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菜園村案例

菜園村民
帶創傷的遷徙腳步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7日
【明報專訊】執筆之際，電視傳來屯門紫田村的新聞：村民不滿賠償太少，與警方發生了口角，議員介入斡旋，學者以拆局式的口指菜園村立了壞先例，而若更多「外來勢力介入村民抗爭」，政府會更難處理。驟眼看多麼完整的報導。不足兩分鐘的篇幅，所有持份者及其觀點一覽無遺。在新聞行業的操作裡，彷彿已發展了一套應有盡有及可重複的報導策略。關心城市及鄉郊發展者近年風塵僕僕東奔西跑，難道不是鏡像麼：不僅推土機式的地產發展是常規的一部份，連抗爭及異議亦無可避免成了常態。

火頭雖然處處，然而土地重建及發展，卻涉及可能無法常態化，及最不可重複的環節：遷徙。對於壞了腦的城市人，房子只是與紙和股票無異的商品，搬家是家常便飯，更是向上流動的象徵。然而，「換樓」只是芸芸遷徙形式中的一種。經已被標籤為做壞規舉的菜園村，馬上亦要集體搬村，此時此刻回到菜園村這主題， 非因無力無奈到極點，立個碑當給個理由把它從此拋諸腦後，恰好相反，它不卑不亢地為香港奠下了新基礎。

作為創傷的遷徙

歷史上最著名的遷徙，難道不是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嗎？以色列血統的摩西，受到耶和華的召喚，冒著惹怒埃及法老的險，帶著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穿過紅海向應許地迦南進發。然而不要忘記，耶和華為了逼法老放行，不惜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十場災殃，把食水變血，日月無光，蠅災蛙災瘟疫泡瘡蝗虫冰雹，無所不用其極，絕招更是把所有埃及家庭的人畜長子都殺掉。過了紅海到了西奈山，耶和華又殺了三千個渴望下山的利未人。換言之，這趟旅程不簡單是以色列人向他們被許諾建國的聖地甜美順利地邁進，種種危機在這條路上，又何止無處不在。

又，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者剛要從印度撤回老家，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兩個長期互相傾軋的政黨，在英國人的同意下把國家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往東面的新印度，穆斯林則到西面的巴基斯坦。一兩個月間，幾個宗教共一千二百萬人就被迫根據新的政治地形遷徙。當然，這次大遷徙也不是教徒向自己的應許地心存喜樂地進發，極大規模的人流加上極度壓縮的時間，換來就是歇斯底里的暴力：謀殺、縱火、強姦等。妻離子散、家園被毀、農地腐爛、村莊遺棄等，說得出的發生了。更難過的是，據口述歷史研究者布塔利亞‧烏瓦什指出，暴力事件並不單止發生於不同宗教之間，有婦女甚至被相同宗教的男人強暴。整個過程的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一般估計至少也有五十萬。

提這兩個例子，意不在危言聳聽，妄言菜園村搬村的壓力指數高比印巴分治；也不是散播神秘論，預言搬村將惹天怒，以自然災害還擊城市。菜園村「集體搬村」是村民的大工程，但它卻從不是單純的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歸根究柢，它是村民與支援者曠日持久的運動及組織成果，亦包括其間充斥著難以想像的情緒及壓力。以為把村屋換補償金便當了事（甚至有賺），其實完全無法掌握所謂「搬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香港版大遷徙

十九世紀末租借新界，一九一零年頒佈《新界條例》所確立的「原居民」身份及相關政策，如何歧視非原居民及其所謂的「散村」；農業如何由二戰後作為香港的戰略物資，到後來逐漸完全依賴內地入口糧食，這政策過程對新界人口的影響等，盡皆是坐落在散村遷徙這問題下的重要歷史坐標。

