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伊敏：賈樟柯：暫不再拍當下

賈樟柯：暫不再拍當下
文章日期：2010年12月3日

【明報專訊】「當我面對我的人物，聽他們不岏n色地講述驚心動魄的往事時，我突然發現我的攝影機捕捉到了，始終閃爍在這些講述者目光中的自由夢。」——賈樟柯
在油麻地的老街上，面對鏡頭的中國導演賈樟柯邊摘下墨鏡邊說，因《海上傳奇》剪輯片子用眼過多導致發炎，見了陽光太刺眼。怪不得，向來溫和的他一反常態以墨鏡示人。
自稱過去曾放浪形骸，他目前的生活極其規律，九點上班開始處理商業事務，此時他是公司管理者；兩點後寫劇本和創作，此時他是導演。「既不享受，也不排斥。商業有其嚴肅性，必須嚴肅對待。」
自由的意義：追溯歷史
「電影是我尋求自由的一扇門，每拍一部電影，是擴展內心的自由和空間。」年輕時曾經嘗試畫畫、寫小說，但他最終選擇拍電影完成自我 表達，找到精神的出路。現在他希望以電影的文化角色來參與社會的改變。
1999年，他被禁止拍電影，但還是拍了《站台》、《任逍遙》，與《小武》構成故鄉三部曲，關注被時代變革一筆勾銷的小人物。「每個時代都要有叛逆者，只有將禁忌打開才能獲得愈來愈多自由。」
最近，紀錄片《海上傳奇》奪得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金蘭花獎」。他笑言：「現在比那個時代有更多勇氣，但仍跳不出去。都說『六四』不能拍，婁燁拍了；都說三峽遺民、國家工廠破產不能拍，我都拍了。有人害怕追求自由要付出代價，所以就不自由。我的底線是，大不了就不拍了，隨時準備離開電影行業。」
「沒有人拒絕獎項，但獎項不是本質。」40歲的他獲瑞士盧卡諾影展頒發終身成就獎，成為最年輕的得獎者。人到不惑，現在的賈樟柯十分放鬆。他說，不會為任何人拍電影，樂趣仍是拍電影的動力。
正在港公映的《海上傳奇》是講述上海的離散記憶，他關心「那些被政治打擾的個人和被時光遺忘的生命細節」。由陳丹青、韓寒 、杜月笙之女、曾國藩外孫女、上官雲珠之子等18位人物講述上海風雲際會中的革命、戰爭、暗殺和愛情。
紀錄片《二十四城記》之前，賈樟柯電影中都是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與個人的生命感受有關。而《海上傳奇》盡是精英及名人之後。「雖然都是精英，但精英也是普通人的一部分，都是被歷史傷害過、打擾過的人，在歷史洪流裏非常被動，別無選擇。」他這樣解釋。
在香港的上海人，他選擇韋偉、費明儀和潘迪華。因為「她們的命運都和1949有密切關聯，且都是電影圈的女性。」韋偉為了躲情，費明儀逃戰亂，潘迪華因政變遭受家變。此外，他還採訪了上海「三把刀」——裁縫、理髮師、廚師，以及工商界人士。他預告說，未曾在片中露面的人物都將出現在電視版，一個人物兩集，十二月開始剪輯，由電視導演處理素材，但暫時未有日程表。
這些年，他與官方和商界資本的互動比電影本身更容易引起爭論。他說《海上傳奇》在上海世博園內播放，完全沒有妨礙創作的自由，自己亦從未避開雷區。「拍國共題材、國營工廠倒閉等都是雷區，視角扔非官方所喜歡的。能夠放映，這與國內自由度在擴展有關，也跟每個人的勇氣有關。」
「沒有人可以讓我妥協。投資方在競爭，我也不是很迫切需要每個人的投資，如果有附加要求，可以不要他的錢。我要拍電影，資金從來都是充裕的。」賈樟柯的電影在內地沒有大賣過，且都被安排到尷尬的時段放映。談到錢，他的表情總是很輕鬆。他說，過億票房也許是虧錢的。而他有穩定的投資人和銷售渠道。近年錢用不完，更動了億元電影投資計劃培養青年導演。
