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青年！

世紀．Generation﹕問題不在青年！
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新時間觀念
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2004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 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
2003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 ，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八八直選、六四、政改 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世紀．info
六名斷食「八十後」呼喚：來立法會 反高鐵
今明兩日反高鐵包圍立法會集會：15日下午1時中環立法會「官僚O嘴之三日兩夜好玩高鐵文化營」——認識高鐵利害關係了解香港城市發展
活動包括：電影放映；文化人董啟章、陳滅、廖偉棠、雄仔叔叔、潘國靈等從音樂、故事、詩歌講述人和土地的關係；文化導賞團——中環填海發展史、中環嘉咸街重建團、恐怖鬼故團；都市種植、社區經濟市集，由婦女及勞工團體擺賣特色貨品；立法會門外露營
地點：中環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
日期：即日至明日
[文／李祖喬、黃宇軒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