“硬性学术研究中”，充分掘发“哲学家的文心”。忽又突发奇想曰：“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 请注意：这是要一气贯通文史哲三大学科！
英法留学记
清华毕业后，钱钟书回到江南，在上海光华大学当讲师，不久与杨绛结婚。193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1935年，钱杨双双赴英留学。杨是自费生，钱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英文学位两年。
在牛津，钱钟书不开心。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原因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钱钟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 Gardens取名“恼人园”。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图书馆，戏称为“饱黩楼”。
饱黩楼中 横扫西典 世人皆言钱钟书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却不知他在牛津如何“饱黩”？杨绛追忆说：饱蠹楼图书向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痕迹。钱氏在“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留注：“廿五年（1936）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
杨先生又说：“做笔记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钟书却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如是，做笔记成了习惯。有书赶紧读，读完做笔记。钟书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铁箱、木箱、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整理，分为三类：一外文，二中文，三日札”。
令人惊叹者：“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其中记有书目、版本、原文页数。英国文学在他已有基础。于是循序攻读法国文学。同样攻读德国、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勤勤谨谨地做笔记。以后他就随遇而读。全部外文笔记，共计三万四千多页，七百多万字”。10
不拘专业 打通齐观 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可他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一次苦读。有一门古代版本学，要求学生爬梳15世纪抄本。钟书头疼之余，只好恶补。而他所谓苦读，是每天加看一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11
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养成钱氏无懈可击的外文功底。40年后，即1979年他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依照夏志清、费景汉等华人学者的说法：钱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钱钟书的学位论文，题名《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此文在命题与方法上，均属标新立异：[1] 将比较文学方法，大胆植入断代史研究，[2] 细读各类文本，提取两国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之异同。毕业前，牛津有人资助钱攻读哲学博士，可他未接受。杨绛解释说：钟书觉得为学位赔时间，太不值。说到底，他一生最喜自学，即不受拘束，读自己想读之书。
巴黎读书 海阔天空 1937年秋，杨绛赴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钱钟书随往。这一年，他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拉丁区的旧书店、咖啡馆，让他恣意读书交友。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海阔天空地读书。
杨绛旁证：“钟书在巴黎这一年，法文自15世纪诗人维容（Villion）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后来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我。”12
有巴黎垫底，钱钟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遍览群书之余，他最感兴趣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依我观察，其中三大重点分别为：[1] 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2] 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3] 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替他绘制一张海外游历图，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钟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巴黎读书方式，与钱氏治学理念相关：即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个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他后来放出手段，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美其名曰“打通齐观”，实出于此。
执教西南联大
1939年，欧洲战况凶险，钱钟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不足29岁。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破格聘钱钟书为教授。由于抗战，清华南迁，钱钟书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据王佐良回忆：“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钟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 短短一年中，钱钟书教过的学生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等。上述诸生，多为解放后北大、北外英文教授。而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文学之魂：时代精神 据许国璋回忆：钱钟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13
