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評論表演的邊限

由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談起 胡恩威、馬家輝對談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其他鸚鵡的自由

文章日期：2010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一個獨居老人，沒有什麼親友，所以，罕見訪客。屋子裏整天都是靜幽幽的一片，難得聽見人聲，這樣，清靜變成了壓力，使他感到加倍的孤寂。

他的鄰居，是一對年輕夫婦，有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還養了一隻鸚鵡。白天，夫婦上班，小男孩上學，鸚鵡留在家裏。這隻鸚鵡不時自言自語﹕「早安！」「晚安！」「歡迎！」「再見！」……鸚鵡學舌，雖然沒有聽的對象，但打破屋子裏的死寂，讓鄰居的老人聽了，也有一些慰藉。於是，他想到，倒不如自己也去買一隻鸚鵡回來養。

他到鳥雀店去，店裏有不少鳥雀出賣，其中當然有好些是鸚鵡。看中了一隻稍細小的，毛色漂亮，問道﹕「這一隻賣多少錢？」

店主說﹕「一百塊！」

他又問另一隻稍為大一點的﹕「這一隻呢？」

店主說﹕「二百塊！」

他吃一驚，問過﹕「這一隻有什麼特別？怎麼價錢貴一倍呢？」

店主說﹕「兩隻有很大的不同！剛才的一隻只會說一種語言，這一隻卻會說兩種語言！」接，店主便用中文說出「早安！」「晚安！」「歡迎！」「再見！」……這隻鸚鵡，除了用中文說了外，還全都翻譯為英文，也說了一遍。

店主再說﹕「還有一隻，會說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的，會說五種語言，賣一千元！」

他被這價錢嚇得吐了一吐舌頭。再找到一隻，雖然較老，羽毛也有一些脫落，滿以為會便宜一點，誰知更吃一驚，售價竟是二千元！

他問﹕「牠會十種語言嗎？」

店主說﹕「不！她只會說一般鸚鵡說的話，什麼其他語言都不會說。」

「那麼，牠為什麼賣這麼貴？」

店主說﹕「在這店裏，除了我之外，只有牠的准許，其他的鸚鵡才准說話，才准去學其他的語言，牠是全店的鸚鵡的領袖！」

這顧客說﹕「我買這一隻！買走了這一隻，店裏的鸚鵡便再沒有領袖，可以自由說話和學其他語言了。二千元買的是其他鸚鵡的自由！」

[司徒華]

鄭培凱：清明上網圖

文章日期：2010年9月5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搭乘地鐵，穿過地鐵甬道錯綜複雜的長廊，一般總讓你產生奇怪的感覺，好像掉進了盤絲洞裏，鋪天蓋地的蜘蛛精打扮成美女或類美女，趴在廣告牆上，爭奇鬥艷。不是推銷某種面霜，可以像川劇變臉那樣，把蜘蛛精變成狐狸精；就是宣傳瘦身特技或魔術，把癡肥臃腫的大河馬，只要花上998港元，不費吹灰之力，便化作輕盈窈窕的小雲雀。過客總是匆匆趕路，沒有閑情去仔細觀看廣告內容，更沒有時間與精神去思考，眼前的廣告就像芙蓉姐姐一樣，荒謬愚昧，卻敢赤裸裸地、鍥而不捨地、不知羞恥為何物地，扭曲倉頡老先生造字的苦心，顛倒「指事」、「會意」的功能，無限擴大「轉注」、「假借」的作用，侮辱你的智商，向著你的眼球吐口水。香港人或許是太匆忙了，懶得理會盤絲洞裏的妖氛陰氣，卻沒想過，不知不覺之間，看多了，習慣了，眼睛污染了，心智迷糊了，也就沾上有毒的蛛網，了妖精的道兒。

上個月我經過一個地鐵車站，驀地看到廣告牆上，花花綠綠的宣傳海報之中，有一幅熟悉而且親切的畫面，是從來沒在地鐵站裏見過的廣告設計。雖然條比較粗，像是摹寫原作的漫畫，卻一看就知道，畫的是故宮收藏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廣告畫截取了原作城內部分，是畫卷的尾端「趙太丞家」那一段。店鋪還是店鋪，人物還是人物，街上騎馬的官吏、牽著繩的衙差、提籃挑擔的隊伍、涼棚下聚集的人群，都跟原畫的構圖相同。不同的是，廣告畫裏的宋代人物，個個身邊都有一個筆記本電腦，有的展開在胸前，有的挎在手臂間，穿插得相當巧妙，好像在北宋開封的日常生活裏，電腦是不可或缺的。再仔細一看，原來是某電訊公司做的廣告，推銷電訊產品。

過了幾天，又在東鐵的大學站，看到同類的廣告，依然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選取的畫面卻不同，是稍微靠前的「正店」與「孫羊店」部分。本來是酒樓裏飲酒吃飯的人們，都在身前加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好像北宋的都城設置了二十一世紀的網絡，人人都沉迷在電腦世界裏。最好玩的是，酒樓店面張燈結彩，木條搭成的彩架突出在房簷上面，頗似發射或接收無電波的天，讓我們產生幻覺，以為看到的是一幅「清明上網圖」。

這幾年經過各地美術館的精心策展，本來深藏故宮的《清明上河圖》，突然變成媒體的寵兒，成為一般中國人心目中藝術巔峰的代表，畫面圖像深入人心，享受了有史以來最受大歡迎與關注的榮耀。自從上海博物院展出「國寶七十二」以來，《清明上河圖》就成了群追捧的對象，躋身娛樂圈影歌星之間，不斷在報章與電視上現身。近來上海世界博覽會，在中國館內還製作了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更使大家趨之若鶩，人人叫好。一卷古畫，不到十年功夫，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化驕傲，見證了文化遺產活化的成效，真是個異數。

也難怪電訊公司做廣告，都會從中取材，理由很簡單，題材大家熟悉，都看得懂廣告的新點子，都覺得有趣。創意來自文化傳統。人人都會想像青龍偃月刀的威風，就看你會不會耍了。八十歲老太太翻跟頭，看得人傻眼；一千年的《清明上河圖》，轉身變成「清明上網圖」，也令人開心。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馮驥才转向

