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
毛翔青
世紀．Dialogue﹕當夜鶯遇上海蚌
毛翔青 X 張隆溪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24日
【明報專訊】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小說家和學者是太不相干的兩類人。前者如同詩人，是夜夜在天堂門口婉轉啼血的夜鶯，每字每句詩性和情感的流露，都可以觸碰到讀者的心弦。而學者則像深潛波底的海蚌，日日夜夜廢寢忘食，猶如蚌病成珠的牡蠣，憑藉艱辛的積累傳承學術和文化。然而，小說家和學者之間的傾聽和對話，往往會迸發出巨大的思想能量，令人讚歎、驚喜。9月初的一個下午，香港城市大學鄭翼之樓的多功能會議廳裏，就進行了這樣一場詩性和理性的對話。對話雙方是以英語寫作的著名作家毛翔青（Timothy Mo）及城大東西方比較文學講座教授張隆溪。
毛翔青先生於1950年在香港出生，並在香港及英國接受教育。他是當今撰寫有關多元文化主題的一位重要作家，反映出他關心帝國主義及殖民地管治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憑藉《猴王》（Monkey King）、《島之佔有》（An Insular Possession）等代表作，毛翔青先生的小說曾獲費伯紀念獎（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豪森登獎（Hawthornden Prize）、福斯特獎（E. M. Forster Award），及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其中《酸甜》（Sour Sweet）寫六十年代倫敦中國城裏新舊的衝突，和毛先生另外兩部作品還進入了布克獎（Booker Prize）決選名單。而張隆溪教授則是人文及跨文化領域享譽國際的學者，主要研究興趣在於從東西方比較研究角度，推廣東西方跨文化理解。張隆溪教授今年剛獲得了著名的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榮銜。他的著作Allegoresis更被評論家讚譽為「對於加深了解東西方文學作品作出重大貢獻的創新之作」。
「他們說《猴王》寫得簡直太糟了。」
這一次小說家與學者的巧然相遇，吸引了許多觀眾到場聆聽，容納二百多人的會議室座無虛席。
就血緣來說，毛翔青先生是半個中國人。他生於香港，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英國人。但他出生不久父母就離婚，十歲時，他隨母親回到了英國，後來在牛津受教育。對話剛開始，當張隆溪教授請他談談自己的作品時，他用一口動聽的英文謙虛又不失詼諧地說道：「我至今還能記得《南華早報》對我的評論。他們說《猴王》這本書寫得簡直太糟了。它根本就不該出版。」他告訴觀眾，在創作上自己主要承襲了西方的文學傳統，也曾模仿過狄更斯等大文學家的文風。許多描寫中國的作品，其實運用的是西方人的視角和「英式的風格」。在他的小說裏，充滿了事實細節的敘述，其目的在於盡量精確並真實地摹繪過去，卻又有斷裂與反諷式的優雅。
和毛翔青先生不同，張隆溪教授是地道的中國四川人。因為文革的十年浩劫，他沒有讀大學，卻在文革結束後，以全國第一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研究生。之後，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任教多年。作為文化的協調者，他的中西學術造詣都很深。在毛翔青先生介紹完自己作品後，張隆溪教授談論起中英文學的些許差異，以及各個時期西方社會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因為在國外長大，毛翔青先生說自己的中文並不好，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張隆溪教授提起《紅樓夢》時，他一臉興奮和激動：「那是多偉大的一部小說！它是如此之美，就如噴薄的火山一般，絢爛奪目。」他認為在世界文學中找出十部最重要的經典作品，《紅樓夢》必然就在其中。他接問張隆溪教授，如果把中國古人的詩歌翻譯成英文，還會和原來一樣美嗎？什樣的翻譯才是優秀的呢？張隆溪教授回答說，要傳達出中國詩的神韻，實在很難，也許只有詩人才能翻譯出美麗的詩吧。譬如說美國詩人龐德，就曾經醉心於翻譯中國古詩。然而，他的翻譯加入了太多個人的創造，美則美矣，卻已失去了對原作最基本的忠實。
儘管生活和學術背景不同，但毛翔青先生和張隆溪教授對於個人身分認同、跨文化理解等話題都有獨特的研究和體悟。毛翔青先生亦英亦華，長期移居他鄉，他經常在自己的作品裏，從反省的角度看過去，注重一些諸如文化衝突、流離及認同等問題。在作品中，他關注的大多是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人物，譬如《猴王》中入贅到中國家庭有葡萄牙人血統的Wallace Nolesco，還有《酸甜》裏在倫敦開餐館的中國人老陳一家。前者是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旁觀者，後者則苦苦地在英國社會裏尋找自己的位置。他們脫離了原本的身分，身處於異國的文化圈中，卻又無法真正地融入新環境。按《紅樓夢》的話說，他們既是「檻內人」，又是「檻外人」，很難給自己的身分做清晰的定位。然而這種特殊的環境和身分，又為毛先生的小說提供了許多充滿戲劇性衝突的基本素材。
作為跨文化研究的專家，張隆溪教授對於身分認同的話題有很大的興趣。他認為，身分的認同有個人的和集體的。每個人都有多種不同的身分。一個成年男子，可以同時是丈夫、父親、某個公司的一分子、某個俱樂部的成員，等等。各種身分的總和就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如果忽略身分的多重性，而過分地誇大其中單一的身分，很可能會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同時，如果過於重視集體身分，如「國家」、「民族」，而看不到不同民族也有共同利益和相通之處，那就相當危險。當今世界上許多地區、種族之間的衝突，正是因為過於強調所謂的集體身分，把政治意識形態強加於個人的身分認同上。張隆溪教授還舉了個例子，即生於印度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Amartya Sen曾回憶他兒童時代親眼所見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衝突。他們本來毗鄰而居，和睦相處，可是在一些狂熱分子蠱惑煽動之下，突然一夜之間，人們突然放棄了他們其他的身分，都變成兇狠的印度教徒和可怕的穆斯林，舉起了手裏的武器，說要殺死對方。張隆溪教授認為這樣的慘狀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人們忽視了文化和精神上的相同匯通之處，而過於強調相異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身分。一旦把某種身分認定為是唯一正確的、至高無上的，就容易失去寬容的心態，導致矛盾和爭端。只有承認身分的多重性，才能擁有容納萬物的廣闊眼光，真正促進人類的和平和發展。
假如早些遇見你
聽了張隆溪教授的觀點，毛翔青先生深表贊同。他接向觀眾說起兩人數月之前的相識。當時，他受邀來城市大學英文系做講座，與張隆溪教授相識。毛翔青先生曾在作品中表現文化衝突，似乎不同文化難以相融，而張隆溪教授的看法卻不同，他認為東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正如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序裏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我們不應該片面強調文化的衝突而忽略其契合之處。這次見面後，毛翔青先生和張隆溪教授成了好朋友。他告訴觀眾說，在之前的作品裏，之所以常把文化間的衝突誇大、戲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藝術上的需要，而非真實使然。因為對小說而言，讀者更感興趣的激烈的矛盾和衝突，而非調解和讓步。閱讀了張隆溪教授的一些著作後，毛翔青先生逐漸開始認同對文化共融的觀點，覺得應設身處地去體會異質文化的精髓，尋找會心契合之處，促進文化的交流。他笑對張隆溪教授說：「如果我早些遇見你，讀你寫的書，也許很多東西就不會這寫了。」
[文／張楣楣 編輯：黃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