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孤独的灵魂多么寂寞啊

银河，你好！

你的来信收到了。 　

我想我现在了解你了。你有一个很完美的灵魂，真像一个令人神往的锦标。对比之下我的灵魂显得有点黑暗。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你已经知道我对你的爱有点自私。真的，哪一个人得到一颗明珠不希望它永远归己所有呢。我也是。我很知道你的爱情有多美好（这是人们很少能找到的啊！）我又怎能情愿失去它呢。 　

可是我有一个最高的准则，这也是我的秘密，我从来也不把它告诉人。就是，人是轻易不能知道自己的，因为人的感官全是向外的，比方说人能看见别人，却不能看见自己；人可以对别人有最细微的感觉，对自己就迟钝得多。自己的思想可以把握，可是产生自己思想的源泉谁能把握呢。有人可以写出极美好的小说和音乐，可是他自己何以能够写这些东西的直接原因却说不出来。人无论伟大还是卑贱，对于自己，就是最深微的“自己”却不十分了然。这个“自我”在很多人身上都沉默了。这些人也就沉默了，日复一日过着和昨日一样的生活。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它就沸腾不息，给它的主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你说，是什么使双目失明的密尔顿苦苦的写诗呢，还不是它。你看，好多人给它许下了诺言，安德谢夫说他是个穷鬼时下定了决心，除了一颗枪子儿什么也挡不住他。可是他成了阔佬以后呢？心安理得了。

至于我呢，我情愿它永远不沉默，就是它给我带来什么苦难都成。我们都活着，将来我们都活过。我情愿它沸腾到最后一秒钟为止，我永远不希望有一天我心安理得，觉得一切都平稳了。我知道，生和死，这是人们自己的事。谁也救不了别人的灵魂，要是人人都有个不休不止的灵魂才好呢。我真希望我的灵魂像你说的，是个源泉，永远汲取不干（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希望我的“自我”永远“滋滋”的响，翻腾不休，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 　　

我真不想有一天我自己觉得我有了足够的智慧，可以够用了，足够明辨是非了。

你知道我希望人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你也知道了我以为大家的灵魂只有自己才能救得了。所以我永远不会想把别人的灵魂据为己有。我只希望我们的灵魂可以互通，像一个两倍大的共同体。你知道吗，孤独的灵魂多么寂寞啊，人又有多少弱点啊（这是使自己哭泣的弱点）。一个像你这样的灵魂可以给人多么大的助力，给人多少温暖啊！你把你灵魂的大门开开，放我进去吧！

本着这些信念，我很希望你绝对自由，我希望你的灵魂高飞。当然，你将来爱上别人，不就说明我的灵魂暗淡了吗？除了嫉妒，不是还宣告了我完蛋了吗？到了那一刻，你怎么能要求我兴高采烈呢。谁也不会完蛋了还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所以你这要求过当了呢。不过，从我这时的理智看来，那时你还是离开我好。要是到那时我变了主意，那就是我变坏了，你就丢开我好啦。

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是到那时我还是我，你不要拒我千里，还和我做朋友，并且还要温存一点，不要成心伤害我。 　

我不喜欢安分过什么“日子”，也不喜欢死气白赖的搅在一起。至于结婚不结婚之类的事情我都不爱去想。世俗所谓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的。还有那个“爱”、“欠情”之类，似乎无关紧要。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说吧，和我好吗？

小波 星期三

李敖：十七歲的李戡 超越了十七歲的我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文壇怪俠李敖七十五歲了，動筆已罕，但其十七歲兒子李戡筆鋒初露，於放棄台灣大學、轉赴北京大學就讀前夕，出版了一本《李戡戡亂記》，狠批台灣教科書之愚昧和教育制度之保守，頗有其父於四十年前挑戰教育界黑暗腐敗的英雄氣概。書前有序，由李敖執筆，不僅推薦其子其文，更順帶上批蔣介石、下罵龍應台、中踢馬英九，縱筆所至不檢束，保持一貫的狠辣氣勢。

一書兩罵，父子同台，精彩無比，「世紀版」特別摘錄轉載，今天父親，明天兒子，讓香港讀者看看台灣的文化熱鬧。

我就是他老大

李戡生在1992年8月3日。那年媽媽王小屯二十八歲、爸爸李敖五十七歲；兩年後，妹妹李諶出生，媽媽三十歲、爸爸五十九歲。在家裏，因為年齡懸殊，我一向不管小孩，倒也相安無事。不料小孩由幼稚園而小學而初中而高中，忽焉十七歲，這下子我不得不正視現實了。十七歲，由李戡首開其端（妹妹緊追在後），他在師大附中就讀，我本以為念了這學校，除了先期校友連戰、劉兆玄等聽來討厭外，尚無大礙。不料念到高二，李戡就叛心大發；念到高三，就更不可收拾了。按說青少年叛逆期，首當其衝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雲覆雨，本屬專業，李戡頂禮不遑，何從叛逆？結果父子二人，感情極好。李戡叛逆，全部刀口外向，他的態度，基本上是看不起他看不起的，但卻乏實際衝突，因為他高高在上，不屑衝突。但是他看不起的學校教育與小島氛圍還是苦惱了他，他也就未能事事脫身。偶爾問到我，我一派老大，但相差五十七年，「代溝」畢竟有好幾條呀。當然，老大是不會不老大的，《窗外》小說裏，媽媽與念高中的女兒起了口角，女兒認為媽媽不了解她，媽媽大叫一聲：「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這就是老大！

幾十年過去了，小說的對白，出現在我七十五歲的真實生活裏，看到念高中的李戡，在制式教育下的力爭上游與自由，我充滿了同情，我太有資格設身處地了、太有資格感同身受了。《窗外》小說的對白，浮起在我的記憶裏，「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十七歲的我，不也正是制式教育下的被害人嗎？我是怎麼熬過來的？每當我給李戡打氣，勸他忍耐的時候，李戡總對我會心的一笑：「爸爸，你可是沒念完高中的，你當年受不了高中的教育，你有勇氣退學，你那年代，高二退學後可以以『同等學力』身分考大學，而我們卻非高中正式畢業不可了，我不完整念完這鬼高中，我就永遠沒機會念大學了。」

每當李戡用上面一段對白相向，我就更同情他了。「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但我的十七歲，是逃亡成功，而李戡呢，卻得夜以繼日的苦撐歲月、度日如年。

台灣自欺：在世界上出局

幾十年下來，就蔣家王朝而言，是及身而絕；就蔣家走狗而言，留下幾條幸運家犬（如郝家、馬家、連家、吳家之類）；就國民黨而言，是空忙一場；就台獨而言，是假忙一場。

蔣家王朝到台灣後，它的問題不在及身而絕，而在及身而貌似不絕。它延續出兩股接班人：一股是綠色的；一股是藍色的。這綠藍兩股，為了爭政權，固然小異其無趣，但在大方向上，卻是蔣介石的傳人。傳出了一個像民進黨的國民黨，和一個像國民黨的民進黨。但像來像去，更像蔣介石自己的反射。

蔣介石來台灣，兵敗山倒，非但挾江河以俱下，且挾泥沙以俱下，大量「混蛋箍圈」一個接一個套在淳樸的台灣人頭上，蔣介石套了二十六年、蔣經國套了十三年、蔣氏父子鷹犬李登輝跟外省走狗又套了十二年、陳水扁混蛋又跟進八年、「假美國人」馬英九又作態兩年，於是，台灣人大腦膠了大量大量的漿糊，一個人時，是目光如豆；兩個人時，是王八看綠豆。台灣人的視野是鼴鼠級的。不知中國也不知世界，從蔣氏政權繼承來的，都是沒落王朝的宮廷糟粕，雖然為了選舉，他們也以「去蔣化」自得，但舉手投足，無一不是蔣介石的徒子徒孫。

蔣介石陰魂不散。傳遞這一陰魂的，除官方黨方藍色綠色外，還有一些頭腦不清的流派，尤其女流派，帶頭的是「假美國人」馬英九的文化局長「假德國人」龍應台，這個嫁到德國的笨女人，把殘山剩水當作「大江大海」，大前提錯了，一切推論也都錯了。幾十年來，台灣人上了壞的外省人的當，也一直做錯誤推論。例如壞的外省人仇共，對大陸扭曲仇恨，並傳承扭曲仇恨給台灣人，台灣人上了當。又如壞的外省人媚美，對美國低三下四，並傳承低三下四給台灣人，台灣人再加上自己對日本人的低三下四，變成雙倍低三下四。台灣人友善而淳厚，比大陸人、香港人、新加坡人都好，但奇笨如牛。壞的外省人教壞了台灣人，由混而愚變得愚而詐。但詐不過大陸人，只能詐自己，所以被壞的台灣政治人物騙，不能欺世人，只能自欺。今天得到惡果了：台灣前途邊緣化，在世界上出局。你只是全世界土地萬分之二的一個小島，愈來愈沒前途了。六十多年下來，大趨勢其實是江河日下、一路噩夢。蔣介石穿長褲、蔣經國穿短褲、李登輝穿睡褲、陳水扁第一任穿內褲，第二任穿開襠褲，到了「假美國人」馬英九，乾脆露小雞雞了。耳邊聽的是「希望最美，有夢相隨」，最後失望倒沒什麼，不過老做噩夢，就要罵娘了。娘抗議說：「少罵我，老娘也在做噩夢！」

台灣人也許不服氣，但是，台灣人面對的，全是「你不敢」的問題：要革命，你不敢；要丟外來政權臭招牌，你不敢；要正名，你不敢；要修憲，你不敢；要改國號，你不敢；要換國旗，你不敢；要去他媽的國歌，你不敢；要對美國人說狠話，你不敢；要對日本人收回釣魚台，你不敢……長蟲吞不了象，台灣承認自己是長蟲，去蠱佔老共便宜，才是正道。不此之圖，在老美小日本面前低三下四，卻對老共耍狠，算什麼本領？吃老共才算本領、共共產黨的產才算本領，關門做宅男宅女算什麼本領？

少年要算「鬼島」帳

蔣氏父子的最大作孽，不止於他們生前的禍國殃民，且在於他們死後的遺患。父子在台灣四十年中，由於自私、狹小與僵化，他們造就出兩派頭腦不清的混人，一派是藍色的，一派是綠色的，表面有藍綠之分，其實混同一氣，在思想型模（pattern）上系出同門。這就是今天的亂局。亂局又不止於顏色上的相持不下，且在於引發新的貽害：一、使這個島，在世界出局，還一再鬧出世界級的笑話；二、使這個島上的青年人，一潭死水。青年人本該是抗爭、改革、進步的動力，但是，島上的青年人淺薄、麻木而軟弱，他們任憑宰割、窩囊沒用、未老先衰了。

中國台灣島上教育的病態，基本上，是蔣介石偽政權的反射，蔣介石偽政權（包含它打造出來的綠色政權）的禍害，是它製造出太多太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或入乎其內或出乎其外，都是這個島上的人們無所逃或必須面對的，其中教育方面，青少年們身陷其中，由於太年輕，自然更受其害。渾渾噩噩的學生尚可渾噩處之，有頭腦的就苦了。有頭腦的學生，在制式教育下，既然不能脫身，只好虛與委蛇、周旋度日，但盼早日畢業。畢業以後，或青雲直上、或遠走高飛、或遁玄門、或脫離苦海，總之，學校生涯只算噩夢一場，總算算了。不料有一異類，他不肯算了，硬要回馬盤弓，以遺矢相向，清算一次總帳，這個異類，就是李戡。

李戡三年高中生涯，飽受窩囊腌臢之氣，並且忝為被害人，首當其衝、備受其苦。多少晨昏、多少午夜，他痛心疾首，雖辛苦周旋，但也不無跌撞，幸賴李戡聰明過人，在第一波，就考取了台灣大學。

其實，李戡根本不在跟師大附中過不去，他的視野是「鬼島」問題，說他罵師大附中，未免小看了他了。

我在高中時候，我家沒有過電燈以外的任何電器，整個中學期間，只看過兩場電影，兩場還是在初中看的，我過窮困、簡單卻又清爽的生活，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李戡面臨的是，聲光化電的世界、從隨身聽收音機到電視機、電影院、演唱會、到充斥耳目的戴爾電腦（Dell）、蘋果電腦（Apple）、微軟（Microsoft）、微晶片、手機、數位相機、iPod、筆記型電腦、到什麼PS3和Wii等等等等。正如《老子》五千言中所憂慮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高中生必須面對這個「群機撲人」的世界，不論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高中生必須面對、必須半推半就、或全然屈服。在這種排山倒海的分神下，高中生還能有多少自己？多少自我？多少清靜、困學、與沉思？多少讀書得間呢？

抗議之作 務實之作 論世之作

這就是李戡異類之處。他生在這個島上，在制式教育底下，年復一年脫逃出來，在自欺欺人的氛圍裏（如我前面所舉二十條實例）脫身出來，又在新時代的「五色」、「五音」下脫穎出來，在中學方盡大學方生的短暫空檔裏，振筆（不，打電腦）為文，要出書一冊，誌哀書憤。他告訴我這一出書計劃，我最初有點擔心，因為人生玄變無常，每有早年作品，往往日後自悔，古人所謂「自悔少作」者也。直到我得知他自動自發，多次跑到國立編譯館，在檔案堆中，追蹤資料，我才放下心來。我對自己說：戡戡冒鼻部過敏的痛苦，「涕泗橫流」中遍查塵封，是務實的寫作方式，光此一項，即可立於不敗之地，這書寫出來，可以站得住，不至於「自悔少作」，至於放言高論、月旦春秋，或巔或淵、或中的或閃失，皆餘事也，「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在《李敖大全集》中看我十七歲時的「少作」，不也有令自己「自悔」之處嗎？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李戡這本書，在「蛋頭」（egghead）者流眼中，一定有很多缺點、很多不足之處。但在我眼中，它的特色有：

第一，它是十七歲的抗議之作。一般十七歲，或無能為力、或默爾而息，但這本書，卻揭竿而起、挺身而鬥，以六七萬字對付你，這是何等抗議！

第二，它是十七歲的務實之作。這本書少說空話，而是用比對、用證據來說話。「垂空文以自見」是不夠的，這本書，「獺祭」出許多「實文」。這是何等務實！

第三，它是十七歲的論世之作。一般說來，十七歲尚不足以知人論世，但是，李戡別開生面、獨成一格。他的論世範圍，是與我前面舉出的二十個實例同級的，這就是說，他有論世的高度和準確度。這是何等可信！

