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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馬先生今日在明報筆陣中的文字﹐繼續關于所謂“慰安婦”的話題。
讀報吧。
30萬與300人
——安倍晉三的道歉,當然不夠!
文﹕馬家輝
2007年3月27日
【明報專訊】昨天,星期一,終於,安倍晉三在日本國會親口表示,「我現在以首相身分作出道歉」;他的道歉對象,當然是在二次大戰時被強徵為性奴隸的數十萬亞洲婦女,亦即日本鬼子軍口中的所謂「慰安婦」,這些不幸的女子,大部分早已身故,唯剩寥寥可數的一群能夠親耳聽到安倍首相的致歉。
有了安倍晉三的道歉,身故的女子即可瞑目、健在的女子亦應滿足?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安倍晉三絕非首個就所謂「慰安婦」問題作出道歉的日本首相,12年前的炎夏7月,當時的首相村山富市亦曾正式向性奴隸公開表達「深深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日本領導人之所以一而再地被迫道歉,只因他們一而再地反口抵賴和改變立場,是故,安倍晉三若真有誠意,此番應該至少一口氣道兩個歉,一個是為了日本於戰時犯下的的性奴隸滔天罪行,一個是為了自己早前的失言和失態,缺了任何一個,皆屬敷衍。
可是,即使安倍晉三真的道了兩個歉,仍不足夠。因為日本首相經常換人,軍國主義幽靈又經常在日本人的頭上作祟,安倍晉三昨天道了歉,誰能保證下一屆不會出現另一個首相安倍晉四或晉五或晉六之類,而他又突然神經失常,悍然否認日本軍隊曾經強徵性奴隸?如此這般道完歉又否認、否認完再道歉,豈不傷透了亞洲人民的心、浪費了亞洲人民的時間?
因此,對亞洲各國而言,日本最理想的道歉方式並非由首相道歉,而是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在3月7日的社論中所指,由天皇出面代表國家承擔責任,由這位真真正正的日本領袖講幾句公道話以息眾憤。首相輪流當,首相府的住客定期換,唯獨日本皇城內的主人是萬世一系的所謂九五之尊,唯有由他摃起這個道義責任,日本人的歉意才算是真實的、持續的。強徵性奴隸是大罪,正如侵略別國是大罪,在有君主制度的國家裏,首相其實並不夠班為這種罪出頭道歉,安倍晉三別太抬舉了自己。
道歉以外,日本政府還需要賠償;這就有必要從第一個道歉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細說從頭。
現年83歲的村山富市日前接受路透社訪問,正氣然地批評安倍晉三,他說﹕「日本官方在這件事上爭論是毫無意義的。軍方當年建立並營運妓院,是事實,從這點上講,政府應該負責任。這是政府道歉的原因,由於覺得僅從道義上表示歉意還不夠,又開始提供賠償,並建立了亞洲婦女基金會。」
村山富市之言說得動聽,但跟事實大有距離。
「亞洲婦女基金會」成立於1995年,背後推動者正是時為首相的村山富市,根據官方文件顯示,這個民間組織的首要宗旨是「從私人部門籌資,做為一種手段,對戰爭時期性奴隸遭受的痛苦表示日本人民的贖罪」,聽來非常正氣;然而換個角度看,那其實是說,日本政府蓄意逃避正正式式的「國家責任」,只願以「民間身分」來聊補由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犯下的性虐罪行。
沒錯,日本政府一直對基金會提供注資,但規定這筆錢只能用在行政支援、醫療補貼、宣傳推廣等事務之上,絕非直接賠給受害女性。基金會所發出的賠償金,全部從民間募捐而得,而募款成效既不彰顯、亦多爭議,從一開始即未獲日本社會普遍支持。
真正混帳的倒是基金會所做出的劣行﹕亞洲各國皆有婦運團體協助「慰安婦」向日本政府索賠,「亞洲婦女基金會」卻對她們展開游說,作出不實引導,讓她們誤認該基金會所付出的區區兩三百萬日圓賠償來自官方,代表「國家責任」,從而息事寧人,放棄對日本政府的追訴行動。1997年5月,台、日、韓的婦運團體曾經發起聯署,向國際社會撕破基金會的偽善假面,聯署書內有這樣的指控﹕
「基金會的設立,是為了避免政府直接賠償受害者。基金會沒有與被害人約好即前去被害人家中,並且在幕後透過代理人與被害人接觸。這些接觸的目的無非是要計誘被害人接受『補償金』。他們希望能造成被害人與支持團體間的隔閡,威脅到被害人維持團結的重要權利。
「基金會又以國籍來限定被害人的合格性,可接受『補償金』者包括韓國、台灣及菲律賓,而中國大陸、荷蘭、印尼則被排除,這筆金額還因不同國籍而有所差距,這無非是製造歧視以破壞團結。
(關關﹕海南島的所謂‘慰安婦’始終不愿披露身分﹐直到近年才有寥寥數人浮出水面。要知道﹐對于男子﹐“性”只是一時之事﹔對于女子﹐無論被愛﹐抑或被侵犯﹐身心的記憶將持續一生。且﹐愈久﹐感受﹐愈深﹐揮之不去。所以﹐無論日本怎樣的形式道歉﹐都是難以贖罪的。道歉﹐最重要的意義是-─不讓歷史重演﹗﹗更是通過‘道歉運動’﹐給整個人類上一堂文明之課﹐其中包括最根本的﹐男子如何尊重女子﹐生而弱勢的女子。)
「日本政府應該認知其應盡之法律責任,提出正式道歉,並直接給付國家賠償予個別受害人。」
成立12年來,「亞洲婦女基金會」臭名遠播,台、韓、菲等地的許多受害人在婦運團體的支持和資助下,早已拒絕接受該會的「補償金」,繼續對日本政府索討國家賠償。其中一個動人的例子是,作家李敖捐出了100件珍藏文物義賣,4000萬台幣收入全部分給台灣的受害老婦,希望她們別收日本民間的錢、別跟日本人「私了」。海峽兩岸許多躲在學院裏的所謂知識分子經常口口聲聲批評李敖「嘩眾取寵」,真不知道他們自己又捐出了什麼?做過些什麼?至於李敖膽敢站在北京大學講台上、在北大黨委書記面前對中國共產黨冷嘲熱諷,更非那些只懂對北京權貴哈腰鞠躬、滿嘴「是、是、是」的所謂讀書人所能想像。
還有5天,「亞洲婦女基金會」將被解散,這是村山富市在安倍晉三公開道歉前兩星期所正式宣布;村山富市用的理由是「完成使命」,基金會已經對大約300位「慰安婦」提供賠償,而曾在戰時被迫做性奴隸的女子大多病故,所以,基金會沒必要繼續存在。
300位。就300位。根據內地學者蘇智良的研究,二次大戰時的「慰安婦」約有30萬。先不說其他,僅看這兩個數字的落差,已足說明村山富市的虛偽與張狂,又或者,借用李敖的筆墨來說便是更嚴重的這一段話了﹕
「她們一生,青春不堪問,老境卻堪憐,並且在五、六十年的風霜後,所剩無幾,在台灣僅有三、四十人存活。在這時候,在世界公議的壓力下,日本人乃想出躲過國家責任的花樣,由所謂民間團體丟出五十萬,分別與每個『慰安婦』私了,非但二次羞辱『慰安婦』,並且用這一『成交』,來蒙混侵略者『戰爭犯罪』的真相,用心至為卑鄙可惡。日本人既不是『好的勝利者』,也不是『好的失敗者』,日本人失敗了還如此卑鄙可惡,他們絕非高雅的菊花,『終戰』五十年,他們終於還是站在那裏的衣冠禽獸!」
3/28/2007
3/27/2007
龍口粉絲﹕我離世界有多遠
K:
我的綠島﹐盡管地處邊遠﹐但是確是內地思考力量的匯聚地﹐當然是通過網羅天下。
這里﹐是內地最活躍的‘天涯社區’http://www1.tianya.cn/default.asp的落地處; 這里的凱迪網絡http://www.cat898.com/﹐更是全球知名華人網絡互動媒體﹐它的‘貓眼看人’一天貼流不斷﹐常有影響內地知識界的猛貼。來看看吧。
島上的網管﹐多是極其清醒之人﹐誰說內地知識分子是‘軟骨頭’?
反倒是﹐女子欣賞之余﹐覺得硝煙味太濃了。
就想寫點清新的文字﹐直面人性的本真﹐為那些渴望以一己之力﹐為社會擔當的才子們﹐輕松一下。呵呵。
這是今天在凱迪貓眼里﹐讀到的龍文。明兒﹐會傳給我們正在成長之中的新秀們﹐一閱。
是啊﹐‘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龍應台: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 H. G. Wells
如果有機會,七○年代的大學生龍應台想對今天的大學生說些什麼?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龍應台女士在《天下雜誌》的邀請下,在台大校園內,與滿場爆滿的聽眾進行了一場全球化時代裏的關鍵演說:「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大學生的文化『基本配備』」。
當各國政府紛紛投資教育,傾力以教育迎向全球化競爭的時刻。大學生,這群臺灣未來的希望,究竟應該如何準備自己,應該擁有怎樣的國際觀,才能跟上世界的腳步?
「在臺灣的這個關鍵時刻,這篇文章是我必須要說的話。」龍應台女士在撰寫此文時的深深使命感呼應著《天下》在此時獨家刊登全文的期盼,「我離世界有多遠?」龍應台深思的筆,將為今日的臺灣青年寫下思索的道路。
七○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臺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裏拿著書 ─ 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 ─ 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佈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查:你為什麼害怕呢?─ 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愈會深入黑暗的地底 ─ 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霜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33 智者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 ─ 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臺燈。存在主義彷佛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裏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 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煉。
漫天炮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年代的大學生 ─ 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注一)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裏,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樑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 ─ 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裏,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裏,教育的目的 ─ 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西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裏所揭示的:[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淩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裏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Wells在《歷史大綱》(一九二○)裏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注二)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歧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 ─「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年代》裏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于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裏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里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 ─ 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擴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議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裏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裏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饑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臺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彌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裏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 ─ 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 ─ 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里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沉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裏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裏,缺乏宏觀與深沉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裏,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裏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局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兒童權益●國際財政●沙漠化●自然災害●教育●和平促進●環境●脫離貧窮●食物安全●國際難民●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全球健康●志工●愛滋病●水資源●人權●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1.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2.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3.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份是貧窮地區的人民。4.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5.二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6.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位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 ─ 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元,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制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做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沖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饑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饑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位是這樣的: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裏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裏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注三)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 ─ 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于大學而始于小學。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 ─ 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他尊重多元的價值●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念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構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慮。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注四)(關關﹕﹗﹗)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拚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臺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1.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注五)臺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戰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沉淪。
2.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臺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臺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裏,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臺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臺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臺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臺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臺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臺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臺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臺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裏,臺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3.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裏,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臺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臺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局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4.品格的培養。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裏,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善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注六)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臺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裏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蕩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沉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年代的大學生教七○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煉、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經濟翻轉,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 ─ 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天下雜誌
我的綠島﹐盡管地處邊遠﹐但是確是內地思考力量的匯聚地﹐當然是通過網羅天下。
這里﹐是內地最活躍的‘天涯社區’http://www1.tianya.cn/default.asp的落地處; 這里的凱迪網絡http://www.cat898.com/﹐更是全球知名華人網絡互動媒體﹐它的‘貓眼看人’一天貼流不斷﹐常有影響內地知識界的猛貼。來看看吧。
島上的網管﹐多是極其清醒之人﹐誰說內地知識分子是‘軟骨頭’?
反倒是﹐女子欣賞之余﹐覺得硝煙味太濃了。
就想寫點清新的文字﹐直面人性的本真﹐為那些渴望以一己之力﹐為社會擔當的才子們﹐輕松一下。呵呵。
這是今天在凱迪貓眼里﹐讀到的龍文。明兒﹐會傳給我們正在成長之中的新秀們﹐一閱。
是啊﹐‘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龍應台: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 H. G. Wells
如果有機會,七○年代的大學生龍應台想對今天的大學生說些什麼?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龍應台女士在《天下雜誌》的邀請下,在台大校園內,與滿場爆滿的聽眾進行了一場全球化時代裏的關鍵演說:「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大學生的文化『基本配備』」。
當各國政府紛紛投資教育,傾力以教育迎向全球化競爭的時刻。大學生,這群臺灣未來的希望,究竟應該如何準備自己,應該擁有怎樣的國際觀,才能跟上世界的腳步?
「在臺灣的這個關鍵時刻,這篇文章是我必須要說的話。」龍應台女士在撰寫此文時的深深使命感呼應著《天下》在此時獨家刊登全文的期盼,「我離世界有多遠?」龍應台深思的筆,將為今日的臺灣青年寫下思索的道路。
七○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臺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裏拿著書 ─ 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 ─ 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佈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查:你為什麼害怕呢?─ 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愈會深入黑暗的地底 ─ 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霜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33 智者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 ─ 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臺燈。存在主義彷佛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裏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 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煉。
漫天炮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年代的大學生 ─ 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注一)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裏,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樑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 ─ 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裏,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裏,教育的目的 ─ 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西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裏所揭示的:[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淩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裏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Wells在《歷史大綱》(一九二○)裏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注二)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歧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 ─「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年代》裏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于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裏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里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 ─ 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擴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議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裏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裏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饑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臺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彌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裏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 ─ 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 ─ 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里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沉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裏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裏,缺乏宏觀與深沉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裏,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裏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局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兒童權益●國際財政●沙漠化●自然災害●教育●和平促進●環境●脫離貧窮●食物安全●國際難民●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全球健康●志工●愛滋病●水資源●人權●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1.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2.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3.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份是貧窮地區的人民。4.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5.二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6.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位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 ─ 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元,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制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做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沖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饑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饑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位是這樣的: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裏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裏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注三)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 ─ 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于大學而始于小學。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 ─ 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他尊重多元的價值●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念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構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慮。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注四)(關關﹕﹗﹗)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拚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臺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1.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注五)臺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戰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沉淪。