1979年我在北京读研，听北大李赋宁教授讲文艺复兴。此课一改英文系积习，兀自从意大利但丁开始，继而介绍法国拉伯雷，末了才提及莎士比亚。我忍不住对李先生说：学生眼界为之大开。李笑答：“当年钱钟书就是这样教我的。他让我明白，文学研究山外有山、楼上有楼”。
所谓文学 随人见性 钱氏如何看待文学、文学批评？早在清华园，他就写下《新文学源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等评论，继而在《谈艺录》、《七辍集》中多有发挥，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文学通论”如下：
何谓文学？英文Literature一词，与中国“文学”一样，兼有文献、诗文、学问等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所以他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其基本理由是：
《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据此中西二说，文学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我们打开文学经典，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另外与西洋文学不同，中国文学“兼本末、包内外”，别具“天人合一”的总体象征性。14
《管锥编》经史子集俱全、诗词歌赋齐备。什么道理？钱氏按：文贵华彩丽事，笔工直白纪实。文笔分工，各司其职。中国历代学问，向以经史为上：经“示法”，史“存迹”。圣人示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然史学传迹，又离不开文学。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左传》开后世小说法门。史学大用，因而在于“传神写心”，或再现历史精神：“遗其精神亦即失其真也”。说到底，经史子集“皆精神之蜕变，心里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15
如今人文学科，大多“主内容、辨真伪”。文学却是一部脱空经：它一面突出美丑之别、雅郑之殊，一面讲究形象思维、象罔之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谓：诗文如同百灵鸟，“围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差同“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矣！ 文学不重逻辑思辨，但求比喻模拟，反能冲破概念，走向变化。诗歌、小说、戏剧等，因而常比史书来的高明。16
诗无通诂 却有大小结裹 文学“抒作者之情，更感读者之心”。譬如杜诗韩笔，人人都觉美，却又各见所长。诗无通诂，原有“畅通与变通”。先看畅通。诗意本不显露，必索乎隐。各种解说，必主于一。再看变通。盖谓义不显露，亦可游移。诂之不通，达亦无定准，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
文学批评是训诂考据？还是叙事修辞？钱氏笑曰：“只怕有些学者，以为此外更无学问”。唐代诗人姚合称：“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如今学术论文，多“作场中批评”（Workshop Criticism），即“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批评关键在于：要“把千头万绪化为二三大事”，发掘那些“隐于针锋黍粒、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思想精髓。17
教书与交友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时，旅居昆明文化巷11号。他在此写下“冷屋随笔”四篇。文中不难见出：作者精神郁闷。1939年底，钱氏辞去教职，前往他父亲钱基博所在的湖南蓝田师范，出任外文系主任。
据吴宓之女吴学昭追记：“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父亲奔走呼吁，不得其果，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看法，但教父亲不可强合。1940年11月4日，父亲赴陈福田便宴，议请钱回校，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愿返回。”
这桩公案，起自清华：传说钱钟书毕业时，不愿留校读研究生，理由是“外文系无人能教我”。陈福田因此大不满，吴宓却是莞尔一笑：“以钱的才质，根本无须硕士学位。” 18 实际情况，我以为要比传言复杂得多。
不落巢穴 破体求通 首先，针对派系纷争，清华导师一再提倡：和东西秦晋之好，破南北门户之见。钱钟书身为好学生，既要遍采百味，又欲不落俗套，岂无一套自处之法？有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有心延揽才俊。钱赋诗道：“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我们知道，晚期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钱氏与之唱和，明示自己无师无门。一年后，钱钟书在英国作《论交友》，称“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19
请注意：他承认“亦师亦友”，坚持“无师无门”，其间夹着一层“通学”之虑。《管锥编》891页谓：历代学问大家，皆因不落巢穴、方才有所突破。贾谊论文象赋，辛弃疾作词似论。《醉翁亭记》不为赋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名作往往破体，死守则自缚。
宗派阻绝、无师自通 其次，钱氏深知学术辩证规律。《谈艺录》171页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其劣，而在其佳”。此说源自《管子·枢言》篇：“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巢穴，巢穴则变腐恶。”
面对学派争雄，《管锥编》复作两面观。其一，宗派判分，对疆阻绝。（1052） 其二，各派多暗契默合，而非直相受授。譬如老庄之于释氏，又如惠能“得无师之智”。所以“毋宁观其会通，视章水之交贡水”。（440）教派如此，文派亦然。大师无意开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师，而反害师。（727）
许多年后，钱钟书在致老友郑朝宗信中，更将学问一道，表述为“荒江野老，三二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他还多次吁请众人，不要提倡“钱学”。
《管锥编》的通学启示
1998年钱先生去世，迄今已十年。十年中，人们为了纪念他，纷纷称颂他是杰出诗人、一流小说家，又是高明翻译家、评论家、国学大师 —— 以至于我们忘记一个事实：他本是我们英文专业中人。
钱钟书不但是清华外文系的好学生，他在牛津攻读的专业，也是英国文学。身为英文教师，他从昆明、湖南，一路教到北京，教的全是英国文学及相关课程。问题是：他是怎样超越专业局限，变为学问大家的? 各位不妨回想他23岁那年，在清华园中发下的宏愿：“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
这本“梦想之书”兑现没有？ 窃以为，它以《围城》为先声，复以《谈艺录》、《七辍集》为试笔，几经勘磨挑剔，终于演化成了《管锥编》。
