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界先行者胡政之

中國新聞界先行者胡政之
在時代面前堅韌與無力
文章日期：2009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胡政之的離世，意味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之死——那時，自由知識分子得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通過報紙「文人議政」。乘此胡誕辰120周年，胡政之後人出版其文作，資深報人、學者及胡之孫女撰文述其事，在報業風雨飄搖的今天，重談他。
去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方漢奇教授來電，轉達胡政之孫女胡玫的請求，希望金庸先生能為胡政之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文集題字。金庸得知此事，馬上為胡玟所編的書題了45字如下：
「名言讜論 終身受益——胡政之先生主持香港《大公報》時，晚每晚親聆教言，獲益良多，今遺作出版，敬書數語，以誌感懷。」
胡政之生於1889年6月25日四川成都，1949年4月14日病逝上海，差80天才到60歲。紀念胡政之誕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對香港報業有三點現實意義：
化身純粹的公器
一、 學習胡政之以一介文人、一枝禿筆，在國家危難之秋，以新聞及言論報效全民族的精神。胡玫女士說，她的祖父絲毫沒有為個人有任何積累財富的想法，一心只是思考如何為報館擴大經營。胡政之逝世時，只是留下了報社上的一小片閣樓和一部私家車。胡政之多次出國，如果要經營一點個人私產，在海外購置一點房地產也是很容易的事。從現實上來看，金庸是傳承了胡政之經營報社的能力，金庸對讀者喜好的掌控、對經營成本的控制，加上金庸對政局發展的判斷能力和文字言論的駕馭能力，金庸實質上是胡政之與張季鸞（《新記大公報》總編輯）的合體。胡政之以新聞言論報效全民族的精神，在金庸身上得到了延伸，可惜自金庸1992年退出經營傳媒後，能接上棒的報人寥寥無幾。
二、胡政之重視報紙的功能，重視報業人才，也重視與讀者的互動。胡政之說：「……報紙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報的人所可得而私……養成一個好新聞記者，真比養成學者還難。一須本人有天才，感興趣；二須國文好，常識足；三須體質強，能忍耐。至於評論記者，需要豐富的知識，熱烈的情感，公正的觀察，周到的判斷，和一個良好的史官一樣，更難培植……社會如果把看報的標準提高，不許它走入下流淺薄猥瑣浮滑一路，它決不敢不力爭上游，因為它是商品，斷不敢違背顧客的意思……要想作成一份好報，作報的人僅有百分之四十的力量，而看報的人，即社會公眾，倒具有百分之六十的推動力……」（《國聞周報》第12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在胡政之主政下，《大公報》「不盲不私」，人才輩出，這與主事人言行一致、重視人才的培訓分不開。 今天有多少傳媒機構會有專用的款項花在員工的培訓上？又有多少辦報人願意承擔作成好報的百分之四十的責任？作為讀者，我們又為傳媒的健康發展作了多少的推動力？
譽之所至，亦隨之
三、報人一直是執政者拉攏的對象，當然也是打壓的對象。胡政之一直堅持言論報國，初期受軍閥打壓，後期報社在全國的影響力日大，又被國民黨政府拉攏，胡政之在政治圈亦日益活躍，甚至是1945年舊金山聯合國 制憲大會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不成功的報人要參政，沒有人要你，成功的報人想不參政，要超然於政治現實之外，又談何容易。一旦以報人身分參政，「譽之所至，亦隨之」，一般而言，都沒有什麼好下場。胡政之對國民報業儘管有極大貢獻，過去60年都沒有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中國新聞史學會方漢奇教授等人的努力下，加上胡玫女士編輯《胡政之文集》的出版，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第一手資料認識中國新聞界的先行者。
[文．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編輯：黃靜]
胡政之採訪巴黎和會
文章日期：2009年6月25日【明報專訊】1918年的11月底12月初，天津《大公報》曾以顯著位置，刊出以下的事：
「本報特告 現在歐戰告終，和議方開……本報記者胡冷觀君有鑑於此，特於一二日內出發，為歐洲之遊，將以調查所得各種情形，通緘本報披露，以告國人。」