教育領導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邀我去主持馮驥才的講座，說主題是關於「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我一聽，立即答應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十分關心「文化遺產」的保護及開發，總是擔心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旅遊開發，罔顧文化傳承的意義，一心只想利用「遺產」來賺錢，發揮「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無限創意。最典型的例子是，拆了明清古建築，用鋼筋混凝土重建一批假古董，發展成酒吧餐廳與商場結合的消費娛樂區，或是隨便亂改傳唱了幾百年的曲調，配上西方的流行音樂，還自詡為創新發展了民族傳統。另一個讓我爽快答應的原因，是可以見到老朋友馮驥才。
認識大馮，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那年他和張賢亮一起，受邀到愛荷華，作為國際作家工作坊的中國代表，到紐約訪問期間，我全程參與接待，帶著他們逛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園、時代廣場、華爾街一帶。自由神像去了沒有，不記得了，好像只乘坐渡輪，在紐約港繞了一圈，遙遙瞻仰了一番。倒是記得他們對四十二街「資本主義的墮落荒淫」最感興趣，津津樂道了好幾天，大概也算是一種思想解放吧。兩位談鋒都健，而且配合無間，趣味橫生，有點唱雙簧的意味，讓人想到天津人說相聲的相互捧哏。大馮高大魁梧，賢亮乾瘦偏矮，站在一道，形成有趣的對照，說起話來聲容並茂，極為戲劇化，比侯林跟郭儒站在一塊兒還讓人開心。大馮說話，發音標準，但是不知怎的，隱隱約約就是有點天津味，總讓我想起「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句不太恭維、而且政治完全不正確的老話，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
前三四年，蘇州請貝聿銘 設計蘇州博物館，要拆掉拙政園西南角的一塊老社區，其中有些清代老房子，惹起不少爭論，最後還在中央電視台有個辯論。我赫然發現，代表文物保護方面發言，反對拆除老宅的，就是馮驥才。他並不質疑貝聿銘在建築藝術方面的創意，不過，卻依然針鋒相對，強調老房子與老社區的文化意義，有血有肉，其中一代代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就是實實在在的人文傳統，遠遠超過一座現代建築的孤立的藝術性。我也就發現，他關心文化遺產，關心人文精神，關心實實在在的人類生存經歷，是如此執著，如此誠摯，如此真情流露。原來，我認識的小說家馮驥才，只是他的一個側面，而且是與本人有著相當距離的側面。
幾十年沒見了，見了面，居然一點隔閡都沒有，互相搶著說，怎都轉了方向，都轉到一塊兒，致力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去了。講著講著，他說了近年有了新的體會，有了新的工作方向，是從過去知識分子的呼籲與批評，轉到實際的參與，自己投身進去，保護古村落，協助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他還說，當務之急是教育，不但是教育自己，教育群，更重要的是教育領導。中國的具體環境很清楚，當官的有權，他們下令比我們空講有用得多。教育好一個村長，讓他清楚認識文化遺產的意義，就救了一個村，保證了村裏的文化傳承。教育好一個縣委書記，就救了一個縣。所以，不能只是批評，還得多下點功夫，去教育領導。
我說，這方法倒是實際，可以把魔鬼變成天使。不過，我也真是佩服大馮，有如此的菩薩心腸，肯花精神去教育高高在上的領導。
作者為學者．詩人，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鄭培凱]

文字江湖﹕戴斗笠的荷馬

文字江湖﹕戴斗笠的荷馬
文章日期：2010年4月25日
【明報專訊】在台灣參加一個華文文學家聚會，到了之後，發現打出的橫幅是「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不禁肅然起敬，沒想到自己參加的是如此偉大的壯舉。世界高峰會議，聽起來像是世界元首齊聚一堂，為瞭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協商如何減排廢氣，如何節省能源，如何防止地球的滅。要是更實際一點，就是安排以色列與巴列斯坦的和平路線圖，討論北朝鮮停止製造核武，禁止向伊朗運送核原料之類的政治斡旋。文學高峰會議，想解決什麼問題，又能解決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問人，只好把問題悶在肚裏，私下暗想，文學屬於心靈提升的範疇，和宗教一樣，解決不了任何迫在眉睫的社會困境、經濟問題、與政治糾紛，但是又不能沒有。沒有了文學，沒有了藝術，沒有了宗教，世界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赤裸裸的利益掠奪，荒蕪的心靈，乾枯的軀體，即使人人吃的是美味珍饈，穿的是綾羅綢緞，也是行屍走肉，活幹什麼？人類喪失了文化反思的能力，就喪失了文明創造的動力，只想「搵錢大哂」，搵了錢幹什麼？
開幕式在台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居然來了些政治高峰人物，有些我認得，如馬英九、劉兆玄，還有一批不認得，包括官位大概不小的官僚，以及耳邊掛通話器的國家安全特勤人員。會議陡然增了幾分「高峰」氣味，不過，這些領導還都識趣，知道會議的主旨是文學，也就沒談政治。馬英九談了談「識正寫簡」，調和繁體字與簡體字相互排斥的矛盾，還以台灣牛肉麵的發展，說明具有台灣特色的中國文化，算是軟性的政治表態。沒有冗長的議論，沒有激昂慷慨的口號，也沒說什麼跟文學相關的事體，相當低調地顯示了一下「高峰」的關懷，施施然而去，沒揮一揮衣袖，就帶走了一大批高峰，把會議留給了文學。
會議一旦文學，就海闊天空，沒邊了。連好幾天，大家都登上了文學的高峰，坐在雲端裏高談闊論，像奧林匹克山上的諸神聚會，一會兒說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會兒說托爾斯泰的真誠可以穿透時間，一會兒又說文學不能吃飯，總之高來高去，頗似武俠小說裏的華山論劍。高行健講了半天「沒有主義」與「不是主義」，遠離現實，遠離政治，重構文化源頭的神話系譜。王蒙感慨當前文學廣告化的趨勢，創作能量之高之快，如打開了水龍頭，嘩嘩嘩的流個不停。劉再復講到從現代回歸古典，慷慨激昂，要大家信仰文學，信仰《紅樓夢》、信仰《山海經》。弦則自嘆是「失敗的作家，成功的編輯」，不過，有個特異功能，能老遠就嗅到「天才的芳香」。李歐梵、陳若曦、馬森、劉心武、閻連科、王潤華，也都一個個現身說法，講自己的文學心路歷程。
高峰了幾天，最讓我感動的，卻是弦引述的幾段詩。他先提到阿美族的詩歌：「我希望你離家的時候是個雨天/踩出許多泥濘的腳印/你就不會忘記回家的路。」由此想到有人寫過的一段詩句，勾起了他畢生的掛念：「你離家那麼多年了，/為啥還戴那頂破斗笠？/不，/那是故鄉的屋頂！」他帶無限感慨，突然蹦出一句話，「我們要有戴斗笠的荷馬。」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馬家輝：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 ／
馬家輝
——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去年3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

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

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之口， 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月16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寂寞”的好

讀書拒愛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5日
【明報專訊】在年初一遇上情人節的夜裡狂熱做愛，固然幸福，但這畢竟是有情人的專利，如果純為肉慾上床，倒不見得能比平常尋得額外快感。肉慾就只是肉慾，若有需要，即使只當娛樂或健身，不分時節，不必擇日，毋須等到五十七年一遇的雙喜臨門。

唯有以情愛打底的肉慾享受才算是高潮中的高潮，而在年初一兼情人節的夜裡享受，簡直不止是雙喜而是「四喜」了。

但當然誰都不會忘記活地阿倫在《安妮荷爾》裡的提醒。老活地曾在老片裡半吐舌頭、嘆氣感慨﹕empty sex is still better than no sex。鬼佬猶如是，唐人猶如是。

