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展的遺漏人物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5/05/2011
3/12/2011
孫文與宋慶齡的婚姻是誰促成的？
【聯合報╱林水福】 2011.03.12 04:16 am
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
1914年於東京松本樓的「日華同志懇親會」留影，後列中央為孫文。
圖／小坂文乃提供
1
孫文(中)與梅屋庄吉夫婦。
圖／小坂文乃提供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內有一些特別的紀念活動。拍攝《國父傳》應是其中之一。去年從媒體報導得知，對於《國父傳》中國父的「人物描述」似乎有些不同的看法喧騰一時，造成未演先轟動，也讓人重新對國父日常生活中是怎樣的一個人，與宋慶齡之間的感情如何？是在怎麼情況下兩人結成姻緣？等等產生興趣。
談到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過去有種種說法；不過，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革命をプロュースした日本人》（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之後，到目前為止至少日本方面沒有人反駁。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為什麼到最近才「真相大白」呢？小坂女士說，過去也曾提供日本研究者相關史料、文物，但是由於跟學者本身以往發表的「說法」不同，因此「真相」仍然塵封箱底，不得已自己跳出來研究，寫成上述著作，對歷史作一些交代。
小坂文乃女士是梅屋庄吉的曾外孫女，目前是梅屋庄吉遺留下來的文物持有者。梅屋庄吉何許人也？我想對一般國人而言，應該是較陌生的。儘管去年小坂女士訪問台灣時曾有媒體報導。
梅屋庄吉（1868-1934），長崎出身的企業家。27歲時在香港與長二歲的孫文認識，對其革命思想深有同感。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在《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指出：「孫文將日本作為革命基地，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在日本度過。中國革命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二步，希望日本援助。大陸浪人或政治家之中，有同情、援助孫文的革命運動，但也有藉此利用孫文實施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不過，不能說孫文與所有日本人的關係，都是在這個框架中結合的。」國父的日本友人相當多，政界有犬養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政治、社會運動家有宮崎滔天、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北一輝、平山周、內田良平、末永節，企業家有頭山滿、澀澤榮一、梅屋庄吉，軍人有大原武慶、本庄繁、金子新太郎、石間德次、甲斐靖，學者有南方熊南、寺尾亨、副島義一、原田要等。其中不免有就如俞教授所說的既援助又利用的情形，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如俞教授說的：「例如孫文與梅屋庄吉的關係是特異的。他基於自己的理想與人生觀，傾自己的財產誠心誠意支援孫文的革命。」
梅屋和孫文在香港「梅屋照相館」相識後，對孫文的革命思想深有同感，於是說：「你舉兵，我舉財支援。」梅屋拍攝電影，凝聚巨大財富，「從1895年廣州起義開始的革命運動的武器、彈藥的調度、機關雜誌發行的資金、對志士赴革命的援助，還有他們留守的家裡的照顧、孫文逃到外國的旅費、軍票的製作……」到底支援了多少錢？正確數字沒人知道，有一說換算成現代錢幣超過二兆日圓。其中一例，「明治29年2月18日一千三百美元給孫之後雖出資金甚多記憶不詳細」《永代日記》（梅屋庄吉），換算成現代幣值超過一千萬日幣。上述小坂女士著作中多次提及匯款給國父及革命志士情事。
2
宋慶齡，攝於擔任孫文祕書時。
圖／小坂文乃提供
1913年宋慶齡結束美國的留學生活，和家人見面的地方不是中國而是日本。因為那時宋嘉樹和孫文因革命失敗逃亡日本。當時孫文住在位於大久保的梅屋家（現已不存在），慶齡常和父親或時任孫文祕書的姊姊靄齡到孫文住處，甚至十天裡見七次面。慶齡在孫文心目中是「出現在人生谷底的自己眼前，色彩鮮豔的現代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慶齡眼中的孫文是「可以實現中國未來希望的一切的象徵」（見イスラエル‧エプシュタイン《宋慶齡（上）》）。1914年靄玲和孔祥熙結婚，辭祕書職，由慶齡接任。慶齡獲孫文信任，幫他處理祕密的書信、文書、英文書信、聲明草稿等，成了孫文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慶齡對於孫文處逆境堅忍不屈的精神深受感動，從他那兒學習政治原則、對現實課題的處理方式等。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從主從、上司與部屬的關係，逐漸轉為男女關係。上述《宋慶齡（上）》提到，廖仲愷的兒子廖夢醒說，孫文、慶齡與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等同遊熱海時，兩人情狀甚為親暱。那時候慶齡給妹妹美齡的書信中說：
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快樂過。做的是從少女時代夢想的為大義而做的工作……我能夠幫助中國，能夠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宋慶齡》（上））
1914年宋雙親身體違和，慶齡與雙親回到上海，那時孫文的落寞可想而知。小坂女士在上述書中，根據祖母千世子的回憶文有如下的描述：
孫文嘆氣，一直似乎在想著什麼的樣子，看來像在看書；其實，只是書本翻開，過著幾乎是茶飯不思的日子。
看不下去的トク（註：庄吉妻）問道，
「是不喜歡飯菜嗎？」
孫文只回答，「不是！不用管我。」
可是這種情況繼續著，因此，トク直接挑明問孫文內心。
「是不是因為愛情問題而煩惱呢？」……
「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我想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第一次了解相思之苦與喜悅。」
儘管トク提醒孫文兩人年齡相差27歲，孫文卻毅然回答：「如果可以和她結婚，縱使明天死而無悔。」了解孫文真意之後，トク也沒跟庄吉商量，馬上找來當時孫文的祕書陳其美，要他祕密到上海見慶齡轉達孫文心意。
孫文(中)與宋慶齡(右)結婚時的留影，左為梅屋庄吉之妻トク。
圖／小坂文乃提供
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當然遭到多數人反對，宋嘉樹夫婦甚至要慶齡在父母與孫文之中擇一，然而慶齡不為所動，留下書信給雙親，1915年離家出走，跟孫文親信朱卓文，於10月24日回到日本。孫文與慶齡結婚，不但遭到政敵的強烈攻擊，連孫文門下的革命志士也不贊成，小坂女士上述書中說，同志中「出席結婚典禮的只有陳其美」，其他賓客的陣容也算得上「冠蓋雲集」，小坂書中描述：
過午，各界大人物搭自用車或人力車陸續前來。大約有50-60人吧！如個子雖小卻具存在感的犬養毅，後來是立憲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親信眾院議員古島一雄；當時政友會幹事長小川平吉；有「蒙古王」異名的政治家佐佐木安武郎……「玄洋社」統帥國家主義者的頭山滿戴著眼鏡、留著長長的鬍鬚出現。頭山滿的盟友被稱為財政界黑幕的杉山茂丸……還有辛亥革命時到中國擔任革命政府法律顧問的寺尾亨。其他還有大個子眼睛炯炯有神、留著長鬍子註冊商標的宮崎滔天……
孫文與慶齡的新居和生活用品、家具等都由梅屋庄吉夫婦代為張羅。書中引用《孫文的動靜》寫道：
（1915年）十月十一日
午後三時五十五分孫偕同來訪中的萱野及梅屋妻坐汽車外出到芝區愛宕下町的西洋家具店尾張屋買了二、三件家具後離開該店……
十月十三日
同（午後）四時二十分孫偕上述梅屋之妻及陳其美坐汽車外出（作者註：途中陳下車），到日本橋區通一丁目伴傳商店購買毛毯及座墊約百圓，然後在四谷區趜町三丁目的衣櫥店買衣櫥……
小坂女士書中還提到結婚前一天慶齡住在梅屋家，結婚當天由律師和田瑞當見證人，結婚證書由於必須到日本的區公所登記，因此，結婚證書是用日文寫的。
在周遭人，甚至連門下皆反對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庄吉夫婦大力促成，孫文與慶齡是否能順利結婚，不得而知。小坂女士說：「在我家保管資料的房間掛著背面寫著『賢母』的和服外褂。」那是庄吉喜歡穿捻絲綢的外褂。對此，小坂女士的解釋是，如果創造新中國的孫文是「革命之父」，那麼在背後徹底支持的庄吉有如「母親」的存在；或者是對トク照顧的感謝之意。
3
相較於其他支持國父的日本友人，即使孫文或宮崎滔天等與庄吉關係密切之人的著作裡，也都幾乎看不到「梅屋庄吉」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從梅屋庄吉遺留的筆記本裡的這麼一段話可以找到答案：
我從事有關中國革命，係基於與孫文之盟約而做的。相關之日記書信等一切皆不可洩漏。
值此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我想有必要對國父與梅屋庄吉這一段革命佳話作較深入的了解，期待有心人！
【2011/03/12 聯合報】@ http://udn.com/
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
1914年於東京松本樓的「日華同志懇親會」留影，後列中央為孫文。
圖／小坂文乃提供
1
孫文(中)與梅屋庄吉夫婦。
圖／小坂文乃提供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內有一些特別的紀念活動。拍攝《國父傳》應是其中之一。去年從媒體報導得知，對於《國父傳》中國父的「人物描述」似乎有些不同的看法喧騰一時，造成未演先轟動，也讓人重新對國父日常生活中是怎樣的一個人，與宋慶齡之間的感情如何？是在怎麼情況下兩人結成姻緣？等等產生興趣。
談到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過去有種種說法；不過，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革命をプロュースした日本人》（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之後，到目前為止至少日本方面沒有人反駁。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為什麼到最近才「真相大白」呢？小坂女士說，過去也曾提供日本研究者相關史料、文物，但是由於跟學者本身以往發表的「說法」不同，因此「真相」仍然塵封箱底，不得已自己跳出來研究，寫成上述著作，對歷史作一些交代。
小坂文乃女士是梅屋庄吉的曾外孫女，目前是梅屋庄吉遺留下來的文物持有者。梅屋庄吉何許人也？我想對一般國人而言，應該是較陌生的。儘管去年小坂女士訪問台灣時曾有媒體報導。
梅屋庄吉（1868-1934），長崎出身的企業家。27歲時在香港與長二歲的孫文認識，對其革命思想深有同感。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在《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指出：「孫文將日本作為革命基地，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在日本度過。中國革命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二步，希望日本援助。大陸浪人或政治家之中，有同情、援助孫文的革命運動，但也有藉此利用孫文實施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不過，不能說孫文與所有日本人的關係，都是在這個框架中結合的。」國父的日本友人相當多，政界有犬養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政治、社會運動家有宮崎滔天、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北一輝、平山周、內田良平、末永節，企業家有頭山滿、澀澤榮一、梅屋庄吉，軍人有大原武慶、本庄繁、金子新太郎、石間德次、甲斐靖，學者有南方熊南、寺尾亨、副島義一、原田要等。其中不免有就如俞教授所說的既援助又利用的情形，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如俞教授說的：「例如孫文與梅屋庄吉的關係是特異的。他基於自己的理想與人生觀，傾自己的財產誠心誠意支援孫文的革命。」
梅屋和孫文在香港「梅屋照相館」相識後，對孫文的革命思想深有同感，於是說：「你舉兵，我舉財支援。」梅屋拍攝電影，凝聚巨大財富，「從1895年廣州起義開始的革命運動的武器、彈藥的調度、機關雜誌發行的資金、對志士赴革命的援助，還有他們留守的家裡的照顧、孫文逃到外國的旅費、軍票的製作……」到底支援了多少錢？正確數字沒人知道，有一說換算成現代錢幣超過二兆日圓。其中一例，「明治29年2月18日一千三百美元給孫之後雖出資金甚多記憶不詳細」《永代日記》（梅屋庄吉），換算成現代幣值超過一千萬日幣。上述小坂女士著作中多次提及匯款給國父及革命志士情事。
2
宋慶齡，攝於擔任孫文祕書時。
圖／小坂文乃提供
1913年宋慶齡結束美國的留學生活，和家人見面的地方不是中國而是日本。因為那時宋嘉樹和孫文因革命失敗逃亡日本。當時孫文住在位於大久保的梅屋家（現已不存在），慶齡常和父親或時任孫文祕書的姊姊靄齡到孫文住處，甚至十天裡見七次面。慶齡在孫文心目中是「出現在人生谷底的自己眼前，色彩鮮豔的現代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慶齡眼中的孫文是「可以實現中國未來希望的一切的象徵」（見イスラエル‧エプシュタイン《宋慶齡（上）》）。1914年靄玲和孔祥熙結婚，辭祕書職，由慶齡接任。慶齡獲孫文信任，幫他處理祕密的書信、文書、英文書信、聲明草稿等，成了孫文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慶齡對於孫文處逆境堅忍不屈的精神深受感動，從他那兒學習政治原則、對現實課題的處理方式等。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從主從、上司與部屬的關係，逐漸轉為男女關係。上述《宋慶齡（上）》提到，廖仲愷的兒子廖夢醒說，孫文、慶齡與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等同遊熱海時，兩人情狀甚為親暱。那時候慶齡給妹妹美齡的書信中說：
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快樂過。做的是從少女時代夢想的為大義而做的工作……我能夠幫助中國，能夠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宋慶齡》（上））
1914年宋雙親身體違和，慶齡與雙親回到上海，那時孫文的落寞可想而知。小坂女士在上述書中，根據祖母千世子的回憶文有如下的描述：
孫文嘆氣，一直似乎在想著什麼的樣子，看來像在看書；其實，只是書本翻開，過著幾乎是茶飯不思的日子。
看不下去的トク（註：庄吉妻）問道，
「是不喜歡飯菜嗎？」
孫文只回答，「不是！不用管我。」
可是這種情況繼續著，因此，トク直接挑明問孫文內心。
「是不是因為愛情問題而煩惱呢？」……
「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我想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第一次了解相思之苦與喜悅。」
儘管トク提醒孫文兩人年齡相差27歲，孫文卻毅然回答：「如果可以和她結婚，縱使明天死而無悔。」了解孫文真意之後，トク也沒跟庄吉商量，馬上找來當時孫文的祕書陳其美，要他祕密到上海見慶齡轉達孫文心意。
孫文(中)與宋慶齡(右)結婚時的留影，左為梅屋庄吉之妻トク。
圖／小坂文乃提供
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當然遭到多數人反對，宋嘉樹夫婦甚至要慶齡在父母與孫文之中擇一，然而慶齡不為所動，留下書信給雙親，1915年離家出走，跟孫文親信朱卓文，於10月24日回到日本。孫文與慶齡結婚，不但遭到政敵的強烈攻擊，連孫文門下的革命志士也不贊成，小坂女士上述書中說，同志中「出席結婚典禮的只有陳其美」，其他賓客的陣容也算得上「冠蓋雲集」，小坂書中描述：
過午，各界大人物搭自用車或人力車陸續前來。大約有50-60人吧！如個子雖小卻具存在感的犬養毅，後來是立憲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親信眾院議員古島一雄；當時政友會幹事長小川平吉；有「蒙古王」異名的政治家佐佐木安武郎……「玄洋社」統帥國家主義者的頭山滿戴著眼鏡、留著長長的鬍鬚出現。頭山滿的盟友被稱為財政界黑幕的杉山茂丸……還有辛亥革命時到中國擔任革命政府法律顧問的寺尾亨。其他還有大個子眼睛炯炯有神、留著長鬍子註冊商標的宮崎滔天……
孫文與慶齡的新居和生活用品、家具等都由梅屋庄吉夫婦代為張羅。書中引用《孫文的動靜》寫道：
（1915年）十月十一日
午後三時五十五分孫偕同來訪中的萱野及梅屋妻坐汽車外出到芝區愛宕下町的西洋家具店尾張屋買了二、三件家具後離開該店……
十月十三日
同（午後）四時二十分孫偕上述梅屋之妻及陳其美坐汽車外出（作者註：途中陳下車），到日本橋區通一丁目伴傳商店購買毛毯及座墊約百圓，然後在四谷區趜町三丁目的衣櫥店買衣櫥……
小坂女士書中還提到結婚前一天慶齡住在梅屋家，結婚當天由律師和田瑞當見證人，結婚證書由於必須到日本的區公所登記，因此，結婚證書是用日文寫的。
在周遭人，甚至連門下皆反對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庄吉夫婦大力促成，孫文與慶齡是否能順利結婚，不得而知。小坂女士說：「在我家保管資料的房間掛著背面寫著『賢母』的和服外褂。」那是庄吉喜歡穿捻絲綢的外褂。對此，小坂女士的解釋是，如果創造新中國的孫文是「革命之父」，那麼在背後徹底支持的庄吉有如「母親」的存在；或者是對トク照顧的感謝之意。
3
相較於其他支持國父的日本友人，即使孫文或宮崎滔天等與庄吉關係密切之人的著作裡，也都幾乎看不到「梅屋庄吉」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從梅屋庄吉遺留的筆記本裡的這麼一段話可以找到答案：
我從事有關中國革命，係基於與孫文之盟約而做的。相關之日記書信等一切皆不可洩漏。
值此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我想有必要對國父與梅屋庄吉這一段革命佳話作較深入的了解，期待有心人！
【2011/03/12 聯合報】@ http://udn.com/
3/09/2011
辛亥﹕今年烈士墓重光
——6348墓主衢雲含笑於天
文章日期：2011年3月9日
【明報專訊】「杜鵑啼碧血，春雨泣黃花。我到跑馬地對面的墳場，以鮮花一束，奠於先烈楊衢雲墓下，憑弔唏噓。懷想當日楊衢雲創造革命，推翻清廷之偉舉烈蹟，不幸壯志未酬，魂銷遠道；今則荒涼片石，碣靡殘碑，白馬素車，路經其地者，又焉知此荒塚壘壘中，有此謀革命之先烈，推翻滿清專政，而遭暗殺，犧牲殉國，歿世而寂寞無聞之英雄哉。
……
其後孫中山先生秉其遺志，完成革命，肇造民國，一般高墳壘柯，無大小皆曰先烈。而此簞簍為國犧牲之先烈。獨付闕如，忍令此一蒼涼片石，仍埋葬於荒塚壘壘中，寧不慨然？」
——楊百誠﹕《憑弔先烈楊衢雲的無字碑》刊香港《大晚報》民四十九年
（一九六○）三月二十九日
楊百誠先生，該報附介「乃先烈令從第」，即俗說堂弟，先烈與先生同一位祖父；先烈另一位堂弟為近年讀者所悉的楊拔凡先生，兩位份屬同胞，去年其子編就《楊衢雲家傳》，自行斥資出版，屬於世上首冊珍貴史書。
誠如引文中一句話暈開無限感慨﹕一般高墳壘柯，無大小皆曰先烈。筆者曾實地訪查廣州烈士路陵區及興中會墳場，即使無南京中山陵的氣派，有些尚存，有些文革期間破，但都靈聚一處，尚饗到來者的心香和崇敬。
百年「荒涼片石」
而百年「荒涼片石」的故事又如何？
多得《十月圍城》，一記冷槍倒下了張學友飾演的人，幾無多少港人識君的「香港仔」楊衢雲，才忽然入駐人們腦海。他現仍矗立黃泥涌道「香港墳場」（食環署管理）內的小丘上的不名墓，百年風霜雨霧，尚幸無變。但無變並不等於百分百香港人的國士級英烈遺骸，今天還在；歷史上起碼有三四次遷葬的可能和機會。最早一次，由謝纘泰一九二七年在報章公開呼籲禮葬回穗的東山黃花崗烈士陵區；繼後，有被吳灞陵敬稱「革命前輩」的趙超，去信予他一九五○年《華僑日報》上在長寫楊衢雲的專欄，說在烈士南路的興中會墳場「仍餘之地尚廣」，遷葬「衢老」，「此地頗適宜」，問「可否就近約馮自由胡毅生諸君相商決定後，弟可去函陳壽田、黃大漢諸兄也」。然後嘆息﹕「惜陀城今若此！……至碑文，則不可不預定耳……」
而在公開呼籲討論之外，更早的是家人採取了行動，《家傳》上說﹕「武漢起義，孫文由歐返國經港，家姊（即衢雲胞姊）遣衢雲次女麗霞（時錦霞已出嫁）訪孫伯於英皇酒店，道候外，略言家況並及父恤葬事。孫向說云﹕上頭（指南京）之事，尚未知如何，且待看如何，再為辦理。」明顯是問得早了些許，但世局急變，到出家為尼的幼女秀霞於香港與其時「香港佛學會」的陳靜濤居士，提及「這一事情已經得到政府當局的批准」，卻又到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爆發，事又擱置。
其實在遷葬之外，還有人提出過補刻碑字（指原物加工）。
在那關頭，在報界和文化界均有名聲的吳灞陵做了發言﹕
「我認為，無論遷也好，補刻碑字也好，都要維持一個原則，就是要保存『隱名立石』的史蹟。為了要使後來者，曉得楊烈士當年為國家民族犧牲的環境如何惡劣。我以為現在那個無字碑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因為這是革命時代的重要史蹟，假使把無名碑了，改成一座普通人物般的碑石，還有什麼意義？後之覽者，還有甚麼觀感？」（同刊於該報專欄，一九五○年十月卅日）
這合情理的提出，一路被接受到現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六日《香港早報》訪問楊拔凡，他亦「反對無字墓碑刻上名字 認為變動失革命歷史性」（報題），認為「如必要時可在墓側，另設碑文記載楊氏生前事蹟」。秉承高見，筆者十一年前在本版連接兩天發表蕪文，亦緊跟認為﹕已回歸祖國懷抱，恢復國土身分的香港，大有理由於楊先烈的墓旁，立下一塊不亞於菲律賓愛國志士厘沙路醫生（按即菲國國父黎剎，該匾曾鑲於德己立街某大廈）的誌念銅匾，安撫百年孤寂英靈。
特首辦只回覆：「收到來信」
可十一年匆匆已過，其間最念茲在茲的還數原百年祭小組理事中的堂侄興安，我們合作每一次的爭取。爭取到中西區現任議會副主席的民選議員陳捷貴，受邀往中環大會堂高座常設的海德公園講座，講要繼「中山史蹟徑」之後，籌建「楊衢雲史蹟徑」。惜「楊徑」未見成事，區會反而將明明是紀念輔仁文社遺址或楊衢雲事蹟的百子里活化計劃，莫名其妙偷換成甚麼「百子里紀念園」，為何「中山紀念公園」不敢名「上環紀念公園」？興安在心淡之餘，百十祭當天，仍向現場記者派發致古諮會主席陳智思的信，他更在早三天的報章專訪中，表示自「一九九九年開始去信特首董建華、古蹟辦、灣仔區議會，懇請在碑旁豎立『楊衢雲之墓』牌。但除特首辦回覆『收到來信』，餘皆沒有下文。」他的心淡，是可以理解的。分別在，他淡出，筆者則認為時機已成熟，現在才是開始。有到來採訪的友人和傳媒記者常問同一個問題﹕你為何那麼熱衷幹這事？潛台詞是「非親非故，為乜？」筆者朗然答道﹕楊衢雲這香港仔了不起，他使人民挺起了腰骨，過問國家的命運；四十歲一生，不冤枉。很值得白髮冒現的吃了六十四年米糧的我，為他再奔跑多一回。所以，這回百十祭，定下了策略，決不單止於「拜神」，英魂常寂寂，何勞君揖拜。要乘勢做好「墓側立牌」這樁小事情。
於好年份成事
今年辛亥革命百年，是個好年份。筆者向當局進言，假如兩岸四地以至全球華人，普天同慶，薄海歡騰，香港做成此小事，則本地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有個好開始」。這回特首辦最緊，密密書信往返；古蹟辦也實在拖不下去（註），最近回了信，信題大字標示﹕
烈士墓碑立牌
六個字。接信後一陣暈眩，清醒過來，繞室細思，要怎樣感謝大家才是之際，那邊廂電話響了，有記者跟進來電，問到這事，向她念了一段﹕
我們為此激動非常，香港終於珍惜她的「大歷史」中的高標人物，重視烈士墓存在逾百年，是本地不必他移之罕見文物。英烈國魂，永駐我城。（《就當局決定為楊衢雲烈士墓碑立牌 公開感謝信》節錄2011.2.22）
原來，一九六九年黃之棟力保楊衢雲墓，不受開路移動之時，報上早已標題：（《明報晚報》1969.12.26）
斯人一去不復回 烈士佳城應永存
2011.2.24受邀成稿
註：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南華早報》特訪報道古蹟辦決定翌年（二○○五年）為烈士墓立牌。一拖六七年。
[文 吳萱人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9日
【明報專訊】「杜鵑啼碧血，春雨泣黃花。我到跑馬地對面的墳場，以鮮花一束，奠於先烈楊衢雲墓下，憑弔唏噓。懷想當日楊衢雲創造革命，推翻清廷之偉舉烈蹟，不幸壯志未酬，魂銷遠道；今則荒涼片石，碣靡殘碑，白馬素車，路經其地者，又焉知此荒塚壘壘中，有此謀革命之先烈，推翻滿清專政，而遭暗殺，犧牲殉國，歿世而寂寞無聞之英雄哉。