多少年來，我身處孤島，對這段文字，每做不無蒼涼的解釋，但是，當我變得愈來愈壯大，我終於以藝術家「老棄敦煌」的心境，疏遠了這個只佔世界萬分之二的地方，對我，畢竟它太小了。

十七歲的李戡超越了十七歲的我，我希望他繼續超越、逐年超越，提前發現我們要有更高更遠的視野，「老棄敦煌」何如「少棄敦煌」，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將會憑弔廢墟，因為它曾是我們的一切。

（本文經編者節錄，標題由編者所取）

[文．李敖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許知遠:塞林格與韓寒

塞林格與韓寒　．許知遠

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那真是一次充滿了誤解與荒誕的談話。十年前，一位美國記者和我談起《麥田守望者》(台港譯《麥田捕手》），他意外的發現這本半個世紀前的美國小說仍出現在北京書店的排行榜上。他竭力引導我回憶起天安門事件，試圖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這一事件，讓我這一代人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謊言與壓抑，而滿嘴髒話的霍爾頓擊中了我們內心的反叛慾望。

《麥田守望者》與《在路上》、科特·柯本的音樂一樣，是九十年代末中國青年的必讀課本。與其說它們多麼感動了我，不如說它們是一種義務與身份確認——你想證明自己的青春和與眾不同嗎？它們是最好的標籤。

私下裏，我甚至對這本書的價值心生懷疑。倘若自戀日益成為這個時代的宗教，再沒人比塞林格更適宜於成為一代教宗。批評家們說，霍爾頓是哈克貝利·費恩以來最重要的少年形象。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哈克貝利很少被自我困擾，他的純真出自天性，而霍爾頓則充滿了自我的困擾。他的焦慮不僅來自充滿了虛偽和廢話的成人世界，也來自於他對自身的過分敏感。他也沒有寬闊的、神性的大河可供逃避，只能去幻想出一片麥田。

這當然是一種古老的衝動。人們總是幻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可能是昔日的黃金時代，也可能是海上一個名叫「烏托邦」的島嶼，還可能是未來的憧憬，或者是對童年、詩人、藝術家的崇拜——他們都代表著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一個未經污染的世界。

但真的存在一個這樣的世界嗎？

對平等與集體溫暖的嚮往，可能是充滿奴役的「一九八四」，對於技術救贖的迷信將通往一個富足和乏味的「美麗的新世界」，而戈爾丁在《蠅王》中描述了一個殘酷、殺戮與欺騙的「兒童世界」；在現代歷史的很多時刻，藝術家與詩人都是權力與金錢的附庸；而「自我」曾經是對抗社會秩序的最後盾牌，但並不是說所有「自我」都是富有養料，在絕大部分時刻，「自我」既蒼白又脆弱。

塞林格去世的消息轟動了世界，在當天的《紐約時報》上，他的訃告與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的發言並列在一起。這當然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紀念，它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洋溢著實驗與反叛精神的時代。那個時代西方世界的青年人，面對著一個日益被技術、組織、資本籠罩起來的社會，庸俗的理性與表層的穩定令人窒息。他們擔心自己變成千篇一律的穿法蘭絨西裝的「組織人」，變成毫無生氣的科層制度中的一員，一個巨大的利潤機器的一個齒輪，一個無處不在的廣告時代的愚蠢消費者……

塞林格的自我放逐、凱魯亞克的放縱、馬爾庫塞的指控、性濫交與大麻、披頭士的抒情詩，甚至毛澤東的游擊戰都變成了他們思想的武器。這種反叛既充滿樂觀與純真，也經常幼稚和自戀，它留下了矛盾重重的遺產。它就像是一場漫長戲劇的高潮，在高潮到來的瞬間，衰落也由此開始。

在這一代過後，連「反叛」也成為了新的正統，它迅速被吸納到消費主義之中。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衫，十美元一件；每一位自稱反商業的樂隊，都立刻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至於塞林格、凱魯亞克，則早已成了世界範圍的新經典。一種更無形的壓抑也隨之而來，甚至連反叛都失去了意義，它變成了一種安全的姿態、一種合法的自戀、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於是，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人人都為這位清醒、率性、多姿多采的青年喝采，但他卻說自己「最恐懼的就是失敗」——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我擔心自己也墮入了那位惱人的美國記者的窠臼，將文學與現實混為一談，把小說簡化成了社會文本。我也擔心自己掉入了虛無的陷阱，認定所有表達都只是一種姿態（也包括我自己）。但這或許也正是這個時代最嚴峻的挑戰——必須要重建「反叛」的意義與價值。

倘若塞林格要反抗的是日益組織化和荒誕的世界，今天要反抗的就是一個仍舊荒誕、但日益碎片化的世界——正是這種碎片化讓行動與思想變得稀薄與速朽，正是這種碎片化讓人感覺到孤獨無依，渴望進入到集體的洪流……我們似乎身處兩個懸崖之間——單薄的個體與盲動的庸眾，但反抗和意義之路，只能艱難和孤獨行走在這兩者之間。■

Edmund.z.xu@gmail.com

余英時細說唐德剛

他不為政治變動隨波逐流
——專訪余英時，細說唐德剛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13日
【明報專訊】著名華人學者余英時先生，是史學大家唐德剛先生半個多世紀的好友。聽到老友在加州故去，身在美國大陸上的另一邊、位於東海岸的余先生感到唏噓、惋惜不已。在接受《明報》電話專訪時，余先生回憶了和唐先生在50多年前的相識過程，並對朋友的學術成就和觀點作了客觀的評價。「他是位公正的史學家，有史學的信念，文學的才能。」余先生說。

筆下胡適過於生動 令很多人不適

記者：你跟唐先生是50多年的老朋友，能先談談你和唐先生是怎麼認識的嗎？

余英時：我是1955年到美國的，到哈佛大學學習，那年聖誕節我來到紐約見朋友，其中就遇到了唐先生，所以我們相識了整整55年。我們當時見面就一見如故，一方面我們都是安徽人，他是安徽合肥，我是安徽潛山，兩個地方其實離得很近，講的就是鄉音。另外唐先生喜歡文學和詩詞，所以我們能談得攏。另外，當時我已經有文章在香港雜誌上發表，他們都看過，所以彼此都有一些了解。當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我在哈佛大學，那個時候唐先生的學位也差不多就要拿到了，後來他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然後又有了機會去紐約市立大學教書，所以我們常常見面，談得很多。1982年，我們還一起受到邀請到新加坡參加一個會議，有一兩個禮拜天天在一起，那就談得更多了。唐先生確實很幽默、詼諧，但事實上他也很嚴肅，特別是對待歷史十分認真，做人也很嚴謹。我們在一起，談得最多的還是歷史。

記者：唐先生自稱是胡適的學生，他跟胡適先生關係也很密切，為他作了口述，寫了《胡適雜憶》紀念胡適先生，你怎麼看他筆下生動的胡適先生？

余英時：他和胡適的關係很密切，也為胡適作了口述，他筆下的胡適在許多地方確實很生動，雖然有些描述也不一定準確，但這不是他故意的。比如，他寫胡適學位沒有拿到，當時的左派看到這個論斷就非常高興，大事宣揚。後來我研究，胡適1917年4月向女友韋蓮司的英文信上說，杜威讀了這篇論文，很誇獎，所以唐先生論斷是有問題的，因為胡適當時博士論文已經寫好，就差出版這個環節，而胡適因為急於回國並沒有把出版論文放在心上，所以哥倫比亞大學遲遲沒有授予學位。他回國10年後才在1927年出版了論文，也就拿到了學位。所以胡適的學位問題只是形式上的問題，這點唐先生可能有描述不準確。

另外，唐先生作了胡適的口述，兩人長期在一起談話，不過胡適當時的朋友非常多，唐先生了解的胡適也只是一個方面。他對胡適的描述，也有很多人不喜歡，有人認為他筆下的胡適太輕薄，過於風趣，所以胡適的兒子、胡適的學生大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台灣的蘇雪林教授等都不高興，蘇雪林還寫了一本書《猶大之吻》，專門攻擊唐先生。但是我覺得，唐先生並無惡意，有些反應過於情緒化了。
記者：唐先生非常尊崇胡適先生，並受到胡適的影響，那唐先生是否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響呢？

余英時：唐先生是中央大學畢業生，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當時的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在文化觀點上是唱對台戲的，所以唐先生對五四可能並不完全認同，他受中央大學的影響更大，因此對胡適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尊崇。但他和五四也並非完全隔閡，比如顧頡剛抗戰時期在中央大學教古代史，唐先生是他班上的學生，考試成績第一，我是在《顧頡剛日記》上看到的。可見，唐先生一方面舊學很好，另外一方面他跟顧先生關係也很密切，所以和五四也不完全隔閡。

「歷史三峽論」是比喻，是希望，是別樣敘事

記者：唐先生最大成就可能就是口述史，你最推崇的是他哪一部口述史？

余英時：我特別推崇的是他做的李宗仁口述（按：《李宗仁回憶錄》）和張學良口述（按：《張學良口述歷史》），它們的重要之處在於提供了新的史料。關於這兩個人物以及他們親歷的歷史，有些我們並不清楚，也不見諸文字記載這兩部口述作了補充和澄清。相反，我認為胡適的口述，其史料價值就降低許多，其中並沒有太多新的材料，可能是因為我們掌握的胡適材料足夠多了。其實口述本來就是中國史學傳統，《史記》就是例子。

記者：除了口述史，唐先生最著名的歷史論點就是「歷史三峽論」，你怎麼看唐先生這一對中國歷史未來走向的比喻？

余英時：「歷史三峽論」是個比喻，不能看得太認真，表達了唐先生一種看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觀，也不是理論和學說，有一種文學手法。但這一觀點表達了唐先生對中國未來的美好願望，通過重重險阻順利到達彼岸，給中國人一種希望，是一種樂觀的願望。

記者：在學院史學界，不少歷史學家都認為，唐先生的史學寫作太通俗，也沒有提出自己獨特的理論，但他在普通讀者中很受歡迎，尤其是在大陸。

余英時：唐先生作了很多史學普及工作，這一工作是時代需要的，他寫《晚清七十年》，對於一位專門史學家來說，每個章節都是一個大問題。因此作專門研究的史學家往往不敢寫大事的歷史，但全面寫史永遠需要的。歷史普及工作很重要，就像科普寫作一樣，它可稱為「史普」。唐先生的書在大陸非常受歡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大歷史觀，開了大陸讀者的眼界，在官方觀點的教科書外，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敘事方式。

海外中國史學家的自由空氣

記者：在美國，有一批作中國史學研究的華人學者，除你之外，包括過世的唐先生、黃仁宇先生等，你怎麼看這些海外中國史學家的學術特點？

余英時：從唐先生寫史的流暢和氣勢浩蕩來看，我們便確知他是充分利用了美國的學術自由、思想獨立等優勢。他若不在海外，留在大陸，他便不可能把它的才學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大陸同樣有許多史學、史識、史才都很高的學者，只因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便失去了自由發揮了。

記者：從抗日走過來的唐先生也參與了很多海外愛國運動，比如保釣、對日索賠等。你怎麼看民族主義情緒相對強烈的史學家唐先生？

余英時：作為歷史學家，最忌諱的就是兩個極端：民族虛無和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就要訓練自己，不要走向任何一個極端。唐先生從抗戰走出來，所以他對民族和中國有特殊情感，他有民族情緒，但沒有走向極端。「五四」以後，不少知識人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如孔子，否定的太多，有時候走到文化虛無等另一極端了。總之，激烈的民族熱情和過度的文化自譴，都是真正史學的克敵。唐先生在中國念大學，然後又來到了美國，接受了美國的各種思潮，然後在自己歷史研究寫作中融合起來，他取得很大的成績，決不是偶然的。

記者：那他對中共的態度呢？他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最早去大陸的海外學者之一，與大陸關係也比較密切。

余英時：唐先生作為史學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不為政治變動而隨波逐流。他從1979年起就開始往來大陸，但並沒有因此而歌頌中國共產黨。他開玩笑說，因為老母親還在大陸，所以有些話不好說，但絕對不說違心之話。所以，他是位公正的史學家，有史學的信念，文學的才能。

（本文採訪內容經過余英時校訂）

[文／石劍峰 編輯／黃靜]

a link：阅读时光：止庵《茶店说书》

作　　者：止庵 著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09-09-01
页　　数：234页
I S B N ：9787101066142
版　　次：
印　　次：1次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
纸　　张：普通
适读人群：文学爱好者
茶店说书
目录
序
卷上
侦探小说的两派
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
无法从寒冷中归来的间谍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纸房子》与读书
“失落的书”补遗
历史的复杂之处
鲁迅与美术
鲁译刍议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总序
《明清笑话集》整理后记
张爱玲小说谈片
浮生只合小团圆
“听”与“谈”之外
也谈《废名讲诗》的选编
再关于废名
关于《废名集》
安东尼奥尼与我
话说出版事
读《学画记》
卷下
读书、写书与编书
普通读者
关于读《老子》
我读外国文学
悔其少读
被冷落与被忽视的
读书又一年
关于牺牲
一则以讹传讹的趣闻
周作人与章士钊
“没有好久”之类
后园诗话
苦竹诗话
“水的冷暖只有马儿知情”
从童年说到“编辑之痒”
从“我与《开卷》”谈起
说“经典”
说“原创”
我的签名本
感逝篇
后记
关于“茶店说书”

文：止庵（网易：止庵的日志）
我新近出了一本《茶店说书》，有读者问这书名的意思。我在序里说：

前些时读《心经》，因想西方亦有类似总括一切的文字，大概古代可举《旧约》中《传道书》一篇，现代可举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的《十年之后》里“ 关于愚蠢”一节。读之可知我们这个世界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譬如在朋霍费尔看来，不辨善恶，尤甚于故意为恶；惟其多数人不辨善恶，少数人才得以故意为恶。此即其所谓“愚蠢”。他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差不多全给这句话说中了。而我觉得不妨接着说：道德缺陷，其实就是一种理智缺陷或智力缺陷。

