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China．HK﹕在外交與內交之際 在策略與原則之間
〈中國．香港．六十年〉最後一講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31日
【明報專訊】香港回歸中國12年，不論中央政策或民間各層面的互動，愈益密切，是不可爭的事實。然而在互動之中，「香港向阿爺伸手」、「香港愈來愈像內地其中一個城巿而已」等說法亦漸囂塵上，香港如何保持自己各種的優點與特點，不輕易同化，以反過來正面地影響中國大陸的發展，應是有志的港人關心與堅守的所在。
世紀版、新力量網絡與天地圖書合辦的〈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最後一講「中港互動策略」，由提出了「一國之內、兩制之間」互動「內交」概念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以及近年亦多在內地交流的資深傳媒人馬家輝博士，在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主持下，探討香港於互動中採取何種策略，才可保留香港獨特的位置與地位。
近年香港與內地溝通日益密切，許多語彙都開始共用，譬如過去內地稱妻子為「愛人」，如今亦喚「老婆」；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指出，即使名詞一樣，許多名字指涉的意涵卻過了羅湖橋便有不同，例如「物業」一詞，香港指的是「樓宇住戶」，內地指的則是「物業管理」。而梁振英便就中港互動的策劃，提及香港起碼有三方面的概念，包括核心價值、核心利益及參與平台，值得向全國推廣。
梁振英：化依賴作貢獻
就核心價值而言，梁振英就舉重要之例，指出法治是社會公義的最後防線：不論何人何事，有事情發生，到法院尋求公道，雖不一定控辯雙方都覺得法官英明神武，但至少不會覺得法官是徇私或偏袒任何一方，不必在司法以外尋求另外方法去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內地許多群眾性事件，歸根究柢，都是因為人民對在法院取得公平裁決沒有信心，因此許多人在司法以外尋求解決方法」。甚至他在北京開政協會議等場合，也會有文件報告「某些律師『坑完原告坑被告』，又指有法官貪污、司法腐敗」。至於在他作為測量師的專業上，例子更顯然而見：「內地的土木或結構工程的硬技術完全不下於香港，世界十大斜拉橋當中便有七道在中國，但內地往往有新聞，某大廈在建築過程中會倒下，也有豆腐渣工程，這涉及的其實是管理制度、專業操守與道德的問題。」
在核心利益方面，梁振英指出香港與內其他城市有競爭關係，不應諱言，但他堅信，便是香港對全國的社會與經濟有重大而長遠的作用，因此，損害香港利益的，最終損害全國利益，因此應該維護和促進香港利益。梁振英明確表示此點需向內地充分闡釋。而這涉及香港在內地互動的參與平台上，如何向內地對香港只有表面而片面印象的13億人呈現和說明，香港對國家的貢獻。他舉例今年3月時接受鳳凰衛視在北京訪問，當時他在錄影室內發現，當提到香港是否太倚賴內地的優待，有七至八成回應的觀眾認為「是」，「這對香港很不利，不止是形象的問題，而是對日後如何發揮香港對國家的貢獻、維繫全國13億人民的關係」。而如何能客觀而正面向全國13億人民說明，是香港社會未來應該的力點。
這與他近10多年前在參與基本法時創的詞「內交」有關。梁振英提出，上一任英國駐港總領事Stephen Bradley離任前，在外國記者俱樂部作臨別演講，引「內交」一詞作比較，發現英國駐廣州的總領事館有40多人，香港駐粵辦事處在廣州只有29人，沒有人會認為香港與廣東一帶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包括食物安全、防疫、基本建設等等問題，會比英國與廣東一帶的關係，但為何香港駐廣東的人會這麼少？「澳洲在兩年前選出了一名國會議員，是名種族主義者，報章報道當天，澳洲總領事便致電給我，約談十來分鐘，甫坐下便解釋是次選舉是短暫而不正常的，完全不代表澳洲種族或移民政策有改變。我相信當天他便是如此每人10分鐘的四方去游說。這讓我想起，假如香港與內地之間有矛盾發生，香港有沒有人在內地接受當地媒體訪問，讓民間釋疑，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影響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馬家輝：權力欺負我，沒法，但絕不能欺騙我
而馬家輝亦以參與內地文化出版的經驗，分享對中港互動策略的心得與體會。
今年，他在內地將文章結集，出版了兩冊旅遊、文化、生活散文，因為早已知道論政時評文章不會通過，因而選文時已沒將此部分結集，甚至被朋友笑話為「自我閹割」，但出版過程仍然並不順利，原定了5月出版，結果延至7、8月才能推出，因為當中經過幾次審閱的關口，「四審、五審也不通過，而且有些文章無法通過也令人驚訝，我完全沒想過是不能出的，例如胡錦濤不能寫這可以理解，但原來談陳冠希、談飯島愛、談章子怡的都不可以，因為文章中稱讚了章子怡的外國男友在沙灘上待她體貼，便等如侮辱了中國男人的尊嚴」。
他指過去在內地報章寫稿，5篇便有3篇被殺，當他跟文化人朋友談及挫敗時，朋友鼓勵他說：「既然內地編輯的處境比你更危險，他們都沒有放棄，冒險犯難刊登你的文章，你還怎有放棄的權利？應該視他們為伙伴而非對手。」而這番話，讓馬家輝在中港互動過程中有更多自我調整，更清楚明白自己的坐標與原則。
另一番對話亦讓馬家輝有所啟發。某次他與政府高官開會，聽過他抱怨文章被殺後，某女高官問他既然無法所有全部文章出版，為何仍然要出？大意是語帶諷刺地指既要爭取言論自由，為何要接受閹割。
「我呆了3秒後，幾乎回答不了。但我肯定了我出書的原則，就好像賣貨品，假如有家店不容許我把我所有的100件貨品都放在架上，只讓我放60件，那我仍然會賣這60件貨，因為重點和底線是我不會賣我不相信的貨，不會去扭曲、逢迎。」
他指出，過於強調「策略」，其實反映了香港人普遍擁有的「醒目仔精神」，非常計較「最少投資、最快回報」。因此， 談中港互動，與其過於關注策略，不如多點堅持原則，並討論建立什麼制度來保護香港人的原則。
「不論在任何界別，每個人都要堅守原則，選擇立場。 但孔子有兩句話，『君子可摧不可陷，可欺不可罔』，便是指即使你今天以權力或武力欺負我，我無能為力，但絕不能欺騙我。」 這份立場，便正正關乎香港與香港文化的勇氣與尊嚴。
內交：帶外交影子的中港官民互動
「內交」一詞，由梁振英早於《基本法》草擬期間提出，意指基於「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與內地制度的不一，雙方交往過程中都需要「主動、積極和有系統的促進相互了解」。於座談會之中，他特別指出「內交」有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外交」影子，彼此互設辦事處、派員駐地、溝通政策，固然是要點，同樣亦涉及建立對彼此正面的印象。
梁振英舉例，CEPA令內地某些經濟領域向香港開放，往往被內地人民指為向香港單方面提供優惠，而香港則沒有反饋。「但事實是：香港一直就開放，例如香港人一直可以到內地旅遊，沒有限制，因此內地居民可以『個人遊』來香港，香港不能以取消對香港人到內地旅遊的限制這種方式反饋。」而官方以外，梁振英亦曾提及「平民外交」之說，為往來愈益頻繁的兩地專業界促進交流了解。
[記錄：鄭依依 攝影：張智超 編輯：黃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