2.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臺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臺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裏,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臺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臺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臺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臺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臺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臺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臺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臺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裏,臺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3.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裏,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臺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臺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局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4.品格的培養。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裏,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善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注六)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臺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裏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蕩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沉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年代的大學生教七○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煉、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經濟翻轉,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 ─ 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天下雜誌
3/26/2007
海南三亞春旱目擊

Dear all:
派往三亞的靚仔記者﹐今天發回了進村探訪旱情的圖文。訪問得很精准﹐對民生很關懷。
小女子在訓練大語景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記者﹐走進真實生活﹐縮小新聞切口﹐培養記者的獨立觀察力﹐與對低層民生的關懷。他們﹐何止是舉一反三﹐棒極了。所以﹐世道盡管艱難﹐但在進步之中。
天涯热风: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旱情目击记
中新海南網三月二十五日三亞电 作者 尹海明
中新海南網三月二十五日三亞电 作者 尹海明
“今年收成不好,天太旱了!” 二十三日下午一时许,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老钟,冒着烈日在田边抽水,浇灌自家一亩地豆角。他无奈地说,“虽然在田间打了水井,但每隔三四天要抽一次水,成本太高!”去冬今春,海南持续干旱,当下全省抗旱忙。
二十三日,记者从三亚出发,沿海南西线高速公路,前往水南村了解旱情。 只见,沿途茅草枯黄,山上灌木旱得掉了叶,胜似北方深秋,不时还会看到防火警示牌。田里光秃秃的,土地干得发白,一群群黄牛,孜孜不倦地在田里啃着干草根……
记者雇一辆“三角猫”,沿一条水泥路,进了水南村。烈日下,发黄的香蕉叶耷拉着。土路上更是积上了厚厚的灰尘,车驶过扬起一阵风尘,行人扭头闭眼,避之不及。司机说,还是年前十一月份下的雨了。
往里走,每隔一段,就有抽水机在路边抽水:有在田头水井里抽的,也有在水渠里抽的。有人在渠边不停拨水草,让好不容易抽起的水,聚起来,不流失。老钟介绍说,村里靠近宁远河,水条件还算好的。但是,记者路过一处秧田,还是见到田里裂开了约一厘米宽的口子,嫩嫩的秧苗无精打采,只有一群红蚂蚁在田里忙碌着。
据三亚市“三防办”官员介绍,山区的育才镇最干旱。目前,三亚全市一万六千多人饮水困难,十万多亩作物受旱。
不仅三亚,海南全省均受到干旱威胁:全省有十九条中小河流断流,十四座大中型水库的水位接近或降到死水位以下,三百二十座水库、山塘干涸,一千七百多眼机电井出水不足;十七万多人饮水困难,一百四十多万亩作物受旱。而且,旱情还有蔓延的迹象。
面对天灾,国家防总已安排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支持海南抗旱。海南全省上下,也使出浑身解数,抗旱!三亚市拨四百八十万元,打深机井四十口(已完成七口),保障人畜饮水问题。昌江黎族自治县,则采取“晚上上游封水,白天下游有水”的方法进行轮灌,使石碌水库的水,能灌溉五十公里外昌化镇的农田。
干旱使大广坝、牛路岭水电厂基本不能发电,全省电力供应紧张。海南省委省政府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办公场所停用空调,节约能源。
不过,也有因祸得福的。乐东县佛罗镇求雨村农民,将水田改种偏偏需要旱地的哈密瓜,一亩地能赚四五千元,而种水稻最好的年头也只能赚五六百元;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村民,将四百多亩水田租给福建老板种旱毛豆,每亩半年有五百元租金。当下,正值毛豆收获季节,村民们替老板收毛豆,每人每天倒有近四十元的收入。(完)
3/25/2007
閱讀時光﹕《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K:
上中國評論社網站轉悠﹐讀到一篇轉載自《環球時報》的文字﹐很有趣。
就是不知道﹐史實是否准確。
因為﹐寫作手法很八卦﹐似有史實﹐又無出處﹐還如親歷﹐極不嚴謹。
不過﹐這就是當下內地新聞人的寫字手法﹐還挺受推崇。
上中國評論社網站轉悠﹐讀到一篇轉載自《環球時報》的文字﹐很有趣。
就是不知道﹐史實是否准確。
因為﹐寫作手法很八卦﹐似有史實﹐又無出處﹐還如親歷﹐極不嚴謹。
不過﹐這就是當下內地新聞人的寫字手法﹐還挺受推崇。
如文道般﹐飽讀詩書﹐再去“銷售”﹐極少極少。
故﹐梁文道﹐是金貴的。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啓發西方哲學家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3-24 12:34:36
作為道家思想的開創者,老子憑藉《道德經》為國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經》中所闡發的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毫不誇張地說,老子所創立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讓人稱奇的是,自16世紀《道德經》傳入西方後,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和認同。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位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讚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得,使康得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得,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關關﹕這樣大的語境可以嚇死人。糟蹋了老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讚,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裏,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瞭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饑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樑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 “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關關﹕行文如演義。好玩。)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啓發西方哲學家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3-24 12:34:36
作為道家思想的開創者,老子憑藉《道德經》為國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經》中所闡發的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毫不誇張地說,老子所創立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讓人稱奇的是,自16世紀《道德經》傳入西方後,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和認同。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位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讚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得,使康得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得,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關關﹕這樣大的語境可以嚇死人。糟蹋了老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讚,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裏,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瞭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饑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樑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 “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關關﹕行文如演義。好玩。)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關關:"他們"是誰?)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慧、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遊鳥” 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柯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關關﹕這段較為嚴謹些。)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裏,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讚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關關﹕“不少"﹐是多少﹖出處為何﹖)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關關﹕既然用了引號。為何不提文字具體出處﹖奇怪的行文手法。是吧。)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關關﹕這樣“光榮”的“調查”結果總該注明出處吧。)(來源:環球時報)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慧、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遊鳥” 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柯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關關﹕這段較為嚴謹些。)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裏,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讚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關關﹕“不少"﹐是多少﹖出處為何﹖)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關關﹕既然用了引號。為何不提文字具體出處﹖奇怪的行文手法。是吧。)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關關﹕這樣“光榮”的“調查”結果總該注明出處吧。)(來源:環球時報)
亂彈幾句﹕其實﹐關關相信作者是作了功課的。是當下大語境的文風﹐催生了這樣的怪胎。
《大國崛起》播出後﹐知識界的思維方式﹐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然落到筆頭﹐依舊唯恐立意不高﹐語景不大。
《大國崛起》播出後﹐知識界的思維方式﹐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然落到筆頭﹐依舊唯恐立意不高﹐語景不大。
小女子憂心﹐這樣大語景熏陶下的崛起之下一代﹐會不會斯文地與世界相處﹐如老子所推崇的。其中﹐有我的肥仔﹐你的仔女啊。
文道介紹《紐約時報》書評
K:
正籌畫在我主持的中新海南網上,開通海南島第一個讀書頻道。已經得到南京方面朋友的友情援助,海南網管以及一些知識界的朋友都表示:關關主持這樣的頻道,極合適,也得體。
這個島,因了八十年代前的被遺忘,九0年代末的被邊緣,經濟發展上,沒有如內地東部區域如狼似虎。反倒,因為滯後,所以美好。
環境,未被經濟之虎完全侵吞,還有大片翠綠與湛藍;人心,還未有大都市的浮躁,有房就有房,有車就有車,沒有也樂呵,還沒有見面就攀比;人們還會為了友的事,兩肋插刀,不計回報。
也就是,仍有些古風。
所以,小女子呆著還舒坦。
唯,這裏的讀書風氣太弱。
其實,並非沒有讀書人。只是,未有形成一個圈子,全都零散在四處寂寞地讀。
小女子,於是想團一個圈,如我們八0年代,在校園的讀書小組,每每為了一篇小說,一部著作,要爭論好幾個星期。阿城,張賢亮、劉索拉、王蒙、舒婷、北島、錢鐘書、沈從文、林語堂、老莊、孔孟、弗洛依德、海德格爾……就是這樣走進了小女子和MAY BOY共同的人生。
記得,去年在牛棚訪問文道,他說起很嚮往有一個“讀書會”。
小女子笑曰:你還是生晚了,而且你生活在臺北和香港,八0年代的中國大學校園,這讀書會比比皆是啊。呵呵。
所以,小女子很欣賞文道的“牛棚所為”。
今兒,與我的島上曾經走過八0年代的友們,談起讀書頻道、讀書版面、讀書時段、讀書會的心願,果然有不少友是有默契的。一性情女子,甚至曰:我可找到組織了。
既然如此,就不負W來信曰:﹐"你對於文化的熱愛與執著,應付艱難世道的衡平心態,還能繼續做事的勇氣和獨立"。
但願,力道夠,能成全,自己的心願,不辜負﹐友人的相助,也為我的島子做點“功德”。
讀到文道一篇介紹兩岸三地、及紐約讀書欄目的文章,就貼上來,一起琢磨。
《紐約時報書評》面向“閱讀大眾”
[ 2007-3-23 20:15:00 By: 文道文集 ]
香港是資訊發達、生活多元,但讀書氣氛不是很濃的地方,所以這裏的報紙的讀書版,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相對都比較低,書評的數量少,文字的量也小。我在香港的一家著名報紙開有專欄,每週刊發一篇書評,但每期僅有1500字,總感到說不深說不透一本書。相比較而言,香港的《明報》和《經濟日報》的讀書版還是比較好的。就臺灣來說,他們的讀書版規模比較大,《中國時報》的“開卷”是很有名的讀書版,其書訊很多,然而書評的量也不夠大、不夠深。但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評選,有完整而公正的薦書方式,影響大,是讀書界的一大盛事。推薦出來的好書在報紙上廣泛報導,而且負責向圖書館和學校推薦,在讀者心中很有公信力,往往成為學校開展閱讀活動的參考依據。
中國的香港、臺灣的報紙讀書版的情況大致如此,而國外一些報紙的讀書版則是相當有特色,規模也十分可觀。比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它的“讀書評論”版每天有大量的書訊、書評,一到每週的週末,還會有多達二三十頁的“書評雜誌”,被稱為讀書界的風向標,可以單買,也可以隨報夾送。“書評雜誌”相對平時的“讀書評論”版內容要高端一些,面向的是“閱讀大眾”,不是普羅大眾。所謂“閱讀大眾”,並不是光指大學教授之類,而是那些關心閱讀文化、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他可能是大學教授,也可能是貨車司機,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醫師。在一百多年前創辦《紐約時報》時,那時的讀書版的處理方式是“報導書的消息”,到20世紀60年代,很多人覺得書評太保守,太大眾化了,於是在每週週末出版“書評雜誌”,以區別于平時的“讀書評論”版。“書評雜誌”上的文章,大都約請專家或者某方面的資深人士來寫,但寫出來之後,決不是只有小圈子裏的人才看得懂,而是很通俗,深入淺出。西方國家許多英文類報紙的讀書版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像剛才說的美國《紐約時報》的“書評雜誌”,像英國《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他們的書評文字有深度要求,面向的是“閱讀大眾”,而平時的讀書版,物件則是所有的普羅大眾,深度要求沒那麼高。
正籌畫在我主持的中新海南網上,開通海南島第一個讀書頻道。已經得到南京方面朋友的友情援助,海南網管以及一些知識界的朋友都表示:關關主持這樣的頻道,極合適,也得體。
這個島,因了八十年代前的被遺忘,九0年代末的被邊緣,經濟發展上,沒有如內地東部區域如狼似虎。反倒,因為滯後,所以美好。
環境,未被經濟之虎完全侵吞,還有大片翠綠與湛藍;人心,還未有大都市的浮躁,有房就有房,有車就有車,沒有也樂呵,還沒有見面就攀比;人們還會為了友的事,兩肋插刀,不計回報。
也就是,仍有些古風。
所以,小女子呆著還舒坦。
唯,這裏的讀書風氣太弱。
其實,並非沒有讀書人。只是,未有形成一個圈子,全都零散在四處寂寞地讀。
小女子,於是想團一個圈,如我們八0年代,在校園的讀書小組,每每為了一篇小說,一部著作,要爭論好幾個星期。阿城,張賢亮、劉索拉、王蒙、舒婷、北島、錢鐘書、沈從文、林語堂、老莊、孔孟、弗洛依德、海德格爾……就是這樣走進了小女子和MAY BOY共同的人生。
記得,去年在牛棚訪問文道,他說起很嚮往有一個“讀書會”。
小女子笑曰:你還是生晚了,而且你生活在臺北和香港,八0年代的中國大學校園,這讀書會比比皆是啊。呵呵。
所以,小女子很欣賞文道的“牛棚所為”。
今兒,與我的島上曾經走過八0年代的友們,談起讀書頻道、讀書版面、讀書時段、讀書會的心願,果然有不少友是有默契的。一性情女子,甚至曰:我可找到組織了。
既然如此,就不負W來信曰:﹐"你對於文化的熱愛與執著,應付艱難世道的衡平心態,還能繼續做事的勇氣和獨立"。
但願,力道夠,能成全,自己的心願,不辜負﹐友人的相助,也為我的島子做點“功德”。
讀到文道一篇介紹兩岸三地、及紐約讀書欄目的文章,就貼上來,一起琢磨。
《紐約時報書評》面向“閱讀大眾”
[ 2007-3-23 20:15:00 By: 文道文集 ]
香港是資訊發達、生活多元,但讀書氣氛不是很濃的地方,所以這裏的報紙的讀書版,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相對都比較低,書評的數量少,文字的量也小。我在香港的一家著名報紙開有專欄,每週刊發一篇書評,但每期僅有1500字,總感到說不深說不透一本書。相比較而言,香港的《明報》和《經濟日報》的讀書版還是比較好的。就臺灣來說,他們的讀書版規模比較大,《中國時報》的“開卷”是很有名的讀書版,其書訊很多,然而書評的量也不夠大、不夠深。但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評選,有完整而公正的薦書方式,影響大,是讀書界的一大盛事。推薦出來的好書在報紙上廣泛報導,而且負責向圖書館和學校推薦,在讀者心中很有公信力,往往成為學校開展閱讀活動的參考依據。
中國的香港、臺灣的報紙讀書版的情況大致如此,而國外一些報紙的讀書版則是相當有特色,規模也十分可觀。比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它的“讀書評論”版每天有大量的書訊、書評,一到每週的週末,還會有多達二三十頁的“書評雜誌”,被稱為讀書界的風向標,可以單買,也可以隨報夾送。“書評雜誌”相對平時的“讀書評論”版內容要高端一些,面向的是“閱讀大眾”,不是普羅大眾。所謂“閱讀大眾”,並不是光指大學教授之類,而是那些關心閱讀文化、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他可能是大學教授,也可能是貨車司機,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醫師。在一百多年前創辦《紐約時報》時,那時的讀書版的處理方式是“報導書的消息”,到20世紀60年代,很多人覺得書評太保守,太大眾化了,於是在每週週末出版“書評雜誌”,以區別于平時的“讀書評論”版。“書評雜誌”上的文章,大都約請專家或者某方面的資深人士來寫,但寫出來之後,決不是只有小圈子裏的人才看得懂,而是很通俗,深入淺出。西方國家許多英文類報紙的讀書版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像剛才說的美國《紐約時報》的“書評雜誌”,像英國《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他們的書評文字有深度要求,面向的是“閱讀大眾”,而平時的讀書版,物件則是所有的普羅大眾,深度要求沒那麼高。
3/24/2007
"病的宴"

小醫院就在村對街﹐叫作海口市人民醫院婦幼保健院。因為﹐這里的醫護每日面對的病患﹐多為女子及幼童﹐故而較大醫院的溫和。
為小女子注射的﹐是一位懷孕的護士。聊起來﹐她非常同情一些年輕少女﹐小小年紀嘗了禁果﹐因為不懂得自我保護﹐少時懷孕墮胎﹐成人後又治不孕﹐很可憐。最慘是宮外孕﹐弄不好就要丟了一側輸卵管﹐未來難為人母﹐苦不堪言。
小女子問﹐世道已然如此﹐回避不是法子﹐整個社會是不是應如推廣艾滋知識一樣﹐在少女間堂堂正正推廣自我保護常識?
每日直面慘淡人生的護士曰﹕絕對應該﹐那是做功德。
K:
這個周﹐我病了。大約是病毒感冒﹐頭﹑喉﹑胸﹑心﹑肺﹑胃﹑腸﹐直到每一根指頭﹐每一根頭發都痛﹐一直發著低燒。
今兒﹐Mayboy陪﹐去打針﹐摸摸頭﹐拉著手﹐等護士﹐拍拍臉﹐表安慰。
一瞬間﹐小女子竟想將這場病﹐稱為'病的宴'了。
是啊﹐在港兩年三個月﹐只是在05年1月1日﹐膽敢病了一天﹐全因沒有至親常年陪伴身旁。
新年﹐在山頂看維多利亞港的燈火﹐然後行山。風過﹐一哆嗦﹐寒氣進了胃。次日Mayboy正要帶了肥仔回島﹐哪知小女子就不管不顧﹐犯起恐怖的胃腸痙攣﹐無法控制地痛。
為難死了Mayboy﹐先送了肥仔去機場﹐又回來湊小女子。淚眼中﹐看著他那張皇的樣﹐小女子就下了決心﹐忍著在港不生病。
相信嗎﹐有意志的人﹐是可以忍病的。果然﹐其後健康得"一塌糊塗"。
如今﹐回了島﹐回了家﹐放鬆了﹐生一場病﹐好讓人欣慰﹐不需要再忍了麼。何況﹐還有"病的宴"可享受。
讀著林語堂‘以放浪者為理想人’﹐想到﹐人生的美好啊﹐全在點點滴滴。只看﹐你懂不懂。
這個周﹐我病了。大約是病毒感冒﹐頭﹑喉﹑胸﹑心﹑肺﹑胃﹑腸﹐直到每一根指頭﹐每一根頭發都痛﹐一直發著低燒。
今兒﹐Mayboy陪﹐去打針﹐摸摸頭﹐拉著手﹐等護士﹐拍拍臉﹐表安慰。
一瞬間﹐小女子竟想將這場病﹐稱為'病的宴'了。
是啊﹐在港兩年三個月﹐只是在05年1月1日﹐膽敢病了一天﹐全因沒有至親常年陪伴身旁。
新年﹐在山頂看維多利亞港的燈火﹐然後行山。風過﹐一哆嗦﹐寒氣進了胃。次日Mayboy正要帶了肥仔回島﹐哪知小女子就不管不顧﹐犯起恐怖的胃腸痙攣﹐無法控制地痛。
為難死了Mayboy﹐先送了肥仔去機場﹐又回來湊小女子。淚眼中﹐看著他那張皇的樣﹐小女子就下了決心﹐忍著在港不生病。
相信嗎﹐有意志的人﹐是可以忍病的。果然﹐其後健康得"一塌糊塗"。
如今﹐回了島﹐回了家﹐放鬆了﹐生一場病﹐好讓人欣慰﹐不需要再忍了麼。何況﹐還有"病的宴"可享受。
讀著林語堂‘以放浪者為理想人’﹐想到﹐人生的美好啊﹐全在點點滴滴。只看﹐你懂不懂。
3/23/2007
因為直面﹐所以美好。




K:
今兒﹐小女子創意的“男子也姣”﹐在島上開始流傳﹐也傳回了夢城﹐甚至進了京城。
這個“直面美麗人生”性質的專欄﹐其實也可視為一個人性Test。如何反應﹐可以看清人們是否敢於直面自我﹐也就是﹐ “誠實” 否。
今兒﹐小女子創意的“男子也姣”﹐在島上開始流傳﹐也傳回了夢城﹐甚至進了京城。
這個“直面美麗人生”性質的專欄﹐其實也可視為一個人性Test。如何反應﹐可以看清人們是否敢於直面自我﹐也就是﹐ “誠實” 否。
迄今﹐反應好幾類﹕
有雀躍者﹐直呼女權主義的立場蠻過癮。有留言者稱“在世界先生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知道了自己的弱點。當義大利先生出現的時候,我的弱點沒有了任何防線。崩潰——當那雙憂鬱的眼神出現在面前的時候。”想來﹐其人對於“美麗人生”﹐是隨著自我真實的人性﹐坦然接受內心喜悅的。是誠實的。
有害羞者﹐稱從未好意思直面欣賞姣好男性。不過﹐看了專題﹐就覺得很幹淨﹐一群青春男子在陽光沙灘戲浪﹐很美好。這是﹐對人性開竅較晚的人。也是誠實的。
有男子說﹐看了大帥哥﹐有點受打擊。我說﹐那倒不必。欣賞一切美好的生命﹐就是了。這同樣是誠實的。
也有人稱之為“一場欲望”﹐蠻假道學的。 其實﹐往往這類人﹐直面姣好異性﹐倒會最為失態。故﹐從未直面靈魂﹐對世界的反應﹐就會是虛偽的。且﹐不自知。
有雀躍者﹐直呼女權主義的立場蠻過癮。有留言者稱“在世界先生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知道了自己的弱點。當義大利先生出現的時候,我的弱點沒有了任何防線。崩潰——當那雙憂鬱的眼神出現在面前的時候。”想來﹐其人對於“美麗人生”﹐是隨著自我真實的人性﹐坦然接受內心喜悅的。是誠實的。
有害羞者﹐稱從未好意思直面欣賞姣好男性。不過﹐看了專題﹐就覺得很幹淨﹐一群青春男子在陽光沙灘戲浪﹐很美好。這是﹐對人性開竅較晚的人。也是誠實的。
有男子說﹐看了大帥哥﹐有點受打擊。我說﹐那倒不必。欣賞一切美好的生命﹐就是了。這同樣是誠實的。
也有人稱之為“一場欲望”﹐蠻假道學的。 其實﹐往往這類人﹐直面姣好異性﹐倒會最為失態。故﹐從未直面靈魂﹐對世界的反應﹐就會是虛偽的。且﹐不自知。
小女子以為:大千世界﹐男女而已﹐相互欣賞﹐始有興味。
故﹐有詩﹐有文﹐有音樂﹐有畫作﹐有戲劇﹐表達這種美妙之情﹐千百年不輟﹐讀書之人﹐誰不知曉﹖
男子﹐也姣﹐且非﹐永恆。所以﹐面對美好﹐直吐胸臆﹐不造作﹐頂舒服。
因為直面﹐所以美好。是吧。
3/22/2007
來頂“喜歡你模樣”呵
閱讀時光。馬家輝。天可憐見。(Again)
K:
馬先生的BLOG因為貼了這篇文字﹐終于給關在籬笆外了。小女子因了轉貼﹐也被冰冷的門﹐關在外面了。
好在﹐還有有辦法繞出來看看的﹐當然有人助。我說﹐這個島子﹐很會疼人。
今天﹐再貼上來﹐有失而複得﹐或是久違重逢的欣喜。
不知道﹐生而自由的人們﹐以及還在為無聊的矯情﹐自我“折磨”的人們﹐懂不懂得。
天可憐見﹗﹗﹗小女子沖了好多關﹐才打開馬先生這篇文字。感謝有心搜集馬先生這樣“有擔當”的華人知識分子文字之人。也教籬笆內﹐如小女子一般﹐希望尋求自由﹑獨立﹐不犬儒思維的讀書人﹐有一個呼吸新鮮空氣的“窗口”。
天可憐見,她們是性奴隸,不是「慰安婦」﹗http://www.uwants.com/viewthread.php?tid=3603473
資深傳媒人 馬家輝
2007年3月13日
所謂「慰安婦」問題何時開始成為國際關注焦點?