相比之下，我们写写文章实在无关大局，顶多止是小愚蠢罢。然而亦当深自警惕。新编集子要起名字，见过几本以“说书”为题的书，也来凑份热闹。有个现成的， 见周作人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致鲍耀明信：“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茶店说书”或有出典，一时不及查考， 我取这个书名，是告诫自己不要信口开河。

我只是从周氏的话里取了这四个字，他谈的翻译，原与我无甚关系。我看中的是“说书”，至于在茶店茶肆或别的地方说本无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说话者，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盖唐时亦已有之，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篇》）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
……
《梦粱录》（二十）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说讲经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所说同，惟“捏合”作“提破”而已。

我说“信口开河”，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與傳奇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12日
【明報專訊】前兩天在「筆陣」欄內談及錢學森的生命抉擇，我說他，故事與故事重重相疊，便是傳奇。無巧不成書，交稿後躺在酒店床上讀止庵先生新書《茶店說書》，其中一篇文章詩論張愛玲舊著的來龍去脈，見他述及《傳奇》書前的作者題詞：「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彷彿正是最好的提醒。
錢學森固是傳奇的科學家卻亦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故可從其生命的不同階段裡看到傳奇糾纏著普通。我的文章，所說的就是這樣了。就是這樣了。
閱讀顯然總是有「緣分」這回事的。什麼時候剛好讀到一本書或一篇文章，本是尋常的閱讀，卻忽然跳出了一段文字，剛好切合此時此刻該時該地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感覺，或是一些「需要」，於是被深刻地撼動，好像閱讀的時間順序被暗中設定了某組「程式」，不會過早讀到它，也不會太遲，就是剛好。於是喚起了某一種層次另一種形式的讀書趣味。
止庵的書是他在北京簽名送給我的。中華書局的版本，跟胡洪俠的《書情書色》相同，卅二硬本小開本，復刻了很古雅的民初感。止庵問我有沒有興趣找出八九萬字的文章整編一下，加入這套系列；我有點不好意思地點頭回答，待我找找，待我找找。不好意思是因為今年已在內地出版了兩本新書，年底又將在台灣「麥田」出版幾本小冊子，平常動筆雖勤，但愈來愈覺得沒有太多東西值得留下來，出書愈多，愈見膽怯。可是小開本的復古誘惑畢竟是強烈的，回港之後，有自知之明，恐怕仍終抵抗不了，將往箱底翻尋，努力試一試。
《茶店說書》照例是謙厚的書名，完全是作者的性情反映。周作人曾在信裡說「近見豐氏《源氏》譯稿乃是茶店說書，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麼書也」，止庵乃借用，「我取這個書名是告誡自己不要信口開河」。
當讀到這則書名解題，我的膽怯又來了。還是別出為妙。止庵似乎不是提醒他自己而只是提醒我。觸目驚心，閱讀至此竟是有點警世的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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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窗望去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13日
【明報專訊】本已極累，躺在酒店床上翻開止庵的《茶店說書》，精神來了，不知不覺讀到凌晨兩點。不行不行，要睡了，必須加快速度讀完，明天還得早起忙個整天。
此行在內地幾個城市選住的都是所謂「精品酒店」。酒店外型毫不起眼，名字更是普通甚至略帶怪異，像北京有一間叫做「船舶重工」，乍聽還以為是間工廠的附屬賓館，房間卻是裝潢得精緻舒適，空間也大，關上門，便是一片自在的小天地，或明亮或摩登，杭州那間世貿 君亭更刻意模仿泰式風格，比那千篇一律的五星豪華客房更能讓人睡得安穩。
微細的進步，已足讓人樂於親近。
那夜躺在寬軟的床上，把書看至232頁的最後一篇文章，以為完了，再讀完233頁的後記即可倒頭大睡，豈料後記的幾行短字竟然召喚起一連串的思考，註定又是一夜難眠。
是這樣的。止庵引述了芒迪亞格小說《閑暇》的故事，主人公出門經商，中途在巴塞隆那收到家中女僕來信，告知其妻出事了。他決定不把書信讀完，暫時不願面對未知的恐怖，反而用了三天三夜飽覽城市和尋歡作樂，玩累了，才把信讀完，原來兒子不幸溺斃，妻子傷心自殺。主人公乃吞槍自盡。
止庵如此替書本結尾：「讀罷我想，我們所希望的無非是晚些得到那消息，所努力的無非是晚些看完那消息，所謂人生正在其間展開，此外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哀傷而準確。把《茶店說書》闔上，我懊惱怎麼剛好在旅途之中讀到這樣的一個故事和聯想。
睡不著了，倒感覺肚皮有點餓，乾脆披上厚厚的長褸和圍巾到街上找吃，上海有的是港式茶餐廳，廿四小時營業，吃一碗熱騰騰的牛腩麵，味道不輸香港，份量卻是香港的一倍。坐在店內一角隔窗望向暗街，梧桐葉落在地上，北京下雪這裡下雨，計程車偶爾呼嘯而過，閃過一道刺目流光，蕭索之中另有清爽。
尚有幾個鐘頭便應天亮了。白天與黑夜之間，快樂與不幸之間，所謂人生正在其間展開，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說一說想一想。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余冠英舊文：清華不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曾问人：清华大学和清华园这两个名字将来谁更出风头？ 有人说：照眼前的事实看来，风头是属于后者的较多。这话大概没有什么错罢？你说：可不是吗！大门口的清华园三个字是皇皇石刻而且巍巍居中，国立清华大学六个字便是写在木头牌上而且只好一旁侍立呢。我说：决不止此！
清华的来宾往往是踵趾相接的，假如我说：这些人之中被清华园的草、木、泉、石所吸引的一定比为了看清华大学的图书、仪器、标本、机械而来的多五十倍，该没有人反对罢？那么，无怪其然了你一写信约朋友来玩，多半说：“请来园子里逛逛罢”，而很少用：“请到敝校参观参观”。清华原是“园”的空气多于“大学”的空气啊。
这样便可以转到正题了，“清华不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理由不和“春天不是读书天”一般简单吗？春天有比读书更有趣的事让你做，清华有比读书更有趣的事叫你不得不做。
最可怪的，没有一个外人不对“清华人”赞叹：“贵校的读书环境真好！”而每一个清华人，纵然是最谦虚的你，也决不曾摇头否认。这是什么意思？你当真相信清华最适于读书么？我不信你比我缺少那些经验，随便举一件便可以做这句话的反证的。
远的不用说，就以最近这两个礼拜说罢，你如曾有一次整个钟头耐心耐意地坐在教室里笔记，那才是奇迹呢！
你有眼看得见黑板上的白字，当然也有眼看得见窗外那些轻摇慢舞的鹅黄细柳，那些笑靥迎人的碧桃，那些像有胭脂要滴下枝来的朱梅，那些火似的，像有一种要扑到你身上来的热情的不知名的花，那些，那些,那些迷人的东西，真的没有把你心从a，b,C，d，勾走么？就算你是道学家，有“目不窥园”的修养，还有玫瑰呢，丁香呢，她们会放香！熏风从那里钻进窗户，义在你鼻端打了一个回旋，你心不跳么？就算你受了春寒，鼻子不通，还有云雀呢，杜鹃呢，远远地唱起来了；蜜蜂又团在窗外哼；甚至一双燕子索性坐到窗槛上说起情话来了，你又待怎样防御呢？总之，一切都引得你的心往外飞，这时的心固然教授们的什么论，什么史，什么法，什么问题，什么公式抓他不住，便是你书中的颜如玉也照样不行。
再切实一点举例罢，你在三院教室，即使正听着法国革命史这样热闹的演讲，你也会忽然想到钓鱼的事情，因为你看见窗外的垂柳了，你自然会联想到正被那柔丝拂着的一河春水，那正在水面吹沫的游鱼，也许那树杈上正搁着一根钓竿呢。
相类的事多着呢，譬如你在科学馆做化学实习，虽然一分钟的不当心也会发生烧炸了瓶子的危险，你竟然在那时想到，今天该约你的玛丽，或是莎菲，或是兰姊，或是蕙妹散步去了，这一念怎会闯进来的？因为只要你眼睛向窗外瞥一下，你不会不看见古月堂前面那可爱的树林和那曲折通幽的小径哟。
决不止此！你在图书馆为了听见啄木鸟琅琅的鼓声而悠然掩卷的次数一定不在少，至于在生物馆听到稻田里水禽相唤而神游研究室之外的事，更不用数计了。
决不止此！你从新大楼挟着书走出来，有时自会觉得心里一动，“怎么啦？”
平时犹可，倘在宿雨初晴，或是夕阳将下，你的心会因而怦怦的跳个不住，因为那平时只是轻描淡写的青山，这时会紫得叫你感到重量，浓得像要溢出它的轮廓；平时是远远的，飘渺的，平面的，这时却堆起来了，逼近来了。于是你惊得喘了一口气，于是你忘了本来要去的地方，于是你拔步向西飞跑，越过草地，爬上土山（现在山上又添了一座百步高台），于是山呀，树呀，云呀，浮图呀都一涌来到你的眼里。这时燕京大学的塔，万寿山的琳宫拣宇，甚至圆明园的断垣残柱，一切都富于色彩，一切都放射光辉，一切部给你幻想，这幻想竟和这镶金镀紫的云块一般变幻奇丽。于是你呆了，直到树迷山瞑，归巢的乱鸦将你唤醒，你才跄踉下山，恍恍惚惚地向灯火辉煌的食堂走去，也许直等你一碗烩三鲜下肚之后才想起今天缺了一堂什么课或是缺席一次什么练习了。
你点头笑了，这就够了，我想我不用再举你为了西园捉蛙， 荷塘摘莲蓬，西园塑雪狮或是大礼堂晒太阳一类傻事而费去你用功的大好的光阴的例了。但是你不要脸红，这并不怪你的心野，只怪自然中间有些东西太迷人了，而清华偏又具备了这样多。就如极平常的马路罢，在清华偏偏都高高的罩着翠柳的凉阴，并且还满布槐花的香气，散步的一类事，你自然会觉得是难以遏制的欲望了。说到马路个过是举其最平常最微末的，你要我谈谈清华的景物吗？
清华有的是回环层叠的上山，山里有的是苍松、老桧、藤、萝、竹、石以及工人设置的小亭和长椅，爱远眺的可以高处攀登，爱幽僻的可以深处追寻，各适其适。清华一般也有四通八达的水，说到水最富丽的是三面河环一面巨厦的荷池，富于野趣就该数西园长着芦苇的水田了。
燕大的湖虽然有人艳羡不置，我终以为那样大泥塘似的，正落了北平的许多“海”的陈套，我宁可取清华园里横贯东西的校河。好处在河身修长而且微有曲折，两岸的树丰茂可喜，河上几座桥都很好，在侨上近可以看鱼，远可以看迷离的树影。可惜就是来源不大，所以下游不得不用一个闸，因而水流很缓，虽然有平静之美，终嫌缺少活泼的气象。因此那被挤到墙外，环园而流的小溪就更可爱了。
说到那小溪，又是你最熟悉的去处了，那里淙淙水声往往费你整个下午去坐听，你有时嫌乡村姑嫂捣衣的聒扰；你便不在西园的门外石上坐，而走到极东的一端来，或者顺着溪流拐一个弯，找到只剩你一个人的幽静地方，随处有光洁可坐的石头，有满身凉翠的树荫，有和流泉相应的蝉吟，于是你用柳条戏弄戏弄聚水水曲的小鱼，或投一个石子在那一个个碗大的小漩涡里，或伸一只脚在石块激成半尺高的小瀑布之下，你那时或许有出世之想了。打住罢，假如再谈到清华的“花事”，一定更引起你的烦恼，我知道你现在正为了园里的丁香花盛开，满处乱钻，总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躲这香气，
急得想找医生给你的鼻子动手术呢。
言归正传，清华虽是一个大学而同时是一个园，所以环境并不利于读书，这是我的观察，不过我现在又疑惑了，据我所知，清华的毕业生（除我而外）读书的成绩正被人家评为“不错”呢，这又当做何解释？呵，我懂了！这叫做“地灵人杰”，据说山水明秀的地方，灵气所钟，人物自然也会明秀，所以“水木清华”的清华园——也就是清华大学——人物也一样的非常之“清华”了。然则我这个题目就根本是一句废话，该由我自动收回，那么“谢罪”！

