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柴子文

林毓生精研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採取「創造性轉化」方向；他強調建設法治、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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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常常身不由己。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各種漩渦裏努力維持自己合情合理的理想。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林毓生離開給他啟蒙教育的北京（當時稱做北平），等到再回這塊土地，歷史已動盪波折三十年；如今他回上海準備文集在中國出版，光陰又過三十載。生逢亂世，他卻有幸遇見大師，有幸做一輩子自己喜歡的學問。

作為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林毓生被認為是華語界對自由主義原理掌握得最清晰的人，他精研作為強勢意識形態的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該採取「創造性轉化」的方向，被視為是解決中國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制度接榫難題最具建設性的方案之一。林毓生認為，歷史過程是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互動的結果；在不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因素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從這多元歷史觀的視角來看，他不同意五四式中國知識人帶著強烈反傳統格調的「思想革命」，認為那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一元式化約主義。在以天子制度及其正當性（「天命」觀念）為統合中心的傳統秩序崩潰後，中國陷入了全面的「秩序危機」。嚴峻的歷史環境及強調「思想革命」的簡單化主張，開啟了「進步」知識人投入激情的革命浪潮。雖然反對一元化思想決定論，但他認為嚴肅的思想工作有其重要性。在適當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配合之下，一套有系統的深刻思想可能發生如韋伯所說的歷史軌道上「轉轍夫」的功能。近年來，他特別強調建設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the rule by law）、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社會其他條件良性互動的最重要的基礎。

六十年過去，林毓生對少年時代在北京的生活依然充滿留戀。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家境富裕，但生活很平民化。他喜歡自己坐電車去聽侯寶林說相聲。母親平等對待傭人的身教，讓他跟傭人們關係融洽。照顧他的傭人是滿洲貴族，讓他感受許多舊文化溫潤的底蘊，卻沒讓他接觸舊文化腐化的成分。未受當時嚴重的身份等級制束縛的家庭教育、不愁吃穿的生活環境讓他無需看別人臉色，得以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國知識人喜歡講獨立，可自己生活裏大多並不獨立。林毓生認為，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和獨立性是他一生的幸運。

而林毓生的知識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最大得益於他的兩位授業恩師：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和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殷海光給他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人道德精神的召喚，而哈耶克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

對恩師殷海光，林毓生感念不忘他對學生自然平等的氣息。有一次課後，殷海光和五、六個學生圍坐在台灣大學文學院大門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談話開始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林毓生隨口發表自己的見解：「中國近幾十年來，凡是發生大影響的人，無一不是糊塗蟲！」沒想到這句話讓殷海光激動地站起來，態度嚴肅地說：「毓生，我可以為你這句話寫二十萬字的註解！」師生之間靈魂深度的共鳴以及老師對學生鼓勵的獨特方式，直到七十多歲講起，林毓生還為之動容。

在一九五五年台大的校園內，林毓生第一次聽到殷海光在課上引用艾克頓公爵「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來說明中國現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沒有辦法限制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擴張與濫用。那真是空谷足音！從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繼續推行右翼威權統治的歷史現象中，殷海光認為，中國問題的病根是五四早期民主憲政理想被相反兩極的左右意識形態所取代，而焦點在於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文化與制度，並使其在中國泥土上生根。正是帶著這樣的大問題，一九六零年，林毓生通過努力獲得難得的機會到美國學術的頂級殿堂——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成為哈耶克在美國任教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

令他很感詫異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從第二年開始給了他最高的獎學金、最好的老師，卻只是讓他用整整三年時間精讀十五六本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原典。更使他不解的是，他必須暫時放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的博士論文題目雖是五四（後改寫增訂後以《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但博士資格考試的題目卻與此毫不相關。後來，他漸漸理解，研讀原典乃是具體接觸原典中的精微深思與廣闊視野的過程，於潛移默化中增進了自己思想的靈活性、深度與廣度——深入原典的內部確是訓練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徑。該系每年從幾百個申請者中挑選兩三個學生，目的是要培養有思想原創力的少數知識精英。

從一九七零年開始，林毓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一直到二零零四年退休。一九七四年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時，友人余英時鼓勵他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跟他強調其重要性；也是在這次返台期間，他被當時台灣年輕人企盼「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更豐實的思想內容」的誠懇所打動，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因此，林毓生把這一年看成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

而當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打開大門時，林毓生也是第一批訪問北京的學術訪問團成員，他見到錢鍾書、費孝通，聽他們坦言自己是「出土文物」，對三十年封閉所導致的學術傳承中斷、社會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深感悲慟。所以，他自一九八一年首次受邀到中國大陸講學以來、於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希望能夠播下一些自由的種子。他說：「明知這想法相當天真，卻仍然做下去，無非是自求心安而已。 」

中國可嘗試法律特區

林毓生認為，大陸結束毛左翼極權統治，後毛時代氣氛轉好，有勁但成長有限，因為實行憲政民主、法治的阻力太大。鄧小平在優先維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開放市場，讓大家向錢看。在沒有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的境況中，權貴資本主義自然興起並變得猖獗。有權就能有錢，腐敗充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社會上的內在矛盾——強烈的貧富不均、普遍缺乏公正等越來越尖銳，而解決問題的資源卻越來越被政治力量所侵蝕與分化。龐大的官僚機構壓制言論、控制媒體；聳動人性中低層的慾望，媒體功能蛻化為協助權貴資本主義。教育的設計，主要仍為政治服務，又有肯定毛路線的新左派崛起。這些都不利於發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

那麼轉機在哪裏？林毓生認為，有些中國新一代有超越教條的格調。他們若有勁，或能開創新格局。再如，體制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能否拿出當年鄧搞經濟特區的信心和魄力，嘗試做法律特區，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實驗，逐步廢止不人道的政策法規，建立基層人權保障，培育程序理性。也不必急，做到成熟的時候，再向全國推展。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讓他感受到：民主選舉並不保證公共生活的成功，還需要公民德行和公民社會的支持。林毓生認為：台灣只是有了初階民主和初階法治，對此，李登輝與陳水扁負有重大責任。他們主政十二年，卻沒有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造，反而利用民主的空間做民粹主義的訴求，使民主的建設偏離了應走的軌道。民主的健全運作，需要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支撐。但這樣的支撐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民主最大的危險是墮落到利益集團的互相爭權奪利，而真正的公共議題反而被掩蓋。陳水扁剛上台的口號是「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結果卻是全家腐化，仍是「私性政治」。可見，民主也需要道德，應該建立支持法治運作的文化、道德、與社會機制，這需要從傳統道德中轉化出來，也需要引進西方共和主義。他說：「議員對待議題，需要對選民負責但也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成熟民主體制中，議員有時需要超越選民利益、個人利益。這些拿捏，台灣議員現在還沒有掌握。」台灣民主可以比現況好得多，能否逐步完善仍有待具體而有效的民主建設。

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反思，林毓生在深入梳理思想史後認為，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問題是：不容易認清唐吉珂德式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理想。中國傳統知識人有反抗政治腐化、權力濫用的傳統。在政治勢力的威脅與迫害之下，仍堅持人格獨立、真理之前人人平等。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的事蹟，可歌可泣，令人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需要轉化為建設的力量，首先要檢討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他在香港書展的演講題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就將分析儒學傳統政治道德化——「內聖外王」觀念的局限性，論述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博弈時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建立獨立於政治並進入政治過程的「現代民間社會」來展望未來兩者之間的博弈。■編按：林毓生是今年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