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日期：2011年2月14日
【明報專訊】每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在某個時刻，其實力的消長會達到一個轉捩點，並反映在某些特定的指標性事務上。以香港為例，1980年代初有一期《遠東經濟評論》以李嘉誠為封面人物，就被香港的外國媒體圈認為是英資和華資消長的指標性事件。
基於同理，2011年一開始，就出現一連串事件，顯示出台灣海峽兩岸在實質以及象徵性的力量上已出現明顯的消長﹕
——在以前，富裕的台商娶大陸著名的女明星女舞星早已司空慣見，但2011年起，這種嫁娶關係已開始易位。當有了大S的例子後，台灣女明星嫁入大陸豪門之事即可能增多。
——以前台灣錢淹腳目，都是台灣富人捐錢給大陸辦慈善，而2011年開始，已有大陸富人陳光標到台灣捐錢辦慈善、發紅包。這種趨勢以後必將持續，而成為另一種形態的軟實力。
——兩岸之間的諜報戰從來未嘗停止過，過去台灣金錢多，砸錢收買間諜較容易，解放軍少將劉連昆被台灣收買，乃是台灣這邊的最高紀錄。而今大陸有錢了，而且台灣軍中也的確出現「為誰而戰」的認同混淆，於是諜報戰已主客易位，最近台灣陸軍司令部通訊電子資訊處長羅賢哲少將被大陸吸收為間諜，大陸收買羅賢哲的手筆大到超過百萬美元。如此大手筆的收買間諜，將來台灣軍隊的「保密防諜」已挑戰日益嚴峻。台灣各軍種的通信電子資訊處，都涉及美台之間電子戰的極機密情報，而且與美國全球電子戰都有關。當台灣這一塊出現漏洞，勢必會影響到美國對台灣軍事的信任，甚至還會影響到美國對台灣在第一島鏈地位的評價。近年來，台灣軍隊的確在軍紀和士氣上日益渙散，據我所知，軍中已找不到什麼人願意去大陸幹諜報工作，已開始吸收台商做非職業性的業餘諜報員。諜報工作乃是軍事上的最前鋒，而今兩岸如此消長，的確不容小覷。
——最近，埃及動盪，春節前各國都忙緊急撤僑和撤旅客，由於台灣人很少到動盪地區經商旅遊，因此對撤僑撤旅客之事並無章法，這次春節前自埃及撤旅客就撤得一塌糊塗，向約旦租了兩架客機花了16.5萬美元，在撤旅客路徑安排上也缺乏部署，甚至還要待撤之人自己付費，最後迫使許多台灣旅客向北京大使館求援，搭乘大陸撤僑專機脫險。台灣政府在被輿論抨擊後才表示撤旅客的費用由外交部支付。這起撤僑事件，已使台灣人產生一種印象，那就是到外國有了困難及麻煩，台灣自己的駐外單位是不行的，還不如直接去找大陸的使領館求助。這起撤僑事件，對一天到晚都在談台灣主權問題的政府，無疑的是自打嘴巴的泄氣新聞。
——另外，最近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的台菲糾紛，則是一起事關主權的重大案件。近年來，台灣早已成了亞洲的犯罪出口國，而最有名的乃是詐欺犯罪的出口。電話詐欺犯在台灣成長後，現在已出口到大陸、越南、菲律賓等地。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最為龐大，甚至許多詐騙集團都在中國大陸設立詐騙公司總部，詐騙電話打遍兩岸各地。在台灣，對這種詐騙集團並沒有好好緝辦，只是政府登廣告要人民自己小心，這也是詐騙集團在台灣得以壯大的原因，只是它出口到大陸後，由於騙得兇，公安抓得緊，終於惹出了這場主權風波。那就是一個台灣騙徒14人、大陸騙徒10人的集團，它在大陸許多省市行騙，騙了1億多人民幣，最近這個集團到菲律賓，被大陸公安盯上而通知菲方加以逮捕，接大陸又以大陸為犯罪地點，而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等理由，要求將全部人犯引渡到大陸偵辦。由於東南亞國家都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大陸公安部的說法它們當然認為有理，遂將24人全部押送大陸。這起事件後遺症是﹕
（一）台灣雖不斷宣稱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東南亞國家承認「一中」，並未將台灣視為主權國家看待，認為台灣是大陸的一部分。菲律賓這起事件等於開了先例，往後台灣人在東南亞被捕，只要北京主張，可能都會被解送大陸，此案等於瓦解了台灣主權之說。
（二）此案從去年10月起發生，大陸公安單位辦理積極，而台灣則顢頇懈怠，不當一回事，當人犯被遞解大陸，造成台灣輿論抨擊後，台灣才高姿態揚言對菲律賓報復，而對真正對手大陸則不敢吭氣。這種對大陸低三下四、對無辜的第三者菲律賓卻高姿態報復的手法，其實只會讓東南亞國家滋生反感，讓台灣自陷孤立。
