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莉訪董建華。轉行的難。責任。

我是家長，我責任最大
——董建華專訪
文章日期：2007年6月9日
【明報專訊】這已是我第三次專訪董建華。第一次在1996年11月，他剛當選為候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59歲的他，剛將家族生意東方海外交給弟弟，正精神奕奕地準備全心投入服務香港的工作。當時我問到香港經濟雖一片榮景，但萬一遇到風浪時，如何應對，董建華務實地說，香港經濟受外圍環境影響太大，必須居安思危。未幾，亞洲金融風暴襲來，將剛回歸的香港從泡沫的雲端打落凡間。
2002年，當他以「選擇留下比離開更需要勇氣」勉力留任特首後，我在他平時見客的禮賓府，再次訪問了他。那時的他滄桑許多，一個小時的訪問裏，常有同僚緊急找他談事，他也顯得心事重重。
回歸十周年，我再次訪問董建華，他選擇在剛啟用的前特首辦公室裏進行。那是原英童學校，有百多年歷史，他說中英聯絡小組在回歸前許多談判都在這裏進行。
再見董先生，他已回復我初識他時的熱情健談，神采飛揚的風采。對七年多特首生涯的點滴和政協副主席新職的作為，他如數家珍，侃侃而談。作為香港一國兩制的首位實踐者，他擁有毌庸置疑的歷史地位。要如何評說？借用董先生對我提問如何看當時選擇用加稅減支的痛苦方式抗擊炒家狙擊的回答：「我想讓歷史來判斷。」
吳：有人說在霍老離世之後，你代表港人是在內地最高的一個領導者的一個位置上了，未來在內地和香港的進一步的溝通和融合上面，你有沒有一些構想？
董：香港的發展，同國家的發展，我們的命運是在一起的，所以溝通還是要做，大氣候大環境是很好的，個別的事情有時候是需要溝通，比如怎麼樣讓香港市民對內地現時的發展更了解，對要面對的挑戰更了解。還有就是讓香港市民知道，中央政府對香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很關心，中央最高的領導人，也都在親自在關心這個事情。那麼我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們盡量會做好這個工作。
這是我做得到的事
吳：聽說剛開始你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競逐特首，但是有友人就會覺得說你可以做，那時候意外嗎？他們跟你提起來的時候，他們是怎麼說服你的。
董：很多朋友啊都說這個，這個歷史性的時刻，這個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應該選你出來做，我自己覺得，我未必是一個最好的人選，應該在全香港去找一個最好的人選來做這工作，後來給一些朋友說服了，說哎，還是你去吧，那麼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覺得自己應該，假如說真是有機會，為國家，為香港做事，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是我的確能夠做到的事情，那麼還是應該擔起這個責任。一下決定以後，我真是全力以赴地做好這個工作。
吳：你說從政是從頭學習的過程，我不知道在這過程當中，你學習到最大的心得是什麼？
董：如擔任一個企業的領導，決定都是比較從上而下的，你做一個地方的領導，當然要聽很多不同的意見，要知道，政策的這個出來以後，反應會怎麼樣，效果會怎麼樣，會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市民能不能承受、接受？其實我們實在是為民施政，所以一切都要考慮到民間的看法、想法，有的時候你不但要政策要好，更重要的是你還要解釋，解釋得很清楚，讓大家能夠接受，要花很多時間在這個政策的制訂過程當中，聽很多不同的意見，決定了政策以後，怎麼樣推出來，怎麼樣使得市民能夠接受，怎麼樣能夠共同去推進一件事情，然後執行。執行又是另外一個過程，因為牽扯到七百萬市民的福祉、利益，所以實在是複雜很多。對我來說，是一門新學問，是很不同的。 (關關﹕小女子關注海南“老大”衛留成﹐從他上島第一天起﹐正是這個“轉行”。企業家與官員﹐真的很不同﹐從思維到行事。)
半小時決策都是對的
吳：98年的8月份，香港股巿受到衝擊，你在半個小時就決定要拍板入市，那時候是什麼樣的情，那時候的決定是不是很艱難？
