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宣傳片：讓世界誤解中國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0日
【明報專訊】國慶節前，《國家形象宣傳片》之《人物篇》將通過國際主流媒體向世界觀播放。該片因以中國各界名人來詮釋中國形象而備受質疑：只有名人才能詮釋國家形象嗎？他們能無法代表13億中國人生活現狀嗎？有人指出，「國家形象宣傳片」應改為「國家形象名人宣傳片」。
《國家形象宣傳片》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起，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雄心勃勃重塑國際形象計劃的重要一環。主要包括時長30秒的《人物篇》和時長15分鐘的專題長片。短片將在國際主流媒體播放，長片則用於外事活動展示，如使領館節慶、外交酒會等。
體育界、演藝 界、學術界、金融界、企業界等領域的50多位名人獲邀在30秒間詮釋中國形象，參與拍攝的有李嘉誠 、馬雲、郎平、鄧亞萍、姚明、劉翔 、郭晶晶 、甄子丹、章子怡、周迅、宋祖英、譚盾等。
胡星斗：應重工人農民生活改善
「一個國家最好的形象是對本國人民的愛護和對人權的尊重。明星、名人、球星、成功人士代表的是特權的中國，不是真實的中國。這種宣傳片只會讓世界誤解中國，不了解的人以為中國是發達國家，了解的人也明白中國存在什麼問題，這種閃亮光鮮的幻象會讓世界感到中國的虛假。」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學創始人胡星斗對世紀版記者說。
胡星斗指出，尊重底層人民的生存和尊嚴才是最好的宣傳，媒體已充斥明星名人的主旋律，沒有必要再度渲染他們。若論效果，應該重從工人、農民生活的改善來宣傳中國形象，他說，新農村建設的步伐、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勞、中國工人的堅韌和勤奮山村教師的無私、基層教育文化貢獻的人、默默無聞的科學家，「可宣傳的有意義的東西太多了」。 例如，中國如何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做了哪些努力，他們生活有何改善？
宣傳片策劃：中國是中國人成就載體
宣傳片項目總策劃人朱幼光解釋道： 「真正與世界互動的，影響世界，也被世界影響的，是這個國家的人。中國人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核心，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一切成就的載體，中國人的形象就是中國國家形象的本質所在。」 他說，考慮到國家形象廣告的受是國外觀，特意與英、法、德等國家的朋友交流，發現他們最希望了解當代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上海交通大學認知與決策研究中心教授葛岩認為，中國開始大力投入中國形象的宣傳，整體上是好事。使用名人宣傳是最常見的廣告手法，在國家宣傳上也許有效，但宣傳需講針對性。上次中國在CNN上的廣告「中國製造」有針對性，針對別人感到中國製造的壓力 ，講「made with China」。「這次的針對性是什麼還不清楚。感覺上對我們的負面印象是貧富差別，階層對立，如果確實，有名人也許有消極的作用。」
去年，美國《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既然受主要是國外觀眾，那麼，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為何沒有資格來詮釋中國呢？有內地網民感嘆道：「我覺得一個農民，帶有尊嚴的微笑，很自信的站在城市的最繁華地帶，這樣一個形象，才能代表一個國家形象。」
[文．陳伊敏]
8/10/2010
8/09/2010
综述：谔谔之士为使“农民工”仨字早日成为历史“支招”
中新网海口8月9日电（张茜翼）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30年来，这个“特殊群体”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此间召开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 数十位谔谔之士为使“农民工”三个字早日成为历史“支招”。
城市化的进程中离不开农民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发展趋势看，都需要在“十二五”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社会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亟待出台
农民工既涉及农村，又联系城市。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的焦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迟福林说，“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当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
“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应当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迟福林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第二，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迟福林建议，应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其中，第一，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第二，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农民工住房保障。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应让农民工参与分享。建议“十二五”时期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办法。 另外，还应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靳东升副所长说，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也需要一些税收政策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我们分两步，近期我们要有一些税收政策的调整，要针对我刚才提到的直接和农民利益相关的，直接和农业生产相关的，还有间接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问题。第二阶段是长期的发展，将来富裕起来的农民要交个人所得税，发展起来的企业、重点龙头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我们的增值税也要覆盖到农村去，现在欧盟国家对于增值税来讲是可以选择交税或者零税率。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海南省是农村改革的试点。为了提高贷款的素质和金融发展的水平，海南省招了500名大学生，对着农户，一个学生负责20名，观察他们的信用状况，力图把非商业的信用真正变成金融信用。这样的话，农村金融更有前景，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解除后顾之忧。
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 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工被排斥在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深层因素。迟福林说，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调整，要把剥离附加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重点之一，使农民工能实际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迟福林表示，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统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另外，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在农民工自愿和置换条件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以全家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为重点，试点探索将农民工原有农村宅基地置换为城市商品房。
“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一元发展的土地制度。”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说，“下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是建设用地的改革，而不是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恰恰不是这次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重点，重点是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实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能的制度的改革。”
“我们统筹城乡发展的时候绝不能照搬城市的经验，统筹城乡发展要学习城市文明，但不是照搬城市，农村虽然落后，但有自己的特色，有城镇人羡慕的地方。要自觉的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产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的结合起来。”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梦熊说。（完）
城市化的进程中离不开农民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发展趋势看，都需要在“十二五”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社会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亟待出台
农民工既涉及农村，又联系城市。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的焦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迟福林说，“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当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
“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应当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迟福林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第二，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迟福林建议，应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其中，第一，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第二，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农民工住房保障。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应让农民工参与分享。建议“十二五”时期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办法。 另外，还应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靳东升副所长说，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也需要一些税收政策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我们分两步，近期我们要有一些税收政策的调整，要针对我刚才提到的直接和农民利益相关的，直接和农业生产相关的，还有间接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问题。第二阶段是长期的发展，将来富裕起来的农民要交个人所得税，发展起来的企业、重点龙头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我们的增值税也要覆盖到农村去，现在欧盟国家对于增值税来讲是可以选择交税或者零税率。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海南省是农村改革的试点。为了提高贷款的素质和金融发展的水平，海南省招了500名大学生，对着农户，一个学生负责20名，观察他们的信用状况，力图把非商业的信用真正变成金融信用。这样的话，农村金融更有前景，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解除后顾之忧。
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 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工被排斥在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深层因素。迟福林说，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调整，要把剥离附加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重点之一，使农民工能实际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迟福林表示，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统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另外，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在农民工自愿和置换条件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以全家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为重点，试点探索将农民工原有农村宅基地置换为城市商品房。
“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一元发展的土地制度。”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说，“下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是建设用地的改革，而不是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恰恰不是这次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重点，重点是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实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能的制度的改革。”
“我们统筹城乡发展的时候绝不能照搬城市的经验，统筹城乡发展要学习城市文明，但不是照搬城市，农村虽然落后，但有自己的特色，有城镇人羡慕的地方。要自觉的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产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的结合起来。”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梦熊说。（完）
亚洲周刊报道
龍應台北大演講籲文明崛起 ．安同
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以《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為題，揭示台灣「中國夢」的破滅與嬗變、及民主化的艱辛歷程，期待中國大陸也以文明的力量崛起。
八月一日下午，北京烈日當頭。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座無虛席。
舞台右側一角，一襲白衣的龍應台用字正腔圓的國語開場：「第一次接到（《南方週末》）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台下笑聲一片，接著是淚水，為這次演講的難得，為她提及的顛沛流離到台灣的同胞，也為她講出了許多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
前一天下午，同樣的地方，《南方週末》將「二零一零中國夢踐行者」獎杯頒給了龍應台，在接受大陸藝術家陳丹青提問時，她的每句話都讓現場觀眾捏了一把冷汗。她說：「我的一個夢想，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不再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上映的電影。」