（三）爭主權，如果有堂皇的題目，至少會贏得面子，而這次台灣爭主權卻是為了犯罪輸出的人犯，事情鬧大了也得不到面子，只是讓司法不力、犯罪輸出的家醜更加喧騰於外。
當代意大利思想家及小說家艾可（Umberto Eco），他也是當代歐洲主要評論家，近年來他有一個核心論點，那就是有些國家以媒體治國，媒體上呈現出來的都是快樂而人人喜歡的信息，這是種「快樂的民粹主義」，但就在這種愈來愈輕的表象下，結構性的問題卻愈來愈重。現在的台灣似乎即是如此，台灣媒體上看起來國泰民安，但事實那沉重的一面卻在暗中日益惡化，兩岸之間的消長在2011年日益明顯，似乎已到了一個轉捩點！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2/14/2011
2/09/2011
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陳承栻
K,
新春吉祥。
我匆匆忙忙在臺灣跑了倆月，行走14個市縣，終於飛回海南島，如今又開始惦念臺灣了，特別是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
1月12日，在國民黨黨史館我查閱到外公陳承栻（鐘英）的系列檔案，他的檔案屬於1949年隨黃金運抵臺灣的重要檔案的一部分。
包括：
一、民國二十年九月他當選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證明、以及是年十一月六日他參加國民黨四大的報到表，有他親筆寫下的履歷，以及一張已經稍發黃的登記照。他的身份是京滬車務總段長，代表的是國民黨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執行黨部，他是該黨部的一二三屆執行委員，登記表上書永久聯繫地址為上海康腦脫路999號，也就是後來我多次往來的上海的家。
二、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他所領導的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致電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敦促國民黨中央“毅然決然確定救國禦暴抗日步驟”的電文。
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2次常務會議的兩份檔案，關於中央組織委員會提議呈報第三屆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監察委員的函，以及該年一月四日中央組織部、一月十日中央監察部的回函。在這幾份文件中，外公均名列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之首。
四、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他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函，《呈請明令指定各路職工教育歸鐵路黨部及工會負責辦理以利黨務》約二千字長文。
由此可以確認，我的外公陳承栻在一九三0年代的民國鐵路系統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國二十年，外公四十三歲，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到表上，他的字跡非常清晰有力，一寸登記照中式立領褂、一頭灰白立發，目光堅定。
我還查到了民國十年一月七日上海《申報》刊登的京滬線、滬杭甬線時刻表，其中上海至閘口每日已經有六趟往返，分禾滬區間車、快車、慢車、四等客貨車、特別快車、夜快車，令人震撼！
由於時間所限，我來不及查閱更多的檔案，但是國民黨黨史館館長告訴我，在國史館應該還有更多非關黨務的重要的檔案。
他介紹說，國民黨的檔案分散在幾處，十分之一重要檔案1949年隨黃金運抵台灣，也就是現在國民黨黨史館所保管的這些；大部分檔案留在了南京，也就是現在南京的第二檔案館；還有一部分應該在重慶。他最遺憾的是有一部分重要檔案在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的深夜，隨“太平輪”在舟山群島嵊泗縣白節山島沉入海底，“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甚至都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些檔案沉沒了，只是知道它們非常重要”。
