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中一场脑力激荡

勾沉報刊版圖上之文學轉世
——專訪陳平原教授文章日期：2008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一世紀以前，梁啟超提出傳播文明三利器：學堂、演講、報館。報館的成立，文學有了明晰的變化，分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講座教授，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即將召開「文學史視野中的『大眾傳媒』」研討會，邀集文學、史學、新聞、出版、影視、文化研究等不同領域的學者，探討「現代文學」與「大眾傳媒」的關係。
文人辦報，傳統發自晚清以降。作家介入報館的編輯工作、在版面組織文學運動，產生了與古代「文集之文」不一樣的「報館之文」。昔時陳獨秀、胡適等辦《新青年》，推動白話文運動；近有查良鏞創《明報》，一新武俠潮流……文學、思想、傳媒的關係，如此縱橫交錯，研討會正是要將千頭萬緒細細抽絲剝繭。
「『專欄文章』是香港文壇的一大特色，可香港的文人，到底是如何將應景的『專欄』，改造成有可能不朽的『文章』的呢？」爭分奪秒的報館運作，文章要求的是對應社會現狀的「即時」，可偏有一作者的專欄，雕欄玉砌，細緻論文藝，求的是「傳世」之美。這作家便是董橋。
如此特例，正好是傳媒的文學研究之上佳個案。去年，北大一位從香港過去就讀的學生袁紹珊，畢業論文即在陳平原指導下完成，以《懷舊與邊緣書寫——文化視野中的董橋研究》為題，描述董橋的立場與趣味，得陳平原盛讚有新意。陳平原並特意要求學生參照中國第一批報人王韜、黃遵惠以至梁啟超等文人，在求快求猛的「報館之文」和立意長存的「文集之文」之間掙扎的心路，顯出於報章寫文學的隱性矛盾，不易調和。
特別是，如今社會已非梁啟超年代的單純，在資本的力量下傳媒亦難簡單作「救世的工具」，而董橋坦承傳媒機構的商品性問題。袁紹珊論文中引董橋所言「雜誌跟讀者的關係是生產者跟消費者的關係」，「綜合雜誌裏的每篇文章，也算是知識爆炸的成果，各有功用，都是文化，都有人看」。但他始堅持文章得「經世致用」，不可言之無物，美文之餘，得有內容與清楚的資訊；反過來，在論政評時事之餘，其人文學養又為文章點綴以可觀的意趣，譬如以武俠小說格調評點中英談判，舉重若輕，插科打諢，兼有挖苦與諷刺，以「走筆之際平添一絲樂趣」。
此可證「報館之文」往往是作家與讀者互動下的妥協。陳平原指，許多作家會意識到「讀者每天監督，要求我們做什麼選擇，而調整寫作姿態和趣味。借取報紙，讀者聲音不斷與作家對話。一方面，作家有讀者鼓勵，介入包括社會改革的願望；另一方面，民間趣味太濃，作家特立獨行愈來愈難，像《紅樓夢》那種增刪數十次的寫作不可能了，早上寫完下午便要交出，寫作的風格受公眾、報章甚至黨派的制約」。這文學生產與文章風格之間的關係，是陳平原的關注。
而文章結構的改變是明顯例子。連載小說整體而言雖是長篇，可是讀者要求在每一期都能讀到相對完整的故事，就逼使作家尋求每一回小說「自成起訖」，容易忽略整體的構思，讓長篇變成短篇的雜錦。
像金庸的武俠小說，寫成之初乃為了在《明報》上連載，當亦有如此新小說特點。可是，與其他武俠小說家不同的是，小說家金庸同是報人查良鏞，他並堅持寫社評政論，引導社會輿論，多年下來近約二萬篇，且得學者金耀基所愛，又為政治家江澤民看重。陳平原便評價這門左手小說右手政論的功夫使金庸一改小說家的邊緣位置，在某種程度上介入了社會現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進程。