……
其後孫中山先生秉其遺志，完成革命，肇造民國，一般高墳壘柯，無大小皆曰先烈。而此簞簍為國犧牲之先烈。獨付闕如，忍令此一蒼涼片石，仍埋葬於荒塚壘壘中，寧不慨然？」
——楊百誠﹕《憑弔先烈楊衢雲的無字碑》刊香港《大晚報》民四十九年
（一九六○）三月二十九日
楊百誠先生，該報附介「乃先烈令從第」，即俗說堂弟，先烈與先生同一位祖父；先烈另一位堂弟為近年讀者所悉的楊拔凡先生，兩位份屬同胞，去年其子編就《楊衢雲家傳》，自行斥資出版，屬於世上首冊珍貴史書。
誠如引文中一句話暈開無限感慨﹕一般高墳壘柯，無大小皆曰先烈。筆者曾實地訪查廣州烈士路陵區及興中會墳場，即使無南京中山陵的氣派，有些尚存，有些文革期間破，但都靈聚一處，尚饗到來者的心香和崇敬。
百年「荒涼片石」
而百年「荒涼片石」的故事又如何？
多得《十月圍城》，一記冷槍倒下了張學友飾演的人，幾無多少港人識君的「香港仔」楊衢雲，才忽然入駐人們腦海。他現仍矗立黃泥涌道「香港墳場」（食環署管理）內的小丘上的不名墓，百年風霜雨霧，尚幸無變。但無變並不等於百分百香港人的國士級英烈遺骸，今天還在；歷史上起碼有三四次遷葬的可能和機會。最早一次，由謝纘泰一九二七年在報章公開呼籲禮葬回穗的東山黃花崗烈士陵區；繼後，有被吳灞陵敬稱「革命前輩」的趙超，去信予他一九五○年《華僑日報》上在長寫楊衢雲的專欄，說在烈士南路的興中會墳場「仍餘之地尚廣」，遷葬「衢老」，「此地頗適宜」，問「可否就近約馮自由胡毅生諸君相商決定後，弟可去函陳壽田、黃大漢諸兄也」。然後嘆息﹕「惜陀城今若此！……至碑文，則不可不預定耳……」
而在公開呼籲討論之外，更早的是家人採取了行動，《家傳》上說﹕「武漢起義，孫文由歐返國經港，家姊（即衢雲胞姊）遣衢雲次女麗霞（時錦霞已出嫁）訪孫伯於英皇酒店，道候外，略言家況並及父恤葬事。孫向說云﹕上頭（指南京）之事，尚未知如何，且待看如何，再為辦理。」明顯是問得早了些許，但世局急變，到出家為尼的幼女秀霞於香港與其時「香港佛學會」的陳靜濤居士，提及「這一事情已經得到政府當局的批准」，卻又到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爆發，事又擱置。
其實在遷葬之外，還有人提出過補刻碑字（指原物加工）。
在那關頭，在報界和文化界均有名聲的吳灞陵做了發言﹕
「我認為，無論遷也好，補刻碑字也好，都要維持一個原則，就是要保存『隱名立石』的史蹟。為了要使後來者，曉得楊烈士當年為國家民族犧牲的環境如何惡劣。我以為現在那個無字碑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因為這是革命時代的重要史蹟，假使把無名碑了，改成一座普通人物般的碑石，還有什麼意義？後之覽者，還有甚麼觀感？」（同刊於該報專欄，一九五○年十月卅日）
這合情理的提出，一路被接受到現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六日《香港早報》訪問楊拔凡，他亦「反對無字墓碑刻上名字 認為變動失革命歷史性」（報題），認為「如必要時可在墓側，另設碑文記載楊氏生前事蹟」。秉承高見，筆者十一年前在本版連接兩天發表蕪文，亦緊跟認為﹕已回歸祖國懷抱，恢復國土身分的香港，大有理由於楊先烈的墓旁，立下一塊不亞於菲律賓愛國志士厘沙路醫生（按即菲國國父黎剎，該匾曾鑲於德己立街某大廈）的誌念銅匾，安撫百年孤寂英靈。
特首辦只回覆：「收到來信」
可十一年匆匆已過，其間最念茲在茲的還數原百年祭小組理事中的堂侄興安，我們合作每一次的爭取。爭取到中西區現任議會副主席的民選議員陳捷貴，受邀往中環大會堂高座常設的海德公園講座，講要繼「中山史蹟徑」之後，籌建「楊衢雲史蹟徑」。惜「楊徑」未見成事，區會反而將明明是紀念輔仁文社遺址或楊衢雲事蹟的百子里活化計劃，莫名其妙偷換成甚麼「百子里紀念園」，為何「中山紀念公園」不敢名「上環紀念公園」？興安在心淡之餘，百十祭當天，仍向現場記者派發致古諮會主席陳智思的信，他更在早三天的報章專訪中，表示自「一九九九年開始去信特首董建華、古蹟辦、灣仔區議會，懇請在碑旁豎立『楊衢雲之墓』牌。但除特首辦回覆『收到來信』，餘皆沒有下文。」他的心淡，是可以理解的。分別在，他淡出，筆者則認為時機已成熟，現在才是開始。有到來採訪的友人和傳媒記者常問同一個問題﹕你為何那麼熱衷幹這事？潛台詞是「非親非故，為乜？」筆者朗然答道﹕楊衢雲這香港仔了不起，他使人民挺起了腰骨，過問國家的命運；四十歲一生，不冤枉。很值得白髮冒現的吃了六十四年米糧的我，為他再奔跑多一回。所以，這回百十祭，定下了策略，決不單止於「拜神」，英魂常寂寂，何勞君揖拜。要乘勢做好「墓側立牌」這樁小事情。
於好年份成事
今年辛亥革命百年，是個好年份。筆者向當局進言，假如兩岸四地以至全球華人，普天同慶，薄海歡騰，香港做成此小事，則本地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有個好開始」。這回特首辦最緊，密密書信往返；古蹟辦也實在拖不下去（註），最近回了信，信題大字標示﹕
烈士墓碑立牌
六個字。接信後一陣暈眩，清醒過來，繞室細思，要怎樣感謝大家才是之際，那邊廂電話響了，有記者跟進來電，問到這事，向她念了一段﹕
我們為此激動非常，香港終於珍惜她的「大歷史」中的高標人物，重視烈士墓存在逾百年，是本地不必他移之罕見文物。英烈國魂，永駐我城。（《就當局決定為楊衢雲烈士墓碑立牌 公開感謝信》節錄2011.2.22）
原來，一九六九年黃之棟力保楊衢雲墓，不受開路移動之時，報上早已標題：（《明報晚報》1969.12.26）
斯人一去不復回 烈士佳城應永存
2011.2.24受邀成稿
註：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南華早報》特訪報道古蹟辦決定翌年（二○○五年）為烈士墓立牌。一拖六七年。
[文 吳萱人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關於駱家輝
家族顯赫 孫中山「曾孫婿」
文章日期：2011年3月9日
【明報專訊】駱家輝不但有華裔背景，其家族更是赫赫有名。駱家輝的「岳祖母」藍妮，曾嫁給國父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算起來駱家輝可稱孫中山為曾祖父。有報道甚至聲稱駱家輝是初唐四傑、著名詩人駱賓王的第36代孫。
駱家輝妻子李蒙的祖母藍妮，是雲南苗族公主，她與李蒙祖父李定國離異後，嫁給孫科。在法律和血緣上，駱家輝夫婦與孫中山沒有關係，但李蒙稱孫科為爺爺，孫中山輩分上是李蒙曾祖父，駱家輝按理也是孫中山的曾孫婿。
「海陸空總動員」奪美人歸
1986年，還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的李蒙，參加加州亞裔小姐選美奪冠，其後任職西雅圖5號電視台記者，駱家輝亦拜倒其石榴裙下。駱家輝的求婚被譽為「海陸空總動員」。他在船上求婚被拒後，又開車到草地再接再厲，最後更租用直升機，拉起「李蒙，我愛你」的橫額，在李家上空盤旋，終娶得美人歸。
駱家輝原籍廣東，祖父百年前由台山移居美國，在西雅圖富裕家庭為僕，那兒距華盛頓州州長官邸不到兩公里。到1997年1月，駱家輝終入主這官邸。他多次慨嘆：「這1英里（約1.6公里），我們家花了100年才走完。」他當了兩屆州長後，為了給家庭和孩子更多時間，放棄角逐連任。
*****
美派駱家輝任駐華大使
勢惹「以華制華」揣測
文章日期：2011年3月9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最快今天提名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擔任駐華大使，接替下月底離任的洪博培（Jon Huntsman）。若國會通過提名，他將成為首名美籍華人擔任此職。分析家稱，奧巴馬相信是想借助駱家輝的華裔身分及中國人脈，為美國對華貿易尋求突破。
反映白宮非常重視中國
駱家輝雖是華人，但他出任商務部長期間，曾多次抨擊中國抗拒開放市場，又就人民幣升值問題向中國施壓。早在他獲商務部長任命時，內地時事專欄作家侯金亮便質疑，奧巴馬的用意之一是「以華制華」。原美國商務部副助理部長董繼玲說，這次人事任命「暗藏玄機」，內閣部長已是非常高級的官員，由內閣部長轉任駐華大使，在美國非常罕見，反映白宮非常重視對華關係，「重視到需要用一位部長擔任大使」。
61歲的駱家輝是第3代美籍華人，1996年當選華盛頓州州長，成為美國史上首名華裔州長，4年後連任，多次以州長身分率商貿團訪華，先後與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等領導人會面。任內中國成為華盛頓州第三大貿易伙伴，以該州為基地的星巴克、微軟、波音等均在中國擴充業務，美國對華出口七分之一來自華盛頓州。該州更和四川結成「姐妹省」。
駱家輝與奧巴馬私交甚篤
奧巴馬競選團隊原華裔顧問薛海培說，駱家輝與奧巴馬建立了密切私交，能「直通總統」，但他最大優勢是擔任商務部長的資歷，而貿易正是美中關係的重頭戲。中國僑網則引述分析稱，駱家輝身為美國高官，首先要對美國利益負責，當美中發生摩擦時，他對中國的了解反可能成為中方潛在威脅。
在駱家輝出任商務部長期間，由鋼管傾銷、輪胎懲罰性關稅，到限制中國雞肉進口，中美貿易屢生摩擦。為配合白宮5年內將美國出口增加一倍的目標，他去年才率領24間美國新能源企業代表訪華，推廣美國潔淨能源技術。去年6月，他又對中國政府優先採購國產貨的政策表示憂慮，對於北京要求美國確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他表示「現階段中國還沒達到認定標準」，除了人民幣匯率外，還有很多問題。今年2月，他又抨擊中國未履行開放市場的承諾，呼籲美國繼續向中國施壓。
中國專家﹕不熟悉文化軍事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向本報記者指出，駱家輝善於搞商貿，「對他來說，挑戰更多的是在他所不熟悉的領域，比如說軍事交流、對台售武等，這些問題更具有潛在的爆炸性，也就是一旦爆發的話，可能影響到中美關係的全局。如果他能順利成行，我希望他能發揮善於協調的個性和特長，並把他做州長和商務部長的經驗帶到他所不熟悉的文化交流和軍事交流當中來。」
文章日期：2011年3月9日
【明報專訊】駱家輝不但有華裔背景，其家族更是赫赫有名。駱家輝的「岳祖母」藍妮，曾嫁給國父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算起來駱家輝可稱孫中山為曾祖父。有報道甚至聲稱駱家輝是初唐四傑、著名詩人駱賓王的第36代孫。
駱家輝妻子李蒙的祖母藍妮，是雲南苗族公主，她與李蒙祖父李定國離異後，嫁給孫科。在法律和血緣上，駱家輝夫婦與孫中山沒有關係，但李蒙稱孫科為爺爺，孫中山輩分上是李蒙曾祖父，駱家輝按理也是孫中山的曾孫婿。
「海陸空總動員」奪美人歸
1986年，還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的李蒙，參加加州亞裔小姐選美奪冠，其後任職西雅圖5號電視台記者，駱家輝亦拜倒其石榴裙下。駱家輝的求婚被譽為「海陸空總動員」。他在船上求婚被拒後，又開車到草地再接再厲，最後更租用直升機，拉起「李蒙，我愛你」的橫額，在李家上空盤旋，終娶得美人歸。
駱家輝原籍廣東，祖父百年前由台山移居美國，在西雅圖富裕家庭為僕，那兒距華盛頓州州長官邸不到兩公里。到1997年1月，駱家輝終入主這官邸。他多次慨嘆：「這1英里（約1.6公里），我們家花了100年才走完。」他當了兩屆州長後，為了給家庭和孩子更多時間，放棄角逐連任。
*****
美派駱家輝任駐華大使
勢惹「以華制華」揣測
文章日期：2011年3月9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最快今天提名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擔任駐華大使，接替下月底離任的洪博培（Jon Huntsman）。若國會通過提名，他將成為首名美籍華人擔任此職。分析家稱，奧巴馬相信是想借助駱家輝的華裔身分及中國人脈，為美國對華貿易尋求突破。
反映白宮非常重視中國
駱家輝雖是華人，但他出任商務部長期間，曾多次抨擊中國抗拒開放市場，又就人民幣升值問題向中國施壓。早在他獲商務部長任命時，內地時事專欄作家侯金亮便質疑，奧巴馬的用意之一是「以華制華」。原美國商務部副助理部長董繼玲說，這次人事任命「暗藏玄機」，內閣部長已是非常高級的官員，由內閣部長轉任駐華大使，在美國非常罕見，反映白宮非常重視對華關係，「重視到需要用一位部長擔任大使」。
61歲的駱家輝是第3代美籍華人，1996年當選華盛頓州州長，成為美國史上首名華裔州長，4年後連任，多次以州長身分率商貿團訪華，先後與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等領導人會面。任內中國成為華盛頓州第三大貿易伙伴，以該州為基地的星巴克、微軟、波音等均在中國擴充業務，美國對華出口七分之一來自華盛頓州。該州更和四川結成「姐妹省」。
駱家輝與奧巴馬私交甚篤
奧巴馬競選團隊原華裔顧問薛海培說，駱家輝與奧巴馬建立了密切私交，能「直通總統」，但他最大優勢是擔任商務部長的資歷，而貿易正是美中關係的重頭戲。中國僑網則引述分析稱，駱家輝身為美國高官，首先要對美國利益負責，當美中發生摩擦時，他對中國的了解反可能成為中方潛在威脅。
在駱家輝出任商務部長期間，由鋼管傾銷、輪胎懲罰性關稅，到限制中國雞肉進口，中美貿易屢生摩擦。為配合白宮5年內將美國出口增加一倍的目標，他去年才率領24間美國新能源企業代表訪華，推廣美國潔淨能源技術。去年6月，他又對中國政府優先採購國產貨的政策表示憂慮，對於北京要求美國確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他表示「現階段中國還沒達到認定標準」，除了人民幣匯率外，還有很多問題。今年2月，他又抨擊中國未履行開放市場的承諾，呼籲美國繼續向中國施壓。
中國專家﹕不熟悉文化軍事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向本報記者指出，駱家輝善於搞商貿，「對他來說，挑戰更多的是在他所不熟悉的領域，比如說軍事交流、對台售武等，這些問題更具有潛在的爆炸性，也就是一旦爆發的話，可能影響到中美關係的全局。如果他能順利成行，我希望他能發揮善於協調的個性和特長，並把他做州長和商務部長的經驗帶到他所不熟悉的文化交流和軍事交流當中來。」
3/06/2011
辛亥百年 火炬传递启动
2011-03-06 中国时报 【王良芬／纽约五日电】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建国百周年，「百龄薪传」全球火炬传递活动即将启动，三月廿九日在夏威夷檀香山举办火炬首燃大会，四月十六日在纽约华埠举行「百龄薪传」传火炬活动。
火炬首燃大会在檀香山举办，是因为国父孙中山在当地创立第一个兴中会，侨委会委员长吴英毅将主持火炬仪式，各地代表把火炬带返居地，喻意革命思想遍地开花，展现百龄薪传、生生不息的精神。
国父曾在纽约停留过，火炬将经过三个重要的历史地点，第一是勿街七─九号，即国父成立兴中会的地方；第二个是勿街十六号，这是中华公所原址，孙中山于黄花岗起义曾在此演讲；第三是宰也街九号，原「黄二嫂面店」，当年国父常以一碗面充饥的小店。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建国百周年，「百龄薪传」全球火炬传递活动即将启动，三月廿九日在夏威夷檀香山举办火炬首燃大会，四月十六日在纽约华埠举行「百龄薪传」传火炬活动。
火炬首燃大会在檀香山举办，是因为国父孙中山在当地创立第一个兴中会，侨委会委员长吴英毅将主持火炬仪式，各地代表把火炬带返居地，喻意革命思想遍地开花，展现百龄薪传、生生不息的精神。
国父曾在纽约停留过，火炬将经过三个重要的历史地点，第一是勿街七─九号，即国父成立兴中会的地方；第二个是勿街十六号，这是中华公所原址，孙中山于黄花岗起义曾在此演讲；第三是宰也街九号，原「黄二嫂面店」，当年国父常以一碗面充饥的小店。
2/09/2011
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陳承栻
K,
新春吉祥。
我匆匆忙忙在臺灣跑了倆月，行走14個市縣，終於飛回海南島，如今又開始惦念臺灣了，特別是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
1月12日，在國民黨黨史館我查閱到外公陳承栻（鐘英）的系列檔案，他的檔案屬於1949年隨黃金運抵臺灣的重要檔案的一部分。
包括：
一、民國二十年九月他當選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證明、以及是年十一月六日他參加國民黨四大的報到表，有他親筆寫下的履歷，以及一張已經稍發黃的登記照。他的身份是京滬車務總段長，代表的是國民黨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執行黨部，他是該黨部的一二三屆執行委員，登記表上書永久聯繫地址為上海康腦脫路999號，也就是後來我多次往來的上海的家。
二、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他所領導的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致電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敦促國民黨中央“毅然決然確定救國禦暴抗日步驟”的電文。
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2次常務會議的兩份檔案，關於中央組織委員會提議呈報第三屆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監察委員的函，以及該年一月四日中央組織部、一月十日中央監察部的回函。在這幾份文件中，外公均名列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之首。
四、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他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函，《呈請明令指定各路職工教育歸鐵路黨部及工會負責辦理以利黨務》約二千字長文。
由此可以確認，我的外公陳承栻在一九三0年代的民國鐵路系統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國二十年，外公四十三歲，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到表上，他的字跡非常清晰有力，一寸登記照中式立領褂、一頭灰白立發，目光堅定。
我還查到了民國十年一月七日上海《申報》刊登的京滬線、滬杭甬線時刻表，其中上海至閘口每日已經有六趟往返，分禾滬區間車、快車、慢車、四等客貨車、特別快車、夜快車，令人震撼！
由於時間所限，我來不及查閱更多的檔案，但是國民黨黨史館館長告訴我，在國史館應該還有更多非關黨務的重要的檔案。
他介紹說，國民黨的檔案分散在幾處，十分之一重要檔案1949年隨黃金運抵台灣，也就是現在國民黨黨史館所保管的這些；大部分檔案留在了南京，也就是現在南京的第二檔案館；還有一部分應該在重慶。他最遺憾的是有一部分重要檔案在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的深夜，隨“太平輪”在舟山群島嵊泗縣白節山島沉入海底，“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甚至都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些檔案沉沒了，只是知道它們非常重要”。
運到台灣的檔案的目錄都已經數碼化，約300萬份，所以我只是輸入了“陳承”二字，就在同一個頁碼顯示了我外公的一份檔案與以及他的堂兄陳承修兩份檔案。之後，我都調閱了原件，經過六十二年，甚至戰火洗禮，檔案保存仍極為完整，讓人感慨。
國民黨檔案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將部分檔案數碼化了，可以在這兩處以及美國的胡佛紀念館，三地查閱微縮膠卷以及內部網。
陳承修的兩份檔案，都是寫給他的老師吳稚暉的信函，一封是《代草之改良論說》，一封是在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卒業請求老師介紹前往歐洲留學的函，行草手書，極為珍貴。陳承修的兩份檔案已經電子化，如果去查閱已經可以看到電子檔。特別珍貴的是他給老師留下了當年在日本的通訊地址：東京樂邊藥王寺前町七十一番鄭寓轉交。如果陳西禾大舅、陳休徵四姨仍健在，我一定要趕緊告訴他們的。
因為黨史館有規定為了檔案保存不可以拍照和複印，經特別請示，我得以拍攝了外公四張手跡。其餘基本手抄，遺憾的是時間太緊，外公一篇兩千字長文來不及抄了。
國民黨黨史館座落在臺北市中山南路11 號7樓，原國民黨黨部舊址，如今大樓名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保存檔案的檔案室，有幾十公分厚的不銹鋼門，內裡是一排排帶軌道的電子檔案櫃。有趣的是，我發現國民黨檔案館連開水間、化妝間的門，也都是不銹鋼的呢。
1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查到外公檔案目錄後，因為調檔以及午休，我要到下午一點半才能看到正本。期間，冒雨趕去一個採訪；回程在台灣“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下車，匆匆辦理金融手續，再冒雨回不遠處的國民黨黨史館。雨中見到那座保存了外公檔案60餘年的大廈，我一邊拍攝一邊落淚。當檔案管理員劉小姐將裝在一個塑膠文件夾內的，外公兩份乾淨整潔手跡交到我手中，看著既熟悉又陌生的外公的照片，撫摸著他的字跡，我一直在顫抖。說不出的感激。有一刻，甚至想抱起來就跑掉噯。
12日、14日、16日我連續去了三次，調閱了10份檔案，連黨史館的館長都很替我高興。他說，來查黨史檔案的多為研究人員，像你這麼年輕的大陸來黨史查檔案的家屬不多，真的查到的也不多。你外公的檔案能帶過來，就說明他在黨內很有分量。
一個插曲，在調閱的“會議記錄4.1/20.172”目錄下，錄入的是《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代表陳承柿報到表（含簡歷、照片）》，其中外公的名字錄入錯了。我的直覺，這就是我要找的檔案，待看到之後發現，果然是將“陳承栻”錯錄為“陳承柿”了，我已經以家屬身份請求更正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了許多天，這說明外公的檔案已經靜靜在台灣沉睡了62年，冥冥之中等待著我這個外孫女，在不停漂泊中磨礪著記者的觸覺，終有一天靈光一閃，走前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個靈光來自中新社二十年給我的磨礪，來自這次駐點採訪的機遇，來自12月24日前往胡適紀念館參觀，看到他與外公同是庚賠入讀康奈爾後的驚醒，來自1月2日在士林官邸正館遇到了學者般一見如故、與中新社有淵源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
我明白，自己不期然間拉出了一個歷史的線頭，不僅僅是外公個人的，也是那一代實業救國才俊的，具體說就是京滬滬杭甬鐵路的。由於外公是當時京滬滬杭甬鐵路的“老大”，且去世早，加上國仇家恨、大江大海，這段應該是驚心動魄的修橋造路偉業，就封塵了。 我感受到一種使命，內心裡希望用自己職業練就的敏銳，以及中新社豐富的人際網路，在自己體力腦力都還能應付勞動之歲月，為國開啟這段塵封了幾十年的民國鐵路史，也為我們的家族還原一個“真實的外公”。
2011年2月6日 於海南海口南沙路
********
又及，据我母亲介绍，上海沦陷后，我外公因不愿接受南京日伪政府的邀请继续出任京沪沪杭甬铁道职务，在外婆鼓励下抛家弃女离开沪上，假道香港去了重庆，曾担任战时公路局局长，于1943年在重庆因肝病去世。关於这段历史，国民党党史馆馆长认为应该在重庆可以找到。
新春吉祥。
我匆匆忙忙在臺灣跑了倆月，行走14個市縣，終於飛回海南島，如今又開始惦念臺灣了，特別是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
1月12日，在國民黨黨史館我查閱到外公陳承栻（鐘英）的系列檔案，他的檔案屬於1949年隨黃金運抵臺灣的重要檔案的一部分。
包括：
一、民國二十年九月他當選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證明、以及是年十一月六日他參加國民黨四大的報到表，有他親筆寫下的履歷，以及一張已經稍發黃的登記照。他的身份是京滬車務總段長，代表的是國民黨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執行黨部，他是該黨部的一二三屆執行委員，登記表上書永久聯繫地址為上海康腦脫路999號，也就是後來我多次往來的上海的家。
二、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他所領導的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致電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敦促國民黨中央“毅然決然確定救國禦暴抗日步驟”的電文。
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2次常務會議的兩份檔案，關於中央組織委員會提議呈報第三屆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監察委員的函，以及該年一月四日中央組織部、一月十日中央監察部的回函。在這幾份文件中，外公均名列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之首。
四、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他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函，《呈請明令指定各路職工教育歸鐵路黨部及工會負責辦理以利黨務》約二千字長文。