運到台灣的檔案的目錄都已經數碼化，約300萬份，所以我只是輸入了“陳承”二字，就在同一個頁碼顯示了我外公的一份檔案與以及他的堂兄陳承修兩份檔案。之後，我都調閱了原件，經過六十二年，甚至戰火洗禮，檔案保存仍極為完整，讓人感慨。
國民黨檔案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將部分檔案數碼化了，可以在這兩處以及美國的胡佛紀念館，三地查閱微縮膠卷以及內部網。
陳承修的兩份檔案，都是寫給他的老師吳稚暉的信函，一封是《代草之改良論說》，一封是在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卒業請求老師介紹前往歐洲留學的函，行草手書，極為珍貴。陳承修的兩份檔案已經電子化，如果去查閱已經可以看到電子檔。特別珍貴的是他給老師留下了當年在日本的通訊地址：東京樂邊藥王寺前町七十一番鄭寓轉交。如果陳西禾大舅、陳休徵四姨仍健在，我一定要趕緊告訴他們的。
因為黨史館有規定為了檔案保存不可以拍照和複印，經特別請示，我得以拍攝了外公四張手跡。其餘基本手抄，遺憾的是時間太緊，外公一篇兩千字長文來不及抄了。
國民黨黨史館座落在臺北市中山南路11 號7樓，原國民黨黨部舊址，如今大樓名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保存檔案的檔案室，有幾十公分厚的不銹鋼門，內裡是一排排帶軌道的電子檔案櫃。有趣的是，我發現國民黨檔案館連開水間、化妝間的門，也都是不銹鋼的呢。
1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查到外公檔案目錄後，因為調檔以及午休，我要到下午一點半才能看到正本。期間，冒雨趕去一個採訪；回程在台灣“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下車，匆匆辦理金融手續，再冒雨回不遠處的國民黨黨史館。雨中見到那座保存了外公檔案60餘年的大廈，我一邊拍攝一邊落淚。當檔案管理員劉小姐將裝在一個塑膠文件夾內的，外公兩份乾淨整潔手跡交到我手中，看著既熟悉又陌生的外公的照片，撫摸著他的字跡，我一直在顫抖。說不出的感激。有一刻，甚至想抱起來就跑掉噯。
12日、14日、16日我連續去了三次，調閱了10份檔案，連黨史館的館長都很替我高興。他說，來查黨史檔案的多為研究人員，像你這麼年輕的大陸來黨史查檔案的家屬不多，真的查到的也不多。你外公的檔案能帶過來，就說明他在黨內很有分量。
一個插曲，在調閱的“會議記錄4.1/20.172”目錄下，錄入的是《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代表陳承柿報到表（含簡歷、照片）》，其中外公的名字錄入錯了。我的直覺，這就是我要找的檔案，待看到之後發現，果然是將“陳承栻”錯錄為“陳承柿”了，我已經以家屬身份請求更正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了許多天，這說明外公的檔案已經靜靜在台灣沉睡了62年，冥冥之中等待著我這個外孫女，在不停漂泊中磨礪著記者的觸覺，終有一天靈光一閃，走前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個靈光來自中新社二十年給我的磨礪，來自這次駐點採訪的機遇，來自12月24日前往胡適紀念館參觀，看到他與外公同是庚賠入讀康奈爾後的驚醒，來自1月2日在士林官邸正館遇到了學者般一見如故、與中新社有淵源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
我明白，自己不期然間拉出了一個歷史的線頭，不僅僅是外公個人的，也是那一代實業救國才俊的，具體說就是京滬滬杭甬鐵路的。由於外公是當時京滬滬杭甬鐵路的“老大”，且去世早，加上國仇家恨、大江大海，這段應該是驚心動魄的修橋造路偉業，就封塵了。 我感受到一種使命，內心裡希望用自己職業練就的敏銳，以及中新社豐富的人際網路，在自己體力腦力都還能應付勞動之歲月，為國開啟這段塵封了幾十年的民國鐵路史，也為我們的家族還原一個“真實的外公”。
2011年2月6日 於海南海口南沙路
********
又及，据我母亲介绍，上海沦陷后，我外公因不愿接受南京日伪政府的邀请继续出任京沪沪杭甬铁道职务，在外婆鼓励下抛家弃女离开沪上，假道香港去了重庆，曾担任战时公路局局长，于1943年在重庆因肝病去世。关於这段历史，国民党党史馆馆长认为应该在重庆可以找到。
新春吉祥。