掌聲空前，陳丹青對著鏡頭調侃說：「東方衛視還是把這段熘掉吧。」
在七位踐行者中，龍應台是唯一來自台灣的，只要看過她作品的人，都一定很認同這段她被致敬的理由：龍應台先生的作品具有柔韌的硬度，感恩的力量和思考的鋒芒，她在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持續關切著弱小者的夢想，其文字不動聲色地傳揚著普遍性的價值。
柔韌的硬度，依然貫穿演講始終，主題說的是《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能夠到「共匪」統治的土地上公開演講，她一度難以置信。但也不改批判本色，只是不再像當年批判國民黨那樣針尖對麥芒，而是幽默地含沙射影：昨天在北京怎麼也搜不到這張美麗島審判的照片，一搜就跳出一個提示：「此網頁已不存在」，我真想把它拍下來；很想跟大家合影簽名，但是很抱歉，北大給我的時間有限，不然就要斷水斷電……
進場時，很多人捧著龍應台的書疃到她面前請她簽名，都被工作人員一一擋了回去，她沒有作聲，只是微笑，起身，鞠躬致歉。
真正讓聽眾動容的是一首首熟悉而陌生的歌曲——《反攻大陸》《鄉愁四鲗》《車過枋寮》《龍的傳人》《美麗島》，龍應台試圖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歌曲演變，告訴大陸聽眾：台灣人的中國夢如何在被世界拋棄的孤獨中越變越小。
羅大佑演唱的余光中詩歌《鄉愁四鲗》在大陸傳頌最廣，現場很多人都跟著哼唱起來：「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那血一樣的海棠紅，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龍應台問台下的聽眾：「你們知道海棠紅是什麼意思嗎？」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地圖，龍應台說，「這就是海棠紅，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台下掌聲響起，驚嘆連連。印象中的雄雞怎麼多了好一大塊？原來那是外蒙古。她開始講述上一代的中國夢：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陽，她說她的父親十五歲走出衡山參加了國軍，母親則是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國家的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锊』。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有四個大字：『禮義廉锊』。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她引述《論語泰伯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指出「士」在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十二歲的孩子背誦的就是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嘛。」
不過，龍應台緊接著指出，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饒有深意的是，雖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龍應台說，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但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零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侯德健『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七十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真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龍應台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夢開始轉換時，有一首「里程碑」式的歌——《美麗島》：
「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一九七零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從來沒見過，腳板從來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台灣里程碑式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最不為大陸讀者熟悉的《美麗島》卻引起了最大的共鳴。當胡德夫的鋼琴伴奏聲響起，現場頓時靜了下來，從舞台往下看，不少人紅了眼眶。
從《美麗島》的歌曲開始，龍應台輕輕地一轉，就把『中國夢』轉到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上：「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度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十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十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夠辛苦。」
龍應台指著「美麗島大審判」的歷史照片，讓大家猜那位站著咧嘴笑的年輕人是誰？幾乎獲得了異口同聲的回應：「施明德。」
令龍應台最為感慨的是，僅僅三十年，當年公開為政治犯辯護的「英雄」陳水扁成為腐敗分子，政治犯成為掌權者，而掌權的國民黨後來成為在野者。她不同意別人說，台灣的民主是「亂」象：台灣民主的「亂」是必上的課；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才真正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
掌聲再次響起，甚至淹沒了她下面的話：
「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共識對於沒有經歷民主洗禮的大陸人來說，顯然有些陌生。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龍應台就這樣一次次地挑戰大陸人的認知邊界，也在一次次挑戰大陸當局的容忍底線。而演講最後對「大國崛起」的剖析，更讓一些人感到如芒在背：
「我倒是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任何意義嗎？那是古老的、落後的、過時的理論。」
演講不止被掌聲打斷，龍應台對大陸當局充滿黑色幽默的解構似乎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龍應台也說到她有沒有『中國夢』：那要看你對它怎麼下定義了？如果你是指政權的夢，那我沒有，因為在我眼裏，國家、政權只是一個組織或者公司，而且它還可能撒謊。但是，如果把它定義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社會，那麼我當然有，而且強烈地希望他們能夠幸福、自由。」
按照大陸目前的言論尺度，她的演講比較出位，但很多人認為，能讓其到大陸領獎本身就已經說明中共對她是默許的。
「她是作家、記者，更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和布道者。」不止一位在現場的觀眾向亞洲週刊對龍如是評價。儘管主持人建議大家不要攝像，但還是有很多人照攝不誤，也有聽眾擔心錯過大屏幕上的「反共」言論，對著錄音筆，輕聲唸了起來，更多的人在用手機拍照上傳到微博。
搜不到的還有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後提問環節，沒有人問起過這本書，也沒有人問起《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因為真正知道的人不敢問，問問題的都是不知道的。」一位現場媒體人說。促使龍應台動筆寫這封信的是，共青團下屬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二零零六年一月被勒令停刊。這天她再次表達這樣的期盼：
「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末了，她鼓勵二十多歲的年輕讀者要敢於「不相信」，不相信權威，不相信說教，不相信現實的合理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找那個相信的東西。並引用她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離台赴歐前說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有觀眾問她的夢是什麼，她說：「找個情人去旅行。」或許只有這樣小小的夢想，才能對抗大大的恐懼吧。■
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以《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為題，揭示台灣「中國夢」的破滅與嬗變、及民主化的艱辛歷程，期待中國大陸也以文明的力量崛起。
八月一日下午，北京烈日當頭。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座無虛席。
舞台右側一角，一襲白衣的龍應台用字正腔圓的國語開場：「第一次接到（《南方週末》）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台下笑聲一片，接著是淚水，為這次演講的難得，為她提及的顛沛流離到台灣的同胞，也為她講出了許多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
前一天下午，同樣的地方，《南方週末》將「二零一零中國夢踐行者」獎杯頒給了龍應台，在接受大陸藝術家陳丹青提問時，她的每句話都讓現場觀眾捏了一把冷汗。她說：「我的一個夢想，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不再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上映的電影。」
掌聲空前，陳丹青對著鏡頭調侃說：「東方衛視還是把這段熘掉吧。」
在七位踐行者中，龍應台是唯一來自台灣的，只要看過她作品的人，都一定很認同這段她被致敬的理由：龍應台先生的作品具有柔韌的硬度，感恩的力量和思考的鋒芒，她在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持續關切著弱小者的夢想，其文字不動聲色地傳揚著普遍性的價值。
柔韌的硬度，依然貫穿演講始終，主題說的是《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能夠到「共匪」統治的土地上公開演講，她一度難以置信。但也不改批判本色，只是不再像當年批判國民黨那樣針尖對麥芒，而是幽默地含沙射影：昨天在北京怎麼也搜不到這張美麗島審判的照片，一搜就跳出一個提示：「此網頁已不存在」，我真想把它拍下來；很想跟大家合影簽名，但是很抱歉，北大給我的時間有限，不然就要斷水斷電……
進場時，很多人捧著龍應台的書疃到她面前請她簽名，都被工作人員一一擋了回去，她沒有作聲，只是微笑，起身，鞠躬致歉。
真正讓聽眾動容的是一首首熟悉而陌生的歌曲——《反攻大陸》《鄉愁四鲗》《車過枋寮》《龍的傳人》《美麗島》，龍應台試圖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歌曲演變，告訴大陸聽眾：台灣人的中國夢如何在被世界拋棄的孤獨中越變越小。
羅大佑演唱的余光中詩歌《鄉愁四鲗》在大陸傳頌最廣，現場很多人都跟著哼唱起來：「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那血一樣的海棠紅，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龍應台問台下的聽眾：「你們知道海棠紅是什麼意思嗎？」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地圖，龍應台說，「這就是海棠紅，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台下掌聲響起，驚嘆連連。印象中的雄雞怎麼多了好一大塊？原來那是外蒙古。她開始講述上一代的中國夢：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陽，她說她的父親十五歲走出衡山參加了國軍，母親則是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國家的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锊』。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有四個大字：『禮義廉锊』。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她引述《論語泰伯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指出「士」在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十二歲的孩子背誦的就是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嘛。」
不過，龍應台緊接著指出，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饒有深意的是，雖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龍應台說，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但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零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侯德健『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七十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真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龍應台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夢開始轉換時，有一首「里程碑」式的歌——《美麗島》：
「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一九七零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從來沒見過，腳板從來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台灣里程碑式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最不為大陸讀者熟悉的《美麗島》卻引起了最大的共鳴。當胡德夫的鋼琴伴奏聲響起，現場頓時靜了下來，從舞台往下看，不少人紅了眼眶。
從《美麗島》的歌曲開始，龍應台輕輕地一轉，就把『中國夢』轉到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上：「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度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十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十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夠辛苦。」
龍應台指著「美麗島大審判」的歷史照片，讓大家猜那位站著咧嘴笑的年輕人是誰？幾乎獲得了異口同聲的回應：「施明德。」
令龍應台最為感慨的是，僅僅三十年，當年公開為政治犯辯護的「英雄」陳水扁成為腐敗分子，政治犯成為掌權者，而掌權的國民黨後來成為在野者。她不同意別人說，台灣的民主是「亂」象：台灣民主的「亂」是必上的課；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才真正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
掌聲再次響起，甚至淹沒了她下面的話：
「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共識對於沒有經歷民主洗禮的大陸人來說，顯然有些陌生。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龍應台就這樣一次次地挑戰大陸人的認知邊界，也在一次次挑戰大陸當局的容忍底線。而演講最後對「大國崛起」的剖析，更讓一些人感到如芒在背：
「我倒是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任何意義嗎？那是古老的、落後的、過時的理論。」
演講不止被掌聲打斷，龍應台對大陸當局充滿黑色幽默的解構似乎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龍應台也說到她有沒有『中國夢』：那要看你對它怎麼下定義了？如果你是指政權的夢，那我沒有，因為在我眼裏，國家、政權只是一個組織或者公司，而且它還可能撒謊。但是，如果把它定義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社會，那麼我當然有，而且強烈地希望他們能夠幸福、自由。」
按照大陸目前的言論尺度，她的演講比較出位，但很多人認為，能讓其到大陸領獎本身就已經說明中共對她是默許的。
「她是作家、記者，更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和布道者。」不止一位在現場的觀眾向亞洲週刊對龍如是評價。儘管主持人建議大家不要攝像，但還是有很多人照攝不誤，也有聽眾擔心錯過大屏幕上的「反共」言論，對著錄音筆，輕聲唸了起來，更多的人在用手機拍照上傳到微博。