從《小武》到《二十四城記》，他一直在拍當代中國現實和時代的變革。目前他籌備開拍電影生涯的第一部武俠片《在清朝》，劇本已完成。
「實際上現代化的變革是上溯到晚清的。我的老家山西有很多清朝建築，翻看《晚清縣志》，1905年前後有書生發動秀才造反，推動廢科舉 。從現代角度來看是對的，但廢科舉之後很多人沒法適應，這也是變革中人的困惑。」他喝了口茶。
既然關注社會變革，為何紀錄片大多是訪談形式，並未直逼真實社會的尖銳？他說：「我特別依賴以虛構來面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劇情片更能深刻地反映社會真實現狀。紀錄片主要是關注歷史與記憶，因為歷史與記憶是需要講述的。當然，沒法找到清代的人做口述歷史了。」他笑起來。
武俠片離不開快意恩仇的「江湖」。賈樟柯看重古代「江湖」有距離、有空間、以馬和雙足為交通工具。「無飛機和汽車，也無網路，我很想感受古代人怎樣生活，感受一百公里的千山萬水。當代人已經忘記了人類曾經怎麼生活。」
賈杜「合拍」：本土性乘法
在賈樟柯眼中，合拍片給兩地電影帶來傷害，「看起來很繁榮，其實很差。」內地市場削弱港產電影的本土性，而香港又帶七八十年代香港的電影模式到內地再賣一次，不斷複製《葉問》、《黃飛鴻》、《霍元甲》、《畫皮》……「兩地的電影工業水平都下降得很厲害。」
《在清朝》將由杜琪峰擔任監製，如此一來，賈杜「合拍」將有何不一樣？「我不會去考究如何跟別人不一樣，這是一個很笨的方法，做好自己就已經跟別人不一樣了。」他緩緩地說，一直欽佩杜琪峰，兩人來往甚密，三年多來，每兩個月開一次會。
「從《槍火》到《黑社會》，杜導的類型電影非常有創造性，是為數不多不為內地市場改變自己的導演。堅持本土性是這我們合作的基礎，我們對電影工業有一致的看法，堅持本土色彩，追求題材和手法的創新，不會總是重複。」他說，賈樟柯不會拍成一部杜琪峰的電影，彼此會堅守各自的本土性。
《在清朝》簽約三年多一直未開拍。只因中國社會現實變化之快讓他無法停止追蹤的腳步，他大多數「當下」題材都是即興拍的，歷史題材總是在現實面前被排到後面。談到這次《在清朝》的商業「轉身」，他強調「不是因為缺錢」，而是拍古裝片需要大量資金，必須按照商業片的模式來融資，唯一的訴求就是把這個類型拍出來。
「我有點累了，暫時不會再拍當下了。十二年密集的單一主題呈現，美學上有點疲倦。過去的九部影片對社會的認知已經超前地涵蓋了未來十年，已經夠豐富。」賈樟柯說，「現實和歷史都是講不完的」，並非對現實沒興趣，只是導演面臨創作疲倦期亦是人之常情。
不執教鞭：「糟糕的愛國主義」
賈樟柯的言談總是安穩如平靜的湖面。但談及中國新一代，他卻說了幾句氣話：「大部分年輕人都是庸才，比我們還要保守。教育需要付出，包括每天生氣，我沒這種精神。」他不太喜歡與年輕人來往，甚至打消曾想執教鞭的念頭。
他最近很關注「糟糕的愛國主義」。「愛國沒問題，但要建立在人身上。現在的小孩認為人是可以被犧牲的，還有一種虛無的國家面子觀念。」他說，在溫哥華放映影片時，有年輕人問他：你們為何總是拍中國人不高興的一面，國家面子往哪裏放？他質疑「這是什麼邏輯？國是很虛的概念，首先要愛每一個普通人，才有實際的東西。」[文 陳伊敏 圖 陳淑安、受訪者提供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