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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陳白塵教授，南大中文系戲劇專業在國內圈子里還是赫赫有名的。
當年MAYBOY參加中文系戲劇社演出陳老師的《升官圖》http://www.5156edu.com/page/08-02-05/31027.html，出演反派財政局長潘月亭，演的又狠又奸，讓人恨死了：））不過，他的那身深色條紋西服還是俺建議換成淺色的，從一個電視劇組“汪精衛”那里討來的西褲吊帶，至今也還掛在他的衣柜一角兒。又是讓肥仔郁悶的我家的一個“吊帶哥哥”：））
舊物件兒
新小孩兒
如今想來，小女子八十年代入讀的南京大學，是一個還有大師的年代。
五月回江南，帶肥仔去南京博物院（原中央博物院），尋找逝去的歲月，遇到一個雕刻展，其中就有我讀書時的名譽校長匡亞明先生的頭像，老校長是孔子研究專家，他的《孔子評傳》是孔子研究必讀書目之一。因為老校長喜歡昆曲，才有江蘇省昆劇院常來南大的折子戲演出，才有白先勇的昆曲講座，小女子才和昆曲結上“半生緣”。
呵呵，別看小女子平時調皮，那日見了老校長，哪怕是雕像，合影也是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
看到網上說，江蘇戲劇界在紀念陳老百歲冥誕，小女子這也湊湊熱鬧了。
松柏岁寒心
2008-07-04 作者：陈虹
——写在父亲陈白尘一百诞辰之际
■陈虹
父亲如果还活着，今年整整100岁了。
不知怎的，每当想起他，眼前总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岁寒图》: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松柏挺立，郁郁苍翠。大树下站着一个人，一个书生，面对着雪虐风饕的天宇，他伸出双臂，高声呼叫:“我寻找在这酷烈的严冬里的耐寒的人物！”
1944年岁末，36岁的父亲为他刚刚完稿的剧本《岁寒图》写下了《代序》——“冬夜还很长，而在此时此地号召耐寒的气节，这正是我们对于每一个抗战之人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窗外风雪交加，窗内青灯孤影，他在聆听空谷中的回声，他在寻找人世间的知音。
那一夜很长很长。
那一夜也很冷很冷。
后来，有一位年轻人曾好奇地问过父亲:“你取名‘白尘’，是否有看破‘红尘’之意？”父亲大笑起来，连忙摆手说没有任何的联系。
“红尘”之说，未免带有佛家的色彩，父亲不信宗教。但是1944年的那声呼喊，似乎成了他不祥的“谶语”——父亲的一生竟与“风雪”结了伴。老友阿甲说他是:“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是指他的人生道路。学者董健则总结为:“他往往处在一种‘夹缝’之中:右倾势力把他当成左派；‘左’倾势力把他当成右派。”这是指他的创作历程。
父亲究竟属于什么“派”，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似乎也不愿为此而花费脑筋。他只想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名“执笔到白头”的作家，也就是他所说的“在酷烈的严冬里的耐寒的人物”。他说了:“是他们在真正地维护着抗战，是他们为天地间留下了正气，是他们为这芸芸众生判明真正的是非善恶，为今日立下了真正的道德标准。”
然而不曾想，这个剧本当年在重庆上演时，竟遭到某位权威人士的批评:“我觉得忠贞自守并不是这个社会的抗毒素，也不是它的药方。……要想不被黑暗所征服，所粉碎，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与黑暗作战，征服它，粉碎它！”父亲哑然了，他不能不承认这一意见的尖锐与深刻——毕竟奋起抗争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与需要。但是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又岂能没有自己的操守和信仰，他无法割舍内心深处的尊奉与追求……
那是到了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部分作家自编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集。那天也正值岁末，也同样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父亲终于完成了选编与校对的任务，他站起身来，搓了搓手，然后提起毛笔，似乎连想都没有想，便在那摞书稿的封面上写下了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岁寒集”。
其实，当年何其芳对《岁寒图》的批评也并不完全准确——从父亲来说，他又何尝不曾“勇敢地站起来与黑暗作战”？
第一次，是在1926年。大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北伐军的声势一往无前。18岁的父亲再也无法平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他一跃而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还在区分部里担任了一个小头头。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然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却惨遭失败。他凄苦地形容自己:“就像被退潮的巨浪狠狠地摔在了沙滩上，孤寂而又荒凉……”