搜不到的還有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後提問環節，沒有人問起過這本書，也沒有人問起《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因為真正知道的人不敢問，問問題的都是不知道的。」一位現場媒體人說。促使龍應台動筆寫這封信的是，共青團下屬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二零零六年一月被勒令停刊。這天她再次表達這樣的期盼：
「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末了，她鼓勵二十多歲的年輕讀者要敢於「不相信」，不相信權威，不相信說教，不相信現實的合理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找那個相信的東西。並引用她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離台赴歐前說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有觀眾問她的夢是什麼，她說：「找個情人去旅行。」或許只有這樣小小的夢想，才能對抗大大的恐懼吧。■
龙应台2010年8月1日北京大学演讲全文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 — 從鄉愁到美麗島
2010年8月9日 明報論壇版
編按﹕以犀利批判筆鋒著稱的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8月1日應邀到北京大學發表公開演講，這是龍應台首度獲准在中國內地公開正式演講。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 「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軍人的制服、帶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你、支撐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 下台，台北的夜空飄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 ，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 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 ，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2010年8月9日 明報論壇版
編按﹕以犀利批判筆鋒著稱的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8月1日應邀到北京大學發表公開演講，這是龍應台首度獲准在中國內地公開正式演講。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 「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軍人的制服、帶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你、支撐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 下台，台北的夜空飄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 ，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 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 ，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8/08/2010
迟福林：“十二五”期间中国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中新社海口8月7日电（关向东 张茜翼）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今日在此间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建议将此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8月7日在海口召开，逾400位来自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出席。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他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客观现实。首先，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第二，农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2.3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约有1.5亿人。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如果“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将突破7亿，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2%～55%。
同时，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谋求发展而进城。其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和现实化。
他介绍说，中改院近期组织的“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
他认为，从需求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从条件来看，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来推动并最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从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明显进展。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迟福林建议在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时期分两步走：第一步，“十二五”的前三年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第二步，“十二五”的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十二五”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在土地制度方面，重在剥离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完）
“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8月7日在海口召开，逾400位来自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出席。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他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客观现实。首先，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第二，农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2.3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约有1.5亿人。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如果“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将突破7亿，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2%～55%。
同时，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谋求发展而进城。其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和现实化。
他介绍说，中改院近期组织的“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
他认为，从需求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从条件来看，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来推动并最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从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明显进展。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迟福林建议在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时期分两步走：第一步，“十二五”的前三年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第二步，“十二五”的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十二五”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在土地制度方面，重在剥离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完）
8/07/20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注未来“中国民间社会”发展
香港中通社海口8月7日电 （关向东 张茜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那华7日在海口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注未来三十年“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能否获得发展。
那华是在出席一个名为“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提出上述期望的。
他在论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观察中国三农问题时表示，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承认农村和城市间的联系，中国需要取得得益群体的一致意见，支持这个政策；还需要进行城乡统筹规划，尤其是在土地和自然资源、就业、住房方面都必须加以考虑；财政体制改革应当确保农民工获得均等的服务，新的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保证穷人能够平等地获得资源，户籍制度也同样应当进行有效的改革；改善治理结构，让公民更多地参与，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者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并应当提供更多的服务。
那华强调说，在社会改革方面，公民的参与极为重要。“看一看中国60年的发展进程，30年是中央计划经济，30年是市场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未来30年，能不能让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获得发展。”他表示，前三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未来三十年，民间社会方面也能不能搞出一个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的特点、反映人民理想的发展？
那华期望，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将帮助释放人民的力量，帮助弱势群体的发展，让他们也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完）
那华是在出席一个名为“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提出上述期望的。
他在论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观察中国三农问题时表示，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承认农村和城市间的联系，中国需要取得得益群体的一致意见，支持这个政策；还需要进行城乡统筹规划，尤其是在土地和自然资源、就业、住房方面都必须加以考虑；财政体制改革应当确保农民工获得均等的服务，新的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保证穷人能够平等地获得资源，户籍制度也同样应当进行有效的改革；改善治理结构，让公民更多地参与，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者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并应当提供更多的服务。
那华强调说，在社会改革方面，公民的参与极为重要。“看一看中国60年的发展进程，30年是中央计划经济，30年是市场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未来30年，能不能让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获得发展。”他表示，前三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未来三十年，民间社会方面也能不能搞出一个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的特点、反映人民理想的发展？
那华期望，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将帮助释放人民的力量，帮助弱势群体的发展，让他们也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完）
邱立本：《文字冒險家》序言
灰姑娘的冒險
文章日期：2010年8月7日
【明報專訊】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冒險。我天生是一個安於逸樂的人，不會想去攀爬珠峰，或是開跑車風馳電掣到時速兩百公里。我小時候連去盪鞦韆，也會覺得害怕，被姐姐們譏笑半天，說我是一個膽子小的傢伙。
但恰恰是這樣膽子小的傢伙，卻走上了文字冒險之旅，千迴百轉，卻是樂此不疲。從原稿紙上到電腦鍵盤上，我不斷冒險犯難，進入一些連自己事後重看也會覺得不可思議的文化險灘，探索一些峰迴路轉的思想路徑，看盡心理上奇花異草的風景，也經歷了爭分奪秒地和時間賽跑，而最後絕處逢生的場景。這都是在月黑風高、黎明即將來臨之前進行。我比那位灰姑娘還要灰，午夜十二點的鐘聲響起了之後，我的冒險之旅才跑了一半，甚至是剛剛開始。我也沒有她的運氣，可以等待至愛的馬車，而我則是被五馬分屍，一邊要看幾篇重要文章的最後定稿，作出最後的修改，一邊還要處理行政上和編務上的一些突發的事件，而又不斷在電腦的鍵盤上敲打、不斷地寫完又改、改完又寫。這一篇又一篇的文字，寫得既痛苦又快樂，也寫得既煎熬又暢快。
而這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完成。黑夜是最後的武裝，保護我的文字不會被推到懸崖下面。截稿時間就是「死亡之線」，要讓你在鬼門關前瀟灑走一回。而這文字的冒險不僅是時間的窘迫中的突破，也是空間限制中的開拓。在一個斗室中，我卻面對全球的呼喚，也面對中國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也從我內心深處傳來；在香港島東邊的柴灣，在《亞洲週刊》的編輯部，我聽到汶川天搖地動的巨響，也聽到兩億農民工被「忽悠」為二等公民的吶喊，也當然感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大變身」（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國和世界就在這個「大變身」的過程中，既要追求現代化，累積更多的財富，又要兼顧持續的發展，避免國土被污染和公害所腐蝕，更要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的失衡狀態，要躲開「更多成為更少」（more is less）的窘境。這也是我的文字冒險所要面對的崇山峻嶺。然而只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在全球化的權力版圖中，甚麼時候中國可以既維持高速度的增長，但又可以尋回對公平、公正的追求？
就是在一個窘迫的寫作時間，我強迫自己思考這些叫思考太沉重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是否已經走到繁華的盡頭，要面對黑夜來臨的痛苦現實。
在三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我從一個青春的、充滿幻想的旅人，變成了一個滿臉風霜、歷盡滄桑的文字冒險家，而老兵不死，也不會消逝，而是讓那些帶體溫的文字，記錄時代變幻的溫度，讓那些沾滿冒險氣息的文字，預測中華民族的未來。
摘自新書《文字冒險家》序言
[文／邱立本]
文章日期：2010年8月7日
【明報專訊】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冒險。我天生是一個安於逸樂的人，不會想去攀爬珠峰，或是開跑車風馳電掣到時速兩百公里。我小時候連去盪鞦韆，也會覺得害怕，被姐姐們譏笑半天，說我是一個膽子小的傢伙。