作者：余冠英

1931年6月1日

张大春：作為文化本質的漢字

中國書‧寫
——作為文化本質的漢字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在世界上最大的書展法蘭克福書展上，台灣思路最刁鑽的小說家張大春發表了這篇講詞。中國館鋪展大幅的木刻活字，氣勢與游樂合一——配以館方對大會邀來的中國異見作家持有杯葛態度，「中國文化」彷彿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壟斷性的、展示其合法性的宣言。挪借張氏文中措詞，此種展示也可以是一種「禁錮知識的書寫」。
張大春則有如台灣館，懷抱精微的鑽探態度，抽出如絲般幼細而強韌的異議：他也是從「字」——文字學——切入，說明「書」這個字數千年下來的形音義流變。本來觸手可及的歷史、見形可辨的字義，因為「簡體字」的出現，到了今天十三億的內地讀者眼前，意義與知識遁然消逝。且看來自「小國」的張氏如何把驚心動魄的文化史娓娓道來，在文化傳承的命題上為台灣留下了尊嚴的註腳。
我的主要概念是，在中國的早期——尤其是門戶還沒有開向西方以前——書，是「反創作」的。「書」這個字從來就沒有創作的、創造的、創新的意義；而且恰恰相反，它就是一個移植過程。把意義移置於特定的甲、骨、石、竹、紙面上以俾流傳。
從字的起源來看。在甲骨文時代，還沒有這個字。到了商代的金文（鐘鼎文）裏，這個「書」就是後來秦代小篆所寫的樣子，「從聿、者聲」。聿——再簡單不過，一隻手擎一支筆，正在寫字。有趣的是，為什麼給它一個「者」字的聲符？
「者」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字。最早期的甲古文裏也沒有，仍然是到金文時代才出現的。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有了這個「者」字，恰恰好讓原先純粹指稱「執筆書寫」這件事有了另一層含意。也就是說，當「者」這個字出現的時候，人們也發現：把「者」當作「聿」字的聲符還能夠表達出「書寫」的另一個層次的意思。
讓我們先瞭解這個聲符吧。
者，有的古文字學家認為它原先指的是玉米；有的古文字學家認為它原先指的是甘蔗。無論是玉米或甘蔗，在中國文字裏，它的讀音都很接近，人們認為用這個字特別可以顯示「在眾多相同或相似之物上取其區別」的意義。這也就是說：「者」就是「這」、「此」、「非它」、「非彼」……之義。
一個人，手裏拿一支筆，這個動作是書寫，但是光指出書寫還不足以概括書寫的旨趣，還要強調這件事必須有特定的對象才行。於是，我們會問：寫什麼呢？在中國老古人而言，「寫什麼」決定了「書寫」的意義。寫下來的東西不可以是任意想像、捉摸、造、虛構的東西，必須是已經存在的東西。必須是「者」——已然經由分別檢選的手續，挑取出來、可以為用的東西。
從「翻譯這個世界」開始
書，在第一意義上，就是將客觀世界已然存在甚至被指認出來值得書寫的事物「翻譯出來」。
從「翻譯這個世界」開始，「書」字逐漸衍生出來好幾個意義，都流通於數千年前以迄於今日的廣大中國社會。有一部記載中國最古老的歷史與政治文件的經典，被簡略地稱為《書》或《書經》，但是無損於它做為中國最早的歷史材料的重要地位。稱之為《書》而毋須指出其內容特點，原因很簡單，在那個時代，沒有也不需要其他的書。
中國最早的一個成形的王朝是「夏」（B.C.2070-B.C.1600），現存經考訂為真實可信的《書經》文本之中，還有遠早於夏朝的文獻，這一點說明了中國古代書籍的另一個特點，由於沒有太多人擁有識字、用字的能力，所以即使是一部官版的書（像《書經》那樣），也毋須發行、流通、讓較大多數的人獲得以及擁有。它藏在國家典籍庫裏，供極少數的高階知識官僚使用——這些人甚至極可能是參與造字的人。
「使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詞。這些禁錮知識也禁錮表述知識的工具的人，如果不去向大量的對象傳遞這些知識和文字，他們還有什麼使用文字、使用書的必要呢？在中國第一個平民教師孔夫子的時代之前，有將近兩千年的時間，這些囚禁知識的人為「書」設下了明確的定義，那是至高的統治者處理政務的記錄和心得，也是整個國家唯一值得書寫的內容。
然而讓知識囚禁在只在少數人之間流通的情使得統治者終將面臨失語的尷尬，情猶如賈西亞馬逵茲（Gabriel Garcia Marquez）筆下《百年的孤寂》之中因失眠而失憶的馬康多村居民，第一批得了這種怪病的患者之中的小布恩迪亞（Jos Arcadio Buenda）發明了一種可以挽救失憶症的方法，那就是將寫下了日常物品名稱的小紙條貼在那物品上，「桌子、椅子、時鐘、門、牆、、平底鍋……母牛、山羊、豬、母雞、葛根、洋芋、香蕉」「他們就這樣在日漸忘記的現實中生活，暫且靠文字來識別事物，但無可挽救的是，他們也逐漸忘記文字的效用而把一切全都忘了。」
孔夫子所開啟的平民教育藉由文字有限度的流通而稍微挽救了這種禁錮，然而並不徹底。孔夫子自己也形容他是一個「述而不作」——也就是只傳遞知識而不從事著作——的人。在這樣的人看來，「著作」是僭越其社會階級與禮法身分的事。中國原初的平民教育也就因此而定性，作為「書寫」意義的「書」，就是在重述、解說、補充古代智者的斷簡殘編。
但是文字教育的普及也使得中國人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有了因應繁瑣需求的能力。一般咸信，燒掉絕大多數古代典籍，只留下醫藥、卜筮、種樹等應用知識之書的秦始皇（B.C.259-B.C210）在統一六國及各國文字之後，也對「書」有間接的貢獻。文字的統一使得官方文書有了便利而有效率的書寫方式，專門處理官方文書（也就是懂得如何書寫）的應用知識階級擴大了，中國字的寫法非但漸漸整合；也因為書寫人口遽增，書寫需求擴大，在短暫的秦王朝覆滅之後，它所建構的龐大文書處理集團成為新的王朝——漢（B.C.202-A.220）——在文化上最有力的資產。不過，他們無意於創造，他們仍頑強鞏固孔夫子以降的儒家所強調的那個「述而不作」的傳統。「書」的目的仍然就像它最初所展示的那樣：翻譯這個世界。
草書的形狀
中國字的定形也為文字學者帶來有利於分析文字構造和意義的條件。畢竟，中國字有一個複雜的面向，那就是許多字都是從幾個更簡單的字符拼合而成的，有幾種構造的方法，這些方法也被稱為「書」。漢代的學者許慎（A.D.58-A.D147）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寫成了中國第一部字典《說文》。在這本書裏，許慎分析出中國字的六個造字原則，稱為「六書」——六種造字的原則。顯然，「書」這個字再一次地被賦予一種純粹工具性的意涵。
「書」之作為一種轉錄工具，它的意識形態是反創造的，這和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思維有關——文化的沉澱不容許現實裏的知識從業人員加以扭曲或變造。基於中國字本身是一個濃縮的過程，每個字都在壓縮生活裏的文化軌，也就無所謂引伸與重塑，更進一步地說：字的學習是將許多單純的符號個別的形體、聲調和意義作隨機的壓縮，是形象與意象的自動結合，而且不耽溺於單一的敘述法則。沒有單一的敘述法則，學習書寫的人對每一個字的準確作用都要保持開放性的猜測。
不過，請容讓我在單調、枯燥的文字學裏抽身而出，從一個原本不被視為具備創造意義的字裏提醒我的讀者：另外還有一個「書」字的解釋，與藝術有關，也與文化的發明有關。
對於絕大部分的西方人來說，中國現行的文字從上個世紀三○年代以後，逐漸透過國家教育機構制訂、推行而形成主流的簡化字。比方說像我今天所說的這個「書」字，在今日通行的中國官方文字裏，「書」是寫成「書」的形狀。這個字原本是草書，現存的書法資料顯示：這個字最早出現於西晉時代的書法家索靖（A.D.239—A.D.303）筆下。
索靖或許不是第一個這樣寫「書」字的人，但是身為重要的書法家，他的這個寫法顯然也影響到日後許許多多的書法家，像是中國人極其熟悉的「書聖」王羲之（A.D.303-A.D361）、書法理論大師孫過庭（A.D.648-A.D720）以及「草聖」懷素（A.D.725-A.D785）等等。
我們可以輕易地從字形上發覺，「書」字是在寫出原本「書」字的第一筆之後迅速將其餘橫向的筆劃省略成一個較大的彎勾，並且將原先貫穿此字上半部的直畫拉長，最後以一個旁加的點來象徵縮節的部分，這個字之所以這樣寫，不只是為了方便、省時，也同時證明了中國字在專業書法家那裏取得了全新的存在意義——美學。
書法上追求速度與流暢感的美學動機使得一個字有了兩種全然不同的造型和內容，這是文化上的加法或減法呢？
我們有理由相信：從某一方面來看，「書」字成為通用漢字必定是漢代以前那些從事政治、文書以及教育工作者始料所未及的，兩千年多年以前、甚至一百年以前，許多堅持儒家正統禮法觀念的文字工作者甚或會認為將這樣一個看來草率、粗疏且形、音、義皆不完整的字納入正規學習或應用簡直是對古代聖賢或教訓大不敬之事。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字卻豐富了我們對於中國文字造型的視野。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無論把「書」這個字當成書籍、當成某一部經典、當成官方文件、當成造字的原則、當成書法……這個筆畫簡省的字都無法使我們重新認識「書」這個原初的字所能提供的文化內容。我們無法經由「 書」來看到那隻擎一支筆的手，無法得知這個字的讀音是源於「者」；也就是「已然經由分別檢選（玉米或甘蔗）的手續，挑取出來、可以為用的東西」。
「書」已經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的教育體系之中成為認識「書」的各種意義的唯一媒介；「書」這個原先出自書法之一體（草書）的文字卻似乎不勝負荷，因為在簡略的筆畫裏，中國字所飽含的文化知識消失了。我們雖然十分明白：這種「簡體字」最初的設計和理想是在簡化學習和書寫的繁瑣程度，對於還在使用傳統書寫工具的普羅大眾而言，相對而言是比較有效能的。不過，它也帶來了革命性的減縮，「簡體字」使原本隱藏在絕大部分文字內部的故事——尤其是文化人類學上彌足珍貴的生活軌——遁形失蹤。
每一個繁體字，不只是一個字
我來自一個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居住的小島，我應該說：相當幸運地，在過去六十年間，台灣這個小島上的正統教育架構之中，一直在使用這種寫起來筆畫繁多、認起來意義複雜、思索起來彷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字。它被稱為「繁體字」——以有別於中國大陸官方過去多年來通行使用的「簡體字」——當我們寫下每一個像「書」一樣的繁體字的時候，我們都知道：那不只是一個字而已。
[文／張大春 編輯／黃靜]

古寧頭戰役VS金門戰役

60年後，馬英九仍要打一場「政治古寧頭」／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馬英九前兩天高調主持「古寧頭戰役和平紀念廣場」揭幕儀式，並發表「古寧頭大捷六十周年感言」，呼籲「讓殺戮走入歷史，使和平成為永恆」，替本已充滿歷史感的2009年添上了一筆福爾摩莎式的文藝腔。
古寧頭戰役發生在60年前的金門島上，恐怕沒有太多人知道，金門目前仍屬「福建省」所管，但這個福建省是中華民國的福建省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福建省，前者面積為180平方公里，有效管轄範圍只包括馬祖列島、金門群島、烏坵嶼等地，人口大約10萬，竟仍認認真真地設有省主席，擔其任者叫做薛承泰，曾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後者面積為12.5萬公里，人口大約3600萬，由省長和省委書記雙軌領導，而詼諧的是，在行政區域的規劃名號上，中國大陸的福建省仍然包含了馬祖和金門，以示「不容分裂祖國」。中國是很有趣的國家，既有「一國兩制」，也有「一省兩府」，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陰陽混沌哲學，遠非什麼都要黑白分明的洋人所能理解。
其實台灣之長期存在亦或多或少得益於陰陽混沌哲學。
話說上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赫魯曉夫秘密訪京，毛澤東 竟然穿著游泳褲在中南海泳池見他，令赫禿子深感受辱，若干年後撰寫回憶錄仍然對此忿忿不平。但毛澤東當時亦曾對身邊的人咬牙切齒地說﹕「蘇聯就是想控制中國，想綑住我們的手腳，真是痴人說夢。要和我們建立聯合艦隊及長波電台，這簡直是妄想。赫魯曉夫為了同美國拉關係，把我們當成他的籌碼，讓我們答應不用武力進攻台灣。赫魯曉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國拉關係嗎？好，我們放炮慶祝。這些炮彈留久了，就沒有用處了，不放炮慶祝一下，做什麼用？美國最好插手進來，在中國什麼地方放一顆原子彈，炸死個一兩千萬人，看你赫魯曉夫怎麼說。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糊塗，不明白這個道理，還準備渡過海峽打台灣。我是不贊成打過去，放在那裏，是一個壓力 ，內部就會團結。這個壓力一沒有了，內部會鬧起來。」
台灣之和平與戰爭畢竟只是精於謀略的毛澤東手裏的一隻棋子，他要跟蘇聯鬥，也要跟美國鬥，乃於1958年8月23日起突然發動一齣「炮打金門」鬧劇，日夜隔岸發炮重擊金門島嶼，對台灣本土老百姓構成了嚴重的心理威脅，當時被毛澤東委派主責其事者乃44歲的葉飛上將，他在垂老撰寫的回憶錄裏承認了這是一場「政治戰」而不是軍事戰，而葉飛將軍亦正是1949年古寧頭敗仗的總指揮。
古寧頭之戰，台灣稱為「古寧頭大捷」，中國大陸則稱為「金門戰役」，勝者亢奮突出，敗者刻意淡化，價值判斷已在命名之內。60年前那一仗，對台灣來說確是一支強心針，讓剛挾尾巴渡海逃難的蔣氏政權有了喘息的信心和勇氣，但若細察戰情，3天3夜的激烈戰爭，國民黨軍隊之所謂「大捷」也者，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立在解放軍的戰略失誤之上，前者雖然堅毅英勇，然而假如葉飛不是過於輕敵誤判，戰果實難逆料。《葉飛回憶錄》曾有這樣的自我 批判﹕「我當時將主要精力用於接管廈門工作，而把解放金門的任務交給二十八軍執行。我也輕視了金門，認為金門沒有什麼工事，金門守敵名義上是一個兵團，即李良榮兵團，實際只有兩萬多人，而且都是殘兵敗將，所以我認為攻取金門問題不大。」
具體言之，葉飛選錯了部隊、錯估了敵情、誤判了形勢。廿八軍是山東部隊，欠缺海島登陸經驗，其所用的船隻不僅在數量上不足，在戰鬥力上亦落後，絕大部分是木質船，船工亦是臨時徵集，來自泉州和福州，不熟航道和潮汐，所以好不容易攻上了金門灘頭，遇上退潮，彈藥不繼，後援難至，便變成國民黨炮火下的海鮮自助餐了。
至於國民黨陣營，主責防守的是蔣介石的「家臣」湯恩伯，此公雖在台兒莊戰役上有過出色表現，但大體來說算不上是好將領，蔣介石派他守上海，他失了上海；蔣介石派他守廈門，他掉了廈門，履戰履敗，故連蔣介石在派他守金門時亦忍不住在電令裏強調「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得請辭易將」，一個「再」字，擔心盡在其中矣。因此在古寧頭戰役裏，若不是有胡璉、高魁元以至日本顧問根本博等人輔助指點，即使解放軍輕敵誤判，湯恩伯能否最終取勝，實屬可疑。
對湯恩伯，蔣介石的長期對頭李宗仁是萬般瞧不起的，他在口述歷史裏感嘆過「湯恩伯當一師長已嫌過分，蔣介石竟還把這種人引為心腹」，流露了強烈不屑。除了軍事無能，湯恩伯亦是腐敗的代表，中文大學前陣子出版了吳國楨的回憶錄《夜來臨》，頁268便記載了這樣的一段回憶﹕
「在上海最後幾個月中，負責京滬地區防禦的指揮官（作者按﹕即湯恩伯）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一位中將。他來找我這個市長要求集資以改善其部隊的伙食。我欣然同意，但堅持必須由我們對軍隊進行點名，以便捐資的確認沒有『紙上兵』。由於涉及的人數太多，我們組織了一批人馬，分成許多小組進行巡迴點名，當結果送來時，我們感到歡欣鼓舞，因為點到的人數同指揮官提供的數字完全相符。但幾天以後，我恰巧到一個廟去，那裏的方丈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話讓我驚呆了。原來寺廟附近駐有一個團，就在該團被點名的前一天，除了老年和殘疾的以外，廟裏的三百名和尚都被徵到團部，要求他們穿上士兵服。當我們的點名小組到達時，他們也在隊列中。那天過後，他們就被放了回去，軍方嚴厲警告說，如果他們將實情泄露出去，就立即將他們逮捕，作為逃兵當場槍決！」
60年後，俱往矣，葉飛、湯恩伯、毛澤東、蔣介石、李宗仁、吳國楨，大將小將，英雄梟雄，統統走進歷史，而我只是於閱報之餘，忍不住寫他幾筆，以記歷史之可笑與可悲。如今最重要的終究是處理好眼前萬狀，馬英九在含淚拜祭古寧頭之後，想必明白自己其實亦在面對一場「政治古寧頭」之嚴峻挑戰，內是必須透過改選中常委以維護國民黨的清廉公正，外是努力跟中國大陸攜手推動海峽兩岸的和平共榮，唯有達成這些任務，才算真正對得起喪命於金門島上以至國共內戰裏的烈男義女；唯有中國富強安樂，那躺於黃土之下的孤憤亡靈始可閉目。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詹宏志：我看香港書展

