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塞林格與韓寒

塞林格與韓寒　．許知遠

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那真是一次充滿了誤解與荒誕的談話。十年前，一位美國記者和我談起《麥田守望者》(台港譯《麥田捕手》），他意外的發現這本半個世紀前的美國小說仍出現在北京書店的排行榜上。他竭力引導我回憶起天安門事件，試圖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這一事件，讓我這一代人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謊言與壓抑，而滿嘴髒話的霍爾頓擊中了我們內心的反叛慾望。

《麥田守望者》與《在路上》、科特·柯本的音樂一樣，是九十年代末中國青年的必讀課本。與其說它們多麼感動了我，不如說它們是一種義務與身份確認——你想證明自己的青春和與眾不同嗎？它們是最好的標籤。

私下裏，我甚至對這本書的價值心生懷疑。倘若自戀日益成為這個時代的宗教，再沒人比塞林格更適宜於成為一代教宗。批評家們說，霍爾頓是哈克貝利·費恩以來最重要的少年形象。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哈克貝利很少被自我困擾，他的純真出自天性，而霍爾頓則充滿了自我的困擾。他的焦慮不僅來自充滿了虛偽和廢話的成人世界，也來自於他對自身的過分敏感。他也沒有寬闊的、神性的大河可供逃避，只能去幻想出一片麥田。

這當然是一種古老的衝動。人們總是幻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可能是昔日的黃金時代，也可能是海上一個名叫「烏托邦」的島嶼，還可能是未來的憧憬，或者是對童年、詩人、藝術家的崇拜——他們都代表著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一個未經污染的世界。

但真的存在一個這樣的世界嗎？

對平等與集體溫暖的嚮往，可能是充滿奴役的「一九八四」，對於技術救贖的迷信將通往一個富足和乏味的「美麗的新世界」，而戈爾丁在《蠅王》中描述了一個殘酷、殺戮與欺騙的「兒童世界」；在現代歷史的很多時刻，藝術家與詩人都是權力與金錢的附庸；而「自我」曾經是對抗社會秩序的最後盾牌，但並不是說所有「自我」都是富有養料，在絕大部分時刻，「自我」既蒼白又脆弱。

塞林格去世的消息轟動了世界，在當天的《紐約時報》上，他的訃告與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的發言並列在一起。這當然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紀念，它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洋溢著實驗與反叛精神的時代。那個時代西方世界的青年人，面對著一個日益被技術、組織、資本籠罩起來的社會，庸俗的理性與表層的穩定令人窒息。他們擔心自己變成千篇一律的穿法蘭絨西裝的「組織人」，變成毫無生氣的科層制度中的一員，一個巨大的利潤機器的一個齒輪，一個無處不在的廣告時代的愚蠢消費者……

塞林格的自我放逐、凱魯亞克的放縱、馬爾庫塞的指控、性濫交與大麻、披頭士的抒情詩，甚至毛澤東的游擊戰都變成了他們思想的武器。這種反叛既充滿樂觀與純真，也經常幼稚和自戀，它留下了矛盾重重的遺產。它就像是一場漫長戲劇的高潮，在高潮到來的瞬間，衰落也由此開始。

在這一代過後，連「反叛」也成為了新的正統，它迅速被吸納到消費主義之中。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衫，十美元一件；每一位自稱反商業的樂隊，都立刻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至於塞林格、凱魯亞克，則早已成了世界範圍的新經典。一種更無形的壓抑也隨之而來，甚至連反叛都失去了意義，它變成了一種安全的姿態、一種合法的自戀、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於是，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人人都為這位清醒、率性、多姿多采的青年喝采，但他卻說自己「最恐懼的就是失敗」——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我擔心自己也墮入了那位惱人的美國記者的窠臼，將文學與現實混為一談，把小說簡化成了社會文本。我也擔心自己掉入了虛無的陷阱，認定所有表達都只是一種姿態（也包括我自己）。但這或許也正是這個時代最嚴峻的挑戰——必須要重建「反叛」的意義與價值。

倘若塞林格要反抗的是日益組織化和荒誕的世界，今天要反抗的就是一個仍舊荒誕、但日益碎片化的世界——正是這種碎片化讓行動與思想變得稀薄與速朽，正是這種碎片化讓人感覺到孤獨無依，渴望進入到集體的洪流……我們似乎身處兩個懸崖之間——單薄的個體與盲動的庸眾，但反抗和意義之路，只能艱難和孤獨行走在這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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