但恰恰是這樣膽子小的傢伙，卻走上了文字冒險之旅，千迴百轉，卻是樂此不疲。從原稿紙上到電腦鍵盤上，我不斷冒險犯難，進入一些連自己事後重看也會覺得不可思議的文化險灘，探索一些峰迴路轉的思想路徑，看盡心理上奇花異草的風景，也經歷了爭分奪秒地和時間賽跑，而最後絕處逢生的場景。這都是在月黑風高、黎明即將來臨之前進行。我比那位灰姑娘還要灰，午夜十二點的鐘聲響起了之後，我的冒險之旅才跑了一半，甚至是剛剛開始。我也沒有她的運氣，可以等待至愛的馬車，而我則是被五馬分屍，一邊要看幾篇重要文章的最後定稿，作出最後的修改，一邊還要處理行政上和編務上的一些突發的事件，而又不斷在電腦的鍵盤上敲打、不斷地寫完又改、改完又寫。這一篇又一篇的文字，寫得既痛苦又快樂，也寫得既煎熬又暢快。
而這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完成。黑夜是最後的武裝，保護我的文字不會被推到懸崖下面。截稿時間就是「死亡之線」，要讓你在鬼門關前瀟灑走一回。而這文字的冒險不僅是時間的窘迫中的突破，也是空間限制中的開拓。在一個斗室中，我卻面對全球的呼喚，也面對中國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也從我內心深處傳來；在香港島東邊的柴灣，在《亞洲週刊》的編輯部，我聽到汶川天搖地動的巨響，也聽到兩億農民工被「忽悠」為二等公民的吶喊，也當然感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大變身」（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國和世界就在這個「大變身」的過程中，既要追求現代化，累積更多的財富，又要兼顧持續的發展，避免國土被污染和公害所腐蝕，更要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的失衡狀態，要躲開「更多成為更少」（more is less）的窘境。這也是我的文字冒險所要面對的崇山峻嶺。然而只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在全球化的權力版圖中，甚麼時候中國可以既維持高速度的增長，但又可以尋回對公平、公正的追求？
就是在一個窘迫的寫作時間，我強迫自己思考這些叫思考太沉重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是否已經走到繁華的盡頭，要面對黑夜來臨的痛苦現實。
在三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我從一個青春的、充滿幻想的旅人，變成了一個滿臉風霜、歷盡滄桑的文字冒險家，而老兵不死，也不會消逝，而是讓那些帶體溫的文字，記錄時代變幻的溫度，讓那些沾滿冒險氣息的文字，預測中華民族的未來。
摘自新書《文字冒險家》序言
[文／邱立本]
當代復刊的當代意義
文章日期：2010年8月7日【明報專訊】編按：上世紀八○年代，台灣解嚴前後，思潮沸騰，人文思哲報刊如雨後春筍。但一如所有進步的歷史時刻，光之閃爍無以為繼，二十年間知省之聲趨於沉寂。同是催生於八○年代的《當代》雜誌，卻在今天藍綠分明的民間社會重出江湖，但一改面目，由西方思潮的引進改為政治論述的建構。台灣評論人張鐵志提起《當代》創刊號的傅柯專題語調依然灼灼，但大家亦深知「集體回憶」須經歷轉化，以回應當下。世紀版邀請張鐵志訪談《當代》總編輯金恆煒，談談重生的時代意義。
一九八六年，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譟動。
八○年代的各種社會抗議、衝突層層累積，威權體制的鎮壓能力和蔣經國的意志則逐漸弱化。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國民黨決定容忍。不到一年後，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宣佈廢除長達三十多年的軍事戒嚴令，台灣開啟民主化的大門。
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那也是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人間雜誌》用黑白的影像挖掘著島嶼的悲傷與苦難，《南方》雜誌深思著反抗的理論與實踐，復刊的《文星》仍然高舉著思想火炬。而八六年五月，一個知識份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創刊了：《當代》。往後十年，《當代》的封面不斷影響了台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
然二十多年來，八○年代的那些啟蒙刊物一一陣亡，九○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島嶼邊緣》也已經退場。《當代》雖然經過中間一次停刊，卻一路挺到二○○八年，雖然性質和重心已經大為改變。今年夏天，《當代》復刊，但重心將不同於以往，更強調台灣的政治論述。
這個轉變，不只是某本雜誌的轉型，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回到一九八六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因為受到報社許多政治限制，所以想要出來辦一本刊物。由於他過去在美國以及在中時人間的人脈，得以邀請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如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等數十位加入編輯委員會。事實上，當代雜誌上沒有總編輯這個職稱，只有「編輯委員會」，因為金恆煒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知識份子的集體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者出錢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黃道琳、錢永祥、石守謙等一起策劃題目。但實際上，確實是金恆煒自己一個人在家擔任編輯工作。
廿多年前的傅柯
《當代》的創刊號封面是法國哲學家米修．傅柯。他們本來是想要在創刊時做六○年代和海外保釣運動，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議題比較敏感。而當時在台灣思想界已經有不少人關注傅柯，雖然尚未流行起來，所以選擇傅柯。第二、三期是六十年代專題，第四期封面則是德希達，清楚呈現《當代》承接起之前文星引進西方思潮的角色。
八○年代後期的台灣，一方面由於管制減弱，另方面人們需要反抗的思想資源，所以從新馬到後現代、後殖民，都一一震撼台灣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在創刊號發刊詞「是當代也是反當代」中說，《當代》創刊號介紹傅柯不是偶然的：「傅柯強調我們的當代文化強調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容易使我們現代人陷入專業的條條框框而自我 異化，成為單向的技術人。所以專業訓練有雙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訓練，也是牢籠式的管教。這正是我們強調的pro and con。」
當時《當代》的構想就是先介紹西方思想，把台灣自己的思想水平拉高。金恆煒說《當代》前十年是以介紹法國思潮為主，第二個十年更著重德國思想。但是後來越來越把重點放在台灣，因為西方的思潮內容越來越容易獲取，也有許多年輕學者回來台灣。
與此同時，台灣的知識界，或者說在八○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批判知識界，在九○年代隨著統獨／藍綠問題的激化開始逐漸分裂。重要的知識分子團體「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識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都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分化或內部緊張。
反抗的哲學，政治的辯論
金恆煒自己也越來越在媒體上發表被視為具有鮮明的綠色色彩的言論，雖然他並不同意這個顏色標籤，而強調他堅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他說，像余英時那樣具有強大中國文化情懷的人，因為他堅持反共，所以他也很尊敬他。
新的《當代》將會以對台灣的政治評論為主，而不再是西方思潮引進。這一方面是金恆煒個人關注重心的轉變──他希望辦一本像美國《新共和》那樣的政治刊物，另方面也或許反映了這個社會不再對西方的知識引進感到飢渴。（另一份刊物《思想》知識味更濃，但專題也很少是關於西方新思潮。）
台灣當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論述刊物，一份關於價值澄清、政策辯論的刊物。長久以來，既有政治力量早已出現「哲學的貧困」，而媒體的淺薄化，也不容許深刻有思想的文章呈現。政治論述的貧乏，將使得政治行動空洞化。
新的《當代》可能會被視為具有強烈政治色彩。但無論他們是什麼意識形態，只要能把立場與價值說明清楚，且其政治批評具有紮實的證據且深度論述的高度，對台灣的公民社會也會是一個重要貢獻，並且該是對手接招。
二十年前，我們需要反抗的哲學，不論老左、新左、後殖民理論等。二十年來，彼此抗衡的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卻也日益空洞化。我們期待政治的辯論可以更堅實而深刻。當然，在狹義政治場域的辯論之外，「反的哲學」還是必要的。
[文•張鐵志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一九八六年，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譟動。
八○年代的各種社會抗議、衝突層層累積，威權體制的鎮壓能力和蔣經國的意志則逐漸弱化。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國民黨決定容忍。不到一年後，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宣佈廢除長達三十多年的軍事戒嚴令，台灣開啟民主化的大門。
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那也是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人間雜誌》用黑白的影像挖掘著島嶼的悲傷與苦難，《南方》雜誌深思著反抗的理論與實踐，復刊的《文星》仍然高舉著思想火炬。而八六年五月，一個知識份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創刊了：《當代》。往後十年，《當代》的封面不斷影響了台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
然二十多年來，八○年代的那些啟蒙刊物一一陣亡，九○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島嶼邊緣》也已經退場。《當代》雖然經過中間一次停刊，卻一路挺到二○○八年，雖然性質和重心已經大為改變。今年夏天，《當代》復刊，但重心將不同於以往，更強調台灣的政治論述。
這個轉變，不只是某本雜誌的轉型，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台灣知識／政治地圖的巨大轉型。
回到一九八六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因為受到報社許多政治限制，所以想要出來辦一本刊物。由於他過去在美國以及在中時人間的人脈，得以邀請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如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等數十位加入編輯委員會。事實上，當代雜誌上沒有總編輯這個職稱，只有「編輯委員會」，因為金恆煒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知識份子的集體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者出錢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黃道琳、錢永祥、石守謙等一起策劃題目。但實際上，確實是金恆煒自己一個人在家擔任編輯工作。
廿多年前的傅柯
《當代》的創刊號封面是法國哲學家米修．傅柯。他們本來是想要在創刊時做六○年代和海外保釣運動，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議題比較敏感。而當時在台灣思想界已經有不少人關注傅柯，雖然尚未流行起來，所以選擇傅柯。第二、三期是六十年代專題，第四期封面則是德希達，清楚呈現《當代》承接起之前文星引進西方思潮的角色。
八○年代後期的台灣，一方面由於管制減弱，另方面人們需要反抗的思想資源，所以從新馬到後現代、後殖民，都一一震撼台灣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在創刊號發刊詞「是當代也是反當代」中說，《當代》創刊號介紹傅柯不是偶然的：「傅柯強調我們的當代文化強調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容易使我們現代人陷入專業的條條框框而自我 異化，成為單向的技術人。所以專業訓練有雙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訓練，也是牢籠式的管教。這正是我們強調的pro and con。」
當時《當代》的構想就是先介紹西方思想，把台灣自己的思想水平拉高。金恆煒說《當代》前十年是以介紹法國思潮為主，第二個十年更著重德國思想。但是後來越來越把重點放在台灣，因為西方的思潮內容越來越容易獲取，也有許多年輕學者回來台灣。
與此同時，台灣的知識界，或者說在八○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批判知識界，在九○年代隨著統獨／藍綠問題的激化開始逐漸分裂。重要的知識分子團體「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識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都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分化或內部緊張。
反抗的哲學，政治的辯論
金恆煒自己也越來越在媒體上發表被視為具有鮮明的綠色色彩的言論，雖然他並不同意這個顏色標籤，而強調他堅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他說，像余英時那樣具有強大中國文化情懷的人，因為他堅持反共，所以他也很尊敬他。
新的《當代》將會以對台灣的政治評論為主，而不再是西方思潮引進。這一方面是金恆煒個人關注重心的轉變──他希望辦一本像美國《新共和》那樣的政治刊物，另方面也或許反映了這個社會不再對西方的知識引進感到飢渴。（另一份刊物《思想》知識味更濃，但專題也很少是關於西方新思潮。）
台灣當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論述刊物，一份關於價值澄清、政策辯論的刊物。長久以來，既有政治力量早已出現「哲學的貧困」，而媒體的淺薄化，也不容許深刻有思想的文章呈現。政治論述的貧乏，將使得政治行動空洞化。
新的《當代》可能會被視為具有強烈政治色彩。但無論他們是什麼意識形態，只要能把立場與價值說明清楚，且其政治批評具有紮實的證據且深度論述的高度，對台灣的公民社會也會是一個重要貢獻，並且該是對手接招。
二十年前，我們需要反抗的哲學，不論老左、新左、後殖民理論等。二十年來，彼此抗衡的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卻也日益空洞化。我們期待政治的辯論可以更堅實而深刻。當然，在狹義政治場域的辯論之外，「反的哲學」還是必要的。
[文•張鐵志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8/03/2010
骑楼老街，香港建筑师眼中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
中新社海口8月3日电 题：骑楼老街，香港建筑师眼中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
作者： 关向东 张茜翼
“骑楼是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客居海南的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和海口骑楼老街结缘源于2003年。那时，他在百年海口骑楼老街漫步，创作了第一幅中山路上骑楼建筑的素描画。从此，王宁光走进了海口的老城区，关注湮没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骑楼，他的“骑楼情结”一发不可收拾。
他欣赏着每一栋骑楼的每一个细节，审视着这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对称的风洞墙、纷繁的中式或罗马式窗楣，大量的中国传统为主的浮雕砖刻花饰、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造型……“海口骑楼跟华南地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际线，一个接一个。而组成天际线的，是骑楼顶端起伏的女儿墙。”“就如音乐中变幻着的曲调，时而悠远、时而活泼、时而空灵，给人无限的灵感与遐想，这就是海口骑楼做为建筑之外的美。”
走在老街里，他时常想着，自己要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表达海口骑楼的磅礴大气与精美细致，他觉得，这必须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他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专长——建筑素描来做这件事。他在一幅长达十米的画卷中，按中山路骑楼的原样，一幢幢地画出来。
他细算了一下，在中山路整个街面上，各种窗框、壁柱和浮雕图案等装饰部件达915件。他估计，海口8条老街的街面里，有一万多个装饰部件。
王宁光在海口有许多朋友，大多与他一样对骑楼有着一股狂热的爱，他们因骑楼而结识，也因为骑楼而充满激情。