第二次，是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相继爆发。24岁的父亲再次投奔了革命——这次他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且还于共青团江苏淮(阴)盐(城)特委机关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于是乎废寝忘食的生活又开始了……然而，这一次的下场却更加悲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特委机关即遭破坏，父亲被逮捕，判处了五年徒刑……
1982年春天，湖南的一家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作家们的回忆录——《我的第一本书》。父亲铺开稿纸，开门见山地写道:“我的第一本书是《曼陀罗集》，1933年至1935年写于镇江监狱中。”其实他当初的目的很简单——“我不能浑浑噩噩虚度这五年刑期！”不过，这样的“结果”倒是令左翼文学阵营很快便接纳了他，而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地说:“我不能不感谢国民党的监狱，它为上海文坛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亭子间作家’——自愿投奔到‘左联’大纛之下来的小卒。”
就这样，父亲不仅曾“勇敢地站起来与黑暗作战”，而且更在“勇敢地站起来与黑暗作战”之后投身于左翼文坛。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作战”的经历，竟一直持续了下去:从此之后，他的创作也同“严寒”结了缘，他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诞生在风刀霜剑之下——话剧《升官图》，完成于国民党的疯狂搜捕之中，遭到监视的父亲不得不躲藏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家里，他称之为“准囚室”，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电影《乌鸦与麻雀》的问世，正值蒋家王朝崩溃前最黑暗的时刻，父亲再次上了敌人的“黑名单”，不仅自己整天东躲西藏，就连稿本也只得塞进摄影棚的草堆里；
《牛棚日记》诞生在十年浩劫期间，作为“牛鬼蛇神”，父亲白天接受批斗，晚上栖息“牛棚”，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敢悄悄取出来，记下那段荒谬的岁月；
历史剧《大风歌》，执笔于1975年，父亲被开除了党籍，申诉无望，平反无期，工资被冻结，职务被罢免，留给他的只剩下了一个“公民权”；
……
这究竟是父亲的“不幸”还是“幸”？——他与“严寒”形影不离；“严寒”铺就了他创作的道路，“严寒”也铸就了他作品的风格。
阿甲在为父亲书写“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副挽联时，肯定是老泪纵横。那么董健在为父亲写下“他的创作往往处在一种‘夹缝’之中”时，又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那是1939年的春天，父亲完成了多幕剧《乱世男女》，他以“现实主义”的目光发现并揭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隐藏着一群只会空喊口号而无任何作为的冒牌“革命家”！父亲将这群人称作社会的渣滓，他说:“一个服务于现实的文学作者，是不该为了‘顾忌’而撒谎的。”
此时，距离抗战爆发，距离统一战线的建立，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不肯撒谎的父亲便首当其冲地陷入了重重的厄运之中:先是剧本遭到禁演，继之则是劈头盖脸的批评与指责——“作者是悲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只有黑暗。”“暴露太多，使人丧气，尤其是给前线将士看了，会动摇抗战的心理。”……
父亲急了:
“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他诚恳地告诫人们。
“由于热爱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光明！”——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胸襟。
这个剧本究竟是“左”了还是“右”了？直到一年之后，冯雪峰才为父亲说了句公道话:“我认为应该列入到作为我们文艺发展的标帜的好作品的行列里去，……作者是有胆量的，已经着眼到社会的矛盾。”这“胆量”二字，无疑是对父亲的赞誉；但这“胆量”二字，也无疑成为了父亲作品屡遭责难的原因。
他开始了“夹缝”中的写作——
《结婚进行曲》:“不现实！——我们除了读到讽刺以外，很少有别的东西。”
《岁寒图》:“忠贞自守并不能阻止这个社会的腐烂，更不能给这种腐烂的制造者以什么损害。”
《升官图》:“堕落的戏，堕落的人。”“一个色情的彩棚。”()当年中文系戏剧社演过这出陈老的戏，MAYBOY在其中担纲“反派”主角儿。）
《悬崖之恋》:“没有表现重大主题”，在“政治倾向”上出现了“后退”。
《大风歌》:“在黑暗残酷的古代宫廷斗争中，仅以正统思想为准则，贬低一姓，抬高一姓，有何积极意义？” ……
这些批评，有的来自右翼阵营，有的来自“左”倾势力；有的出自恶意攻击，有的出自善意指责。但不管如何，它们终于又让父亲结缘了另一种“严寒”——一种令他动辄得咎且又不容分辩的“严寒”。
其实，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明白如何在斗争中保护自己。如果说父亲于解放前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这尚可以“胆量”二字相誉的话；那么到了解放后他依然是“一如既往”，依然是“我行我素”，这就实在是“不合时宜”了。当然，他也曾缄过口，封过笔，但是艺术家的“良心”却又时时逼迫着他去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于是乎，新的“夹缝”又形成了——“歌德派”乎？“缺德派”乎？他不懂得应该如何去“顺应”形势，他仍然生活在《岁寒图》的情景当中，仍然陶醉在笔下人物的精神当中，他仍然信奉着自己一贯的追求，仍然坚持着自己一贯的操守。于是乎，他的道路也只能依旧曲折下去……
