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去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大約下午三點多，我照例從香港打電話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照例說。

電話那頭，高信疆先生頻說謝謝，笑得很開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覺到笑聲已經不如去年開朗。

還好吧？我問。在北京一切順利嗎？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節日子，當然回家，但此前兩個月我們在北京見過面，那時候高先生說過身體有點不太舒服，已經減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煙。他有太多朋友了，來自兩岸三地四面八方，幾乎從早到晚都有人前來找他吃飯聊天，向來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為此付出精力和時間，有好幾次，他對我感嘆有點吃不消，故每隔一陣子便把手機關掉數天，算是「閉關靜養」。

這幾個禮拜在北京沒有胃口，吃不下飯，勉強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許多。高先生在電話裏說。過完年，一定要去檢查了。

病上的「報道文學」

高先生的癌病就是這次檢查發現的。過年後兩個月，我打電話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發始末像說故事般對我說得仔細清楚，還邊說邊笑，很能從說故事中尋得樂趣。他顯然是個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別人的自己的，都愛。

如果我沒記錯，高先生是這樣說這個故事的：過年時他與李敖吃飯，李先生見他劇瘦卻仍未到醫院檢查，調侃他道「你的文化意識是21世紀的，但你的健康意識仍然停留在18世紀，太可笑了」；說畢，掏出手機打電話到和信醫院找相熟的醫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檢查，並且代付十萬元體檢費用，作為送給他的「過年禮物」。
檢查結果：末期大腸癌，癌細胞並已擴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療程序了。

大約每隔三四個禮拜我會打電話到台北找高先生，聽他邊笑邊說「治療故事」。真的是邊笑邊說，電話裏的聲音，沒有太多的傷感，反而像在寫他昔日鼓吹的「報道文學」般用盡各式細緻詞彙來描述過程細節。例如他說，化療就像戰爭，先是空襲，派飛機從高空投下炸彈，把癌細胞轟個頭昏腦脹；然後是搶灘登陸，派遣戰車和軍隊攻上灘頭，建立陣地，跟癌細胞面對面作戰；再來是巷戰，士兵在大樓和小巷之間不斷巡邏搜索，務求把敵人殺光，不放過半個。記得廿多年前讀過一篇談論高信疆傳媒生涯的雜誌文章，標題大概是「失掉了戰場的將軍」，當時我替高先生的事業波折頗有感慨，然而廿多年後的此時此刻我卻感覺，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高信疆這位大將軍所須面對的最嚴峻戰爭，這是一場大硬仗，他必須冷靜應戰，也沒法不冷靜應戰。
高先生是夠冷靜的，而且樂觀，他甚至自豪於能夠經常把醫護人員逗笑。他說做化療的日子，有時候要躺在上把四肢往外張開，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體展現，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時候則須把手腳緊緊併攏，方便移動病，這是「埃及文明」的身體語言，他變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師稱讚的語氣得意地說，醫護人員極欣賞他的幽默感。

高先生就是這麼一位懂得悠然自處的人。他當然有發火的時候，也有抑悶的時刻，但不管順境逆境，他都為自己在心底豎起一把理想標尺，努力朝此邁去，然後，替自己打分數。曾有一次跟他談及「性格決定命運」之類話題，高先生說，不，家輝，對普通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可能是對的，但對我們這類人，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我們相信的，我們信仰的，我們就去做，義無反顧。

「不，家輝，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

用長居北京的八年為例吧，到過高先生家裏的人都知道，屋內堆滿書籍和電影光碟，他替中國大陸和台北的一些企業做顧問工作，但絕非吃老本，而是不斷汲取新知識和新理念，把別人交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八年，高先生也培養了一項新習慣：陪太太朗讀《聖經》。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誠教徒，高信疆雖仍未全心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勸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三次——早午晚——透過北京和台北之間的長途電話陪她讀經。曾有一夜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十點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的電話。我隨同高先生回家，坐在書桌前，親眼看他拿電話筒一句句頌讀經文並夾雜呼喊「阿門！」和「感謝主！」，聲調如此溫柔和善。

待他掛上電話，我問高先生，你是不信神的，這樣讀經會否令你覺得很不自在？

沒辦法，你愛一個人，便也要愛她選擇的事情。高先生合上《聖經》，點燃香煙，在煙霧裏緩緩地、認真地說。而且讀經久了，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經文裏有許多歷史和神話，給我許多啟發。

高先生總是「元馨」前「元馨」後的，病前如此，病時更是。高先生的第一階段化療頗為順利，癌細胞有日顯的消退象，各種健康指數亦漸好轉，故他對治療充滿信心；有一回他還笑道，有一位同齡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僅看照片，還以為對方才是病人。然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化療，不知何故，形勢逆轉，癌細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右肩部分，疼痛無比，唯有依靠注射嗎啡鎮住；大將軍有了逐漸敗退之頹勢。

去年十二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醫院急診室的病上，頭髮掉光了，但笑容仍是開朗的，細述治療的轉折過程，仍像說傳奇的「報道文學」，直至說到肉體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紅道，每當痛到受不了，我便回憶跟元馨的約會過程，去哪裏看第一場電影，第一次在哪間餐廳吃飯，第一次牽手，第一次接吻……想到這些，身體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旁邊，聽，笑，偶爾說一句，感謝主。

今年五月一日是高信疆和柯元馨首度約會的「四十三周年紀念」，高太太記得，高先生也沒有忘記，因此在那天高太太特地買了一個蛋糕到和信醫院606號病房以示慶祝，儘管高先生已經處於半昏半醒之間，沒法進食了，但於醒來之際見到蛋糕，仍然精神一振，輕聲說了一句「好漂亮」。

四十三年前的五月一日，高信疆約柯元馨同遊新店碧潭，事前明明說好還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囑咐朋友們提早一天出發，好讓他有機會跟柯元馨獨處。柯元馨問他，咦，其他人呢？高信疆回答，他們昨天已經來過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為了應付這場約會，高先生典當了一條褲子，換來十五元，他把錢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飯、吃西瓜、買雨傘上面了，而後來，有了一個家庭。今年二月中旬，高信疆受浸成為教徒，站在病邊，高太太談起此事，一直瞇起眼睛，笑。

在「元馨」身邊憶念「元馨」

我是五月二日早上從香港飛往台北探望高先生，他仍然處於半昏半醒狀態，昏睡時，眼睛半閉，對外界似乎已無知覺，但當偶爾轉醒，半張眼睛，嘴唇抖動，彷彿想說些什麼。教會的弟兄姐妹來看他，高先生說了一句「對不起」，他的二兒子高英軒解釋，父親一定是疚歉於沒能以最得體的儀容招呼訪客；高先生還勉力抬起左手撫摸了一下自己的頭皮，他忘記了髮已掉光，那只是慣性的梳髮動作，他向來要求自己以最佳姿勢面對別人。

張大春也來了，他踏進病房時，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轉醒，肯定是看見了我們，眼神忽然變得激動，同時把雙手伸前，我和大春趕緊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確是用力，而那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後的力氣了。

下午四點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別，沒料到他竟有反應，睜大眼睛，輕動嘴唇，說了一聲「你來了？」。我和高先生對看了五分鐘，他很明顯是很想說話，嘴唇一直動，但發不出聲音，良久才說出一句「謝謝」。

我用力握他的手，回道，高公，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啊。

五月五日，我早已回了香港，晚上十一點四十三分，手機響起，我沒接到，稍後查聽錄音留言，是高太太的聲音：「信疆已經在九點廿四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代他向人間宣布了戰事終結；大將軍從此離開戰場，該打的仗，已經打完。

[文／馬家輝 編輯 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