故事是這樣的﹕1990年初,美國洛杉磯KDED電視頻道播出一個名為《戰爭中的世界》的節目,一個移居日本多年的日本老兵受訪,他已經了商、發了財,但仍未立品,對於戰時舊事,娓娓道來,不僅全無悔意,反而眼神猥瑣、語調輕狂地表示,「皇軍」在戰爭初期之所以取得勝利,理由是得到韓國「慰安婦」的照顧和開解,她們支持日軍作戰,是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
狂言一出,再經美國報紙轉述,立即招來韓國婦女團體的激烈抗議,並把矛頭直指東京,要求日本政府承認戰時強徵或欺騙婦女為性奴隸之暴行,但日本政府嚴辭拒絕,駁指「沒有任何官方檔證明充任『慰安婦』是強迫行為」。翌年8月,67歲的韓國老婦金學順流眼淚、站出來指控日本說謊﹕「我就是一名被日軍強制賣春的『慰安婦』!」
金學順的怒吼、韓國女人的怒吼令戰時性奴隸的悲慘景浮上歷史水面,由之有了連場官司訴訟,也有了1993年的具有所謂道歉性質的「河野談話」、有了1995年成立的具有所謂賠償性質的「亞洲女性基金」,可是,這些道歉的形式都不夠莊嚴端正,這些賠償的性質亦沒法代表官方承擔,因此官司仍有打下去之必要,曾受蹂躪的女人努力爭回尊嚴與公義、期盼日本政府正正式式面對戰爭責任。
10多年過去了,在這漫長的鬥爭過程裏,愈來愈多的日軍臭史被揭發、被翻開,堆積如山的照片和自述皆足證明,所謂「慰安婦」就是性奴隸,亞洲婦女被日本鬼子兵或騙或逼或關或鎖,總之是完全違反了個人意願,身不由己地成為日本軍人的泄慾對象。中國學者蘇智良對「慰安婦」一詞的來源作過深入考察,他指出﹕
「慰安婦的日語發音為『Y An Fu』,英語一般譯為Comfort Women,是指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僅從字面意義上看,這個詞帶有很大的欺騙性,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軍隊、日軍官兵所採用的語言﹕而它的實質是日軍的性奴隸,因此,至今亞洲各國的很多受害者仍堅決反對使用這一名詞。『慰安婦』在日語中是一個複合詞。二戰以前的日本書籍辭典中,從未有見『慰安婦』一詞,但『慰安』作為一個動詞則向來存在,它的含義就是安撫、撫慰。二戰時期才將『慰安』與『婦女』結合,因此完全是戰爭的產物,作為一個專用名詞,1978年才被收《廣辭苑》第二版。『慰安婦』一詞的大量的、正式的使用,約見於1932年日軍侵佔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以後。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岡村甯次,此時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正是他為了維持敗壞的軍紀,首次要求日本國內組織關西地區的妓女,集體來滬慰問日軍,他製造了一個好聽的名詞,『慰安婦團』,從此以後,『慰安婦』的身影便開始遍及於日軍鐵蹄踐踏之處。」
這是學者對於詞彙的敏銳,因此蘇教授的相關著作皆不以「慰安婦」作為書名,他的書,有一本叫做《追索》,副書題是「朝鮮『慰安婦』樸永心和她的姐妹們」;有一本名為《滔天罪孽》,副書題是「二戰時期的日軍『慰安婦』制度」;有一本更直接題為《日軍性奴隸》,副書題是「中國『慰安婦』真相」……總之,每當提及「慰安婦」,都加了引號,以表慎重其事,以表勉強權宜,以表並不認同這三個字背後的欺騙原義。
是的,這是日本戰爭暴徒發明的謊話語言,詞彙本身已經深深帶血腥烙印和淫褻隱喻,如果我們仍然堂而皇之、毫無避諱地把它用作書名、標題、標籤、口號,豈不等於認同了戰時敵人的思考邏輯? 豈不對戰時受害的數以十萬計性奴隸婦女構成了再度侮辱?豈不太對「語言政治」欠缺了批判反思? (關關﹕無獨立思考及反思的能力﹐妄稱知識份子。)豈不等於美國黑人猶在自稱「黑鬼」、德國猶太人仍在自稱「賤民」一樣荒謬?
對於語言政治,常被罵為「帝國主義者」的美國媒體往往比兩岸三地的華文報紙更為謹慎。且看3月6日的《紐約時報》,當它談及安倍三的荒唐嘴臉,新聞標題是「No Apology for Sex Slavery, Japan's Prime Minister Says」,拒為性奴制度道歉,日本首相說,清楚有力地指明所謂「慰安婦」的悲劇性質。至於內文,更直接指稱
「Japan has already lobbied against a resolution,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 would call on Tokyo to take clearer responsibility for its enslavement of some 200,000 mostly Korean and Chinese women known euphemistically here as "comfort women"」,這就是說,「慰安婦」一詞純屬日本人對於性奴制度的美化扭曲,實為謊言,必須審慎以對。
相較於《紐約時報》的小心翼翼,兩岸三地的華文報章不可不說是肆無忌憚。 左一句「慰安婦」,右一句「慰安婦」,沒有引號,不帶詮釋,自願跳進日本人的語言陷阱,等於自縛手腳兼蹲在井裏吶喊,喊聲再大,坐在井上的日本法官亦難得理會。你們不是也說「慰安」嗎?這兩個漢字,在意義上本就屬於主觀動態,慰安也好,安慰也罷,皆須由當事人主動行事或配合始能去慰去安,既然閣下—— 像我們的戰時大日本皇軍一樣——仍然口口聲聲「慰安婦」前「慰安婦」後,等於先入為主地承認了這群婦女的「主動」貢獻,這豈不附和了我們首相「沒有強迫」之說?你們還好有立場追究責任和追討賠償嗎?語言,可以是小事,也可以是大事,視乎你面對的是悲劇抑或喜劇;(關關﹕中國自古有“刀筆吏”之說﹐字可傷人﹐更可殺人。故﹐寫字﹐讀字﹐慎之。)日本民族,可以很可愛,也可以很可恨,視乎你想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是娛樂抑或公義。面對歷史,我們必須先站穩立場,嚴正地告訴日本人以及世人,戰時在各式「招待所」、「行樂所」、「俱樂部」、「芙蓉隊」、「軍中樂園」裏受到折騰苦難的女人,是性奴隸,不是所謂「慰安婦」,日本鬼子兵在她們身上獲得只會是一輩子的罪孽而不可能是一時間的撫慰。如果華文媒體和華人知識份子不明此理,世上最感「安慰」的人,想必是躺在地獄裏的發明「慰安婦」一詞的岡村寧次。*
馬先生的BLOG因為貼了這篇文字﹐終于給關在籬笆外了。小女子因了轉貼﹐也被冰冷的門﹐關在外面了。
好在﹐還有有辦法繞出來看看的﹐當然有人助。我說﹐這個島子﹐很會疼人。
今天﹐再貼上來﹐有失而複得﹐或是久違重逢的欣喜。
不知道﹐生而自由的人們﹐以及還在為無聊的矯情﹐自我“折磨”的人們﹐懂不懂得。
天可憐見﹗﹗﹗小女子沖了好多關﹐才打開馬先生這篇文字。感謝有心搜集馬先生這樣“有擔當”的華人知識分子文字之人。也教籬笆內﹐如小女子一般﹐希望尋求自由﹑獨立﹐不犬儒思維的讀書人﹐有一個呼吸新鮮空氣的“窗口”。
天可憐見,她們是性奴隸,不是「慰安婦」﹗http://www.uwants.com/viewthread.php?tid=3603473
資深傳媒人 馬家輝
2007年3月13日
所謂「慰安婦」問題何時開始成為國際關注焦點?
故事是這樣的﹕1990年初,美國洛杉磯KDED電視頻道播出一個名為《戰爭中的世界》的節目,一個移居日本多年的日本老兵受訪,他已經了商、發了財,但仍未立品,對於戰時舊事,娓娓道來,不僅全無悔意,反而眼神猥瑣、語調輕狂地表示,「皇軍」在戰爭初期之所以取得勝利,理由是得到韓國「慰安婦」的照顧和開解,她們支持日軍作戰,是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
狂言一出,再經美國報紙轉述,立即招來韓國婦女團體的激烈抗議,並把矛頭直指東京,要求日本政府承認戰時強徵或欺騙婦女為性奴隸之暴行,但日本政府嚴辭拒絕,駁指「沒有任何官方檔證明充任『慰安婦』是強迫行為」。翌年8月,67歲的韓國老婦金學順流眼淚、站出來指控日本說謊﹕「我就是一名被日軍強制賣春的『慰安婦』!」
金學順的怒吼、韓國女人的怒吼令戰時性奴隸的悲慘景浮上歷史水面,由之有了連場官司訴訟,也有了1993年的具有所謂道歉性質的「河野談話」、有了1995年成立的具有所謂賠償性質的「亞洲女性基金」,可是,這些道歉的形式都不夠莊嚴端正,這些賠償的性質亦沒法代表官方承擔,因此官司仍有打下去之必要,曾受蹂躪的女人努力爭回尊嚴與公義、期盼日本政府正正式式面對戰爭責任。
10多年過去了,在這漫長的鬥爭過程裏,愈來愈多的日軍臭史被揭發、被翻開,堆積如山的照片和自述皆足證明,所謂「慰安婦」就是性奴隸,亞洲婦女被日本鬼子兵或騙或逼或關或鎖,總之是完全違反了個人意願,身不由己地成為日本軍人的泄慾對象。中國學者蘇智良對「慰安婦」一詞的來源作過深入考察,他指出﹕
「慰安婦的日語發音為『Y An Fu』,英語一般譯為Comfort Women,是指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僅從字面意義上看,這個詞帶有很大的欺騙性,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軍隊、日軍官兵所採用的語言﹕而它的實質是日軍的性奴隸,因此,至今亞洲各國的很多受害者仍堅決反對使用這一名詞。『慰安婦』在日語中是一個複合詞。二戰以前的日本書籍辭典中,從未有見『慰安婦』一詞,但『慰安』作為一個動詞則向來存在,它的含義就是安撫、撫慰。二戰時期才將『慰安』與『婦女』結合,因此完全是戰爭的產物,作為一個專用名詞,1978年才被收《廣辭苑》第二版。『慰安婦』一詞的大量的、正式的使用,約見於1932年日軍侵佔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以後。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岡村甯次,此時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正是他為了維持敗壞的軍紀,首次要求日本國內組織關西地區的妓女,集體來滬慰問日軍,他製造了一個好聽的名詞,『慰安婦團』,從此以後,『慰安婦』的身影便開始遍及於日軍鐵蹄踐踏之處。」
這是學者對於詞彙的敏銳,因此蘇教授的相關著作皆不以「慰安婦」作為書名,他的書,有一本叫做《追索》,副書題是「朝鮮『慰安婦』樸永心和她的姐妹們」;有一本名為《滔天罪孽》,副書題是「二戰時期的日軍『慰安婦』制度」;有一本更直接題為《日軍性奴隸》,副書題是「中國『慰安婦』真相」……總之,每當提及「慰安婦」,都加了引號,以表慎重其事,以表勉強權宜,以表並不認同這三個字背後的欺騙原義。
是的,這是日本戰爭暴徒發明的謊話語言,詞彙本身已經深深帶血腥烙印和淫褻隱喻,如果我們仍然堂而皇之、毫無避諱地把它用作書名、標題、標籤、口號,豈不等於認同了戰時敵人的思考邏輯? 豈不對戰時受害的數以十萬計性奴隸婦女構成了再度侮辱?豈不太對「語言政治」欠缺了批判反思? (關關﹕無獨立思考及反思的能力﹐妄稱知識份子。)豈不等於美國黑人猶在自稱「黑鬼」、德國猶太人仍在自稱「賤民」一樣荒謬?
對於語言政治,常被罵為「帝國主義者」的美國媒體往往比兩岸三地的華文報紙更為謹慎。且看3月6日的《紐約時報》,當它談及安倍三的荒唐嘴臉,新聞標題是「No Apology for Sex Slavery, Japan's Prime Minister Says」,拒為性奴制度道歉,日本首相說,清楚有力地指明所謂「慰安婦」的悲劇性質。至於內文,更直接指稱
「Japan has already lobbied against a resolution,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 would call on Tokyo to take clearer responsibility for its enslavement of some 200,000 mostly Korean and Chinese women known euphemistically here as "comfort women"」,這就是說,「慰安婦」一詞純屬日本人對於性奴制度的美化扭曲,實為謊言,必須審慎以對。
相較於《紐約時報》的小心翼翼,兩岸三地的華文報章不可不說是肆無忌憚。 左一句「慰安婦」,右一句「慰安婦」,沒有引號,不帶詮釋,自願跳進日本人的語言陷阱,等於自縛手腳兼蹲在井裏吶喊,喊聲再大,坐在井上的日本法官亦難得理會。你們不是也說「慰安」嗎?這兩個漢字,在意義上本就屬於主觀動態,慰安也好,安慰也罷,皆須由當事人主動行事或配合始能去慰去安,既然閣下—— 像我們的戰時大日本皇軍一樣——仍然口口聲聲「慰安婦」前「慰安婦」後,等於先入為主地承認了這群婦女的「主動」貢獻,這豈不附和了我們首相「沒有強迫」之說?你們還好有立場追究責任和追討賠償嗎?語言,可以是小事,也可以是大事,視乎你面對的是悲劇抑或喜劇;(關關﹕中國自古有“刀筆吏”之說﹐字可傷人﹐更可殺人。故﹐寫字﹐讀字﹐慎之。)日本民族,可以很可愛,也可以很可恨,視乎你想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是娛樂抑或公義。面對歷史,我們必須先站穩立場,嚴正地告訴日本人以及世人,戰時在各式「招待所」、「行樂所」、「俱樂部」、「芙蓉隊」、「軍中樂園」裏受到折騰苦難的女人,是性奴隸,不是所謂「慰安婦」,日本鬼子兵在她們身上獲得只會是一輩子的罪孽而不可能是一時間的撫慰。如果華文媒體和華人知識份子不明此理,世上最感「安慰」的人,想必是躺在地獄裏的發明「慰安婦」一詞的岡村寧次。*
海口公佈首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Dear All:
島上的日子過得慢,島上人還記得老祖宗,今天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好吧。
問題:如何“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 ?
值得去推進細則,希望不要落入經濟發展之虎的口。
很難。
海口公佈首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新社海口三月二十二日電 海南省海口市近日公佈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括民間音樂類的海南八音、海南公仔戲;民間美術類的龍塘民間雕刻藝術;歲令時節類的府城元宵換花節;文化空間類的新坡鎮軍坡節;民間手工藝類的富道村椰雕技藝等六項。
據瞭解,海南八音是海南器樂的主要品種,因採用八類樂器演奏而得名。八大樂器為:弦、琴、笛、管、簫、鑼、鼓、鈸。海南八音在唐宋時出現雛形,明代已十分成熟,清代、民國以及解放以後都盛行,流行海南島,並隨著海南華僑的腳印走向東南亞各國。
海南公仔戲,是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戲曲表演藝術品種之一。因它產生比海南大戲曲劇種——瓊劇還早,故瓊劇藝人稱公仔戲藝人為“師兄”。
龍塘民間雕刻藝術起源於陶瓷業的泥塑,延伸到石雕、木雕,一脈相承,互為影響。
府城元宵換花節原為“換香節”,俗稱“駁香”,是瓊山人民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民族團結的盛會。
新坡鎮軍坡節是民間紀念冼夫人的節日。
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前富道村椰雕工藝,技藝精湛。抗日戰爭前,該村的椰雕已遠銷南洋群島和歐洲各國。
海口市政府表示,對這批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完)
島上的日子過得慢,島上人還記得老祖宗,今天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好吧。
問題:如何“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 ?