我匆匆忙忙在臺灣跑了倆月，行走14個市縣，終於飛回海南島，如今又開始惦念臺灣了，特別是惦念“孤身”留在大島的外公。
1月12日，在國民黨黨史館我查閱到外公陳承栻（鐘英）的系列檔案，他的檔案屬於1949年隨黃金運抵臺灣的重要檔案的一部分。
包括：
一、民國二十年九月他當選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證明、以及是年十一月六日他參加國民黨四大的報到表，有他親筆寫下的履歷，以及一張已經稍發黃的登記照。他的身份是京滬車務總段長，代表的是國民黨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執行黨部，他是該黨部的一二三屆執行委員，登記表上書永久聯繫地址為上海康腦脫路999號，也就是後來我多次往來的上海的家。
二、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他所領導的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致電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敦促國民黨中央“毅然決然確定救國禦暴抗日步驟”的電文。
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2次常務會議的兩份檔案，關於中央組織委員會提議呈報第三屆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監察委員的函，以及該年一月四日中央組織部、一月十日中央監察部的回函。在這幾份文件中，外公均名列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之首。
四、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他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函，《呈請明令指定各路職工教育歸鐵路黨部及工會負責辦理以利黨務》約二千字長文。
由此可以確認，我的外公陳承栻在一九三0年代的民國鐵路系統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國二十年，外公四十三歲，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到表上，他的字跡非常清晰有力，一寸登記照中式立領褂、一頭灰白立發，目光堅定。
我還查到了民國十年一月七日上海《申報》刊登的京滬線、滬杭甬線時刻表，其中上海至閘口每日已經有六趟往返，分禾滬區間車、快車、慢車、四等客貨車、特別快車、夜快車，令人震撼！
由於時間所限，我來不及查閱更多的檔案，但是國民黨黨史館館長告訴我，在國史館應該還有更多非關黨務的重要的檔案。
他介紹說，國民黨的檔案分散在幾處，十分之一重要檔案1949年隨黃金運抵台灣，也就是現在國民黨黨史館所保管的這些；大部分檔案留在了南京，也就是現在南京的第二檔案館；還有一部分應該在重慶。他最遺憾的是有一部分重要檔案在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的深夜，隨“太平輪”在舟山群島嵊泗縣白節山島沉入海底，“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甚至都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些檔案沉沒了，只是知道它們非常重要”。
運到台灣的檔案的目錄都已經數碼化，約300萬份，所以我只是輸入了“陳承”二字，就在同一個頁碼顯示了我外公的一份檔案與以及他的堂兄陳承修兩份檔案。之後，我都調閱了原件，經過六十二年，甚至戰火洗禮，檔案保存仍極為完整，讓人感慨。
國民黨檔案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將部分檔案數碼化了，可以在這兩處以及美國的胡佛紀念館，三地查閱微縮膠卷以及內部網。
陳承修的兩份檔案，都是寫給他的老師吳稚暉的信函，一封是《代草之改良論說》，一封是在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卒業請求老師介紹前往歐洲留學的函，行草手書，極為珍貴。陳承修的兩份檔案已經電子化，如果去查閱已經可以看到電子檔。特別珍貴的是他給老師留下了當年在日本的通訊地址：東京樂邊藥王寺前町七十一番鄭寓轉交。如果陳西禾大舅、陳休徵四姨仍健在，我一定要趕緊告訴他們的。