由此可以確認，我的外公陳承栻在一九三0年代的民國鐵路系統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國二十年，外公四十三歲，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到表上，他的字跡非常清晰有力，一寸登記照中式立領褂、一頭灰白立發，目光堅定。
我還查到了民國十年一月七日上海《申報》刊登的京滬線、滬杭甬線時刻表，其中上海至閘口每日已經有六趟往返，分禾滬區間車、快車、慢車、四等客貨車、特別快車、夜快車，令人震撼！
由於時間所限，我來不及查閱更多的檔案，但是國民黨黨史館館長告訴我，在國史館應該還有更多非關黨務的重要的檔案。
他介紹說，國民黨的檔案分散在幾處，十分之一重要檔案1949年隨黃金運抵台灣，也就是現在國民黨黨史館所保管的這些；大部分檔案留在了南京，也就是現在南京的第二檔案館；還有一部分應該在重慶。他最遺憾的是有一部分重要檔案在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的深夜，隨“太平輪”在舟山群島嵊泗縣白節山島沉入海底，“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甚至都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些檔案沉沒了，只是知道它們非常重要”。
運到台灣的檔案的目錄都已經數碼化，約300萬份，所以我只是輸入了“陳承”二字，就在同一個頁碼顯示了我外公的一份檔案與以及他的堂兄陳承修兩份檔案。之後，我都調閱了原件，經過六十二年，甚至戰火洗禮，檔案保存仍極為完整，讓人感慨。
國民黨檔案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將部分檔案數碼化了，可以在這兩處以及美國的胡佛紀念館，三地查閱微縮膠卷以及內部網。
陳承修的兩份檔案，都是寫給他的老師吳稚暉的信函，一封是《代草之改良論說》，一封是在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卒業請求老師介紹前往歐洲留學的函，行草手書，極為珍貴。陳承修的兩份檔案已經電子化，如果去查閱已經可以看到電子檔。特別珍貴的是他給老師留下了當年在日本的通訊地址：東京樂邊藥王寺前町七十一番鄭寓轉交。如果陳西禾大舅、陳休徵四姨仍健在，我一定要趕緊告訴他們的。
因為黨史館有規定為了檔案保存不可以拍照和複印，經特別請示，我得以拍攝了外公四張手跡。其餘基本手抄，遺憾的是時間太緊，外公一篇兩千字長文來不及抄了。
國民黨黨史館座落在臺北市中山南路11 號7樓，原國民黨黨部舊址，如今大樓名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保存檔案的檔案室，有幾十公分厚的不銹鋼門，內裡是一排排帶軌道的電子檔案櫃。有趣的是，我發現國民黨檔案館連開水間、化妝間的門，也都是不銹鋼的呢。
1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查到外公檔案目錄後，因為調檔以及午休，我要到下午一點半才能看到正本。期間，冒雨趕去一個採訪；回程在台灣“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下車，匆匆辦理金融手續，再冒雨回不遠處的國民黨黨史館。雨中見到那座保存了外公檔案60餘年的大廈，我一邊拍攝一邊落淚。當檔案管理員劉小姐將裝在一個塑膠文件夾內的，外公兩份乾淨整潔手跡交到我手中，看著既熟悉又陌生的外公的照片，撫摸著他的字跡，我一直在顫抖。說不出的感激。有一刻，甚至想抱起來就跑掉噯。
12日、14日、16日我連續去了三次，調閱了10份檔案，連黨史館的館長都很替我高興。他說，來查黨史檔案的多為研究人員，像你這麼年輕的大陸來黨史查檔案的家屬不多，真的查到的也不多。你外公的檔案能帶過來，就說明他在黨內很有分量。
一個插曲，在調閱的“會議記錄4.1/20.172”目錄下，錄入的是《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代表陳承柿報到表（含簡歷、照片）》，其中外公的名字錄入錯了。我的直覺，這就是我要找的檔案，待看到之後發現，果然是將“陳承栻”錯錄為“陳承柿”了，我已經以家屬身份請求更正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了許多天，這說明外公的檔案已經靜靜在台灣沉睡了62年，冥冥之中等待著我這個外孫女，在不停漂泊中磨礪著記者的觸覺，終有一天靈光一閃，走前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個靈光來自中新社二十年給我的磨礪，來自這次駐點採訪的機遇，來自12月24日前往胡適紀念館參觀，看到他與外公同是庚賠入讀康奈爾後的驚醒，來自1月2日在士林官邸正館遇到了學者般一見如故、與中新社有淵源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
我明白，自己不期然間拉出了一個歷史的線頭，不僅僅是外公個人的，也是那一代實業救國才俊的，具體說就是京滬滬杭甬鐵路的。由於外公是當時京滬滬杭甬鐵路的“老大”，且去世早，加上國仇家恨、大江大海，這段應該是驚心動魄的修橋造路偉業，就封塵了。 我感受到一種使命，內心裡希望用自己職業練就的敏銳，以及中新社豐富的人際網路，在自己體力腦力都還能應付勞動之歲月，為國開啟這段塵封了幾十年的民國鐵路史，也為我們的家族還原一個“真實的外公”。
2011年2月6日 於海南海口南沙路
********
又及，据我母亲介绍，上海沦陷后，我外公因不愿接受南京日伪政府的邀请继续出任京沪沪杭甬铁道职务，在外婆鼓励下抛家弃女离开沪上，假道香港去了重庆，曾担任战时公路局局长，于1943年在重庆因肝病去世。关於这段历史，国民党党史馆馆长认为应该在重庆可以找到。
12/31/2010
12/25/2010
a link：游美学务处为报第三次考取留美学生清折事致外务部呈文
尋找外公的檔案：
陳承栻 二十一 福建閩縣
游美學務處為報第三次考取留美學生清折事致外務部呈文
作者：游美學務處 宣統三年六月十二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宣統年間清廷遣派赴美留學生史料選》，歷史檔案，1997年第2期。
游美學務處謹呈，為申呈事。
案查本處每年派送游美學生，應按經費數目酌定名額在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生中選送，前經呈明在案。現由本處按照經費數目，考錄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生六十三名以充是選，經該學堂造具清冊咨送前來。本處複核無異，除將派員護送出洋情形另行申報外，所有本年考錄派送游美學生姓名、年齡、籍貫清折，理合備文，申呈鈞部俯賜鑒核備案。須至申呈者
右申呈外務部
[編輯] 附 第三次考取留美學生姓名年歲籍貫清冊
第三次遣派游美學生姓名、年歲、籍貫清折
姓 名 年齡 籍 貫 姓 名 年齡 籍 貫
黃國棟 十九 福建同安 周明玉 二十 浙江鎮海
張福運 二十 山東福山 司徒堯 二十 廣東開平
吳 憲 二十一 福建侯官 顧宗林 十九 浙江上虞
江山壽 二十 江蘇嘉定 高大綱 二十 浙江仁和
朱起蟄 二十 浙江錢塘 陳德芬 二十 浙江嘉善
張貽志 二十 安徽全椒 衛挺生 十九 湖北棗陽
周倫元 二十 浙江鄞縣 史 宣 二十 廣東番禺
姜蔣佐 二十一 浙江平陽 張傳薪 十九 福建邵武
吳 康 二十 江蘇吳縣 譚其秦 十八 四川榮縣
黃明道 二十一 廣東香山 陳長蘅 二十一 四川榮昌
劉崇勤 二十一 福建閩縣 陳承栻 二十一 福建閩縣
徐 書 二十 江蘇金匱 鮑錫藩 二十 浙江歸安
崔有濂 十九 安徽太平 鄭輔華 二十一 楠建永定
史譯宣 二十 山東福山 龍 夷 十九 四川榮縣
梅光迪 十九 安徽宣城 楊光弼 十九 直隸天津
孫繼丁 二十一 山東蓬萊 陳明壽 二十一 江蘇元和
胡博淵 二十一 江蘇陽湖 宋建勛 二十 福建莆田
羅邦傑 十九 江蘇上海 顧惟精 二十 江蘇無錫
楊孝述 二十一 江蘇華亭 裘維瑩 十九 江蘇金匾
何慶曾 二十一 廣東順德 陸鴻棠 二十 江蘇上海
黃宗發 二十一 安徽無為 柴春霖 十九 甘肅皋蘭
徐仁錆 二十一 江蘇宜興 鍾心煊 十九 江西南昌
嚴 昉 二十 浙江烏程 王 謨 二十一 福建閩縣
邱崇彥 二十一 浙江諸暨 趙文銳 二十一 浙江嵊縣
王 賡 十六 江蘇金匱 孫學悟 二十 山東文登
蔡 翔 二十 湖北漢川 陸懋德 二十一 浙江會稽
梁基泰 二十 廣東番禺 虞振鏞 二十 浙江慈溪
費宗藩 二十 江蘇震澤 陳嘉勛 二十一 湖南湘陰
梁杜蘅 二十 廣東三水 許彥藩 二十 浙江秀水
鄧宗溫 十九 貴州貴築 章元善 二十 江蘇長洲
陸守經 二十 江蘇青浦 甘純啟 十五 江蘇嘉定
張景芬 二十 福建永定
陳承栻 二十一 福建閩縣
游美學務處為報第三次考取留美學生清折事致外務部呈文
作者：游美學務處 宣統三年六月十二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宣統年間清廷遣派赴美留學生史料選》，歷史檔案，1997年第2期。
游美學務處謹呈，為申呈事。
案查本處每年派送游美學生，應按經費數目酌定名額在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生中選送，前經呈明在案。現由本處按照經費數目，考錄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生六十三名以充是選，經該學堂造具清冊咨送前來。本處複核無異，除將派員護送出洋情形另行申報外，所有本年考錄派送游美學生姓名、年齡、籍貫清折，理合備文，申呈鈞部俯賜鑒核備案。須至申呈者
右申呈外務部
[編輯] 附 第三次考取留美學生姓名年歲籍貫清冊
第三次遣派游美學生姓名、年歲、籍貫清折
姓 名 年齡 籍 貫 姓 名 年齡 籍 貫
黃國棟 十九 福建同安 周明玉 二十 浙江鎮海
張福運 二十 山東福山 司徒堯 二十 廣東開平
吳 憲 二十一 福建侯官 顧宗林 十九 浙江上虞
江山壽 二十 江蘇嘉定 高大綱 二十 浙江仁和
朱起蟄 二十 浙江錢塘 陳德芬 二十 浙江嘉善
張貽志 二十 安徽全椒 衛挺生 十九 湖北棗陽
周倫元 二十 浙江鄞縣 史 宣 二十 廣東番禺
姜蔣佐 二十一 浙江平陽 張傳薪 十九 福建邵武
吳 康 二十 江蘇吳縣 譚其秦 十八 四川榮縣
黃明道 二十一 廣東香山 陳長蘅 二十一 四川榮昌
劉崇勤 二十一 福建閩縣 陳承栻 二十一 福建閩縣
徐 書 二十 江蘇金匱 鮑錫藩 二十 浙江歸安
崔有濂 十九 安徽太平 鄭輔華 二十一 楠建永定
史譯宣 二十 山東福山 龍 夷 十九 四川榮縣
梅光迪 十九 安徽宣城 楊光弼 十九 直隸天津
孫繼丁 二十一 山東蓬萊 陳明壽 二十一 江蘇元和
胡博淵 二十一 江蘇陽湖 宋建勛 二十 福建莆田
羅邦傑 十九 江蘇上海 顧惟精 二十 江蘇無錫
楊孝述 二十一 江蘇華亭 裘維瑩 十九 江蘇金匾
何慶曾 二十一 廣東順德 陸鴻棠 二十 江蘇上海
黃宗發 二十一 安徽無為 柴春霖 十九 甘肅皋蘭
徐仁錆 二十一 江蘇宜興 鍾心煊 十九 江西南昌
嚴 昉 二十 浙江烏程 王 謨 二十一 福建閩縣
邱崇彥 二十一 浙江諸暨 趙文銳 二十一 浙江嵊縣
王 賡 十六 江蘇金匱 孫學悟 二十 山東文登
蔡 翔 二十 湖北漢川 陸懋德 二十一 浙江會稽
梁基泰 二十 廣東番禺 虞振鏞 二十 浙江慈溪
費宗藩 二十 江蘇震澤 陳嘉勛 二十一 湖南湘陰
梁杜蘅 二十 廣東三水 許彥藩 二十 浙江秀水
鄧宗溫 十九 貴州貴築 章元善 二十 江蘇長洲
陸守經 二十 江蘇青浦 甘純啟 十五 江蘇嘉定
張景芬 二十 福建永定
10/08/2010
动工喇
10月7日，是个吉日，金外滩动工了。小女子拿红红的印着一生平安的红带子，帮了蝴蝶结在锤子上。9点9分，MAYBOY和师傅一起挥锤。
我录了音，背景是沙沙的雨声，和砰砰的锤声，还有你的声音，然后就是小女子：开工了，开工啦！
下午，我们追着折扣的尾巴，定下来主卫磁砖，还有我的厨房墙。玛瑙金色，和阳光黄。很向往一起泡泡浴了。
好了，地板、磁砖、橱柜、卫浴、电器、墙漆……还有，花洒、衣架……您辛苦了。等着俺从绿岛俩月后回来验收吧。
终于，躲不过这场豪雨，明天俺要上抗洪前线了。知道么，为了御寒，俺带着俄罗斯小酒壶，里面，里面，小女子灌满了蓝带威士忌！！
好大雨！
我录了音，背景是沙沙的雨声，和砰砰的锤声，还有你的声音，然后就是小女子：开工了，开工啦！
下午，我们追着折扣的尾巴，定下来主卫磁砖，还有我的厨房墙。玛瑙金色，和阳光黄。很向往一起泡泡浴了。
好了，地板、磁砖、橱柜、卫浴、电器、墙漆……还有，花洒、衣架……您辛苦了。等着俺从绿岛俩月后回来验收吧。
终于，躲不过这场豪雨，明天俺要上抗洪前线了。知道么，为了御寒，俺带着俄罗斯小酒壶，里面，里面，小女子灌满了蓝带威士忌！！
好大雨！
9/17/2010
香港菜園村案例
菜園村民
帶創傷的遷徙腳步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7日
【明報專訊】執筆之際，電視傳來屯門紫田村的新聞：村民不滿賠償太少，與警方發生了口角，議員介入斡旋，學者以拆局式的口指菜園村立了壞先例，而若更多「外來勢力介入村民抗爭」，政府會更難處理。驟眼看多麼完整的報導。不足兩分鐘的篇幅，所有持份者及其觀點一覽無遺。在新聞行業的操作裡，彷彿已發展了一套應有盡有及可重複的報導策略。關心城市及鄉郊發展者近年風塵僕僕東奔西跑，難道不是鏡像麼：不僅推土機式的地產發展是常規的一部份，連抗爭及異議亦無可避免成了常態。
火頭雖然處處，然而土地重建及發展，卻涉及可能無法常態化，及最不可重複的環節：遷徙。對於壞了腦的城市人，房子只是與紙和股票無異的商品，搬家是家常便飯，更是向上流動的象徵。然而，「換樓」只是芸芸遷徙形式中的一種。經已被標籤為做壞規舉的菜園村，馬上亦要集體搬村，此時此刻回到菜園村這主題， 非因無力無奈到極點，立個碑當給個理由把它從此拋諸腦後，恰好相反，它不卑不亢地為香港奠下了新基礎。
作為創傷的遷徙
歷史上最著名的遷徙，難道不是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嗎？以色列血統的摩西，受到耶和華的召喚，冒著惹怒埃及法老的險，帶著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穿過紅海向應許地迦南進發。然而不要忘記，耶和華為了逼法老放行，不惜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十場災殃，把食水變血，日月無光，蠅災蛙災瘟疫泡瘡蝗虫冰雹，無所不用其極，絕招更是把所有埃及家庭的人畜長子都殺掉。過了紅海到了西奈山，耶和華又殺了三千個渴望下山的利未人。換言之，這趟旅程不簡單是以色列人向他們被許諾建國的聖地甜美順利地邁進，種種危機在這條路上，又何止無處不在。
又，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者剛要從印度撤回老家，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兩個長期互相傾軋的政黨，在英國人的同意下把國家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往東面的新印度，穆斯林則到西面的巴基斯坦。一兩個月間，幾個宗教共一千二百萬人就被迫根據新的政治地形遷徙。當然，這次大遷徙也不是教徒向自己的應許地心存喜樂地進發，極大規模的人流加上極度壓縮的時間，換來就是歇斯底里的暴力：謀殺、縱火、強姦等。妻離子散、家園被毀、農地腐爛、村莊遺棄等，說得出的發生了。更難過的是，據口述歷史研究者布塔利亞‧烏瓦什指出，暴力事件並不單止發生於不同宗教之間，有婦女甚至被相同宗教的男人強暴。整個過程的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一般估計至少也有五十萬。
提這兩個例子，意不在危言聳聽，妄言菜園村搬村的壓力指數高比印巴分治；也不是散播神秘論，預言搬村將惹天怒，以自然災害還擊城市。菜園村「集體搬村」是村民的大工程，但它卻從不是單純的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歸根究柢，它是村民與支援者曠日持久的運動及組織成果，亦包括其間充斥著難以想像的情緒及壓力。以為把村屋換補償金便當了事（甚至有賺），其實完全無法掌握所謂「搬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香港版大遷徙
十九世紀末租借新界，一九一零年頒佈《新界條例》所確立的「原居民」身份及相關政策，如何歧視非原居民及其所謂的「散村」；農業如何由二戰後作為香港的戰略物資，到後來逐漸完全依賴內地入口糧食，這政策過程對新界人口的影響等，盡皆是坐落在散村遷徙這問題下的重要歷史坐標。
撥款通過後，政府以根本是一大片政策空白的「復耕牌」為策略，再三阻撓村民自行覓地集體搬村，繼續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村民雖然幾十年前都是自行建屋修路挖井，但今時今日要以整條村作單位，集體討論及決定新村的面貌、規劃：路要多闊，公家地要多少，房子的分佈如何等。一星期大大小小的村民會最低消費三五次，有老村民曾對筆者說「開會開到倦」。對老老幼幼的村民而言，集體規劃也顯然是陌生的大工程：每個家庭有自己的想法，同一家庭裡老中青的需要亦不可能完全一樣。不斷開會討論，當然是因為不存在總司令，種種涉及的事情無法一鎚定音，新村的地點、面積、硬件規劃、與旁邊新鄰居的關係，全部都是變數。政府設定的十月中遷出期又越逼越近，申請牌照、買地、規劃、建屋、搬遷等所有工作幾乎全部同步進行。這些壓力並不是來自上天具道德判斷意味的懲罰，亦不是赤裸裸的令人骨折斷氣的拳腳暴力，但在一個政府不單止沒支援，甚至是始作俑者及雪上加霜的情況下，這就是香港版的大遷徙，一點不多一點一少。
或者在這基本認識下，才開始具備條件，思考菜園村搬村的生產性。時序上， 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高鐵撥款；二月廿一日，菜園村村民大會決定集體重建家園，搬村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三月廿八日，菜園村生活館在一塊既倒之地毅然開張；眼前的九月十九日，菜園村一眾村民及支持者舉行展望新村的中秋晚會——這叫做終結還是開始，叫歡送還是持守，差別豈止轉念之間。
「生產」被重新定義
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作《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裡，分析歷史上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評價。他指出，即使馬克思的判斷也是含糊的：他表揚它把軍權奪回給人民、撤掉既有的政府機關、實踐國際主義等；但他也定性了公社的不足，例如對中央軍權、公共財務、外交問題等的能力不足——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公社缺乏駕馭國家機器的能力。
巴氏認為，進步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有一個難關：錯把國家能力，作為量度政治能力，或政治創造性的唯一標準。因此，一旦有政客把群眾運動，嘗試嫁接到原有的國家機器體系時，群眾運動者便只能大呼被出賣。以巴氏的說話，「這種國家能力的缺乏，被過早地判定為運動本身的失敗，而不是被理解一種代價——國家與政治創新之間結構性裂縫代價」。換句話說，群眾運動固然不能簡單被國家收編，其無法改朝換代坐上龍椅統治黎民，斷不是其失敗的鐵證。回到巴黎公社，巴氏指出，其貢獻及有待承繼及開發的，並不是它摧毀了領導的權貴政客（事實上公社並沒有推翻任何政權）；但公社摧毀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對工人及人民的政治支配。這就是巴氏對公社評價的標準。
這幾個月間，菜園村村民及支援者以不可思議的成熟程度，整理傷感的心情，向香港史上罕見的民間自力搬村這條畏途邁進，最終打出缺口，爭取到足以集體搬村的復耕建屋牌。生活館一班如假包換地五穀不分的年青人，則在零經驗及緊張人力及資源下，妄想同時學習勞動、生產糧食、與村民共同開發加工食物、接通具備人文關懷與土地連結的生活網絡。換言之，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並將之輻射到居住及工作及整體生活原則裡。菜園村村民無法推倒高鐵，但他們嘗試遠離「安置戶」這種政府行政系統裡的角色，生活館參與者無法毀滅跨國食品企業，卻在不斷的失敗中嘗試生產食物給自己和身邊的親友。
建新村的過程及新村的出現，換言之，並不是把一磚一瓦重新疊起的簡單堆砌。在修高鐵這種特大的國家計劃的脈絡裡，在城市發展一向的安置或向既有的物業市場疏導的邏輯裡，集體建村搬村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次例外：是在政府的缺席（與政府的角力——從爭取復耕牌這方面講）下，村民及支援者將其意志及決心實體化為實牙實齒的菜園新村，這次實踐將不可逆轉地銘刻在香港歷史中，待其他後來者承繼及擴充。
這不止是「最大公因數」，亦斷非底線，值得在新村前的中秋存照紀念。
菜園村迎新村中秋晚會
日期：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00開始
地點：石崗菜園村
內容：導賞團＋快樂廚房、遊走菜田、菜園新村規劃展示、音樂＋詩＋故事會、跳蚤市場、 環境舞蹈等
報名及查詢：請電郵至jay1128@gmail.com
活動聯絡：Jenny Li（chunneili@gmail.com）
[文／周思中 圖／曾德平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帶創傷的遷徙腳步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7日
【明報專訊】執筆之際，電視傳來屯門紫田村的新聞：村民不滿賠償太少，與警方發生了口角，議員介入斡旋，學者以拆局式的口指菜園村立了壞先例，而若更多「外來勢力介入村民抗爭」，政府會更難處理。驟眼看多麼完整的報導。不足兩分鐘的篇幅，所有持份者及其觀點一覽無遺。在新聞行業的操作裡，彷彿已發展了一套應有盡有及可重複的報導策略。關心城市及鄉郊發展者近年風塵僕僕東奔西跑，難道不是鏡像麼：不僅推土機式的地產發展是常規的一部份，連抗爭及異議亦無可避免成了常態。
火頭雖然處處，然而土地重建及發展，卻涉及可能無法常態化，及最不可重複的環節：遷徙。對於壞了腦的城市人，房子只是與紙和股票無異的商品，搬家是家常便飯，更是向上流動的象徵。然而，「換樓」只是芸芸遷徙形式中的一種。經已被標籤為做壞規舉的菜園村，馬上亦要集體搬村，此時此刻回到菜園村這主題， 非因無力無奈到極點，立個碑當給個理由把它從此拋諸腦後，恰好相反，它不卑不亢地為香港奠下了新基礎。
作為創傷的遷徙
歷史上最著名的遷徙，難道不是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嗎？以色列血統的摩西，受到耶和華的召喚，冒著惹怒埃及法老的險，帶著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穿過紅海向應許地迦南進發。然而不要忘記，耶和華為了逼法老放行，不惜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十場災殃，把食水變血，日月無光，蠅災蛙災瘟疫泡瘡蝗虫冰雹，無所不用其極，絕招更是把所有埃及家庭的人畜長子都殺掉。過了紅海到了西奈山，耶和華又殺了三千個渴望下山的利未人。換言之，這趟旅程不簡單是以色列人向他們被許諾建國的聖地甜美順利地邁進，種種危機在這條路上，又何止無處不在。
又，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者剛要從印度撤回老家，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兩個長期互相傾軋的政黨，在英國人的同意下把國家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往東面的新印度，穆斯林則到西面的巴基斯坦。一兩個月間，幾個宗教共一千二百萬人就被迫根據新的政治地形遷徙。當然，這次大遷徙也不是教徒向自己的應許地心存喜樂地進發，極大規模的人流加上極度壓縮的時間，換來就是歇斯底里的暴力：謀殺、縱火、強姦等。妻離子散、家園被毀、農地腐爛、村莊遺棄等，說得出的發生了。更難過的是，據口述歷史研究者布塔利亞‧烏瓦什指出，暴力事件並不單止發生於不同宗教之間，有婦女甚至被相同宗教的男人強暴。整個過程的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一般估計至少也有五十萬。
提這兩個例子，意不在危言聳聽，妄言菜園村搬村的壓力指數高比印巴分治；也不是散播神秘論，預言搬村將惹天怒，以自然災害還擊城市。菜園村「集體搬村」是村民的大工程，但它卻從不是單純的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歸根究柢，它是村民與支援者曠日持久的運動及組織成果，亦包括其間充斥著難以想像的情緒及壓力。以為把村屋換補償金便當了事（甚至有賺），其實完全無法掌握所謂「搬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香港版大遷徙
十九世紀末租借新界，一九一零年頒佈《新界條例》所確立的「原居民」身份及相關政策，如何歧視非原居民及其所謂的「散村」；農業如何由二戰後作為香港的戰略物資，到後來逐漸完全依賴內地入口糧食，這政策過程對新界人口的影響等，盡皆是坐落在散村遷徙這問題下的重要歷史坐標。
