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裏聽見理性聲音
《理性的人》自序
文章日期：2009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資深時政評論人、作家、雜誌《新新聞》副社長楊照，於《聯合報》撰寫的「故事與新聞」專欄結集出版。楊照以故事說新聞，以溫柔學養和開闊視野嘗試從新聞評論的空洞中自我 解脫、令抽象道理更迷人、為即食新聞注入反覆流傳的特質——本版刊登結集《理性的人》楊照自序，一探這位新聞界裏說故事的人自身的故事。
一
一九五○年代，鋼琴家李希特（S. Richter）到布達佩斯演出，彈奏了貝多芬第七號鋼琴奏鳴曲。這首作品的第二樂章，緩慢且沉重，拖步伐行進的大塊大塊和聲間，穿插了一些彷彿試圖想要逃走，卻又飄不遠飛不起來的起伏旋律，李希特將這樣的對比處理得極好，音樂像一塊大磁石將每個聽眾緊緊吸住，吸往一個巨大的命運深淵裏，與那黑暗冷冽的深淵相比，人的意志如此渺小無力，想逃卻又注定逃不開。
第二樂章結束了，聽眾還沉陷在巨大壓力 氣氛中，李希特沒有多做停留，即刻彈出了第三樂章，那是一段甜美的小步舞曲，李希特超人精確的手指控制下，第一個音符出現，如同天籟般光明清澈，就在那一瞬間，半場的聽眾同時落下淚來……創造出這樣的音樂奇蹟，因為李希特不只了解貝多芬，他更了解共產主義社會下的生活，他演奏的第二樂章，抽象卻充滿感情地觸動了每一個人最深刻的體驗，那巨大的集體壓力，在集體下個人想要逃開壓力的夢想，夢想的渺小與虛弱。他知道聽眾會在這樣的音樂中聽見自己無奈的命運，所以他接對比地給了他們天啟般美妙，用小步舞曲的光輝給予他們希望與撫慰。流下淚的剎那，那些布達佩斯的聽眾得到了短暫卻強烈的解脫——透過音樂，透過他們與李希特共同的感受。
二
「我想大家都能同意，在我們的胸懷中，都有慈愛的感受，對於人類普遍的友誼閃光，無論那感受、那閃光多麼小。在我們的身體中，除了豺狼和蛇蠍的成分外，總會同時糅入一些鴿子的善性吧！讓我們假設這樣的慈愛善性很微弱很微弱，弱到甚至無法搬動我們的一根指頭，即使如此，微弱的慈愛善性還是會影響指引我們的心靈，當其他因素保持平衡不變時，就會在人類普遍有毒危險的本性上，產生一種有用有益的偏好。」
這段話出自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的《關於道德原則的探索》。休姆是西方理性主義最重要的奠基者，他的文章一貫冷靜說理，一貫邏輯掛帥，沒有什麼文采裝飾，然而細讀他的文章，我們清楚知道他的理性探索，最終還是建立在感情上，因為大家擁有同樣的感情，會被同樣美好的事物觸動，所以才有辦法依照這些共同感動的指引，找到條理來安排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生活。如果沒有辦法對同樣的音樂、同樣的畫面、同樣的劇情、同樣的故事共鳴感動的話，那麼這樣的一群人是絕對無法和平組構成一個社會的，更別談要攜手前進一起繁榮了。
三
休姆十八歲時，受到強烈憂鬱症狀襲擾，一度情緒崩潰無法正常生活，復元後就養成了貪嘴好吃的習慣，大概是以不斷進食來解除內在憂鬱壓力吧！
可以想見，休姆終身都是個大胖子。五十八歲時，有一天在回家路上，休姆不小心跌進了爛泥灘裏，怎麼樣也爬不出來。還好一個漁夫的太太剛好走過，休姆趕緊喊救命，漁夫的太太認出來泥灘中掙扎的大胖子是休姆，是一個常年質疑上帝存在跟教會作對的傢伙，提出了條件：她沒辦法救一個無神論者，除非休姆背誦一段「上主祈禱文」，證明他還相信上帝，否則她掉頭就走。
休姆背了「上主祈禱文」，因而能夠從泥灘中爬出來。
漁夫太太覺得自己相信的上帝勝利了，逼迫無神論者休姆認錯悔改，然而她不知道，其實背誦「上主祈禱文」，對休姆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考驗，他根本不需要調整自己的哲學立場，他的哲學裏就包括了這部分。
休姆認為，太初時代，單純原始的家庭裏，各個成員彼此慷慨對待，彼此之間不需要什麼正式的規範。然而為了方便、安全、互助等理由，眾多家庭連結合作，慢慢地就有了「我的」、「你的」財產認定區別，社群愈大各個成員的想法利益差別也就愈來愈大，於是不能不產生明確的規定來維持秩序。
大家都自私自利，為什麼還能有共同的社會秩序？依賴的就是一種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智慧，感受到暫時犧牲小的利益，終究可以換來更大更久的利益，這種算計的能力就是理性。
比起繼續陷在泥灘中出不來，背誦自己並不相信的「上主祈禱文」是相對便宜的代價，更重要的，不管你喜不喜歡，一個社會就是會有相信和不相信「上主祈禱文」的人交錯共存，要找出大家可以彼此幫助好好活下去的方法。
