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

拒絕忘記：觀影、天災與名字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早前獲西蒙波娃女權獎。她的維權片子遠不止於為婦女權益發聲——從紀錄太石村民主選舉被暴力推倒、湖南愛滋村的實，以至川震豆腐渣工程下的幼魂——她站在弱勢的一邊、位處維權運動險要的浪頭。去年她終受到當局明恍恍的打壓，被禁過境參與香港《我們的娃娃》和《公民社會》放映座談，也自是不允前赴法國領獎。

香港有社運人士為支持蟄伏的艾曉明，連續舉辦多場《我》和《公》公開放映。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寫下觀後的種種沉思。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一個曾令香港全市悲慟的特大天災。

回想一下，當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牽動了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的熱情和神經，我們甚至可以用聒噪熱鬧來形容香港人當日的集體悲天憫人。今天我們撫心自問，當天的眼淚確實是真心的，捐出來的金錢甚至是沒有銅臭的。可是，一年多而已，為什麼這事件對今天的香港而言，竟然是那麼遙遠，為什麼當天由衷的熱情會這麼容易被耗盡而枯竭？

自拍的註腳

近日有機會觀看由艾曉明導演拍攝的《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兩部獨立電影，我實在無言。在如此大是大非前，個人的理智和感情都變得軟弱無助：成千上萬孩子枉死的貪腐官員和商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包庇下沒有一個要承擔責任，而民間自發去調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一介百姓卻被控顛覆國家，正面對一個可能極長的刑期，這是一件無法讓任何一種認知和道德觀所諒解的事件。

四川大地震除了是一個所謂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災外，也曾經被看成是一個國家開放的契機。像野火般蔓延的大量文字和影像報道，由主流媒體和民間在不同渠道發出，讓全世界了解和參與了整個救災過程。很多論者從中觀察到當局對新聞自由的新體會，態度由壓制轉為包容；《我們的娃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出現，不過反映出來的卻完全是開放的相反。

艾曉明在事發後收到和蒐集了很多當地居民自拍的影像和故事，內容很多也涉及到校舍豆腐渣工程以及當局的蓄意隱瞞，驅使她把這些影像組成一部完整的電影，以紀念當中死去的無辜學生和孩子們的父母，也為這個介乎於天災與人禍中的一件悲劇留一個歷史註腳。

影片主要分為三段，第一段重現地震發生後的災情以及父母們的悲痛，重複我們一年前在媒體中看到的人間慘劇，第二及第三段講述父母們和各界人士對豆腐渣工程的證據挖掘，以及當局因應的打壓和隱瞞。第一段我看得特別辛苦，主要是我再不願意看到自己消費別人的傷痛；但之後的另外兩段，讓我這個觀者重新審視第一段影像的意義：我對這個天災的影像消費以及由過度消費而出現的快速遺忘，是否也包含了自己某種對權力的包庇和對不義的視而無睹？

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終結

其中一段影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幾個家長代表到市委辦公室與官員會面，聽取建築審核專家的調查報告，這是一個不公開的閉門會議。在會議途中官員發覺有家長在錄影，態度因此突然轉變，由恐懼而引發橫蠻，指令家長必須停止錄影，家長不服，寧願終止會議也不肯屈從，段落最後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而終結。那段影像非常獨特，錄影機只是隨意放在桌上，沒有調校鏡頭的位置，幽暗的畫面的下半部分是冰冷的會議室長桌，構圖有點像當天令全世界驚為天人的張藝謀《黃土地》鏡頭，只是在這段畫面的上半部分我們再看不到農民對堅實土地不卑不亢的沉生活，而是一個一個沒有頭的官員上半身，侃侃而談他們的報告，以及最終露出來對老百姓的專橫口。這段非常原始質樸的影像紀錄，可以成為對今天影像媒體的一段後設評論：在這樣一個影像爆棚的世界裏，影像的拍攝者和觀看者究竟還有什麼責任？我們對影像的製作和消費究竟有沒有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公民調查》是《我們的娃娃》的續集，參與拍攝主要只要三人，艾曉明是導演也是攝影，謝貽卉可以說是拍攝隊伍中唯一的工作人員，由雜務到製片到資料蒐集也是她，譚作人在片中的前半段擔任幕前的述者和評論人，後半段因為他的被捕成為故事的主角。

影片紀錄一個簡單的時序過程：地震發生後一年，當局說因為各種困難，無法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死難者名單；雖然死難人數是工工整整的發布出來，但實際名字就是講不出，對一個戶口監控這樣利害的國家而言，這是匪夷所思的。承擔《我們的娃娃》中死難者父母的心願，艾、謝、譚三人重到災難現場，希望能從民間出發，去組成一份死難學生的名單，過程中得到很多有心人幫助，卻因為事件的政治影響力，遭到當局阻攔，還逮捕譚作人。譚現正在獄中等候宣判，而繼續建立這份名單的工作，則由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及一班志願者薪火相傳。

遇難者父母的願望看來很卑微，只是想為孩子在世上留個名字而已，但當電影繼續發展，觀眾才逐漸理解名字的重要，以及明白當局對發布一份死難者名單所反射出來的恐懼：當一個一個名字和身分挺拔地在紙上躍起，這些孩子就再不是一個與我無干的他者。當天我們的眼淚和捐獻沒有把我們帶到災難現場，媒體大量的再現反而為觀者築起一堵安全的圍牆，我們可以不斷通過自己所謂真實的感情來消費和溶解這些悲劇，而我們和受災者曾經建立的親密關係也在捐獻後結束。但是，當名字在歷史中出現，除了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外，也讓當局和觀者再一次面對我們對他／她們的責任：我們還是否欠死者和生者一個公道？我們在生命無常前顯出的渺小，又有沒有讓自己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自己和旁人的關係？

都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

這幾個星期擾攘香港的時事話題，除了法師與模外，就離不開反高鐵和公投的相關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九七香港身分問題。有趣的是，雖然這兩件事也隱約觸及中港關係，但對抗者都盡量淡化這方面的含意，把抗爭解釋成香港的內部問題。大家對菜園村的感情和保護，確實能把香港身分這個較抽象的議題坐落到實在的地方、社群和日常生活的建立上，這有助於我們解開對單一香港主體的迷思。但是，年輕人整體的憤怒和香港政改所面對的困局，無論我們如何迴避，最終不依然是一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嗎？從汶川到菜園村，中間千里迢迢，甚至互不相干，但中國政治的現實以及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和自我焦慮，是不是都在各「地方」事件中發揮最終的指導性作用？我最不願意簡化所謂的「中國問題」，一直鞭策自己和學生要用最寬廣和多元的角度來看中國，但當我們迫不得已要面對自己的政治無助時，又實在無法不把這最「深層的矛盾」搬出來。這才是最悲哀的。

一班有心人正安排一系列《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的放映活動，有興趣參與人士可以從以下網站取得更多有關資料：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

彭麗君--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文 彭麗君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