撥款通過後，政府以根本是一大片政策空白的「復耕牌」為策略，再三阻撓村民自行覓地集體搬村，繼續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村民雖然幾十年前都是自行建屋修路挖井，但今時今日要以整條村作單位，集體討論及決定新村的面貌、規劃：路要多闊，公家地要多少，房子的分佈如何等。一星期大大小小的村民會最低消費三五次，有老村民曾對筆者說「開會開到倦」。對老老幼幼的村民而言，集體規劃也顯然是陌生的大工程：每個家庭有自己的想法，同一家庭裡老中青的需要亦不可能完全一樣。不斷開會討論，當然是因為不存在總司令，種種涉及的事情無法一鎚定音，新村的地點、面積、硬件規劃、與旁邊新鄰居的關係，全部都是變數。政府設定的十月中遷出期又越逼越近，申請牌照、買地、規劃、建屋、搬遷等所有工作幾乎全部同步進行。這些壓力並不是來自上天具道德判斷意味的懲罰，亦不是赤裸裸的令人骨折斷氣的拳腳暴力，但在一個政府不單止沒支援，甚至是始作俑者及雪上加霜的情況下，這就是香港版的大遷徙，一點不多一點一少。
或者在這基本認識下，才開始具備條件，思考菜園村搬村的生產性。時序上， 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高鐵撥款；二月廿一日，菜園村村民大會決定集體重建家園，搬村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三月廿八日，菜園村生活館在一塊既倒之地毅然開張；眼前的九月十九日，菜園村一眾村民及支持者舉行展望新村的中秋晚會——這叫做終結還是開始，叫歡送還是持守，差別豈止轉念之間。
「生產」被重新定義
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作《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裡，分析歷史上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評價。他指出，即使馬克思的判斷也是含糊的：他表揚它把軍權奪回給人民、撤掉既有的政府機關、實踐國際主義等；但他也定性了公社的不足，例如對中央軍權、公共財務、外交問題等的能力不足——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公社缺乏駕馭國家機器的能力。
巴氏認為，進步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有一個難關：錯把國家能力，作為量度政治能力，或政治創造性的唯一標準。因此，一旦有政客把群眾運動，嘗試嫁接到原有的國家機器體系時，群眾運動者便只能大呼被出賣。以巴氏的說話，「這種國家能力的缺乏，被過早地判定為運動本身的失敗，而不是被理解一種代價——國家與政治創新之間結構性裂縫代價」。換句話說，群眾運動固然不能簡單被國家收編，其無法改朝換代坐上龍椅統治黎民，斷不是其失敗的鐵證。回到巴黎公社，巴氏指出，其貢獻及有待承繼及開發的，並不是它摧毀了領導的權貴政客（事實上公社並沒有推翻任何政權）；但公社摧毀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對工人及人民的政治支配。這就是巴氏對公社評價的標準。
這幾個月間，菜園村村民及支援者以不可思議的成熟程度，整理傷感的心情，向香港史上罕見的民間自力搬村這條畏途邁進，最終打出缺口，爭取到足以集體搬村的復耕建屋牌。生活館一班如假包換地五穀不分的年青人，則在零經驗及緊張人力及資源下，妄想同時學習勞動、生產糧食、與村民共同開發加工食物、接通具備人文關懷與土地連結的生活網絡。換言之，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並將之輻射到居住及工作及整體生活原則裡。菜園村村民無法推倒高鐵，但他們嘗試遠離「安置戶」這種政府行政系統裡的角色，生活館參與者無法毀滅跨國食品企業，卻在不斷的失敗中嘗試生產食物給自己和身邊的親友。
建新村的過程及新村的出現，換言之，並不是把一磚一瓦重新疊起的簡單堆砌。在修高鐵這種特大的國家計劃的脈絡裡，在城市發展一向的安置或向既有的物業市場疏導的邏輯裡，集體建村搬村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次例外：是在政府的缺席（與政府的角力——從爭取復耕牌這方面講）下，村民及支援者將其意志及決心實體化為實牙實齒的菜園新村，這次實踐將不可逆轉地銘刻在香港歷史中，待其他後來者承繼及擴充。
這不止是「最大公因數」，亦斷非底線，值得在新村前的中秋存照紀念。
菜園村迎新村中秋晚會
日期：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00開始
地點：石崗菜園村
內容：導賞團＋快樂廚房、遊走菜田、菜園新村規劃展示、音樂＋詩＋故事會、跳蚤市場、 環境舞蹈等
報名及查詢：請電郵至jay1128@gmail.com
活動聯絡：Jenny Li（chunneili@gmail.com）
[文／周思中 圖／曾德平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5/04/2010
海南岛1950：蒋介石曾以致电嘉勉打消海南防总司令薛岳撤退念头
史海钩沉：海南岛1950：蒋介石曾以致电嘉勉打消海南防总司令薛岳撤退念头
1950年4月底，国民党海南海陆空防卫总司令薛岳放弃其构筑的“伯陵防线”从海南岛全面“撤出”，结束了国共双方在中南战区的最后对峙。
1949年5月已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何部署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为“反共基地”，并于1949年12月1日任命薛岳为海南海陆空防总司令？薛岳构筑的“伯陵防线”到底是何等铜墙铁壁？国军的海南岛大撤退，是“溃败”还是“撤出”？时隔六十年，有机会比读相关当事人的日记、电报，以及档案资料和有关专著，反觉历史的面目更加清晰。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最新出版的《蒋介石的后半生》披露：蒋介石曾于1950年1月21日致电薛岳嘉勉，以打消其从海南岛撤退念头。电报曰：薛总司令：海南防务，赖兄指导适宜，已日益坚强，备念辛劳，至深佩慰。今后尤望奋励肃清内匪，巩固反共基地是盼。
时隔三个月零一天，4月22日薛岳弃守海南防总总部海口，退守南部三亚榆林；4月28日国民党在台北正式公布从海南岛撤退的命令；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
1949年10月11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华北、西北、西南各重要地区，相继失陷，海南与舟山两地，已成孤立无援地带，今后对此两地之运输与补给困难尚在其次，而以寡敌众的形势，恐终将为共匪所蚕食也。”（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因此，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有选择地放弃一些岛屿，以收缩防线，集中兵力，重点保卫台湾，并从海南岛开始实施这一计划。
海南岛地理位置特殊，具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据有海南，一可策应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为将来重返大陆之跳板；二可控制南海，从海上封锁大陆；三可在海上与台、澎形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蒋介石的后半生》）
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的《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披露，蒋介石于1950年1月7日致电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其中涉及到广东重要的人事部署是：“广州绥靖主任拟派幄奇(余汉谋)继任，而以伯陵(薛岳)任陆军总司令，并嘱电伯陵来台面商，但不必预先明言其任务”。
曾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制外少将、高级参谋的海南文昌人林荟材，在其撰写的《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中分析说：“1948年，蒋介石在沈阳、锦州、天津等战役迭遭惨败后，冀以海南为基地，重整旗鼓，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1948年8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为了加强他对华南后方基地的控制，假手广东军阀以控制广东，在1月21日，分别发表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岛特别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代替猬集华南专政大权于一身的宋子文。”
据海南省档案馆提供琼崖司令部专供渡海大军的情报，“海南防卫司令部”系由薛岳原广东余部、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方组成。辖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O艘，空军有第1、3、5、2O大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2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10万人。
薛岳在全岛设立三道防线：从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山县长坡、烟矿、黄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为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薛岳认为这三道防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然自1950年2月中旬始，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处境越来越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所部第15兵团，在积极进行渡海作战练习的同时，先以小股部队分批偷渡海峡，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与岛上琼纵游击队会合，准备日后与强攻部队里应外合。至4月15日已先后有10余支部队近万人偷渡成功。4月1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登陆部队强渡海峡，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海防工事，向纵深发展，至4月22日已进至距海口10余公里地区。薛岳不得不将其指挥部从海口撤至榆林。
据《蒋介石的后半生》描述，在海南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再次显露出来。守岛主将薛岳自恃“能战”，不肯轻易撤兵，并不断向台湾方面发布“捷报”，甚至在4月22日已经被解放军赶出海口前，仍谎报战绩，等蒋介石知道实情，为时已晚：“本日海南战况突变，据报薛岳已离海口而迁榆林，可知昨晚中央社战报完全诳妄虚伪，实令今后宣传无法取信，可耻之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4月22日）而薛岳则认为海南战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私心。他公开对美联社发表谈话，称蒋介石妒忌他，害怕粤籍将领“坐大”，“而不惜牺牲琼岛”。这令蒋介石十分愤怒，大骂薛岳“忘恩负义，为掩饰其平身罪恶而不惜污辱国家与领袖，此人之背谬乃为白崇禧之第二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4月25日。）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为避免残余部队被全歼的命运，蒋介石做出撤退的决定。但在正式公布撤退令之前，先由《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再论海南问题》的社论：“我们的军事不能够长此支撑，长此消耗，因此，我们在战斗上的努力，不能挽回海南的危机。我们以为政府应该为反共的持久战争作长期的打算。海南纵然是东南亚洲一个战略的基地，我们以为也应从整个军事政策上着眼，切实考虑这一局部问题”，“我们今天要求读者不必失望，这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而不是军事战斗上的问题，我们的读者要了解这一军事政策的现实性，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中央日报》1950年4月23日）
4月25日，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余汉谋离开海南，飞抵台北，海南撤退悄悄开始。28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从海南岛撤退的命令。随后，在海南南部港口开始大规模撤退行动。同一天，国民“政府发言人”沈昌焕在台北举行新闻界人士茶会，蒋经国出席并专门就国民党军撤离海南一事发表谈话，他解释对海口的放弃，是基于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反攻大陆这一“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中央日报》1950年4月29日）
经过5天的紧急抢运，至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次日，《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海南撤退的长篇报道，声称“国军”海南作战的战略意图为“在海峡地带，利用陆海空军之联合威力，予匪以打击，使匪付出相当代价后，我即全部撤离”。 报道还以历史事例证明其撤退的正确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袭击珍珠港、新加坡后，英美军即迅速缩短防线，撤退菲律宾、新加坡、关岛等地军队，集中力量。以后不仅恢复了上述各岛屿，且以雷霆万钧之势，如秋风之扫落叶，反攻欧陆，纵横海上，击败日军。故今日海南我军之撤退，吾人正应当奋发蹈励，加紧准备，迎击再度来犯之匪军，待机反攻大陆，固不因此以馁吾人志气也”。（《蒋介石的后半生》）
经过5天的紧急抢运，至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次日，《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海南撤退的长篇报道，声称“国军”海南作战的战略意图为“在海峡地带，利用陆海空军之联合威力，予匪以打击，使匪付出相当代价后，我即全部撤离”。 报道还以历史事例证明其撤退的正确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袭击珍珠港、新加坡后，英美军即迅速缩短防线，撤退菲律宾、新加坡、关岛等地军队，集中力量。以后不仅恢复了上述各岛屿，且以雷霆万钧之势，如秋风之扫落叶，反攻欧陆，纵横海上，击败日军。故今日海南我军之撤退，吾人正应当奋发蹈励，加紧准备，迎击再度来犯之匪军，待机反攻大陆，固不因此以馁吾人志气也”。（《蒋介石的后半生》）
在海南琼州海峡西口临高角，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43军渡海登陆点，如今矗立着一个纪念登陆烈士的“热血丰碑”，碑后的镌刻着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海南岛战役简介》：“四月十六日，兵团主力组成三个集团，分乘大帆船，正面强渡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先进登陆部队接应下，于十七日在海口市以至临高角一线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大举登陆。……经过五十七天的艰苦转战，歼敌3万3千余人，我军伤亡4千6百余人。”
海南岛战役，蒋介石是“被迫的逃离”，还是“主动的战略转移”？沧海桑田又一甲子，历史的面目经过岁月洗礼，反倒更加清晰起来了。（完）海南分社关向东综编自相关书籍、档案 签发
1950年4月底，国民党海南海陆空防卫总司令薛岳放弃其构筑的“伯陵防线”从海南岛全面“撤出”，结束了国共双方在中南战区的最后对峙。
1949年5月已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何部署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为“反共基地”，并于1949年12月1日任命薛岳为海南海陆空防总司令？薛岳构筑的“伯陵防线”到底是何等铜墙铁壁？国军的海南岛大撤退，是“溃败”还是“撤出”？时隔六十年，有机会比读相关当事人的日记、电报，以及档案资料和有关专著，反觉历史的面目更加清晰。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最新出版的《蒋介石的后半生》披露：蒋介石曾于1950年1月21日致电薛岳嘉勉，以打消其从海南岛撤退念头。电报曰：薛总司令：海南防务，赖兄指导适宜，已日益坚强，备念辛劳，至深佩慰。今后尤望奋励肃清内匪，巩固反共基地是盼。
时隔三个月零一天，4月22日薛岳弃守海南防总总部海口，退守南部三亚榆林；4月28日国民党在台北正式公布从海南岛撤退的命令；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
1949年10月11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华北、西北、西南各重要地区，相继失陷，海南与舟山两地，已成孤立无援地带，今后对此两地之运输与补给困难尚在其次，而以寡敌众的形势，恐终将为共匪所蚕食也。”（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因此，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有选择地放弃一些岛屿，以收缩防线，集中兵力，重点保卫台湾，并从海南岛开始实施这一计划。
海南岛地理位置特殊，具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据有海南，一可策应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为将来重返大陆之跳板；二可控制南海，从海上封锁大陆；三可在海上与台、澎形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蒋介石的后半生》）
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的《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披露，蒋介石于1950年1月7日致电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其中涉及到广东重要的人事部署是：“广州绥靖主任拟派幄奇(余汉谋)继任，而以伯陵(薛岳)任陆军总司令，并嘱电伯陵来台面商，但不必预先明言其任务”。
曾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制外少将、高级参谋的海南文昌人林荟材，在其撰写的《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中分析说：“1948年，蒋介石在沈阳、锦州、天津等战役迭遭惨败后，冀以海南为基地，重整旗鼓，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1948年8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为了加强他对华南后方基地的控制，假手广东军阀以控制广东，在1月21日，分别发表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岛特别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代替猬集华南专政大权于一身的宋子文。”
据海南省档案馆提供琼崖司令部专供渡海大军的情报，“海南防卫司令部”系由薛岳原广东余部、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方组成。辖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O艘，空军有第1、3、5、2O大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2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10万人。
薛岳在全岛设立三道防线：从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山县长坡、烟矿、黄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为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薛岳认为这三道防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然自1950年2月中旬始，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处境越来越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所部第15兵团，在积极进行渡海作战练习的同时，先以小股部队分批偷渡海峡，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与岛上琼纵游击队会合，准备日后与强攻部队里应外合。至4月15日已先后有10余支部队近万人偷渡成功。4月1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登陆部队强渡海峡，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海防工事，向纵深发展，至4月22日已进至距海口10余公里地区。薛岳不得不将其指挥部从海口撤至榆林。
据《蒋介石的后半生》描述，在海南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再次显露出来。守岛主将薛岳自恃“能战”，不肯轻易撤兵，并不断向台湾方面发布“捷报”，甚至在4月22日已经被解放军赶出海口前，仍谎报战绩，等蒋介石知道实情，为时已晚：“本日海南战况突变，据报薛岳已离海口而迁榆林，可知昨晚中央社战报完全诳妄虚伪，实令今后宣传无法取信，可耻之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4月22日）而薛岳则认为海南战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私心。他公开对美联社发表谈话，称蒋介石妒忌他，害怕粤籍将领“坐大”，“而不惜牺牲琼岛”。这令蒋介石十分愤怒，大骂薛岳“忘恩负义，为掩饰其平身罪恶而不惜污辱国家与领袖，此人之背谬乃为白崇禧之第二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4月25日。）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为避免残余部队被全歼的命运，蒋介石做出撤退的决定。但在正式公布撤退令之前，先由《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再论海南问题》的社论：“我们的军事不能够长此支撑，长此消耗，因此，我们在战斗上的努力，不能挽回海南的危机。我们以为政府应该为反共的持久战争作长期的打算。海南纵然是东南亚洲一个战略的基地，我们以为也应从整个军事政策上着眼，切实考虑这一局部问题”，“我们今天要求读者不必失望，这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而不是军事战斗上的问题，我们的读者要了解这一军事政策的现实性，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中央日报》1950年4月23日）
4月25日，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余汉谋离开海南，飞抵台北，海南撤退悄悄开始。28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从海南岛撤退的命令。随后，在海南南部港口开始大规模撤退行动。同一天，国民“政府发言人”沈昌焕在台北举行新闻界人士茶会，蒋经国出席并专门就国民党军撤离海南一事发表谈话，他解释对海口的放弃，是基于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反攻大陆这一“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中央日报》1950年4月29日）
