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半世紀前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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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子哪能無情事﹖
　　與其﹐為外人齷鹺編排﹐不如為情自為文。大才子蔡元培﹐如是了﹔大才子魯迅﹐如是了﹔當然﹐還有胡適。
　　這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無不仰慕的蔡老元培﹐半個多世紀前的情事。讀之﹐惟有﹐心向往之。
　　世紀初﹐小女子在北大讀書﹐日日經過未名湖側小樹林里蔡老的雕塑﹐“自由”二字就這樣﹐隨著春日里的楊柳熏風﹐點點滴滴浸入皮骨了。

未名湖畔開風氣－蔡元培的事業與婚姻
蔡登山
87 年 4 月 19 日
蔡元培主持北大，為中國學術開一新紀元。在婚姻關係上，則從傳統的大男人主義思想，轉變為倡女權、撰寫「夫妻公約」，又提出驚世駭俗的「徵婚條件」，在那個保守的年代，提倡男女平等與婚姻自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北京古老的皇城外，河邊上的垂柳依然掩映著故宮的角樓。離這兒不遠，是當年的「沙漢」，老北大的「紅樓」依然默立在路旁。而歲月易逝，八十年彈指已過，當年健者如今俱往矣，如蔡元培者，也只剩文獻可尋覓了。作為蔡元培的學生、老朋友，又幾度因蔡氏辭職或出國而代理過北大校長的蔣夢麟曾說：「如果你將石子投入平靜的水面，漣漪就會從此中心向遠處外擴展開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維新的浪潮已經消退成為歷史。在這平靜的古都裡，只剩下一些貝殼，作為命運興衰的見證者。但在北大聚集著含有珍珠的活貝，它們注定要在一代人的短暫期間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貢獻。把叛逆知識份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便是一九一六年成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

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鬥堡壘

蔡元培自己說：「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若細究起來，去掉辭職、出國多次，躬親視事不過四年，在整個一世紀的歷史中，也不過廿五分之一；而以此四年之力，「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鬥堡壘。」（馮友蘭語）其功不可謂不巨。雖然，蔡先生一生可資談論者不少，如從「怪八股」中舉、點進士、授翰林的仕途得意，到「張園演說」成為「革命巨子」；從驚世駭俗的「徵婚條件」到一往情深的＜祭亡妻黃仲玉＞；從「民國教育總長」到中國第一個國家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從《中國倫理學史》到《石頭記索引》……然而這一切比起他執掌北大，都顯得微不足道。梁漱溟曾說：「核論蔡先生一生，沒有什麼其他成就，既不以某一種學問見長，亦無一椿事功表現。」又說：「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梁氏前論容有爭議，後評則允稱知言。吳敬恆則以蔡元培和章太炎相比，指章為「學人」，而蔡為「學人兼通人」，然後說：「學人難，惟通人更難，學人守先待後，通人則開風氣者。」
論者指出，以清末翰林而身預光復會、同盟會，成為雙料革命，蔡元培是第一人；以開國元勳入主教育部，進而把畢生精力貢獻於教育事業，倡導「學術自由」，致力現代科學，蔡元培又是最徹底的一個。滿清由戊戌的「失民心」，終致辛亥的「失天下」，在這樣的時勢背景下，不難理解蔡元培的籌組光復會、加入同盟會，乃至試製炸彈，力主「暗殺」與「暴動」的種種舉動。戊戌之際，在他看：以中國之大，積弊之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要想靠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康黨之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現勢絀。」因此蔡元培顯然注意到避免「不動」或「盲動」這兩種態度傾向，以為社會革命與文化啟蒙這兩大任務不可以互相替代。他的眼光不見得特別犀利，但卻較他人深遠，於是他把目光落到教育上─興亡重溫百年計。論者以為「以傳播新知、開通風氣、啟迪民智、進化民德為宗旨的啟蒙者，雖然在近代中國新知識份子中不難開具一長串名單，但就用力之巨、歷時之久、收效之著而言，嚴復之後，蔡元培與張元濟無疑是一時瑜亮、並世雙峰。張元濟之於商務印書館、蔡元培之於北京大學即為明證。」