四
理性的擴張，依賴每個人內在都有的共同感動，這些感動的善性指引我們判斷是非，帶領人從豺狼蛇蠍的邪惡中走出來。每個人都可以被這種美好秩序說服，所以理性社會也就同時預設了強制壓迫手段逐步消失。訴諸於人的基本理性，我們可以建構一套自利又利人的秩序，取消強制壓迫，讓每個人活在沒有強制壓迫痛苦的世界裏。
這樣的理想，在實踐上，有其複雜的重重困難。一種困難是如何讓人體認到限制自己內在的豺狼蛇蠍貪婪，其實反而能帶來更大的利益，或避免更大的危險禍害。這種因果邏輯必須靠不斷的說明解釋，讓更多人明瞭，願意一起努力建構對大家都最好的善性秩序。
道理可以說，也總有先理解了道理的人可以反覆進行申說，然而，道理說得愈多，往往也就變得愈空洞，反覆聽見同樣的道理的人，往往也就變得麻木無所謂了。
五
我從一九九○年開始寫新聞評論。兩年後，本來不定時的評論，變成了固定專欄。再過幾年，我接手負責政治新聞雜誌的編務，又從業餘的觀察評論身分變成專業新聞工作者。一路寫下來，我抱持的一貫態度就是理性說服。盡可能講清楚評論的邏輯與標準，同時盡可能保持觀點的前後一致。
這樣的工作，不會隨經驗的累積，變得愈來愈輕鬆，相反地，時間愈久，壓力愈大。壓力來自於如何在快速轉化的社會裏維持前後一致的立場，包括政治上的立場，也包括社會公平議題上的立場。壓力還來自於如何讓自己不至於因為長年講同樣的話而感到厭煩。
有一段時間，我對於工作上必須撰寫的新聞評論，極度不耐。同樣的問題，反覆出現，也就反覆成為我們評論的對象，然而對同樣的社會毛病，可能每次講出不一樣的新鮮道理嗎？道理就是那些，如果要刻意標新立異、語不驚人死不休，那講的就不是理性道理了。
所以，就只能不斷重複自己寫過、講過的，讓自己對這些道理也都感到空洞、麻木嗎？
六
小時候，有一陣子外婆來住。清晨外婆會把我叫醒，跟她一起去圓山運動。其實就是走路，爬一段石階梯，到達一片俯瞰基隆河的平台，幾個年紀跟外婆相仿的太太們聊聊天。
有一個中年男人，每天都會拎羽毛球拍，經過外婆他們所在的平台，繼續往上爬，幾乎毫無例外，每次他經過，一定有人低聲地說：「那個陳世美！」
陳世美？這應該是舞台上或電視歌仔戲裏出現的名字，再自然不過地從太太們口裏講出來，直接指涉現實，每個太太都跟點點頭，一切了然於心。
差不多同一時間，我的二姊和三姊迷上了珍‧奧斯汀的小說。她們每天討論到底傲慢是什麼，偏見又是怎麼一回事。我繞在她們身邊聽得滿頭霧水，覺得她們不一個大我兩歲，一個大我四歲，為什麼就神奇地知道如此深奧的東西？人的品格，抽象的性情，性情與命運的關係，諸如此類的。
後來我自己讀了小說《傲慢與偏見》，進入伊麗莎白和達西的世界，突然之間，本來抽象的東西，變得再具體不過，本來以為深奧的道理，也變得容易掌握了。我不會再空洞漫無頭緒地想什麼是「傲慢」，什麼是「偏見」，我只需叫喚出小說裏這兩個角色的形象與行為，傲慢與偏見就清楚在我眼前供我掌握。
七
小時的記憶，加上長年對於小說創造的堅持，讓我想到了故事，想到了故事在具現、彰示道理上可以發揮的效果。
「故事」，至少有兩層相關但不完全相同的意思。一層指的是有情節的傳奇，一段或長或短人類特殊經驗的過程。另一層泛指「過去的事」，大大小小曾經發生的事，尤其是那些太小太瑣碎沒辦法被歸類為歷史的事。
這兩種意義的「故事」，有共同的特色——把我們從現實生活裏帶出去，讓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別人的經驗。故事擴大我們的視野，更重要的，故事提供我們豐富多樣性，讓我們不必困守在每天反覆、有限的事物裏。
為什麼不用豐富多樣的故事，幫助我從空洞、麻木的新聞評論中解脫？
八
用別人的故事，對照自己身邊的新聞，後面依恃仍然還是普遍理性的信念。憑什麼故事可以映照新聞，不只是隨意東拉西扯並排並列？因為即使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裏所發生的事，只要是人類經驗，就不會也不能離開理性道理範圍，再怎麼不一樣的經驗，追究到根柢，都還是普遍理性的變形運用。故事離不開理性道理，當然，故事比抽象的理性道理有趣、迷人。
故事也比日夜川流來來去去的新聞有趣、迷人，而且讓人難忘。就新聞寫新聞的評論文章，等到新聞消失被遺忘了，就沒有任何存留價值了。用故事來搭配對照新聞，新聞消失了，故事還在，還值得被聽到被流傳，被拿來映襯其他現實生命經驗。
九
就算有一天，連故事都留不住，都消失遺忘了，理性的道理還在，建構一個理性社會，讓大家都能理性溝通說服，免於愚蠢免於迷信免於壓迫，那樣的夢想，一定還在。
[文／楊照 編輯：黃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