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陳承栻

K,
新春吉祥。
我匆匆忙忙在臺灣跑了倆月，行走14個市縣，終於飛回海南島，如今又開始惦念臺灣了，特別是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
1月12日，在國民黨黨史館我查閱到外公陳承栻（鐘英）的系列檔案，他的檔案屬於1949年隨黃金運抵臺灣的重要檔案的一部分。
包括：
一、民國二十年九月他當選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證明、以及是年十一月六日他參加國民黨四大的報到表，有他親筆寫下的履歷，以及一張已經稍發黃的登記照。他的身份是京滬車務總段長，代表的是國民黨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執行黨部，他是該黨部的一二三屆執行委員，登記表上書永久聯繫地址為上海康腦脫路999號，也就是後來我多次往來的上海的家。
二、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他所領導的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致電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敦促國民黨中央“毅然決然確定救國禦暴抗日步驟”的電文。
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2次常務會議的兩份檔案，關於中央組織委員會提議呈報第三屆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監察委員的函，以及該年一月四日中央組織部、一月十日中央監察部的回函。在這幾份文件中，外公均名列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之首。
四、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他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函，《呈請明令指定各路職工教育歸鐵路黨部及工會負責辦理以利黨務》約二千字長文。
由此可以確認，我的外公陳承栻在一九三0年代的民國鐵路系統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國二十年，外公四十三歲，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到表上，他的字跡非常清晰有力，一寸登記照中式立領褂、一頭灰白立發，目光堅定。

我還查到了民國十年一月七日上海《申報》刊登的京滬線、滬杭甬線時刻表，其中上海至閘口每日已經有六趟往返，分禾滬區間車、快車、慢車、四等客貨車、特別快車、夜快車，令人震撼！
由於時間所限，我來不及查閱更多的檔案，但是國民黨黨史館館長告訴我，在國史館應該還有更多非關黨務的重要的檔案。
他介紹說，國民黨的檔案分散在幾處，十分之一重要檔案1949年隨黃金運抵台灣，也就是現在國民黨黨史館所保管的這些；大部分檔案留在了南京，也就是現在南京的第二檔案館；還有一部分應該在重慶。他最遺憾的是有一部分重要檔案在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的深夜，隨“太平輪”在舟山群島嵊泗縣白節山島沉入海底，“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甚至都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些檔案沉沒了，只是知道它們非常重要”。
運到台灣的檔案的目錄都已經數碼化，約300萬份，所以我只是輸入了“陳承”二字，就在同一個頁碼顯示了我外公的一份檔案與以及他的堂兄陳承修兩份檔案。之後，我都調閱了原件，經過六十二年，甚至戰火洗禮，檔案保存仍極為完整，讓人感慨。
國民黨檔案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將部分檔案數碼化了，可以在這兩處以及美國的胡佛紀念館，三地查閱微縮膠卷以及內部網。
陳承修的兩份檔案，都是寫給他的老師吳稚暉的信函，一封是《代草之改良論說》，一封是在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卒業請求老師介紹前往歐洲留學的函，行草手書，極為珍貴。陳承修的兩份檔案已經電子化，如果去查閱已經可以看到電子檔。特別珍貴的是他給老師留下了當年在日本的通訊地址：東京樂邊藥王寺前町七十一番鄭寓轉交。如果陳西禾大舅、陳休徵四姨仍健在，我一定要趕緊告訴他們的。
因為黨史館有規定為了檔案保存不可以拍照和複印，經特別請示，我得以拍攝了外公四張手跡。其餘基本手抄，遺憾的是時間太緊，外公一篇兩千字長文來不及抄了。
國民黨黨史館座落在臺北市中山南路11 號7樓，原國民黨黨部舊址，如今大樓名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保存檔案的檔案室，有幾十公分厚的不銹鋼門，內裡是一排排帶軌道的電子檔案櫃。有趣的是，我發現國民黨檔案館連開水間、化妝間的門，也都是不銹鋼的呢。
1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查到外公檔案目錄後，因為調檔以及午休，我要到下午一點半才能看到正本。期間，冒雨趕去一個採訪；回程在台灣“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下車，匆匆辦理金融手續，再冒雨回不遠處的國民黨黨史館。雨中見到那座保存了外公檔案60餘年的大廈，我一邊拍攝一邊落淚。當檔案管理員劉小姐將裝在一個塑膠文件夾內的，外公兩份乾淨整潔手跡交到我手中，看著既熟悉又陌生的外公的照片，撫摸著他的字跡，我一直在顫抖。說不出的感激。有一刻，甚至想抱起來就跑掉噯。
12日、14日、16日我連續去了三次，調閱了10份檔案，連黨史館的館長都很替我高興。他說，來查黨史檔案的多為研究人員，像你這麼年輕的大陸來黨史查檔案的家屬不多，真的查到的也不多。你外公的檔案能帶過來，就說明他在黨內很有分量。
一個插曲，在調閱的“會議記錄4.1/20.172”目錄下，錄入的是《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代表陳承柿報到表（含簡歷、照片）》，其中外公的名字錄入錯了。我的直覺，這就是我要找的檔案，待看到之後發現，果然是將“陳承栻”錯錄為“陳承柿”了，我已經以家屬身份請求更正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了許多天，這說明外公的檔案已經靜靜在台灣沉睡了62年，冥冥之中等待著我這個外孫女，在不停漂泊中磨礪著記者的觸覺，終有一天靈光一閃，走前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個靈光來自中新社二十年給我的磨礪，來自這次駐點採訪的機遇，來自12月24日前往胡適紀念館參觀，看到他與外公同是庚賠入讀康奈爾後的驚醒，來自1月2日在士林官邸正館遇到了學者般一見如故、與中新社有淵源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
我明白，自己不期然間拉出了一個歷史的線頭，不僅僅是外公個人的，也是那一代實業救國才俊的，具體說就是京滬滬杭甬鐵路的。由於外公是當時京滬滬杭甬鐵路的“老大”，且去世早，加上國仇家恨、大江大海，這段應該是驚心動魄的修橋造路偉業，就封塵了。 我感受到一種使命，內心裡希望用自己職業練就的敏銳，以及中新社豐富的人際網路，在自己體力腦力都還能應付勞動之歲月，為國開啟這段塵封了幾十年的民國鐵路史，也為我們的家族還原一個“真實的外公”。
2011年2月6日 於海南海口南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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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据我母亲介绍，上海沦陷后，我外公因不愿接受南京日伪政府的邀请继续出任京沪沪杭甬铁道职务，在外婆鼓励下抛家弃女离开沪上，假道香港去了重庆，曾担任战时公路局局长，于1943年在重庆因肝病去世。关於这段历史，国民党党史馆馆长认为应该在重庆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