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呂思勉說：「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為中國學術界開一新紀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質，能使各方面的學者同流並進，而給予後來學者以極大的自由，使與各種高深的學術都有接觸，以引起其好尚之心。」用蔡元培自己的話說，不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二者互為表裡彼此依托，然「思想自由」如蛇行草間，隱然難察；而「兼容並包」卻在在存人耳目，博得滿堂喝彩。人們說到當年北大一時之盛的師資，從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到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從「五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會讚一聲「雅量」。蔡元培說：「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命運，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雖說「兼容並包」乃「世界各大學通例」，但當時能恃此點鐵成金者，惟蔡元培一人。梁漱溟把這歸因於蔡元培的「器局大、識見遠」，他說：「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的了；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儘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真是道出其中三昧，語語中的。
對於蔡元培之評價，可說譽辭千篇，毀過無一語。諸如吳敬恆、蔣夢麟皆以「完人」稱之。然綜觀其一生，卻也面對種種艱難的選擇。他說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守住了「不棄不執」的理想，然而關於他的抱負，不管濟世明德或學術志向，似乎多所挫折。他的屢而去國、歸國，似乎正表明他與現實的痛苦關係：有所離而又無法離、無法大有所為而又要有所為。論者指出，他不得不承擔起一種矛盾的雙重命運：一方面是參與型的「行動人物」，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型的「觀念人物」；一方面是思想和知識的固有理路，另一方面是現實社會問題的緊迫要求；一方面是現代價值觀念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想狀態的「犧牲」；兩難的衝突，造成難以擺脫的心理焦慮和歲月蹉跎。（吳方語）是令人惋惜的。
倡女權，撰寫「夫婦公約」 「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為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何如耶。」「汝愛我以德，無微不至。對於我之飲食、起居、疾痛、痒，時時懸念，所不待言。對於我所信仰之主義，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見不與我同，常加規勸；我或不能領受，以至與汝爭論；我事後輒非常悔恨，以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傷汝之心。嗚呼！而今而後，再欲聞汝之規勸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時時銘記汝往日之言以自檢耳！」這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蔡元培在歐洲得蔣夢麟、譚熙鴻電，驚悉夫人黃世振（仲玉）病逝北京法國醫院後，和淚手撰＜祭亡妻黃仲玉＞一文中的兩小段，字字血淚，可見鶼鰈情深。蔡元培生於一八六七年，在二十三歲時遵兄長之命與王昭女士結婚。王昭，浙江稽會人，大新郎一歲。婚後兩人的生活，並非如鼓琴瑟，相敬如賓，由於王昭「有潔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屬，非與同癖者或觸之，則懊憾欲死。睡則先去外衣，次去裙，必以濕巾遍拭髮及衣衽，蓋十年如一日。其始歸也，余惡其繁瑣，常與之爭，君又尚氣，又不受怫逆之詞。余好奢，而君持之以儉。余不欲近細事，而君持之以勤。余於時持嫁從夫之義，時有以制裁之，君雖不能不相讓，而心滋不悅，以是得肝疾。」（蔡元培＜悼夫人王昭文＞）其時蔡元培仍未能擺脫傳統的大男人主義思想，仍持有「出嫁從夫」之觀念。至一九○○倡女權，撰寫「夫婦公約」，其後「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焉」。可惜好景不長，半年後，王昭去世，得年三十五歲。蔡元培揮淚撰文為悼，情詞悲切，飲人不忍卒讀。