可這又總要有sex的對象才行呀。如果不幸沒有，在年初一遇上情人節的夜裡最適宜做的一樁事情恐怕是看書。不妨找一本把情愛之苦刻劃得深刻入骨的小說讀讀，然後，讀完，在苦澀的字海裡慶幸自己能夠獨坐床上，不必受到妒情恨愛的悲慘折磨。在人間諸種愁苦裡，或許「寂寞」已是最好最淡的一種。身邊無伴，苦，但若身邊有伴，說不定更苦。

如果你要找一本書而又不怕厚不怕深，陳雪的《附魔者》應是很好的選擇。陳雪是台灣女作家，寫過《惡女書》、《蝴蝶》（還被拍成電影）等，擅寫同志奇情，筆下眾女是聖亦是魔，互相探索身體深處的隱藏秘密，如在波浪洶湧裡泛舟，能把讀者引入春潮漩渦，激烈地，刺激地，終至沒頂。

《附魔者》是陳雪近作，寫的是少女琇琇的成長故事。她和父親之間的，她和叔叔們之間的，她和另一個女人之間的，噢對了，還有她的妹妹珍珍，以及叔叔們的妻子們，亦在糾纏不清的床上和床下亢奮和迷失；種種不倫、背叛、絕望、傷痛，皆在其中，誰都逃離不了，似在暗喻世人，是的，你跟她和他一樣，都是逃離不了。「為什麼以前你愛我後來你不愛？為什麼原本你最理解我後來不肯理解？為什麼一樣的生活本來你很快樂後來說很痛苦？」種種問號令你在合上書頁時忍不住乾脆從此拒絕種種愛念情根。

無愛紀，無愛一身輕。年初一遇上情人節至此並非雙喜而只是悲上加悲。終究是單身的好，恭喜，你不必背著沉重的包袱如同別人不必背負你。兩不相欠，這個虎年，你如舊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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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6日【明報專訊】陳雪《附魔者》收錄了駱以軍的跋，記錄兩年前他們同遊台南，在天后宮前觀賞了一場廟會神舞，魔幻氣氛如夢似瘋，把每個人深深鎮住。
駱以軍說，「是夜，在楊凱麟君家客廳，我第一次聽陳雪娓娓陳述琇琇、阿鷹、阿豹及環繞著這整個恐怖劇『所有人都瘋了』的附魔故事，那非常像一千零一夜某個最關鍵之夜的啟開封印群魔鳴竄出的說不完的故事，我記得我聽得淚水漫面，我們每個人都噤默無言，只能渾身發冷地抽著菸」。
小說家朋友們的交往方式總是深沉而且頗有古意，通常是坐在一個幽靜的空間，由其中一人說著他或她正在構思或撰寫的故事，其他人都在聽，說的入迷，聽的人更入迷，一起超越眼前時空的局限世界，進入另一國度，在看不見的空間飛翔。那就像，嗯，昔人圍坐於荒野火堆前，就著熱暖的柴火，在間斷響起的劈哩啪的燃燒鬧聲裡互相交換聽來或想來的傳奇。
小說迷人；寫小說的人，亦是。
陳雪寫小說，她自道是每天不寫超過一千字，可是仍然覺得太多，今年將減至每天五百。《附魔者》寫了四百頁共廿多萬字，節奏緩慢但任何一位不慣閱讀的人抱著耐性讀到第卅頁左右便能被吸進陰沉離奇的故事裡跳不出來。文字敘述採用「多聲道」的混音策略，分別從五六位關鍵人物的視覺看待世界，故能就同一樁事情道破不同的思考和感受。像周旋於肉體與肉體之間的阿鷹，自視堅強，但在陳雪筆下，他妻子想的卻是「其他女人看見的只是你的優點，唯有我看盡你的缺點而仍選擇你，這才是愛」；另一位女子想的更是「她終將發現他只是個極其普通的男人，那些因為痛苦、費解、無可奈何，甚至是因為恐懼而造成的幻覺她全都理解成愛。但很快她就會看穿他以男子漢保護者的形象出現在她面前，但骨子面他卻反而渴望著她的拯救，真實的他柔軟易碎，她只消輕輕伸手一推，就會粉碎倒塌」。
我從沒因聽小說而哭。但讀了小說而想哭，倒是有的。《附魔者》難免令人附魔。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欧阳在海南

海南一夜
文章日期：2010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夜了，眾人都實在有點飽醉，從一家度假酒店的池畔露天燒烤區用完豐盛晚宴，有人建議要往另一家更有名氣的度假酒店的沙灘旁的酒吧去再喝再聊天。十數個新朋舊友打了四五台計程車，一路駛去也叫我這個已經闊別海南島七八年的傢伙有點驚訝：兩旁並列的都是超大型豪裝度假酒店，都是東南亞風格的海南版演繹，都掛上國際連鎖酒店的金漆品牌，單從外觀看來裝潢都幾乎一樣，正面的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負面的批評就是面目模糊。
參加內地一家言論觀點一向領先大膽的雜誌主辦的「創閒」論壇，聚集了好些久聞其名常讀其精闢論述衷心佩服其在旅遊業界有創新識見和實踐的朋友，拋開成規理論，結合各人的行走經驗，一同去理解在當今時世中國的不同階層如何真正的閒起來？當我們的生活硬件配備好像日見充裕，更突顯我們的心、心態和心事等等軟件都無法跟得上，無法閒得起。有老師直言現今的國情還是能富未能貴，談閒還是太早；有的老師堅持得從傳統文化細節抽絲剝繭的重新打造一個天人合一的講求心靈素質的閒逸環境，抗衡急功近利的惡劣局面。我反覆琢磨「慢慢快活」這個看法。長期整理累積微細瑣碎的生活枝節，慢慢體會箇中真味，也因此儲存足夠能量去做快狠準的生涯決定，在忙與閒中得到微妙平衡——海南一夜，來一個大腦風暴，不知明天醒來這個國際旅遊島會有什麼新局面？
[歐陽應霽]

a dilemma of conflict of being and doing

Dear Barbara,

Thanks for your prompt response. I am grateful for your quick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on issue, if possible the statement could be deleted or simply amended as what you have mentioned as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建橋.

I have visited the HK Book Show twice yesterday, because I wish to buy too much and yet I couldn't carry them. So I returned in the evening with a bigger carrier!

This year, I notice that books from Taiwan are more attractive than those published in HK and mainland. I mean those to my area of interest on National Parks or Protected Areas.

One thing I have discovered is that:

It is quicker to buy books than reading them;
It is faster to spend money than earning them;
It is easier to speak than doing.

We are always in a dilemma of conflict of being and doing. Shortage of time and distribution of time is always a problem. I share with you that it is good to enjoy nature when you are still fit. So, you have spent a meaningful day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exciting adventure, it is good to you. Enjoy more.

