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想像魯迅

Intellectual﹕想像魯迅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