在网上，他以“冰山蓝海”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海口骑楼旷世奇葩———兼议海口骑楼街建筑文物的抢救》的文章，他分析海口骑楼的价值和现状，介绍海内外改建骑楼步行街的经验等等，有文有图，洋洋洒洒数万字，从一个建筑师、一个骑楼爱好者的角度，呼吁海口应该采取办法来保护这片城市的历史文化珍宝。
“我们应该站在骑楼外看骑楼，对于海口来说，它已经不单纯是建筑了，它是南洋文化的浓缩、城市历史的背影、家族行业兴衰的刻印。”王宁光说，不管是休闲还是观光，都很强调文化感受，所以海南的旅游业，要有当地地域文化特点，海口要把骑楼老街区好好地恢复起来。
王宁光说：“海口八条主要的老街，还有几条小街的改造，我认为要分别对待。重点路段中山路上原汁原味的东西要把它恢复，要参考以前的资料，不要随意的加一些不准确定位的东西。长提路，千里长堤的状态、当年的雄姿，要通过骑楼恢复出来。得胜沙有很多特点，比如五层楼是有很多文化传说和文化底蕴的地方，也是当年海南最高的楼。当年里面的剧场、咖啡厅，我认为都要安排原样修复回来，让老百姓可以到里面去领略当年的风情。”
“保护好旧骑楼首先要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骑楼是需要发展的，保留好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要符合现代的要求。”
“海南是个有梦的地方。我从骑楼开始，慢慢地爱上了海南，慢慢地在体会海南的文化。”王宁光说。 “整个城市被梳理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街边人行道都种有花草，犹如给城市绣上美丽的花边，大街上都是椰树排成的林荫道。海风习习，椰林婆娑，片片明快骑楼，处处花香鸟语。”这就是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心中的海口梦。（完）海南分社关向东张茜翼采关向东签发
作者： 关向东 张茜翼
“骑楼是国际旅游岛的‘梦之形’”。客居海南的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和海口骑楼老街结缘源于2003年。那时，他在百年海口骑楼老街漫步，创作了第一幅中山路上骑楼建筑的素描画。从此，王宁光走进了海口的老城区，关注湮没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骑楼，他的“骑楼情结”一发不可收拾。
他欣赏着每一栋骑楼的每一个细节，审视着这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对称的风洞墙、纷繁的中式或罗马式窗楣，大量的中国传统为主的浮雕砖刻花饰、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的造型……“海口骑楼跟华南地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际线，一个接一个。而组成天际线的，是骑楼顶端起伏的女儿墙。”“就如音乐中变幻着的曲调，时而悠远、时而活泼、时而空灵，给人无限的灵感与遐想，这就是海口骑楼做为建筑之外的美。”
走在老街里，他时常想着，自己要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表达海口骑楼的磅礴大气与精美细致，他觉得，这必须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他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专长——建筑素描来做这件事。他在一幅长达十米的画卷中，按中山路骑楼的原样，一幢幢地画出来。
他细算了一下，在中山路整个街面上，各种窗框、壁柱和浮雕图案等装饰部件达915件。他估计，海口8条老街的街面里，有一万多个装饰部件。
王宁光在海口有许多朋友，大多与他一样对骑楼有着一股狂热的爱，他们因骑楼而结识，也因为骑楼而充满激情。
在网上，他以“冰山蓝海”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海口骑楼旷世奇葩———兼议海口骑楼街建筑文物的抢救》的文章，他分析海口骑楼的价值和现状，介绍海内外改建骑楼步行街的经验等等，有文有图，洋洋洒洒数万字，从一个建筑师、一个骑楼爱好者的角度，呼吁海口应该采取办法来保护这片城市的历史文化珍宝。
“我们应该站在骑楼外看骑楼，对于海口来说，它已经不单纯是建筑了，它是南洋文化的浓缩、城市历史的背影、家族行业兴衰的刻印。”王宁光说，不管是休闲还是观光，都很强调文化感受，所以海南的旅游业，要有当地地域文化特点，海口要把骑楼老街区好好地恢复起来。
王宁光说：“海口八条主要的老街，还有几条小街的改造，我认为要分别对待。重点路段中山路上原汁原味的东西要把它恢复，要参考以前的资料，不要随意的加一些不准确定位的东西。长提路，千里长堤的状态、当年的雄姿，要通过骑楼恢复出来。得胜沙有很多特点，比如五层楼是有很多文化传说和文化底蕴的地方，也是当年海南最高的楼。当年里面的剧场、咖啡厅，我认为都要安排原样修复回来，让老百姓可以到里面去领略当年的风情。”
“保护好旧骑楼首先要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骑楼是需要发展的，保留好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要符合现代的要求。”
“海南是个有梦的地方。我从骑楼开始，慢慢地爱上了海南，慢慢地在体会海南的文化。”王宁光说。 “整个城市被梳理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街边人行道都种有花草，犹如给城市绣上美丽的花边，大街上都是椰树排成的林荫道。海风习习，椰林婆娑，片片明快骑楼，处处花香鸟语。”这就是香港建筑师王宁光心中的海口梦。（完）海南分社关向东张茜翼采关向东签发
8/02/2010
「撐粵語」活動
穗撐粵語升溫逾千公安圍趕
3000民眾集會 7記者被拘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廣州人「撐粵語」活動愈演愈烈，繼上周日有逾2000人集會後，昨日有網民發動省港澳10萬人聯合大行動，反對廣州市政協委員提出以普通話代替廣東話。廣州有近3000人在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內集會，他們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警察收皮」等口號；由於集會地點接近市政府等敏感機構，警方一早部署戒備，並調集逾千名公安到場驅散集會，其間與示威者發生衝突，多人被帶走，包括一名圍觀的港人遊客。集會者其後到附近的北京路「散步」，又被公安指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散步者最終在大批公安圍追堵截下和平散去。7名本港及外國記者在採訪期間亦被帶走，晚上獲釋。
昨日下午1時45分起，已有不少年輕人響應呼籲，身著白衣陸續到廣州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其後人群愈聚愈多，人數於2時半達到高峰，估計有2000人到場，甚至有市民抱年幼孩子到場，集會者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有人展示撐粵語標語。預先在公園及附近戒備的公安於是開始封鎖公園幾個大門，只准出不准入，當局同時不斷從周邊地區增調警力增援。
擒拿手捉記者 公園准出不准入
本港兩間電視台now及有線電視、《明報周刊》及路透社的記者在採訪時被公安帶走。現場消息指路透社記者遭粗暴對待，他舉機拍照時被公安施以擒拿手勢，兩三個公安捉住其手腳把他扔上警車。他們都被帶到警方設於附近的吉祥路小學「臨時指揮中心」問話。
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多名集會者，公安拉人時一度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有集會人士豎起中指高呼「警察放人」、「警察收皮」等口號。現場所見，首批在場戒備公安都是講廣東話的，相信是當局有意安排，擔心現場有人講普通話會惹起示威者反感。
多人被帶走 包括觀光港客
在廣州被帶走的港人遊客說，事發時他手持相機，突然被公安舉手指，無交代理由就將他帶走，「我多次表明我的身分純粹是遊客，純粹來參觀。我問了多次後，他們就說擔心我會擾亂公共秩序，所以要盤問」。
當公安驅趕集會者時，一名年輕人大聲向公安道﹕「阿sir唔係飲珠江水大，我行動為保護廣東文化，我無犯法，點解要趕我走？」負責驅散的公安無言以對，轉身離開。
約下午3時許，一隊近千人的公安從公園正門操入，引來示威者圍觀，有集會者說，「咁大個都未見過咁多公安，有腳軟。」公安調集完成後即開始清場行動，所有集會者被從公園3個出入口驅趕出去，甚至在公園內休憩的長者亦被勸離，惹來老人家不滿，有人直斥公安霸道。
示威者園外再聚集 「散步」被阻
集會者在公園門口重新聚集，並沿廣衛路向北京路「散步」（遊行），沿途高呼口號，吸引不少途人圍觀。公安緊急在北京路南與高街交界處築成人牆，不准「散步者」通過，其間場面一度混亂，至4時30分左右，大部分民眾被勸離和平散去。有部分人表示會到附近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繼續集會，但由於受阻撓而未果。
昨日廣州的撐粵語行動據指在多個地點同時舉行，包括廣東省政府旁的中山紀念堂及廣州部分大學。有集會者稱，網上組織者已遭警方監控，今次集會靠各人網上自發聯絡。
明報記者 廣州報道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月25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月25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亞運會今年11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 群情激昂
下午5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後90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文／田永德 編輯／葉雨舟]
3000民眾集會 7記者被拘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廣州人「撐粵語」活動愈演愈烈，繼上周日有逾2000人集會後，昨日有網民發動省港澳10萬人聯合大行動，反對廣州市政協委員提出以普通話代替廣東話。廣州有近3000人在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內集會，他們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警察收皮」等口號；由於集會地點接近市政府等敏感機構，警方一早部署戒備，並調集逾千名公安到場驅散集會，其間與示威者發生衝突，多人被帶走，包括一名圍觀的港人遊客。集會者其後到附近的北京路「散步」，又被公安指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散步者最終在大批公安圍追堵截下和平散去。7名本港及外國記者在採訪期間亦被帶走，晚上獲釋。
昨日下午1時45分起，已有不少年輕人響應呼籲，身著白衣陸續到廣州市政府對出的人民公園，其後人群愈聚愈多，人數於2時半達到高峰，估計有2000人到場，甚至有市民抱年幼孩子到場，集會者高呼「廣州人講廣州話」，有人展示撐粵語標語。預先在公園及附近戒備的公安於是開始封鎖公園幾個大門，只准出不准入，當局同時不斷從周邊地區增調警力增援。
擒拿手捉記者 公園准出不准入
本港兩間電視台now及有線電視、《明報周刊》及路透社的記者在採訪時被公安帶走。現場消息指路透社記者遭粗暴對待，他舉機拍照時被公安施以擒拿手勢，兩三個公安捉住其手腳把他扔上警車。他們都被帶到警方設於附近的吉祥路小學「臨時指揮中心」問話。
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多名集會者，公安拉人時一度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有集會人士豎起中指高呼「警察放人」、「警察收皮」等口號。現場所見，首批在場戒備公安都是講廣東話的，相信是當局有意安排，擔心現場有人講普通話會惹起示威者反感。
多人被帶走 包括觀光港客
在廣州被帶走的港人遊客說，事發時他手持相機，突然被公安舉手指，無交代理由就將他帶走，「我多次表明我的身分純粹是遊客，純粹來參觀。我問了多次後，他們就說擔心我會擾亂公共秩序，所以要盤問」。
當公安驅趕集會者時，一名年輕人大聲向公安道﹕「阿sir唔係飲珠江水大，我行動為保護廣東文化，我無犯法，點解要趕我走？」負責驅散的公安無言以對，轉身離開。
約下午3時許，一隊近千人的公安從公園正門操入，引來示威者圍觀，有集會者說，「咁大個都未見過咁多公安，有腳軟。」公安調集完成後即開始清場行動，所有集會者被從公園3個出入口驅趕出去，甚至在公園內休憩的長者亦被勸離，惹來老人家不滿，有人直斥公安霸道。
示威者園外再聚集 「散步」被阻
集會者在公園門口重新聚集，並沿廣衛路向北京路「散步」（遊行），沿途高呼口號，吸引不少途人圍觀。公安緊急在北京路南與高街交界處築成人牆，不准「散步者」通過，其間場面一度混亂，至4時30分左右，大部分民眾被勸離和平散去。有部分人表示會到附近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繼續集會，但由於受阻撓而未果。
昨日廣州的撐粵語行動據指在多個地點同時舉行，包括廣東省政府旁的中山紀念堂及廣州部分大學。有集會者稱，網上組織者已遭警方監控，今次集會靠各人網上自發聯絡。
明報記者 廣州報道
*****撐粵語北方人﹕7‧25話語霸權顯現時
文章日期：2010年8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上月初廣州市政協為迎接年底亞運而提交「建議廣州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報告，激發廣州市民多次上街遊行「撐粵語」，引起廣泛關注，昨日廣州、香港同步舉行的「省港齊撐粵大行動」亦召集了兩地合共逾千人參加。「世紀版」今明兩日刊載兩名撐粵語的外省人的看法，讓讀者更了解事件。
保護粵語的緣起
7月25日，在中國的歷史上會不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一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將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知道7月25日的「保護粵語」活動，至少是在十天以前了。朋友們聊天，談到為什麼要保護粵語時，我這個北方人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我聽不懂粵語，但是我知道它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雖然它現在不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曾經輝煌過；雖然北方人聽不懂，但是從朋友們的介紹中，我也知道了粵語有9個音調，比起普通話來，豐富多了，也好聽多了。
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諾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套用這句話後可以這麼說：全民的才是平等的。中國官員的強權思想主宰他們的一切思維，因此那位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的提案——亞運會今年11月要在廣州舉行，建議在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和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新聞播音，由粵語改為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為辦好廣州亞運會創造條件——就成了民眾反映如此強烈的主要原因之一了。這並不是我自己這麼說，而是網絡上的網民反應。我在網上看完這些留言跟帖後，只能用會心一笑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了。
此前，朋友們曾談了自己為什麼要參加保護粵語活動的想法，我個人的觀點是：雖然我是個北方人，不但不會說粵語，而且還聽不懂一個字的粵語；但是我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處於很艱難的境地了。不論是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還是從中國著名作家馮驥才對民族文化的發掘和保護上，都能看出這種趨勢。而那位用強權思維思考問題的政協委員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不但表示出了這種習慣性強權思維，也說明了某些政府官員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漠視及忽略。我們做不了更多，但是我們能從最實際最微小處手，保護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使它的多樣性體現出來。多元，在中國是一個晦澀的詞彙，它讓我們體會到了什麼是強權，即使是為了不服從強權，我也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廣州本地朋友說：粵語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保留了很多魏晉時期的風骨、古代白話文的修飾方法、訓詁學、音韻學、語法結構等等，讓這麼有文化底蘊的語言在某一時段被強行限制出現，這是對粵語的侮辱。且，粵語並沒有損害別的語言的發展，健康的語言環境的具體體現是各地方語言的平等對待。如果此次不保護粵語，下一次被強行限制的將會是什麼？我很擔憂！
阻警抓人 群情激昂
下午5點過幾分，我到達地鐵江南西站還沒有從A出口出來時，給朋友鄭創添打了電話，他說：「我現在正在被幾個便衣揪，想要拽我離開。很多圍觀的人都不讓他們把我帶走，都在推擠這些便衣，另一個朋友已經和便衣吵起來了，你快來！」我從A口上去時，看到很多人圍著幾個人在喊什麼，於是便想要進人群的中心找到我的朋友，但是我被保安和便衣阻攔了，理由是現在正在發生突發事件，不方便我進去。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個地方鑽了進去。進去後，看到穿著「言論無罪」字樣文化衫的鄭創添正被幾個便衣揪，和他說的一模一樣。由於擔心他被帶走，我擠進了人群中心，在便衣們的身後推，同時大喊：不能讓他們把人帶走！因為我擔心他一旦被帶走，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麼多人面前，便衣們是不敢把他怎麼樣的。聽到我的聲音，人群的聲音更大了，我聽不懂人群中的廣東話在喊什麼，但是我同他們一起舉起了拳頭，自己喊：抗議，抗議！