I am glad that you wish to know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I would be delighted to share more on this in future.
Keep in touch,

fook yee
×××××××××
Dear fook yee
呵呵，已經遵旨再次修改表述方法。
真羨慕您能拖著一大包自己喜歡的書回家！！我知道，這種快樂，本是一種“獨處的快樂”。哪怕是在人聲鼎沸的地方，她也能讓人如立瀑布之下，唯見沁香水霧，點滴在心頭。

完全同意您的“三大發現”，這是屬于“事非經過不知難”的發現。

所以，在不買書的時候，我就好像被自己鞭打著，總是不知不覺的去拿起書。就是啊，總也看不完。而且，越看越覺得自己好無知，更無奈。一忽兒，好高興在書里找到完全投悌的朋友，覺得這樣的相知最穩妥，一忽兒又發現“他”并非如我所想，又有些失落。
其實，如果想遇到讀書興趣完全相當的朋友，幾乎不可能。這一點，我從大學時代就開始嘗試尋找，至今終於開始放棄了。於是，就覺得自己的筆，其實才是最好的朋友。因為，往往寫讀書筆記前，你也不知道會寫出什么樣的字句，寫完了再讀，會覺得；“啊呀，這是誰寫的啊，你可真是我的知音！”。這樣的游戲，我玩了許多年，樂此不疲。
當然，作為有發表渠道的人，有時候也會拿出去發發。遇到一兩個知音，已經覺得是被賞賜了。喜樂——祈禱——感恩，咦，原來我以前已經這么做的了，只是不自知。

其實，今年我的江南行，也帶回不少新書，夠看一陣子了。家里的書，放得到處都是，做衛生的阿姨，真的很想把他們都打包才好吶。我呢，就喜歡這亂勁兒：可別以為真的亂啊，你問我哪本書在哪里，我一準馬上可以指出方位。呵呵，這是從我爹地那里遺傳的功夫啊。

周末愉快!
看書吧。
Barbara

張大春：笨

笨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5日
【明報專訊】張容問我：「為什麼『笨』要寫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包含了很多疑惑的問題。為什麼「笨」有一個竹字頭？為什麼「笨」要有一個木的根（本）？一個「竹」、一個「本」，跟人聰明不聰明有什麼關係？
明代的陳繼儒，號眉公，是與董其昌齊名的書畫家，他所寫的札記《枕譚》有這麼一則，是藉朱熹罵諸葛亮而反罵朱熹的：「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或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粗笨』之語。《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盆』，而以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耶？字尚不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諸葛亮是胡適之所謂「箭垛式的人物」，千古以下，猶集物議，多是論者要攀這份熱鬧出頭而已，是以斥葛亮之笨者恐怕不比稱諸葛亮之智者少。當初司馬懿就曾經以「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而採取了耗敵的長期戰略。魏延主張以兩軍分出斜谷、子午谷夾取長安的計策，也在「諸葛一生唯謹慎」的顧慮之下胎死腹中。後世更不斷地出現種種考評，謂諸葛亮自成黨羽，誅伐異端，隳頹了西蜀的統一大業。
我非三國迷，不迷即不便為古人操心。我所好奇的是陳繼儒以為朱熹「連字都不認識」這句話對嗎？以陳繼儒所見，朱熹罵諸葛亮而用「盆」代「笨」，有沒有說法？
在《周禮》和《儀禮》所記錄並注解的「盆」，不是盛血就是盛水，按諸古字書《急就篇》所載，盆和缶是同一類的兩種盛水之器，缶（即盎）是「大腹而斂口」，盆則是「斂底而寬上」。較諸許多形製繁複、裝飾和用途都比較多樣的器皿來說，的確簡單得多。那麼，用「盆」以代「笨」，會不會也有聲言其粗疏、而非指摘其愚蠢的意思呢？
「笨」這個字與「愚蠢」相提並論其實不無可疑。它原來是用以表述「竹白」的一個字。段玉裁在注解《說文》的時候聲稱：竹子的內質色白，像紙一樣，相較於竹的其他部位，又薄又脆，不能製作器物，實在沒有什麼用處。那麼，讓我們回頭看看陳繼儒所引的文字，那是出自《晉書‧羊聃傳》。原文是將昏庸無用的史疇與另外三個看來也沒什麼好風評的人物連綴起來，時人稱為「四伯」——另外還有一個食量極大的大鴻臚（國際事務官）江泉，被呼為「穀伯」，一個狡猾成性的散騎郎張嶷是「猾伯」，至於傳主羊聃，因為個性狠戾而被呼為「瑣伯」（瑣，原意為細碎，引伸作人格卑劣）。並且用他們和遠古時代得「四凶」相比擬。
「所以，」我跟張容說：「『笨』從來不是說頭腦不好、智商不足。它就是拿來輕視人沒有『用處』而已。那是中國人太講究社會上的競爭、階級上的進取，不相信沒有用處的用處、不認同沒有目的的目的，所以乾脆把『缺乏實際的功能』和我們最重視的『智能』劃上了等號，彷彿做一件不能有現實利益的是就意味人的智能不足了。」
「可是我並不想做一個多麼有用的人呀。」
「那你可聰明了。」我說。
「為什麼？」
「讓我們開始讀讀《莊子》罷！」
[張大春 台灣作家．近著有小說《富貴》]

马国明笔下的卡夫卡“传奇”

要銷自己作品的作家
文章日期：2009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遺產的執行者決定不理作者的原意，將一部作者囑託要銷的小說《小團圓》交由出版社出版。（編按：張愛玲曾於一張附紙上寫上此囑託，但後亦在與好友宋淇通信討論修改此作，說未能讓讀者失望；故張之原意仍待考證。）此舉引起廣泛關注，喜愛張愛玲作品的讀者當然期待可以一讀這部遺作，但不顧作者的意願將作品出版的做法是否正確呢？為什麼張愛玲想銷這部作品？從近日報章的報道和討論便知這些問題不單只是研究近代文學的學者們才會關注，由於張愛玲是一位甚具魅力的作家，廣大的讀者對以上的問題亦頗感興趣。

不過，張愛玲並不是第一個要銷自己作品的作家，捷克作家卡夫卡是二十世紀的文學巨匠，他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除了小說家如日本的村上春樹深受他的影響之外，他的短篇小說《蛻變》亦多次被不同的戲劇家改編搬上舞台演出。但這樣一位影響深遠的作家卻不願世人讀他的作品，在卡夫卡在世時，他的作品都沒有正式出版，在他的遺囑裏卡夫卡囑咐他的好友和遺囑執行者Max Brod將他的全部作品銷。幸好Max Brod不但是卡夫卡的好友，他同時是他的作品的愛慕者，他不但沒有按照卡夫卡的囑咐銷作品，反而替作品完成編校的工作，並聯絡出版社正式出版，今日人們才可以讀到卡夫卡這位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作家的作品。

