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讀》。馬家輝。言論自由。香港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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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言論自由，始終是香港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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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好讀>六月號
馬家輝，傳媒人，一九六三年生於香港，在灣仔長大。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社會學博士，曾任台灣華商廣告公司文案企劃、台灣《大地》地理雜誌記者、《明報》世紀版和讀書版策劃顧問，鳳凰衛視、香港電台節目主持等。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亦為台灣及香港報刊專欄作家。

如果真要區分出香港媒體這十年的變化，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九七過後，借用王德威的說法，進入了「眾聲喧嘩時期」：好像一個舊時代結束、新時代開始都是這樣，每個人都有他的回歸故事要說，裡頭包含了不安、焦慮，當然也包含期待。我自己曾身歷其境，九七年，我在《明報》負責副刊，那時約稿非常容易，隨便打個電話，不管你是當官的、醫生、律師、大學教授還是老百姓，每個人都可隨口講出對回歸的感覺和經驗。我那時還搞了一個方塊專欄，叫做「一百人說一百天」，由一百個人輪流一百天說自己的故事，後來還集結成書。現在回頭再翻閱名單，連我都嚇了一跳，就連香港銀行家李國寶也在其中，那時，確實是個高峰。

從高峰到疲累再到自信狂飆

所有舊主題也都重新出土，像我那時候作一個「香港左派暴動三十週年」專題，這類的題目被壓抑多年，我當時便學習陳映真的《人間》，以「火紅的年代，出土的回憶」集結文章，採訪了當年運動的那些人，有些人還出家當和尚，過往他們的回憶錄沒人要登，我便再把回憶錄整過一遍，將一個個故事說出來。當時，大家也都熱情地參與。
一過九七，就像是高潮過後的疲累，約稿變得十分困難，因為大家把要講的故事都說完了，瞬間明顯地轉變。九八年之後，平淡了好幾年。
第二個階段則是○○至○五年，自信狂飆的年代，也是「董建華亂港時期」，香港人經歷了七年浩劫，九七後的毛病通通爆發出來，經濟社會管制、開始推動「二十三條立法」、「反國土分裂法」等。那時的電子媒體發揮極大的效用，電台開始有了所謂的名嘴，罵罵罵一路罵，不只罵，還真的推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引起大家對於房屋、醫療問題的注意。真正達到巔峰當屬二○○三年七月一日的大遊行，幾個電台名嘴對此自然也是功不可沒。為什麼形容這段時間為「自信狂飆期」呢？因為大眾都相信媒體確實可以監督社會，是有作用的。
就連報齡幾乎等同十年的香港《蘋果日報》，也選擇直接介入社會運動，捐錢給活動者做廣告。從第一天上市便不單單扮演印刷媒體的角色，單刀直入地改變了讀者跟媒體的關係，甚或扮演社會運動推動者的角色，回頭看它這十年的發展，確實對整體生態影響很大。
接下來從○四、○五年到現在，則是一個不知道怎麼形容、會比較貼近大眾對於媒體的感覺的時候。我們見證了方才提到電台效應的事情，這幾個所謂的名嘴包括梁文道皆被封殺，電台節目及電台全被收編，有的名嘴投身立法會議，有的名嘴則被砍了左手，傳說是與其財務狀況有關。沒有人知道背後那股操縱的力量究竟來自何方，只知道那些尖銳的評論人節目時段被調整，挪去冷門時段，還有人接到中方關切電話，也有聽說暴力事件介入，只是沒有人站出來說清楚。
不只商業電台，像香港電台（RTHK）這種政府給錢的電台，長久以來堅持如英國BBC誠實公正的走向，記者和編輯是握有編輯自主權的，最近卻傳出要被整頓的消息。曾蔭權上台後，便成立一個委員會出了一份報告，說香港電台已經過時，應該改成立一個公共廣播的頻道。至於會這麼弄呢？沒人清楚，大家都猜疑，不過是再弄個假的東西來殺掉這個原來的電台。

言論空間被打壓，生存壓力大

民間的報業經營權逐漸轉手，像是《信報》經營權也在今年易手了，雖然截至目前為止，言論沒有太大變化，但大家仍然備感憂心；而《明報》老闆現居馬來西亞，也在中國經營非常多生意，卻從未插手該報編輯方向，讓人不禁感嘆，難道我們只有靠非香港居民經營的媒體，才能維持報紙的言論自由權嗎？
言論被打壓的，還不只這一樁，○六年才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程翔事件」：程翔是一個左派文匯報的記者（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成為獨立的左派記者之一，就是所謂愛國記者），去年在中國被抓並判刑五年，理由是他收了台灣基金會的錢。香港人一致認為這是莫須有的罪名，便發起一波救程翔的運動。深入探究其被逮捕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他寫了些批評江澤民的文章，並提點大陸政治圈的憤慨，及擔心「二十三條」的重新立法。由此，可說進入了所謂「恐怖的年代」。
何謂恐怖呢，一個指的是言論控制上的恐怖，另一個則是市場上的恐怖。後者的恐懼在於免費報的興起，及大眾在龐大生活壓力下，開始減少看報的習慣，再加上網路媒體的興起，這些壓力都回到像我們這樣從事新聞行業的人，可能越來越找不到發揮的空間，你要很努力地調整自己和媒體之間的關係，它可能需要的內容愈來愈淺愈來愈少，然而你要付出的成本和風險卻可能愈來愈高，在這個情況下，你還要如何在媒體圈下安身立命，是個麻煩、令人頭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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