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紀宏：明報人的執著

明報人的執著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我在《明報》工作的時間不算長，正式的與半正式的加起來也就10年，被邀請寫「明報人」，外界也可能會覺得未必恰當。我之所以有這種顧慮，因為「明報人」給人的印象是嚴謹和認真的，無論整體「明報人」或者個別的，無論他們堅持的是什麼，都執著得令一些人覺得是愚癡可笑，一些人覺得是憨態可掬。我的執著加起來只及《明報》歷史的五分之一。
張波（張健波，《明報》總編輯）多次講要擇善固執，他所謂的善，我不敢代他解釋。但對於「明報人」來說，這個善就是處理新聞的原則。我雖然在《明報》多個版面工作過，還不敢總結出一個處理新聞的全面原則，下面只能講其一，不及其餘。
我加入《明報》的時候正是香港新聞界多事之秋，報業在九七之後是否能夠經受政治壓力 備受質疑，好不容易才證明回歸後新聞自由並未受到重大影響。1998年發生「陳健康事件」，報界的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整體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新聞業團體首次撇開政治理念分歧聯合起來，制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當時張波代表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我代表新聞工作者聯會，與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的其他6名代表一起，經過反覆爭論，草擬香港新聞業第一份職業道德守則。這份守則後來在新聞界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是後話，但對《明報》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固定更正欄向讀者負責
《明報》的新一份《編輯手冊》2001年7月誕生，由於《明報》正式採納了《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所以也附錄在《編輯手冊》中，要求編輯記者遵從。這份《守則》很多篇幅是理念的申述，當中較容易執行的是「若報道有嚴重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其實，《明報》從2000年7月起已設有更正欄，將前一天自己發現或被讀者指正的錯誤，主動曝光，以正視聽，也向「受害者」致歉。我們發覺這個做法很好，經過討論，決定將之制度化，並從2002年3月23日開始正正式式將「更正欄」固定在天氣欄旁邊的位置，我們視之為自律行為，是對讀者負責的一部分。
既然公布了投訴電話，就得有人接，可能我在編輯部是個閒人，我的工作範圍增添了接線員這一項。對於有些投訴，我們虛心接受，並馬上糾正；有些我們一時未能改變的做法，也在「編輯室手記」專欄中分別由不同版面的負責人或張波親自解釋。
負責接聽讀者投訴，當中還有很多與新聞或《明報》無關的趣聞軼事，這裏不表，但其中一項卻令我至今耿耿於懷。2001年11月某天，有學生因被揭發考試作弊而自殺，《明報》某記者被指派找名人做反應，問他們在學期間有沒有「出貓」，記者致電聯繫兩名曹姓名人都找不到，只好在留言箱留下問題。結果作家曹捷（陶傑）回電話，回應記者說﹕「每個人讀書必會試過作弊……何必自殺？不如努力讀書當教師，若老師的兒子作弊，你便可罰他！」記者陰差陽錯的張冠李戴，說成是大學教授曹宏威說的。被冤枉的曹宏威所受到的傷害，可想而知。按照《明報》的做法，立即在更正欄給他「澄清」，但曹宏威當然不接受，即使我後來在專欄也把來龍去脈交代一遍，也無補於事。這就是報館即使「自律」，也未必能夠保護到「受害人」。因為他受害的第一現場是頭版，更正卻在第19版的報屁股。
承認錯誤 社評道歉
如何能夠澄清謬誤，的確成了明報人經常探討的問題。2003年發生七一50萬人大遊行，翌年七一大遊行，《明報》事前委託衛星圖片分析專家，利用太空科技的衛星圖片分析軟體，分析出實數應為26.4萬人，主辦當局則說是53萬人。最後，《明報》頭版用了53萬人，內版則報道了也有26.4萬這個數字。後來考慮研究過，發現26.4萬這個數字，比起主辦團體公布的53萬更可信，最後在7月中特別以：「我們計錯了遊行人數，對不起！」為題，發表社評，向讀者致歉。這種澄清的態度，跟《紐約時報》用6個版報道李文和是被（包括該報）冤枉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在《明報》工作時，還負責過制訂有關新聞倫理的規範，對於記者編輯收受禮物、員工參與遊行、參與政治組織等做出細緻的規範，發動各個部組跟每一名記者編輯討論，但遭到的內外壓力比想像中大，外界有些團體甚至認為這是借倫理規範來遏制員工參與遊行，後來張波也參加了遊行，這個指控才不攻自破。
爾後我離開了《明報》去讀書，據說這個規範就不了了之。我幾敢相信，如果寫好這個守則，將是香港報業史上，第一家報館就新聞倫理操守問題，定出自律的規範。
期待設立「公共編輯」
《明報》創刊50年，祝願是它的第一個50年，以後將會長足發展。1851年創辦的《紐約時報》也是到了153年後的2004年，才有第一份由該報制定的記者編輯道德規範，當然該報在自律方面近年有很大的發展，譬如設立「公共編輯」（類似冤情大使ombudsman的做法），還有對董事局成員的道德操守也做出明確規定，這些都是辦一份質量報（quality newspaper）所必需的。《明報》什麼時候仿效，有待觀之。
[文／阮紀宏 《明報》前副總編輯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