謎底本身也是謎

為什麼一個影響深遠的作家不願世人讀他的作品？為什麼一個作家要將自己苦心寫成的作品全部銷？這些問題是一些沒有肯定答案的問題，但亦因此更值得探討，沒有肯定答案的問題是可以有不同答案的，人們要比較不同的答案然後自己作出判斷。沒有肯定答案的問題是一個揭曉了謎底後仍然是一個有待解答的謎，而卡夫卡的作品恰好是這種揭曉了謎底後仍然是有待解答的謎。或許卡夫卡出於一番好意，他不願世人為他的作品思前想後，費煞思量；當然他亦可能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致被世人誤解才決定要銷作品，又或者他是一位完美主義者，他有感自己的作品還未臻完美，所以要銷。答案還可以更多，或許他的作品只是為自己而寫，根本不打算流傳後世，所以在他死後要銷。
文學創作會否只是為作者自己而寫，不能流傳後世？連寫日記有時亦是為了日記能流傳後世（納粹統治期間的德國便有猶太人甘冒殺身之禍而每天寫日記，將納粹的種種暴行記下以便日後能夠公諸於世），世上會有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流傳後世嗎？應該沒有，即使有亦只得卡夫卡一人。這般說無助解答卡夫卡對自己的作品的想法，但卻可以指出他的作品如何獨特，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期間，卡夫卡的作品經常被人們拿來跟沙特、卡謬等存在主義者的作品相提並論，以為他的作品也是表達了對存在的焦慮。但如果卡夫卡確是存在主義者，他便沒有理由要在自己死後銷自己的作品，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會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夠流傳後世！卡夫卡的作品看似包含了多種絕不平凡的信息，但暫時仍未有人可以清楚說明，他的作品恰好是一個揭開謎底後仍有待解答的謎！連一心要解開這個謎的一批專家學者們亦如墮入五里霧中，一件簡單的事例便足以說明。

約一年前，外電報道，卡夫卡的好友和遺囑執行者Max Brod在1968年去世時將一大箱文件交給他的秘書Esther Hoffe保管，這一大箱文件原來是卡夫卡的私人書信、筆記和部分作品的手稿。研究卡夫卡的學者早已得悉Max Brod管有不少和卡夫卡有關而仍未公諸於世的材料，四十年來一直試圖說服管有這批珍貴材料的Esther Hoffe將材料公開，讓學者可以解開卡夫卡這個謎。誰知這位秘書十分多疑，深怕自己被誘騙失去這批珍貴的材料，四十年來一直堅拒公開材料。Max Brod在納粹黨上場時便明智地移居巴勒斯坦，由於卡夫卡是猶太人，以色列當局當然視任何有關卡夫卡的材料是猶太人的文化遺產，因此亦想盡辦法逼使那位多疑的秘書公開材料。但Esther Hoffe不但多疑，而且十分倔強，即使被以色列當局告上法庭（罪名是偷運卡夫卡的材料出境）也拒絕屈服，令一眾研究卡夫卡的學者有如走進卡夫卡作品裏的離奇世界一樣。

Esther Hoffe這位既多疑又倔強的秘書終於在一年多前以一百零一歲的高齡逝世，她管有的材料亦由以色列當局接管，但以色列當局隨即提出警告，要學者們不要期望過高。卡夫卡死於一九二四年，他遺下的書信、筆記、手稿等最少已有八十多年之歷史，這些年來卻一直由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保管，很可能已出現不同程度的損壞，如被蟲蛀或已霉爛。學者們是否可以手研究這批材料，從而解開卡夫卡的謎還是未知之數！但卡夫卡的謎是否一定要解開，看過他所有書信、筆記和手稿便能解開這個謎？在卡夫卡的小說《審判》裏，故事主人公無端端負上一個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罪名。他想盡辦法起碼要弄清自己的罪名，他以為只要親自向有關官員查問便可以知道自己的罪名，但當他幾經波折最後可以向有關的官員查問時，對方只是向他說他對自己的罪名應該早已心知肚明，事情亦因而變得更為撲朔迷離。研究卡夫卡的學者亦很可能已掉進卡夫卡故事主人公的處境中，以為終於可以解開卡夫卡的謎時，卻發現疑團反而愈來愈深，因為解開卡夫卡的謎很可能只是另一個謎。

瑕疵證明了什麼

卡夫卡的兩部主要作品《審判》和《堡壘》都是未完成的作品，故事還未到結局，故事的遣詞造句亦無甚修飾，連標點符號也不清晰，經常出現句子完了也一律用逗號而不用句號的毛病。因此當卡夫卡的遺囑執行人Max Brod決定將其好友的作品正式出版時，他親自擔當編輯的角色為作品作了不少潤飾，在個別地方甚至作出修訂。大約在十年前，出版卡夫卡的英文譯本的出版社Schocken Books便隆重地出版卡夫卡的復修版（restored edition）。復修版的特色是跟足卡夫卡原來的手稿，包括當中的各樣瑕疵，這種做法會否有點多此一舉？

不過修復版可以說明卡夫卡在遺囑裏囑託其好友將他的作品悉數銷一事絕非惺惺作態，他的作品不是寫給別人看的，否則他不會對作品裏的各樣瑕疵毫不在意、毫不理會；不是寫給別人看的作品便談不上要傳達什麼信息或是要宣揚什麼道理了。但沒有傳達什麼信息亦沒有宣揚什麼道理，而且是還沒有完成，仍有不少瑕疵的作品卻令萬千的讀者迷；如果卡夫卡的作品是個謎，整個卡夫卡的現象更是一個謎。自從卡夫卡的作品面世以來，不少學者試圖解開這個謎，到目前為止班雅明的解釋最具參考價值。班雅明和卡夫卡是同代人，而且同是說德語，以德文寫作的猶太人。二人有可能曾經碰面但卻沒有交往，但班雅明對卡夫卡的作品甚感興趣，卡夫卡的作品面世後不久，班雅明便開始以書信跟三數友人談論卡夫卡及其作品。

不可能有智慧的作品

在一篇寫於一九三八年的書信裏，班雅明指出卡夫卡的作品包括了兩個完全互不接觸的世界；一個是十分古老，按各種傳統而生活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卡夫卡身處的現代社會，這兩個世界是互不接觸的，在現代社會裏傳統已失傳，不是煙消雲散便是變成不再在有任何意義的吃人禮教。卡夫卡的作品卻不是要刻劃這兩個絕然不同的世界，而是要重新連接二者。但班雅明指出卡夫卡的企圖是注定失敗的，而卡夫卡本人其實亦十分明白自己的努力是白費的，因此在他的作品裏他放棄傳達什麼信息或宣揚什麼道理，他致力保存傳統社會裏各種傳統得以一代傳一代的特質。班雅明指出這種特質無非是真理的自我表達，簡單而言就是智慧。卡夫卡的作品引人入勝之處是當中好像蘊含智慧，但班雅明認為卡夫卡個人確是渴求得到智慧，但卡夫卡是身處一個傳統已失傳的世代，智慧這種對生活的忠告被各種專家的見解完全取代，變成不能再聽到。卡夫卡在作品裏卻致力保存以往智慧可以隨處聽到的特質，但他能做到的就只是當中涉及的形式，至於具體內容則無可奉告了，卡夫卡的作品亦因而是他寫給自己看的，不是給讀者看的，因而要銷。至於張愛玲則似乎是另有別情，人們很快便會聽到各種解釋！
[文／馬國明]