值得去推進細則,希望不要落入經濟發展之虎的口。
很難。
海口公佈首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新社海口三月二十二日電 海南省海口市近日公佈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括民間音樂類的海南八音、海南公仔戲;民間美術類的龍塘民間雕刻藝術;歲令時節類的府城元宵換花節;文化空間類的新坡鎮軍坡節;民間手工藝類的富道村椰雕技藝等六項。
據瞭解,海南八音是海南器樂的主要品種,因採用八類樂器演奏而得名。八大樂器為:弦、琴、笛、管、簫、鑼、鼓、鈸。海南八音在唐宋時出現雛形,明代已十分成熟,清代、民國以及解放以後都盛行,流行海南島,並隨著海南華僑的腳印走向東南亞各國。
海南公仔戲,是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戲曲表演藝術品種之一。因它產生比海南大戲曲劇種——瓊劇還早,故瓊劇藝人稱公仔戲藝人為“師兄”。
龍塘民間雕刻藝術起源於陶瓷業的泥塑,延伸到石雕、木雕,一脈相承,互為影響。
府城元宵換花節原為“換香節”,俗稱“駁香”,是瓊山人民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民族團結的盛會。
新坡鎮軍坡節是民間紀念冼夫人的節日。
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前富道村椰雕工藝,技藝精湛。抗日戰爭前,該村的椰雕已遠銷南洋群島和歐洲各國。
海口市政府表示,對這批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完)
3/21/2007
讀點詩吧。泰戈爾。吉檀迦利。
K:
泰戈爾。吉檀迦利。冰心譯的。
讀不厭。照亮我青春的生命。
1
你已經使我永生,這樣做是你的歡樂。這脆薄的杯儿,你不斷地把它倒空,又不斷地以新生命來充滿。
這小小的葦笛,你攜帶著它逾山越谷,從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樂。
在你雙手的不朽的按撫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無邊快樂之中,發出不可言說的詞調。
你的無窮的賜予只傾入我小小的手里。時代過去了,你還在傾注,而我的手里還有余量待充滿。
2
當你命令我歌唱的時候,我的心似乎要因著驕傲而炸裂,我仰望著你的臉,眼淚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澀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諧音——
我的贊頌像一只歡樂的鳥,振翼飛越海洋。
我知道你歡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為我是個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遠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雙腳,那是我從來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卻稱你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樣地唱,我的主人!我總在惊奇地靜听。
你的音樂的光輝照亮了世界。你的音樂的气息透徹諸天。
你的音樂的圣泉沖過一切阻擋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掙扎不出一點聲音。我想說話,但是言語不成歌曲,我叫不出來。呵,你使我的心變成了你的音樂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虜,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軀体永遠純洁,因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撫,接触著我的四肢。
我要永遠從我的思想中屏除虛偽,因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從我心中驅走一切的丑惡,使我的愛開花,因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宮深處安設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為上表現你,因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給我力量來行動。
泰戈爾。吉檀迦利。冰心譯的。
讀不厭。照亮我青春的生命。
1
你已經使我永生,這樣做是你的歡樂。這脆薄的杯儿,你不斷地把它倒空,又不斷地以新生命來充滿。
這小小的葦笛,你攜帶著它逾山越谷,從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樂。
在你雙手的不朽的按撫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無邊快樂之中,發出不可言說的詞調。
你的無窮的賜予只傾入我小小的手里。時代過去了,你還在傾注,而我的手里還有余量待充滿。
2
當你命令我歌唱的時候,我的心似乎要因著驕傲而炸裂,我仰望著你的臉,眼淚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澀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諧音——
我的贊頌像一只歡樂的鳥,振翼飛越海洋。
我知道你歡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為我是個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遠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雙腳,那是我從來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卻稱你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樣地唱,我的主人!我總在惊奇地靜听。
你的音樂的光輝照亮了世界。你的音樂的气息透徹諸天。
你的音樂的圣泉沖過一切阻擋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掙扎不出一點聲音。我想說話,但是言語不成歌曲,我叫不出來。呵,你使我的心變成了你的音樂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虜,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軀体永遠純洁,因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撫,接触著我的四肢。
我要永遠從我的思想中屏除虛偽,因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從我心中驅走一切的丑惡,使我的愛開花,因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宮深處安設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為上表現你,因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給我力量來行動。
3/20/2007
一個關于信用建設的訪問。無奈。

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預計上半年全國聯網運行
--訪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長萬存知(右三)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長萬存知,二十日在此間接受記者時透露,為推動內地企業征信系統建設,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預計上半年實現全國所有商業銀行和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全國聯網運行。與此同時,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正在全國十七個省市進行試點。
所謂征信即信用資訊服務,即由第三方的征信機構依法採集、保存、整理、提供企業和個人的信用資訊,滿足從事放貸等信用活動的機構,在信用交易過程中對客戶信用資訊的需要,也為政府公共管理提供服務。
萬存知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早在二00二年即建成地區、省、總行銀行信貸登記諮詢系統三級資料庫,並全面運行。
截止二00五年四月底,該系統收錄借款企業四百六十二萬戶,人民幣貸款餘額十六點三萬億元,約占全國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的近百分之九十,基本涵蓋了全部企業貸款。
二00五年,中國人民銀行在此基礎上啟動全國統一的企業信用基礎資料庫建設,資料採取全國集中式資料庫結構,資料獲取項達八百多項。
據悉,二00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該資料庫順利實現主要商業銀行聯網試運行,並在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四省市提供即時查詢服務,今年上半年將實現全國所有商業銀行和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全國聯網運行。
萬介紹說,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建立的全國統一的企業信用資訊共用平臺,其日常的運行由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承擔。
當下,人民銀行正推進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徵集對象是已經取得工商管理部門核發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尚未餘銀行發生貸款關係的“中小企業”。
所謂中小企業,按年銷售額界定,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和郵政業領域,銷售額在三億元以下;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領域,銷售額在一點五億元以下。 據介紹,目前中國尚有二百七十萬戶中小企業從未得到銀行貸款支持,截止二00六年十二月,有十五萬戶中小企業,已加入了征信體系,其中一點五萬戶企業與銀行簽署了受信意向。
作為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有機組成部分,中小企業信用檔案,將涵蓋企業基本資訊、企業守法資訊、企業主要經營資訊、企業財務資訊等;資訊的來源主要來自工商、質檢、稅務、環保、法院及企業自身。
據悉,中小企業信用檔案建立後,政府部門查詢檔案中的公共資訊無需授權,查尋全面資訊要得到企業的書面授權。
萬存知同時表示,建設中國企業征信系統過程中,遇到三方面的難處:一是社會對資訊開放、透明的觀念,尚未達到共識;二是有關立法滯後,資訊採集及提供服務方面,或會遇到法律障礙;三是內地資訊管理規則彈性較大,故征信體系建立後,是否能有效進行增值服務,前景尚不明朗。*
--訪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長萬存知(右三)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長萬存知,二十日在此間接受記者時透露,為推動內地企業征信系統建設,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預計上半年實現全國所有商業銀行和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全國聯網運行。與此同時,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正在全國十七個省市進行試點。
所謂征信即信用資訊服務,即由第三方的征信機構依法採集、保存、整理、提供企業和個人的信用資訊,滿足從事放貸等信用活動的機構,在信用交易過程中對客戶信用資訊的需要,也為政府公共管理提供服務。
萬存知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早在二00二年即建成地區、省、總行銀行信貸登記諮詢系統三級資料庫,並全面運行。
截止二00五年四月底,該系統收錄借款企業四百六十二萬戶,人民幣貸款餘額十六點三萬億元,約占全國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的近百分之九十,基本涵蓋了全部企業貸款。
二00五年,中國人民銀行在此基礎上啟動全國統一的企業信用基礎資料庫建設,資料採取全國集中式資料庫結構,資料獲取項達八百多項。
據悉,二00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該資料庫順利實現主要商業銀行聯網試運行,並在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四省市提供即時查詢服務,今年上半年將實現全國所有商業銀行和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全國聯網運行。
萬介紹說,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建立的全國統一的企業信用資訊共用平臺,其日常的運行由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承擔。
當下,人民銀行正推進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徵集對象是已經取得工商管理部門核發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尚未餘銀行發生貸款關係的“中小企業”。
所謂中小企業,按年銷售額界定,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和郵政業領域,銷售額在三億元以下;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領域,銷售額在一點五億元以下。 據介紹,目前中國尚有二百七十萬戶中小企業從未得到銀行貸款支持,截止二00六年十二月,有十五萬戶中小企業,已加入了征信體系,其中一點五萬戶企業與銀行簽署了受信意向。
作為中國企業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有機組成部分,中小企業信用檔案,將涵蓋企業基本資訊、企業守法資訊、企業主要經營資訊、企業財務資訊等;資訊的來源主要來自工商、質檢、稅務、環保、法院及企業自身。
據悉,中小企業信用檔案建立後,政府部門查詢檔案中的公共資訊無需授權,查尋全面資訊要得到企業的書面授權。
萬存知同時表示,建設中國企業征信系統過程中,遇到三方面的難處:一是社會對資訊開放、透明的觀念,尚未達到共識;二是有關立法滯後,資訊採集及提供服務方面,或會遇到法律障礙;三是內地資訊管理規則彈性較大,故征信體系建立後,是否能有效進行增值服務,前景尚不明朗。*
閱讀時光﹕薩依德與巴倫波yin對談錄

並行與弔詭:
薩依德與巴倫波yin對談錄
作者: 薩伊德 巴倫波yin
其他: 編者:亞拉.古策里米安
出版社: 麥田
書系: 麥田人文
出版日期: 20060714
自序
本書中有兩次對談是在紐約的聽眾面前進行的,因而會有想讓聽眾保持興趣的味道。最早的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米勒劇場(Miller Theater)舉行的,那次是以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為題所舉行的一場週末學術研討會。當初的想法是想利用巴倫波yin在紐約小留數日的機會,請他公開談談他在拜魯特(Bayreuth)、芝加哥、薩爾茲堡等地,指揮華格納的作品多年的想法。讓這場對談更有價值的是,丹尼爾是參與這次會議唯一的一位音樂家,讓這個原本是純粹的學術場合增添了重要而實際的面向。五年之後,我們共同的朋友、卡內基中心藝術顧問古策里米安安排、主持了另一場公開的對談。當時丹尼爾率領芝加哥交響樂團在卡內基中心演出系列音樂會,我們利用沒有排音樂會的空檔,在魏爾獨奏廳(Weill Recital Hall)進行對談。也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喜歡九五年那次對談華格納,而且都受益匪淺,所以我們在那五年之間繼續碰面,只要我們剛好都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停留得夠久,我們就會利用這寶貴的機會談談音樂、文化和政治,留下錄音。(這些對談都是在九一一之前進行的。)起先我們就是這麼談了起來,放一台錄音機,默默轉動著。雖然這些對談斷斷續續,時而在紐約,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威瑪,但我們發現有一些主題不斷出現,反映了我們各自在專業上所關切的事物──丹尼爾是鋼琴家、指揮,我自己則是教師、作家,音樂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部份。於是最後我們錄了遠比本書所用的內容還要多很多的錄音帶,原因很簡單,重複、遲疑,有時是很辛苦地試著探索一個新主題的緩慢過程,還有我們在私底下的談話,勢必是迂迴的。沒有聽眾在場,不需要去抓住他們的注意力或是取悅他們。我們兩個私交甚篤,有很多共同關心的事物(丹尼爾是以色列人,我則是巴勒斯坦人,我們都很關注奧斯陸和平協定的進程,但各有不同的期待,看法觀點也不同,至少剛開始的時候是如此),我們一起來探索彼此之間的呼應與矛盾之處,譬如像我們這樣用不自覺的方式來進行這件事,其中有什麼問題?後來,把我們的對談記錄出版的想法引起了一些朋友和編輯的注意,我們就想,如果能說服一個我們都認識的朋友來加入我們,讓彼此的討論能有所依歸,而且這人要很懂音樂,也要了解我們兩個人的世界,要是這樣就太好了。
作者: 薩伊德 巴倫波yin
其他: 編者:亞拉.古策里米安
出版社: 麥田
書系: 麥田人文
出版日期: 20060714
自序
本書中有兩次對談是在紐約的聽眾面前進行的,因而會有想讓聽眾保持興趣的味道。最早的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米勒劇場(Miller Theater)舉行的,那次是以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為題所舉行的一場週末學術研討會。當初的想法是想利用巴倫波yin在紐約小留數日的機會,請他公開談談他在拜魯特(Bayreuth)、芝加哥、薩爾茲堡等地,指揮華格納的作品多年的想法。讓這場對談更有價值的是,丹尼爾是參與這次會議唯一的一位音樂家,讓這個原本是純粹的學術場合增添了重要而實際的面向。五年之後,我們共同的朋友、卡內基中心藝術顧問古策里米安安排、主持了另一場公開的對談。當時丹尼爾率領芝加哥交響樂團在卡內基中心演出系列音樂會,我們利用沒有排音樂會的空檔,在魏爾獨奏廳(Weill Recital Hall)進行對談。也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喜歡九五年那次對談華格納,而且都受益匪淺,所以我們在那五年之間繼續碰面,只要我們剛好都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停留得夠久,我們就會利用這寶貴的機會談談音樂、文化和政治,留下錄音。(這些對談都是在九一一之前進行的。)起先我們就是這麼談了起來,放一台錄音機,默默轉動著。雖然這些對談斷斷續續,時而在紐約,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威瑪,但我們發現有一些主題不斷出現,反映了我們各自在專業上所關切的事物──丹尼爾是鋼琴家、指揮,我自己則是教師、作家,音樂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部份。於是最後我們錄了遠比本書所用的內容還要多很多的錄音帶,原因很簡單,重複、遲疑,有時是很辛苦地試著探索一個新主題的緩慢過程,還有我們在私底下的談話,勢必是迂迴的。沒有聽眾在場,不需要去抓住他們的注意力或是取悅他們。我們兩個私交甚篤,有很多共同關心的事物(丹尼爾是以色列人,我則是巴勒斯坦人,我們都很關注奧斯陸和平協定的進程,但各有不同的期待,看法觀點也不同,至少剛開始的時候是如此),我們一起來探索彼此之間的呼應與矛盾之處,譬如像我們這樣用不自覺的方式來進行這件事,其中有什麼問題?後來,把我們的對談記錄出版的想法引起了一些朋友和編輯的注意,我們就想,如果能說服一個我們都認識的朋友來加入我們,讓彼此的討論能有所依歸,而且這人要很懂音樂,也要了解我們兩個人的世界,要是這樣就太好了。
古策里米安在二○○○年十二月加入對談,一切都變得更好。當時我要一面接受癌症治療,一面還要繼續在哥大教書,而丹尼爾正在卡內基廳指揮柏林歌劇院管弦樂團演出全套貝多芬交響曲和鋼琴協奏曲(他親自擔任獨奏)。我們找時間,連續幾天都安排幾小時的討論(由古策里米安來引導),談的多半是貝多芬。丹尼爾在那個星期中一一演奏了西方音樂中的瑰寶(有些人會說這是唯一的傑作),我能拋磚引玉,從這位如日中天的大藝術家身上激出一些他對音樂的反思,是一件少見的美事。丹尼爾這個人不拘俗套,不愛浮誇,在討論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想,在我們討論時,我們都聽到貝多芬的音樂時時響起,不間歇、充滿戲劇性、複雜多端、張力無窮。
讀者手中所拿的這本書,內容是古策里米安從這些繁浩、火花時現的對話中挑選出來的。因此,讀者萬萬不可將我們的看法當成就音樂所發表的音樂學、美學的權威定見,尤其是關於貝多芬的部份,這只是一份記錄,記錄了丹尼爾連續一個多星期演奏了貝多芬的重要管弦樂曲和協奏曲,加上亞拉和我聽了這些音樂會之後所挑起的關切點與主題。
