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棄這樣一個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在12月24日,即劉曉波 將被宣判的頭天晚上,首先想到與一些八十年代的「老人」談談劉曉波。基本想法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過來的人,很多想法在當年都是分享的。曉波不同在於他沿八十年代的思路繼續往前走。在某種意義上,曉波所努力的方向,是所有這些人過去的目標,至少與人們的過去有關。
崔衛平廣泛訪問知識分子同行對劉曉波被判重刑的看法,她在twitter公開內容:http://twitter.com/cuiweiping。
另,關注內地維權之團體cochina作了一個整理過的版本:http://isaac.dabbledb.com
起碼曉波這個人與人們的過去有關吧。比如童慶炳先生,他是劉曉波念博士時的導師之一;王富仁先生,他念博士的時候曉波念碩士,兩人屬於青年才俊,互相之間的學術交談非常多;唐曉渡先生和芒克先生,他們與曉波經常在一起聊天喝酒,用芒克的話來說,「在一起總是挺愉快的」。錢理群先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級學者,所有當時重要的學術討論,都在他的視野之內。
「過去的人們」有話說
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拒絕我。他們都表達了自己對於曉波的看法,哪怕是不同意見。我及時將它們放到了twitter上面。其實我也是剛剛運用twitter不久,菜鳥級別的,還好不是最笨的。沒有想到這個東西如此好用。
我在twitter上也釋放了自己對於曉波案件的看法。我始終認為「《零八憲章 》是在現有憲法框架之內,是在鄧小平 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內」。後來自然想到,為什麼不問問大家,將他們的看法也放在上面。比如我知道秦暉、徐友漁這樣的朋友,他們不會光顧twitter。還有一些朋友,正如他們後來告訴我的,他們都有自己專業方面的事情要做,不可能寫一篇關於劉曉波的文章,也沒有地方發表。但是他們的確有話要說。
既然採訪平時觀點比較一致的朋友,那麼為什麼不去採訪平時觀點有分歧的人們?於是想到了汪暉先生,想到了黃紀蘇先生,他們都在當天晚上及時做了回覆。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於其他一些平時意見不同的人們,也做了採訪,同樣也感謝他們的回覆。老實說,採訪不同觀點的人們對我更有吸引力,我喜歡更有張力的事情。後來有一位很熟識的朋友打電話來,他的語氣中有點抱怨我為什麼沒有更早問問他。
其實這件事情進行得並不像看上去那麼順利。因為人們平時不習慣談這種「敏感」話題。不僅是我引起了別人的尷尬,實際上最為尷尬的是我自己。我曾經是一個消極自由的主張者,在傳播消極自由方面,我是有一點貢獻的,1999年我寫文章批評余杰抹殺昆德拉的思想意義,批評他對於錢鍾書和王小波的曲解。2002年在香港見余杰當面質問龍應台「你為什麼不批評大陸」,又繼續寫文章表示反對——人們只能就一個人已經做過的事情進行評論,而不能指摘他沒有做過什麼。
「日常生活的中斷」× 十一年
而且我還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主張者,在這方面也有過許多表述。在個人成長經歷中,對於缺少安寧的日常生活有痛楚的經驗,小時候我還沒有長大能夠離家出走,我的父親母親他們經常離家出走,丟下我們小孩子沒人管。而且我也牢不可破地相信,一個人的思想和事業,是在一種比較安靜的環境下才能夠進行,需要一種日常生活框架所保證的連續性。因此,我要求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光線和視野中進行,不要太突兀了。有人說,這是一個美學的立場。
打電話詢問別人對於劉曉波事情的看法,是一個日常生活框架的中斷,是一個平日軌道的斷裂。但是抓捕和判決劉曉波,不也是日常生活的中斷麼?這件事情不是太大了麼?原本是在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如曉波,即使二十年不見面,但是如果想見面,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但目前僅僅因為表達了一些不同觀點,僅僅是字面上的事情,就要限制人身自由11年?
而知識分子同行們不也是處在同樣言論環境當中麼?不是享有同樣的言論空間麼?那牽制劉曉波的力量,不是也牽制每一個人麼?那砸在劉曉波腳面上的石頭,不也是同樣砸在其他人腳面上麼?有誰能夠說他的手腳是鐐銬鎖不住的?又有誰說他的腦袋是子彈射不穿的?