经过5天的紧急抢运，至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次日，《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海南撤退的长篇报道，声称“国军”海南作战的战略意图为“在海峡地带，利用陆海空军之联合威力，予匪以打击，使匪付出相当代价后，我即全部撤离”。 报道还以历史事例证明其撤退的正确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袭击珍珠港、新加坡后，英美军即迅速缩短防线，撤退菲律宾、新加坡、关岛等地军队，集中力量。以后不仅恢复了上述各岛屿，且以雷霆万钧之势，如秋风之扫落叶，反攻欧陆，纵横海上，击败日军。故今日海南我军之撤退，吾人正应当奋发蹈励，加紧准备，迎击再度来犯之匪军，待机反攻大陆，固不因此以馁吾人志气也”。（《蒋介石的后半生》）
经过5天的紧急抢运，至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次日，《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海南撤退的长篇报道，声称“国军”海南作战的战略意图为“在海峡地带，利用陆海空军之联合威力，予匪以打击，使匪付出相当代价后，我即全部撤离”。 报道还以历史事例证明其撤退的正确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袭击珍珠港、新加坡后，英美军即迅速缩短防线，撤退菲律宾、新加坡、关岛等地军队，集中力量。以后不仅恢复了上述各岛屿，且以雷霆万钧之势，如秋风之扫落叶，反攻欧陆，纵横海上，击败日军。故今日海南我军之撤退，吾人正应当奋发蹈励，加紧准备，迎击再度来犯之匪军，待机反攻大陆，固不因此以馁吾人志气也”。（《蒋介石的后半生》）
在海南琼州海峡西口临高角，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43军渡海登陆点，如今矗立着一个纪念登陆烈士的“热血丰碑”，碑后的镌刻着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海南岛战役简介》：“四月十六日，兵团主力组成三个集团，分乘大帆船，正面强渡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先进登陆部队接应下，于十七日在海口市以至临高角一线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大举登陆。……经过五十七天的艰苦转战，歼敌3万3千余人，我军伤亡4千6百余人。”
海南岛战役，蒋介石是“被迫的逃离”，还是“主动的战略转移”？沧海桑田又一甲子，历史的面目经过岁月洗礼，反倒更加清晰起来了。（完）海南分社关向东综编自相关书籍、档案 签发
4/16/2010
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
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
文章日期：2010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昨日（4月15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1周年，總理溫家寶罕有地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紀念胡耀邦，提及近日到貴州察看旱情，令他回想24年前隨胡耀邦在該處考察的情形。溫總在文中提及，胡耀邦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要經常到群眾及基層做調查研究，溫總又說，他親身感受胡耀邦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對當年胡耀邦的諄諄教誨銘記在心。
本版特全文轉載，小題及黑體重點為本報所加。”
前些天，我到貴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這片土地上，望這裏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隨耀邦同志在這裏考察調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興義派我夜訪農戶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斷浮現出耀邦同志誠摯坦蕩、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積蓄多年的懷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湧動，久久難以平復。
懷念之情 如潮水起伏湧動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決定利用春節前後半個月時間，率領由中央機關27個部門的30名幹部組成的考察訪問組，前往貴州、雲南、廣西的一些貧困地區調研，看望慰問各族幹部群眾。耀邦同志想以此舉做表率，推動中央機關幹部深入基層，加強調查研究，密切聯繫群眾。
當時，我剛調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讓我具體負責組織這次考察訪問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帶領考察訪問組全體成員從北京出發，前往貴州安順。由於安順大霧，飛機臨時改降貴陽。當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換乘麵包車奔波4個多小時趕到安順。晚飯後，耀邦同志召開會議，把考察訪問組人員分成三路，分頭前往雲南文山、廣西河池和貴州畢節地區。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帶我和中央辦公廳幾位同事從安順出發，乘坐麵包車，沿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處的崇山峻嶺中穿行。耀邦同志儘管已年過七旬，但每天都爭分奪秒地工作。他邊走邊調研，甚至把吃飯的時間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離開安順後的幾天裏，耀邦同志先後聽取貴州鎮寧、關嶺、晴隆、普安、盤縣和雲南富源、師宗、羅平縣的匯報，沿途不斷與各族群眾交流，瞭解他們的生產生活情。他還在羅平縣長底鄉與苗族、布依族、彝族、漢族群眾跳起《民族大團結》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風塵僕僕趕到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舊的招待所。
「記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時已立春，興義早晚的天氣仍然陰冷潮濕。由於沒有暖氣，房間裏冷冰冰的。我們臨時找來3個小暖風機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間，室溫也只有攝氏12度左右。經過幾天馬不停蹄地奔波調研，耀邦同志顯得有些疲憊。我勸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堅持當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幹部群眾代表見面。
晚飯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寶，給你一個任務，等一會帶上幾個同志到城外的村子裏走走，做些調查研究。記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
到中央辦公廳工作之前，我就聽說耀邦同志下鄉時，經常臨時改變行程，與群眾直接交流，了解基層真實情。用他常說的話就是，「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所以，當耀邦同志給我佈置這個任務時，我心裏明白：他是想盡可能地多了解基層的真實情。
天黑後，我帶中央辦公廳的幾位同志悄悄離開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時，興義城區只有一條叫盤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較低矮，路燈昏暗，街道冷清。我們沿盤江路向東走了10多分鐘就到了郊外。這裏到處是農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東南西北。看見不遠處，影影綽綽有幾處燈光，我們便深一腳淺一腳摸了過去。到近處一看，果然是個小村子。進村後，我們訪問了幾戶農家。黑燈瞎火的夜晚，淳樸的村民們見到幾個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當知道我們來意後，很熱情地招呼我們。
領導最大危險是脫離實際
晚上10點多，我們趕回招待所。我走進耀邦同志的房間，只見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匯報了走訪農戶時了解到的有關情。耀邦同志認真地聽，還不時問上幾句。他對我說，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多年來，耀邦同志這幾句語重心長的話經常在我耳旁迴響。
2月8日是農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來到黔西南民族師範專科學校，向各族教師拜年並和他們座談。接，他又興致勃勃地趕到布依族山寨烏拉村看望農民，並到布依族農民黃維剛家做客。黃維剛按照布依族接待貴客的習俗，把一個燉熟的雞頭夾放在耀邦同志的碗裏。就這樣，耀邦同志和黃維剛全家有說有笑地吃了頓團圓年飯。
隨後，耀邦同志又乘汽車沿山路行駛100多公里，趕到黔桂交界處的天生橋水電站工地，向春節期間堅持施工的建設者們致以節日的問候。當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電建設部隊招待所一間簡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開始發燒，體溫升到38.7度。事實上，從午後開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體不適。不過，他依舊情緒飽滿地參加各項活動。
除夕之夜，辭舊迎新的鞭炮在四周響個不停，但大家沒有心思過年。我和耀邦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直守候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體溫達到39度。這裏遠離昆明、貴陽、南寧等大城市，附近又沒有醫院，大家都很急。好在經過隨行醫生的治療，耀邦同志到晚上開始退燒，大家的心才放了下來。
2月10日上午，身體稍稍恢復的耀邦同志不顧大家的勸阻，堅持前往廣西百色。經過320多公里的山路顛簸，耀邦同志於晚上6點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間，耀邦同志帶我們參觀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舊址，並與百色地區8個縣的縣委書記座談。2月11日晚，我們趕到南寧。隨後兩天，耀邦同志在南寧進行短暫的休整。我根據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帶幾個同志到南寧市郊區就農業生產、水牛養殖、農產品市場等問題進行調研。每次回到住地，他總是等聽我的匯報。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經欽州前往北海市，先後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設。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寧，與三路考察訪問組人員會合。接，他用兩天半的時間聽取了考察訪問組和雲南、廣西、貴州的匯報。
領導要經常到基層調研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據自己13天沿途調查的思考並結合有關匯報，在幹部大會上作了即席講話。他特別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進行調查研究，考察訪問，密切上級與下級、領導機關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繫。這樣，不僅可以形成一種好的風氣，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於實現正確的領導，減少領導工作的失誤，提高幹部的素質，促進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健康成長。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領考察訪問組回到北京，結束了歷時半個多月的西南貧困地區之行……
時光飛逝。耀邦同志當年帶領我們在西南考察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彷彿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當我再次來到興義市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後的小城已發展成為一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興義城區現在的面積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區人口增長近3倍。
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
睹物思人，觸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訪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舊地重尋的念頭十分強烈。當天晚飯後，我悄悄帶了幾個隨行的同志離開駐地，想去尋找那個多年前夜訪過的村莊。燈火輝煌的盤江路上，商舖林立，十分熱鬧。原先那個村莊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樓。我堅持要再夜訪一個村莊，仍然只帶隨行的幾個工作人員來到郊外。在遠處幾片燈光引領下，我們走進永興村，敲開農戶雷朝志的家門，和他及他的鄰居們聊了起來……
耀邦同志離開我們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牽掛的我國西南貧困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竭盡畢生精力為之奮鬥的國家正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行。
行事風格對我很大影響
1985年10月，我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後，曾在耀邦同志身邊工作近兩年。我親身感受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當年他的諄諄教誨我銘記在心，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後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後，我經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時，我一直守護在他身邊。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後，我第一時間趕到醫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後，我每年春節都到他家中看望，總是深情地望他家客廳懸掛的耀邦同志畫像。他遠望的目光，堅毅的神情總是給我力量，給我激勵，使我更加勤奮工作，為人民服務。
再回興義，撫今追昔，追憶耀邦。我寫下這篇文章，以寄託我對他深深的懷念。
（A3203）
88888
期望溫家寶公開緬懷趙紫陽之日來臨
文章日期：2010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昨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1周年，溫家寶總理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緬懷他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一個工作片斷，寫得情文並茂，胡耀邦淳樸、勤政、親民的形象，躍然紙上。這篇文章，使人聯想到溫家寶也曾經在趙紫陽直接領導下工作，以溫家寶現在的顯赫地位，設若有朝一日，他能夠如緬懷胡耀邦一樣，撰文公開與趙紫陽共事的一些片片斷斷，與全國人民分享；果能如此，顯示中國政治走出了予人窒息的暗角，大家都身心舒暢。這樣的政治氛圍，是國人所樂見的。
胡耀邦正面形象突出
溫家寶有弦外之音？
溫家寶這篇文章，題為《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全文刊A32），文中他稱胡耀邦為「耀邦同志」，憶述當年他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跟隨胡考察西南貧困地區的情，描述年過七旬的胡耀邦如何風塵僕僕，在病中仍然堅持下鄉聯繫群眾。文章只談1986年初春節前後半個月，在貴州、雲南、廣西一些貧困地區調研的片段，不涉其他。
今年西南大旱，溫家寶前往視察災情，途經當年他跟隨胡耀邦調研的貴州省興義市，看到當年只有一條大路的興義市，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睹物思人，撫今追昔，溫家寶撰文紓懷，動機或許就是那麼簡單。不過，以溫家寶的身分，對外行誼舉措不由他說了算，他要發表文章，還須得到中共組織上的同意，而以內地政治的一些潛規則和潛台詞，對於領導人的說話，都會被解讀為箇中透露一些什麼信息。
胡耀邦死後的民悼念活動，雖然其後演變成為六四事件，但是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高度評價胡耀邦，所以在中共和中國，胡耀邦是一位正面人物，隨時日推移，他的個人和為官特質，例如清廉勤政親民，比照當今中國官場之種種陋弊，胡耀邦的形象愈益突出。
表面上，溫家寶這篇文章無政治意涵，不過，文中講述溫家寶「親身感受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當年他的諄諄教誨我銘記在心，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後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事實上，這些年來，溫家寶在中華大地僕僕風塵，下鄉調研，與農民閒話家常，哪裏有災害事故，哪裏就有溫家寶的身影，當撰寫這篇社評時，溫家寶又奔赴青海玉樹地震災場，指揮救災去了。溫家寶確實是身體力行，實現胡耀邦的言傳身教。
對故人的憶述，溫家寶除了自惕自勵以外，按中國官場的潛台詞，他是否藉此提示官員學習胡耀邦，以端正內地官場的一些不正之風？我們認為，即使主觀上溫家寶並無這個打算，相信內地不少民和官員，都會從這個角度解讀這篇文章。
至於在本港，不少市民也注意這篇文章，溫家寶寫得好是原因之一，對於不少市民而言，文章的吸引力，「胡耀邦」三個字是關鍵詞。不少香港市民的六四情結，在慘劇發生21年之後，仍然極其濃烈，而胡耀邦之死，觸發和演變至百萬學生和民在天安門的爭取民主運動，現在當權的總理溫家寶怎樣寫胡耀邦，肯定備受關注。另外，在本港，不少人提到胡耀邦，都聯想到反官倒、反貪污腐敗，胡耀邦為官清廉，這是他死後正直形象屹立不衰的原因。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現狀，與胡耀邦的淳樸清廉對照，胡耀邦自是更令人懷念了。
趙紫陽一切都成為忌諱
中國政治使人心寒之處
趙紫陽在中共總書記任內，因為六四事件下台，當時溫家寶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即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的一幕，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拿擴音器對學生講話的經典圖片，溫家寶就站在趙紫陽背後。當時，趙紫陽和溫家寶的職位，兩人的直屬領導和被領導關係約兩年，工作應該甚為緊密，撇開六四事件，趙紫陽的處事行誼作風，溫家寶理應知之甚詳。設若有朝一日，溫家寶憶述與趙紫陽共事某一特定事態，反映其人其事，這篇文章肯定可讀性甚高。當然，設若溫家寶能夠撰寫並公開發表「六四事件中的趙紫陽」，就更轟動了。
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被中共指為「分裂黨」，趙紫陽當日夜裏探望學生後，即從民的目光消失，過了16年被幽禁的生活，2005年病逝。六四事件後，趙紫陽的一切，在中國大陸成為忌諱，民無從得知他的情，若做一些與趙紫陽有關的事，也可能受到官府「關顧」。趙紫陽能夠曾經官至總理、總書記，領導國家，他的能力、政績肯定有過人之處，但是中國官場像他這樣的人，被打入另冊，活像從未存在過一樣，連一些照片也被抹掉。這是中國政治讓人從心底裏打冷顫之處。
期望溫家寶撰寫文章緬懷趙紫陽，只是我們的浮想連篇，以中國的政治現實，不但溫總任內無可能，相信未來10年都不可能發生。不過，如果溫家寶緬懷趙紫陽的文章，「竟然」可以公開發表，則顯示中國已經走上政治現代化的道路。這樣的中國，是我們所企盼的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昨日（4月15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1周年，總理溫家寶罕有地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紀念胡耀邦，提及近日到貴州察看旱情，令他回想24年前隨胡耀邦在該處考察的情形。溫總在文中提及，胡耀邦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要經常到群眾及基層做調查研究，溫總又說，他親身感受胡耀邦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對當年胡耀邦的諄諄教誨銘記在心。
本版特全文轉載，小題及黑體重點為本報所加。”
前些天，我到貴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這片土地上，望這裏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隨耀邦同志在這裏考察調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興義派我夜訪農戶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斷浮現出耀邦同志誠摯坦蕩、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積蓄多年的懷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湧動，久久難以平復。
懷念之情 如潮水起伏湧動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決定利用春節前後半個月時間，率領由中央機關27個部門的30名幹部組成的考察訪問組，前往貴州、雲南、廣西的一些貧困地區調研，看望慰問各族幹部群眾。耀邦同志想以此舉做表率，推動中央機關幹部深入基層，加強調查研究，密切聯繫群眾。
當時，我剛調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讓我具體負責組織這次考察訪問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帶領考察訪問組全體成員從北京出發，前往貴州安順。由於安順大霧，飛機臨時改降貴陽。當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換乘麵包車奔波4個多小時趕到安順。晚飯後，耀邦同志召開會議，把考察訪問組人員分成三路，分頭前往雲南文山、廣西河池和貴州畢節地區。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帶我和中央辦公廳幾位同事從安順出發，乘坐麵包車，沿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處的崇山峻嶺中穿行。耀邦同志儘管已年過七旬，但每天都爭分奪秒地工作。他邊走邊調研，甚至把吃飯的時間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離開安順後的幾天裏，耀邦同志先後聽取貴州鎮寧、關嶺、晴隆、普安、盤縣和雲南富源、師宗、羅平縣的匯報，沿途不斷與各族群眾交流，瞭解他們的生產生活情。他還在羅平縣長底鄉與苗族、布依族、彝族、漢族群眾跳起《民族大團結》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風塵僕僕趕到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舊的招待所。