大概是八年前,丹尼爾剛指揮完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那次演出光彩奪目。演出結束之後,我們一起去吃頓飯,我記得很清楚,我問了丹尼爾,音樂還會不會繼續在他的耳際響起(因為我會)。我還說了一句:「其實呢,我停不下來,一直會聽到那極其浪漫而大膽的聲響;簡直要把我逼瘋。」「不,」他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就把它切斷了,此刻我在跟你說話、吃飯。」他的確似乎是這麼做的,不過呢,演出的玄祕、記憶和繞樑不絕的聲音卻盤據在我心頭,久久不已。我們在席間還儘可能討論了《崔斯坦與伊索德》那幾乎叫人窒息的孤絕世界,我並未被說服,他就這麼結束了《崔斯坦與伊索德》。我們的交談時而開玩笑、時而非常嚴肅,但我發現自己一直在做兩件事:我在試著了解他在《崔斯坦》裡頭做了什麼、如何去做,這是我才親眼見到而且能記得的,只是我用的是非常間接迂迴的方式;第二件事是我也試著在我自己的工作裡頭找看看有何堪比擬之處,好讓我了解他做的事。(關關﹕君子之交。)我也應該說,我這輩子一直是個認真的業餘音樂家和鋼琴家,而這種機遇最後變成一段對我們都意義重大的友誼。
我希望這些記錄形諸筆墨、經過去蕪存菁之後,讀者也能喜歡其中有些對話。書中內容不是對藝術與生命的本質所做的學術或專業討論,也不是關於藝術家和音樂這一行的流言蜚語,這種東西的數量已經太多了。我們希望提供讀者的是兩個積極活躍的個人,面對面所做的隨興互動,這兩人既是好朋友,都過著充實而忙碌的生活,彼此以各種出乎意料、(我們認為)發人深省的方式交會著。我們的目的是要以親近、投入的方式,分享彼此的想法,也和那些身處音樂、文化、政治融為一個整體之中的人來分享。這個整體是我們兩個都無法完整敘述的,但我們請讀者、朋友們跟我們一起來挖掘。畢竟,書中所載都是對話,而非論文,而對話的本質就是讓參與其中的人聚精會神,有時竟然連說這話的人也會感到驚訝。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薩依德和巴倫波英自1995起有關音樂、社會、文學、政治與文化的六篇對話錄。
巴勒斯坦人的薩依德,與猶太裔的巴倫波英(現任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與柏林德國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都酷愛音樂,對文化的看法也相契,雙方針對彼此的移民經驗,對文化與政治的關心,主張以巴雙方應認知彼此的存在與歷史,以達到和平共存的目標。
兩個好友有感而發,無所不談,於是有了發人深省的系列對談。這本動人的書是這兩個偉大心靈之間的理念交流,深刻、充滿感情、激動人心。六篇對話錄的範圍甚廣,舉凡文學、音樂、政治……無所不包,並由兩人共同的友人、卡耐基音樂廳的藝術顧問古策里米安編輯而成,是薩依德第一本與音樂人士對談的專書。
【名家推薦】◎「一系列周延精要的對話,以文學、音樂、政治為題,見證了兩人超卓的才能與勇氣。」─湯姆.白林( Tom Paulin),《衛報》( The Guardian)
◎「音樂家巴倫波yin和學者薩伊德在飯店大廳偶遇而相識,他們都熱愛音樂,對文化的看法也相契,因而友誼日久彌堅。他們也體悟到彼此的處境底蘊相互呼應」─巴倫波因是個以色列人,而薩伊德是巴勒斯坦人。
◎「兩個好友有感而發,無所不談,於是有了 Parallels and Paradoxes發人深省的系列對談。這本動人的書是這兩個偉大心靈之間的理念交流,深刻、充滿感情、激動人心。本書無疑是今年最具創意的書籍。書中捕捉了兩位猶太和巴勒斯坦大知識份子的交流,兩人的領域相差甚遠,政治立場與國族認同也是南轅北轍。」─ Nadine Gordim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偉大心靈在亂世中的精彩相遇。」─《金融時報》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薩依德和巴倫波英自1995起有關音樂、社會、文學、政治與文化的六篇對話錄。
巴勒斯坦人的薩依德,與猶太裔的巴倫波英(現任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與柏林德國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都酷愛音樂,對文化的看法也相契,雙方針對彼此的移民經驗,對文化與政治的關心,主張以巴雙方應認知彼此的存在與歷史,以達到和平共存的目標。
兩個好友有感而發,無所不談,於是有了發人深省的系列對談。這本動人的書是這兩個偉大心靈之間的理念交流,深刻、充滿感情、激動人心。六篇對話錄的範圍甚廣,舉凡文學、音樂、政治……無所不包,並由兩人共同的友人、卡耐基音樂廳的藝術顧問古策里米安編輯而成,是薩依德第一本與音樂人士對談的專書。
【名家推薦】◎「一系列周延精要的對話,以文學、音樂、政治為題,見證了兩人超卓的才能與勇氣。」─湯姆.白林( Tom Paulin),《衛報》( The Guardian)
◎「音樂家巴倫波yin和學者薩伊德在飯店大廳偶遇而相識,他們都熱愛音樂,對文化的看法也相契,因而友誼日久彌堅。他們也體悟到彼此的處境底蘊相互呼應」─巴倫波因是個以色列人,而薩伊德是巴勒斯坦人。
◎「兩個好友有感而發,無所不談,於是有了 Parallels and Paradoxes發人深省的系列對談。這本動人的書是這兩個偉大心靈之間的理念交流,深刻、充滿感情、激動人心。本書無疑是今年最具創意的書籍。書中捕捉了兩位猶太和巴勒斯坦大知識份子的交流,兩人的領域相差甚遠,政治立場與國族認同也是南轅北轍。」─ Nadine Gordim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偉大心靈在亂世中的精彩相遇。」─《金融時報》
巴倫波yin與他生命中的女子
K:
這是一段傷感的故事。
杜普蕾傳18
1968年7月3日,巴倫波yin夫婦從歐洲巡演歸國後36小時,又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及經理人員從Heathrow機場搭機遠赴紐約。隨後兩個禮拜,他們在八個城市裡舉行九場音樂會;杜普蕾是此行的要角,雖然只演出六場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然而每場排練和表演她都熱心參與。她們以紐約作為基地,坐車到卡托納、布魯克維爾、紐約州、哥倫比亞、馬里蘭州演出,非要到零晨四點鐘以後才回到曼哈頓的旅館裡。「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巴倫波yin 告訴一位作家羅傑.卡恩說:「除了排練,就是演奏。現在,我有35%的時間分配給鋼琴,35%的時間分配給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剩下的時間才是指揮。」他說他已有四年沒有放過假了,而原本四月份的假期,也在他帶領倫敦交響樂團去美國演奏的時候給賠掉了。這是他第一次在紐約指揮樂團,他事前一個星期才收到通知。他說:「這種工作非常辛苦,可是我喜歡。」
7月11日,杜普蕾身著一襲高貴典雅的琥珀綠色晚禮服,在林肯中心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羅傑.卡恩寫道:「當她奏出裝飾奏時,巴倫波yin靠在指揮台扶手上,兩腳交叉。那種姿勢道出了他對嬌妻的欣賞和驕傲。有時,杜普蕾演奏完一段技巧艱深的樂段之後,她會轉過頭來向他微笑。他頷首示意之後,樂團奏出了最強音,她就接著操弓拉出了最艱難的琶音,一頭金髮隨著樂曲飄舞著,將樂曲帶入最高潮。滿場的觀眾不約而同地起身瘋狂地鼓掌。」另一位樂評人則寫道:「我想佔有她。」
杜普蕾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在拉維尼亞、伊利諾州(這是她在美國中西部的首演)以及斯特拉特福、 安大略等地音樂節演奏。當樂團於7月15日飛返倫敦時,她和巴倫波因則連袂飛往洛杉磯,在那裡她將與洛杉磯愛樂在好萊塢圓形劇場演奏聖桑的《大提琴協奏曲》。這場音樂會過後,《洛杉磯時報》的樂評人馬丁.伯恩海姆寫道:「她拉琴時就像潑婦一樣,但這位身材高大的潑婦極具音樂性,充滿智慧,且具有一顆赤子之心。她是一位熱力四射的演奏家,表現得燦爛華麗、音色甜美,全身沉浸在愉悅和歡樂中。巴倫波yin和樂團亦步亦趨地跟隨著。」當晚發生了一件遺憾的事情,杜普蕾在登台前把結婚戒指留在更衣室裡,結果不翼而飛了。
8月,巴倫波yin主持了一個迷你的音樂節,宣傳廣告稱作「1968年的音樂新盛事」。這為期11天的南方樂隊音樂節,由巴倫波yin擔任音樂總監,在伊利莎白女王廳舉行,演出包括室內樂及與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合演的曲子,巴倫波yin的朋友們,如阿胥肯納吉、帕爾曼、珍娜.蓓克、約翰.威廉士、單簧管家Gervase de Peyer等都應邀來助陣。這次音樂節的活動熱鬧無比,大獲成功,結果又連續舉辦了兩年。在這次的一場音樂會中,杜普蕾、巴倫波因及de Peyer演奏了布拉姆斯為單簧管、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三重奏》,又和巴倫波因合奏了布拉姆斯的《第二號大提琴奏鳴曲》。《泰晤士報》的樂評人寫道:「杜普蕾小姐以冷峻的強度,強調了樂曲中的一點一滴。音樂的節奏太不穩定,且無法顧及到音樂中的對比,而這卻是布拉姆斯的室內樂作品裡最簡潔的本質。」
就在同一個禮拜,杜普蕾又參加了愛丁堡的音樂節。在此,她演奏了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由於她拉得太用力,以致於第一個樂章還沒結束就把一根琴弦給拉斷了。她原本和巴倫波yin租了一棟大房子,和幾位死黨住在一起,且已經安排要租一架私人飛機,和這幾位好友一起飛到莫爾島,再乘著這三天的假期,飛到芬加爾洞去遊歷一番,無奈巴倫波yin答應了人家,和妻子一同參加9月2日在倫敦舉行的一場慈善音樂會,使得這麼美好的計畫泡了湯。這場音樂會由聯合國所贊助,名叫「捷克斯拉夫1968年」,目的在幫助蘇聯入侵捷克之後,滯留在英國的捷克學生。杜普蕾在這場音樂會中演奏了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
就在舉行音樂會那天的早上七點鐘,蒙古塔街那棟公寓的電話鈴響了。巴倫波yin 接了電話,對方沒講自己是誰,只說這場音樂會是一場挑釁的舉動,如果巴倫波因膽敢現身,就必定慘遭殺身之禍。說真的,音樂會當天亞伯特廳必定人山人海,想要找到剌客談何容易!巴倫波yin沒有把這件告訴事訴妻子,也沒有報警,不過卻對幾位朋友訴說了,而他們也告訴了主辦當局。當天下午,便衣警察混進了七千名觀眾中,而杜普蕾渾然並不知情。這場演奏,《泰晤士報》的樂評人說這必定是她的一生中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她演奏得熱情奔放,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她也能控制得宜。這是一首光輝令人感動的歌曲。」(關關﹕將生命投入的女子大抵均如此。)音樂會平安地結束之後,巴倫波yin告訴者說,演奏會進行途中,他一直想轉身探視,但總算是專心完成了工作。他說:「我有點焦慮,可是當我開始指揮後,卻沒有人對我開槍,我便把這件事置諸腦後了。事情結束之後,我才把受人威脅的事告訴我太太。」
如果情況顛倒,電話是由杜普蕾接的,那麼,她會不會瞞著丈夫,並且不管他的意願如何,就是不讓他去冒這個險,那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從她所受的教養,或從丈夫的態度和價值觀念來判斷,杜普蕾都不會這麼做。雖然巴倫波yin有一位望之儼然的父親,而杜普蕾沒有,不過他們倆都生長在相同的文化和階級之下,而在這種文化階級中,丈夫具有絕對的權威。如果巴倫波yin覺得他有責任保護妻子不受到現實生活的煎熬,杜普蕾的行為便是在丈夫此種心態下形成。明白了這一點之後,也就難怪杜普蕾長到23歲,還保持著一份孩童的本質了。只可惜這種特質經常被誤認為是幼稚。結果,一般人總覺得她是一位可愛、無憂無慮、甚至惱人的小女孩,受人寵愛,讓人嬌縱。她從小就被塑造成這一種角色,而她也一直扮演得很稱職,以至於從不知道自己還可扮演其他角色。
1969年,杜普蕾隨著丈夫四處奔波演奏,兩人難得分開一兩天。杜普蕾不像丈夫那樣有雄心壯志,也缺乏精力包攬吃重的演奏行程,可是他喜歡在排練的時候有她陪著,音樂會中也有她在場;而她也喜歡看著丈夫工作。從1968年到1969年的音樂季,他們的足跡遍佈了歐洲和加拿大各和美國。她除了以獨奏家身份和各大樂團合作外,並與巴倫波yin合奏貝多芬的二重奏,或再加上帕爾曼或祖克曼,演奏貝氏的三重奏。4月2日,她與巴倫波yin及英國室內管樂團在節日廳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然後,雖然她不歡飛行,還是陪著這他們飛往紐約、澳洲、紐西蘭、以色列和義大利作世界巡迴演奏。雖然她帶了大提琴,卻一直到5月12日,在佛羅倫斯那場音樂會中方才演奏。根據Ursula Stebi的說法,杜普蕾實在疲累至極,他說:「大家都說巴倫波yin把她給累壞了。原本她在澳洲有一場演奏,結果也因此不得不取消。不過每一場演奏她都來,為我們打氣。我在途中病倒過,她寫了好幾首充滿關懷之意的小詩送給我,使我非常的感動。」
真正累她的其實不是她丈夫,而是因為當時她已經開始罹病了。她常抱怨說自己睡了八個鐘頭還不夠,而巴倫波yin短短幾個鐘頭的睡眠便已足夠。旅行的時差使她疲累,她卻往往無法入睡,巴倫波yin則倒頭就睡,鼾聲大作。經過四個小時的睡眠,他醒來之後便又立刻繼續第二天忙碌緊張的工作。他當然也能體諒妻子的辛苦,不過,他相信一個專業的人員就必須具備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與毅力。
多重硬化症早期就像幽靈一樣,很難診斷出來。各種病癥來時無影去時無蹤,且症狀溫和,患者很容易將它淡忘,或是像杜普蕾一樣,由於診斷錯誤,誤以為是神經疲勞。她在澳洲時,曾經因為揮之不去的疲勞,和右眼時有時無的雙重影像而去請教過大夫,結果被誤診為青春期的精神異常(Adolescent Trauma),並勸她養成休息的習慣。
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的合作才剛結束,杜普蕾又和祖克曼在布來頓音樂節裡演奏了布拉姆斯的《雙提琴協奏曲》,由巴倫波yin指揮新愛管弦樂團。兩天之後,巴倫波yin夫婦在節日廳演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及大提琴和鋼琴變奏曲。Joan Chissell在《泰晤士報》寫道:「倫敦愛樂者今晚聽到了可能是本世紀以來,演奏這位偉大作曲家作品的最好二重奏了。當演奏《F大調奏鳴曲》時,杜普蕾在終樂章數處高潮,有如母老虎般扶持著巴倫波yin。」
一個星期之後,杜普蕾再度來到紐約,演奏是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卡薩爾斯也蒞臨觀賞,坐在包廂裡聽她演奏,感動得落了淚。隨後的一個禮拜,她在羅馬與聖西西里亞管弦樂團合作演出,擔任指揮的乃是巴倫波yin。杜普蕾在克洛頓求學時的一位同窗Parthenope Bion Talamo正在羅馬,特別與她安排在中央飯店見面重聚。Parthenope現在是位心理分析醫師。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道:「最讓我吃驚的是,她滿臉的哀傷和落寞。給我的印象是她的婚姻不順。音樂會中場休息時,巴倫波因幫全數圍繞著丹尼爾,把她冷落在一旁。我當時不禁想著:假如他們在人地生疏地方的地方開演奏會,那該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啊!她會否完全被遺忘?」
杜普蕾的婚姻一直是一樁與大眾息息相關的事情。她曾經在1969年告訴一位名叫威廉.沃茲沃思的作家說:「我們的生活似乎總是有避不開的活動和人物,使得我們根本沒法靜坐下來,彼此談心。雖然我們渴望著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不過,能和這麼多人打交道,也是最快活不過的事了。」其實,就算巴倫波yin也有過這樣的渴望,也被他那好交天下俊傑的慾望給掩蓋過去了。他的引擎總是不停地在高速轉動著;結婚以前,杜普蕾在姬兒.西弗絲、馬圭爾家中,與結婚之後在凱特和查爾斯.比爾家中所嘗過的舒適恬淡家居生活,巴倫波yin是一概不感興趣的。凱特是美國人,有一年感恩節,她在家中舉辦了感恩節大餐,邀請親朋好友來家過節。杜普蕾與她的孩子們渡過了一段快樂時光,又搗碎馬鈴薯,講笑話挖苦自己。凱特對她非常瞭解,知道「這個女孩子有她平凡的一面,甚至可以說,平凡中的平凡了。你可以想像她下田工作的樣模。可是,這種生活對她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她在我們家,無論是我們的孩子,或是別家的孩子,都和她相處得極好。她非常喜歡過平凡的生活,因為這對於整天忙碌於演奏事業的人來說是難得的機會。可是,這並不是巴倫波yin所想要的,在家與親朋好友團聚吃火雞大餐,他覺得無聊。杜普蕾順著他的生活方式過日子,她總是說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不過,他不在的時候,她是經常來這兒的。」
杜普蕾雖名聞天下,卻羨慕別人三五好友相聚閒話家常的生活。一離開了社交的場合,她談起話來可就輕鬆得多了,因為在公眾的場合,一切都由巴倫波因和他那群死黨所主宰,做妻子的只能退居一旁坐冷板凳。有一次他們和紐朋夫婦及郭爾夫婦一起開車去科芬特里,巴倫波yin在那兒有場演奏會,坐在前面的男仕們彼此談笑風生,女仕們則坐在後座。現在已經改嫁給霍根先生的安西雅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她說:「我們彼此竊竊私語,笑成一團,發洩精力。一個女人若想在男性為主宰的社會中求取生存,一定要按著男人的意思作女人,與男人唱反調是行不通的。大家要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如果杜普蕾曾經私下在巴倫波yin面前模仿過別人,等到有了朋友在場時,巴倫波yin便要求她再作一次以娛樂朋友。此刻她便會很難為情,因為很害羞,可是她還是會聽命行事。她會笑著,聳聳肩,照著巴倫波yin的話做,來取悅他。」
「大家都覺得杜普蕾本性善良。她不管做什麼事,都會顯出她的內在美,而這種內在美從不改變。她會有這種表現,並不是因為房間裡有什麼化學作用產生,也不是因為房間裡有什麼特殊的人物。她自己不開玩笑,但她卻笑口常開。大家因此便認為她是個拉大提琴的笑人兒。後來,當她說出了她生病的事情之後,大家才明白原來她並不是大家想的這麼單純。」
演奏對杜普蕾來說,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她並不想要什麼榮耀。 簡.西奧說:「打從杜普蕾結婚那時起,她就想要孩子。巴倫波yin則不然,至少那時不要。我覺得她為人妻,為人母,一定比作一位超級巨星要快樂得多了。這不合乎她的個性,因此,嫁給巴倫波yin對她來說必定非常的痛苦。因為他所受的教養是要他出風頭,而她則不然。他扮演這種角色非常自在,她則不然。」
結婚第三年,杜普蕾已經不再像從前,逢人就說自己多麼想要孩子了。每當有人問起她的時候(每一次接受訪問時,總會問這個問題),她就會說她現在的生活方式不適合生孩子。她告訴《留聲機》雜誌的記者艾倫.布萊思,說自己想要有好幾個孩子,可是,一旦有了,又恐怕再沒有時間演奏了;而生活裡要是沒有了演奏,她是活不下去的。《週日時報》的記者訪問她時,她除了講同樣的話以外,還說如果她有了小孩,她必定能夠適應。這位記者又問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如果她和巴倫波yin之中有一人死去,另一人會不會受到影響?她說:「當然會受到影響,任何人都會的。但我們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天份,因此我們所受到的影響也許會少一點。」(關關﹕何等天份﹐面對生死會如此自信﹖不信。)
杜普蕾傳20
杜普蕾和巴倫波yin都對他們那間地下室的狹小公寓懷有深厚的感情。離開了這間小屋,就象徵著他們蜜月的結束;於是,除非他們實在是住不下去了,要不然絕對是捨不得離開那兒的。1970年底,他們在漢普斯特的皮爾格林街5a號購買了一棟寬敞的紅磚房子。
杜普蕾一向都比較喜歡北倫敦;那兒的空氣似乎比較清新,活動空間較大。不過,漢普斯特荒地林木成陰,可說是鄉間以外她最喜歡的地方了。這棟房舍距離漢普斯特村只有咫尺之遙,樓下是起居間、飯廳、廚房,一個小溫室和車庫。他們把這間車庫改建成巴倫波yin的工作室,樓上有三間臥房。這間房子有一個相當優美的後花園,這是它最好的地方。花園的後面連著羅斯林山大教堂後面空曠安靜的草地。搬到了這兒,似乎是好的開始了。
杜普蕾和丈夫一起裝修這棟房子(巴倫波yin是色盲),把房子打點得既傳統又郊外式的模樣。他們沒有時間,也不想搞什麼個人的品味,因為他們待在倫敦的時間,還不到他們所有時間的四分之一。他們一會兒在這兒演奏,一會兒又飛到那兒,每一處都需要他們卯足了精力去應付。1971年初,巴倫波yin再度踏上了美國之旅。其中一場與洛杉磯愛樂合奏的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祖賓.梅塔指揮),杜普蕾故意躲在樂團中提琴手後面,坐在大提琴部的後面演奏。這是他們對觀眾開的一個小玩笑。然而,微笑的後面卻隱藏著她內心的茫然與恐懼。五月底,一場加州的演奏會之後,她取消了其他在美國和以色列的音樂會,飛回了家園,滿心對自己的才華和神智起了重重的疑懼。
醫學界對多重硬化症沒有特定的診斷方式,其早期的症狀如疲勞、喪失感覺、虛弱及視力減弱等常被誤診為心理性神經病,或是更嚴重的精神失調,如歇斯底里症,特別是女性尤其容易得此病。醫生們無法診斷出任何的病因,便吩咐她休息一年,並要她去看心理醫生。
在音樂的世界裡,只要有社交活動,就會有閒言閒語。杜普蕾一說要休息靜養的一年中,有關她的流言便四起。有人說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有人說她得了精神耗弱症,又有人說她的婚姻破裂了,還有人說她酒精中毒,因此拉琴時肌肉缺乏協調。因為她表面看上去一無病徵,所以一般人容易就把她的虛弱和疲勞說成懶惰或沮喪的表徵。
事實上,杜普蕾非常沮喪,只不過這是她生病的結果,而不是病因。她認為自己不再是一個心智正常的人了。以前,每遇沮喪之際,她都藉著大提琴挽回低沉的情緒。杜普蕾曾經寫信給她在多倫多曾認識的一位加拿大籍年輕大提琴家克莉斯汀.紐蘭,說過她喜歡做的事就是喜歡一個人待在房間裡,演奏巴哈的曲子,「一直到我完全被他的音樂包裹起來,沉浸在操弓拉弦的興奮之中,感覺自己已和它合而為一。」她說,當她的情緒低沉時,演奏巴哈的音樂能讓她心裡產生出一種力量來。1970年,在她寫給克莉斯汀的信中說,她曾經很不快樂,但向她保証一切都已過去了;還說她現在很好。她要休息幾個禮拜不拉琴,然後「靜下心來再多學幾首曲子,也許再把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練習練習。「我覺得巴哈的曲子實在很難。」
這一休息就是幾個月,從6月一直到12月間,她沒有碰琴。由於沒有反面的證據,她假設不管毛病出在哪裡,錯都在自己。也就是說,她的精神壞了她的身體,且擾亂了她的生活。朋友憂心她的健康,但大多人的想法和她一樣。有些朋友知道她每個星期都要去看一位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科醫生華爾特.約菲五次。1970年時英國還不像現在那麼開放,一般人的眼光裡,去看精神科醫生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杜普蕾一向都喜歡走路,每天都要走上一哩半的路程去約菲醫生的診所看病。可是一到了診所,她又猶疑了。音樂才是構成她的元素,也是她最主要與真誠的語言。如今,她怎能用片語隻字就道盡內心的挫折、焦慮和罪惡感呢?