詹宏志：我看香港書展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今年由文化人馬家輝、梁文道當「香港書展大使」，6月起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城市講談、推廣，並邀請了陳丹青、賈樟柯、王安憶、陳子善、李公明、謝友順、詹宏志、張大春等擔任「香港書展之友」。其中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店，張大春與詹宏志分享了對香港書展的印象和參與經驗，特此摘錄從第一屆即已參加香港書展的知名台灣文化人詹宏志，對香港書展的觀察與嘉言。

我自己是跟香港書展很密切，從第一屆香港書展就開始參加。很長時間裏每一年都是參展商，也有很多年是去演講，但不管有沒有參展或活動，我都是去找書的人。在成為一個書商之前，我是一個讀者，我有非常多跟香港之間的讀書的關係。

偶然接近香港文字

特別這幾年我回頭想，仔細檢查自己的經歷，發現香港書和台灣讀者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原以為的更親密。比如我小時候讀《南國電影》，那是1963、64、65這段時間的舊雜誌，是從我姊姊或同學的姊姊那裏借來的，她們都把它當作時尚雜誌來看，閱讀流行的線索，想像流行的面貌。但我讀這個雜誌，讀到某個地方就會感到困惑，雜誌裏有個session（單元），用不同顏色的新聞紙印，那是報道好萊塢影訊。讓我困惑的是那裏面的字跟我熟悉的有變化。比如說，Hollywood不叫好萊塢，叫荷李活；約翰‧韋恩（John Wayne）叫尊榮；我們的葛雷葛萊‧畢克（Gregory Peck，侯孝賢每次笑說「割來割去割屁股」的那一位），變成格利哥利柏；演007的Sean Connery史恩‧康納萊，那上面譯作辛‧康納利，那還認得出來，但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譯成占士邦，那就不好認了……我當時很困惑，跟姊姊說這是什麼回事，為什麼這麼奇怪？我姊姊就說因為那是香港的翻譯。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南國電影》是邵氏影業的宣傳刊物，但即使知道，我也不介意被這麼美麗的雜誌洗腦，封面都有美女照片，林黛、李麗華、凌波、樂蒂。它比大部分國民黨的宣傳刊物好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那時候我會讀《讀者文摘》。小學國文老師叫我們多看《讀者文摘》，因為它文字很好，如果多看它的文章你的作文成績就會好。後來我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果然，真的，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第一次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就拿了第一名，可見得不錯。等我長大對文字感興趣後，發現「讀者文摘體」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內地的中文，也不是香港的中文。直到80年代我聽到思果的演講，突然間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讓這個語言到處可以通。裏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面對民眾：香港書展有，台北書展沒有

香港有很多見多識廣的人，是一個享受來自世界各地東西的社會。後來我離開遠流工作便停下來，直到1996年後重新回來做出版，做了雜誌辦了出版社，眼看九七在即，我渴望知道九七帶來的命運變化，所以1997年初就在香港成立「香港城邦」。90年開始我參加香港書展，跟出版社去或自己去，從97年後我所創辦的出版社就不在台灣館了，而是和香港出版社一起，有機會能跟當地讀者更接近。

城邦在香港一年可賣出一億港幣的書，即使是一個完全引進台灣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在香港也能被當作當地出版社一樣來接納。

民眾是最大的能量來源，但台北書展單位並沒有面對它。香港書展因為直接面對平民大眾，這就是香港文化的構成，就直接得到力量，比較阿Q的想，若以入場人次來看，香港書展應是全世界最大的書展。這件事也許是個啟發，因為這個前提，書展要規劃和創造的氛圍就跟這件事有關。有了這麼大的跟讀者接觸，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這個場合塑造了各式各樣讀者與作者接觸的機會。當作者發現你的作者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被閱讀，對作者來說一定是有意思的——香港讀者讀你的書，其實沒有參照點，他必須穿透困難才能認同欣賞這些書。同樣的西西、董啟章來到台灣，他所說的成長架構也不是台灣熟悉的，這個接觸肯定是閱讀中迷人的部分。在其他書展裏很難看到像香港書展這樣作者跟讀者接觸時的熱度、發生的數量。這麼多類型，這麼多國家的作者在這裏都能夠找到共鳴，這是香港書展的特色。

扮演兩岸三地大書目

香港書展目前來看是真正的「兩岸三地的平台」，這字眼不只在書展如此，在街上的書店裏，繁簡體字書在同一架上，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不必什麼體書店去處理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買書的人、賣書的人都不覺得需要去區分繁簡體書，香港人也習慣書的來源這麼複雜。香港是唯一保留住兩岸「大書目」的地方──台灣讀者對台灣出版的中文書很了解，但台灣以外的中文書便了解很少。內地更不用說，出了一省，對另外一省的就不太了解。香港是少數一個地方，對台灣、內地的書種都能理解，都很敏感，所以可以累積成華文地區「大書目」的概念。
香港本地出版的力量可能不大，因為人口的規模，主流出版能做的書種可能很局限，比方實用書、文學書，很多知識性議題書出版得少，但香港有很多非主流的小出版社藏在市場的角落，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我也是從這些地方，認識了很多書上的作者。這些作者從來無法變成香港主流的作者，但在角落裏有各式各樣的小出版社把這樣的書出來，前仆後繼，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創造力在香港一直沒有斷。香港書展因為夠規模，角落裏各種只用一個攤位的出版社，非常值得注意，是有趣的、代表對某種議題不滿足的出版者，這個生態是台灣知識界值得去想的。未來這個局面還會繼續變化，台灣和內地的變化，也會牽動了香港的位置。我是比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更樂觀的，香港書展作為一個窗口，有很多可以觀看的線索。

[整理／方素云 編輯：黃靜]

鄭培凱：“五四”九十年

「五四」九十年
文章日期：2009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記者來訪，問我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並且告訴我內地有段順口溜：「社會複雜了，紅樓寂寞了，青年功利了，五四過時了」。他問，五四是否過時了？為什麼現在的青年會有這種想法，是不是社會複雜了，人們現實了，五四的理想主義就過時了？
我覺得問題提得非常好，而且及時。單從出現問題，反思問題的本質，懷疑問題的論述方式，就可見得，「五四運動」雖然已經過了九十年，當時提出的重大議題並未過時。仔細想想這段順口溜，其思維邏輯只有一個「了」字貫串，以一種現在完成式的語氣，烘托出模糊卻混淆的思維語境，聯繫起毫不相干的概念與歷史現實，最後居然得到「五四過時了」的結論，豈不荒唐！作為順口溜，作為說相聲、耍嘴皮的妙言趣語，作為春節晚會上不用大腦的小品表演，博人一笑，讓人在緊張的現代生活中輕鬆一下，這個段子還蠻有趣的，有點像內地街邊小攤上的麻辣湯，是普羅大對嚴肅正經思維的反諷，管你邏輯不邏輯的，也不管好吃不好吃，先麻辣你一下，刺激你一下，逞個口舌之快。至於「五四」到底過不過時，傳布順口溜的人是不上心的，當然就更談不上關心了。像過去喊口號一樣，史大林爺爺如何如何，畝產萬斤如何如何，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要進行到底，摸石頭過河是硬道理……喊的時候，上過心嗎？仔細想過自己嘴巴裏吐出來的語句有什麼意義嗎？
說到五四運動，我們首先要認清，有不同層次的五四愛國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廣義的五四文化自覺與轉型，也有狹義的五四政治參與及運動。雖然這一切都屬於籠統而言的五四運動，但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廣義的文化影響是深遠的，歷久不衰，而狹義的運動則有歷史階段性，是會時過境遷，讓人感到「過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民主與科學，若是只當成口號，作為社會運動或學術改革的政策，恐怕還沒有觸及民主與科學的真正內涵。五四新文化強調民主與科學，從廣義的文化變遷角度來看，其真正內涵，是擺脫口號式的強制性集體心態，超越不動大腦的順口溜思維，是個人主體尊嚴的確立，是批判思維（對外界也對自我 ）的提升，是放開胸懷對客觀真理的尊重，也是對不同立場不同意見的寬容理解與接納。
我時常想，陳寅恪並非五四運動的健將，只是書齋中的學者，甚至在政治態度上有點遺老心態，但是，他畢生堅持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原則，其實就是五四新文化的關鍵內涵。甚至連他欽仰的海寧王小辮子忠愨公靜安先生，撇除了他糾纏於前清的政治理念與個人情感困境，也是弘揚新文化、新思潮，提倡獨立自由思考的典範。五四運動過了九十年，我們回頭看看，也要仔細想想，民主與科學的真正內涵與精神是什麼，是誰在堅持與發揚。
只要想想我們還有點反思與批判的能力，還努力辨別真偽，還不會被口號或順口溜牽鼻子走，就知道，五四新文化精神尚未過時。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陳景輝：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

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
文章日期：2008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每次談到「公共知識分子」此一概念，我都會想起出版於1959年的《社會學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米爾斯（C.Wright Mills）批評戰後美國社會學陷入純抽象理論和量化經驗研究的雙重危機，分別膜拜巨型晦澀的概念遊戲及膚淺迷途的實證方法，乖離了社會學知識的任務及使命。正是作者的思路告訴我們，雖然社會上流通各式各樣的知識文化產品，但知識的存在不等於知識分子履行了職責、完成了任務，其間的距離絕非無關痛癢，尤其在這個渴求文化資訊的媒體時代。
從最近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可見，不少論者抗拒這個身分，理由約略有二：一是這名稱暗示了叫人毛骨悚然的「高高在上」和「懶有理想」；其次是公共知識分子此一集體身分本身有冒犯作者的個體性之嫌，正如有論者反問：點解人人都要有個「身分」！

種種理由均反映了本地公共知識分子為何難產。無論社會怎樣傾向犬儒、少講理想都好，知識活動本身也絕非價值中立。我無法想像一個不批判、缺乏理想的知識分子是怎麼模樣，也無法接受知識生產漫不經心的隨意漂流。

重讀《社會學想像》有助於我們檢視其中的許多難題。他指出，現代學術知識有其原本服務的社會價值，而這種價值正是：自由和理性。就是說，通過學術知識的濾鏡，我們更能穿透表象認識社會真實的結構，獲得「理知的澄明」；而追求這種澄明，無非為擺脫蒙昧，擺脫它為人類帶來的不由自主，從而實現「自由」。

若以香港為參照，城市內生產出來的各種意識形態，諸如市區重建局是很以人為本、香港不能「太快」普選或政府不能干預自由市場等公關宣傳，都是權力集團強加的蒙昧。此情此境，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捍衛的是何種自由？知識分子撕破社會各種權力的介面在哪兒？米爾斯概稱此為真理的政治。

尚有一個更尷尬的問題：什麼是公共？公共是將知識活動拉進政治生活裏頭，不允許理論概念、知識工具雲遊太虛無所落，而這要求知識分子腳踏實地面向公眾。在此，面向公眾不止是學者行出書房門外，將遊思妄想「示眾」而已，而是更根本地指投入一種政治生活。所謂政治生活，不是叫讀書人進行政治宣傳，而是回歸阿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市民可以自由進出、共同參與的政治空間，其中的政治關係是平等的，通過言語爭論、連結，共同創造一種集體生活的理想。

阿里士多德所強調的政治平等、自由及創造一面，乃是區別於當時其他社團組織的家長式長幼秩序，也就是超越各種經濟營生、繁衍後代的「必然」要求。因此，政治是一個自由之內、「必然」之外的共同／集體領域——也就是塑造不再認命的香港。

至於集體身分問題，與其說它有損任何人的個體性，倒不如說這是前輩學人梁款所說的「港式公共知識分子風格」：自六十年代，摩登香港人開始少談國家。他們不喜歡在集體——一個比自我、身邊朋友、同事圈子更廣更寬的城市共同體——的名分下介入，更遑論一同投入、塑造此一共同領域的自由和理想。說實在的，港式知識分子不習慣談公共，就是我城公共生活頹敗的徵兆。

當然這裏不是北韓，路是自己選擇，共勉！

作者書毒太深。臉朝未竟之志，背對勝者的現狀。

[陳景輝]

