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

翻譯古詩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翻譯不容易，有點像苦行僧做功德。翻譯文學作品，是自討苦吃，吃力而不討好，卻又像是狐仙附了身，想擺脫也擺脫不掉，逐漸進入迷譫狀態，舔苦黃連也覺得甜如蜜糖。翻譯詩，那更不用說了，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酸甜苦辣具備，好像扛上了十字架走向天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嘔心瀝血，雖九死而未悔，一步步踏入香花極樂世界。我有時覺得，從事翻譯，像做地下工作，在隱秘的地下室裏，抱一部發報機，滴滴答答打出一連串密碼，向夢幻的天國傳遞外太空的秘密，居然也在人世散佈了重大的文化信息。
不同的語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思維脈絡、有其傳統的表達語境，翻譯成另外一種文字，簡直就像變魔術，或許可以歸為另類巫術，本領不亞於移山倒海，可以讓紅海分開，讓出一條傳遞思維意義的康莊大道。翻譯詩歌更了不起，因為還涉及文學想像、意象構築、以及韻律節奏的和諧與變化。實在很難以想像，讀王維的詩，心靈進入空山無人的情景，聽到詩歌展現了諸天雨花的天籟，你要如何走回到另一種文字的紅塵世界，向人們轉述那種刻骨銘心卻又沉潛幽微的激動。自古以來就有人說，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會有西諺所謂的「Traduttore, 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錢鍾書意譯成類似諧音的「翻譯者是反逆者」，而不譯作「翻譯者是叛逆者」，力求音義相近，也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若是屬於同一語系還好辦，比如說意大利文譯成西班牙文，甚或法文譯成英文，德文譯成波蘭文之類。要是完全不同的語系，如英文與中文的差別，其中隱含了印歐語系與漢藏語系的巨大差距，想要達到嚴復說的「信達雅」，那真是「譯事三難」了。只要我們對照原文，認真看看嚴復的翻譯，就會發現，他的譯文實在「不信」。所謂的「達」，經常是他嚴老先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原文意思的真實表達。看來也只有「雅」這一層，紹繼桐城文風，合乎標準。
西方人翻譯中國古詩，面臨的困難，想來也不亞於嚴復之「作」《天演論》，不好苛求。以英國的翻譯大家韋利（Arthur Waley）為例，他翻譯《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踫到一連串的疊字，就按中文原來語法，譯成「Green, green,/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算是「自由譯法」（free translation），既不合英詩規範，又不符通用的英文語法。有趣的是，大家都覺得譯文極為傳神，爭相傳頌，甚至被人讚為拓展了英文修辭的空間。這可算是新創的「陽春白雪」，合乎「雅」的標準。
然而，翻譯大家也有譯錯的時候。《古詩驅車上東門》的開首，韋利譯作「I drive my chariot up to the Eastern Gate，」意思是：駕車到（上）東門去。其實是誤解了原文，因為「上東門」是洛陽十二門當中，東面三門最北的一個門。「上」字不作動詞用。倒是宇文所安譯得對：「I drove my wagon out Upper East Gate」。不過，人們不管這樣的小錯，還是認為，瑕不掩瑜，韋利是翻譯中國古詩的大家。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