既然知識分子在同樣的言論空間裏工作,他們就需要為建設這個空間做出一點點貢獻,換句話說,你要存點進去,才能夠取出來。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應該如何如何,而是說,你就在這個行當裏面,你要為自己的行業和行規的形成貢獻一點力量。
當然這樣說也不過分——作為讀書人,知識分子需要有一些遠見,需要對於共同體承擔多一些的責任。因此,我尤其贊同宗教學者何光滬先生所說:「正如富裕不能帶來人生意義,經濟增長也不能給社會生活帶來意義。在一個義人無罪受難而不能救援的社會裏,生活還叫人的生活嗎?那些造成這種局面的人,應該思考一下這一切對於我們民族的道德影響。」何先生所說的「道德影響」,就是對於我們民族未來負責的一個長遠眼光。
我也要注意不要因為自己「消極自由」與「日常生活」出身,就覺得自己天生擁有某種免疫力,在接近別人內心真實方面擁有某些特權,完全不是這樣的。恰恰相反,我會始終記住,如此接近別人的真實想法,是有「原罪」的,我應當背負起這個「原罪」,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越過了界限。實際上我公布的,只是整個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作者為江蘇鹽城人,1984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文藝學碩士,現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主要作品有《帶傷的黎明》、《看不見的聲音》、《積極生活》、《正義之前》;譯著有:《布拉格精神》、《哈維爾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合譯)。
[文/崔衛平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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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和我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 是我的老師。
前幾年,某天,幾個朋友約了劉曉波吃飯,門外自然少不了警察相陪。席間,曉波對我說,外面陪著我的那個是你同學。出去找那警察,一聊,果然,也是同為北京師範大學1990屆畢業生,同屆不同系而已。警察羞赧地說,實在不好意思,我在監視自己的老師,沒辦法,我的工作。我假裝大度地說,理解,理解。還跟他要了一個好久沒聯繫過的和他同班的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
關於「理解」,我是這麼想的,我當然理解在這個國家,一個不錯的飯碗對一個家庭意味著什麼,而做國保,顯然是這樣一個飯碗——說「不錯」,也就是收入不錯而已。實際上,做國保的,看上去根本沒什麼油水可撈,而且要經常被我這種人冷嘲熱諷,就沒那麼可觀了。所以,我所不理解的,就是為什麼還真有人愛做這個,並且監視到自己的老師也只是稍微羞澀一下,並無其他表現。
沙坑裏唯一的老師
有點走題,說回劉曉波,我認識他是在1986年,我上大學的第一年。當時,劉曉波並不擔任我所在班級的課程,但很多同學都有共識,劉曉波是唯一學問既好,又能跟同學玩到一起的人,他經常到學生宿舍跟大家閒聊,甚至到操場沙坑一起和大家摔交角力,而其他大家也喜歡的老師,比如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也常請大家吃酒言歡,但操場是不會去的。
曉波身體本來極好,摔交也是一把好手,後來,他的生活要麼在監獄裏,要麼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身體情況大不如前。好在他的樂觀精神一直沒變,氣色大部分時候還看得過去。
20年前的曉波就有一種盲目的樂觀勁頭,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
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粉碎了他孩子氣的樂觀,但這種勁頭一直留在他身上,從來沒變過。他所做的事情,用一個朋友的話說,就是踏踏實實地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愛吾師,更愛真理
我愛劉曉波,覺得這麼優秀的一個老師,要是沒有一個學生和他志同道合,也太說不過去,所以樂於參與他發起的很多行動。曉波不這麼想,比如他和一些朋友去參加包遵信先生的葬禮等事,有人要通知我同去,就被他攔住了,說,小山歲數也不小了,找個工作不容易,和咱們這些沒工作的人不一樣,出事被開除就麻煩了。這些話是當時要通知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的,聽了後,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很願意參加在我看來有意義的事情,但當然也覺得我的工作很重要,畢竟經濟條件不太好,人總得活著吧。其實,這麼一想,我和那位監視曉波的同學本質上沒什麼區別,都是為了一份工作而主動放棄改變的機會,如果一定說有區別,也是程度上的區別而已。在這一點上,我和那位同學,和劉曉波比起來,都該羞愧。
去年6月8號,被警察24小時緊盯幾天後,我在博客裏寫了幾句話:「本質上我是個怯懦的人,膽小鬼,89年六四前10天我就跑回老家了。去年08縣長(《零八憲章 》)雖然第一批簽了名,也只是出於對老師的信任,簽的時候甚至沒怎麼看,也沒想到鬧這麼大——後來認真看了,基本(99%)同意,自己願意簽的,沒人逼我,現在給我我還會簽。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目前看來,我師離真理不遠,愛他。他還在被監視居住中,到今天,剛好6個月,再不放,對方就違法了,不過我想他們也不在乎……我不是個行動派,最多算口頭派,吹牛逼派,樂於請右派喝酒或者被當做右派被請喝酒,然後到處牛逼,啊,那誰我認識,挺高興的,有點見證歷史的感覺。」
這國家什麼笑話都有
關於曉波被「監視居住」,有個笑話可供一哂,之前,國保談話時,問,你對劉曉波的事情怎麼看?我說,你們要麼判,要麼放人,這麼下去算什?而且明明是秘密關押,偏說是 「監視居住」,有這麼把人帶到別的地方「監視居住」的嗎?國保說,他平時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在哪居住都算「監視居住」。——這幾乎是我一年裏聽到最大的笑話了。
關於博客裏寫到的「見證歷史」,我確實這麼想的,很多朋友佩服劉曉波,是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一直留在內地,做該做的事。身邊很多明白了的朋友已經或者正在做移民打算,我想這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偶爾也想想,但大部分時候還是放棄了這種想法,還是留在內地好一點(不排除今後考慮這種可能性),可以見證更多,這個國家什麼笑話都有,任何可能都會發生,作為一個作家,離開實在可惜。
不過我很希望曉波哪天從監獄裏出來以後,能夠做移民選擇,這樣,他過的不會這麼辛苦,他的太太劉霞,也能過上踏踏實實,不用每天提心吊膽的日子。
[文/王小山 編輯/楊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