政論亦同樣可能反過來影響小說創作，故雖金庸屢屢否認，讀者卻不難從小說中嗅出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在古代的江湖滲透現代的社會意識和情懷。「我們可以想像，他早上寫政論，晚上寫小說，思路中會有貫穿的地方。將來金庸的政論集編好，研究者可以將之與《笑傲江湖》、《鹿鼎記》對照閱讀，更能了解他的理想和胸懷。」小說與政論的互補，更顯示武俠小說極大的兼容性，政治與社會、文化與歷史，廣闊空間，足讓小說家縱橫馳騁。
報刊之文 文學言志
以文學言志，或表達對社會理想的嚮往、或對社會陋習的批判，早是新文化時期魯迅等作家所採用的方式。考慮小說《阿Q正傳》、《孔乙己》，以至隨感雜文的生產過程，亦是側看報章改革社會文化的方法。譬如，在赫赫其名的《新青年》，雖以思想文化革新為主旨，但一開始便意經營文學作品，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競相寫新詩、陳衡哲等練習話劇、更有魯迅的小說以至來勢兇猛的雜文，「將正襟危坐的『政論』、改造成寸鐵殺人的『隨感』，開啟了現代中國的『雜文時代』，更是《新青年》的一大功績。」而《新青年》力圖將文學革命與思想革會統一起來，用發起運動的方式來促進文學革新，不論雜誌編排或話題設計，主編陳獨秀都希望兼及思想和文學。特別在最成功的一役——白話文的討論上，兼備理論意義，又具操作性，遠不只「文學形式」或「表達工具」，而涉及整個思想觀念與文化傳統的是非，吸引許多論者的參與和辯論，掀起漫天波瀾，一革時代的氣象。以運動推動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當中作品雖不免「主題先行」，「但作為同人雜誌，策劃這麼一場精彩的文學運動，實在不可能不『理論優先』」，故對《新青年》的討論，實有許大文學史意義。
回首過去，對於媒體與現代文學史的關係，在學術界，自1990年以來，便日益受到關注，相關論述顯現，有成為新一波「顯學」的優勢。陳平原指出，過去10年多的北京大學碩士及博士所撰關於此題目的，便共有47份，其中碩士論文32份。
不過，陳平原指出，傳媒中的文學研究正面臨困惑，也因此組織研討會以求交流各領域研究心得。其中的困擾來自文學史研究的具體操作之不易。
「過去研究經典文學，要處理的資料相對比較少；可是一旦涉及傳媒，就得處理一大堆料理，看微縮、看影印，像譚嗣同說，報章乃『總宇宙之文』，無所不包，開始時要進去不容易，後來進去這資料的海洋後，可能這也覺得有趣、那也覺得有趣，不知道要找什麼，或知道很多有趣的細節，最後卻做不出文章來，迷失在一棵棵小樹，甚至小樹的枝葉之間，回不到整個森林的原生態了。」
現在研究媒體對作家之制約
另外，「過去研究文學，是假定作家的風采，現在卻是強調媒體對作家風格的影響和制約，作家的作品如何遷就傳媒而協調，像如今，小說作品許多是對應影視而寫作的，因為小說稿費少，改編電視或電影卻能賺一大筆改編費，而這樣寫作，小說便會受制於電影電視的趣味。」如此一來，是否謀殺了作家的獨創性？都是研究者需要考慮的。
陳平原雖然對香港大眾傳媒的文學史沒深入研究，謙虛地表示不能輕率發表意見，可他亦慷慨建言，香港學者在做香港文學的研究時，應該把視野拉得寬闊，「香港、澳門的媒體是跟整個中國連在一起的，像早年香港的《循環日報》、澳門康梁一派創辦的《知新報》，雖然其時這些地方政治上有所分隔，可作為研究者，應將之放在具體的大背景裏，理解其關係，才能做得好」。他提醒，不應一下子將研究區域化，變成地方項目，減低研究意義。
[文／方素云]
Info﹕「文學史視野中的『大眾傳媒』」研討會
文章日期：2008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參與學者：張隆溪、黃子平、陳國球、陳建華、許子東、王宏志、Ann Huss（何素楠）、彭麗君、沈雙、陳惠英、李海燕、馬家輝、陳智德、張歷君、郭詩詠、熊志琴等。
時間：6月13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125室
查詢：2609 7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