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學派的多元与市井

伯明翰學派再臨殺源危機？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多謝周秀娜，令港聞娛樂版也要講文化研究；感激楊家誠，讓香港人記得英超有隊升班馬叫伯明翰。將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寫在一起，因為伯明翰是一手豎立文化研究這門新學科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的根據地，也因為CCCS在改組、關閉和重開過後，今秋再臨殺系危機。

奠定「文化研究」新學科

稍有涉獵文化研究的，大概都曾聽過「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前者因二戰流亡美國，對商業化的美式普及文化看不過眼，後者則認同普羅生活，積極打破「高雅」和「低俗」的對立。雖然觀點不同，但兩者同樣積極改良馬克思理論，將研究貼近生活，例如把電影、電視、城市生活和傳媒拿來研究，開創了文化研究這門新學科。

伯明翰學派比法蘭克福學派遲起步。1964年，已在英國文學評論界嶄露頭角的理查得．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從企鵝出版社（Penguin）的創辦人Sir Allen Lane手上拿過捐助，在伯明翰大學創辦CCCS。他從一開始便立下戰書，批評當時的英國文學評論範圍狹窄，希望以文本分析為理論基礎就普羅大眾的生活進行研究。

霍加特百足多爪，逗留在CCCS的時間不足兩年，真正將「伯明翰學派」發揚光大的是Stuart Hall，例如他的理論改變了傳媒和普及文化研究的方向、提出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亦領先相關的討論。在他的主持下，CCCS可謂人才輩出，John Rex和Paul Gilroy提出新的種族關係理論、Stanley Cohen證明傳媒製造的道德危機、Tony Jefferson分析次文化，創新理論和研究方法，更不用說Paul Willis的那本Learning to Labour仍是民族誌（ethnographic study）的最佳示範。據說，當年中心內的研究生都不太關心畢業時間，更不緊張日後如何找工作還貸款，而是專心鑽研理論、琢磨研究方法，因為他們的論文都可能是傑作，像高錕研究光纖時一樣，心知這將會是厲害的東西。

邊緣城市中的邊緣學科

來到伯明翰，就明白為何這裏能孕育出英式文化研究。

伯明翰附近的黑鄉（Black Country）是產煤重地，加上鄰近倫敦，在工業革命後成為工業、交通和貿易重鎮。因此，不難想像工業沒落帶來的衝擊：工人文化衰落，同時見證青年次文化和普及文化的影響力，令英國這階級社會產生重大變化，傳統的階級理論不再有力，都為CCCS的成員提供豐富題目。另一邊廂，二戰後英國從殖民地大量輸入人口重建國家（當中不少落戶伯明翰），可惜失敗的種族政策令衝突頻生。在這種地方出產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推崇高雅文化，工人階級往往是分析的眼點；同時，伯明翰學派並不滿足於理論空談，而是貼近市井生活、講求多元尊重，以研究結果推翻偏見。

然而，強於工科的伯明翰大學卻似乎稍欠人文精神，行政部門始終對CCCS甚有意見。一直以來，伯明翰學派堅守左派立場（例如Stuart Hall便是《新左評論》的重要寫手），推崇馬克思主義、反建制、為工人階級發聲、提供抗爭的理論基礎，據說在戴卓爾年代令大學受到點壓力。霍加特志在打破學科隔閡，但學系山頭林立，每次架構重組都是政治鬥爭，跨學科、跨領域的文化研究又怎不會是攻擊對象？現已享負盛名的霍加特在2000年被提名榮譽博士遭否決，就是校方從不欣賞CCCS的最佳證明——縱使不少人記得伯明翰大學只因Birmingham School！

CCCS幾經人事變遷，在1991年變為文化研究及社會學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雖已人面全非，但仍奮力保持多元，例如不少教員來自非英語國家，並進行跨國研究，以擴闊討論的可能性。可是，在2002年6月，校方未經公開諮詢便突然關閉學系，當大家還來不及憤怒，便在暑假將教員遣散或調職、將學生安置到其他學系。

當時的系主任Frank Webster認為，學系在高等教育研究評鑑（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得分「過低」是殺系主因。RAE是英國國內所有學系的研究質素的評分，每五年進行一次，當年學系的得分是「3a」（最高為5分），並不比其他院校的差，但校方不滿成績低於校內平均數，遂關閉學系，並未考慮文化研究的性質可能令評審有所偏差。事件引起國內外校友和學者的反響，強烈批評校方的做法。學系在壓力下於2004年重組，但名稱是Department of Sociology，伯明翰的「文化研究」被抹掉了。

這，就是我今天就讀的社會學系。今天的教育是一門賺錢的產業、海外留學生是龐大收入，政府資助的英國就業與技能委員會（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最近就發表報告，建議所有高等院校課程都必須被排名，而評核準則主要以退學率、畢業後的工資和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等而定，可以想像「職業先修」和「顧客服務」主導的「教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看到不少年輕講師為教學、行政工作和撰寫期刊論文生死疲勞，似乎一輩子也不可能專心教學和進行研究，哪有讀書的動力？我有位剛遞交論文的博士同學已訣別學術，另一位常質疑自己的研究有何價值，而我，也開始告誡朋友入行前請三思。CCCS那質素先行的研究風氣？俱往矣。

社會學系「不夠社會學」

苟延殘喘的社會學系現時尚算保留了一點Birmingham School的血脈，文化研究和傳媒研究仍是主打課程，不少教員亦進行普及文化、殖民主義、性別和傳媒研究。但今年3月，突然傳出學系將進行全面檢討的消息，最壞——我們預計是最可能發生——的情是關閉學系。剛好新上場的系主任突然離任（原因至今眾說紛紜），大家都大為緊張，沒有人希望「CCCS」再被宰割。在研究生的壓力下，院長和代系主任終首肯與我們見面。他們宣讀官方口徑：學系成立5年，因此要成主委員會進行檢討，暫無預設結果，但不排除殺系的可能性——理據竟然是要以此令各人認真對待之。

席間，兩人從沒否認RAE表現和入不敷支才是誘因，院長更說漏了嘴，批評本系「不夠社會學」（not sociology enough），「理據」是以數字為主的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study）比例過少，足以反映這位出身政治學系的行政人員對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無知與輕視。委任學生代表加入檢討委員會的要求被拒絕，會議不歡而散、所謂的諮詢亦不了了之。更甚的是，校方一直將檢討保密，阻撓我們公開消息。新學年開始後，副校長終於用電郵通知系內所有學生檢討事宜，有位被蒙在鼓裏的本科生得知檢討報告將在今年秋季完成、而諮詢竟在9月才開始後，忍不住回應了句「what the hell is it going on？」，副校長唯有沉默。

坦白說，我對這個學系感情不深，但極為不滿校方的處理手法。至於文化研究，我其實只接觸過皮毛，討厭胡亂推砌的理論和術語，有時跟周秀娜一樣覺得evasive pleasure和intensive moments很深奧。然而，我始終認同文化研究的理念，要以活生生的普羅大眾生活為本，毋須拘泥於學科分類，只要善用理論和創新的研究方法，就能見微知著。可惜在教育變為純粹的產業的時代，本應用以研究的心神都浪費在這種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鬥爭中。

[文 黃培烽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