現場，人愈聚愈多，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5000人左右。
突然，我發現，在我周圍的人大部分是80後90後，他們年輕的臉龐上閃現唯有在這種場合中才會有的神采。而每當便衣們向人群邊緣移動一步，這些年輕人便將鄭創添推回人群中心，想要阻止他被帶走。那一刻，我真正被感動了。
朋友們在私下聊天時，曾對80後90後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自私，自我，不負責任，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一刻，這些評論全部被推翻了，連一點痕都沒有。一個網民在跟帖中寫道：……當我們要保衛粵語時，應該先有自我批判。批判之一是，我們自己忘記了很多東西，缺少真正來自底層的文化堅持。批判之二是，現在再也沒有能對大眾高喊一聲「頂硬上」的領導了。雖然這僅是一個人的觀點，但這也足夠說明什麼了。
也許是嗓子喊啞了、累了，也許是我被便衣強行拽離中心，我停止了抗議。但是轉眼，朋友就不見了。我急忙擠出人群，打了鄭創添的電話，看到他安全待在一個角落，被三名便衣看，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時，耳邊再次傳來民眾們的聲音，最為遺憾的是，我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我看見了他們伸出來中指的手勢和他們的方向。抬頭看去，江南西A出口旁邊一座大樓至少4層以上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名便衣和一名穿著警服的警察在用攝像機攝像。大家都用最為鄙夷的神情和手勢對這三位拍攝者，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這三位拍攝者卻一直堅持。後來朋友說，他們是帶任務的，雖然他們不像馬路對面穿便裝的拍攝者，由於看到大家對他們伸出中指抗議就躲開了，但是他們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的。我想，這不能怪這些民眾吧。
現在反思還來得及
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特定利益相關方的情下，公民權利的自我訴求與自發爭取的事件。可以看到，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自發性運動。因為，最初的所謂粵語風波，給最後實際參與的民眾並沒有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利益損害。民眾之所以在7.25這一天自發性（這也可以從現場的無組織性、準備工作明顯不足反映出來）進行民權的主動訴求與捍衛，正是他們內心一種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我想，朋友說出了我的觀點，要不為什麼那天的主體人群是80後90後呢？他們其實是沒有（或者很少）深厚的社會閱歷、敏銳的政治觀點、有目的的行動策略，但是他們在那一天，表現出了年輕人應該有的熱情。
如果說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還有過一些類似的場景的話，那只能說那些已經成為了悲情的歷史。而這些悲情的歷史，並沒有導致一些事物的質的改變。而這次是否將會有質的改變，則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拭目以待。
■田永德，內蒙古人，近年不斷參與維權活動，2007年成為「公民記者」，在各網站發布維權信息。09年曾被國家安全局關押4天，後以「監視居住半年」釋放。
[文／田永德 編輯／葉雨舟]
8/01/2010
替EILEEN送钱包
第二個錢包
文章日期：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好了，該說說第二個錢包的故事了。
宋以朗手裡的三個錢包，第一個給「曉云小姐」，陳子善找出了來歷，也送回了上海，內地報紙廣泛報道，電視台也做了專輯，劉曉云現身，是一位中年女士，有點富態，但很有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專業。 訪談裡她說，當陳子善把張愛玲的謝卡和錢包交到她手裡，她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體驗了久違的感動。這訪談可在YouTube找到，很動人。
第二個錢包，張愛玲想送給「斌」，謝卡上寫著﹕「路遠迢迢寄這麼個小錢包給個大音樂家，太可笑。請原諒我心目中永遠拿你當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給 un cle K.D.買個小皮夾就順便買個給你。祝 近好 愛玲」。
小皮夾黑色，皮感極好，不屬於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但廿多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內保存妥當，仍有亮澤；跟其他兩個或綠或杏的錢包一樣，充分反映了張小姐的戀物品味。
兩年前跟陳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見這錢包，但因注意力集中於曉云小姐那個包夾之上，誰都沒費心思推測「斌」 是誰，隱隱覺得留待他日再來解密，而這回，輪到止庵出招了。他把黑色皮夾掂在手裡，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麼，但沒說，直到我無意中從一堆紙條裡找出謝卡草稿，止庵才道，嗯，K.D.就是李開第，即張愛玲的姑丈，他以前長住在廣州，其後病逝；既然「斌」跟K.D.有關係，又是「大音樂家」，張愛玲在四十年代跟她見面時，她只有十一二歲，那麼，到了八十年代，應是五十歲以外，如果仍在廣州、仍玩音樂，必跟廣州樂團的人認識，這就是線索，我們可找廣州的老朋友問問……
如同偵探，向來愛讀推理小說的止庵找到了答案的所在方向，替張愛玲送回第二個錢包，有希望了。而在推理過程裡，又發生了小小趣事，明日再談。（送錢包．二）
××××××××××
又有一個公文袋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好了，應該談談我的小巧合了。
話說當天在宋以朗家裡，止庵看了看張愛玲給「斌」的錢包和謝卡，也沒說啥，話題就轉到別處，大概是關於《異鄉記》的手稿出版策略，大家興高采烈，好像要替張小姐辦喜事。宋先生大概是這樣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這樣的，談得愈有興頭，他便愈有意願從房間裡掏出更多的張愛玲寶物，一旦話不投機，匆匆看過例牌式的幾個東西，便送客了。
所以那天宋以朗又從房間找出一個大大的公文袋，解開繩子，把袋倒轉，跌出一大疊零零碎碎的紙張紙條，包括拆開了的白信封，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撕下來的報紙版面；正方形的memo紙；廢棄的稿紙邊緣……出處各異，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成為張愛玲的草稿平台，可見她昔年在美，隨時隨地想到什麼，隨手抓起一片半頁紙張，立即執筆寫下。
張愛玲非常環保？我暗暗認為，這或跟環保無關，而是她不願錯過任何於剎那間閃過腦海的意念，擔心善忘，急急透過書寫這種動作把它記牢。又，她是作家，對於紙張總有過敏性的憐惜，紙是親人也是朋友，人浮於世，至少在那年頭，紙張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邊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現在紙張之上：那天我隨手從那凌亂不堪的紙疊裡抽出一頁，是個信封，密密麻麻地寫了字，定神一看，末段竟然正是張愛玲寫給「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謝卡所寫有九成符合。對於寫字，張小姐確是認真嚴肅，連在謝卡上寫幾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寫，還再改動一次。
於是在我眼前桌上並排放著謝卡和信封，張愛玲的心思曾經在兩者之間流轉波動，它們展映了時間的痕跡，如同呈現一位動態的張愛玲。
兩年前帶陳子善往訪宋以朗，送回第一個錢包；兩年後帶止庵往訪宋以朗，找出其他錢包的主人。三個錢包都被解謎了。陳子善和止庵都很高興，但最高興的可能是我。我愛搗蛋，兩年前我曾對陳子善說「愛玲還是愛你的」，兩年後我乃特地跟止庵說「愛玲原來更愛的是我」。
止庵沒反應。我可不管，反正我討自己開心，就夠了。
（送錢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好了，該說說第二個錢包的故事了。
宋以朗手裡的三個錢包，第一個給「曉云小姐」，陳子善找出了來歷，也送回了上海，內地報紙廣泛報道，電視台也做了專輯，劉曉云現身，是一位中年女士，有點富態，但很有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專業。 訪談裡她說，當陳子善把張愛玲的謝卡和錢包交到她手裡，她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體驗了久違的感動。這訪談可在YouTube找到，很動人。
第二個錢包，張愛玲想送給「斌」，謝卡上寫著﹕「路遠迢迢寄這麼個小錢包給個大音樂家，太可笑。請原諒我心目中永遠拿你當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給 un cle K.D.買個小皮夾就順便買個給你。祝 近好 愛玲」。
小皮夾黑色，皮感極好，不屬於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但廿多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內保存妥當，仍有亮澤；跟其他兩個或綠或杏的錢包一樣，充分反映了張小姐的戀物品味。
兩年前跟陳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見這錢包，但因注意力集中於曉云小姐那個包夾之上，誰都沒費心思推測「斌」 是誰，隱隱覺得留待他日再來解密，而這回，輪到止庵出招了。他把黑色皮夾掂在手裡，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麼，但沒說，直到我無意中從一堆紙條裡找出謝卡草稿，止庵才道，嗯，K.D.就是李開第，即張愛玲的姑丈，他以前長住在廣州，其後病逝；既然「斌」跟K.D.有關係，又是「大音樂家」，張愛玲在四十年代跟她見面時，她只有十一二歲，那麼，到了八十年代，應是五十歲以外，如果仍在廣州、仍玩音樂，必跟廣州樂團的人認識，這就是線索，我們可找廣州的老朋友問問……
如同偵探，向來愛讀推理小說的止庵找到了答案的所在方向，替張愛玲送回第二個錢包，有希望了。而在推理過程裡，又發生了小小趣事，明日再談。（送錢包．二）
××××××××××
又有一個公文袋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好了，應該談談我的小巧合了。
話說當天在宋以朗家裡，止庵看了看張愛玲給「斌」的錢包和謝卡，也沒說啥，話題就轉到別處，大概是關於《異鄉記》的手稿出版策略，大家興高采烈，好像要替張小姐辦喜事。宋先生大概是這樣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這樣的，談得愈有興頭，他便愈有意願從房間裡掏出更多的張愛玲寶物，一旦話不投機，匆匆看過例牌式的幾個東西，便送客了。
所以那天宋以朗又從房間找出一個大大的公文袋，解開繩子，把袋倒轉，跌出一大疊零零碎碎的紙張紙條，包括拆開了的白信封，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撕下來的報紙版面；正方形的memo紙；廢棄的稿紙邊緣……出處各異，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成為張愛玲的草稿平台，可見她昔年在美，隨時隨地想到什麼，隨手抓起一片半頁紙張，立即執筆寫下。
張愛玲非常環保？我暗暗認為，這或跟環保無關，而是她不願錯過任何於剎那間閃過腦海的意念，擔心善忘，急急透過書寫這種動作把它記牢。又，她是作家，對於紙張總有過敏性的憐惜，紙是親人也是朋友，人浮於世，至少在那年頭，紙張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邊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現在紙張之上：那天我隨手從那凌亂不堪的紙疊裡抽出一頁，是個信封，密密麻麻地寫了字，定神一看，末段竟然正是張愛玲寫給「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謝卡所寫有九成符合。對於寫字，張小姐確是認真嚴肅，連在謝卡上寫幾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寫，還再改動一次。
於是在我眼前桌上並排放著謝卡和信封，張愛玲的心思曾經在兩者之間流轉波動，它們展映了時間的痕跡，如同呈現一位動態的張愛玲。
兩年前帶陳子善往訪宋以朗，送回第一個錢包；兩年後帶止庵往訪宋以朗，找出其他錢包的主人。三個錢包都被解謎了。陳子善和止庵都很高興，但最高興的可能是我。我愛搗蛋，兩年前我曾對陳子善說「愛玲還是愛你的」，兩年後我乃特地跟止庵說「愛玲原來更愛的是我」。
止庵沒反應。我可不管，反正我討自己開心，就夠了。
（送錢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馮驥才转向
教育領導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邀我去主持馮驥才的講座，說主題是關於「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我一聽，立即答應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十分關心「文化遺產」的保護及開發，總是擔心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旅遊開發，罔顧文化傳承的意義，一心只想利用「遺產」來賺錢，發揮「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無限創意。最典型的例子是，拆了明清古建築，用鋼筋混凝土重建一批假古董，發展成酒吧餐廳與商場結合的消費娛樂區，或是隨便亂改傳唱了幾百年的曲調，配上西方的流行音樂，還自詡為創新發展了民族傳統。另一個讓我爽快答應的原因，是可以見到老朋友馮驥才。
認識大馮，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那年他和張賢亮一起，受邀到愛荷華，作為國際作家工作坊的中國代表，到紐約訪問期間，我全程參與接待，帶著他們逛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園、時代廣場、華爾街一帶。自由神像去了沒有，不記得了，好像只乘坐渡輪，在紐約港繞了一圈，遙遙瞻仰了一番。倒是記得他們對四十二街「資本主義的墮落荒淫」最感興趣，津津樂道了好幾天，大概也算是一種思想解放吧。兩位談鋒都健，而且配合無間，趣味橫生，有點唱雙簧的意味，讓人想到天津人說相聲的相互捧哏。大馮高大魁梧，賢亮乾瘦偏矮，站在一道，形成有趣的對照，說起話來聲容並茂，極為戲劇化，比侯林跟郭儒站在一塊兒還讓人開心。大馮說話，發音標準，但是不知怎的，隱隱約約就是有點天津味，總讓我想起「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句不太恭維、而且政治完全不正確的老話，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
前三四年，蘇州請貝聿銘 設計蘇州博物館，要拆掉拙政園西南角的一塊老社區，其中有些清代老房子，惹起不少爭論，最後還在中央電視台有個辯論。我赫然發現，代表文物保護方面發言，反對拆除老宅的，就是馮驥才。他並不質疑貝聿銘在建築藝術方面的創意，不過，卻依然針鋒相對，強調老房子與老社區的文化意義，有血有肉，其中一代代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就是實實在在的人文傳統，遠遠超過一座現代建築的孤立的藝術性。我也就發現，他關心文化遺產，關心人文精神，關心實實在在的人類生存經歷，是如此執著，如此誠摯，如此真情流露。原來，我認識的小說家馮驥才，只是他的一個側面，而且是與本人有著相當距離的側面。
幾十年沒見了，見了面，居然一點隔閡都沒有，互相搶著說，怎都轉了方向，都轉到一塊兒，致力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去了。講著講著，他說了近年有了新的體會，有了新的工作方向，是從過去知識分子的呼籲與批評，轉到實際的參與，自己投身進去，保護古村落，協助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他還說，當務之急是教育，不但是教育自己，教育群，更重要的是教育領導。中國的具體環境很清楚，當官的有權，他們下令比我們空講有用得多。教育好一個村長，讓他清楚認識文化遺產的意義，就救了一個村，保證了村裏的文化傳承。教育好一個縣委書記，就救了一個縣。所以，不能只是批評，還得多下點功夫，去教育領導。
我說，這方法倒是實際，可以把魔鬼變成天使。不過，我也真是佩服大馮，有如此的菩薩心腸，肯花精神去教育高高在上的領導。
作者為學者．詩人，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鄭培凱]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邀我去主持馮驥才的講座，說主題是關於「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我一聽，立即答應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十分關心「文化遺產」的保護及開發，總是擔心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旅遊開發，罔顧文化傳承的意義，一心只想利用「遺產」來賺錢，發揮「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無限創意。最典型的例子是，拆了明清古建築，用鋼筋混凝土重建一批假古董，發展成酒吧餐廳與商場結合的消費娛樂區，或是隨便亂改傳唱了幾百年的曲調，配上西方的流行音樂，還自詡為創新發展了民族傳統。另一個讓我爽快答應的原因，是可以見到老朋友馮驥才。