梁文道、馬家輝對談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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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馬的對談有趣，不怕得罪瑞典人，不怕得罪中國人，不怕得罪得獎華人，想留著明年看，可惜鳳凰新傳媒小氣，要付什么費才可以看到視頻，很不互聯的樣子。無聊了。
中國為什麼不設立自己的諾貝爾獎？
2008年10月21日 15:27鳳凰網專稿
核心提示：中國作家屢屢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導致每每諾貝爾獎揭曉之時，中國媒體乃至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都異常緊張。原因到底何在？為什麼中國沒有自己的諾貝爾獎？
梁文道：每年頒發諾貝爾獎，尤其是文學獎要公佈的時候，中國人都會變得特別緊張，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學術界，我們的文化界都希望中國人拿獎，如果中國人沒拿獎的話，就馬上又要反省，我們為什麼老是拿不了獎，諸如此類。
我想這裏面呢，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確人多，人口占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但是居然一個諾貝爾獎都沒有撈到，那有點兒不象話。
第二，就是這裏面大概還牽涉到一些很複雜的民族尊嚴啊，跟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的認同啊，外國人是不是瞧得起我們啊，種種考慮。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檢查一下，每一屆的諾貝爾獎，其實不乏華人得獎，但是問題是，他們是華人，但是他們現在工作，或者得到認可的時候，並不是拿著中國護照住在中國的，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們真的那麼渴望諾貝爾獎嘛。
再退一步看，你看諾貝爾文學獎主要的評審就是一幫瑞典的學者教授，難道瑞典人，天生的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學評論家嘛，我們為什麼不能夠用一種比較輕鬆的心態來看這件事呢。
馬家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專欄作家，為多家報紙、雜誌纂寫專欄，曾經出版《江湖有事》、《愛戀無聲》等書籍。
梁文道：諾貝爾獎頒出來之後，每一年的諾貝爾獎,我覺得中國神經就會緊一緊，各個專案頒獎都很緊。但是特別是文學獎，中國人特別緊，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別的獎項上面，和平獎這個就很難說了，但別的獎上面，好像很多華人得過了，但是這個東西就變得特別敏感，有沒有中國人，這回是誰呢？大家就要猜，尤其是你知道，一般傳媒對於那些得自然科學的獎項的人，不是太熟。大家也不懂，於是這個是非八卦的東西就不好多說。
可是文學獎不一樣，文學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文學這個東西，你說有專家嗎？有。但是其實誰都可以談，誰都能夠說得上兩嘴，所以現在這個克萊齊奧他得了這個獎之後，有人就不滿了。
馬家輝：我們中國作協，有一位作家，作協最近很風光嘛，對不對？剛剛被韓寒罵完，那麼現在又出來，他又反過來說，其實這回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才是三流的水準。
梁文道：國內媒體就克萊齊奧得諾貝爾獎一事兒，四處走訪作家圈中人，意外的發現對他有所瞭解的作家，或者評論家寥寥無幾，當中一個是葉匡政，而令人意外的是，葉匡政對這位文學獎得主並不感冒，直截了當的指出，克萊齊奧僅屬三流作家，葉匡政直言克萊齊奧的作品比較純淨，個性也並鮮明，只表現出對語詞的一種迷戀，不會對成人的精神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閱讀他的作品，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奢侈，他認為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指南針意義比較弱，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諾貝爾文學獎被看作是風向標，而到了今天，他更多的是一種對作家的承認，像一座紀念碑一般，早已失去了它指南針的意義，即使是近二十年來，對世界文學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作品也難進入評委的法眼，葉匡政補充說這跟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年齡結構也有關係，一般都在七、八十歲，思想與閱讀習慣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如今的諾貝爾獎，已經沒有了懸念，誰獲得都一樣，都不會有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而真正對世界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很多大師，都被他們錯過了。你怎麼看，你對這個說法同意嗎？
馬家輝：那當然，我是悲喜交集，為什麼？喜呢，是說好啊，中國作家中有大志。
梁文道：對。
馬家輝：說人家不入一流，是因為他覺得我們有機會，或者說他自己有機會成為一流，我覺得很好嘛，那因為一個喜，是不錯啊，就像你說的文學屆的東西，文字嘛，人會讀字，就可以有評語。
梁文道：對。
馬家輝：原來我女兒跟那個作家是一樣的，她也是瞄了兩眼，說“好悶”，不讀了。
梁文道：對，沒錯。
馬家輝：這是喜的一個方面，悲呢，我覺得這種種的反應，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包括是不是諾貝爾獎，真的由一群高齡老人來決定呢，我覺得他們整個評審的過程，比我們想像的複雜，精緻多了。根據我瞭解，他們其實今年由誰得獎呢？前幾年一直有一些名單醞釀出來，當然後來也有提名。
然後選的過程，初選過程也廣泛增選，都是最高學府，大家公認的文學權威的一些意見，然後怎麼樣？名單上面比方說假如有一個日本作家，他會派一個，他們那一群高齡老人以外的學家，找一個當地的日本文學很好的，也有代表性的權威。然後一起來花了一年、兩年的時間，來讀通他所有的東西，然後把他的東西翻譯過來，然後大家去討論，最後寫一個報告出來，收集了一堆的報告，再來很詳細的討論，所以是不是說真的只有一群老人來追認一些作家，這個我很懷疑了。
另外一個就是刀瑞森萊森，雖然就很努力還在寫，但是他的經典是很早寫完，後來呢，大家就有爭論，就有人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好，也有人說他還不錯，可是問題是我覺得他這個講法，也很不公平，就是說因為他忽略了過去幾年多諾貝爾獎，也頒過給一些仍然正在處在黃金期的，仍然在發光發亮的。
馬家輝：帕慕克。
梁文道：帕慕克就非常非常明顯。其實反過來，我很記得，前十年也有一個德國，最近德國漢學家不是老出事兒嘛，去年有一個德國漢學家說中國文學不行，還有一個德國漢學家也說中國的這個作家，為什麼拿不了諾貝爾獎，是因為沒有國際視野，就是外國文學讀得不夠多。
那麼從次克萊齊奧得獎看來，我覺得這個說法，未必是不成立的，為什麼呢？你看我們大陸有那麼多做文學研究的人，但是真正熟悉而且知道克萊齊奧的好像不多，相反的臺灣克萊齊奧的作品，好像只翻譯了兩、三部出來，可是臺灣那邊的記者，在克萊齊奧一拿獎的時候，馬上去問臺灣大學的那些法文系的老師，各個都如數家珍，各個都很熟悉，因為他在法國已經是最有影響力，最受歡迎的作家了，那麼所以我在想這個東西，您覺得是不是一個文學口味的問題呢？
馬家輝：我覺得說，你說中國人的國際視野，這個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像克萊齊奧，假如說我沒有記住，兩年前他在大陸已經在一個文化活動，拿到一個蠻高的評獎，所以你說真的是沒有人認識嘛。
梁文道：對，他來過中國三次了。
馬家輝：我覺得任何一個獎啊，它背後的一些考慮，可以不止這一點的。可是不是真的追認一個作家呢？我覺得說，與其說追認一個作家，不如說它能追認一個標準，一種標準，或者一種價值，那個時代的價值，我們看到諾貝爾，比如說文學獎，這麼多年來，是不是真的是什麼從19世紀到現在都一樣呢，很明顯不一樣。
梁文道：對。
馬家輝：大概每十年，十多年，你看到得獎的那些作家們，基本上他們手裏的作品的題材，還有裏面所呈現的人性的認同的價值，一直在變。50年代，60年代比較是所謂的反共文學，反共價值，怎麼對抗一個專制的體制，但是作家是比較容易得獎的，這十年我們都看到嘛，主要處理什麼題材的，認同、身份，離開一個地方，你要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語種之中，不同的文化視野之中來穿梭，這種核心價值，所以是不斷的在變的。
梁文道：對。
馬家輝：那假如你說華文作家，或者是說中國作家是不是剛好配合流行的標準？也不一定，所以說我覺得，要從這個角度來看諾貝爾獎。
梁文道：而且我覺得還要注意另一點，我們把諾貝爾文學獎當成世界文學的貴冠，這個想法到底是怎麼來的。其實大家都常說，整個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到現在，有非常多了不起的作家，是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有些已經死了，仍然在世的也有好幾個是大熱門，年年都講有機會。但是年年都還輪不到他們。比如說像剛剛被人懷疑揭發間諜的告密者昆德拉，又或者說今年本來很多人懷疑是村上春樹，又或者說是巴勒斯坦詩人亨利斯，又或者是美國的菲力沃爾夫，那麼這些人都被傳得很久了，但是依然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那麼其實我覺得我們會認為，一群瑞典人，雖然像剛才講規則很嚴謹，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專家來幫他做專門的研究。但是最後下決定的，始終是瑞典皇家學院裏面一群的院士跟他的評獎委員，為什麼？一群瑞典人的文學口味，就很自然成為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口味，這是沒什麼道理的？
馬家輝：文道，我覺得你剛才那句話，其實可以分開三段來討論，第一個是說，是不是只是他們的文學口味呢？因為我們假如同意說，他前面的整個評選的制度過程裏面，已經經過這麼廣泛去研究的話。最後投票的那個動作，因為經過廣泛諮詢，來到最後放在桌子上的那四個作家，他們投票，投來投去就是那四個。所以這是不是所謂的那一群老人決定，他們決定範圍跟權力有多大呢？他不一定好像我們想像所說的，他們要給梁文道，不給馬家輝，給馬家輝不給梁文道，不會嘛，因為我們名字不會放上去嘛。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他們決定的，這是第一個，還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你提到說貴冠有影響力，當然你不一定認同這樣的說法，可是一直有這種印象，可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個葉教授說，那個作家也說，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力越來越低了嘛，為什麼？因為坦白講，大家都知道這個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遊戲，我們是不斷可以有新的文學獎、文學標準。
梁文道：對。
馬家輝：所以可以反問過來第三個問題是說，為什麼華人沒有做出一個，假如你不服氣嘛，華人兩岸三地也好，弄出一個讓自己所有華人，所有中國作家都服氣的文章，甚至回去你來肯定人家。
梁文道：就像英國的布克獎，很多人英語世界人，認為這個獎現在的地位甚至比諾貝爾獎還重要。
馬家輝：是。
梁文道：那其實中國人也可以弄一個自己的一個獎，是不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香港的邵逸夫，不是也弄了一個整個規模獎金，各方面組織都很像諾貝爾邵逸夫獎嗎？
馬家輝：已經是很像很像了，可能要跟內地的觀眾來介紹一下，在香港邵逸夫無人不知嘛。
梁文道：對。
馬家輝：我們去每個大學都有他的照片，大陸也是。他前幾年開始弄一個邵逸夫獎，整個規格，整個文件其實就很像諾貝爾獎，連那個章都像。
梁文道：都像，除了一點，他的頒獎典禮的主持人是他無線電視臺的名主持人、明星，諾貝爾獎不會這麼頒的。
馬家輝：對。
梁文道：你繼續。
馬家輝：可是他的評審過程，整個都是放眼整個國際的，給科學，給醫學各種，獎金也是非常之高，可是他沒有文學獎，你看到中國人多聰明啊，為什麼不弄文學獎，我們覺得小人之心嘛，我看嘛，中國人的聰明在於說知道你得懂文學。第一個真的是每個人懂看中文字的都會有評語，都會不服氣，然後我當然不想招惹這個麻煩。
第二個兩岸三地這種，各自不同的社會環境、政治狀況，文學獎一定文學嘛，人文的價值的肯定也一定有點兒麻煩的，一定有什麼中國有句古話說“順得哥情失嫂意”。
梁文道：而且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文壇圈子太複雜，水太深了，一個人得獎，別的人就覺得這後面是有貓膩的，後面是有什麼的，這個東西就來了。
馬家輝：對，你要看到從這個邵逸夫獎，其實這個活動這幾年，都非常轟動，聽說在國外，大家有很多科學家都在等，為什麼都在等？獎金太好了，太豐盛了。
梁文道：對，沒錯。
馬家輝：而且的確評審過程是非常國際級的。
梁文道：對，非常嚴謹。
馬家輝：從我們在香港自由社會，有錢基本上邵逸夫先生誰都不用怕了，只有人家怕他，他不用怕別人，他都不想去弄這個獎的時候，我們要看到兩岸三地，你說人家諾貝爾為什麼不給中國人，那你自己弄一個嘛，為什麼不能弄呢，我覺得與其罵什麼諾貝爾一流、二流、三流，你不如去認真去看。
梁文道：中國自己做一個厲害的文學獎。
馬家輝：為什麼不能做？因為每次碰到什麼事情，文道你剛才節目第一句話是說，一頒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人就總有反應。
梁文道：對。
馬家輝：我覺得第一個很簡單，中國人對什麼都感興趣，不管什麼運動比賽，都有很大的反應。然後反應的第二個，一定是說為什麼沒有中國人，基本上都是這樣嘛。
梁文道：對。
馬家輝：你以前在你的節目也講過，第三個很機械性的反應就是說，你是不是中國人連帶出來。與其這麼多問號，不如想想能不能弄一個這樣的一個獎出來呢。
梁文道：沒錯，萬一比如說，中國也弄一個這種像諾貝爾文學獎一樣的文學獎專頒給華語人，你萬一給了一個台灣作家，你說那為什麼？憑什麼？我們中國大陸沒有？你給了一個上海作家，說明那個湖南，為什麼湖南人沒有，那為什麼不是河北人得獎都有可能。
梁文道：對，其實中國是嚴格講，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不少人，華人是拿過諾貝爾獎，有的就是他拿獎的時候不是拿中國護照，不是中國身份，有的就我們不大方便去談論他。可是你現在像錢永健這回，我覺得特別有趣。就他拿了獎之後，他就告訴自己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美國人，那麼這句話在大陸網友裏面也有一些人去討論說，這人怎麼可以。
馬家輝：罵翻天了。
梁文道：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你怎麼不認中國人呢？問題是人家中文都不會說，在美國長大，他幹嘛認自己是中國人呢，所以這裏面就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就好像拿不了諾貝爾獎，任何獎都拿不了。
馬家輝：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確太大了，因為答案太複雜也很簡單，就比方說科學我們都知道嘛，整個以英美為主的，西方國家它在人才，它在科技的前進上面，是掌握了他的資源，還有發言權，現在內地流行著話語權嘛，講過的。
梁文道：對。
馬家輝：所以這個問題的最核心，我們就看到一清二楚，在美國那邊，那可是你說，錢永健雖然他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可他也不曉得是好還是不好，也蠻慘的，還繼續，我們至少要看香港的報紙，我幾乎不是你說，我都不太記得他叫什麼名字，我還以為他名字叫做錢學森侄子。
梁文道：對，這是他的全名。
馬家輝：對，全名，這個人的名字蠻怪的，叫做錢學森侄子，都是一直把他的祖先壓在他頭上。
梁文道：對。
馬家輝：我覺得他也是蠻有味道的，中國特色的諾貝爾獎得主嘛，可是倒過來說，比如說是不是沒有土生土長也很難說了，楊振寧就是土生土長嘛。
梁文道：臺灣的李政道。
馬家輝：還有臺灣的李遠哲。然後很多，我覺得第一個，我們也值得驕傲是說，假如我們真的不要把諾貝爾獎、文學獎還是什麼、什麼科學獎，視為唯一的標準的話，它其實是一個很有影響力，是很有價值地位的獎，然後很多華人的本土，兩岸三地的人全回來做貢獻。我覺得這個也值得肯定嘛，所有人貢獻有大有小，有好有不好嘛，像李遠哲。搞砸了臺灣的教改，所以說當初臺灣應該不准他回來嘛。
梁文道：對。
馬家輝：你是美國人，你不要回來。
梁文道：諾貝爾獎得主不一定是好貨。
馬家輝：對，所以我覺得說，從我們中國人對諾貝爾獎的反應，我覺得有句中國老話講了幾千年，好像沒辦法做到，不亢不卑嘛。不用整天一看到就是說，三流，而且很緊張，為什麼中國人拿不到這樣子，我們看看整整它的培養，還有最後他回來的貢獻，我覺得各方面都值得我們高興。
梁文道：可是這個仍然是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學術體制底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人，他不只是土生土長我們培養出來，而且是他長期在中國的工作本身讓他可以得到獎，其實我們可以這麼看，我覺得我們放遠一點。今天我們想想看，美國那麼多諾貝爾獎得主，其實他有很多不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像這回有幾個日本的得獎者，他在美國教書，在美國工作，在美國得獎，但是他生長在日本。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中國也是這樣的，就是說，諾貝爾獎得主不一定是華人，有可能是韓國人，日本人、或者美國人。跑到中國來做研究，要在中國做研究才做到拿獎，我覺得你真的要談教育體制，學術體制的話，眼光要放成這個樣子，而不是去說有沒有一個中國人土生土長，然後最後還在中國拿了獎，這就說明你的體制，你的資源有多好。
馬家輝：文道，假如你去問所有的中國人，他們都一定認同我們剛才說法，因為他們也是有眼光嘛，可是有眼光是一回事，事實坦白講，目前你說整個學術結構，國際結構，世界體系的結構，話語權是歐美世界。所以整個邏輯，其實我們也蠻理解的，說不能理解，是你自己騙自己，不然的話，我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人上月球30年後，我們才去上，這個人家很多方面是掌握在前面。
所以我們又在這種情況下，眼光是有了，另外眼光回來現實，你想達成那個眼光的目標，你現實這個要做嘛，包括學術研究自由、包括你研究之後，你有沒有發表的自由，發表在哪里，發表出來的東西，會不會認可，在大學裏面，在整個學術界會被發表出來，還要經過一些其他學術以外的領導來評審。這些假如真的要有眼光，有那種理想，就把這些來做好，再說嘛。
梁文道：不過我覺得現在說來說去，我們還是沒辦法擺脫這個東西是中國人怎麼講也好，對諾貝爾獎是有情結的。這個已經有外國學者專門用這個題目來寫了一本書了，談中國的這個諾貝爾情結。這個太明顯了嘛，你比如說，奧運會中國的金牌數字已經世界第一了，這個體力已經被證明了，不是東亞病夫了，是吧？
馬家輝：對。
梁文道：那現在很多人就說，把諾貝爾獎當成是智力的奧運會，那中國對這個獎還是處在一種很糾結的狀況。一方面說我們不重視，我們不卑不亢，眼光要長遠，但是同時不是這樣的。
馬家輝：我覺得就是太重視了，就是做不到不亢不卑，所有幾千年做不到，如果能做到，你就不會每一年都如此了。我告訴你，文道，明年十月我們還可以在講這個題目，因為一定還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梁文道：如果明年真的出現一個中國人貨真價實地拿諾貝爾獎了，或許就不同了。就等於你要奧運會獎牌數目，你拿第一了就可以了。其實中國講來講去，諾貝爾情結背後的東西是什麼，中國人仍然很渴望別人的認同，就覺得沒有這個東西，我的認同是不完整的。
馬家輝：是啊。
梁文道：我還沒有擺脫八國聯軍的陰影，還沒有在強國之林裏面站立起來，雖然現在美國快垮掉了，要等中國救，但是我們仍然對這個東西是很渴望的。
好那麼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裏，我們明年十月，看看您的機會再談一次。
馬家輝：明年不用了，把這個重播就好了，一樣。
梁文道：重播一樣，對，明年他們估計就會忘記了。