父亲是个乐天派，这是谁都知道的，否则他又怎会于冰天雪地中呼唤“耐寒的人物”？又怎会于重重“夹缝”中坚持自己的写作？但早年的他却沉默寡语，极其内向。——那是他出狱后的第二年，无端地遭遇了一次诽谤，流言蜚语传遍上海滩:“陈白尘在巡捕房领取敌人的津贴！”刹那间，所有的左翼朋友都同他断绝了来往，所有的进步刊物都拒绝刊用他的稿件。父亲搞蒙了，他不知道这空穴来风缘何而起，只能攥着拳头四处去找造谣者算账。不曾想，好心人的批评也随之而来了:“这要怪你不曾清楚地表白自己。”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回答是:“哓哓不休的自白并不一定有用处，要想洗去不白之冤，只有靠自己事实上的行动。”
于是他又一头钻进了亭子间，一心一意地要让人们看看他“事实上的行动”。其结果他不仅写成了《石达开的末路》，而且还创作出了一个新的剧本《金田村》。
——这就是父亲，坚持认为“哓哓不休的自白并不一定有用处”的父亲！他终于让我明白了:当年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囚徒作家”；后来在“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又为什么能够写出《牛棚日记》与《大风歌》！
1995年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将父亲于“文革”中留下的《牛棚日记》付梓出版了。它让众多读者看到了那段尘埃落定的历史，看到了中国文人艰难曲折的足迹。陈原先生读罢后慨然写道:“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作者陈白尘，著名的剧作家。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一位真正的作家，一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
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也没能预料到此书能够带来如此的影响。当年他只是在日记本的末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记于南京玄武湖畔、高云岭下、听梯楼之南窗前。时天寒岁暮，树木凋落，阴云沉沉，似有雪意，而庭中月季新芽待发，距立春不过一月矣！”
又是天寒岁暮，又是阴云沉沉。这时的父亲已被开除了党籍，就连高声呼喊的权力也没有了，他只能悄悄地在自己的“掌园”中栽下几株耐寒的月季，施肥，除草，浇水，剪枝……等待着它们于立春之后绽发出新的枝芽。
我曾经问过父亲:1944年岁末的那次呼唤——也就是创作《岁寒图》时的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呢？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抗日战争进入中期之后，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经常召集各个剧团的主要编导人员开会，对大后方的戏剧运动做出指示和安排。一次，父亲在会上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剧团中有少数人不能守穷，意志薄弱，出现了贪污的现象。他怕周公不相信，竟然打起赌来:“如果他们没有贪污，我愿赌上自己的脑袋！”坐在一旁的孙师毅也忍不住了:“没错，再加上我的脑袋！”周恩来大笑了起来，当即就这个话题给大家上了一课。他说:“对于我们的人民，应该更多地看到其善良的一面——在他们中间不是有很多忠贞自守的好人么？”
父亲说，他一下子醒悟了过来；而我，也似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追求。
那是1986年，我为父亲编写了一部《年谱》。他读完之后没有说话，只是提起笔来，在1942年的这栏当中，补充了一段内容:“雾季临。同学某来访作说客，劝其拜一‘老头子’，以依靠国民党，怒斥之去。”——这种“小事”本可不必写在年谱里的，但是父亲偏偏要“耿耿于怀”，偏偏要“重墨书之”。
后来，据说父亲一直不肯原谅那位“同学某”，甚至在纪念田汉的座谈会上，当众指责他不配作田先生的弟子。这个故事是董健老师告诉我的，他非常钦佩父亲的正气，也非常钦佩父亲所写的《岁寒图》。他称这是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的精神内涵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顽强的、活泼的生命力，当它与当今社会现实相碰撞时仍能放出耀眼的火花，叫人觉得作者似乎在面对着‘今天’，面对着‘我们’，说出他心灵的感受。”
——这就是父亲的“忠贞自守”！当年他依靠着它，指导人们如何战胜种种“严寒”，为天地之间留下一片正气；如今他又依靠着它，告诉人们如何抵御种种诱惑，为文化园地留下一片绿洲。
1989年，父亲抱病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散文——《他这样走过来》，以怀念他的故友、著名画家庞薰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回顾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进入新社会的历史时，都会叹息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每个人的‘这样’，究竟又是‘怎样’的呢？答案大不相同。”
作为“绝笔”，这岂不同样是在对自己发问么？岂不同样是要求自己做出明确的回答吗？——父亲将自己的呐喊留在了严冬的天空中，将自己的“这样”留在了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