認識大馮，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那年他和張賢亮一起，受邀到愛荷華，作為國際作家工作坊的中國代表，到紐約訪問期間，我全程參與接待，帶著他們逛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園、時代廣場、華爾街一帶。自由神像去了沒有，不記得了，好像只乘坐渡輪，在紐約港繞了一圈，遙遙瞻仰了一番。倒是記得他們對四十二街「資本主義的墮落荒淫」最感興趣，津津樂道了好幾天，大概也算是一種思想解放吧。兩位談鋒都健，而且配合無間，趣味橫生，有點唱雙簧的意味，讓人想到天津人說相聲的相互捧哏。大馮高大魁梧，賢亮乾瘦偏矮，站在一道，形成有趣的對照，說起話來聲容並茂，極為戲劇化，比侯林跟郭儒站在一塊兒還讓人開心。大馮說話，發音標準，但是不知怎的，隱隱約約就是有點天津味，總讓我想起「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句不太恭維、而且政治完全不正確的老話，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
前三四年，蘇州請貝聿銘 設計蘇州博物館，要拆掉拙政園西南角的一塊老社區，其中有些清代老房子，惹起不少爭論，最後還在中央電視台有個辯論。我赫然發現，代表文物保護方面發言，反對拆除老宅的，就是馮驥才。他並不質疑貝聿銘在建築藝術方面的創意，不過，卻依然針鋒相對，強調老房子與老社區的文化意義，有血有肉，其中一代代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就是實實在在的人文傳統，遠遠超過一座現代建築的孤立的藝術性。我也就發現，他關心文化遺產，關心人文精神，關心實實在在的人類生存經歷，是如此執著，如此誠摯，如此真情流露。原來，我認識的小說家馮驥才，只是他的一個側面，而且是與本人有著相當距離的側面。
幾十年沒見了，見了面，居然一點隔閡都沒有，互相搶著說，怎都轉了方向，都轉到一塊兒，致力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去了。講著講著，他說了近年有了新的體會，有了新的工作方向，是從過去知識分子的呼籲與批評，轉到實際的參與，自己投身進去，保護古村落，協助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他還說，當務之急是教育，不但是教育自己，教育群，更重要的是教育領導。中國的具體環境很清楚，當官的有權，他們下令比我們空講有用得多。教育好一個村長，讓他清楚認識文化遺產的意義，就救了一個村，保證了村裏的文化傳承。教育好一個縣委書記，就救了一個縣。所以，不能只是批評，還得多下點功夫，去教育領導。
我說，這方法倒是實際，可以把魔鬼變成天使。不過，我也真是佩服大馮，有如此的菩薩心腸，肯花精神去教育高高在上的領導。
作者為學者．詩人，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鄭培凱]
7/29/2010
吳康民﹕廣州撐粵語的風波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9日
【明報專訊】廣州有一位政協委員，建議廣州電視台的粵語新聞廣播，應改為普通話，特別是適應今年廣州舉行亞運會，各地來客雲集，方便他們聽取新聞云云。
這個建議是否已變成行政命令，並已執行，我沒有收聽廣州台的廣播，不知詳情。但此事似乎掀起軒然大波，日前廣州竟有2000人上街遊行，為撐粵語張目。
問題似乎並非只是國粵語之爭，而是反映了若干地方情緒，如果不妥善解決，不免會影響社會和諧。
解放初期，由毛澤東發動，陶鑄執行，掀起歷時數年的反地方主義運動。原在廣東進行游擊戰爭，迎接南下幹部解放廣東的領導幹部，大多受到運動波及，或處分，或外調，或降級使用。廣東籍的高級幹部，如方方（時任華南分局書記）、馮白駒（海南區黨委書記）以至尹林平（不是廣東人，但長期在廣東打游擊，任東縱政委），曾生（東縱總隊長）等人，都受到牽連。由北京調來廣東的葉劍英，也不可身免，雖未被處分，但也調離廣東。
老鄉情意結應予理解
廣東幹部有點地方情緒，也可說是「地方主義」，這是事實存在的。其實任何地方都有一些老鄉情意結。毛澤東曾經指出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要互相學習，說本地幹部有熟悉情的長處，外來幹部又有比較廣闊的視野。這種平實的論述，並未為許多幹部所掌握。因此廣東在陶鑄的領導下，反地方主義是有擴大化之嫌。一時地方幹部抬不起頭，而南下幹部，成為響噹噹的牌子，這種情意結至今尚有餘波。例如近幾任廣東黨政第一把手，如李長春、張德江、汪洋，都是外地派來，政績如何，我們身在域外，不好評論。但示威群眾為什麼要高舉向「汪洋老師」進言的牌子，也許就是反映廣州市民對外來領導幹部的看法。
普通話與粵語應該共存
這一次所謂粵語風波，其實也並不存在推廣普通話、廢除粵語的問題。廣州老早有普通話廣播和粵語廣播並存，全國要推廣普通話，是應有之義。香港並無強迫推廣普通話，但人人都想學好普通話，因為有商業和溝通的需要。廣州處於內地，普通話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地方方言和地方文化，是祖國的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絕對消滅不了的。有的反共成性的文人，危言聳聽地說此舉便是要消滅南粵文化，完全是胡說八道。
推廣普通話和保護方言並不矛盾。新中國立國以來，不僅並不排斥方言，還極力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成為貫徹民族和諧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不僅粵語仍然流行，其他閩語、潮語、滬語也都是地方流行方言。我曾說粵語是中國的第一方言，其普及程度及影響力超越閩語和滬語。原因是有港澳和廣大的粵籍華僑，同時粵語流行曲和粵語電影源流久長，而且「入侵」全國，如何可以消滅得了？
不應再搞撐粵語運動
其實廣州市政協委員的這個提議只是個小風波，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我擔心如果挑起一種地方情緒，便會影響團結。我們衷誠希望，廣東人民應該以大局為重，不要再搞什麼撐粵語的運動。當局也應該加以疏導，切不可小事化大。廣州的亞洲運動會舉行在即，廣東人民和廣州人民，應該向亞洲人民和全國人民，顯示出南粵民眾待客以誠、守禮、守紀的好風氣﹗
電郵﹕hmng@puikiu.edu.hk
【明報專訊】廣州有一位政協委員，建議廣州電視台的粵語新聞廣播，應改為普通話，特別是適應今年廣州舉行亞運會，各地來客雲集，方便他們聽取新聞云云。
這個建議是否已變成行政命令，並已執行，我沒有收聽廣州台的廣播，不知詳情。但此事似乎掀起軒然大波，日前廣州竟有2000人上街遊行，為撐粵語張目。
問題似乎並非只是國粵語之爭，而是反映了若干地方情緒，如果不妥善解決，不免會影響社會和諧。
解放初期，由毛澤東發動，陶鑄執行，掀起歷時數年的反地方主義運動。原在廣東進行游擊戰爭，迎接南下幹部解放廣東的領導幹部，大多受到運動波及，或處分，或外調，或降級使用。廣東籍的高級幹部，如方方（時任華南分局書記）、馮白駒（海南區黨委書記）以至尹林平（不是廣東人，但長期在廣東打游擊，任東縱政委），曾生（東縱總隊長）等人，都受到牽連。由北京調來廣東的葉劍英，也不可身免，雖未被處分，但也調離廣東。
老鄉情意結應予理解
廣東幹部有點地方情緒，也可說是「地方主義」，這是事實存在的。其實任何地方都有一些老鄉情意結。毛澤東曾經指出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要互相學習，說本地幹部有熟悉情的長處，外來幹部又有比較廣闊的視野。這種平實的論述，並未為許多幹部所掌握。因此廣東在陶鑄的領導下，反地方主義是有擴大化之嫌。一時地方幹部抬不起頭，而南下幹部，成為響噹噹的牌子，這種情意結至今尚有餘波。例如近幾任廣東黨政第一把手，如李長春、張德江、汪洋，都是外地派來，政績如何，我們身在域外，不好評論。但示威群眾為什麼要高舉向「汪洋老師」進言的牌子，也許就是反映廣州市民對外來領導幹部的看法。
普通話與粵語應該共存
這一次所謂粵語風波，其實也並不存在推廣普通話、廢除粵語的問題。廣州老早有普通話廣播和粵語廣播並存，全國要推廣普通話，是應有之義。香港並無強迫推廣普通話，但人人都想學好普通話，因為有商業和溝通的需要。廣州處於內地，普通話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地方方言和地方文化，是祖國的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絕對消滅不了的。有的反共成性的文人，危言聳聽地說此舉便是要消滅南粵文化，完全是胡說八道。
推廣普通話和保護方言並不矛盾。新中國立國以來，不僅並不排斥方言，還極力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成為貫徹民族和諧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不僅粵語仍然流行，其他閩語、潮語、滬語也都是地方流行方言。我曾說粵語是中國的第一方言，其普及程度及影響力超越閩語和滬語。原因是有港澳和廣大的粵籍華僑，同時粵語流行曲和粵語電影源流久長，而且「入侵」全國，如何可以消滅得了？
不應再搞撐粵語運動
其實廣州市政協委員的這個提議只是個小風波，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我擔心如果挑起一種地方情緒，便會影響團結。我們衷誠希望，廣東人民應該以大局為重，不要再搞什麼撐粵語的運動。當局也應該加以疏導，切不可小事化大。廣州的亞洲運動會舉行在即，廣東人民和廣州人民，應該向亞洲人民和全國人民，顯示出南粵民眾待客以誠、守禮、守紀的好風氣﹗
電郵﹕hmng@puikiu.edu.hk
7/28/2010
陳子善來港
質樸的快樂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來了香港書展，講的雖不是張愛玲而是《海上花列傳》，但亦間接跟張小姐有關，因為書裡人物有她的家人影子，她亦愛它，又曾把它譯成白話，陳教授為了「經典3.0」系列演講而特選此書，其實是把私心夾藏在選題裡，讓我們隔了一層陪他一起懷念張愛玲。不愧是「張愛玲的男朋友」。
「經典3.0」是台灣出版家郝明義的好主意，找不同的學者和作家，各選一書，在不同的城市演講解讀，然後把講稿出書，並加漫畫圖像，再加照片表格，又加原著選讀，彩色精印，燦爛繽紛，目的卻非常清楚單一：希望重新發掘中外經典的閱讀趣味，讓更多年輕人願意back to basics。
這系列演講去年於香港書展起步，其後縱橫遊走於兩岸三地城市，並已出書十冊，成為華人出版界盛事。今年是第二階段了，或因演講時段選擇得較為冷門，聽眾不如預期踴躍，然而來者皆為熟門熟路的有心人，所以聽得非常投入。陳子善教授那場，我去遲了，站在演講廳後排遠去，看他坐在台上說得起勁甚至搖頭擺腦，台下觀眾無不聽得凝神貫注，顯有所得，跟韓寒 演講的熱鬧歡騰是徹徹底底的兩碼子事兒。各有各的好，互不相屬，正是文化迷宮的多元旨趣。
陳子善來港三天，我沒得及跟他好好聊，然而輾轉聽朋友提及，他開心極了，因為他終於取得了一頁張愛玲信函，字數比那張年初被拍賣的還多；總算如願，我可以想像他在坐飛機回上海的航程上是如何眉開眼笑。我向來喜歡看見陳教授，喜歡他那種單純心性，只要求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半頁出土文章，可以開心上好久好久，單純質樸的快樂是何等難得。所以啊我曾經戲稱他做「中國文學界最快樂的男人」，他又笑笑，笑得像傳說中的老頑童。
另一位張愛玲研究者止庵也來了香港書展，演講談的是「中國文學大師在香港」，當然也談及張小姐，說時亦是情深款款，儘管已經不像去年一樣在讀到張小姐的文章時眼紅哽咽。兩個月前其實止庵也來過，我陪他去了宋以朗家，還意外地又替張愛玲的另一個銀包禮物找出了原主來源。此事有趣，明天細述。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來了香港書展，講的雖不是張愛玲而是《海上花列傳》，但亦間接跟張小姐有關，因為書裡人物有她的家人影子，她亦愛它，又曾把它譯成白話，陳教授為了「經典3.0」系列演講而特選此書，其實是把私心夾藏在選題裡，讓我們隔了一層陪他一起懷念張愛玲。不愧是「張愛玲的男朋友」。
「經典3.0」是台灣出版家郝明義的好主意，找不同的學者和作家，各選一書，在不同的城市演講解讀，然後把講稿出書，並加漫畫圖像，再加照片表格，又加原著選讀，彩色精印，燦爛繽紛，目的卻非常清楚單一：希望重新發掘中外經典的閱讀趣味，讓更多年輕人願意back to basics。
這系列演講去年於香港書展起步，其後縱橫遊走於兩岸三地城市，並已出書十冊，成為華人出版界盛事。今年是第二階段了，或因演講時段選擇得較為冷門，聽眾不如預期踴躍，然而來者皆為熟門熟路的有心人，所以聽得非常投入。陳子善教授那場，我去遲了，站在演講廳後排遠去，看他坐在台上說得起勁甚至搖頭擺腦，台下觀眾無不聽得凝神貫注，顯有所得，跟韓寒 演講的熱鬧歡騰是徹徹底底的兩碼子事兒。各有各的好，互不相屬，正是文化迷宮的多元旨趣。
陳子善來港三天，我沒得及跟他好好聊，然而輾轉聽朋友提及，他開心極了，因為他終於取得了一頁張愛玲信函，字數比那張年初被拍賣的還多；總算如願，我可以想像他在坐飛機回上海的航程上是如何眉開眼笑。我向來喜歡看見陳教授，喜歡他那種單純心性，只要求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半頁出土文章，可以開心上好久好久，單純質樸的快樂是何等難得。所以啊我曾經戲稱他做「中國文學界最快樂的男人」，他又笑笑，笑得像傳說中的老頑童。
另一位張愛玲研究者止庵也來了香港書展，演講談的是「中國文學大師在香港」，當然也談及張小姐，說時亦是情深款款，儘管已經不像去年一樣在讀到張小姐的文章時眼紅哽咽。兩個月前其實止庵也來過，我陪他去了宋以朗家，還意外地又替張愛玲的另一個銀包禮物找出了原主來源。此事有趣，明天細述。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韩寒出现在香港书展
韓寒現象﹕韓寒：粵語很有趣
誠實的既得利益者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現時在廣州的粵語保衛運動風風火火。
韓寒坦言喜歡聽粵語，還會唱粵語歌……在他看來，粵語是有趣的語種。看電視、電影有時會感覺普通話「作為台詞很差」，感染力沒有粵語強，也沒有粵語自然。”
記者：如果你是記者，我是韓寒，你會想問韓寒什麼問題？
韓寒：我會想問他，你結婚了嗎？（大笑）
眼前的韓寒戴黑框眼鏡，身著素淨白色襯衣。言談自在，有幽默感又不失真誠，既無架勢也不隱晦。
香港書展有青年作家、賽車手韓寒到此一遊，的確熱鬧了很多。
「一個出過那麼多好電影的城市，一定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而且它對文化那麼的寬容。事實上我感謝這座城市，它保護和庇護了很多華人，尤其來自內地的文化人或者作家。」此番對香港文化的肯定得到現場熱烈的掌聲。
盛名下的韓寒很自省，知道領袖可以「一朝春風得意，一朝身敗名裂」 。以為他因不滿現狀想移民他國，但他「更希望留在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亭東村十三組」。以為他喜歡「翻牆」、四處看，但他更願意留在「牆內」靜觀社會千奇百怪。被冠以「公共知識分子」、「青年意見領袖」、「當代魯迅」等各種封號的韓寒，首先是個文藝青年。他說：「我很討厭政治，但我很熱愛文藝。只是我更不喜歡我所熱愛的文藝被我所討厭的政治所妨礙。」
不妄自稱作家
韓寒在書展兩次現身都儼然明星登場。他一躍跳上桌子，甩甩頭髮，自然面對長槍短炮，表現很強的舞台感。記者會上，女記者坦言是忠誠粉絲，誇他帥，甚至失魂丟了採訪筆記本；讀者見面會，女聽眾遞紙條留電話示愛。「本來我就喜歡帥哥，何是才子。」粉絲見他內心如小鹿亂撞。但有多少粉絲讀讀過他的文學作品？
韓寒深知讀者和粉絲的區別。閒談間，他說，「粉絲是比較盲從、沒腦子的概念，但我相信我的讀者是聰明的。起碼我進場的時候聽到的聲音是『哦！』而不是『啊﹗﹗』」這時他做出一個尖叫狀，笑得很樂。
2000年，韓寒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三重門》，銷量已達三百萬冊，十年間出版不少銷量過百萬的小說和文集，最新主編的《獨唱團》八十六萬冊被搶購一空。港版雜文集《飄移中國》、小說《他的國》在今年書展面世。他說，很少稱自己是作家，多以「作者」自居。作家二字，在他心中一直很「神聖」。「我不會輕易稱自己是個作家，作家的門檻，對我來說是很高的。」他調侃道，在內地，作家這個名稱已不那麼神聖。「作家被豢養了六十年以後，本身應該是藏獒，結果被變成了金毛，這是不能接受的事。」重翻《三重門》，他認為「挺傻」，但又立即辯解說「畢竟是十六歲寫的，可以容忍。」
文藝青年韓寒，首先是誠實的青年。他說，「作為一個能盡量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我也很高興。」有些敏感政治問題他不便回答，會告訴你，他害怕回不了家，或者講故事來隱喻。他倒一點不忌諱對女色之愛好，大談喜歡台妹，甚至可將他簡化為——性別：男；愛好：女。
韓寒因敢於針砭時弊而大受歡迎。但在言論自由的香港，他稱反而「沒有什麼話好說」，因為「事實上就像男性的一種欲望，就是有些人比如說半推半就的時候你反而覺得更想上人家，人家如果真的一捋頭『來吧！』，可能就沒有那麼的衝動了。但事還是要辦的。」
韓寒的博客點擊總量全球最高，累積超過四億瀏覽量。博客上分享的歌曲有近半是香港粵語歌曲——許冠傑、張國榮 、楊千嬅、李克勤的歌。韓寒坦言喜歡聽粵語，還會去唱粵語歌，「但有廣東人在的時候，從來不唱。」 他目光輕掃了下四周，又笑起來。
Beyond、林夕、黃耀明
韓寒還記得上初一時開始接觸流行音樂。當時跑步破了校紀錄，老師獎勵二十元，「怕同學揮霍驕縱」，所以讓班長買了兩盤磁帶——張信哲、范曉萱，一盤九塊八，只剩下四毛錢。「很自然往前聽一段，往後聽一段。」而最初聽的香港粵語歌曲是從樂隊Beyond開始，因為聽不懂粵語，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聽」。後來，陳百強、黃耀明、張國榮，以及四大天王等歌聲漸漸從香江傳到了黃浦江。他強調，對歌詞要求很高，林夕是他欣賞的詞人。雖說「林夕水準飄忽」，但因印象非常深，一見好詞，第一時間就會想到是否林夕寫的。
在韓寒看來，粵語是有趣的語種。看電視、電影有時會感覺普通話「作為台詞很差」，感染力沒有粵語強，也沒有粵語自然。「我不會說粵語，也不會聽粵語，不是因為在廣東就說粵語的好話。」他舉例並演繹道：「比如台詞說『相信我』，英語說trust me ，用粵語說也沒問題。換成普通話『相信我』時都顯得奇怪。」此時他變換了幾種語調，示範普通話版的「相信我」。
