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時代之間：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

記者與時代之間：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記者記錄政治，也介入政治。記錄時代是記者的天職，但新聞與政治關係太密切，記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媒介和權力結構像跳一支探戈舞，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跟舞的總是媒介，領者和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
歷史的初稿：個人和時代交光互影
換句話說，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者（prim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一性，而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second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二性。卜少夫形容記者一生記事「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時代，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形容記者記事是「浮沉的泡沫」，因為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稿，雖然斷簡殘篇，支離破碎，卻是不可或缺或磨滅的初稿。反過來說，逝者皆如斯乎，擾攘眾生當中，究竟有幾人能夠留下一片雪泥鴻爪？我選擇蕭乾、陸鏗、劉賓雁三個個案，是因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不斷捕捉新聞、製造新聞，不斷捲入國共鬥爭最高層的風暴，他們不但寫在時代的邊上，有時候更是寫在時代的中心點上。
個人和時代是交光互影的。社會學家米爾斯（C. W. Mills）說，要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甚至要了解個人發生了什麼，都必須把個人看成「社會裏面傳記與歷史交匯的小點」。這句話有「社會」、「傳記」和「歷史」三個關鍵詞，傳記是個人生命在時代脈絡下的呈現，歷史則是許多個人在社會生活的共同記錄，傳記有時代的烙印和意義，歷史抽離個體也是抽象空洞的，而傳記和歷史必須在「社會」交匯 。在分析上，米氏認為必須眼三方面：第一，社會結構整體與部分有何關係，有何特徵，常與變是什麼？第二，這個社會在歷史上有何特殊地位或意義？第三，各種人在這個時間和空間進行哪些活動，彼此有何交鋒、壓制和解放？我在這裏提出記者與時代的命題，其實就是要回答社會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原動體」（agency）和結構（structure）之間是如何交涉（negotiate）的？就組織內部關係來看，記者是原動體，報館是結構；就組織外部關係來看，報館是原動體，權力中心是結構。簡單說，國共政權如何制約報館的運作，而報紙能發揮多大的能動性？報館如何制約記者的運作，而記者又能有多少作為？反過來說，記者對於報館的角色和時代的脈絡起什麼作用？我想透過三位著名記者的生命史，探討近代史上國共政局變化、報紙與記者的互動關係。
中國近現代報業有三個主要的範式：一是商業報，最有錢，其中以《申報》和《新聞報》為代表（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小報，林語堂蔑稱為「蚊子報」）；二是專業報，最受尊敬，以《大公報》為代表，是中國文人論政的典範，善於商業經營，卻不以牟利為目的；三是政黨報，最有權勢，包括國共兩黨的喉舌。民國時期這三類報紙同時存在，有些報人出入期間，未必壁壘分明，或非黑即白。1949年政權嬗遞以後，商業報和專業報從式微到消失，剩下黨報一枝獨秀。 我選擇了《大公報》的蕭乾、南京《中央日報》的陸鏗以及《人民日報》的劉賓雁，聚焦於專業報和國共黨報等三方面的比較，商業報的分析只能俟諸異日了。
大時代下記者「最大的可能性」
為什麼選擇這三個人，而不是其他人？一方面是我平素和他們有深淺不同的接觸與認識，另一方面是他們提供了重要的指標意義：他們從上世紀三十年代橫跨到世紀末，在新舊交替的不同十字路口上，各領風騷，象徵當時新聞界的「最高」標準，界定了大時代下記者「最大的可能性」，至今典範猶存，形成一幅立體的連續圖。他們是異數，是例外，不同凡響，在方法論上本文實是一篇「非常態」的比較個案研究（comparative deviant case study）。但了解「非常態」的目的就是要彰顯「常態」，因此我們希望探討：個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發揮什麼專業能動性？這個能動性的邊界伸展到哪裏為止？記者和報館在歷史上扮演什麼角色？