董：從我們的角度來說，金融市場的穩定、聯繫匯率的維護是最基本要做到的，不然的話會出大事情，所以就這麼做，而最後的確很成功，判斷很好、入市時間也選得很好；也是有一點運氣吧。金融風暴來了以後，利息上去了，我們在97以前的泡沫經濟，就很快地就爆破了，香港人消費意欲就減下來了，形成經濟通縮，美國的科技泡沫爆破後，又來了一個911，我們好像好了一點，又來了，好像好了一點，又來了……所以挑戰的確很大。其實到2003年還有的SARS……那個時候看到的就是內地經濟在起飛，所以我們一定要將香港經濟的發展從新定位，就是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為成功定位，就牽扯到我們要同內地有一個更明確的經濟的一個融合的安排，所謂這個安排就是叫CEPA，所以在2001年將這個構思提了出來。你要有這個經濟的動力，再去帶動香港發展。到了2003年開始，自由行了，CEPA了，更多公司來香港上市，大公司都來，就帶動了經濟恢復——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想法來的。
吳：你也曾經告訴我，其實2002年的8月，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還是存在的，還有人想狙擊香港的聯繫匯率，那時候其實香港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阻擋，然後慢慢的採取和內地融合的措施，可否談談那段故事。
董：2002年8月份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象，有些國際的炒家又來衝擊我們的聯繫匯率，我們當時的財政收入減少了很多，因為通縮的關係，經濟不好，收入減少了很多，但是開支還是有，還要是在增長當中，當時的財政赤字非常可怕，因而有些炒家就開始操作，哎呀，這個地方財政赤字失控了，政治的現實就不容許處理這個問題的，所以這個可能會和聯繫匯率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慢慢在傳，那麼有些人就運作起來我們面對這樣的情形，可選擇聯繫匯率脫，或者維持聯繫匯率也不採取任何的操作，中央都會支持我們；另外，我們要加稅，要減開支，當然加稅、減開支本身，對每一個香港市民來說，都有一個衝擊，考慮之後，我覺得還是第三個選擇比較好，那麼就選了第三。那個時候剛剛遇上SARS，因為3月份我們才通過財政預算，是SARS高峰的時候，23條立法種種都在那時候，但是也這樣巧就是擠在一起都發生了。
問題都巧合地湊在一起
吳：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你覺得你選擇的那三個方案的最後一個方案雖然當時是痛苦的，現在看起來呢？
董：我想讓歷史來判斷，但是你假如問我會不會重複再做假如有這樣情形，我相信不會再有這樣的情形，如果有的話還是會做，因為我對香港人的智慧，他們的堅毅，他們的智慧，我有高度的信心，我覺得他們會有好的判斷，當然有人不高興。
吳：提到了非典，SARS，那段時間，是所有香港人都經歷過突如其來的打擊，那時候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董：小莉啊，這個是我特首任期裏我最難過的一段時間，每天都真很難過，因為每天一個報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總是覺得這工作做得不好，因為我是家長，所以責任最大。我總是覺得自己負上最大的責任，到今天我還會想起這事情，覺得非常難過。
吳：你那時候是不是也常常有時候會夜不成眠？
董：有，那個時候有，還有就是1998年8月份，8月18號入市那天晚上已睡不覺，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吳：你進入特首的辦公室的時候，其實是隻身一個人的，當時為什麼有這樣的選擇，進入之後你是不是也的確有一些孤獨的感覺？
董：一國兩制要落實，要平穩過渡，要給香港市民對這個政府有信心，我覺得最好的措施，就是讓所有的高官，全部過渡過來，那麼香港市民對我們的高官都會很熟悉，很有信心。但董建華，是個商人，他行不行啊，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考慮。能夠給大家看到一直掌握香港的運作的一批人，能夠全部過渡，為落實一國兩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那個時候給中央如此建議，中央也很快接受了這個考慮。還有一點，其實這一批高官，都是香港精英，工作也都蠻投入的，那麼當然很多地方要更好地溝通，更好地了解，他們還是比較努力的，做得很好的，你看今天的曾蔭權發揮得非常好，做我的接班人，做得相當不錯，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的考慮是對的，應該是這樣做的，我辛苦一點吧，不過是有效果的。
本文摘自鳳凰衛視中文台節目《答問神州》訪問內容；訪問分為兩部分，分別將於今周六及下周六下午5時45分至6時10分放映。
[文／吳小莉 鳳凰衛視中文台節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