巴倫波yin雖然偶而也曾為她而暫停過工作,可是大部份的時間仍在外旅行,忙他個人的事業。她去過波克夏郡姊姊的家住過一段時間。她喜歡姊姊的孩子,曾經公開說過羨慕她們一家人的生活,可是,她和姊夫基佛.芬濟的關係始終都搞不好;而且,姊姊家也不是她理想中的避難所,不過,當芬濟一家人到法國南部的家去渡假時,杜普蕾和父母一道跟去了。作家羅賓.高丁當時也在那兒,他記得這家人全得看芬濟一個人的臉色。艾麗絲似乎很快樂,德瑞克老古板。他們的氣氛歡愉,但一切都是表面化,特意裝出來的。他說:「表面上看起來,杜普蕾滿臉笑容,喜歡開玩笑,私底下卻又好像很悲哀,很迷惘,一個人在那兒發愣。她告訴我,她和巴倫波因,根本無需片語隻字,彼此就能瞭解對方的需要。她說她非常想念他。」
12月,正好是她休養的中點,杜普蕾有一天在家中清早醒來,覺得自己精神很好,於是便把「佩雷遜」琴從箱中拿出來,開始拉琴,就好像她病已經好了一樣。有四天的功夫,巴倫波yin懷著既高興又小心的心情陪著她練習蕭邦的《大提琴奏鳴曲》,和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的改編曲。巴倫波yin和EMI的製作人Suvi Raj Grubb很快就騰出了一間錄音室他們很順利地錄這兩首奏鳴曲。第二天早上,杜普蕾又興致勃勃地提議灌錄幾首貝多芬的大提琴奏鳴曲。這是他們過去一直想做而未做成的計畫。她和巴倫波yin因將《第一號》的第一樂章錄完之後,杜普蕾突然覺得很累,於是便把大提琴收了起來,說她那天恐怕只能錄到這兒了。當時杜普蕾才26歲,大多數演奏家在這年齡少有機會錄音,而她卻從此未再和心愛的大提琴一起出現在錄音室。
經過了一年的休養後,杜普蕾的病況減輕了。1972年6月,她似乎已經有了很大的起色,於是她的哈羅德.霍爾特經紀公司發佈了她已經完全康復,並且將於秋天復出樂壇。她的演奏行程不會「排得太重」,並且要到下一年才會再與樂團一起合作演奏。她的影師克萊夫.巴達朋友(為她拍宣傳照),認為她神情愉悅,而且非常健康。
7月,她和巴倫波yin去了特拉維夫,和祖克曼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三重奏Op.50》。9月24日,他們在倫敦一場消遙音樂會中又演奏這首曲子,還演奏了貝多芬的《幽靈三重奏》。這是杜普蕾自倫敦消失16個月以來第一次重返舞台。她心裡很緊張,曾經告訴老朋友西比爾.伊頓說自己很久沒有演奏了,這次重返樂壇,覺得前面好像擋著一道難以爬越的牆。兩個星期之後,她和巴倫波yin在另一場消遙音樂會中演奏了曾經錄音的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她的朋友羅西.巴德說:「我們都噙著眼淚來聽她演奏,那實在是太傷感了。我不曉得她那時是否清楚自己已經不行了。這場演奏太動人了,她完完全全地與音樂融合在一起了。」
她的確清楚自己已經不行了,相同的症狀又出現了,不過她把這次的症狀歸咎於重返工作上所承受的壓力,而且極力相信它不久之後行將消失。然而,事實上並不然,病情甚至因為她的憂慮而更加惡化了。以往,生命中不變的是她對自我天份的信心,而如今,她再也不能倚靠這種信心了。她的病情時好時壞;以往覺得悠遊自在的舞台,如今步步都充滿了危機。
1973年的第一個星期中,她在克里夫蘭勉力完成了兩場成功的演奏會,演奏了拉羅的《大提琴協奏曲》。一個星期之後,她又在多倫多的梅西廳演奏了同一闕曲子。雖然全場觀眾爆滿,可是有一位樂評人卻這麼評她的演奏:
這似乎變成另一場音樂會,我不是說這場演奏有多差,可是確實已不如她以往遠甚。只有在中間樂段結尾時等極少數的地方,她才稍微表現出了往日的活力和火花。其餘的時間裡,她的聲音都太小;音色固然美妙,但素來崇拜她的聽眾,此時也只能遙想她當年的精湛演奏。這場演奏,就音樂性和技巧性來講,皆不失為傑出的演奏,只是,那已經不再是偉大的杜普蕾了。
1月25日,在紐約的愛樂廳,杜普蕾和巴倫波yin同台演出了她此生最後一場公開演奏會。《紐約時報》樂評人聽完了這場演奏之後,既迷惘又失望,寫了如下的樂評:
一開始的布拉姆斯《第一號》、德布西和蕭邦的奏鳴曲,杜普蕾小姐拉出了好些個刺耳哭吼的聲音;穾然蹦出一些音來或遺漏了音符。而在撥奏樂段中的狂野顫音中,她的表現就好像是拉橡皮筋一樣。
杜普蕾小姐的演奏也並非就毫無可圈可點之處,即使有,他們似乎也不致於陷入一種邏輯性和一致性的模式之中。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一種即興的能量所推動,發出了一種沒有思想,也沒有意義的興奮感。
儘管她在技巧上頗多失誤,在詮釋上又脫離了正軌,觀眾卻仍然感覺到她是位才華非凡的音樂家與多才多藝的才女。也許,杜普蕾小姐該多花時間想一想音符裡的涵義,以及曲子的走向。
杜普蕾從來也不需要樂評家來評斷她的演奏,演奏得好壞她心裡有數;現在更不用別人來告訴她自己有多差。她懷著悸動而又慌亂的心,回到了倫敦,接受她所信賴和敬愛的約菲醫生的治療,她又對自己即將在2月份於節日廳的演奏重拾信心。這場演奏進行得順利,聽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守望者報》的樂評人Neville Cardus 12年以前曾為她的首次登台寫過一篇生動的樂評,現在她又為她的演藝事業寫下了一闕精采的頌文:
昨天晚上杜普蕾重返到皇家節日廳,演奏了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雖然時光的流逝以及身體的衰弱,使得她的技巧不像往昔那般游刃有餘;不過,她還是以她成熟的領悟力和高度內涵的思想克了這些困難,成功地演奏了艾爾加最隱晦的一首作品……。
這首協奏曲一向都是杜普蕾演奏得最美的曲子,但也經常帶著一位巨匠對樂器的喜愛,以致於驅散了應該有的內省。這一次,杜普蕾直探整首作品的核心。她這麼年輕,卻能在操弓撥弦時運用出如此不凡的專注,別人絲毫不會發覺音樂中宣告了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個輝煌的時代即將結束,白晝將盡,黑夜已至。艾爾加在曲子結尾時使用了一個慢板的樂章重述了此闕品的一個主題;那最後的裝飾奏甚至道出了他的顧影自憐。從賈桂琳.杜普蕾的演奏裡,你可以聞到從艾爾加尚未癒合的傷口所滲出的血水味。整首曲子在她那敏感顫抖的指間流瀉出來……,既含著辛辣、又不乏這首協奏曲中所蘊含的仁愛。
幾天之後,杜普蕾飛到了紐約。她日夜焦慮恐懼的夢魘終究還是到來了。她原本要在愛樂廳和祖克曼及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指揮紐約愛樂演奏布拉姆斯的《雙提琴協奏曲》。當她到達了愛樂廳參加排演時,她甚至連打開琴盒的力氣都沒有,需要別人幫她。排練時,她連琴弦都感覺不出來,更別說按著她自己的意思運指了;而開頭那一段艱難的裝飾奏,就更是慘不忍聞了。此時她自覺害怕、有罪、羞恥,於是便對伯恩斯說自己實在是無力為繼了。可是伯恩斯坦相信這只是因為緊張所引起的過渡症狀,便勸她繼續排練下去。
當晚,杜普蕾步上了舞台之時,心中感覺自己就像是上了斷頭台一樣。她的手臂下垂無力,手指麻木不仁;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自己到底會拉出什麼樣的聲音,甚至如何在琴格上找出正確的音符來。她了解,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睜大了雙眼,盯著雙手,再估算出從一個音符到另一個音符,手指必需移動多少距離。這場演奏真是漫長無比,似乎永遠都走不到盡頭。好不容易終於結束了,她比誰都清楚:觀眾失望了。
演奏會過後,伯恩斯坦帶她去看了大夫。這位大夫照樣說她的病是壓力所引起的。第二天,她取消了在美國的所有演奏,飛回了英國。沒有任何人(包括杜普蕾在內)會比《紐約時報》更了解她的病情,報導說:她得了異常的病症,也就是說,她那隻拉弓的手神經失調。就這個樣子,經過了七個月,她終於明白,那出賣她的,是她的身體,而不是她的心。
這是一段傷感的故事。
杜普蕾傳18
1968年7月3日,巴倫波yin夫婦從歐洲巡演歸國後36小時,又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及經理人員從Heathrow機場搭機遠赴紐約。隨後兩個禮拜,他們在八個城市裡舉行九場音樂會;杜普蕾是此行的要角,雖然只演出六場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然而每場排練和表演她都熱心參與。她們以紐約作為基地,坐車到卡托納、布魯克維爾、紐約州、哥倫比亞、馬里蘭州演出,非要到零晨四點鐘以後才回到曼哈頓的旅館裡。「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巴倫波yin 告訴一位作家羅傑.卡恩說:「除了排練,就是演奏。現在,我有35%的時間分配給鋼琴,35%的時間分配給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剩下的時間才是指揮。」他說他已有四年沒有放過假了,而原本四月份的假期,也在他帶領倫敦交響樂團去美國演奏的時候給賠掉了。這是他第一次在紐約指揮樂團,他事前一個星期才收到通知。他說:「這種工作非常辛苦,可是我喜歡。」
7月11日,杜普蕾身著一襲高貴典雅的琥珀綠色晚禮服,在林肯中心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羅傑.卡恩寫道:「當她奏出裝飾奏時,巴倫波yin靠在指揮台扶手上,兩腳交叉。那種姿勢道出了他對嬌妻的欣賞和驕傲。有時,杜普蕾演奏完一段技巧艱深的樂段之後,她會轉過頭來向他微笑。他頷首示意之後,樂團奏出了最強音,她就接著操弓拉出了最艱難的琶音,一頭金髮隨著樂曲飄舞著,將樂曲帶入最高潮。滿場的觀眾不約而同地起身瘋狂地鼓掌。」另一位樂評人則寫道:「我想佔有她。」
杜普蕾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在拉維尼亞、伊利諾州(這是她在美國中西部的首演)以及斯特拉特福、 安大略等地音樂節演奏。當樂團於7月15日飛返倫敦時,她和巴倫波因則連袂飛往洛杉磯,在那裡她將與洛杉磯愛樂在好萊塢圓形劇場演奏聖桑的《大提琴協奏曲》。這場音樂會過後,《洛杉磯時報》的樂評人馬丁.伯恩海姆寫道:「她拉琴時就像潑婦一樣,但這位身材高大的潑婦極具音樂性,充滿智慧,且具有一顆赤子之心。她是一位熱力四射的演奏家,表現得燦爛華麗、音色甜美,全身沉浸在愉悅和歡樂中。巴倫波yin和樂團亦步亦趨地跟隨著。」當晚發生了一件遺憾的事情,杜普蕾在登台前把結婚戒指留在更衣室裡,結果不翼而飛了。
8月,巴倫波yin主持了一個迷你的音樂節,宣傳廣告稱作「1968年的音樂新盛事」。這為期11天的南方樂隊音樂節,由巴倫波yin擔任音樂總監,在伊利莎白女王廳舉行,演出包括室內樂及與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合演的曲子,巴倫波yin的朋友們,如阿胥肯納吉、帕爾曼、珍娜.蓓克、約翰.威廉士、單簧管家Gervase de Peyer等都應邀來助陣。這次音樂節的活動熱鬧無比,大獲成功,結果又連續舉辦了兩年。在這次的一場音樂會中,杜普蕾、巴倫波因及de Peyer演奏了布拉姆斯為單簧管、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三重奏》,又和巴倫波因合奏了布拉姆斯的《第二號大提琴奏鳴曲》。《泰晤士報》的樂評人寫道:「杜普蕾小姐以冷峻的強度,強調了樂曲中的一點一滴。音樂的節奏太不穩定,且無法顧及到音樂中的對比,而這卻是布拉姆斯的室內樂作品裡最簡潔的本質。」
就在同一個禮拜,杜普蕾又參加了愛丁堡的音樂節。在此,她演奏了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由於她拉得太用力,以致於第一個樂章還沒結束就把一根琴弦給拉斷了。她原本和巴倫波yin租了一棟大房子,和幾位死黨住在一起,且已經安排要租一架私人飛機,和這幾位好友一起飛到莫爾島,再乘著這三天的假期,飛到芬加爾洞去遊歷一番,無奈巴倫波yin答應了人家,和妻子一同參加9月2日在倫敦舉行的一場慈善音樂會,使得這麼美好的計畫泡了湯。這場音樂會由聯合國所贊助,名叫「捷克斯拉夫1968年」,目的在幫助蘇聯入侵捷克之後,滯留在英國的捷克學生。杜普蕾在這場音樂會中演奏了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
就在舉行音樂會那天的早上七點鐘,蒙古塔街那棟公寓的電話鈴響了。巴倫波yin 接了電話,對方沒講自己是誰,只說這場音樂會是一場挑釁的舉動,如果巴倫波因膽敢現身,就必定慘遭殺身之禍。說真的,音樂會當天亞伯特廳必定人山人海,想要找到剌客談何容易!巴倫波yin沒有把這件告訴事訴妻子,也沒有報警,不過卻對幾位朋友訴說了,而他們也告訴了主辦當局。當天下午,便衣警察混進了七千名觀眾中,而杜普蕾渾然並不知情。這場演奏,《泰晤士報》的樂評人說這必定是她的一生中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她演奏得熱情奔放,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她也能控制得宜。這是一首光輝令人感動的歌曲。」(關關﹕將生命投入的女子大抵均如此。)音樂會平安地結束之後,巴倫波yin告訴者說,演奏會進行途中,他一直想轉身探視,但總算是專心完成了工作。他說:「我有點焦慮,可是當我開始指揮後,卻沒有人對我開槍,我便把這件事置諸腦後了。事情結束之後,我才把受人威脅的事告訴我太太。」
如果情況顛倒,電話是由杜普蕾接的,那麼,她會不會瞞著丈夫,並且不管他的意願如何,就是不讓他去冒這個險,那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從她所受的教養,或從丈夫的態度和價值觀念來判斷,杜普蕾都不會這麼做。雖然巴倫波yin有一位望之儼然的父親,而杜普蕾沒有,不過他們倆都生長在相同的文化和階級之下,而在這種文化階級中,丈夫具有絕對的權威。如果巴倫波yin覺得他有責任保護妻子不受到現實生活的煎熬,杜普蕾的行為便是在丈夫此種心態下形成。明白了這一點之後,也就難怪杜普蕾長到23歲,還保持著一份孩童的本質了。只可惜這種特質經常被誤認為是幼稚。結果,一般人總覺得她是一位可愛、無憂無慮、甚至惱人的小女孩,受人寵愛,讓人嬌縱。她從小就被塑造成這一種角色,而她也一直扮演得很稱職,以至於從不知道自己還可扮演其他角色。
1969年,杜普蕾隨著丈夫四處奔波演奏,兩人難得分開一兩天。杜普蕾不像丈夫那樣有雄心壯志,也缺乏精力包攬吃重的演奏行程,可是他喜歡在排練的時候有她陪著,音樂會中也有她在場;而她也喜歡看著丈夫工作。從1968年到1969年的音樂季,他們的足跡遍佈了歐洲和加拿大各和美國。她除了以獨奏家身份和各大樂團合作外,並與巴倫波yin合奏貝多芬的二重奏,或再加上帕爾曼或祖克曼,演奏貝氏的三重奏。4月2日,她與巴倫波yin及英國室內管樂團在節日廳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然後,雖然她不歡飛行,還是陪著這他們飛往紐約、澳洲、紐西蘭、以色列和義大利作世界巡迴演奏。雖然她帶了大提琴,卻一直到5月12日,在佛羅倫斯那場音樂會中方才演奏。根據Ursula Stebi的說法,杜普蕾實在疲累至極,他說:「大家都說巴倫波yin把她給累壞了。原本她在澳洲有一場演奏,結果也因此不得不取消。不過每一場演奏她都來,為我們打氣。我在途中病倒過,她寫了好幾首充滿關懷之意的小詩送給我,使我非常的感動。」
真正累她的其實不是她丈夫,而是因為當時她已經開始罹病了。她常抱怨說自己睡了八個鐘頭還不夠,而巴倫波yin短短幾個鐘頭的睡眠便已足夠。旅行的時差使她疲累,她卻往往無法入睡,巴倫波yin則倒頭就睡,鼾聲大作。經過四個小時的睡眠,他醒來之後便又立刻繼續第二天忙碌緊張的工作。他當然也能體諒妻子的辛苦,不過,他相信一個專業的人員就必須具備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與毅力。
多重硬化症早期就像幽靈一樣,很難診斷出來。各種病癥來時無影去時無蹤,且症狀溫和,患者很容易將它淡忘,或是像杜普蕾一樣,由於診斷錯誤,誤以為是神經疲勞。她在澳洲時,曾經因為揮之不去的疲勞,和右眼時有時無的雙重影像而去請教過大夫,結果被誤診為青春期的精神異常(Adolescent Trauma),並勸她養成休息的習慣。