王昭去世後經年，友朋多勸蔡氏續娶，並為之媒。但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說：「我那時提出五條件：（一）天足者；（二）識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妻意見不合時，可以解約；（五）夫死後，妻可以再嫁。同鄉的人，對於（一）（二）兩條，竟不易合格；而對於（四）條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當。有林君為言都昌黃爾軒先生之次女天足，善書畫。黃先生方攜眷屬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詢。我適與童君又往臨安，抵餘杭，薄暮，童君識余杭某局長葉祖鄉君，往投宿。葉君設宴相款，我大醉，葉君諒我真率。晚餐後，葉君導觀大廳中所懸之圖畫，均極精細之工筆畫，款署黃世振，字亦秀勁。葉君說，這是我同鄉黃君爾軒之女，甚孝，嘗刲臂療大疾，工書畫。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葉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後來借葉君之力，我得與黃女士訂婚，己丑□月結婚於杭州。」（案：己丑當為辛丑之誤，一九○一年十一月廿二日於杭州結婚。）婚後兩人如魚得水，夫人更是一賢內助。這段婚姻維持二十年，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黃世振去世為止。

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蔡元培第三次當新郎是在一九二三年，是年五十七歲，因夫人黃仲玉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無人照顧，不能不續娶。但他的擇偶條件有三：（一）原有　相當認識，（二）年齡略大，（三）熟暗英文而能為研究助手者。屬意於愛國女學舊同學周峻（養浩）女士。周女士，南京人，在蔡元培主持愛國女學時，即來就學，又進承志、啟明諸校；畢業後服務社會多年，任教安徽女子師範、上海神州女學等校，時年三十三。蔡元培託前任愛國女學舍監杭州徐仲可夫人何墨君介紹，得周峻同意，於三月十五日在上海訂婚。七月十日在蘇州留園結婚。蔡元培＜雜記＞手稿記云：「午後三時，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飯店親迎，即往留園，四時行婚禮。」「客座設禮堂，音樂隊間歇奏樂。有客來要求演講，因到禮堂說此次訂（締）婚之經過。」十天後偕夫人周峻、女威廉、子柏齡赴歐，舟中曾賦詩一首云：「忘年新結閨中契，勤學將為海外遊；鰈泳鶼飛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後由比利時移居法國，蔡元培一面埋首著述，一面協助吳敬恆（稚暉）、李煜瀛（石曾）辦理「華法教育會」、里昂中法大學事宜。一九二六年應北京政府教育部電促，偕夫人返抵上海。一九二八年四月任首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去世為止。周峻於相夫教子之餘，致力於繪事，她曾在布魯塞爾美術學校及巴黎美術專科學校政讀，一九二九年她在上海舉辦的「全國美術展覽會」上展出油畫＜蔡元培半身像＞，蔡元培親題七絕一首云：「我相遷流每剎那，隨人寫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可見伉儷情深。而周峻曾有和韻，其中有「天荒地老永不磨」一句。又一九三九年春，值周峻五十壽辰，蔡元培為詩以祝云：「蛩驅生涯十六年，耐勞嗜學尚依然，鳥居每恨圖書少，春至欣看花鳥妍，兒女承歡憑意匠，親朋話舊詡心田，一樽介壽山陰酒，萬千巖在眼前。」兩年前的冬天蔡元培帶著家人南下香港養病，島居的歲月，有著賢妻與子女在旁，峰火中他忍痛留下北大的顛沛，避地南來。一九四○年三月五日病逝，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關關﹕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背山面海﹐視野朗闊﹐不屈蔡君矣。)舉殯之日，全港下半旗誌哀。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就長眠於香江了。
北大轉瞬間已百年，其間幾度風雨幾度春秋，當年的「紅樓」已隔雨相望冷，甚至已沒有多少莘莘學子記得陳獨秀、胡適在這兒鼓動風潮，而更多的人穿梭在未名湖畔的叢樹幽林間，有著輕快的笑語。蔡元培塑像謙和地獨守著一片淨土，無論歲月的塵埃如何起落飛揚，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無論時間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動搖了多少權威的根基。蔡元培卻魅力不減、風神依舊，只因他為新文學、新文化，但開風氣。