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唐德剛先生與「胡適研究」

世紀．Elegy﹕唐德剛先生與「胡適研究」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3日

【明報專訊】編按：剛剛辭世的史學耆宿唐德剛，瞬間這位自稱畢生走進別人歷史的人，他的歷史也被人稍稍鑽進了——台北史學者、胡適紀念館主任潘光哲略述唐氏終生不懈進行的「胡適研究」，將之放置在各方學者之胡適研究脈絡下檢視其強弱。

史學耆宿唐德剛先生於二○○九年十月廿六日辭世，消息傳出，學界與文化界同悼共哀。余生也晚，與德剛先生僅有一面之緣，實未可登堂入室，仰瞻先生學術之美富。惟個人現既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主任一職，表彰德剛先生引領海內外「胡適研究」蔚為顯學之功，自是義不容辭。謹就個人管見所及，略述先生在「胡適研究」領域裏的成就業績，彰幽顯德，如可引發《明報》讀者親近閱讀德剛先生原著的興趣，從此進入「胡適研究」的天地，甚至願意將胡適象徵的意義，經過批判繼承，發揚光大，使之歷久彌新，應可稍稍告慰德剛先生無懈於「胡適研究」的生命歷程。

「胡適研究」其實是「無心插柳」

德剛先生自述，他本來的學術專業訓練是美國史；會涉足於「胡適研究」，其實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其淵源來自於他從一九五六年起策劃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英文進行胡適的「口述歷史」計劃。這項計劃的原始成果至今猶未正式問世，由德剛先生親自「操刀」完成漢譯並添加「譯註」的《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卻是開展「胡適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史料之一；德剛先生在翻譯過程裏的副產品《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更如「胡適ABC」一般，不僅是初學者進入胡適生命世界的第一把鑰匙，更引導讀者進入了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大千世界。

回到歷史的本來脈絡，德剛先生進行胡適「口述歷史」計劃的思想氣候，正是中國極力推動「清算胡適思想」之際，胡適的述說，不免帶有相當「自衛」的色彩。時過境遷，德剛先生自一九七八年開始進行英文原稿的翻譯註釋以及寫作《胡適雜憶》的時分，已是另一番氣象。就中國而言，歷經清算和批判之後，胡適竟然成為從人們的歷史記憶裏被「掃地出門」的人物，處於需要自冰封已久的記憶倉庫裏逐漸「解凍」而被「重新發現」的局面。在胡適歸骨埋骸的台灣，胡適這個名字，即便不是絕對的禁忌，關於他的生命旅程的整體圖像，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壓迫之下，則無奈地被有意塗抹，難見青天。因此，重行開展對於胡適的認識與理解，其實是深具「文藝復興」意義的思想啟蒙工程。

德剛先生是胡適在一九五○年代流亡美國的忘年之交，雙方情誼深厚，他既早即熟稔胡適的著作，更又得以親其謦咳，自是他開展「胡適研究」的先天有利條件。兼以德剛先生信筆寫來，通篇出以親切而平實的筆法，亦莊亦諧，在《胡適口述自傳》和《胡適雜憶》裏展現的胡適造型，就不是學究意味十足的胡適，而是一位在歷史上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也有喜有怒，自有堅持卻又不免從俗而為的知識分子。例如，德剛先生回憶，有回他與胡適相約見面，由於胡適走錯了路，不免緊張徬徨於紐約街頭，德剛先生筆下描述，胡適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的形象，躍然紙上。可以說，德剛先生的努力所至，不是將胡適絕對的「聖人化」，而是要描摹有血有肉的胡適，要刻鏤一位與眾同在的胡適。所以，德剛先生的著述，非僅有助於一般初學讀者親近胡適的生命世界，更可能提高有心之士的興味，願意進一步邁入「胡適研究」的殿堂，開展知識／思想的「探險」工作。就此一舉，德剛先生在「胡適研究」的世界，自有其不朽的地位。

「ABC」讀本難免淺薄

不過，就像「ABC」讀本總難免淺薄之病一樣，德剛先生在「胡適研究」天地裏留下的遺產，固可做為略窺其間美富的入門之鑰；只是，略識之無以後，要想確切認識胡適生命道路的場景，體會吟詠胡適精神天地的要義，批判轉化胡適思想世界的遺產，卻難說能從德剛先生的筆耕事業裏，可以得到太多的幫助和刺激。

舉例而言，德剛先生對胡適在政治方面的貢獻所在，比喻為猶如「自由男神」一般，足可與矗立於紐約的「自由女神」相提並論。這等譬喻，固然妙趣橫生；然而，其本來場景究竟如何，德剛先生墨不多。相對的，已故台大歷史系張忠棟教授的《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細膩描述胡適對國民黨的批評與抗議，敘說胡適爭取言論自由、要求保障基本人權的努力，既突破了當年的現實禁忌，更深具揭穿「統治神話」的意義。張先生為精確地書寫過往歲月的軌，致力於廣輯史料，業績所成，便非德剛先生所能為。

就胡適的思想貢獻方面，德剛先生雄辯地指出，胡適既是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時期裏的「啟蒙大師」，更還是「唯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言論思想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德剛先生的讜論，自然眾無異辭，然而，並不具有深化讀者思想能力的作用。對照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的名著《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匯集其研究胡適的心得睿見於一編，特別是他從思想史角度回顧與檢討胡適創建的「典範」之貢獻和限制，實是發人未發。可以說，余先生開鑿的知識／思想空間，足可供後學沉吟思索者，實在無窮廣闊；相形之下，德剛先生之所為，則不免停留在「喊口號」、「貼標語」的層次，啟發意義並不深刻。

胡適在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中國／台灣的歷史舞台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以「胡適研究」匯集而成的歷史圖像，必然是我們瞻望前景時永不枯竭的「思想資源」。後來者想要開展「胡適研究」的基礎，當然得仰賴於前輩學人蓽路藍縷，發凡起例的心血。德剛先生在這方天地裏的栽植，形塑的胡適形象與遺澤所在，自成一景。因此，初學者想要叩問追溯胡適多采多姿的生命歷程，體驗品味胡適獨特鮮明的精神遺產，以德剛先生的成果為起步之階，必然永遠功不「唐」捐。

潘光哲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文 潘光哲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