胡冷觀即胡政之，「冷觀」是他常用的一個筆名，當時的職務是天津《大公報》的總經理兼總編輯。 他於1918年12月初離開天津，經上海，於1919年1月23日抵達巴黎，同月25日，以記者的身分，領取了法國外交部發放的旁聽證，被允許進入會場採訪。《大公報》從1919年的4月8日起，開始刊出他的新聞專電，到7月5日止，共14封。受當時科技水平和通訊條件的限制，胡政之所發的專電，從擬好電稿交電報局到見報，快的需要三天，慢的需要八天。通訊則需時一個多月到兩至三個月。他在所寫的通訊中，除報道和會進展情外，還曾介紹過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會舉行簽字儀式這一天，他和各國新聞記者在會場上搶佔有利位置，採訪和會簽字情的生動場景。他在通訊中寫道：「新聞記者席有四百餘人，內有德國報界代表十五人。按參觀券之號數，編列席次。坐席為天鵝絨心之長條凳。鏡宮外有五間大廳，乃路易士十四辦公室，悉作新聞記者寫字休息之所。置桌椅紙筆之屬，以備需用處。新聞記者人數既多，爭欲上前，藉便觀覽，座位雖編號，無人遵從。故未開會前，座位戰非常劇烈。余之號為296，屬在最後。余非甘為人後者，亦參加座位戰爭，卒佔領最前之一塊地，雖席地而坐，然全場景物，無不一一入吾眼簾也」。在這一天的會後，他還做了這樣一件有意義的事，即把拒絕參加簽字儀式的中國代表團的篇幅很長的宣言書，縮寫成容易見報的三百字左右的短稿，由他的助手譯成法文，以「中國報界」的名義，發送給巴黎各通訊社，「巴黎各報多數採登」，使中國的立場及時的為公所了解，贏得了全世界輿論的同情。以上這些，都說明他的這次採訪報道活動，是做得十分出色十分盡職的。
[文．方漢奇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我的正直爺爺
文章日期：2009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60年前，《大公報》總經理、被同仁們親切稱為胡老闆的胡政之病逝於解放前夕的上海。隨這位中國報業舉足輕重人物生命的結束，他的名字逐漸被人們淡忘了；與此同時，他對中國新聞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也由於種種原因而被湮沒了。
近年來，隨新聞史研究的日漸深入，圍繞有百年歷史的《大公報》及其與之相關的人物，特別是它的領導人的評介，討論很是熱烈。在歷任《大公報》的領導者中間，胡政之是服務於《大公報》時間最長的。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獻給了這家報紙。但長期以來對他的評價頗有爭議，甚至有失公允。
近年來，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方漢奇先生為首的一些學者、專家們，以及關心《大公報》、關心胡政之的人們發表了不少文章，對胡政之的新聞思想、辦報理念，以及他作為記者、總編輯、總經理的大量實踐活動都有評介和研究。「對於胡政之這樣的一位正直的，愛國的，敬業的，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作過公正和客觀報道的舊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充分的肯定其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和影響。對他思想上存在的階級和認識上的局限，則應給予寬容和理解。」（方漢奇，摘自《胡政之文集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這番話，已經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看法。
胡政之的後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手蒐集整理祖輩的資料。陸續自費印製了《人們心中的胡政之》《胡政之先生紀念文集》（方漢奇作序，香港大公報董事長李俠文題寫書名並予以資助）內部出版。2007年4月，通過親友集資，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下，由該社正式出版了《胡政之文集》（上下）。書中收集了胡政之自1916年至1948年發表在《大公報》和《國聞周報》上的共近90萬字的文章，實現了祖輩生前未來得及實現的心願。
今年也是一次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召開90周年，作為戰勝國中國的唯一到達會議現場的記者胡政之，當時有感於祖國新聞事業的落後，從那時起，就立志要開創中國自己的通訊社，辦能代表中國人的自己的報紙。今天的中國和90年前的舊中國早就不可同日而語，胡政之應含笑九泉了。
[文．胡玫 胡政之孫女，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