梁文道：基督不丟石頭

基督不丟石頭
／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09年2月7日

【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
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 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 。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a link: 文道不想“妄語”

司徒華：蘇格拉底與阿Ｑ精神

蘇格拉底與阿Ｑ精神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9日

【明報專訊】蘇格拉底年輕獨身時，與幾個朋友，住在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室。人多擠迫，生活不便。但他一天到晚，都是樂融融的。
有人問他﹕「一個這樣的環境，你為什麼還這樣快樂呢？」他答道﹕「朋友們住在一起，可以交流感情，交換思想，不是很快樂的事嗎？」
過了一段時間，朋友們相繼成家立室，都搬開了，只剩下他一個人獨居。但他每一天還是那麼快樂。
有人問他：「你孤零零地一個人，會感到寂寞而難過嗎？」他答道﹕「我有很多書，每一本書就是一個老師和朋友。和這麼多的老師和朋友在一起，時時刻刻都可以向他們請教。我並不是孤零零的，我不會感到寂寞而難過。」
幾年後，他成家了，搬進一座大樓。樓高七層，他的家就在最低的一層。那裏的環境很差，樓上不時倒下污水，扔下死老鼠、破鞋子、發臭食物等垃圾。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他還是那麼快樂。
有人問他﹕「住在一個這樣骯髒不衛生的地方，你為什麼還能夠這麼快樂呢？」他答道﹕「你實在不知道，這地方雖然骯髒不衛生，但卻有很多好處。比如，出門或回家，不用走樓梯，方便得很！朋友們來找我，也很方便，不用逐層找。尤其是門前的空地，種了花種了菜，我站在窗前便可欣賞。」
過了一年，一位朋友家有一個癱瘓的老人，要找房子。他便把底層的屋子讓了給朋友，自己搬到頂層的七樓去。
有人問他﹕「住得那麼高，走樓梯太辛苦了罷？」他答道﹕「不！爬樓梯是很好的運動，有益健康。而且，高樓的光線充足，又清靜，是讀書、思考和寫作的好環境。我在那裏住得很快樂呀！」
他的學生柏拉圖說﹕「決定一個人是否快樂，不是環境，而是心境。」也許有人認為，蘇格拉底對環境的解釋，是一種阿Ｑ精神。阿Ｑ精神並非一無可取，我國近代作家聶紺弩曾說﹕阿Ｑ精神曾助他渡過被打壓的艱難歲月。阿Ｑ精神創造出的積極心境，有時能助你戰勝惡劣環境。
[司徒華]

新年許愿：籤文卦象之美之妙之精緻

牛年十願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大年初一，春節肇始，除了向讀者拜年，亦要替自己許些願望。

許願向來是好玩的遊戲。許願之樂，非在於願望會否實現，人間何世，箇中有太不可捉摸的因緣和合，早已沒人天真到相信許願會靈。

許願的真正樂趣在於看清楚自己的「核心價值」，因為，在想像願望的過程裏，你沒法不好好思考什麼是重要什麼又是無關重要、什麼是急於追求什麼又是慢等無妨；在願望裏，你窺見了自己的欲望與焦慮、期盼與恐懼。你，看見了自我。

更何，對文字人來說，求願祈福之舉往往涉及文字，一有文字，便有趣味，文字人首先研究用什麼修辭來向上蒼求問，其次玩味上蒼透過什麼文字顯現心意，說穿了，人與神的溝通——如同人與人的溝通——一切都只是「修辭遊戲」。用對了詞，便可雙贏；用錯了辭，煮鶴焚琴，最後兩方都是輸家。此或所以，連理智如張愛玲於借居香港時亦忍不住請宋淇夫婦替她求籤問卦，我猜，與其說她「不問蒼生問鬼神」，不如說她只是為了欣賞籤文卦象之美之妙之精緻。張愛玲向來懂得在最尋常處尋找非凡樂趣。
好了，不扯遠了，還是趕快許願為上。有私事有公事，有大事有瑣事，都是最近掛在心上的，藉新年，跟大家分享。

一願戒煙成功，一洗三年不成功之恥辱。

二願航空公司趕快減那毫無道理的燃油附加費，還我公道，也讓我得以有錢多去旅行。

三願以色列唔╳好再轟炸巴勒斯坦，也願巴勒斯坦唔好再亂╳咁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炮。

四……
…………

十願以上願望全部落實。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高天胤：《我們》

K,
五個月，換得肥仔這樣一篇字《我們》，值了。
點擊讀讀原文吧。

李金銓：“內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內行”

李金銓
記者木人巷掌舵人

【明報專訊】如今做記者大不易。「資訊匯流」潮流下，傳統媒體要轉型，「像《美國之音》記者到西藏採訪，身上要背錄像機、錄音機、照相機，還感嘆當年學新聞學時只專注文字新聞，缺乏視像、音影的訓練，就是《明報》也發展了錄像新聞呢」。資深新聞學者李金銓教授說。
香港城市大學由原來的英文與傳播學系改辦成「媒體與傳播學系」。費了一番腦筋，署理系主任李金銓教授與副主任何舟構思了一套新課程，回應大勢，強調訓練出「多面手」的記者：學生要在4組課程、包括新聞學、廣播電視、廣告及新媒體課程，各選兩門，內通各類媒體的技巧；外要選修創意媒體學院和市場營銷的課程，對外也要打通社會科學與市場社會。明年9月開課，第一年先收27名學生，可至今已有7000多名預科學生報讀。
學院招生廣告推出，早前受到記者張翠容留意，作為例子，在〈世紀版〉撰文提出大學教育低落的質疑。李教授的解說試圖說明校方投入1000萬巨款於科技投資的取向：「新聞教育該怎麼？這時代凡事依靠互聯網，學生應該懂多媒體，才有適應力。我們這是喜愛文字的一代，可下一代還喜歡嗎？那就不一定。我的一些朋友都碰到轉業的挑戰。不過教育回到原點，知識很重要。媒體要做的是內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內行，記者的知識結構需要通觀、通識。」而批判性學術思維的培育，李教授並沒忽略掉。
李金銓早在1978年便從美國來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不少學生在新聞行業以至社會各界獨當一面，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 、前《南華早報》專欄作者黃麗君，「最近一位哈佛學者應邀來香港大學演講，他是學公共衛生的健康傳播的印度學者，叫Viswanaph，就說香港有位老師令他常常想起」，李教授以兩門作業示範如何開拓學生眼界，以至令學生畢生難忘：「我在美國開的國際關係學，在香港也有開，其中一份功課要學生找出同一個爭議性事件，比方美國出兵伊拉克，在右派的National Review、左派的Nation以至極左的Z Magaine，各有怎樣不同表述；另外一份功課，要求學生就同一事件，分析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報道如何不同。學生的知識便自會打通，這是借國際關係分析新聞價值、歷史以至意識形態也包括在內」。
在城市大學，李教授更在4年前推出「大陸青年新聞傳播學者到訪」計劃，每年邀請內地高校的傳媒學人在香港交流一個月，成立「多聞雅集」，設定研究題目，留港期間大家互相討論切磋，至今已有34位來訪。今年首批到訪學人亦將在2月9日抵港。在學術與資訊更為開放的香港受到衝擊，「有位高校副院長後來甚至說，『我回去後半年不敢寫文章』，我覺得這是好事啊，當然不能一直不寫」。李教授笑說影響的慢慢沉澱；而學術影響力，也何嘗不是？
[文 鄭依依]