a link:莫言談《生死疲勞》

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3-15/1701198010.shtml
莫言谈《生死疲劳》聊天实录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15日 17:01 新浪读书
莫言：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

聊天视频
莫言笑谈电脑让写作速度变慢
莫言谈主人公原型的人生经历
http://book.sina.com.cn/author/authorana/2006-03-15/1816198016.shtml
莫言谈《生死疲劳》回归传统
莫言谈书中六道轮回的真实意图

坦承新书是写作形式的一次探索
新书写作过程中有落泪也有欢笑

　　3月15日莫言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谈新作《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通过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主人公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
以下为聊天实录 　 　 　发表评论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准时光临我们每周三下午三点新浪读书名人堂，我是主持人术术，今天请来的嘉宾是作家莫言老师，大家除了通过电脑参与，您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全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请莫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莫言：各位网友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对话。
　　主持人：莫言老师做客名人堂，是因为最近刚刚推出了一部56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出版以后，我看到媒体在报道，对它的评价都很高，你自己是怎么看待您这部作品的呢？
　　莫言：首先我纠正一下，这本小说没有56万字，就是在书上印的49万字，我写的时候在稿纸的字数是43万字。
　　主持人：怎么会误传成56万字呢？
　　莫言：我也不清楚，现在有一些媒体抢着发新闻，也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就发出去了，一片误传。
　　莫言笑称电脑让自己写作速度变慢了
　　主持人：所以我检索到的资料全部都是56万字。据说这部作品是在43天之间写完的，为什么会这么快？
　　莫言：这49万字，或者说是43万字是在43天的时间里写完的。我总结了一下原因，有几条，这是我用了电脑写作多年以后，第一次放弃了电脑，重新拿起笔面对稿纸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感觉到如鱼得水，就跟当初面对电脑屏幕，面对陌生的拼音输入法，省去了不停选择词和字的这个过程。当你面对纸的时候，怎么样写字是不需要考虑的，当对着电脑的时候，怎么样选字是需要考虑的，这是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电脑会影响你写作的速度？
　　莫言：我自从用了电脑之后，写作的速度是大幅度的下降。
　　主持人：一般人刚好是提高，你是下降了。
　　莫言：我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每天开机后，总是要先上网转一圈，这一转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等找到稿子的时候，总是希望从头到尾看一遍，结果还没有看到昨天写到的那个地方，又该吃饭了或者说该休息了，所以我想网络还是耽误时间。
　　主持人：据我所知在之前您还有一部小说叫做《丰乳肥臀》，写的也非常快，这两部小说哪一部写的更快一些？
　　莫言：还是《生死疲劳》写的更快一些，《丰乳肥臀》大概有51万字左右，写了83天，这个写得确实是非常快。我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大家都在批评作家粗制滥造，沉不下心来，作家心态浮躁的时候，我自己一说我写了43天，无疑是自找难堪，但是我想事实如此，就是实事求是来说。
　　主持人：这两部写得快的作品，写作上有什么不同，因为间隔了这么多年？
　　莫言：之所以写的这么快，是准备的比较充分，考虑的比较成熟，写的时候自然没有太多的障碍，可以感受到一泻千里很畅快的感觉了。如果考虑的并不成熟，写的时候肯定是障碍很多，动作就会慢。
　　莫言谈《生死疲劳》与以往作品区别
　　主持人：莫言老师我记得以前您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想了解莫言就不能不看《丰乳肥臀》，我记得您也谈到，当时一个新作品《四十一炮》的时候，那时您说是“黑色老树上抽出的绿枝”，那现在你怎么评价这部新的长篇小说呢？
　　莫言：《生死疲劳》是黑色的老树上又抽出了一条新枝。
　　主持人：但是它跟您以前的作品比，有什么区别吗？
　　莫言：《生死疲劳》这本书首先在形式上应该是跟过去的小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形式上，我们当然指语言、指小说的这种结构；内容是指小说所叙述的内容，应该跟《四十一炮》和《丰乳肥臀》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每一个作家在写一部新作时候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他感觉到他写的这本书是新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不是在重复的时候，才有勇气拿起笔来。《生死疲劳》打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
　　主持人：莫言老师在新的长篇《生死疲劳》里面，小说的扉页上有一句话：“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我看了这句话只一次就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它非常接近于我对生活的感受，我想了解您是先看了这段话产生了写作品的念头，还是说您给已经想好的作品找到了这样的主题？
　　莫言：双方都是相互依存的，这四句话是佛教的经典，《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第二觉经的一句话。它所表达的意思大家很清楚，就是讲述六道轮回，生灵在这六道当中的生生死死，是相当疲劳的状态，只有人脱离了这个生死轮回的状态，进入了佛的境界，才可以脱离苦海，他把人在人世里面，动物在畜生道里当做一种疲劳和痛苦来理解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痛苦和疲劳，就是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越多实现的可能性越小，痛苦就越大，这个跟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说法不谋而合，我们经常赞扬很多有道德的人，无欲则刚，一个人为什么会软弱呢？为什么会怕呢？会投降呢？就是因为有欲望，如果没有欲望，就可以保持刚正不阿的人格，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变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常识。
　　
　主持人：所以我说我只看了一遍就记住它了。
　　莫言：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理解来，每个人在生活中也需要这样的道理来开阔自己，怎么样度过痛苦，怎么样看世界上不愉快的事情。
　　这几句话为什么写在书的扉页上，正好也是小说的内容跟这几句话非常吻合，恰好是非常难得的机遇。《生死疲劳》这本书里面描述的人物和所讲述的故事，是经过了我很长时间考虑的，或者说这里面的人物已经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我一直认为他们必将成为我小说里面的重要人物，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式和合适的方法写出来。所以我也开玩笑地说过，这本书看起来写了43天，实际上我酝酿了43年。
　　莫言谈书中主人公原型的人生经历
　　主持人：小说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人物蓝脸，我听说是有真实原型的角色？
　　莫言：对。这个人实际上是以前我们邻村的一个农民形象，在6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第二节课要做课间操，这个时候，这个坚持单干的农民会推着一辆在当时被淘汰了的木轮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前面是他的老婆，是个小脚的女人，赶着瘸腿的毛驴，拉着木轮车在学校前面走过去，一旦遇到潮湿或下雨的时候，这个木轮车就会留下深深的辙印，他就像这个辙印一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蓝脸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单干的意识有了反面的参照，可能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那么这个人物的形象在我心里面越来越清晰，我知道早晚我要写他，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有一次在承德参观一个庙宇，看到了有关六道轮回的一组雕塑，觉得就是和我当年想的一样。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对佛教并不是有很多年研究。
　　莫言：我应该是一个反神论主义者，我对宗教没有研究，对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是像一般人一样，大家都知道。
　　主持人：您就是因为承德那次行程突然间想写。
　　莫言：恰好心里碰撞了火花，好象突然心里面开了一扇窗户一样，感觉到六道轮回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小说结构的方法，应该通过六道轮回这种结构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通过一群动物的眼睛来把我所要表现的人和事用故事讲述出来。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蓝脸——您小说的主人公是有原型的，我说他牵了一头瘸腿驴，在小说第一章当地主西门闹被枪毙之后，首次转世是一头毛驴，后来也变成了一头瘸腿驴，蓝脸和真实形象是有区别吧？
　　莫言：区别比较大。当时，在我们邻村有一批顽固的坚持单干的农民，后来在压力之下，村里面单干的农民坚持不住了，到了最后就剩下了蓝脸这一个人了，他真实的遭遇比小说里面描写的还要凄惨。到了文革前后，这个时候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个人坚持单干，跟人民公社对抗，压力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一个单干户承受的政治上的压力甚至比地主和富农的压力都要大，最后他的儿子、女儿、老婆全都跟他分道扬镳加入了人民公社，之后对他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斗争，真实的人物是悬梁自杀了。
　　主持人：并没有像蓝脸这样。
　　莫言：我在小说里面写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笑到了最后。
　　主持人：我看到在小说里，解放以后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有六次转世，转世成了驴、牛、猪、狗、猴，最后是人，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五种动物作为他转世的目标？或者说他转世的形象？
　　莫言：这里面解释一下，六道轮回并不是说他转世成六次畜生就是六道轮回，六道应该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鬼道、畜生道、地狱道，是这六道，畜生道只是六道当中的一道，但是这种说法也可以，西门闹在畜生道里面托生为五次畜生，我们说他在六道里面轮回也没有错，这就是逻辑上的问题，大概念、小概念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了这五种动物，而不是其他的动物，第一这五种动物是在北方的农村、北方的农业生产当中，是最主要的、大家最常见的动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都是我最熟悉的动物，因为我有20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所以我也放过牛，也放过驴，那么也养过猪，也养过狗，所以当我写起这些动物来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得心应手。我就知道这个动物怎么吃草，我也知道猪在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我想主要是跟自己熟悉有关，这跟真实人物所生活的环境有关。
　　莫言谈《生死疲劳》应该向传统致敬
　　网友：我觉得莫言老师这部小说似乎受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很大影响。
　　主持人：你对这个网友的观点怎么看？
　　莫言：这位网友的观点我没有权利反驳他，如果他读出了“百年孤独”的感觉，我想他这种感觉也是对的。像我这样的作家，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一代的作者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时候，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像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代表作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本书，没有读过的人肯定不多了，读过了以后，哪个人在当时读了这个书，不是感觉有一点大惊失色呢，或者说拍案惊奇，非常惊奇——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写。
　　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我主观的愿望是千方百计消灭掉“百年孤独”的痕迹或西方其他的著名作者的痕迹，如果说没有消灭干净的话，依然让读者朋友读出了这样的感受，说明我的修炼还不到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继续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让人读不出马尔克斯的影响为止。
　　主持人：我和莫言老师也交流了一下，我感觉到这本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接近，像 《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都有很多魔幻奇幻的因素在里面。您的《生死疲劳》中间有一部分写到驴县长被批斗的时候，突然间自己变成了一头驴，非常具有魔幻色彩的，很像中国的古典小说。
　　莫言：前些天我跟李敬泽先生有过一个对话，他也提到这点，他也总结了一下，这部小说应该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我在这部小说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我之前写《檀香刑》的时候，也提出了向中国传统小说回归。我在形式上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要借鉴、继承和发扬我们古典小说的优秀的传统。
　　《生死疲劳》是用了章回体的外部形式，实际上是看作是应该向我们的传统致敬的表现，你把这个章回体换成小标题也完全可以，换成1、2、3、4也完全可以，有了这在形式上向传统小说靠拢。你提到了里面超现实的神话色彩，《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儒林外史》里面都有神神鬼鬼的地方，这跟中国的长期以来的皇权思想有关。一般讲到皇帝，统治者没有证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说皇权是天赐，我这个皇帝就是真龙天子，当赵子龙怀揣着阿斗在陷阱的时候，外面的追军过来，这时候一道红光突起，带着真命天子的赵子龙飞出了陷阱。还有，因为涉及到历史，历史往往是传奇，尤其在民间口头流传日久的历史故事，不知不觉被神秘化和传奇化了。
　　主持人：您的小说也是有这个色彩的，也是对过往那段历史的传奇化。
　　莫言：这个是历史的必然，如果你到民间听讲述历史故事和历史事实，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讲述都不一样，时间拖的越长，传奇化越重，这是我在写《红高粱》的时候就意识到的——民间所谓的历史就是传奇化的。
　　莫言谈书里六道轮回的真实意图
　　主持人：我觉得在您的小说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小说前进的内容就是地主西门闹的轮回，六道轮回表达了什么样的观念？
　　莫言：我想我们的读者也绝对不会说莫言在宣传封建迷信，六道轮回——人死了会转成别的动物。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大家说谁家的牛就是他爹托生的，谁家欠了人家很多债，死后变成人家的一头驴天天给人家拉磨……我觉得现代的读者受了这么多科学文明的教育，会正确的理解。
我写这部小说的真实的意图是我认为六道轮回就是时间，轮回来轮回去，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对生死，给一个人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每一个人经过生死考验的时候，这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当时极左的路线之下，被枪毙的这个人带着很深的怨恨，在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时间的长河里面，让他有一次次面对生死，面对生命的机会，最后重新转世为人。我想这是一个隐喻，或者是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东西。
