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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同事今日從香港發出的通稿﹐訪《明報》總編輯張健波﹐談香港的新聞自由。這也是回歸十年系列之一。
《明報》老總眼裏的新聞自由
中新社香港六月二十日電 題:《明報》老總眼裏的新聞自由
中新社記者 董會峰
“你找張健波這樣不聽話的人做總編輯,《明報》能否過渡‘九七’都成問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位香港資深媒體人士對張曉卿(《明報》大股東)說。
張曉卿隨後當面詢問張健波的看法。張健波答:“在香港辦報,不是講聽不聽話的;最重要是把握時代脈搏,找事實,講道理,拿捏好分寸。”
十年過去了,當談起這件往事,張健波說:“我是一個有話直說之人,在新聞界有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可以告訴你,回歸十年,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目前依然是華人社會中言論最自由、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我在‘九七’回歸前十年加入《明報》,至今回歸十年,見證了《明報》編輯部在回歸前後的變化——《明報》編輯部現在享有的編輯自主權,堪稱二十年來最高。”
新聞界曾有兩大擔憂
張健波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說,“九七”回歸前,香港新聞界有兩大擔憂:一,香港回歸後,還有沒有新聞自由?二,市場競爭和利益驅動之下,“煽色腥”會否在報刊氾濫成災?
“回歸十年來,大家的第一個擔心並沒有發生,基本上新聞自由沒有多大轉變。媒體獨立運作、自主經營,該贊則贊,該批評就批評。有美國同行來問我,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十年來變了沒有?我說,你去九龍尖沙嘴或銅鑼灣看看那些標語和口號,就明白今日香港有多麼自由了。”
“不過,從大學進行的民調看,有兩點值得我們省思:一是媒體的‘煽色腥’情況依然嚴重,以至媒體的公信力不斷下降;二是部分市民、新聞業者感覺媒體的自我審查比以前有所增加。”
“商人辦報未必不好”
隨著去年《信報》易主、創辦人林山木(林行止)淡出,有人形容是香港“文人辦報”年代的結束。對此,張健波說,很難去評論,因為何謂“文人辦報”、何謂“報人辦報”,概念模糊,眾說紛紜。
“商人辦報,未必就不好。關鍵看這個老闆是怎樣一個人。是一心賺錢,還是有所理想,兼顧社會公義。香港有線新聞台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它是商人辦的,但按照新聞規律辦事,新聞報導有聲有色。”
“就《明報》來說,老闆(張曉卿)人不在香港。他定下編輯方針,總編輯負責執行。目前,編輯部擁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自主權,是二十年來最高。” “在香港辦報、辦媒體,一看老闆,二看市場。但新聞工作者最大的問題,還在於我們自己的能力如何。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資訊發達,記者應在保持沖勁的同時,提高自身質素和寫作水準,加強對國家、對國際問題的研究。”
“向左走?向右走?”
舉凡媒體,皆有立場。傳統上,香港媒體依政治立場不同,分為左、中、右。 張健波說,香港回歸後,媒體一定程度上面臨“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十年過去,大格局未變,依然是中間報紙數量最多。
“《明報》創辦四十八年,堅持做一份中立的報紙,不表示對政治無立場。比如,《明報》堅持民族立場,反對分離主義;同時反對戰爭、反獨裁。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視角,有人說我們在特定議題上中間偏右,陳水扁則說我們是共產黨的報紙。”
“媒體最重要的,還是能否堅持是非,追求客觀,不公器私用。”
“就左派報紙而言,也可以辦得很好看。《文匯報》近年來的努力令人稱道,其轉型不但見乎版面設計,還在於報導內容和社評的深化。”
下一個十年
“十年之後,香港傳媒市場會變得怎樣?”
面對記者的問題,張健波想了想說,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現代科技、互聯網的發展,讓人“永遠想不到”。
他說,過去十年,香港媒體有兩大變化和衝擊:互聯網改變了傳統媒體的發展模式和讀者群體;免費報紙異軍突起,三份免費報紙日發行近百萬份,直逼十多份傳統付費報紙的總發行量(約一百二十萬至一百四十萬份)。
張健波拿出隨身攜帶的小紙本,用筆劃出一個二00七至二0一七發展示意圖。他說,未來《明報》的傳統讀者或減少,但明報新聞網站則呈現點擊率、廣告收入節節上升之勢。
七個收音機
張健波系明報“三朝元老”,先後擔任查良鏞、於品海、張曉卿時代的總編輯或執行總編輯。“這三位老闆各有所長。論才華、勤奮,查良鏞先生令人尊重,今天在香港還沒有第二人。”
每天,《明報》編輯部要開四次會,策劃、商定次日的重點新聞及評論。“除了開會,我每天必不可少安排二、三個小時的‘傳媒消費時間’。十年前,我訂閱十份報紙,後來減至七份,現在只有兩份。如今更多的時間,是上網看新聞。對我來說,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新聞不斷在發生。我中意這份工作,如饑似渴,在追求事實真相中得到滿足。”
張健波透露,他在新聞上“中毒”很深。為了隨時瞭解、捕捉本港、兩岸及國際新聞,他在家中不同的位置擺放了七個收音機,包括洗手間,隨時打開收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