張大春開講@香港：教育就是說故事

張大春開講@香港：教育就是說故事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作家張大春，去年於嶺南大學教課三月，往返機場與屯門公路間；今天再度來港，「教授」香港中學教師引導學生創作之法；亦早在香港報章撰寫專欄，道來教導兒女識字而又同時受教的軼趣。此訪談集中述說張大春在港的教學心得：於此文學（尤其古典文學）頹微之城，大頭春續當頑固的頑童，孜孜於解拆文字至一絲一縷，然後，於人前，將部件轉瞬併合成大世界。
「我們又多了一個同行。」張大春給同學的鼓勵，像施魔法一樣，喚醒了課堂上沉靜的學生；在他們靦腆的笑意與提問之下，一股創作熱情正在湧動。
今年秋天，台灣作家張大春應嶺南大學中文系之邀，成為「駐校作家」，每個周末從台灣過來授課並主持導修班。「老師，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上你的課？」課程還沒結束，同學已在不捨地倒數。三個月下來，同學們提問的深度與自省，透露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所得與轉變。
是張大春的教學發揮了作用。
張大春，被譽為台灣中生代代表作家，是少數能把古典與當代寫作、理論與創作、文學與傳播媒體結合得好的創作人，也是中國小說界最富有活力的作家之一。事實上，他的創作除了紙本上可以命名的以外，無處不在，在課堂上、在聚會上，只要有他在，就會有故事，也會有各種各樣等待他解開疑團的問題；很多時，他更像一位老師、一部「活辭典」，隨時隨地都在解答問題，都在傳播知識。
以「頑」問學
因為，在寫作這件事情上，張大春確實很頑。他一直像頑童般創作，更頑固地做學問（如果嚴謹還不足以形容他一個字、一個字地研讀的態度）。他在嶺南大學的公開講座上，就「古典詩如何汲用並匿藏了敘事」發出了長達十六頁的講稿，且不過是他想要探討的其中一小部分。劉紹銘教授說，他彷彿是在做論文，叫在座的無不開了眼界；而張大春在講壇上更坦言，香港的學生重新激起了他的教學熱情。
自九七年以後，張大春已沒有在大學授課。他清楚記得九三到九七年間，就是他在台灣一間大學授課的最後五年，經驗非常痛苦。他發現當時中文系的同學對寫作一點熱情都沒有，雖然學校明確地重視古典教養，只是很多年來，台灣的古典教養一直在往下走，當中包含政治因素，也因學生要學的太多以至不能照顧。面對這樣的事實，他覺得壓力 很大，很辛苦，因為這樣下去難以加強現代創作的領域，於是他就乾脆不教了。
「我覺得教學是很主觀而且具有互動性的，是學生跟老師在課堂上雙方都很主觀地發生一種情感，有點像談戀愛，你就是會跟某些人通電，跟某些人不通電……這一年的秋天，在過去這三個月裏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是很美好的經驗，因為有熱情創作而且具反省力的學生，比例很高，很愉快，可是也許可遇而不可求。」
選王大智作教材
在嶺南大學的授課，張大春特別重視經營小說的過程。他假設同學有寫作的經驗和興趣，先從小說的現代性出發，給學位課程的同學發出四篇寫作作業：童話改編、愛情小說或跟愛情有關的短篇、武俠小說以及推理小說，讓他們熟悉已經讀過或者寫過的這些小說類型的基礎和傳統，然後他根據他們模仿或改寫的練習，逐步介紹中西方小說史上的經典作品跟理論知識。
至於碩士班，他則以小說寫作技術作為主題，內容廣及剪接、結構、佈局、場面調度等，介紹作品的範圍也廣，中國古代筆記及西方經典文學等都包含在內。雖然是在香港授課，張大春沒有特別選香港作家的作品講授，他笑言不想在嶺大的教授面前「班門弄斧」，也沒有用名家的作品。他選了台灣一位年紀跟他差不多、新冒起的作家王大智的兩篇作品，作為兩堂課介紹的內容。他覺得王大智彷彿這群學生的小前輩一樣正在摸索，也寫得比較熟練，文筆乾淨，文字風格突出，情緒強烈，都是很容易被辨認的元素，很適合用來當教材。當然，他也用自己寫的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做教材，例如在《明報》世紀版發表的〈爹爹背〉和〈天葬師〉等，基本上是透過比較多元的方法和材料，以適合這種教學為目的，而不是跟名家的腳步走。
新加坡教育部年前也邀請了張大春，以語文教育為核心，給中學生和中學老師做示範教學，內容也包含散文和小說寫作，一連兩次，每次三至四天，以講座形式進行。其實早於十六年前，張大春已曾應邀到新加坡做過這樣的示範教學；十六年後，教育部再發出邀請，他的側重點也有了差別。這次，第一講的重點是小說的介紹，透過現代小說跟古典小說的接合講解；第二講是把要教授的語文知識，編成故事，分別授予學生跟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可以互相配合。
創作之時念及傳播
除了外邀教學，張大春自己也在進行一個計劃，他稱為「自己的課本」，希望一課一課的把內容寫出來。他強調的原則是：每一課的課文不少於八千字，是長篇散文，在這八千字裏面，必須容納以文史為核心、以科普知識為輔助，旁及各種人文或社會學科的知識，以個別知識作為串連各個學科的教材示範，是一部不同領域知識的故事。張大春明言他的基本理念：「教育就是說故事」。
即使他一直透過不同領域，從事文學創作的推動和教育工作，卻自言絕非文學推手：「我沒有這個地位，也沒有這個意願。我在做這些（教學）工作時，腦子裏面第一個出現的是我的孩子，一個十歲，一個七歲；第二個出現的，是曾經接觸過的一些年輕的、對文學創作有興趣但是很徬惶的人，現在我腦子裏面的這種對象更多，嶺南這兩個班的學生，在我腦子裏有他們的臉，我幾乎都能喊出他們的名字來。」
他深信透過不斷創造、製造出方便大眾閱讀，而且有效讓他們對文學產生興趣的材料，就能發揮作用。這些材料不一定是小說，也包含他的專欄文字、教材、在網上發表的古詩，甚至是部落格裏面嬉笑怒罵的文章，「有人到我部落格來，問一個字，一個詞，我很快就給他答覆，而且還給他超過他預期的答覆，他來說一聲感謝，我都能看出來我做到什麼東西，也許只為他一個人服務。可是我知道每一篇我的回覆或文章，點擊率都在一千到兩千，於是這篇以三百至五百字，討論一、兩個字的文章，就可能會發揮效果，這樣就夠了」。
張大春指，文學及語文教養，將會是他未來長時間重點努力做的一件事。「小說創作也不得不在這個戰略目標之下繼續維持，小說不是獨立的，而是我關注文學教養不得不採取的戰術。如果我不關心或照顧可能成為我讀者的人，我就永遠失去他們。」
他以自身的創作，傳遞他對文學及語文的關注；於是，讀者也得以繼續聽張大春說故事。
[文．潘詩韻]

