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爱你的

我是来爱你的
稂晓燕
　　杨宪益这样评价他的夫人：“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我不怕磨难多，那是上苍在嫉妒我们的爱情太美。

岁月是一部多么玄妙的大书！1919年，她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1989年，她得了老年痴呆症；1999年，她去世：2009年，他去世。时间的暗语，收藏的是两个人感天动地的久远。
她叫戴乃迭，和英国皇室贵族子弟同窗共读，却偏偏因为童年时的中国缘而爱上了他。他叫杨宪益，是一名牛津大学的自费留学生。她发现他非常有趣，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便爱上了他。因为爱他，她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
“将《离骚》译成英文”是他们的痴情恋语。深奥的是古诗词，水样清明的是两颗相爱的心。她将怀春的心思告诉了母亲，母亲先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母亲在中国生活过十多年，她对女儿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这一辈子一定没有好下场。”他也对她说：“我的祖国正在经受战乱，情况不太好，你跟着我会受苦的。”但她毫不理会，坚定地说：“无论有多么难，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940年，他毕业了。那一年，这对恋人身上只揣了五十英镑，就从南安普敦出发开始了一生的双人旅程。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重庆。他做梦也想不到，家里会因为他身边的漂亮女孩乱成—锅粥。他的母亲因为儿子带回来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大病了一场，他的姑妈—听说他要娶洋，媳妇就大哭起来。她们都认为洋女人生出的孩子好吓人，没有人敢要。婆家如此荒唐，身为英国传教士人家的千金，她的委屈可想而知。但热恋已成痴，她依旧不悔不改，终于，她成了他的新娘。
从此，她的命运转了个弯。她先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北碚分校、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等高校任教，1943年又和他一起来到重庆国立编译馆。为了生计，夫妇俩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极其辛苦。历尽了千辛万苦，两人的感情却愈加深厚。她为他，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用文言文写小故事；他为她，保留着早年在英伦的生活习惯，只讲英语，害得她中文总是讲不好。他爱她，想起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艰辛，他用纯熟的英文说：“亲爱的，我让你遭罪了。”她金发一甩，碧眼一挑，答：“我愿意啊，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
岁月绵长，但生活的苦水没有被她热烈的爱情蒸发掉，反而越来越汹涌，要把她和他淹没。从战乱时开始，“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其貌不扬的他来到中国”的追问就为她换来了一顶“特务”的帽子。因为这顶帽子，她和他吃尽了苦头；“文革”时甚至没有一个同事敢与金发碧眼的她说话，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一些激进的学生还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英帝国主义”。1968年4月，他被捕，半小时后，她也被带到监狱。狱中，她依旧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十恶干干净净；她依旧讲礼貌，每天对送牢饭的人说谢谢。冤屈中，她的一举一动仍透着平静和优雅，连他都感到讶异：“命运对你我太不公平，你怎么……”她深情一笑，像是在安慰他：“我不怕磨难多，那是上苍在嫉妒我们的爱情太美。”
爱，的确很美。在翻译界，像他们那样的夫妻合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用爱情做墨，吟诵《离骚》，研究《资治通鉴》，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每一部译著上，在他的名字后面，——定跟着她的名字——戴乃迭!
那是多么实在、多么恒久的相伴相随啊!
她本是一个柔弱女子，终有不堪重负的时候。那一年，大儿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而精神分裂；医治多年都没有好转，最后竟在发病时浇汽油自焚而亡。她积郁成疾，最后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许只是因为他在跟前，她才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垂至泛红的脸颊旁，目光纯净犹如婴孩。八十多岁的他细心地照顾她，给她围上餐巾，一边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一边和她说话：“鲜花搬进屋子里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如此的甜言蜜语，他不厌其烦地说着，直到1999年11月，她离开人世。
她去世之后，他便停止了所有的翻译工作，他的生命仿佛已和她一起离去。十年里，人们见不到杨宪益、戴乃迭这两个名字在新作品中出现，也绝不可能仅有“杨宪益”这三个字入眼。面对所有的邀约，他说：“她不在，我不出现。”直到2009年11月，他离开人世。
一段旷世爱情去了天堂，杨宪益、戴乃迭这两个名字从此在天堂出现。这次，或许轮到他对她说：“我是来爱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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