這三個個案如何代表他們的報館乃至報業範式？第一，合而觀之，他們都是「後五四」的同代人，蕭乾比陸鏗大九歲，陸鏗比劉賓雁大六歲，蕭乾比劉賓雁大15歲。他們經歷了共同的時代背景，揚棄舊禮教的束縛，接受新文化的洗禮，處在國族存亡、社會動盪的關頭，嚮往西方（英美或蘇聯）的進步，見證了從國民黨政權轉移到共產黨政權的翻天覆地變化。他們相信文字改造社會的力量，企圖以新聞這個新興行業實現個人的英雄情懷，又繼承為民請命的傳統，貢獻國家社會的現代化。他們不啻再現了這幾十年的時代精神，每每必須在時代變化的時刻抉擇一條安身立命之道，並為這些抉擇付出承擔。他們的心曲是個人與時代的糾葛，是大我與小我的互動。
第二，個人的信念和報館大體上必須結合，否則難以成事，然而這種結合並非完全密不透風的，彼此也有分合的時候。在整個意識形態的光譜上，《中央日報》是右派，《人民日報》當然是左派，《大公報》則是中間派。但以這三個記者而論，陸鏗信仰民本主義，在《中央日報》裏面比社評立場向中間靠攏一些，算是「中右」，後來還和報館分道揚鑣；蕭乾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薰陶，在《大公報》裏面比社評立場左一些，算是「中左」；而劉賓雁崇拜馬克思主義，他的報紙《人民日報》自然是左派，但他在報社裏面卻是有名的「右派」記者，最後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被開除黨籍。政治標籤必須放到相對的語境中理解才有意義。
第三，他們的新聞生涯軌道有平行，也有交叉。在民國時期，蕭乾已名聞遠近，陸鏗有幾年的輝煌，劉賓雁尚未入行。進入共產中國，他們「殊途同歸」，在1957年的歷史點相會，無一倖免成了「右派」，再歷經文革 的磨難，前後被奪筆22年。1979年平反以後，他們再度走向「偶爾相遇」的不同道路：蕭乾脫離新聞界，選擇在言論安全距離之內，不說假話，但真話說得不夠多；陸鏗在海外開闢新聞場域，卻捲入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成為胡耀邦 下台的導火線；劉賓雁重回新聞戰線，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家，但時間很短便被迫流亡海外，至死還是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們站在新聞第一線，對於家國變化和時代脈動感受最深刻。他們在權力邊緣記錄時事，有時算是「半圈內人」，偶爾捲入是非圈內。在社會動盪的洪流中，他們如何實現新聞的素志？用米爾斯的話，個人的傳記如何和時代的歷史對話？
我在表一並列蕭乾、陸鏗、劉賓雁新聞生涯的簡史。一般讀者未必熟悉事主的生平，考慮再三，我決定逐一敘述他們的故事，但我不希望只做流水帳式的平鋪直敘，而試圖在敘述的過程中把個人生命還原到歷史場景：先從全體看局部，他們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分別做些什麼事， 他們在歷史條件下沿什麼方向軸運轉？再從局部看全體，他們的生命脈動（尤其是意識形態）與時代軌轍有什麼聯繫，他們反映（被動）或創造（主動）出什麼時代意義？這樣反覆把鏡頭拉遠拉近，從多維視角觀看景色的高低大小。其次，當再三人合而論之，以主題為主，比較三種新聞信念與風格，包括個人出身、職業認同、意識形態以及書寫方式。最後我將回來討論他們三人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對於了解中國近現代新聞史或可提供一二示。
[文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 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中國近現代報刊的自由理念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主辦單位：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傳播研究中心

與會者：李金銓（香港城市大學）、高力克（浙江大學）、孫江（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桑兵（中山大學）、唐海江（湖南大學）、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張詠（密蘇里大學）、陳建華（香港科技大學）、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章清（復旦大學）、黃旦（復旦大學）、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潘光哲（中央研究院）、戴晴（自由作家）

時間：今天及明天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教學樓4層第12教室

與會者介紹及論文大綱：http://com.cityu.edu.hk/ccr/conf2009/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