有個人叫吳君亮

查看預算案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從上海出發來回成都一趟，匆匆行，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近距離欣賞了金面具固然好，但若說「精神收穫」，其實還遠不如遇見了一些從四方八面而來的中國人，他們各有專業各有崗位，也都不約而同地憑蠻勁做實事，這些事，都是在試探中國社會的進步速度，亦都是在測量中國政府的改革水溫。
譬如說，來自深圳的吳君亮吧。
此公長得圓頭大耳，一看即知是CEO之類的成功企業家，他經營資產管理公司，生意上了軌道，分出精神來實踐理想，他找來手下兩位財務分析師，組成團隊，向十幾個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單位提出申請，要求查看預算案。
公開預算案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公共行政規範，但在中國，史無前例，初時，沒人理睬吳君亮，但此公用一股牛脾氣屢敗屢試，用盡方法，花了兩年時間，終於敲開了預算大門。去年五月，深圳市財政局打電話給他，同意他來查看並拍攝市政府的部門預算；六月，民政部、環境保護部、科技部相繼跟進；十月，衛生部照辦煮碗，而且所公開的預算案比其他部門完備得多。吳君亮高興了，為此建立了「中國預算網」，讓資料公開，期望這場「公開預算案運動」能被推動下去，到了某年某月某日，一切透明，中國人民不必再生活在資訊黑暗之中。
除了吳君亮，在成都，還見了每天在政論節目追擊陳水扁的張友驊、揭露山西煤礦黑暗的攝影記者戴驍軍、報道三鹿毒奶粉案的簡光洲、在汶川震災裏冒險救人的兩位四川警察、極低調的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首位取得BBC音樂大獎的華人歌手薩頂頂……各人頭上一片天，都是把日子過得生龍活虎的好人物。
當然也在當地傳媒的安排下驅車到地震災場看了幾眼。本來會看一整天，但見到一幢倒塌的學校，據說活埋了幾百位師生，心底湧起一陣濃厚的血腥恐怖，不想看了，也不忍看了，快走快走，如今應做的事情不是「考察」災場而是反省豆腐渣工程背後的人禍墮落。
中國，永遠在前進中退步。
（行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由中國出發：亞丁地緣政治

Dresch, Paul.（2000）.A History of Modern Ye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an. (2006). The State of The Middle East: An Atlas of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由中國出發：亞丁地緣政治
文章日期：2009年1月7日
【明報專訊】中國決定派遣三艘軍艦前往亞丁灣（Gulf of Aden）的索馬里海域進行打擊海盜的軍事行動、參與保護糧食和貨物運送的人道救援工作，這是否標誌鄭和時代的回歸、展示對國際事務負責任的大國風範？還是趁美國面對金融危機而填補此區域權力真空的最佳時機？抑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思想正式宣佈告一段落？
除了從中國和平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外，我們不妨對照英國的環球殖民史中亞丁（Aden）的地緣政治和歷史，思考當前局勢和嘗試想像這遙遠城市與香港的關係。
帝國港口據點的戰略性
在昔日歐洲的殖民擴張，佔領各國港口是關鍵的軍事策略。歷史上，香港、新加坡和亞丁分別就是大英帝國在19世紀進駐遠東、東南亞和中東海灣地區的重要據點。1841年英國在香港的首個佔領角（Possession Point）——現今上環的「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就見證大英帝國對港口據點的重視。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路線，亞丁的戰略性位置已隱隱浮現。亞丁位於現今中東也門共和國（Republic of Yemen）的南部海港城市、並於有「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之稱的非洲東部：包括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Eritrea）、吉布提（Dijbouti）的重要樞紐地帶。就在大英帝國英國佔領香港的同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孟買管轄區（East India Company, Bombay Presidency）在1839年佔領亞丁為英國的保護領地（Protectorate），其戰略性是抗衡以北面薩那（Sana'a）的鄂圖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突厥人勢力，及至一次大戰結束鄂圖曼勢力衰微，亞丁旋即成為英國從蘇彝士運河、紅海至印度洋的遠東航道中途站。

也門雙城記：薩那與亞丁

根據筆者在本年8月在也門進行的初步研究和訪談記錄，對比現今也門北部首都薩那，亞丁的政經位置在經歷也門1962年9月26日的共和革命、英國人在1967年撤出與1990年南北也門統一後有逐漸失去昔日繁華的趨勢。在北也門薩那強大的影響下，在亞丁的受訪者指出英治傳統逐漸腐蝕失落，例如殖民時期嚴禁咀嚼加特（Chewing Qat）的習慣一一回歸亞丁，經濟亦因亞丁港口未被也門政府善用而大不如前。薩那在反恐戰線上也成了也門近年的政治熱點。在也門田野考察其間，筆者一直有所聽聞在也門北部薩達省（Sa'ad）與阿蓋達有聯繫的政府叛軍一直與政府軍隊交戰，並誓言為其領袖的犧牲向政府在薩那市報復，而薩那市的外國人聚集地方是襲擊目標的新聞亦在也門廣泛報道，想不到在筆者今年離開也門後的9月初，薩那美國大使館就發生恐怖襲擊並釀成18人死亡。雖然如此，從2000年美國驅逐艦在亞丁港遇襲和近日的海盜事件，整個亞丁灣地區的戰略性和穩定性再次備受注視。其實，近年大批索馬里難民湧進也門和在海途中罹難，其中也有在香港等待聯合國 難民公處等待確認難民身分，索馬里社會內部管治問題和人道危機是非洲之角出現海盜的深層因素，也值得港人關注。
他山之石：後殖民歷史想像
從英國撤出後，香港、新加坡和亞丁已有各自發展的方向和模式。獨立後星加坡的長足進步有目共睹，統一後亞丁的停滯和中國在這地區介入後的發展仍待觀察。香港往後的方向會是怎樣？借用著名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倡議的社會學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香港能否從較廣闊的國際空間和比較歷史的角度（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借鑒其他前英殖民港口的不同歷史走向，從而審視自身的發展軌和映照自我的身分認同？
作者為也門中東研究學院訪問研究員、香港教育學院數社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文．何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