「記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時已立春，興義早晚的天氣仍然陰冷潮濕。由於沒有暖氣，房間裏冷冰冰的。我們臨時找來3個小暖風機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間，室溫也只有攝氏12度左右。經過幾天馬不停蹄地奔波調研，耀邦同志顯得有些疲憊。我勸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堅持當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幹部群眾代表見面。
晚飯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寶，給你一個任務，等一會帶上幾個同志到城外的村子裏走走，做些調查研究。記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
到中央辦公廳工作之前，我就聽說耀邦同志下鄉時，經常臨時改變行程，與群眾直接交流，了解基層真實情。用他常說的話就是，「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所以，當耀邦同志給我佈置這個任務時，我心裏明白：他是想盡可能地多了解基層的真實情。
天黑後，我帶中央辦公廳的幾位同志悄悄離開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時，興義城區只有一條叫盤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較低矮，路燈昏暗，街道冷清。我們沿盤江路向東走了10多分鐘就到了郊外。這裏到處是農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東南西北。看見不遠處，影影綽綽有幾處燈光，我們便深一腳淺一腳摸了過去。到近處一看，果然是個小村子。進村後，我們訪問了幾戶農家。黑燈瞎火的夜晚，淳樸的村民們見到幾個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當知道我們來意後，很熱情地招呼我們。
領導最大危險是脫離實際
晚上10點多，我們趕回招待所。我走進耀邦同志的房間，只見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匯報了走訪農戶時了解到的有關情。耀邦同志認真地聽，還不時問上幾句。他對我說，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多年來，耀邦同志這幾句語重心長的話經常在我耳旁迴響。
2月8日是農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來到黔西南民族師範專科學校，向各族教師拜年並和他們座談。接，他又興致勃勃地趕到布依族山寨烏拉村看望農民，並到布依族農民黃維剛家做客。黃維剛按照布依族接待貴客的習俗，把一個燉熟的雞頭夾放在耀邦同志的碗裏。就這樣，耀邦同志和黃維剛全家有說有笑地吃了頓團圓年飯。
隨後，耀邦同志又乘汽車沿山路行駛100多公里，趕到黔桂交界處的天生橋水電站工地，向春節期間堅持施工的建設者們致以節日的問候。當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電建設部隊招待所一間簡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開始發燒，體溫升到38.7度。事實上，從午後開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體不適。不過，他依舊情緒飽滿地參加各項活動。
除夕之夜，辭舊迎新的鞭炮在四周響個不停，但大家沒有心思過年。我和耀邦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直守候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體溫達到39度。這裏遠離昆明、貴陽、南寧等大城市，附近又沒有醫院，大家都很急。好在經過隨行醫生的治療，耀邦同志到晚上開始退燒，大家的心才放了下來。
2月10日上午，身體稍稍恢復的耀邦同志不顧大家的勸阻，堅持前往廣西百色。經過320多公里的山路顛簸，耀邦同志於晚上6點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間，耀邦同志帶我們參觀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舊址，並與百色地區8個縣的縣委書記座談。2月11日晚，我們趕到南寧。隨後兩天，耀邦同志在南寧進行短暫的休整。我根據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帶幾個同志到南寧市郊區就農業生產、水牛養殖、農產品市場等問題進行調研。每次回到住地，他總是等聽我的匯報。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經欽州前往北海市，先後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設。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寧，與三路考察訪問組人員會合。接，他用兩天半的時間聽取了考察訪問組和雲南、廣西、貴州的匯報。
領導要經常到基層調研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據自己13天沿途調查的思考並結合有關匯報，在幹部大會上作了即席講話。他特別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進行調查研究，考察訪問，密切上級與下級、領導機關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繫。這樣，不僅可以形成一種好的風氣，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於實現正確的領導，減少領導工作的失誤，提高幹部的素質，促進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健康成長。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領考察訪問組回到北京，結束了歷時半個多月的西南貧困地區之行……
時光飛逝。耀邦同志當年帶領我們在西南考察時的情形歷歷在目，彷彿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當我再次來到興義市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後的小城已發展成為一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興義城區現在的面積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區人口增長近3倍。
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
睹物思人，觸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訪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舊地重尋的念頭十分強烈。當天晚飯後，我悄悄帶了幾個隨行的同志離開駐地，想去尋找那個多年前夜訪過的村莊。燈火輝煌的盤江路上，商舖林立，十分熱鬧。原先那個村莊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樓。我堅持要再夜訪一個村莊，仍然只帶隨行的幾個工作人員來到郊外。在遠處幾片燈光引領下，我們走進永興村，敲開農戶雷朝志的家門，和他及他的鄰居們聊了起來……
耀邦同志離開我們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牽掛的我國西南貧困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竭盡畢生精力為之奮鬥的國家正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行。
行事風格對我很大影響
1985年10月，我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後，曾在耀邦同志身邊工作近兩年。我親身感受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當年他的諄諄教誨我銘記在心，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後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後，我經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時，我一直守護在他身邊。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後，我第一時間趕到醫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後，我每年春節都到他家中看望，總是深情地望他家客廳懸掛的耀邦同志畫像。他遠望的目光，堅毅的神情總是給我力量，給我激勵，使我更加勤奮工作，為人民服務。
再回興義，撫今追昔，追憶耀邦。我寫下這篇文章，以寄託我對他深深的懷念。
（A3203）
88888
期望溫家寶公開緬懷趙紫陽之日來臨
文章日期：2010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昨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1周年，溫家寶總理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緬懷他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一個工作片斷，寫得情文並茂，胡耀邦淳樸、勤政、親民的形象，躍然紙上。這篇文章，使人聯想到溫家寶也曾經在趙紫陽直接領導下工作，以溫家寶現在的顯赫地位，設若有朝一日，他能夠如緬懷胡耀邦一樣，撰文公開與趙紫陽共事的一些片片斷斷，與全國人民分享；果能如此，顯示中國政治走出了予人窒息的暗角，大家都身心舒暢。這樣的政治氛圍，是國人所樂見的。
胡耀邦正面形象突出
溫家寶有弦外之音？
溫家寶這篇文章，題為《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全文刊A32），文中他稱胡耀邦為「耀邦同志」，憶述當年他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跟隨胡考察西南貧困地區的情，描述年過七旬的胡耀邦如何風塵僕僕，在病中仍然堅持下鄉聯繫群眾。文章只談1986年初春節前後半個月，在貴州、雲南、廣西一些貧困地區調研的片段，不涉其他。
今年西南大旱，溫家寶前往視察災情，途經當年他跟隨胡耀邦調研的貴州省興義市，看到當年只有一條大路的興義市，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睹物思人，撫今追昔，溫家寶撰文紓懷，動機或許就是那麼簡單。不過，以溫家寶的身分，對外行誼舉措不由他說了算，他要發表文章，還須得到中共組織上的同意，而以內地政治的一些潛規則和潛台詞，對於領導人的說話，都會被解讀為箇中透露一些什麼信息。
胡耀邦死後的民悼念活動，雖然其後演變成為六四事件，但是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高度評價胡耀邦，所以在中共和中國，胡耀邦是一位正面人物，隨時日推移，他的個人和為官特質，例如清廉勤政親民，比照當今中國官場之種種陋弊，胡耀邦的形象愈益突出。
表面上，溫家寶這篇文章無政治意涵，不過，文中講述溫家寶「親身感受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當年他的諄諄教誨我銘記在心，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後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事實上，這些年來，溫家寶在中華大地僕僕風塵，下鄉調研，與農民閒話家常，哪裏有災害事故，哪裏就有溫家寶的身影，當撰寫這篇社評時，溫家寶又奔赴青海玉樹地震災場，指揮救災去了。溫家寶確實是身體力行，實現胡耀邦的言傳身教。
對故人的憶述，溫家寶除了自惕自勵以外，按中國官場的潛台詞，他是否藉此提示官員學習胡耀邦，以端正內地官場的一些不正之風？我們認為，即使主觀上溫家寶並無這個打算，相信內地不少民和官員，都會從這個角度解讀這篇文章。
至於在本港，不少市民也注意這篇文章，溫家寶寫得好是原因之一，對於不少市民而言，文章的吸引力，「胡耀邦」三個字是關鍵詞。不少香港市民的六四情結，在慘劇發生21年之後，仍然極其濃烈，而胡耀邦之死，觸發和演變至百萬學生和民在天安門的爭取民主運動，現在當權的總理溫家寶怎樣寫胡耀邦，肯定備受關注。另外，在本港，不少人提到胡耀邦，都聯想到反官倒、反貪污腐敗，胡耀邦為官清廉，這是他死後正直形象屹立不衰的原因。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現狀，與胡耀邦的淳樸清廉對照，胡耀邦自是更令人懷念了。
趙紫陽一切都成為忌諱
中國政治使人心寒之處
趙紫陽在中共總書記任內，因為六四事件下台，當時溫家寶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即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的一幕，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拿擴音器對學生講話的經典圖片，溫家寶就站在趙紫陽背後。當時，趙紫陽和溫家寶的職位，兩人的直屬領導和被領導關係約兩年，工作應該甚為緊密，撇開六四事件，趙紫陽的處事行誼作風，溫家寶理應知之甚詳。設若有朝一日，溫家寶憶述與趙紫陽共事某一特定事態，反映其人其事，這篇文章肯定可讀性甚高。當然，設若溫家寶能夠撰寫並公開發表「六四事件中的趙紫陽」，就更轟動了。
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被中共指為「分裂黨」，趙紫陽當日夜裏探望學生後，即從民的目光消失，過了16年被幽禁的生活，2005年病逝。六四事件後，趙紫陽的一切，在中國大陸成為忌諱，民無從得知他的情，若做一些與趙紫陽有關的事，也可能受到官府「關顧」。趙紫陽能夠曾經官至總理、總書記，領導國家，他的能力、政績肯定有過人之處，但是中國官場像他這樣的人，被打入另冊，活像從未存在過一樣，連一些照片也被抹掉。這是中國政治讓人從心底裏打冷顫之處。
期望溫家寶撰寫文章緬懷趙紫陽，只是我們的浮想連篇，以中國的政治現實，不但溫總任內無可能，相信未來10年都不可能發生。不過，如果溫家寶緬懷趙紫陽的文章，「竟然」可以公開發表，則顯示中國已經走上政治現代化的道路。這樣的中國，是我們所企盼的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2/16/2010
蒋宋约会“别有一番风味”
国民党党史馆“蒋中正日记”解密北伐中的蒋宋联姻
中新社香港2月16日电 台北消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该馆所保存“蒋中正日记”抄本，描述了蒋介石在带领国民革命军北伐中追求宋美龄的经过。
中央社16日报道，邵铭煌接受访问时介绍，该日记中，记录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以“雪耻”自我警惕，描述1949年迁台前后的心境与政治抉择转变，对“国共和谈”有完整描述；此外，也描述他热情追求宋美龄的过程。
邵铭煌介绍，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第1次邂逅，是在孙中山上海故居；两人一见钟情，蒋认定宋美龄是自己所爱慕的女性。
历史上，1926年7月，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
据“蒋中正日记”等史料，蒋介石在此前后展开对宋美龄的追求。北伐从广州出发，国民革命军一路打到湖南、湖北；到湖北，蒋介石写信给宋蔼龄，希望她带宋美龄到江西南昌会面，并相约陪同游览山水。
邵铭煌说，在日记中，蒋介石将他对宋美龄的爱慕表露无遗，1927年3月、5月的日记写下“终日想念美妹不已”等语；后来，2人终于在上海一家小餐馆约会谈心，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还留下“约会别有一番风味”的脚注。
1927年9月，宋美龄私下答应婚事，认为“人生以定婚为一大乐事”；蒋介石11月份赴日本见宋美龄母亲倪桂珍，一天连见3次，他在后来日记中写道，宋母“心情甚为愉快，欣然同意”。
1927年12月1日，蒋宋两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宾客1000多人。报道中介绍，蒋介石原想仿效孙中山在日本结婚，但遭蒋介石母亲反对。
中央社报道中说，当时，曾有人解读蒋宋这场“世纪婚礼”为“政治婚礼”。
北伐打到北京后，蒋、宋已结婚半年，蒋中正在日记上写下“北伐成功，夫人之助，居其半”等语。邵铭煌认为，在这一婚姻中蒋介石在生活、精神上得到了一个贤内助。 据介绍，在蒋家决定下，“蒋中正日记”正本现存放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完）
中新社香港2月16日电 台北消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该馆所保存“蒋中正日记”抄本，描述了蒋介石在带领国民革命军北伐中追求宋美龄的经过。
中央社16日报道，邵铭煌接受访问时介绍，该日记中，记录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以“雪耻”自我警惕，描述1949年迁台前后的心境与政治抉择转变，对“国共和谈”有完整描述；此外，也描述他热情追求宋美龄的过程。
邵铭煌介绍，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第1次邂逅，是在孙中山上海故居；两人一见钟情，蒋认定宋美龄是自己所爱慕的女性。
历史上，1926年7月，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
据“蒋中正日记”等史料，蒋介石在此前后展开对宋美龄的追求。北伐从广州出发，国民革命军一路打到湖南、湖北；到湖北，蒋介石写信给宋蔼龄，希望她带宋美龄到江西南昌会面，并相约陪同游览山水。
邵铭煌说，在日记中，蒋介石将他对宋美龄的爱慕表露无遗，1927年3月、5月的日记写下“终日想念美妹不已”等语；后来，2人终于在上海一家小餐馆约会谈心，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还留下“约会别有一番风味”的脚注。
1927年9月，宋美龄私下答应婚事，认为“人生以定婚为一大乐事”；蒋介石11月份赴日本见宋美龄母亲倪桂珍，一天连见3次，他在后来日记中写道，宋母“心情甚为愉快，欣然同意”。
1927年12月1日，蒋宋两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宾客1000多人。报道中介绍，蒋介石原想仿效孙中山在日本结婚，但遭蒋介石母亲反对。
中央社报道中说，当时，曾有人解读蒋宋这场“世纪婚礼”为“政治婚礼”。
北伐打到北京后，蒋、宋已结婚半年，蒋中正在日记上写下“北伐成功，夫人之助，居其半”等语。邵铭煌认为，在这一婚姻中蒋介石在生活、精神上得到了一个贤内助。 据介绍，在蒋家决定下，“蒋中正日记”正本现存放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完）
12/26/2009
南僑機工飄泊的愛國使命
一支湮沒在歷史中的抗日隊伍
南僑機工飄泊的愛國使命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26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南僑機工成立七十周年。我們讀過的歷史書，從來沒告訴我們抗戰時期，曾有三千多名南洋華僑子弟，在他風華正茂的年代，滿懷熱血，曾組成「南洋華僑機工服務團」（簡稱南僑機工），回到中國參加抗日。他們不入軍隊的編制，沒正式職銜，每日走在死亡線上，抗戰三年，犧牲了一千多人。戰爭結束，無論是留下來的抑或返回南洋居地的，都得重新適應生活。時間久了，不要說其他人淡忘，他們也不大願意再提這段往事，歷史，就這樣隨時間湮沒了。
沒想過我們的譚校長譚詠麟竟然聽說過他們，而且他過世的父親還和這班機工還有過很深的淵源。「我小時候最鍾意拉阿爸給我講他參加抗日的故事，因為我喜歡歷史。」譚詠麟說。
很多人都知道校長的父親譚江柏足球技術了得，1936年曾代表國家前往德國柏林參加奧運會，但相信很少人知道他奧運會回國後不久，便加入軍隊投入抗日戰爭，曾當過國軍上校，並且在滇緬公路這死亡線上擔任運輸大隊長，留下一段非常難忘的回憶。譚詠麟自小就愛從父親口中聽他講戰時經歷。「抗戰不久，沿海港口都被日軍封鎖了，中國對外的唯一通道，就是這條接連雲南和緬甸的滇緬公路。二、三百輛的大貨車車隊每日不斷來回緬甸，運載外國援助物資到中國給軍隊作補給。為了避過日軍的轟炸，貨車很多時都要摸黑在山路上行駛，難度很高也很危險。阿爸做運輸大隊長，經他手訓練的貨車司機和士兵有四萬多人，其中有幾千人是從南洋來當抗戰義工的，他們都是一些年輕小伙子。」想不到譚詠麟的記憶力那好，把父親的故事完整的記下來，也為這一段南僑機工的歷史留下了一點線索。
南洋華僑機工服務團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消息傳到了南洋，各地的華僑代表便雲集在新加坡華僑中學開會，宣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推舉德高望重的僑領陳嘉庚擔任主席，而各種抗日及義賣籌款的活動便隨即展開。不料，中國的戰愈演愈烈，沿海港口都相繼失守，國民政府臨時修建成的滇緬公路最後成了接連國外的唯一通道。中國政府購買的軍火物資及國際救援便安排在緬甸仰光上岸，再沿這條公路把貨物運抵昆明、重慶，再運送到各前線去。由於當年國內懂駕駛的人嚴重缺乏，陳嘉庚於是在新加坡號召組織「南僑機工」，招募司機和維修工人回國參與抗戰。一呼百應下，南僑總會從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九月期間便招募了近三千二百名華僑青年，他們分批抵達雲南，其中以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人居多。居於吉隆坡的翁家貴是其中一員，他當年二十五歲，又懂駕車，正好符合需要。
「我們抵達昆明，就在潘家灣西南運輸處的訓練所訓練了一個月，之後分派工作，就是開車子，到畹町那邊拉東西回昆明。那個時候是分段運輸的，有的從芒市跑到保山，我是從保山接跑昆明，後來物資太多了，就不分了，混合跑，從芒市、畹町、遮放到保山，保山下來又跑這個短途，一路一路這樣跑。」翁家貴今年已九十五歲，談起七十年前的往事，一切還歷歷在目。
「那時候滇緬公路是毛路通車，不像現在有柏油路，下雨路滑，有滑溝；天晴嘛，就是灰大，開車的時候戴個眼鏡，等你停了車，眼鏡脫掉後臉上就留下眼鏡的印，要洗了臉才能吃飯。那個時候是相當艱苦，三十六塊工資，一個月三十六塊，一天出車費是四角，四角錢吃一頓都不夠，還要拿工資出來貼來吃。」
滇緬公路蜿蜒於海拔五百至三千多米的橫斷山脈之中，一路上盡是懸崖陡坡，激流險谷，處處都是「鬼門關」，車人亡的事故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我採訪過他們那麼多人，他們從來沒有什麼豪情壯語或什麼慷慨陳辭，說我當年是怎樣怎樣，甚至沒有跟我講過在滇緬公路上所遭遇的艱苦。但是，一旦談到他們最深刻的事情，他們往往談到戰友遇上轟炸，或者掉到懸崖去，然後就流下淚來，這讓我很感動。」說這番話的是湯曉梅，她父親也是南橋機工，不過父親在生的時候她只知道他是馬來亞華僑，從來都不知道當年他原來是為抗日而來。在她整個成長過程中，無論在家或在學校，根本就沒有人對她提過機工的故事，直至父親離世，她見到父親的老朋友才從他們口中慢慢揭開這一段歷史。
從1939年到1942年，南洋機工一共搶運了50萬噸軍火物資，支援中國的軍隊抗日。其間因戰火、患病、車禍而犧牲的人數多達一千多人，佔去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抗戰勝利後，機工們陸續回到南洋的家，有的則選擇留了下來。翁家貴因為已成了家，妻子定留在家照顧年邁父母，所以最後連他也留了下來，一直留在雲南保山，他負責駕車的地點。卻沒想到，甘心留下來當一個真正中國人的他，卻因為南僑機工這身分，成了他一項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說我們都是特務，國民黨的特務，還說陳嘉庚是大的特務，你們是小的。那時候我就有點想不通，我們是回來參加民族抗戰，一生都寄託在這個抗日戰爭上，會怎麼死我們也想不到，怎麼會變成特務呢？」在造反有理的不講理年代，翁家貴和他的同伴們只能選擇用沉默來回應。南僑機工的故事便這樣慢慢地模糊掉了，因為誰也不願意重提這段往事。
1947年11月30日，馬來亞雪蘭的華僑在吉隆坡的廣東義山亭為殉難的南僑機工建立了一座紀念碑，表彰他們的愛國精神。但在他們奉上青春甚至生命的中國土地上，直至近二十年，他們的愛國情操才逐漸得到承認。1989年 5月，雲南政府在昆明樹立全國第一座的南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而從2002年起，政府對仍然健在的機工開始提供生活補貼，說是表達黨和政府對南僑機工老歸僑的深切關懷和愛護。儘管如此，翁家貴還是帶點遺憾地說：「馬來西亞的僑社請我們出去訪問，還給我們送了個牌，說南洋華僑機工是抗日英雄，就提了英雄這兩個字，國內沒有提過。」
