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辛亥百年﹕街邊報檔 曲線救國

在辛亥革命的下游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