文藝青年離不開電影。「某些在內地永世不會有正版碟的電影」，他只好「被迫」去買盜版。但絕不會在網絡上看，「假設片子拍得很好，在視頻網站上看，覺得吃虧了。」雖說喜歡香港電影，但他不願羅列，認為「太多了，若說漏了，是對沒被說到的不公平」。他更欣賞早期的港產片——香港在「自己玩」的時候水準明顯比現在跟內地合作以後要高一些。
聽說韓寒過兩三個月又再來了，「因重要私事」 。在各媒體的文化版、娛樂版、中國版等留下一堆金句和燦爛笑容後，他來去如風，「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文／陳伊敏 攝／Chaucer K.C Wong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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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Response﹕作家說……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著名作家、文化人馬家輝稱韓寒為「二十一世紀新形態人氣作家」，將他作為「現象」來解讀。他說，韓寒身上匯聚各種流行元素——衣著打扮清新年輕、文字直率有趣，「內地有不少重火力批判社會的作家，但很少那麼詼諧有趣的。」同時，他善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作為發布平台，而且還是賽車手。馬家輝與韓寒交談時，感覺他說話的內容和語氣談吐都有超於年齡的穩重和成熟。
下「黑色暴雨」的夜晚，近兩千人湧進了韓寒的讀者交流會。觀眾中出現了知名作家和文化人：小思老師、廖偉棠、潘國靈……連向來深居簡出的旅港台灣作家黃寶蓮，亦冒傾盆大雨趕來，邊聽邊作筆記。
黃寶蓮：他沒有大中華心態
黃寶蓮坦言，不是韓寒粉絲，亦不大了解韓寒背景，只是想知道新一代內地年輕人的怎麼想。聽罷，她說，韓寒有自覺、獨立而清醒的思想，超越於政治意識、教條之外，是一個沒有受到環境污染的健康明朗的心靈，這是讓人非常欣喜。「知道內地一定不會只有一個韓寒，那就是中國的希望。」
「他對不同文化具有包容、理解與欣賞的態度，不像一些人以中國大陸正統自居，把香港台灣當地方邊陲」，她說，當韓寒被問到移民問題時，他說自己不會移民，因為戀自己的故土，「我喜歡他用故土，一個人生長的土地家園，而非愛國、愛民族那種空洞的字眼，政治性的說辭」。
廖偉棠：和魯迅並論不確切
廖偉棠認為韓寒 「很聰明，拿很到位，沒有過分張揚和嘩眾取寵，沉得住住氣」。現場所見，韓寒讀者不乏香港八十後、九十後，也許是被韓寒那種不願跟主流意見同謀的姿態所吸引。
他將韓寒看作「現象」，認為他善於用年輕人的邏輯去跟他們對話，保持讀者的尊嚴，不是單純前輩式的意見領袖型。 「他的博客相當好，保持與主流不合作的立場。文章常常呼喚理性與反思，但一些追隨他的人卻缺乏理性。」他說，博客大量的留言都是「坐沙發」，以露一面為榮。
很多人將韓寒與魯迅相提並論，廖偉棠認為是不確切的說法，若以文學的角度去期待韓寒，則 「評價不是很高」，好多年前看過他的小說，比較膚淺。」 目前，他對韓寒仍持「觀望」態度。
潘國靈：舊酒新瓶的幽默感
潘國靈對韓寒這次言談很「收貨」，從中看出他是一位幽默青年偶像，是站在舞台上收放自如、懂得面對觀眾的作家。但他指出，Q&A 形式局限了內容，並沒有什麼火花，「我主要是看他的應對，帶有黑色幽默的風采。」
「韓寒能認識到香港拯救了很多破碎的文化，不僅是產生流行文化，還保護了文人」，潘國靈認為，這雖也不是新觀點，但出自韓寒之口，確實有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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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兩種人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得罪韓寒是很嚴重的事。」來書展開講的台灣名嘴陳文茜評價韓寒：「他是可愛的孩子，又是賽車選手，充滿了傳奇，但是我不喜歡他講『上海世博是用錢堆出來的』，這顯示出他的膚淺。這話被西方媒體拿來討論世博會。」她認為「世博有很多韓寒賽車選手先生不了解的地方」 。
她勸告韓寒說：「他敢講，他是很多人眼中的英雄，所以他要珍惜他的話語權，他不再是一個憑快感衝刺的人，影響力這麼大，應該珍惜中國網民對他的崇拜。」此話當時在記者聽來只是無惡意的忠告，怎料一語激起千層浪，陳文茜瞬間淹沒在「挺韓」的炮轟中。韓寒後來輕鬆一笑：「不和女生爭辯。」
著名博客周筱贇發表《是韓寒無知，還是陳文茜無知？》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文中指出，上海本地的所有媒體，對於世博會，全部都是正面宣傳。媒體的天職之一，應當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權力的擴張。上海的媒體沒有這樣做，韓寒這樣做了，陳文茜有什麼好說的呢？
不過，也有人回應說：人生選擇又何止韓寒和陳文茜兩種呢？
誠實的既得利益者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現時在廣州的粵語保衛運動風風火火。
韓寒坦言喜歡聽粵語，還會唱粵語歌……在他看來，粵語是有趣的語種。看電視、電影有時會感覺普通話「作為台詞很差」，感染力沒有粵語強，也沒有粵語自然。”
記者：如果你是記者，我是韓寒，你會想問韓寒什麼問題？
韓寒：我會想問他，你結婚了嗎？（大笑）
眼前的韓寒戴黑框眼鏡，身著素淨白色襯衣。言談自在，有幽默感又不失真誠，既無架勢也不隱晦。
香港書展有青年作家、賽車手韓寒到此一遊，的確熱鬧了很多。
「一個出過那麼多好電影的城市，一定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而且它對文化那麼的寬容。事實上我感謝這座城市，它保護和庇護了很多華人，尤其來自內地的文化人或者作家。」此番對香港文化的肯定得到現場熱烈的掌聲。
盛名下的韓寒很自省，知道領袖可以「一朝春風得意，一朝身敗名裂」 。以為他因不滿現狀想移民他國，但他「更希望留在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亭東村十三組」。以為他喜歡「翻牆」、四處看，但他更願意留在「牆內」靜觀社會千奇百怪。被冠以「公共知識分子」、「青年意見領袖」、「當代魯迅」等各種封號的韓寒，首先是個文藝青年。他說：「我很討厭政治，但我很熱愛文藝。只是我更不喜歡我所熱愛的文藝被我所討厭的政治所妨礙。」
不妄自稱作家
韓寒在書展兩次現身都儼然明星登場。他一躍跳上桌子，甩甩頭髮，自然面對長槍短炮，表現很強的舞台感。記者會上，女記者坦言是忠誠粉絲，誇他帥，甚至失魂丟了採訪筆記本；讀者見面會，女聽眾遞紙條留電話示愛。「本來我就喜歡帥哥，何是才子。」粉絲見他內心如小鹿亂撞。但有多少粉絲讀讀過他的文學作品？
韓寒深知讀者和粉絲的區別。閒談間，他說，「粉絲是比較盲從、沒腦子的概念，但我相信我的讀者是聰明的。起碼我進場的時候聽到的聲音是『哦！』而不是『啊﹗﹗』」這時他做出一個尖叫狀，笑得很樂。
2000年，韓寒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三重門》，銷量已達三百萬冊，十年間出版不少銷量過百萬的小說和文集，最新主編的《獨唱團》八十六萬冊被搶購一空。港版雜文集《飄移中國》、小說《他的國》在今年書展面世。他說，很少稱自己是作家，多以「作者」自居。作家二字，在他心中一直很「神聖」。「我不會輕易稱自己是個作家，作家的門檻，對我來說是很高的。」他調侃道，在內地，作家這個名稱已不那麼神聖。「作家被豢養了六十年以後，本身應該是藏獒，結果被變成了金毛，這是不能接受的事。」重翻《三重門》，他認為「挺傻」，但又立即辯解說「畢竟是十六歲寫的，可以容忍。」
文藝青年韓寒，首先是誠實的青年。他說，「作為一個能盡量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我也很高興。」有些敏感政治問題他不便回答，會告訴你，他害怕回不了家，或者講故事來隱喻。他倒一點不忌諱對女色之愛好，大談喜歡台妹，甚至可將他簡化為——性別：男；愛好：女。
韓寒因敢於針砭時弊而大受歡迎。但在言論自由的香港，他稱反而「沒有什麼話好說」，因為「事實上就像男性的一種欲望，就是有些人比如說半推半就的時候你反而覺得更想上人家，人家如果真的一捋頭『來吧！』，可能就沒有那麼的衝動了。但事還是要辦的。」
韓寒的博客點擊總量全球最高，累積超過四億瀏覽量。博客上分享的歌曲有近半是香港粵語歌曲——許冠傑、張國榮 、楊千嬅、李克勤的歌。韓寒坦言喜歡聽粵語，還會去唱粵語歌，「但有廣東人在的時候，從來不唱。」 他目光輕掃了下四周，又笑起來。
Beyond、林夕、黃耀明
韓寒還記得上初一時開始接觸流行音樂。當時跑步破了校紀錄，老師獎勵二十元，「怕同學揮霍驕縱」，所以讓班長買了兩盤磁帶——張信哲、范曉萱，一盤九塊八，只剩下四毛錢。「很自然往前聽一段，往後聽一段。」而最初聽的香港粵語歌曲是從樂隊Beyond開始，因為聽不懂粵語，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聽」。後來，陳百強、黃耀明、張國榮，以及四大天王等歌聲漸漸從香江傳到了黃浦江。他強調，對歌詞要求很高，林夕是他欣賞的詞人。雖說「林夕水準飄忽」，但因印象非常深，一見好詞，第一時間就會想到是否林夕寫的。
在韓寒看來，粵語是有趣的語種。看電視、電影有時會感覺普通話「作為台詞很差」，感染力沒有粵語強，也沒有粵語自然。「我不會說粵語，也不會聽粵語，不是因為在廣東就說粵語的好話。」他舉例並演繹道：「比如台詞說『相信我』，英語說trust me ，用粵語說也沒問題。換成普通話『相信我』時都顯得奇怪。」此時他變換了幾種語調，示範普通話版的「相信我」。
文藝青年離不開電影。「某些在內地永世不會有正版碟的電影」，他只好「被迫」去買盜版。但絕不會在網絡上看，「假設片子拍得很好，在視頻網站上看，覺得吃虧了。」雖說喜歡香港電影，但他不願羅列，認為「太多了，若說漏了，是對沒被說到的不公平」。他更欣賞早期的港產片——香港在「自己玩」的時候水準明顯比現在跟內地合作以後要高一些。
聽說韓寒過兩三個月又再來了，「因重要私事」 。在各媒體的文化版、娛樂版、中國版等留下一堆金句和燦爛笑容後，他來去如風，「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文／陳伊敏 攝／Chaucer K.C Wong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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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Response﹕作家說……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著名作家、文化人馬家輝稱韓寒為「二十一世紀新形態人氣作家」，將他作為「現象」來解讀。他說，韓寒身上匯聚各種流行元素——衣著打扮清新年輕、文字直率有趣，「內地有不少重火力批判社會的作家，但很少那麼詼諧有趣的。」同時，他善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作為發布平台，而且還是賽車手。馬家輝與韓寒交談時，感覺他說話的內容和語氣談吐都有超於年齡的穩重和成熟。
下「黑色暴雨」的夜晚，近兩千人湧進了韓寒的讀者交流會。觀眾中出現了知名作家和文化人：小思老師、廖偉棠、潘國靈……連向來深居簡出的旅港台灣作家黃寶蓮，亦冒傾盆大雨趕來，邊聽邊作筆記。
黃寶蓮：他沒有大中華心態
黃寶蓮坦言，不是韓寒粉絲，亦不大了解韓寒背景，只是想知道新一代內地年輕人的怎麼想。聽罷，她說，韓寒有自覺、獨立而清醒的思想，超越於政治意識、教條之外，是一個沒有受到環境污染的健康明朗的心靈，這是讓人非常欣喜。「知道內地一定不會只有一個韓寒，那就是中國的希望。」
「他對不同文化具有包容、理解與欣賞的態度，不像一些人以中國大陸正統自居，把香港台灣當地方邊陲」，她說，當韓寒被問到移民問題時，他說自己不會移民，因為戀自己的故土，「我喜歡他用故土，一個人生長的土地家園，而非愛國、愛民族那種空洞的字眼，政治性的說辭」。
廖偉棠：和魯迅並論不確切
廖偉棠認為韓寒 「很聰明，拿很到位，沒有過分張揚和嘩眾取寵，沉得住住氣」。現場所見，韓寒讀者不乏香港八十後、九十後，也許是被韓寒那種不願跟主流意見同謀的姿態所吸引。
他將韓寒看作「現象」，認為他善於用年輕人的邏輯去跟他們對話，保持讀者的尊嚴，不是單純前輩式的意見領袖型。 「他的博客相當好，保持與主流不合作的立場。文章常常呼喚理性與反思，但一些追隨他的人卻缺乏理性。」他說，博客大量的留言都是「坐沙發」，以露一面為榮。
很多人將韓寒與魯迅相提並論，廖偉棠認為是不確切的說法，若以文學的角度去期待韓寒，則 「評價不是很高」，好多年前看過他的小說，比較膚淺。」 目前，他對韓寒仍持「觀望」態度。
潘國靈：舊酒新瓶的幽默感
潘國靈對韓寒這次言談很「收貨」，從中看出他是一位幽默青年偶像，是站在舞台上收放自如、懂得面對觀眾的作家。但他指出，Q&A 形式局限了內容，並沒有什麼火花，「我主要是看他的應對，帶有黑色幽默的風采。」
「韓寒能認識到香港拯救了很多破碎的文化，不僅是產生流行文化，還保護了文人」，潘國靈認為，這雖也不是新觀點，但出自韓寒之口，確實有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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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兩種人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得罪韓寒是很嚴重的事。」來書展開講的台灣名嘴陳文茜評價韓寒：「他是可愛的孩子，又是賽車選手，充滿了傳奇，但是我不喜歡他講『上海世博是用錢堆出來的』，這顯示出他的膚淺。這話被西方媒體拿來討論世博會。」她認為「世博有很多韓寒賽車選手先生不了解的地方」 。
她勸告韓寒說：「他敢講，他是很多人眼中的英雄，所以他要珍惜他的話語權，他不再是一個憑快感衝刺的人，影響力這麼大，應該珍惜中國網民對他的崇拜。」此話當時在記者聽來只是無惡意的忠告，怎料一語激起千層浪，陳文茜瞬間淹沒在「挺韓」的炮轟中。韓寒後來輕鬆一笑：「不和女生爭辯。」
著名博客周筱贇發表《是韓寒無知，還是陳文茜無知？》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文中指出，上海本地的所有媒體，對於世博會，全部都是正面宣傳。媒體的天職之一，應當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權力的擴張。上海的媒體沒有這樣做，韓寒這樣做了，陳文茜有什麼好說的呢？
不過，也有人回應說：人生選擇又何止韓寒和陳文茜兩種呢？
7/25/2010
拒絕粵語配音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5日
【明報專訊】朋友們都知道我有「空間偏執狂」，許多地方，去過一遍之後覺得不錯，便不斷去不斷去，爭取坐在同一個位置。
看電影亦是。以前說過了，多年來一直去居所附近的某電影院看戲，通常挑選晚上九點五十五分或十點零五分那場，上網預訂戲票，挑同一個位子，就是進院後面對銀幕從前面數起的右邊第五排靠近走道處，彷彿不坐這個位子便渾身不自在，根本看不完整齣戲。一旦不坐這位子，總覺前後左右都有人在吱吱說話，但明明空無一人，所以無論看的是喜劇或悲劇，於我都變成了恐怖片。一旦坐了這位子，心便安了，全身放鬆，投入享受。
對的這已經接近病態了，似乎應該吃點藥，但也無所謂了，人生不百年，只要選擇適當的方法讓自己活得自在便好了。有問題？Just live with it，把問題控制在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便夠了。
然而問題有時候總稍稍超出自己的控制，像最近看了幾場3D動畫，非常不幸地家居附近的電影院只放映廣東話配音，我不喜，只好棄近求遠，開車到中環的戲院看戲。
看動畫片拒絕粵語，其實只因粵語是母語，語言向來不僅是工具，母語尤其，母語在聽與說與寫之上，不但具備使用的方便性，更有情感和記憶上的貼近性，要不要母語，等同於要不要一種「完整的語言」；用母語聽說寫，是把整個人投進溝通活動，把以往的記憶和印象帶進當下。所以當我看粵語配音動畫，一聽聲音即可聯想某個角色源出於某位本地演員，他或她演過的角色不期然地浮現腦海，他或她的名字，他或她的臉容，他或她的性格作風，都在眼前或隱或現地現身，由是干擾了看戲之樂，令我分了心。
聽英語不會有此不良效果。英語於我終究是「番語」，聽便聽了，感覺就只是看戲當下的感覺，不會把往昔印象帶進戲內，所以看戲感受變得比較「純粹」。
小時候看外國電視片集，幾乎每個男主角的聲音都來自譚炳文，我便很有意見，因為眼前每個男主角都變得像譚炳文，令戲味大打折扣。我的偏執狂其實自小已有，對於空間，對於聲音，對於影像，所以唯有承認——我是愈來愈難跟人和被人相處了。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朋友們都知道我有「空間偏執狂」，許多地方，去過一遍之後覺得不錯，便不斷去不斷去，爭取坐在同一個位置。
看電影亦是。以前說過了，多年來一直去居所附近的某電影院看戲，通常挑選晚上九點五十五分或十點零五分那場，上網預訂戲票，挑同一個位子，就是進院後面對銀幕從前面數起的右邊第五排靠近走道處，彷彿不坐這個位子便渾身不自在，根本看不完整齣戲。一旦不坐這位子，總覺前後左右都有人在吱吱說話，但明明空無一人，所以無論看的是喜劇或悲劇，於我都變成了恐怖片。一旦坐了這位子，心便安了，全身放鬆，投入享受。
對的這已經接近病態了，似乎應該吃點藥，但也無所謂了，人生不百年，只要選擇適當的方法讓自己活得自在便好了。有問題？Just live with it，把問題控制在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便夠了。
然而問題有時候總稍稍超出自己的控制，像最近看了幾場3D動畫，非常不幸地家居附近的電影院只放映廣東話配音，我不喜，只好棄近求遠，開車到中環的戲院看戲。
看動畫片拒絕粵語，其實只因粵語是母語，語言向來不僅是工具，母語尤其，母語在聽與說與寫之上，不但具備使用的方便性，更有情感和記憶上的貼近性，要不要母語，等同於要不要一種「完整的語言」；用母語聽說寫，是把整個人投進溝通活動，把以往的記憶和印象帶進當下。所以當我看粵語配音動畫，一聽聲音即可聯想某個角色源出於某位本地演員，他或她演過的角色不期然地浮現腦海，他或她的名字，他或她的臉容，他或她的性格作風，都在眼前或隱或現地現身，由是干擾了看戲之樂，令我分了心。
聽英語不會有此不良效果。英語於我終究是「番語」，聽便聽了，感覺就只是看戲當下的感覺，不會把往昔印象帶進戲內，所以看戲感受變得比較「純粹」。
小時候看外國電視片集，幾乎每個男主角的聲音都來自譚炳文，我便很有意見，因為眼前每個男主角都變得像譚炳文，令戲味大打折扣。我的偏執狂其實自小已有，對於空間，對於聲音，對於影像，所以唯有承認——我是愈來愈難跟人和被人相處了。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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