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和神經系統

民主和科學：中國換血管和神經系統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楊振寧因中國大量投入資源，科教興國，高錕 得獎意味諾獎由純理論科學轉向應用性科技，從而論斷二十年內一定有「本土（台港大陸/內地）人」得（科學）諾貝爾獎。他似乎沒有考慮「科學」的「人文內涵」。看看日本和芬蘭，可知投入資源重要，卻不能不考量人文內涵。中國在人文內涵距「科學/科技」還很遠。
所謂人文內涵，是「個人和集體在社會、民族、世界、大自然」中的存在處境和角色，包括日常的政經、社會、文化的大環境和大氣候，以及體制、價值和標準，如何調適（個人）創新突破和（集體）建制秩序之間的未知和風險。
李政道似乎比較能跳出（集體主義）科學專業和權力建制的框框看問題。據說鄧小平 曾叫他帶領中國科學家盡快攻堅，把科學搞上去，說﹕「你要多少人，二百人不夠我給你二千人。」他對鄧小平說﹕「科學不是這樣的，不能靠人海戰術。」後來李政道好像帶了二三十人，都很出色。將來「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可能出自他們。
科學和藝術一樣，是個體人出於一己性格和本能動機（George Herbert Mead講的「I」），人神妖魔難分，有意無意、意料內和意料外觸發「集體人」有先有後進入未知和不可測、不確定，一生凝攝和發揮「實體性」，冒險犯難，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中創出特定時空人際的「真實」，翻天覆地，取代原狀。高錕的光纖，是以玻璃管取代銅管傳遞聲音的能量訊息，等於像替人體換血管和神經系統那樣替全球全人類換通訊網絡，難怪66年論文發表時，「不識者嚇死，識者笑死」。
他有「科學家」的先知，更有「真科學家」的自知，所以說「（對光纖發明）我有點不安」。鄧小平不會對科學有這種不安，祇有全民一腦一言的一面倒單向單邊崇拜。他說的「二百人、二千人」的「人」，是George Herbert Mead講的「me」。鄧小平（以至整個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政經權力體制）仍在戰爭狀態，未擺脫建黨以來的腥風血雨，祇有「me-中國人」，沒有「I-人」，科學到民主無從談起。
中國和世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議程，是把千百年的「me-中國人」變一個個「I-人」，以「人」為基礎再造「中國人」和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政經權力體制。
在中國植入科學到民主，不啻像高錕替全球全人類換通訊網絡那樣替中國、中國人（華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權力體制換血管和神經系統。
[洪清田 midtop@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