　　主持人：所以，你才会选择这样的故事内容来推动这部小说。
　　我还想跟你谈回蓝脸这个角色，我觉得蓝脸是一个非常热爱土地的农民，在您以前的采访中，你多次感叹过说，现在的农民已经不爱土地了，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蓝脸是不是表达了您对土地的眷恋？
　　莫言：肯定是这样的，关于农村、农民、农业，农民工许多跟农有关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热点，好像也是政府一系列出台的新文化重点提倡保护的一些东西。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农民群体，我们有13亿人口，起码有9亿是农民，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不单是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众多的作家关注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农村题材的作品、农业题材的作品占了这么大的数量。
　　主持人：对，是非常大的数量。
　　莫言以亲身经历谈土地与农民关系的转变
　　莫言：这个我想跟社会现实有关系。说到农村问题，最核心的，最值得关心的就是土地跟农民的关系。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制度下，所谓的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土地跟农民，后来我们之所以把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制度，不叫做资本主义或者是封建主义，就在于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不是私有了，不是封建地主私有制，而是一种集体所有制。
土地跟农民关系的转变，农民跟土地的感情也在发生变化。我记得我爷爷是一个很经典的农民，他对土地这种感情，让我们都感觉到难以理解。在1954年，就是人民公社化的前期，他竟然把半生积蓄买了人家的5亩地。买了两年，人民公社全部入社了，这笔钱等于扔掉了，白花了。
买的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面工作，已经认识到社会会向集体制过渡，劝爷爷，他也不听，他就在地里走来走去，抓着泥土。他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也读过一篇李准的小说叫《不能走那条路》，也讲了一个老中农，看到要卖地的时候，他就贴在土地上，闻着泥土的芬香，这就是农民跟泥土的关系。
等到我自己参加劳动的时候，就是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我觉得我跟土地是没有任何的感情。我们是被土地牢牢束缚住的，人口流动是不自由的，你出来要进入一个城市，你要开证的，而且我们的人身都是被限制的死死的，每年365天每天都要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就没有工分，就没有饭吃。每天到了什么时间，队长一敲钟，所有人从家里纷纷跑到地里来，劳动一会儿，然后队长说回家就回家。
我这一代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仇恨的关系，我们付出这么多劳动还是半饥半饱。到了80年代，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人民公社解体了，也就羞羞答答证明了我们人民公社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当然这跟土地改革是不一样的，有本质的区别，土地改革就是私有化，土地就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次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归给农民，可以在几十年之内使用这个土地，但是就这样的改革也极大的解放了农民，重新唤起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
　　网友：您这么热爱土地，还常常回农村吗？
　　莫言：这个是矛盾的问题，网友完全可以问的尖刻一点，说“你既然这么热爱土地，你可以回家包两亩土地种好了”。我也经常产生这样的梦想，我回去种两亩土地，有很多问题也难以实现。也就是说我未必要回去亲手种两亩土地才能表达我对土地的热爱。我跟土地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因为我很多的亲人生活在农村，每年有很多的时间往回跑，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联系，我始终没有认为我是一个北京人，尽管我生活在北京。
　　主持人：您生活在北京很多年了。
　　莫言：20多年了，尽管我从户口的管理上讲，也是北京市民。
　　主持人：早就跟我是老乡了，是北京人。
　　莫言：是北京人，但从思想感情上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大家完全可以嘲讽你做什么秀，装什么孙子。但我真没有感觉北京跟我有什么生命的联系，现在提到故乡，其实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故乡了。
　　主持人：你也谈到这个问题，高密东北乡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密，而是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乡。
　　莫言：高密县东北部这块地方已经变成了开放的文化概念了，在我的小说里面描写有关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其中有80%都是天南海北的，虚构的。
　　主持人：您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也是在高密东北乡。
　　莫言：对。
　　莫言谈新书是写作形式的一次探索
　　主持人：你提到这个小说在形式上是章回体小说，其实我并没有太看重是不是章回，我最近看到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传记就是章回体，并不给我新鲜感。我更觉得小说叙述方法非常有特点，叙述者非常多，有地主西门闹的视角，也有变成了驴之后的西门驴，后来有西门猪，最后转世成了大头儿。所有人都在里面说话，有这么多的视角，我读的时候会点混乱，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么多人？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叫莫言，很有意思。
　　莫言：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描述这部小说，也是基于很长时间的考虑。我觉得全知全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起码不能满足像我这样的作家的需要了。我们不单要在小说的语言上努力进行陌生化的实验，也要在小说的结构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在内容上，在形式上也应该跟过去的小说不一样。说的更绝对一点，我觉得在小说的形式上进行探索，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能够施展才华的唯一一个地方了。单纯靠写人生、写命运，你怎么也写不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都是我们难于超越的高峰，只有在小说的形式上和叙事角度上，做一些尝试，是我们这代作家能施展一些小机灵的地方。
　　主持人：其实当代的大师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思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小说形式上做了很多实验和探索的作家。
　　莫言：某种意义上也是逼的，谁也不愿意做一个完全跪拜在大师脚下的写作者，总还是想有点反叛的东西，总还是想取得一点自己写作的地位，只好在形式上进行一些实验。当然这些实验有的成功了，有的不成功了，我想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有这种实验的热情和冲动就比没有要好。
　　　主持人：我看到这个小说里，其中有一个人经常跳出来，这个人也叫莫言，也是一个作家，您不停提到了他写的作品，像《黑驴记》，我印象中您没有写过《黑驴记》，这个人跟您不是一个人吧？
　　莫言：这个莫言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不是我的新发明，用搞文学批评的、或者搞文化研究的人的方法来说，这种写法应该算是“源小说”的叙述，源是源头的“源”，还是一元两元的“元”我也不知道，大概这两个字是通用的。
为什么出现莫言这样的跳梁小丑一样的来回折腾的人物。像这部小说里面，本身有对话关系，有西门闹最后转世成的大头婴儿，他在讲述自己在畜生道里，不断的转轮回的故事。他在畜生道轮回的时候看到人世间的蓝脸他们的故事，也通过他来讲述出来。跟他构成对话的是在一边听他讲述，一边也参加讲述的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蓝解放。他们两个之间构成了互相对话和互相叙述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用这两个有限制的个人视角，依然会使整个的故事当中出现很多难以顾及的死角，他们两个不能构成全知全能的视角，但加入了莫言的小说，很多地方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弥补，拾遗补缺，填补了很多漏洞。莫言就是经常拾遗补缺是一个串场的角色，由于这个角色的出现，小说有了多义性。莫言的出现，莫言小说的出现是丰富了故事，使这个故事具有了多义性。同时也消解了故事，一些所谓很严肃的故事，用这种方式把它消解掉了。
　　主持人：看这个小说我觉得特别的兴奋，您自己特别的放松，玩儿的比较开心，自己写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愉快的玩儿的心态呢？
　　莫言：这部小说我写作的状态特别好，有时候我也非常坦率地说，也不是煽情，就是写到后半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会鼻子发酸，甚至有时候会流下两滴“鳄鱼的眼泪”。当然也有写的得意忘形的时候，我自己在房子里面转来转去，我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头猪跟其他的猪一起打闹。尤其写到猪这一部分，比较开心，带着三分恶作剧的成分。
　　主持人：我看时也常常哈哈大笑起来，这个驴是特别能捣乱，他是人变的，心里什么都明白，但偏偏是一头驴。而西门猪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跟人抢奶头，非常搞笑。我觉得“生死疲劳”这个主题是非常沉重，您怎么会用这么幽默放松的状态写这样沉重的主题？
　　莫言：关于生活中的苦难，我要多讲一些，作为我这样从农村下层来的人，经过了50年代、60年代中国社会比较艰苦的年代，从现在来讲，文革期间是一片漆黑，但是在当时我们的生活依然是充满了欢乐精神的。并没有像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是苦大仇深，所有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恰恰相反，在艰苦的时候，这种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往往变成了疗治人们痛苦伤口的一贴妙药。《生死疲劳》虽然是这么沉重的题材和故事，因为我是从生活出发，苦难生活当中原本具有的这种幽默精神，这种自我解嘲的精神也就体现出来了。
　　主持人：刚才有网友也提出来了，你的书里面有很多佛教的思想，您个人的人生观是不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莫言：这个我绝对不敢这么说，我对佛教是几乎没有研究的，偶尔读一些佛教的经典也是浅尝辄止。我刚才讲《生死疲劳》小说里面揭示的东西，像生死疲劳，人的欲望跟人的痛苦、幸福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已经变成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普遍的常识。
　　主持人：是具有普遍性的。
　　莫言：当然最早的源头肯定是从佛经的经典上来的，但是流传日久，几千年了，我刚才讲《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里面揭示的一些东西，在农村即便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也可以很好的理解。而且，他可以用这种东西指导他的生活，成为道德或者说价值观的一种准则。我对佛教没有研究的。
　　主持人：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还有一点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西门闹转世先是一头驴，到最后是一只猴，他是驴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人，还去问候他的妻子，结果发出的是驴的叫声，到后来成为狗和猴的时候，他慢慢摆脱了人性，认同了自己是一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莫言：我想这就是时间和被遗忘的关系，或者是历史跟遗忘的关系——时间、历史、遗忘。西门闹当初作为一个满腔怨恨的灵魂，甚至是不屈的灵魂，在阴差阳错之下转成各种动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的仇恨都会慢慢的消减，所有的痛苦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淡化掉，或者被渐渐遗忘掉。
我觉得遗忘有双重性，一方面我们过去经常讲，如果我们忘掉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仇恨牢牢记在心头，要把我们的仇恨变成一种复仇的行动，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生活的内容——这是我们在文革前后所宣传的东西。我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逐渐在倡导一种和解，或者说在提倡一种和谐，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以往的仇恨，必须有一个人主动的退让一步，必须有一个民族，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动地退让一步，然后才不会冤冤相报。如果都是以牙还牙的话，也不是佛教、基督教所倡导的，宽容是一个前提。西门闹在不断转世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人性渐弱，动物性渐强，就是刚才我讲这么一大堆道理的表现。
　　主持人：逐渐走向了平和，逐渐认同自己的身份。
　　莫言：对。
　　主持人：您以前曾经谈到过，很多人说您是一个残酷的作家，实际上你有温柔欲死的时候。在这部小说里头我先是看到西门闹在地狱里面被油锅炸得都快脆了，非常的残忍，后半部分我看到了西门闹作为驴、作为猪的幽默，您的温柔在哪儿？
　　莫言：如果你看到蓝解放和庞春苗的恋爱关系，他们在恋爱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为了爱情不惜牺牲身份、地位，不惜牺牲一切的表现，这不是也是一种温柔吗？像黄互助那种头发的神奇性，互助的头发跟带着一种先天性疾病的大头儿子间互相依存的生命关系，都可以用广义的温柔来理解。
　　主持人：在提到您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的作家、圈内人说莫言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作家，您怎么看待想象力和您写作的一种关系呢？
　　莫言：首先我要更正莫言并不是最有想象力的作家，我们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狂言，对别人的说法只能当作一种说法而已，如果你认真了，真的认为自己很有想象力，这绝对会影响自己进步的，而且也会被人嘲笑的。
我想我这两年越来越变得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哪怕是天才，他的这种局限性，他的想象力也不是无边无沿的。任何人的才能都是有一个止境的，所以这才需要形形色色的众多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众多的艺术家。每个人才展现出一个带有他个性的，独立世界的作品，有众多的个性的作品就构成了丰富的整体的艺术世界。
　　主持人：刚才您这段话也正回答了我今天要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提到了当下文学的主流是粗鄙化。您的小说其实走的比较狂野的路线，肯定不是精致的路线，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刚才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应该百花齐放，每个作家有自己的写作空间。
　　莫言：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这个世界所有的鸟都变成凤凰的时候，是多么的单调，所以我们要有凤凰、要有乌鸦、要有麻雀、要有孔雀那才好看，当然我是乌鸦（笑）。
　　主持人：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感谢网友光临今天的读书频道的名人堂，最后请莫言老师跟网友说几句。
　　莫言：非常感谢网友拿出宝贵的时间来在这里听我胡言乱语，假如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在网上批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