管见锥指：通学之书 《管锥编》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分五卷，百余万字，分别梳理《周易》、《左传》、《史记》、《老子》等十部古籍。同时涉猎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外文书籍二千余种。其中议论，兼及文、史、哲、社会、政治、心理、语言、考古、民俗等十余门学科。
如此浩浩巨制，岂以“管锥”题名？钱先生说：此二字典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 又引《毛颖传》，说明“管锥”二字，分别是管城子、毛锥子的略称。20 然而，《管锥编》毕竟是一部中西合璧的现代学术著作。参比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脉络，我斗胆发表三条意见如下：
[1] 《管锥编》在形式上秉承中国文人笔记习惯：即以片段评语，疏疑解难，又以织补手法，签注古籍。可在骨子里，它是一部中外比较思想史，或曰“文论”著作：其中既有文词批评，也有哲理批判。作者所谓“管窥、锥指”，正是中国文论特有之“以小窥大”法。说白了，钱氏是以中国经史子集为线索，网罗外国各派新学，令其交相辉映、彼此参合，进而抉发它们共有的思想精髓。
[2] 《管锥编》内容，出自钱氏留学笔记。待他返回昆明后，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作者流浪湘西、蜗居上海，自叹是“兵罅偷生，聊作忧患之书”。21 此中情怀，与20世纪西方思想家如出一辙。体现在文风上，即钱氏诗句所吟：长歌当哭，蚌病成珠。戚戚之极，变为浩浩。
[3] 中国学界之于西方新学（或称文论），疏忽已久，形同陌路。至1979年，国内通盘评点德国现象学、阐释学、俄国形式主义、萨特存在主义、拉康心理学、巴特文本论、德里达解构批评者，惟《管锥编》一书耳。以我浅见，钱先生对于西方文论，不仅仅是引述精确、譬解灵巧、注疏周密 —— 他还在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战略地图、一套中国祖传兵法。
我说的地图，涉及钱氏知识谱系。至于兵法，是指《管锥编》中如数家珍的国学方法。不瞒各位，我在写作《西马英雄传》、《后学面面观》时，多亏有了这套方法，方得以翻山涉水、过关斩将。现举其大者如下：
亦扫亦包法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称：20世纪西方产生了诸多变革思潮，诸如现象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同一条思想大河中的几股激流，它们“都标志现代思想与传统决裂”。如此学术乱局，当如何视之？
《管锥编》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全晋文》卷四六：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首推庄周《天下》篇。司马迁《史记》开创中国史学，其豁达大度，在于“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弊也”。钱按：太史公发明“亦扫亦包，相断相续”之法，可借诂黑格尔奥夫赫变(Aufheben)，其《哲学史》中论学派之相非相续（Widelegung），亦同斯旨。（389-391）
儒家辩证法 《管锥编》征引马恩《共产党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批辩证法名著，肯切表示：“转益多师是吾师”。同时发现：中国人不重逻辑，却谙熟中庸之道，此乃“儒家于辩证法之发凡立则也”。何谓中庸？《七辍集》9页按：“中，指恰如其分、无偏差，不抗不拘”。
西方文论左右相攻，令我头痛不已。忽见钱氏引述《周易正义·噬》：噬啮互动，相反相成。（22）《管锥编》350页确认：“执其两端，可得乎中。思辨之道，故所不废”。我乃大喜，相信此法“足使黑格尔羡妒”也。
鸟之两翼法 钱氏《谈艺录》提倡“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反什么？《七辍集》35页称：反即“反思与再认识”。黑格尔看重认识转折，即“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或由识（Benkannt）转为知（Erkannt）。《管锥编》171页，又展示“鸟之双翼”法：“自省可以忖人，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
1984年《读书》第6期，钱氏发表一篇《走向世界序》，笑称“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你只好走向世界。” 接着又苦口婆心，宽慰大家道：“外国新学理论，能让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古典刮目相看。它们非但不是破坏力量，反而是中国学问走向世界的媒介。”
通观圆览法 迫于资本主义危机，三大文论思潮各显神通，分别针对形而上学，施以理论上的解构、解码、狂欢化，以至于大厦倾覆，断墙残垣，瓦砾遍地。犹如一场大地震后，人们惊魂未定，却不知怎样着手重建。
《管锥编》480页，建议我们一不怕乱，二莫嫌烦，只管将那些断章残句、破碎理论“捉至一处”，加以旁通连类、古今参印。这岂不是伽达默的循环阐释（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么？钱氏答：唯唯！否否！
“循环阐释”冠西洋之名，对应中国“通观圆览”。何谓圆览？希腊哲人以圆为贵。《易》曰“耆之德，圆而神”。《论语》意旨周备，圆转无穷。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明珠一寸，鉴包六合。何谓通观？即积小明大，举大贯小，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171)
脱胎换骨法 时下后学潮流，依然起伏跌宕。然与20世纪中叶的剧烈破坏不同，后学主要特征是：学科交叉，学派交融，理论转码，变形再造。
学科交叉典型，当推福柯：他发明的知识考古学、权力物理学、身体政治学，竟无一能纳入任何学科！学派交融代表，则有哈贝马斯和萨义德。老哈身为法兰克福学派大弟子，转而接受美国社会学，推行“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为了推进后殖民批评，萨义德目无町畦，不分左右，同时借重西马与后结构。至于布迪厄和詹姆逊，我们已分别领教了他们的中介调和、理论转码。
《管锥编》卷首引用英国批评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融会贯通之事，每发自混淆变乱之始。（6） 《列子》之袭《庄子》，世所熟知。至脱胎换骨、假面化身处，则识破鲜也。（480）《荀子·正名》道：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钱按：形体可变，元神无改。（472）
《谈艺录》区分模仿与剽窃：以为原作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此须严别也。（84）另以王安石为例：“荆公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名，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做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245）