湯曉梅得悉自己的身世後，二十年來不斷追訪機工的歷史。「我們能給予他們的是什麼呢？我想的是把這段歷史完整的呈現在我們後人面前。他們都是平凡、微小的人物，他們經常說我們是匹夫。但，就是這麼成千上萬的匹夫才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隊伍，沒有這麼多、這麼微小的人物，將軍是不會存在，領袖也不存在。」就因為這是微小人物做出來的事，所以湯曉梅覺得，南僑機工的愛國情懷，更能教育我們這一代的人。
華僑雖然飄泊在外，但他們一直謹守老祖宗的教誨，未敢忘記自己的華人身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祖國的榮辱與他們息息相關，國家有危難他們也一定挺身而出。國父孫中山曾以「華僑乃革命之母」讚揚華僑在辛亥革命中擔當的重要角色。港台製作之「華人移民史」第三集，將重現二十世紀初東南亞華人參與辛亥革命及投入抗日戰爭的情形，當中也包括南僑機工的一段歷史。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華人移民史》，於今晚（12月26日）7時30分，無電視翡翠台播映；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tv.rthk.org.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溫。
[文：蔡貞停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南僑機工飄泊的愛國使命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26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南僑機工成立七十周年。我們讀過的歷史書，從來沒告訴我們抗戰時期，曾有三千多名南洋華僑子弟，在他風華正茂的年代，滿懷熱血，曾組成「南洋華僑機工服務團」（簡稱南僑機工），回到中國參加抗日。他們不入軍隊的編制，沒正式職銜，每日走在死亡線上，抗戰三年，犧牲了一千多人。戰爭結束，無論是留下來的抑或返回南洋居地的，都得重新適應生活。時間久了，不要說其他人淡忘，他們也不大願意再提這段往事，歷史，就這樣隨時間湮沒了。
沒想過我們的譚校長譚詠麟竟然聽說過他們，而且他過世的父親還和這班機工還有過很深的淵源。「我小時候最鍾意拉阿爸給我講他參加抗日的故事，因為我喜歡歷史。」譚詠麟說。
很多人都知道校長的父親譚江柏足球技術了得，1936年曾代表國家前往德國柏林參加奧運會，但相信很少人知道他奧運會回國後不久，便加入軍隊投入抗日戰爭，曾當過國軍上校，並且在滇緬公路這死亡線上擔任運輸大隊長，留下一段非常難忘的回憶。譚詠麟自小就愛從父親口中聽他講戰時經歷。「抗戰不久，沿海港口都被日軍封鎖了，中國對外的唯一通道，就是這條接連雲南和緬甸的滇緬公路。二、三百輛的大貨車車隊每日不斷來回緬甸，運載外國援助物資到中國給軍隊作補給。為了避過日軍的轟炸，貨車很多時都要摸黑在山路上行駛，難度很高也很危險。阿爸做運輸大隊長，經他手訓練的貨車司機和士兵有四萬多人，其中有幾千人是從南洋來當抗戰義工的，他們都是一些年輕小伙子。」想不到譚詠麟的記憶力那好，把父親的故事完整的記下來，也為這一段南僑機工的歷史留下了一點線索。
南洋華僑機工服務團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消息傳到了南洋，各地的華僑代表便雲集在新加坡華僑中學開會，宣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推舉德高望重的僑領陳嘉庚擔任主席，而各種抗日及義賣籌款的活動便隨即展開。不料，中國的戰愈演愈烈，沿海港口都相繼失守，國民政府臨時修建成的滇緬公路最後成了接連國外的唯一通道。中國政府購買的軍火物資及國際救援便安排在緬甸仰光上岸，再沿這條公路把貨物運抵昆明、重慶，再運送到各前線去。由於當年國內懂駕駛的人嚴重缺乏，陳嘉庚於是在新加坡號召組織「南僑機工」，招募司機和維修工人回國參與抗戰。一呼百應下，南僑總會從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九月期間便招募了近三千二百名華僑青年，他們分批抵達雲南，其中以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人居多。居於吉隆坡的翁家貴是其中一員，他當年二十五歲，又懂駕車，正好符合需要。
「我們抵達昆明，就在潘家灣西南運輸處的訓練所訓練了一個月，之後分派工作，就是開車子，到畹町那邊拉東西回昆明。那個時候是分段運輸的，有的從芒市跑到保山，我是從保山接跑昆明，後來物資太多了，就不分了，混合跑，從芒市、畹町、遮放到保山，保山下來又跑這個短途，一路一路這樣跑。」翁家貴今年已九十五歲，談起七十年前的往事，一切還歷歷在目。
「那時候滇緬公路是毛路通車，不像現在有柏油路，下雨路滑，有滑溝；天晴嘛，就是灰大，開車的時候戴個眼鏡，等你停了車，眼鏡脫掉後臉上就留下眼鏡的印，要洗了臉才能吃飯。那個時候是相當艱苦，三十六塊工資，一個月三十六塊，一天出車費是四角，四角錢吃一頓都不夠，還要拿工資出來貼來吃。」
滇緬公路蜿蜒於海拔五百至三千多米的橫斷山脈之中，一路上盡是懸崖陡坡，激流險谷，處處都是「鬼門關」，車人亡的事故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我採訪過他們那麼多人，他們從來沒有什麼豪情壯語或什麼慷慨陳辭，說我當年是怎樣怎樣，甚至沒有跟我講過在滇緬公路上所遭遇的艱苦。但是，一旦談到他們最深刻的事情，他們往往談到戰友遇上轟炸，或者掉到懸崖去，然後就流下淚來，這讓我很感動。」說這番話的是湯曉梅，她父親也是南橋機工，不過父親在生的時候她只知道他是馬來亞華僑，從來都不知道當年他原來是為抗日而來。在她整個成長過程中，無論在家或在學校，根本就沒有人對她提過機工的故事，直至父親離世，她見到父親的老朋友才從他們口中慢慢揭開這一段歷史。
從1939年到1942年，南洋機工一共搶運了50萬噸軍火物資，支援中國的軍隊抗日。其間因戰火、患病、車禍而犧牲的人數多達一千多人，佔去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抗戰勝利後，機工們陸續回到南洋的家，有的則選擇留了下來。翁家貴因為已成了家，妻子定留在家照顧年邁父母，所以最後連他也留了下來，一直留在雲南保山，他負責駕車的地點。卻沒想到，甘心留下來當一個真正中國人的他，卻因為南僑機工這身分，成了他一項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說我們都是特務，國民黨的特務，還說陳嘉庚是大的特務，你們是小的。那時候我就有點想不通，我們是回來參加民族抗戰，一生都寄託在這個抗日戰爭上，會怎麼死我們也想不到，怎麼會變成特務呢？」在造反有理的不講理年代，翁家貴和他的同伴們只能選擇用沉默來回應。南僑機工的故事便這樣慢慢地模糊掉了，因為誰也不願意重提這段往事。
1947年11月30日，馬來亞雪蘭的華僑在吉隆坡的廣東義山亭為殉難的南僑機工建立了一座紀念碑，表彰他們的愛國精神。但在他們奉上青春甚至生命的中國土地上，直至近二十年，他們的愛國情操才逐漸得到承認。1989年 5月，雲南政府在昆明樹立全國第一座的南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而從2002年起，政府對仍然健在的機工開始提供生活補貼，說是表達黨和政府對南僑機工老歸僑的深切關懷和愛護。儘管如此，翁家貴還是帶點遺憾地說：「馬來西亞的僑社請我們出去訪問，還給我們送了個牌，說南洋華僑機工是抗日英雄，就提了英雄這兩個字，國內沒有提過。」
湯曉梅得悉自己的身世後，二十年來不斷追訪機工的歷史。「我們能給予他們的是什麼呢？我想的是把這段歷史完整的呈現在我們後人面前。他們都是平凡、微小的人物，他們經常說我們是匹夫。但，就是這麼成千上萬的匹夫才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隊伍，沒有這麼多、這麼微小的人物，將軍是不會存在，領袖也不存在。」就因為這是微小人物做出來的事，所以湯曉梅覺得，南僑機工的愛國情懷，更能教育我們這一代的人。
華僑雖然飄泊在外，但他們一直謹守老祖宗的教誨，未敢忘記自己的華人身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祖國的榮辱與他們息息相關，國家有危難他們也一定挺身而出。國父孫中山曾以「華僑乃革命之母」讚揚華僑在辛亥革命中擔當的重要角色。港台製作之「華人移民史」第三集，將重現二十世紀初東南亞華人參與辛亥革命及投入抗日戰爭的情形，當中也包括南僑機工的一段歷史。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華人移民史》，於今晚（12月26日）7時30分，無電視翡翠台播映；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tv.rthk.org.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溫。
[文：蔡貞停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11/10/2009
11/02/2009
不要再讓知識分子當上中國歷史悲劇的主角
知識分子愛祖國，祖國愛知識分子嗎？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我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前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他在美國獲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後，在物質匱乏、先進技術遭外國封鎖的年代，與多位中國科學家自力更生研發導彈和人造衛星，成功讓中國躋身導彈及太空科技強國之列。他的名言「我姓錢，但我不愛錢」，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道出這位愛國科學家的偉大志向。我們謹在此敬悼錢學森。
60年前，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初，大批知識分子和科學家選擇留下來，不少海外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亦紛紛回流，參加建設新中國；可悲的是，不少人在其後二三十年的反右和文革 等政治運動中遭逢劫難（錢學森因為負責涉及國防的最尖端科技，幸運地逃過一劫）。今天，內地有人呼籲為錢學森舉行國葬，不過，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最應該做的，不是舉辦什麼儀式這種門面工夫，而是認真反省一個問題：知識分子愛祖國，祖國愛知識分子嗎？
1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
被監視5年才准返回中國
1911年在中國出生的錢學森，在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負笈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美軍選派專家到德國檢視德軍的V2飛彈，錢學森是成員之一。50年代，美國掀起反共潮，錢學森被懷疑是共產黨員，他毅然決定回國，但遭到美國軍方反對，更指「1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美國軍方甚至「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後來美國對錢學森展開長達5年的監視，直至1955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處理下，錢學森始能回國。
錢學森是世界級科學家，極受領導人重視，曾獲毛澤東 設宴款待；近年，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 及總理溫家寶更多次親自探訪。
錢學森回國後，受到國家領導人的禮待，是比較幸運的知識分子；與他同期的不少知識分子，命運非常坎坷——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之後，不少知識分子滿懷抱負，希望為祖國為人民奉獻自己，但接踵而至的政治鬥爭，令知識分子受盡折磨，被冠上「臭老九」及「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惡名。
不少知識分子很有使命感，認為有責任為國家盡力，為社稷效勞，為人民鳴不平。就是這種使命感，多少顆愛國的心無辜被犧牲，由反右、文革，到六四以至今天的維權，知識分子都是受逼害受打壓的一群。
銘記歷史教訓
尊重知識分子
錢學森逝世，內地有人提議為他舉行國葬，全國下半旗致哀。這些紀念方式，確實是對錢學森一生的肯定，但若在知識分子死後舉辦極盡榮哀的紀念儀式，而在世的知識分子卻未能得到當權者的寬待和尊重，悼念儀式即使再莊嚴，都會顯得有點諷刺。
錢學森逝世更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是，中國近代史總是以政治人物為軸心，有意無意間大搞個人崇拜，反而為國為民作出重大貢獻的知識分子、科技先賢，沒有得到恰如其分的重視。反觀法國，巴黎先賢祠所紀念的，是法國歷史上的偉人，先賢祠安放了居里夫人、伏爾泰、盧梭、雨果等科學家、文學家的遺體，若中國也有自己的先賢祠，紀念為中國人民貢獻一生的知識分子及科學家，會更有意義。
中國欠知識分子的實在太多。國家應做的，是汲取血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打壓知識分子，今後必須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要再讓知識分子當上中國歷史悲劇的主角。
*********
祖國愛知識分子嗎？
文．張健波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S：
你看了《明報》11月2日的社評〈知識分子愛祖國，祖國愛知識分子嗎？〉，「覺得文中觀點特別是標題太過偏頗，執筆者還停留在文革 時期對內地的觀感。」
你指出，「內地對知識的尊重，已從文化大革命中汲取了教訓，對大學和科研加大投入，是不容忽略的，否則不會在這30年推出重大科研成果，從而提升了國力。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中，是受益的一群，中央政府對他們發放『政府特殊津貼』和各種科研獎金，在政治上給予榮譽，在國務院部委中也吸納了不少有成就的知識分子任主要職位，他們現在的地位是處於相對優越的。」
S，多謝你的意見，毛澤東 死後，知識分子的遭遇確實好轉了；但，縱看橫看都仍有不足之處：
（1）縱看：新中國建國首30年，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是禍國殃民；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才撥亂反正，但仍不夠寬容包容，今後仍須改進，尤其值得借鑑法國先賢祠那樣肯定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對國家的貢獻──法國先賢祠簷壁上刻有題詞：獻給偉人，祖國感謝你們。在法國人心目中，被視為偉人的，政治家只佔少數，反而有不少知識分子上榜；先賢祠自1791年以來安葬了72人，當中只有11人是政治家，餘者有著名科學家居里夫人及其丈夫、啟蒙思想巨人伏爾泰、盧梭；文學家雨果、大仲馬、左拉。
（2）橫看：知識分子不單應為國效勞，也應為民請命。今天，祖國對為國效勞的知識分子相當禮待；但，對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則仍時有打壓，例如，以言入罪至今不絕，學者劉曉波 去年底參與發起簽署《零八憲章》後，遭當局羈押，到今年6月更被控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如，為尋真相求公義，致力為2008年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奔走的譚作人，被捕入獄。
知識分子也要生活，但毋須出入名車、居於豪宅；不過，必不可少的是要有自由的空氣、言論的空間，尋真相講真話而無所畏，見不義鳴不平而無所懼。但願祖國今後能對知識分子多一點尊重包容，少一點敵視打壓。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我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前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他在美國獲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後，在物質匱乏、先進技術遭外國封鎖的年代，與多位中國科學家自力更生研發導彈和人造衛星，成功讓中國躋身導彈及太空科技強國之列。他的名言「我姓錢，但我不愛錢」，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道出這位愛國科學家的偉大志向。我們謹在此敬悼錢學森。
60年前，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初，大批知識分子和科學家選擇留下來，不少海外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亦紛紛回流，參加建設新中國；可悲的是，不少人在其後二三十年的反右和文革 等政治運動中遭逢劫難（錢學森因為負責涉及國防的最尖端科技，幸運地逃過一劫）。今天，內地有人呼籲為錢學森舉行國葬，不過，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最應該做的，不是舉辦什麼儀式這種門面工夫，而是認真反省一個問題：知識分子愛祖國，祖國愛知識分子嗎？
1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
被監視5年才准返回中國
1911年在中國出生的錢學森，在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負笈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美軍選派專家到德國檢視德軍的V2飛彈，錢學森是成員之一。50年代，美國掀起反共潮，錢學森被懷疑是共產黨員，他毅然決定回國，但遭到美國軍方反對，更指「1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美國軍方甚至「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後來美國對錢學森展開長達5年的監視，直至1955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處理下，錢學森始能回國。
錢學森是世界級科學家，極受領導人重視，曾獲毛澤東 設宴款待；近年，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 及總理溫家寶更多次親自探訪。
錢學森回國後，受到國家領導人的禮待，是比較幸運的知識分子；與他同期的不少知識分子，命運非常坎坷——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之後，不少知識分子滿懷抱負，希望為祖國為人民奉獻自己，但接踵而至的政治鬥爭，令知識分子受盡折磨，被冠上「臭老九」及「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惡名。
不少知識分子很有使命感，認為有責任為國家盡力，為社稷效勞，為人民鳴不平。就是這種使命感，多少顆愛國的心無辜被犧牲，由反右、文革，到六四以至今天的維權，知識分子都是受逼害受打壓的一群。
銘記歷史教訓
尊重知識分子
錢學森逝世，內地有人提議為他舉行國葬，全國下半旗致哀。這些紀念方式，確實是對錢學森一生的肯定，但若在知識分子死後舉辦極盡榮哀的紀念儀式，而在世的知識分子卻未能得到當權者的寬待和尊重，悼念儀式即使再莊嚴，都會顯得有點諷刺。
錢學森逝世更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是，中國近代史總是以政治人物為軸心，有意無意間大搞個人崇拜，反而為國為民作出重大貢獻的知識分子、科技先賢，沒有得到恰如其分的重視。反觀法國，巴黎先賢祠所紀念的，是法國歷史上的偉人，先賢祠安放了居里夫人、伏爾泰、盧梭、雨果等科學家、文學家的遺體，若中國也有自己的先賢祠，紀念為中國人民貢獻一生的知識分子及科學家，會更有意義。
中國欠知識分子的實在太多。國家應做的，是汲取血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打壓知識分子，今後必須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要再讓知識分子當上中國歷史悲劇的主角。
*********
祖國愛知識分子嗎？
文．張健波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S：
你看了《明報》11月2日的社評〈知識分子愛祖國，祖國愛知識分子嗎？〉，「覺得文中觀點特別是標題太過偏頗，執筆者還停留在文革 時期對內地的觀感。」
你指出，「內地對知識的尊重，已從文化大革命中汲取了教訓，對大學和科研加大投入，是不容忽略的，否則不會在這30年推出重大科研成果，從而提升了國力。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中，是受益的一群，中央政府對他們發放『政府特殊津貼』和各種科研獎金，在政治上給予榮譽，在國務院部委中也吸納了不少有成就的知識分子任主要職位，他們現在的地位是處於相對優越的。」
S，多謝你的意見，毛澤東 死後，知識分子的遭遇確實好轉了；但，縱看橫看都仍有不足之處：
（1）縱看：新中國建國首30年，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是禍國殃民；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才撥亂反正，但仍不夠寬容包容，今後仍須改進，尤其值得借鑑法國先賢祠那樣肯定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對國家的貢獻──法國先賢祠簷壁上刻有題詞：獻給偉人，祖國感謝你們。在法國人心目中，被視為偉人的，政治家只佔少數，反而有不少知識分子上榜；先賢祠自1791年以來安葬了72人，當中只有11人是政治家，餘者有著名科學家居里夫人及其丈夫、啟蒙思想巨人伏爾泰、盧梭；文學家雨果、大仲馬、左拉。
（2）橫看：知識分子不單應為國效勞，也應為民請命。今天，祖國對為國效勞的知識分子相當禮待；但，對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則仍時有打壓，例如，以言入罪至今不絕，學者劉曉波 去年底參與發起簽署《零八憲章》後，遭當局羈押，到今年6月更被控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如，為尋真相求公義，致力為2008年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奔走的譚作人，被捕入獄。
知識分子也要生活，但毋須出入名車、居於豪宅；不過，必不可少的是要有自由的空氣、言論的空間，尋真相講真話而無所畏，見不義鳴不平而無所懼。但願祖國今後能對知識分子多一點尊重包容，少一點敵視打壓。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10/09/2009
“牛奶太多了，我不喝完行嗎？”
童真笑問：牛奶太多了，我不喝完行嗎？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高錕以兒童般的笑顏，仰頭看妻子黃美芸問道：「牛奶太多了，我不喝完行嗎？」。昔日專心研究頂尖光纖技術的高錕，現時過簡單平淡生活，患有老人癡呆症的他，有時跟妻子的對話，更像一個向母親問意見的小孩。妻子回答：「最好喝完，今天熱，你會口渴。」高錕便乖乖把牛奶喝光，難怪黃美芸說：「他很乖，聽我話。得病後有時候記不得事情了，他就笑。每晚9點睡覺，早上7點左右起。吃飯香，睡覺香。」
高錕夫婦今夏到美國加州定居，女兒高明淇在矽谷附近山景城的兩層高房子便成為兩老住所。書房擺滿全家福和夫婦合照，靠牆的書架則是高錕愛看的武俠小說──英文版的《水滸傳》、中文版的《笑傲江湖》，還有高錕自己寫的光纖書籍。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高錕夫婦，家中剛安裝可收看三藩市中文台和香港節目的電視頻道。
「我知道你們是來找我」
高錕雖然記性差了，但身體依然很好，冰箱門上便貼他的日程表，有手工課、音樂課、網球等，他亦會定期到區內一間老人健康中心做體操，鍛煉身體。中新社記者到社區中心探望，高錕主動向記者打招呼：「我知道你們是來找我的。」笑瞇瞇說「我知道你們想問我什麼。我告訴你，我很高興，（得獎）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剛做完椅子操的他，邊洗手邊頑皮地把雙手攤開，「看，很乾淨。哈哈！」
看到記者的相機，高錕又說，「我以前喜歡照相，自己洗照片，黑白的。現在什麼都不做了，鍛煉第一。」有護理人員說，高錕舞跳得很好，他也即席與護理員笑起舞。健康中心內的人員形容高錕很友善很愛發問，大家都喜歡他。健康中心的眾人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布消息後，才知道這位長者原來是一位非凡科學家。