因為黨史館有規定為了檔案保存不可以拍照和複印，經特別請示，我得以拍攝了外公四張手跡。其餘基本手抄，遺憾的是時間太緊，外公一篇兩千字長文來不及抄了。
國民黨黨史館座落在臺北市中山南路11 號7樓，原國民黨黨部舊址，如今大樓名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保存檔案的檔案室，有幾十公分厚的不銹鋼門，內裡是一排排帶軌道的電子檔案櫃。有趣的是，我發現國民黨檔案館連開水間、化妝間的門，也都是不銹鋼的呢。
1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查到外公檔案目錄後，因為調檔以及午休，我要到下午一點半才能看到正本。期間，冒雨趕去一個採訪；回程在台灣“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下車，匆匆辦理金融手續，再冒雨回不遠處的國民黨黨史館。雨中見到那座保存了外公檔案60餘年的大廈，我一邊拍攝一邊落淚。當檔案管理員劉小姐將裝在一個塑膠文件夾內的，外公兩份乾淨整潔手跡交到我手中，看著既熟悉又陌生的外公的照片，撫摸著他的字跡，我一直在顫抖。說不出的感激。有一刻，甚至想抱起來就跑掉噯。
12日、14日、16日我連續去了三次，調閱了10份檔案，連黨史館的館長都很替我高興。他說，來查黨史檔案的多為研究人員，像你這麼年輕的大陸來黨史查檔案的家屬不多，真的查到的也不多。你外公的檔案能帶過來，就說明他在黨內很有分量。
一個插曲，在調閱的“會議記錄4.1/20.172”目錄下，錄入的是《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代表陳承柿報到表（含簡歷、照片）》，其中外公的名字錄入錯了。我的直覺，這就是我要找的檔案，待看到之後發現，果然是將“陳承栻”錯錄為“陳承柿”了，我已經以家屬身份請求更正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了許多天，這說明外公的檔案已經靜靜在台灣沉睡了62年，冥冥之中等待著我這個外孫女，在不停漂泊中磨礪著記者的觸覺，終有一天靈光一閃，走前去看望他老人家。
這個靈光來自中新社二十年給我的磨礪，來自這次駐點採訪的機遇，來自12月24日前往胡適紀念館參觀，看到他與外公同是庚賠入讀康奈爾後的驚醒，來自1月2日在士林官邸正館遇到了學者般一見如故、與中新社有淵源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
我明白，自己不期然間拉出了一個歷史的線頭，不僅僅是外公個人的，也是那一代實業救國才俊的，具體說就是京滬滬杭甬鐵路的。由於外公是當時京滬滬杭甬鐵路的“老大”，且去世早，加上國仇家恨、大江大海，這段應該是驚心動魄的修橋造路偉業，就封塵了。 我感受到一種使命，內心裡希望用自己職業練就的敏銳，以及中新社豐富的人際網路，在自己體力腦力都還能應付勞動之歲月，為國開啟這段塵封了幾十年的民國鐵路史，也為我們的家族還原一個“真實的外公”。
2011年2月6日 於海南海口南沙路
********
又及，据我母亲介绍，上海沦陷后，我外公因不愿接受南京日伪政府的邀请继续出任京沪沪杭甬铁道职务，在外婆鼓励下抛家弃女离开沪上，假道香港去了重庆，曾担任战时公路局局长，于1943年在重庆因肝病去世。关於这段历史，国民党党史馆馆长认为应该在重庆可以找到。
1/07/2011
1/01/2011
12/30/2010
20101230找來胡適和哈金做自己的新年禮物
K,
胡适的《四十自述》。找了几年的书，一夕到手，如饥似渴。竟一口气囫囵读了一遍了。有些怅然。
忽然，很想念外公。
外公没有留下自述。他的少年是如何的呢？谁是他最惦记的人呢？哪怕知道一点点枝节也好哈。太外公缘何送他去读复旦公学呢？那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为何他二十一岁还有心去考留洋呢？从之乎者也的中国，跑出去学土木工程，心里一定也是一团火吧。还有啊，那时，他有遇到我那会写小楷、翻斤头的外婆了么？
这个新年，在隔着海峡的台湾岛，竟然让小女子摸索隐约看到条小路，去找“自己的从前”。
就快跨年了，归期已近。
又是“终有时”，人生好怅然……
1950年代胡適與唐德剛初相識的照
2010年12月25日翻拍自台灣中央研究院內的胡適紀念館
館內竟也無有胡適的《四十自述》可尋
記得唐德剛
文章日期：2010年12月30日
【明報專訊】歲末談書豈可不談《唐德剛與口述歷史》？