撥款通過後，政府以根本是一大片政策空白的「復耕牌」為策略，再三阻撓村民自行覓地集體搬村，繼續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村民雖然幾十年前都是自行建屋修路挖井，但今時今日要以整條村作單位，集體討論及決定新村的面貌、規劃：路要多闊，公家地要多少，房子的分佈如何等。一星期大大小小的村民會最低消費三五次，有老村民曾對筆者說「開會開到倦」。對老老幼幼的村民而言，集體規劃也顯然是陌生的大工程：每個家庭有自己的想法，同一家庭裡老中青的需要亦不可能完全一樣。不斷開會討論，當然是因為不存在總司令，種種涉及的事情無法一鎚定音，新村的地點、面積、硬件規劃、與旁邊新鄰居的關係，全部都是變數。政府設定的十月中遷出期又越逼越近，申請牌照、買地、規劃、建屋、搬遷等所有工作幾乎全部同步進行。這些壓力並不是來自上天具道德判斷意味的懲罰，亦不是赤裸裸的令人骨折斷氣的拳腳暴力，但在一個政府不單止沒支援，甚至是始作俑者及雪上加霜的情況下，這就是香港版的大遷徙，一點不多一點一少。

或者在這基本認識下，才開始具備條件，思考菜園村搬村的生產性。時序上， 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高鐵撥款；二月廿一日，菜園村村民大會決定集體重建家園，搬村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三月廿八日，菜園村生活館在一塊既倒之地毅然開張；眼前的九月十九日，菜園村一眾村民及支持者舉行展望新村的中秋晚會——這叫做終結還是開始，叫歡送還是持守，差別豈止轉念之間。

「生產」被重新定義

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作《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裡，分析歷史上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評價。他指出，即使馬克思的判斷也是含糊的：他表揚它把軍權奪回給人民、撤掉既有的政府機關、實踐國際主義等；但他也定性了公社的不足，例如對中央軍權、公共財務、外交問題等的能力不足——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公社缺乏駕馭國家機器的能力。

巴氏認為，進步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有一個難關：錯把國家能力，作為量度政治能力，或政治創造性的唯一標準。因此，一旦有政客把群眾運動，嘗試嫁接到原有的國家機器體系時，群眾運動者便只能大呼被出賣。以巴氏的說話，「這種國家能力的缺乏，被過早地判定為運動本身的失敗，而不是被理解一種代價——國家與政治創新之間結構性裂縫代價」。換句話說，群眾運動固然不能簡單被國家收編，其無法改朝換代坐上龍椅統治黎民，斷不是其失敗的鐵證。回到巴黎公社，巴氏指出，其貢獻及有待承繼及開發的，並不是它摧毀了領導的權貴政客（事實上公社並沒有推翻任何政權）；但公社摧毀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對工人及人民的政治支配。這就是巴氏對公社評價的標準。

這幾個月間，菜園村村民及支援者以不可思議的成熟程度，整理傷感的心情，向香港史上罕見的民間自力搬村這條畏途邁進，最終打出缺口，爭取到足以集體搬村的復耕建屋牌。生活館一班如假包換地五穀不分的年青人，則在零經驗及緊張人力及資源下，妄想同時學習勞動、生產糧食、與村民共同開發加工食物、接通具備人文關懷與土地連結的生活網絡。換言之，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並將之輻射到居住及工作及整體生活原則裡。菜園村村民無法推倒高鐵，但他們嘗試遠離「安置戶」這種政府行政系統裡的角色，生活館參與者無法毀滅跨國食品企業，卻在不斷的失敗中嘗試生產食物給自己和身邊的親友。

建新村的過程及新村的出現，換言之，並不是把一磚一瓦重新疊起的簡單堆砌。在修高鐵這種特大的國家計劃的脈絡裡，在城市發展一向的安置或向既有的物業市場疏導的邏輯裡，集體建村搬村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次例外：是在政府的缺席（與政府的角力——從爭取復耕牌這方面講）下，村民及支援者將其意志及決心實體化為實牙實齒的菜園新村，這次實踐將不可逆轉地銘刻在香港歷史中，待其他後來者承繼及擴充。

這不止是「最大公因數」，亦斷非底線，值得在新村前的中秋存照紀念。

菜園村迎新村中秋晚會

日期：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00開始

地點：石崗菜園村

內容：導賞團＋快樂廚房、遊走菜田、菜園新村規劃展示、音樂＋詩＋故事會、跳蚤市場、 環境舞蹈等

報名及查詢：請電郵至jay1128@gmail.com

活動聯絡：Jenny Li（chunneili@gmail.com）

[文／周思中 圖／曾德平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