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的合作才剛結束,杜普蕾又和祖克曼在布來頓音樂節裡演奏了布拉姆斯的《雙提琴協奏曲》,由巴倫波yin指揮新愛管弦樂團。兩天之後,巴倫波yin夫婦在節日廳演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及大提琴和鋼琴變奏曲。Joan Chissell在《泰晤士報》寫道:「倫敦愛樂者今晚聽到了可能是本世紀以來,演奏這位偉大作曲家作品的最好二重奏了。當演奏《F大調奏鳴曲》時,杜普蕾在終樂章數處高潮,有如母老虎般扶持著巴倫波yin。」
一個星期之後,杜普蕾再度來到紐約,演奏是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卡薩爾斯也蒞臨觀賞,坐在包廂裡聽她演奏,感動得落了淚。隨後的一個禮拜,她在羅馬與聖西西里亞管弦樂團合作演出,擔任指揮的乃是巴倫波yin。杜普蕾在克洛頓求學時的一位同窗Parthenope Bion Talamo正在羅馬,特別與她安排在中央飯店見面重聚。Parthenope現在是位心理分析醫師。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道:「最讓我吃驚的是,她滿臉的哀傷和落寞。給我的印象是她的婚姻不順。音樂會中場休息時,巴倫波因幫全數圍繞著丹尼爾,把她冷落在一旁。我當時不禁想著:假如他們在人地生疏地方的地方開演奏會,那該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啊!她會否完全被遺忘?」
杜普蕾的婚姻一直是一樁與大眾息息相關的事情。她曾經在1969年告訴一位名叫威廉.沃茲沃思的作家說:「我們的生活似乎總是有避不開的活動和人物,使得我們根本沒法靜坐下來,彼此談心。雖然我們渴望著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不過,能和這麼多人打交道,也是最快活不過的事了。」其實,就算巴倫波yin也有過這樣的渴望,也被他那好交天下俊傑的慾望給掩蓋過去了。他的引擎總是不停地在高速轉動著;結婚以前,杜普蕾在姬兒.西弗絲、馬圭爾家中,與結婚之後在凱特和查爾斯.比爾家中所嘗過的舒適恬淡家居生活,巴倫波yin是一概不感興趣的。凱特是美國人,有一年感恩節,她在家中舉辦了感恩節大餐,邀請親朋好友來家過節。杜普蕾與她的孩子們渡過了一段快樂時光,又搗碎馬鈴薯,講笑話挖苦自己。凱特對她非常瞭解,知道「這個女孩子有她平凡的一面,甚至可以說,平凡中的平凡了。你可以想像她下田工作的樣模。可是,這種生活對她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她在我們家,無論是我們的孩子,或是別家的孩子,都和她相處得極好。她非常喜歡過平凡的生活,因為這對於整天忙碌於演奏事業的人來說是難得的機會。可是,這並不是巴倫波yin所想要的,在家與親朋好友團聚吃火雞大餐,他覺得無聊。杜普蕾順著他的生活方式過日子,她總是說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不過,他不在的時候,她是經常來這兒的。」
杜普蕾雖名聞天下,卻羨慕別人三五好友相聚閒話家常的生活。一離開了社交的場合,她談起話來可就輕鬆得多了,因為在公眾的場合,一切都由巴倫波因和他那群死黨所主宰,做妻子的只能退居一旁坐冷板凳。有一次他們和紐朋夫婦及郭爾夫婦一起開車去科芬特里,巴倫波yin在那兒有場演奏會,坐在前面的男仕們彼此談笑風生,女仕們則坐在後座。現在已經改嫁給霍根先生的安西雅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她說:「我們彼此竊竊私語,笑成一團,發洩精力。一個女人若想在男性為主宰的社會中求取生存,一定要按著男人的意思作女人,與男人唱反調是行不通的。大家要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如果杜普蕾曾經私下在巴倫波yin面前模仿過別人,等到有了朋友在場時,巴倫波yin便要求她再作一次以娛樂朋友。此刻她便會很難為情,因為很害羞,可是她還是會聽命行事。她會笑著,聳聳肩,照著巴倫波yin的話做,來取悅他。」
「大家都覺得杜普蕾本性善良。她不管做什麼事,都會顯出她的內在美,而這種內在美從不改變。她會有這種表現,並不是因為房間裡有什麼化學作用產生,也不是因為房間裡有什麼特殊的人物。她自己不開玩笑,但她卻笑口常開。大家因此便認為她是個拉大提琴的笑人兒。後來,當她說出了她生病的事情之後,大家才明白原來她並不是大家想的這麼單純。」
演奏對杜普蕾來說,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她並不想要什麼榮耀。 簡.西奧說:「打從杜普蕾結婚那時起,她就想要孩子。巴倫波yin則不然,至少那時不要。我覺得她為人妻,為人母,一定比作一位超級巨星要快樂得多了。這不合乎她的個性,因此,嫁給巴倫波yin對她來說必定非常的痛苦。因為他所受的教養是要他出風頭,而她則不然。他扮演這種角色非常自在,她則不然。」
結婚第三年,杜普蕾已經不再像從前,逢人就說自己多麼想要孩子了。每當有人問起她的時候(每一次接受訪問時,總會問這個問題),她就會說她現在的生活方式不適合生孩子。她告訴《留聲機》雜誌的記者艾倫.布萊思,說自己想要有好幾個孩子,可是,一旦有了,又恐怕再沒有時間演奏了;而生活裡要是沒有了演奏,她是活不下去的。《週日時報》的記者訪問她時,她除了講同樣的話以外,還說如果她有了小孩,她必定能夠適應。這位記者又問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如果她和巴倫波yin之中有一人死去,另一人會不會受到影響?她說:「當然會受到影響,任何人都會的。但我們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天份,因此我們所受到的影響也許會少一點。」(關關﹕何等天份﹐面對生死會如此自信﹖不信。)
杜普蕾傳20
杜普蕾和巴倫波yin都對他們那間地下室的狹小公寓懷有深厚的感情。離開了這間小屋,就象徵著他們蜜月的結束;於是,除非他們實在是住不下去了,要不然絕對是捨不得離開那兒的。1970年底,他們在漢普斯特的皮爾格林街5a號購買了一棟寬敞的紅磚房子。
杜普蕾一向都比較喜歡北倫敦;那兒的空氣似乎比較清新,活動空間較大。不過,漢普斯特荒地林木成陰,可說是鄉間以外她最喜歡的地方了。這棟房舍距離漢普斯特村只有咫尺之遙,樓下是起居間、飯廳、廚房,一個小溫室和車庫。他們把這間車庫改建成巴倫波yin的工作室,樓上有三間臥房。這間房子有一個相當優美的後花園,這是它最好的地方。花園的後面連著羅斯林山大教堂後面空曠安靜的草地。搬到了這兒,似乎是好的開始了。
杜普蕾和丈夫一起裝修這棟房子(巴倫波yin是色盲),把房子打點得既傳統又郊外式的模樣。他們沒有時間,也不想搞什麼個人的品味,因為他們待在倫敦的時間,還不到他們所有時間的四分之一。他們一會兒在這兒演奏,一會兒又飛到那兒,每一處都需要他們卯足了精力去應付。1971年初,巴倫波yin再度踏上了美國之旅。其中一場與洛杉磯愛樂合奏的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祖賓.梅塔指揮),杜普蕾故意躲在樂團中提琴手後面,坐在大提琴部的後面演奏。這是他們對觀眾開的一個小玩笑。然而,微笑的後面卻隱藏著她內心的茫然與恐懼。五月底,一場加州的演奏會之後,她取消了其他在美國和以色列的音樂會,飛回了家園,滿心對自己的才華和神智起了重重的疑懼。
醫學界對多重硬化症沒有特定的診斷方式,其早期的症狀如疲勞、喪失感覺、虛弱及視力減弱等常被誤診為心理性神經病,或是更嚴重的精神失調,如歇斯底里症,特別是女性尤其容易得此病。醫生們無法診斷出任何的病因,便吩咐她休息一年,並要她去看心理醫生。
在音樂的世界裡,只要有社交活動,就會有閒言閒語。杜普蕾一說要休息靜養的一年中,有關她的流言便四起。有人說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有人說她得了精神耗弱症,又有人說她的婚姻破裂了,還有人說她酒精中毒,因此拉琴時肌肉缺乏協調。因為她表面看上去一無病徵,所以一般人容易就把她的虛弱和疲勞說成懶惰或沮喪的表徵。
事實上,杜普蕾非常沮喪,只不過這是她生病的結果,而不是病因。她認為自己不再是一個心智正常的人了。以前,每遇沮喪之際,她都藉著大提琴挽回低沉的情緒。杜普蕾曾經寫信給她在多倫多曾認識的一位加拿大籍年輕大提琴家克莉斯汀.紐蘭,說過她喜歡做的事就是喜歡一個人待在房間裡,演奏巴哈的曲子,「一直到我完全被他的音樂包裹起來,沉浸在操弓拉弦的興奮之中,感覺自己已和它合而為一。」她說,當她的情緒低沉時,演奏巴哈的音樂能讓她心裡產生出一種力量來。1970年,在她寫給克莉斯汀的信中說,她曾經很不快樂,但向她保証一切都已過去了;還說她現在很好。她要休息幾個禮拜不拉琴,然後「靜下心來再多學幾首曲子,也許再把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練習練習。「我覺得巴哈的曲子實在很難。」
這一休息就是幾個月,從6月一直到12月間,她沒有碰琴。由於沒有反面的證據,她假設不管毛病出在哪裡,錯都在自己。也就是說,她的精神壞了她的身體,且擾亂了她的生活。朋友憂心她的健康,但大多人的想法和她一樣。有些朋友知道她每個星期都要去看一位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科醫生華爾特.約菲五次。1970年時英國還不像現在那麼開放,一般人的眼光裡,去看精神科醫生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杜普蕾一向都喜歡走路,每天都要走上一哩半的路程去約菲醫生的診所看病。可是一到了診所,她又猶疑了。音樂才是構成她的元素,也是她最主要與真誠的語言。如今,她怎能用片語隻字就道盡內心的挫折、焦慮和罪惡感呢?
巴倫波yin雖然偶而也曾為她而暫停過工作,可是大部份的時間仍在外旅行,忙他個人的事業。她去過波克夏郡姊姊的家住過一段時間。她喜歡姊姊的孩子,曾經公開說過羨慕她們一家人的生活,可是,她和姊夫基佛.芬濟的關係始終都搞不好;而且,姊姊家也不是她理想中的避難所,不過,當芬濟一家人到法國南部的家去渡假時,杜普蕾和父母一道跟去了。作家羅賓.高丁當時也在那兒,他記得這家人全得看芬濟一個人的臉色。艾麗絲似乎很快樂,德瑞克老古板。他們的氣氛歡愉,但一切都是表面化,特意裝出來的。他說:「表面上看起來,杜普蕾滿臉笑容,喜歡開玩笑,私底下卻又好像很悲哀,很迷惘,一個人在那兒發愣。她告訴我,她和巴倫波因,根本無需片語隻字,彼此就能瞭解對方的需要。她說她非常想念他。」
12月,正好是她休養的中點,杜普蕾有一天在家中清早醒來,覺得自己精神很好,於是便把「佩雷遜」琴從箱中拿出來,開始拉琴,就好像她病已經好了一樣。有四天的功夫,巴倫波yin懷著既高興又小心的心情陪著她練習蕭邦的《大提琴奏鳴曲》,和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的改編曲。巴倫波yin和EMI的製作人Suvi Raj Grubb很快就騰出了一間錄音室他們很順利地錄這兩首奏鳴曲。第二天早上,杜普蕾又興致勃勃地提議灌錄幾首貝多芬的大提琴奏鳴曲。這是他們過去一直想做而未做成的計畫。她和巴倫波yin因將《第一號》的第一樂章錄完之後,杜普蕾突然覺得很累,於是便把大提琴收了起來,說她那天恐怕只能錄到這兒了。當時杜普蕾才26歲,大多數演奏家在這年齡少有機會錄音,而她卻從此未再和心愛的大提琴一起出現在錄音室。
經過了一年的休養後,杜普蕾的病況減輕了。1972年6月,她似乎已經有了很大的起色,於是她的哈羅德.霍爾特經紀公司發佈了她已經完全康復,並且將於秋天復出樂壇。她的演奏行程不會「排得太重」,並且要到下一年才會再與樂團一起合作演奏。她的影師克萊夫.巴達朋友(為她拍宣傳照),認為她神情愉悅,而且非常健康。
7月,她和巴倫波yin去了特拉維夫,和祖克曼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三重奏Op.50》。9月24日,他們在倫敦一場消遙音樂會中又演奏這首曲子,還演奏了貝多芬的《幽靈三重奏》。這是杜普蕾自倫敦消失16個月以來第一次重返舞台。她心裡很緊張,曾經告訴老朋友西比爾.伊頓說自己很久沒有演奏了,這次重返樂壇,覺得前面好像擋著一道難以爬越的牆。兩個星期之後,她和巴倫波yin在另一場消遙音樂會中演奏了曾經錄音的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她的朋友羅西.巴德說:「我們都噙著眼淚來聽她演奏,那實在是太傷感了。我不曉得她那時是否清楚自己已經不行了。這場演奏太動人了,她完完全全地與音樂融合在一起了。」
她的確清楚自己已經不行了,相同的症狀又出現了,不過她把這次的症狀歸咎於重返工作上所承受的壓力,而且極力相信它不久之後行將消失。然而,事實上並不然,病情甚至因為她的憂慮而更加惡化了。以往,生命中不變的是她對自我天份的信心,而如今,她再也不能倚靠這種信心了。她的病情時好時壞;以往覺得悠遊自在的舞台,如今步步都充滿了危機。
1973年的第一個星期中,她在克里夫蘭勉力完成了兩場成功的演奏會,演奏了拉羅的《大提琴協奏曲》。一個星期之後,她又在多倫多的梅西廳演奏了同一闕曲子。雖然全場觀眾爆滿,可是有一位樂評人卻這麼評她的演奏:
這似乎變成另一場音樂會,我不是說這場演奏有多差,可是確實已不如她以往遠甚。只有在中間樂段結尾時等極少數的地方,她才稍微表現出了往日的活力和火花。其餘的時間裡,她的聲音都太小;音色固然美妙,但素來崇拜她的聽眾,此時也只能遙想她當年的精湛演奏。這場演奏,就音樂性和技巧性來講,皆不失為傑出的演奏,只是,那已經不再是偉大的杜普蕾了。
1月25日,在紐約的愛樂廳,杜普蕾和巴倫波yin同台演出了她此生最後一場公開演奏會。《紐約時報》樂評人聽完了這場演奏之後,既迷惘又失望,寫了如下的樂評:
一開始的布拉姆斯《第一號》、德布西和蕭邦的奏鳴曲,杜普蕾小姐拉出了好些個刺耳哭吼的聲音;穾然蹦出一些音來或遺漏了音符。而在撥奏樂段中的狂野顫音中,她的表現就好像是拉橡皮筋一樣。
杜普蕾小姐的演奏也並非就毫無可圈可點之處,即使有,他們似乎也不致於陷入一種邏輯性和一致性的模式之中。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一種即興的能量所推動,發出了一種沒有思想,也沒有意義的興奮感。
儘管她在技巧上頗多失誤,在詮釋上又脫離了正軌,觀眾卻仍然感覺到她是位才華非凡的音樂家與多才多藝的才女。也許,杜普蕾小姐該多花時間想一想音符裡的涵義,以及曲子的走向。
杜普蕾從來也不需要樂評家來評斷她的演奏,演奏得好壞她心裡有數;現在更不用別人來告訴她自己有多差。她懷著悸動而又慌亂的心,回到了倫敦,接受她所信賴和敬愛的約菲醫生的治療,她又對自己即將在2月份於節日廳的演奏重拾信心。這場演奏進行得順利,聽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守望者報》的樂評人Neville Cardus 12年以前曾為她的首次登台寫過一篇生動的樂評,現在她又為她的演藝事業寫下了一闕精采的頌文:
昨天晚上杜普蕾重返到皇家節日廳,演奏了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雖然時光的流逝以及身體的衰弱,使得她的技巧不像往昔那般游刃有餘;不過,她還是以她成熟的領悟力和高度內涵的思想克了這些困難,成功地演奏了艾爾加最隱晦的一首作品……。
這首協奏曲一向都是杜普蕾演奏得最美的曲子,但也經常帶著一位巨匠對樂器的喜愛,以致於驅散了應該有的內省。這一次,杜普蕾直探整首作品的核心。她這麼年輕,卻能在操弓撥弦時運用出如此不凡的專注,別人絲毫不會發覺音樂中宣告了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個輝煌的時代即將結束,白晝將盡,黑夜已至。艾爾加在曲子結尾時使用了一個慢板的樂章重述了此闕品的一個主題;那最後的裝飾奏甚至道出了他的顧影自憐。從賈桂琳.杜普蕾的演奏裡,你可以聞到從艾爾加尚未癒合的傷口所滲出的血水味。整首曲子在她那敏感顫抖的指間流瀉出來……,既含著辛辣、又不乏這首協奏曲中所蘊含的仁愛。