高錕接受訪問時在中心吃午飯，他讚賞中心的飯不錯，但究竟「喜歡上海菜還是廣東菜？」他說：「哦，不記得了。我什麼都喜歡吃。」說罷，便用刀叉認真地吃。
××××××
忘了光纖 忘不了太太
高錕老人癡呆 妻子﹕不再是以前那個人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剛奪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高錕，因患上老人癡呆症，已經忘了自己畢生研究、造福世人的光纖科技，其妻黃美芸亦形容患病後的丈夫「不再是以前那個人」。不過，高錕並沒有忘記同行半世紀的愛妻，也惦念其他同病相憐的人，他和太太正考慮將部分獎金捐給香港聖雅各福群會老人中心和美國一個老人癡呆症研究協會。
76歲的高錕與比他小1歲的太太，今年夏天定居美國加州三藩市附近的山景城，過平淡和規律的生活。高錕得獎後，恭賀電話不絕，欲採訪他的傳媒多不勝數。他日前在家中接受三藩市華語電視台訪問，妻子黃美芸溫柔地問他：「你是否光纖之父？」高錕一臉茫然，只是重複道：「光纖……光纖之父。」他看來已忘了自己心愛的尖端科學。
一臉茫然： 光纖……光纖之父
黃美芸不僅是高錕的賢內助，為他照顧兩名子女，也是高錕研究路上的得力助手，是他的第一傾訴對象。如今到了晚年，高錕的老人癡呆症加深，黃美芸要24小時貼身照顧。
2004年，高錕被一起搓麻將的朋友發現他反應變得遲緩，建議他到醫院檢查，才發現與他父親一樣患上老人癡呆症。黃美芸坦言，照顧高錕壓力不小，「因為你知道這個人以前是怎樣，這個病將他改變，以前那個人已經走了，不再在這裏，哭也哭過一段日子，現在習慣了，知道這個人不再是以前那個人」。
向來不善辭令的高錕，近年因小腦萎縮，說話能力更受影響，「我現在不大好……我自己裏面要講出來，很難做」。在旁看丈夫接受訪問的高太連忙替丈夫補充：「很難講出來。」採訪的記者問高錕，妻子盡心照顧他，是否好愛她？高錕說了兩次：「是，她很好的。」回應言簡意賅，盡顯深情。
一定往瑞典領獎
金耀基教授是高錕擔任中文大學校長時的工作伙伴，他在慶賀高錕得諾獎時感慨說，這個獎如果早一年來就好了，暗示高錕如今的身體狀態未能應付領取諾貝爾獎後發表學術演講的傳統要求。不過，黃美芸說，高錕一定會去瑞典領獎，畢竟這是極難得的榮譽；她形容，獲悉得獎後的感覺「就像發夢」。
光纖之父忘了光纖、頂尖科學家變得像小孩子那樣單純，教許多人唏噓不已，但高錕的中學同學李文彬認為，「精明還是癡呆已不重要。他的腦袋已達成造福世人的任務」。他覺得，是上天為高錕安排了一個快樂的晚年，要高錕不用煩惱。
獎金考慮捐老人癡呆機構
年屆76歲的高錕步履穩健，精神不俗，能自己進膳和更衣，還不時協助妻子洗菜做飯（高錕生活現詳見另稿）。對於損贈部分獎金之事，黃美芸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示仍未落實。
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林翠華教授說，老人癡呆是大腦整體退化的疾病，退化期大約需10至20年。一般來說，腦部退化的病徵可分4期，她不願單憑訪問片段而判斷高錕的病。不過，若從林教授列出的4期病徵來看，即不能單獨照顧自己日常起居生活，語言表達出現困難，有明顯的記性問題，無法應付需要高認知能力處理的事，這已到了中期癡呆程度（見表）。
病徵疑似中期癡呆
林翠華說，高錕校長是超級聰慧的人，即使患老人癡呆症，也因為他的聰慧可在日常生活幫得上自己。大腦萎縮主要會令患者智力衰退，但肢體機能萎縮要到很後期才出現，即使是中期老人癡呆症，病人仍可行動如常，醫生亦會鼓勵病人多做運動，延緩肢體機能衰退。
她指出，雖然著名學者也會患老人癡呆症，但一般而言，學者經常動腦筋，是一個保護大腦免於退化的因素；因此，一直有動腦筋的人，晚年應繼續多動腦筋。
明報記者 張岳弢 談誦言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高錕以兒童般的笑顏，仰頭看妻子黃美芸問道：「牛奶太多了，我不喝完行嗎？」。昔日專心研究頂尖光纖技術的高錕，現時過簡單平淡生活，患有老人癡呆症的他，有時跟妻子的對話，更像一個向母親問意見的小孩。妻子回答：「最好喝完，今天熱，你會口渴。」高錕便乖乖把牛奶喝光，難怪黃美芸說：「他很乖，聽我話。得病後有時候記不得事情了，他就笑。每晚9點睡覺，早上7點左右起。吃飯香，睡覺香。」
高錕夫婦今夏到美國加州定居，女兒高明淇在矽谷附近山景城的兩層高房子便成為兩老住所。書房擺滿全家福和夫婦合照，靠牆的書架則是高錕愛看的武俠小說──英文版的《水滸傳》、中文版的《笑傲江湖》，還有高錕自己寫的光纖書籍。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高錕夫婦，家中剛安裝可收看三藩市中文台和香港節目的電視頻道。
「我知道你們是來找我」
高錕雖然記性差了，但身體依然很好，冰箱門上便貼他的日程表，有手工課、音樂課、網球等，他亦會定期到區內一間老人健康中心做體操，鍛煉身體。中新社記者到社區中心探望，高錕主動向記者打招呼：「我知道你們是來找我的。」笑瞇瞇說「我知道你們想問我什麼。我告訴你，我很高興，（得獎）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剛做完椅子操的他，邊洗手邊頑皮地把雙手攤開，「看，很乾淨。哈哈！」
看到記者的相機，高錕又說，「我以前喜歡照相，自己洗照片，黑白的。現在什麼都不做了，鍛煉第一。」有護理人員說，高錕舞跳得很好，他也即席與護理員笑起舞。健康中心內的人員形容高錕很友善很愛發問，大家都喜歡他。健康中心的眾人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布消息後，才知道這位長者原來是一位非凡科學家。
高錕接受訪問時在中心吃午飯，他讚賞中心的飯不錯，但究竟「喜歡上海菜還是廣東菜？」他說：「哦，不記得了。我什麼都喜歡吃。」說罷，便用刀叉認真地吃。
××××××
忘了光纖 忘不了太太
高錕老人癡呆 妻子﹕不再是以前那個人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剛奪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高錕，因患上老人癡呆症，已經忘了自己畢生研究、造福世人的光纖科技，其妻黃美芸亦形容患病後的丈夫「不再是以前那個人」。不過，高錕並沒有忘記同行半世紀的愛妻，也惦念其他同病相憐的人，他和太太正考慮將部分獎金捐給香港聖雅各福群會老人中心和美國一個老人癡呆症研究協會。
76歲的高錕與比他小1歲的太太，今年夏天定居美國加州三藩市附近的山景城，過平淡和規律的生活。高錕得獎後，恭賀電話不絕，欲採訪他的傳媒多不勝數。他日前在家中接受三藩市華語電視台訪問，妻子黃美芸溫柔地問他：「你是否光纖之父？」高錕一臉茫然，只是重複道：「光纖……光纖之父。」他看來已忘了自己心愛的尖端科學。
一臉茫然： 光纖……光纖之父
黃美芸不僅是高錕的賢內助，為他照顧兩名子女，也是高錕研究路上的得力助手，是他的第一傾訴對象。如今到了晚年，高錕的老人癡呆症加深，黃美芸要24小時貼身照顧。
2004年，高錕被一起搓麻將的朋友發現他反應變得遲緩，建議他到醫院檢查，才發現與他父親一樣患上老人癡呆症。黃美芸坦言，照顧高錕壓力不小，「因為你知道這個人以前是怎樣，這個病將他改變，以前那個人已經走了，不再在這裏，哭也哭過一段日子，現在習慣了，知道這個人不再是以前那個人」。
向來不善辭令的高錕，近年因小腦萎縮，說話能力更受影響，「我現在不大好……我自己裏面要講出來，很難做」。在旁看丈夫接受訪問的高太連忙替丈夫補充：「很難講出來。」採訪的記者問高錕，妻子盡心照顧他，是否好愛她？高錕說了兩次：「是，她很好的。」回應言簡意賅，盡顯深情。
一定往瑞典領獎
金耀基教授是高錕擔任中文大學校長時的工作伙伴，他在慶賀高錕得諾獎時感慨說，這個獎如果早一年來就好了，暗示高錕如今的身體狀態未能應付領取諾貝爾獎後發表學術演講的傳統要求。不過，黃美芸說，高錕一定會去瑞典領獎，畢竟這是極難得的榮譽；她形容，獲悉得獎後的感覺「就像發夢」。
光纖之父忘了光纖、頂尖科學家變得像小孩子那樣單純，教許多人唏噓不已，但高錕的中學同學李文彬認為，「精明還是癡呆已不重要。他的腦袋已達成造福世人的任務」。他覺得，是上天為高錕安排了一個快樂的晚年，要高錕不用煩惱。
獎金考慮捐老人癡呆機構
年屆76歲的高錕步履穩健，精神不俗，能自己進膳和更衣，還不時協助妻子洗菜做飯（高錕生活現詳見另稿）。對於損贈部分獎金之事，黃美芸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示仍未落實。
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林翠華教授說，老人癡呆是大腦整體退化的疾病，退化期大約需10至20年。一般來說，腦部退化的病徵可分4期，她不願單憑訪問片段而判斷高錕的病。不過，若從林教授列出的4期病徵來看，即不能單獨照顧自己日常起居生活，語言表達出現困難，有明顯的記性問題，無法應付需要高認知能力處理的事，這已到了中期癡呆程度（見表）。
病徵疑似中期癡呆
林翠華說，高錕校長是超級聰慧的人，即使患老人癡呆症，也因為他的聰慧可在日常生活幫得上自己。大腦萎縮主要會令患者智力衰退，但肢體機能萎縮要到很後期才出現，即使是中期老人癡呆症，病人仍可行動如常，醫生亦會鼓勵病人多做運動，延緩肢體機能衰退。
她指出，雖然著名學者也會患老人癡呆症，但一般而言，學者經常動腦筋，是一個保護大腦免於退化的因素；因此，一直有動腦筋的人，晚年應繼續多動腦筋。
明報記者 張岳弢 談誦言
5/11/2009
香港，走進中國的角色
香港，走進中國的角色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發展，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經濟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日益受注目，人權、政治、環境、文化等等議題，考驗中國，挑戰世界。香港從中國體制「以外」至回歸後的「其中」，當中扮演相互影響的重要角色，有何變異，未來應將如何？
新力量網絡、《明報》〈世紀〉版，與天地圖書將合辦〈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每月的一個周六下午，邀請本地學者與各界持份者，反思、總結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制各方面的經驗。第一場將於5月16日舉行，張炳良 教授與陳和順博士將率先以「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三組串起中港兩地關係的日子，展開系列討論的格局。第二次講座則將以「農民大翻身？」為題，將由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與樂施會 中國部廖洪濤博士主講。其後的題目將包括「統一：遙不可及？兩岸政經比併」、「大國崛起與香港角色」、「民主與法制」、「人定勝天：抗災能力與環境保護」、「香港文化軟實力：政治邊緣Vs文化中心」、「中港互動策略」等一共八講，將逐一舉行。
■「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講座
時間：5月16日（周六）下午3:00至5:00
地點：灣仔莊士敦道30號天地圖書公司地庫展覽廳
主持：呂大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發展，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經濟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日益受注目，人權、政治、環境、文化等等議題，考驗中國，挑戰世界。香港從中國體制「以外」至回歸後的「其中」，當中扮演相互影響的重要角色，有何變異，未來應將如何？
新力量網絡、《明報》〈世紀〉版，與天地圖書將合辦〈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每月的一個周六下午，邀請本地學者與各界持份者，反思、總結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制各方面的經驗。第一場將於5月16日舉行，張炳良 教授與陳和順博士將率先以「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三組串起中港兩地關係的日子，展開系列討論的格局。第二次講座則將以「農民大翻身？」為題，將由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與樂施會 中國部廖洪濤博士主講。其後的題目將包括「統一：遙不可及？兩岸政經比併」、「大國崛起與香港角色」、「民主與法制」、「人定勝天：抗災能力與環境保護」、「香港文化軟實力：政治邊緣Vs文化中心」、「中港互動策略」等一共八講，將逐一舉行。
■「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講座
時間：5月16日（周六）下午3:00至5:00
地點：灣仔莊士敦道30號天地圖書公司地庫展覽廳
主持：呂大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12/11/2008
舊人相聚 《今天》何如
《今天》2008冬季刊
1990年春．挪威．奧斯陸《今天》復刊會合影，後排左起：李陀，查建英，萬之，劉索拉，楊煉，北島。前排左起：孔捷生，高行健，徐星
《今天》第一期發刊詞
《今天》第一期封面
《今天》三十年。回到反抗起點。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11日
【明報專訊】1978年，《今天》在北京創刊，那是一本油印的中文文學刊物，自1949年以來第一份民間詩歌雜誌，也是三十年來中國先鋒／反抗文學與藝術的源頭。1年後停刊，1990年於海外（挪威、瑞典，現時為香港）復刊，至今漂流而沒能「回鄉」。《今天》這三十年是怎樣度過的？請聽聽「老今天們」以自己的筆墨，細說從頭。
北島／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像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飄洋過海，在另一種語言的環境中倖存下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吧。在這個意義上，依我看至少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權力與資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還有一種是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的全球化。
芒克／《今天》也是永遠的今天，《今天》在今天沒有消失也不會逝去，只遺憾我們這麼大的國家竟然容不下一本小小的文學雜誌。記得《今天》十周年時，我和北島都是從國外趕回來相聚。到了二十周年，我們無奈，只好到日本去慶祝，儘管有那麼多日本朋友和詩人、作家前來捧場，可《今天》的成員，卻只有北島、黃銳、趙南和我四個人。如今《今天》已三十年了……歲月過得太快，生活又是如此真實。畢竟，《今天》仍舊活在今天，《今天》還在繼續，《今天》依然是今天的《今天》，直到永遠……
黃銳／想想看，《今天》曾經的政治批判態度，對新文化形式狀態的直覺與追求，獨立不羈的風格和承擔責任的勇氣，還有哪些部分可以和現今的時代，現今的社會對應的呢？如果《今天》在今天的意識裏不斷的確證自己，提出對社會環境，對自身所有舊存規則和低級狀態的批評，不斷的破壞和再構文化形式，建立深刻的、更加獨立的方式方法，我們共同的三十年就不會白過了。那麼，看看我們環境中的文化狀態，我才認為我們最終還是要面對需要重新創始的今天。
舒婷／我本是鼓浪嶼海灘一枚再平常不過的貝殼，經由《今天》，帶上大海。是偶然的機緣，抑或歷史的必然，讓邊緣與中心有了聯接，我至今還不太清楚。只是在解凍與破冰時期，順應人心，發出了屬於自己的微弱聲音。
徐曉／對於中國文學史甚至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來說，《今天》的出現、停刊以至流亡，將無可爭議地被載入史冊；但是，《今天》之於我，不是一段文學經歷（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詩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個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記憶和記錄的，不是歷史意義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運中的《今天》。
嚴力／有關《今天》的敘述已經不少，但它不是敞開的。雖然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國內的一些回顧活動上把朦朧詩也當作改革開放值得紀念的一頁，並朗誦了北島、顧城和舒婷的詩歌。但它是被作為可以一筆帶過的歷史。我們心裏都很清楚，在國內要設立一個《今天》紀念館有多大的可能性。
柏樺／多年以來，我常常與朋友和學生們談起《今天》，對於那段已逝的或應該說仍在延續的文學傳奇真有講不完的話題，其中許多問題值得深究……一說到文學的「政治性」，如今的中國寫作者或學者就總認為必缺乏「藝術性」，而且還會振振有詞地引用傑姆遜所謂「第三世界文學的民族寓言」中的一個教條，即第三世界的文學是「政治與藝術不分開」的文學。這裏就引出了一個潛伏的問題：政治和藝術真的需要分開嗎？是否只有分開才是好的文學？或者說是否只有分開才能融入「世界文學」？另外，中國文學（從古至今）的主要特徵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翟永明／在那之後，閱讀《今天》雜誌，成了我的一件持續的事情。從當年曲磊磊設計的黑白木刻封面，到現在印刷精美、以當代最著名藝術家作品為裝禎的封面；這中間，幾乎能夠看出中國民間詩歌刊物走過的道路。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民間詩歌雜誌，三十年，它涵蓋了中國當代詩歌各個時期的廣泛探索和個人表達。也呈現了各個文學潮流以及個人的原生寫作狀態。今天看《今天》，它的意義還在於：三十年之後，中國的當代詩歌，還將生生不息，《今天》，還將繼續見證這一過程。
宋琳／《今天》一代屬於文學的英雄一代。如果說早年的《今天》預示了此後三十年漢語文學的變化，那麼1990年在海外復刊的《今天》是這一變化的歷史見證，儘管現今的世界整體上不利於文學，《今天》依舊守護詩與文學這一心靈的淨土，並致力於使偉大的事物復活。作為《今天》的同仁，我希望它更加開放更少偏見，不失風骨，以虔誠和艱巨的勞作，為漢語文學贏得更久遠的美名。
西川／《今天》為中國的青年詩人們，特別是比《今天》元老年輕一輩的青年詩人們樹立了一個榜樣。詩人們看出，在詩歌出版不暢的情下，自辦刊物是一種可行的替代辦法：自辦刊物可以團結一批同仁，這比單槍匹馬地打鬥更容易引人注目；自辦刊物可以自由地展示詩人的美學主張；自辦刊物是參與中國新詩建設和思想解放的有效手段。可以說《今天》的出版形式為中國詩歌寫作開了一個小傳統。從此一部分年輕詩人對贏得官方或國家出版物的讚許失去了興趣。有一段時間詩人們甚至私下認為，要出名就得在民刊上出名，在官辦刊物上出名不算數。那時民間詩壇的權力在某些詩人看來的確大於官方詩壇的權力。
韓東／實際上，《今天》就是大陸新文學的源頭。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文學寫作在大陸有過近三十年的中斷，或者說是名存實亡。《今天》的出現並非是延續，也不是復興，不是所謂的「興滅國，繼絕世」，而是意義遠為重大的開端。恰如北島一首詩的標題所示，是「結局或開始」。無中生有以及先知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我本人便直接受惠於《今天》的啟蒙，是在它的感召下開始寫作的……《今天》在我看來不僅是一本文學刊物，不僅是一群寫作的人以及某種文學風貌，更是一種強硬的文學精神。
廖偉棠／我生也晚，第一次聽說《今天》，那是高中時代，在某些讀本中，均語焉不詳，那時《今天》已經剛過了十周年。過了兩年，第二次，觸目驚心，是在顧城死後，關於他的報道和回憶，也繞不開《今天》。又過了兩年，在偏遠的南海一隅，竟然有一個奇怪的人小梁借給我幾本最新的《今天》。小梁上個月從多倫多給我打電話，敦促我給她寄最新的《今天》，地球轉了一大圈，事情總是回到從前。最好能回到從前。
孟浪／在當年各地蓬勃的民刊中，竟只有文學雜誌《今天》倖存至今，這是中國政治現實造成的不幸，卻也是中國政治現實導致的「奇蹟」——詩人們有幸了。1990年，《今天》在挪威復刊，編輯部遷址瑞典的復刊第二期，發表了我的三首詩。第一首的題目是《語言公墓》……《今天》是參與催生當代中國新的美學、新的詩學精神的文學搖籃之一。一群勇敢的青年人曾在思想貧瘠的土地上、林野中，編織起它、圍護起它，這段歷史應該被記住。
余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今天》時，已經是一本裝幀精美的雜誌了，北島他們三十年前油印的《今天》從未見識過。當時讀到的《今天》讓我耳目一新，我覺得這是一本真正屬於文學的文學雜誌……這麼多年，北島和他的朋友們將這本雜誌堅持下來，我知道裏面的艱辛。什麼是信念？這就是。
《今天》創刊三十周年活動
紀念活動如詩歌音樂會、討論會、慈善拍賣，中國當代著名詩人、音樂與藝術家將在香港聚首一堂，探討中國文學與藝術的走向。
時間：明晚（12日）八時
地點：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利希慎音樂廳
詩人與藝術家：芒克、北島、舒婷、嚴力、翟永明、韓東、歐陽江河、西川、柏樺、宋琳、孟浪、朱朱、廖偉棠、朱金石
歌唱：范競馬 二胡演奏：許可
主辦：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今天》雜誌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協辦：中文大學圖書館、漢雅軒畫廊
索取入場券請電郵lois@cuhk.edu.hk
或致電2696 1710。
*明日（12日）下午3至5時詩歌討論會（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13日下午5時30分閉幕式（漢雅軒）
11/24/2008
馬松柏：報館情事之沒有公車一殼眼淚
租界‧報館情事24.11~06.12﹕沒有公車一殼眼淚
文章日期：2008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數十年前在香港當外勤記者，最傷腦筋者是交通問題，尤其是當小型報社的窮記者，更有交通費的問題，後來社會情改善了，各報社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記者們的煩惱問題，才得以改變。
老實說，當年任職小報的記者，薪酬微薄，許多人身上無多餘錢，而採訪費又不是預支的，故一旦要付出龐大採訪費，會感到非常吃力，苦處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曾經有一次，在早上的時候，報社接獲線報，是關於「三狼案」的，據說警方找到受害人黃應求的骸骨，位置就在石澳，頓時轟動不已，報社立即派員採訪，而該次派往採訪者，是一個身無長物的單身記者。
須知從前香港的交通並不像今天那般暢順，尤其是在匆忙時間，去遙遠的地方，更非的士不行，那位記者聽聞要派往石澳採訪，不禁大感困惑。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乃如何找到車資，於是硬頭皮，向上司借取數十元，作為的士車資之用。
石澳雖然距離市區遙遠，幸而當時一般的士車資並不像今天那般昂貴，數十塊錢已足應付到石澳掘屍的現場，尤記得掘屍那一天橫風橫雨，天氣劣極，記者得乘的士到達現場，已屬萬幸。
採訪完畢，記者急忙乘搭「順風車」到柴灣找電話報料（因為當時是沒有手提電話），算是功德圓滿。下一個回合，是自己想辦法回報社了，當然是先搭巴士，然後轉電車。由此可見，當年新聞記者沒有公車可搭，一殼眼淚。
資深報人，曾任報社總編，著有《香港報壇回憶錄》
[文‧馬松柏]
文章日期：2008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數十年前在香港當外勤記者，最傷腦筋者是交通問題，尤其是當小型報社的窮記者，更有交通費的問題，後來社會情改善了，各報社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記者們的煩惱問題，才得以改變。
老實說，當年任職小報的記者，薪酬微薄，許多人身上無多餘錢，而採訪費又不是預支的，故一旦要付出龐大採訪費，會感到非常吃力，苦處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曾經有一次，在早上的時候，報社接獲線報，是關於「三狼案」的，據說警方找到受害人黃應求的骸骨，位置就在石澳，頓時轟動不已，報社立即派員採訪，而該次派往採訪者，是一個身無長物的單身記者。
須知從前香港的交通並不像今天那般暢順，尤其是在匆忙時間，去遙遠的地方，更非的士不行，那位記者聽聞要派往石澳採訪，不禁大感困惑。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乃如何找到車資，於是硬頭皮，向上司借取數十元，作為的士車資之用。
石澳雖然距離市區遙遠，幸而當時一般的士車資並不像今天那般昂貴，數十塊錢已足應付到石澳掘屍的現場，尤記得掘屍那一天橫風橫雨，天氣劣極，記者得乘的士到達現場，已屬萬幸。
採訪完畢，記者急忙乘搭「順風車」到柴灣找電話報料（因為當時是沒有手提電話），算是功德圓滿。下一個回合，是自己想辦法回報社了，當然是先搭巴士，然後轉電車。由此可見，當年新聞記者沒有公車可搭，一殼眼淚。
資深報人，曾任報社總編，著有《香港報壇回憶錄》
[文‧馬松柏]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