半庄半谐法 中国古人以解沽为正经注释，解颐则是喜闻乐见的阐释方式。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谓：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钱氏按：康德尝言，解颐趣语能撮合盲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合，得成配偶。（317） 席勒以为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致知穷理、文德武功，莫不通游戏之事。”（1323）
《管锥编》出版后，钱氏写信给朋友称：于古人只能采半庄半谐态度。“拙著不易读，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 22
以上六法，皆为总揽全局之大法。《管锥编》中另有许多“小法”，专司布局谋篇、修辞炼字。我从中发掘出六种，逐一搬用，竟是百试不爽！
春秋笔法 古人所谓春秋笔法，今之考证者忽焉。荀子所谓约而不速，半吞半吐，以达到“微而显、志而晦”的效果。（340）
搭天桥法 明清批尾家所谓“搭天桥”，司马迁习以为常。举例：管仲卒，后百余年而有晏子。孙武死后百余年有孙膑。记楚事而忽及秦事，一似节外生枝。笔者瞩高聚远，以类相并，大有浮山越海而会罗山之观。（308）
阶进法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此类句法如拾级登高，每况愈上。西方修辞学命为阶进（Gradation）或造极（Climax）语法。（870）
花开两朵法 作者一支笔写不得三处。《红楼梦》第五十四回，王凤姐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第九十八回：却说宝玉成家那一日，黛玉已昏晕过去。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时辰。（68-69）
水中着盐法 杜少陵诗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袁子才《随园诗话》卷七曰：用典如水中著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德国诗人席勒称：所谓艺术高境，即内容尽化为形式。法国诗人瓦莱里言：诗歌涵义理，如果实含养料。钱按：一切崇论博学，其雕炼之精工、经营之惨淡，皆如水中之盐，不见其形也。 （手稿51）
捉至一处法 《列子》命意遣词，均出《庄子》。捉至一处，便见源流。（480） 钱氏笔下，不仅庄子、列子可以捉来捉去，就连那些西洋经典思想家，也是呼之即来、应之如响。古人如是，何况西方新学诸子乎？
草稿于2005年5月，苏州长岛花园
补写于2006年12月，海口万恒花园
修订于2008年5月，北京西湖新村
西方文论必读经典
阿多诺/霍克海默 Theodor Adorno & Max Horkheimer [德]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1947；John Cumming英译本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71；洪佩郁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1966；Ashton英译本，London: Routledge，1973，张峰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法] 《保卫马克思》，Pour Marx,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65, Ben Brewster英译本，For Marx，London: Allen Lane, 1969. 顾良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0；Ben Brewster英译本，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李其庆中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阿尔都塞 《列宁与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69；Ben Brewster英译本，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英]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76; 高舌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安德森 《历史唯物主义之路》，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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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法]《语言与象征力量》，John B. Thompson编译本，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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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意大利] 《狱中札记选》，Hoare & Smith 英译本，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o Gramsci，London：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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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美]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London: Verso, 1980；周晓虹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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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 Frederic Jameson [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的辩证理论》， Marxism and Form：Twentieth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参见李自修中译本，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5年。
詹姆逊《语言的囚笼：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si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钱佼汝中译本，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5年。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王逢振、陈永国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