幾天之後,杜普蕾飛到了紐約。她日夜焦慮恐懼的夢魘終究還是到來了。她原本要在愛樂廳和祖克曼及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指揮紐約愛樂演奏布拉姆斯的《雙提琴協奏曲》。當她到達了愛樂廳參加排演時,她甚至連打開琴盒的力氣都沒有,需要別人幫她。排練時,她連琴弦都感覺不出來,更別說按著她自己的意思運指了;而開頭那一段艱難的裝飾奏,就更是慘不忍聞了。此時她自覺害怕、有罪、羞恥,於是便對伯恩斯說自己實在是無力為繼了。可是伯恩斯坦相信這只是因為緊張所引起的過渡症狀,便勸她繼續排練下去。
當晚,杜普蕾步上了舞台之時,心中感覺自己就像是上了斷頭台一樣。她的手臂下垂無力,手指麻木不仁;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自己到底會拉出什麼樣的聲音,甚至如何在琴格上找出正確的音符來。她了解,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睜大了雙眼,盯著雙手,再估算出從一個音符到另一個音符,手指必需移動多少距離。這場演奏真是漫長無比,似乎永遠都走不到盡頭。好不容易終於結束了,她比誰都清楚:觀眾失望了。
演奏會過後,伯恩斯坦帶她去看了大夫。這位大夫照樣說她的病是壓力所引起的。第二天,她取消了在美國的所有演奏,飛回了英國。沒有任何人(包括杜普蕾在內)會比《紐約時報》更了解她的病情,報導說:她得了異常的病症,也就是說,她那隻拉弓的手神經失調。就這個樣子,經過了七個月,她終於明白,那出賣她的,是她的身體,而不是她的心。
貝多芬。巴倫波因。熱情奏鳴曲。

K:
回島開工﹐今兒第一次主持采編會。
面對我的島子﹐面對年輕的同事﹐實在需要龍所說的“熱情”。
于是﹐晚間﹐聽Daniel Barenboim演奏的貝多芬23號《熱情奏鳴曲》。龍文轉述列寧當年是這麼談這個奏鳴曲的:“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蹟似的樂曲。”
小女子聽來﹐這《熱情奏鳴曲》的精華在末段﹐隨著琴鍵的敲擊﹐噴薄升起的音符﹐實在不知﹐是熱情﹐抑或躁動。
或許﹐生而為人﹐在人生某些階段﹐就是得如此狂熱。展開﹑展開﹑再展開﹐不需要知道是否有極限﹐展開﹐就是一切。熱情﹐狂熱﹐焦躁﹐奔涌……在在都是生命﹗﹗﹗
阿根廷演奏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據知是當今演奏貝多芬的頂尖人物。小女子是在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完成了在港最末一次訪談後﹐在九龍塘又一城的香港唱片行﹐尋回了這套Daniel Barenboim演奏的貝多芬。
唱片行斯文的小靚仔導購員﹐聞聽小女子想找全套貝多芬﹐驚喜地說﹕剛剛進了最新Daniel Barenboim。
其實﹐那天﹐小女子就想聽78號《升F大調鋼琴奏鳴曲》﹐一個自我糾纏極了的曲目﹐如同小女子當時的心境。夜晚﹐獨自在港無人的采編平台聽之﹐何止是落淚。
如同小女子無法自我排解﹐就去翻的泰戈爾一般﹐貝多芬的音符﹐亦將人的心境﹐描畫極盡。聽之﹐如同與知己傾訴﹐心結隨著黑白琴鍵﹐一點點就會打開了。
所以﹐得有詩﹑得有畫﹑得有字﹑得有音樂﹐更得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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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倫波因﹐何許人也﹖
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 1942年的11月15日,誕生於阿根廷首都也是音樂中心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他五歲開始學琴!母親指導了他如何讀譜並給與其生平的第一堂琴課, 隨後父親立刻接棒傳授,且成為他此生唯一的鋼琴老師。巴倫波因的父親鋼琴習自義大利名師,亦是現今聞名的Martha Argerich的老師,名叫Vicente Scaramuzza。
1950年8月19日下午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個穿著短褲的七歲男童,爬上劇院舞台,舉辦了他個人的第一場鋼琴獨奏會。
1951年,巴倫波因舉家遷居以色列,前往羅馬的聖賓西莉亞學院就讀,同時還跟隨費雪(E. Fischer)及娜蒂亞.布朗潔學習鋼琴,另外也參加了伊果.馬凱維契在薩爾斯堡的指揮課程。1955年,以13歲之齡於巴黎演出,職業生涯中,數度舉行貝多芬奏鳴曲全集的系列音樂會,1962年巴倫波因首次正式以指揮家身分登台指揮以色列愛樂,逐漸地,在他的演出比重上,指揮比鋼琴佔有更重要的地位。60年代中期之後,以指揮家、獨奏家身份陸續與英國室內樂團、新愛樂管弦樂團、哈雷管弦樂團、倫敦交響樂團、柏林愛樂、紐約愛樂等世界級團體合作,1975至1988年領軍巴黎管弦樂團,先後擔任法國管絃樂團及巴士底歌劇院音樂總監,但1990年卻因與法國當局意見不合而被臨時解雇,引發了國際樂壇大震盪。
1967年與20世紀最出色的女大提琴家杜普蕾結婚,開始眾人羨嘆其金童玉女,然而卻以杜普蘭遭病魔苦纏做為戲劇性的結束。
他在西元兩千年慶祝他演奏生涯五十週年紀念,在全球舉辦系列音樂會,高潮是在紐約市卡內基廳演奏貝多芬全套交響曲與鋼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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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名觀眾爆滿科隆大劇院★安可曲多達13首直到午夜★盛況空前全球媒體廣泛報導
★DVD-Info雜誌:「安可不斷的音樂盛會」★德國Das DVD雜誌:「逼真的音效,讓樂迷大呼過癮」
1950年8月19日下午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穿著短褲的七歲男童,爬上劇院舞台,舉辦了他個人的第一場鋼琴獨奏會。這位當年的鋼琴神童,如今已是名聞遐邇的樂壇巨匠----巴倫波因。整整五十年後,大師再回到故鄉,在七層樓高的科隆大劇院裡,擠滿了三千名觀眾如朝聖般參與【巴倫波因音樂生涯50週年紀念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展現了巴倫波因在鋼琴藝術的絕代風華,曲目包括上半場的莫札特與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以及下半場的阿爾班尼士《伊貝利亞》鋼琴曲集。在觀眾的熱情歡呼,甚至齊聲為大師唱賀「週年慶快樂」下,巴倫波因展開了如同馬拉松般的安可曲演出。直到午夜時分,巴倫波因不得不回到舞台親自蓋上琴蓋,結束了這場別具意義的紀念音樂會。
巴倫波因如今多以指揮為其演出重心,能像這樣整場鋼琴獨奏的演出已相當罕見。身為一代鋼琴名家,巴倫波因不僅將這場音樂會視為回顧過去五十年的藝術生涯,更視為第二個五十年的里程碑。而由於樂迷的瘋狂反應與全球媒體的廣泛報導,這場【巴倫波因音樂生涯50週年紀念音樂會】更成為跨世紀最具歷史意義的音樂盛事!
http://tw.myblog.yahoo.com/yu-ying/article?mid=2006&prev=2014&next=1851___
★DVD-Info雜誌:「安可不斷的音樂盛會」★德國Das DVD雜誌:「逼真的音效,讓樂迷大呼過癮」
1950年8月19日下午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穿著短褲的七歲男童,爬上劇院舞台,舉辦了他個人的第一場鋼琴獨奏會。這位當年的鋼琴神童,如今已是名聞遐邇的樂壇巨匠----巴倫波因。整整五十年後,大師再回到故鄉,在七層樓高的科隆大劇院裡,擠滿了三千名觀眾如朝聖般參與【巴倫波因音樂生涯50週年紀念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展現了巴倫波因在鋼琴藝術的絕代風華,曲目包括上半場的莫札特與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以及下半場的阿爾班尼士《伊貝利亞》鋼琴曲集。在觀眾的熱情歡呼,甚至齊聲為大師唱賀「週年慶快樂」下,巴倫波因展開了如同馬拉松般的安可曲演出。直到午夜時分,巴倫波因不得不回到舞台親自蓋上琴蓋,結束了這場別具意義的紀念音樂會。
巴倫波因如今多以指揮為其演出重心,能像這樣整場鋼琴獨奏的演出已相當罕見。身為一代鋼琴名家,巴倫波因不僅將這場音樂會視為回顧過去五十年的藝術生涯,更視為第二個五十年的里程碑。而由於樂迷的瘋狂反應與全球媒體的廣泛報導,這場【巴倫波因音樂生涯50週年紀念音樂會】更成為跨世紀最具歷史意義的音樂盛事!
http://tw.myblog.yahoo.com/yu-ying/article?mid=2006&prev=2014&next=1851___
3/19/2007
欣賞“男子也姣”吧
Dear all:
我們的網﹐今天開始掛出世界先生專題了。
“我看你秀”﹑“男子也姣”﹐有點“女權主義”﹐是吧。
誰讓他們愿意秀﹐還“不遠萬里”來到海南島。
會上許多圖的。呵呵。
http://www.hicns.net/kd/2007-03-16/21.shtml
我們的網﹐今天開始掛出世界先生專題了。
“我看你秀”﹑“男子也姣”﹐有點“女權主義”﹐是吧。
誰讓他們愿意秀﹐還“不遠萬里”來到海南島。
會上許多圖的。呵呵。
http://www.hicns.net/kd/2007-03-16/21.shtml
閱讀時光﹕王蒙。我又夢見了你。(全文)








K:
聽一則有關中央音樂學院古琴教授的訪問﹐嘉賓趙家珍老師的聲音和快樂的氣質﹐著實讓小女子想起了母親。當然﹐是母親的當年﹐她在中央音樂學院教書的日子。也是﹐她與父親京滬千里姻緣一線牽的最好時光。
小女子﹐只是在照片里看過母親的如花歲月﹐文革前她那種融古典于現代的氣質﹐相信一定是很吸引一班學習音樂的學生的。可惜﹐文革十年中斷了母親的藝朮沉浸﹐也帶走了她最好的時光。
小女子﹐對中央音樂學院的記憶﹐倒主要是我的幼兒園﹐有個特會彈琴的長辮子小張老師﹐好看極了﹔還有音樂學院老樓里的舊琴房。
記得有時黃昏﹐母親較晚來接人兒﹐匆匆拖了小女孩的手去食堂﹐路過窗棱高過小女孩的琴房。琴房里傳出的琴聲﹐常常教人想加快腳步──逃。如今想來﹐或許是因悲調﹐或許是因黃昏﹖
趙老師所說的﹐與學生的母子情﹐一直貫穿了母親職業生涯。也是小女子當年不滿母之處﹐因為要和學生搶“媽媽”。呵呵。所以﹐待到考大學時﹐小女子一個有關師范的志愿都不報﹐就是為了不陷入母親命運的輪回﹐為了將來可以將完整的時間﹐奉獻給至親至愛的人兒。有點早熟﹐是吧。
今日﹐聽趙老師陶醉于與學生的關係﹐小女子自忖﹕當年因了年輕﹐沒有參悟母親生命的樂趣﹐很是對不起了。
今兒﹐趙老師關于頻頻夢見去世導師的一段談話﹐最是打動小女子。是啊﹐人與人﹐陰與陽﹐即使是在夢境里相遇﹐也一定是要有緣分的。一段時間﹐頻頻入夢﹐冥冥之中要有多深的緣分呢﹖﹗
小女子﹐就是會為這樣的問題糾纏。無解﹐就翻書。抬頭﹐竟然就看見架上王蒙的《我又夢見了你》。
蠻“老”的版本了﹕一九九一年﹐華藝出版社﹐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夏衍為序﹐288頁﹐定價4元9角。
書中﹐有王蒙詩作《有些話》的手跡﹐有之後引起廣為議論的《堅硬的稀粥》﹐還有這篇充滿激情﹐很蒙太奇的《我又夢見了你》。大約王蒙寫作該文時﹐已是人到中年﹐文字困擾極了﹐雖不似《青春萬歲》﹑《組織部來的年輕人》輕快﹐但是更加有勇氣直面人性了。
讀之﹐反省﹐竟然也很自我糾纏。但愿﹐讀者真的懂。
聽一則有關中央音樂學院古琴教授的訪問﹐嘉賓趙家珍老師的聲音和快樂的氣質﹐著實讓小女子想起了母親。當然﹐是母親的當年﹐她在中央音樂學院教書的日子。也是﹐她與父親京滬千里姻緣一線牽的最好時光。
小女子﹐只是在照片里看過母親的如花歲月﹐文革前她那種融古典于現代的氣質﹐相信一定是很吸引一班學習音樂的學生的。可惜﹐文革十年中斷了母親的藝朮沉浸﹐也帶走了她最好的時光。
小女子﹐對中央音樂學院的記憶﹐倒主要是我的幼兒園﹐有個特會彈琴的長辮子小張老師﹐好看極了﹔還有音樂學院老樓里的舊琴房。
記得有時黃昏﹐母親較晚來接人兒﹐匆匆拖了小女孩的手去食堂﹐路過窗棱高過小女孩的琴房。琴房里傳出的琴聲﹐常常教人想加快腳步──逃。如今想來﹐或許是因悲調﹐或許是因黃昏﹖
趙老師所說的﹐與學生的母子情﹐一直貫穿了母親職業生涯。也是小女子當年不滿母之處﹐因為要和學生搶“媽媽”。呵呵。所以﹐待到考大學時﹐小女子一個有關師范的志愿都不報﹐就是為了不陷入母親命運的輪回﹐為了將來可以將完整的時間﹐奉獻給至親至愛的人兒。有點早熟﹐是吧。
今日﹐聽趙老師陶醉于與學生的關係﹐小女子自忖﹕當年因了年輕﹐沒有參悟母親生命的樂趣﹐很是對不起了。
今兒﹐趙老師關于頻頻夢見去世導師的一段談話﹐最是打動小女子。是啊﹐人與人﹐陰與陽﹐即使是在夢境里相遇﹐也一定是要有緣分的。一段時間﹐頻頻入夢﹐冥冥之中要有多深的緣分呢﹖﹗
小女子﹐就是會為這樣的問題糾纏。無解﹐就翻書。抬頭﹐竟然就看見架上王蒙的《我又夢見了你》。
蠻“老”的版本了﹕一九九一年﹐華藝出版社﹐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夏衍為序﹐288頁﹐定價4元9角。
書中﹐有王蒙詩作《有些話》的手跡﹐有之後引起廣為議論的《堅硬的稀粥》﹐還有這篇充滿激情﹐很蒙太奇的《我又夢見了你》。大約王蒙寫作該文時﹐已是人到中年﹐文字困擾極了﹐雖不似《青春萬歲》﹑《組織部來的年輕人》輕快﹐但是更加有勇氣直面人性了。
讀之﹐反省﹐竟然也很自我糾纏。但愿﹐讀者真的懂。
3/18/2007
世界先生秀三亞。好看。




K:
六十多位候選“世界先生”﹐在三亞的海邊日秀夜秀﹐蠻好玩的。
從海口派下去的靚仔記者﹐今兒發回一組照及文。一睹為快﹖
我們的網站﹐周一起開設專題﹐小女子開的欄目名﹐文字欄題為“我看你秀” ﹐圖片欄為“男子也姣”。好玩嗎﹖會上許多圖片的。
六十多位候選“世界先生”﹐在三亞的海邊日秀夜秀﹐蠻好玩的。
從海口派下去的靚仔記者﹐今兒發回一組照及文。一睹為快﹖
我們的網站﹐周一起開設專題﹐小女子開的欄目名﹐文字欄題為“我看你秀” ﹐圖片欄為“男子也姣”。好玩嗎﹖會上許多圖片的。
天涯熱風:“世界先生”時裝秀攪熱亞龍灣之夜
中新社三亞三月十八日電
作者 尹海明
正在此間舉行的二00七首屆世界先生總決賽,十七日晚間在亞龍灣假日酒店沙灘上舉行的沙灘時裝秀、烤肉晚宴,讓夜間的亞龍灣也熱鬧起來。
夜幕降臨,現場的氣氛在主持人的調動下更加熱鬧。“先生”們在臨時搭建的T型臺上,穿著清涼,風情各異……台下,女士們為各自欣賞的先生歡呼雀躍,品頭論足。
黎巴嫩先生Anthony與利比理亞先生Emmet同時著海南島服表演,Anthony非常紳士,而Emmet卻將非洲人健美的肌肉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香港先生黃長髮陽光活潑,義大利先生Carlo卻是一雙憂鬱深邃的眼神;斯里蘭卡先生Shibani一身黑色長裙獨具南亞風情,而德國先生Mark卻是一臉剛毅;只是美國先生Travis Kraft笑容滿面卻顯得有些靦腆,熱愛中國功夫的他以抱拳式向觀眾致意,博得一陣喝彩。
走下秀台,世界先生們又不斷被前來要求合影的女士們“騷擾”,少有空閒享受椰子汁或者燒烤美食。
“中國先生過來這邊!”中國先生蔣樂俊走下臺後,迫不及待地女士們爭相向其招手;陽光的香港先生黃長髮身邊合影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其中還有不少男士;一位元內地女記者,為土耳其先生厄提姆的英俊所傾倒,他們耳鬢廝磨地地交談,讓現場其他男士們嫉妒,教不懂英文的女士羡慕……
時裝表演結束後,主持人還宣佈義大利先生Carlo和黎巴嫩先生Anthony獲得了前一天的廚藝比賽冠軍,調製雞尾酒比賽的冠軍則屬於菲律賓先生Emanuel。不過,調皮的主持人揭了Emanuel的老底,引發眾人哄堂大笑——雖然他調製出了不錯的結尾酒,卻十三次打碎了杯子。因此,他的獎品除了調製雞尾酒的工具外,還有一隻打不碎的杯子。
五彩繽紛的煙花照亮了夜的三亞灣,三家協辦此次賽事的酒店的外籍總經理,也被現場的氣氛所感染,沖入人群,脫衣、跳舞,活像一個個“老頑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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