台北「遠流」出版，是為唐德剛先生病逝周年而策劃的紀念文集。唐教授生前著作大部分由該社所出，大去之後，亦由該社牽頭結集致敬，作家與出版社之間的互惜情誼往往超越了生意經，此乃文化事業之價值本質。
這本書收錄了廿多篇文章，一半是對唐德剛的追思紀念，另一半是其他人的口述歷史，跟唐先生生平無關，但因唐教授數十年來對口述歷史之研究與實踐著力殊深，把這些文字收進書內，等於向世人展示唐先生播種之功，極具傳承意味。
唐德剛曾寫胡適的口述回憶錄，胡適以前題字贈友，喜寫「功不唐捐」，那是佛家語，意指做了功德，總有福報，不會泡湯。唐德剛對華人口述歷史所做的文化功德豈不亦正如此？揭櫫示範，開花結果，絕對不會及身而絕，所以「功不唐捐」的「唐」字其實可以一語相關，既指原義，亦指唐德剛，如果胡適仍然在世，想必同意。
胡適與唐德剛都是傳記迷，認為人人有個故事，人人都應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讓世人參考借鑑，讓歷史有以累積。胡適四十歲便寫了自述，老來的唐德剛亦說了口述歷史，由古蒼林執筆整理，構成了這本書的首個章篇，看了我才知道唐德剛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慶酒會上首次見到胡適，那是一九五四年，胡先生暫居紐約，他則是哥大的博士生，課餘打工做侍應，把酒水捧到胡大博士面前，兩人聊起來，啟動了往後十多年的真切情誼。
或許所有人的生命轉折皆具細緻傳奇，熬過來了，回看時便覺趣味。像唐德剛於四十年代到上海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要考口試，主考官是一位老太太，拒絕了他，叫他「把會話學好再來吧」。下回他再去，遠遠看見主持口試的仍然是她，心想又必碰釘，但突然，老太太去吃中飯，主試換由別人負責，他便輕鬆過關。原來該女主考官出了名苛刻，許多人為了避開她，都跑到香港或廣州申請赴美簽證，唐德剛福星高照，否則後事難料。
生命情節宛如迷你電視劇，歲末讀來，暖意更濃，歲末畢竟較易憶人懷舊，喜讀傳記的人都會記得唐德剛。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12/28/2010
12/15/2010
20101215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將休館半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的研究历史、语言的学术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
①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
②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
③西北考古。
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该所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图书设备、出土文物资料都很齐全。
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1949年迁至台湾。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的研究历史、语言的学术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
①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
②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
③西北考古。
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该所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图书设备、出土文物资料都很齐全。
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1949年迁至台湾。
12/10/2010
11/2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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